作者:庄小松; 康乐 期刊:《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9年第12期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学贯中西又极具个性的一代大师,他提出的教育独立思想、通才教育思想、品性教育思想,对于现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意义,包括回归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本位,坚持人才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动态平衡,明确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
近几年,教育界还存在着一块特殊领域——民国教育。那个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当时文化繁荣、大师辈出的景况,依然会勾起人们的回忆。当时的教育也处在巨大的变革中,受到文化大家的深切关注。在此,小编特别整理了一份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春秋史课试题,拟定者是与胡适、冯友兰、傅斯年、郭沫若等齐名的文化大家顾颉刚。那生动活泼的试题,隐藏其中的教学相长的精神,令学界惊艳不已。
90年前,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中,中国涌现出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怀有雄心壮志,追求光明,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性情激昂,个性鲜明,敢于挑战权威。然而,数十年来,我们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认识并不充分,有的人物甚至被误读。今天,理应对这批新文化的先驱进行深入解读,这样做,既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作者:吴景平,郭岱君编著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是世界著名的智库,拥有享誉全球的图书及档案,其中包括日记、蒋经国日记、国民党党史资料、宋子文文件等,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诸多领域的研究,极具价值。自2004年起,复旦大学与胡佛研究院的学者开始合作,整理与研究胡佛典藏的近代中国人物档案。
中国有个传统说法:“二十岁不狂是庸人,三十岁犹狂是妄人”。这话颇有深意:年轻时若被社会规则拘束了,就会思想拘泥,格局有限。而年岁渐长,人已较多地接触和进入社会,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如果还一味自我膨胀,说明你没有学习和适应能力,便是妄谬了。言辞之中,说明了人的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冲突、磨合和互补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冲突世代难了,“狂”就成为永恒的话题。
<正>一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傍晚,南京中山陵风景区内的灵谷寺北塔上,一个身影从第三层飘然坠落,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便如同一枚落叶一般,在这冬日的寒风中瞬间凋零。这是个什么人呵?她是怎么进入塔内上得塔去的?这是事发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因为这灵谷塔并不向游人开放。然而,当人们知道了死者身份后,似乎什么反应也没了,唯有一声叹息。死者名叫曾昭燏,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江苏省文管会副主任等,著名的考
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傅斯年楼上。傅斯年被称为"傅大炮",连见都傲慢地翘着二郎腿,不爽时,甚至对破口大骂,可见了陈寅恪却毕恭毕敬。每当日军空袭,傅斯年就拖着肥胖的身体,小心翼翼将眼睛不好的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对有学问的人尊敬,便是教养。
1930年,历史学家劳干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有过多年的交往,他经常向陈寅恪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陈寅恪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很感激,因此对陈寅恪格外尊重。1949年,劳干随迁台的史语所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被人文主义者视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19世纪语文学随着学科专业化成为专门学科,并在德意志地区成为显学。20世纪初傅斯年留德期间曾受到语文学熏陶。在他看来,语文学在形式上与传统考据学相似,但却比考据学更科学。傅斯年回国后,将语文学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将其以科学的面貌呈现给世人。本文通过梳理语文学在德国的发展,揭示德国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如何影响了傅斯年的历史研究,并探讨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中...
一走出东莞,是容庚人生的真正开始,此前的中学教员,作《雕虫小言》刊于《小说月报》以及编辑《东莞印人传》等,都是他北上的铺垫和金石研究的预习。在《颂斋自订年谱》的白纸黑字记载中,容庚离开东莞北上的准确时间是1922年(壬戌)6月23日。同行者,是他的胞弟容肇祖。
傅斯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本文对傅斯年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
傅斯年在新文学理论的草创时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其文论的论述策略是一个值得 细思的有意味“个案”.本文首先讨论了“五四”时期的文学语境,这是傅斯年进行论述的历史场域;进而 建立并论证这一论点,傅斯年有意采取面目模糊的文学定义,背后隐匿了其新文学观的论述策略,即借 助歧义丛生的文学定义,获得“文学革新”的自身合法性.本文关注到了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文本,但 同时并没有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傅斯年,而兼顾到与之相关的...
本文要旨为描摹讨论“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创院院长蔡元培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史语所的成长、发展过程言之,蔡元培曾提供相当的帮助,扮演着扶植奖掖者的角色。同时,在史语所向更美好的前景迈开大步的历程上,蔡元培始终尊重史语所的学术自主空间,为营构理想的学术建制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在史语所成长过程里扮演的角色及双方的互动历程,对新生世代的学术领导者,实是启示无限。
作者:王锐 期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1年第02期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傅斯年的这批书信和文章,是对抗战以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向崩溃的总结,是对孔、宋家族以权谋利大发国难财的控状,是向贪官污吏宣战的檄文,也是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心迹的独白。“五四”一代学生领袖,多年之后,王旗变幻,各奔前程,或光耀于学界,或得意于官场,或献身于主义,或埋头于书斋,而如傅斯年先生,秉持理想,踔厉风发,为国尽忠,为民请命者,民国以来第一人也。抗战爆发,将士在前线杀敌,他在后方打虎,苦斗十年,硬是...
蔡元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弥漫于内心的仁慈。1917年,北京大学有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不端,引起同学反感,有人写了“征伐”他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上。当时正在该校就读的傅斯年也厌恶这个人,写了个匿名帖参与“征伐”,引来众人围观,有人还在上面圈点,语言也很出格。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学成归国后.人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正在大好年华之际,他却患上了严重的肋膜炎,后转为肺病,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
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52周年座谈会上,傅斯年说出这样一番妙语:“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元培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办事,真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插话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