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力学》；双语教学；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81-02
一、引言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这是国家领导人在2010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具体包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其目的是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更明确为教育国际化。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聚焦战略主题，实现重大突破”包括“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增强上海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在重点任务中指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国际交流、理解、合作、竞争能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预期，国际化将成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在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
本文拟初步探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建设问题，特别是《理论力学》课程建设问题。《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不仅是整个力学学科的基础，也是机械、航空、航天、车辆、动力、土木、水利等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力学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理论力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素质起着关键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的新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在合作办学、学科建设、交换学生等不同的方面展开。对于我们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而言，课程建设是一个可以积极参与的方面，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性环节。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教学质量，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大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而且要具有国际视野并能参与国际交流。课程建设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帮助学生满足这种新的要求。例如，加强和改进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在《理论力学》课程中，特别要强调所研究问题的工程背景，以及强调分析、求解问题的规范性，以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具体、程序化的思维方式。
2.建设可等效互换课程，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工作的基础。无论是与境外学校课程和学分的互认，还是发展留学生教育，都需要国内外的相关课程群能够等效互换。这里所谓课程群的等效互换是指，并非需要单门课程之间的等效互换，而是若干门同类课程的等效互换。例如，中国的《理论力学》课程不必与北美最接近的课程“Engineering Mechanics”等效，事实上，由于教学传统的不同，这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理论力学》及其后续课《高等动力学》整体上应该与北美“Engineering Mechanics”及其后续课“Intermediate Dynamics”等效[2]。
3.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课程建设还要有助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个双向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课程建设，并不仅是单向地借鉴和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也要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包括课程建设成果。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高等教育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文学历史等传统领域，也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等领域。通过课程建设产生的精品教材，应该有英文版本，并争取在国际主流出版社出版。
三、《理论力学》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特殊建设机遇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对课程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些发展机遇是所有课程均等。例如，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将加大从海外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力度，同时为国内在岗教师提供出国研修的机会。这势必将进一步提升高校师资的素质，对于课程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发展机遇与课程相关，不同课程得到的发展机遇不尽相同。比较而言，《理论力学》应该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受益较多的课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同学科的课程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受益程度有差别。受益较多的是那些与国情、历史、传统等无关的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而相对受益较少的课程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如思想政治课。力学是门科学，对力学原理例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不论何种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受过充分的教育，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事实上，近代力学并非产生于中国，民国初期高校都是西方人用英语教材讲授力学课程，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有中文的力学类教材。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论力学所属力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该课程在原则上是超越文化差别的国际工程语言的基础。因此，力学类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比那些文化依赖课程以及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
《理论力学》的课程性质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建设的良好机遇。《理论力学》是技术基础课中比较基础的课程。该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完全不依赖各国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只有单位制可能略有差别，北美教材传统上都采用英制，而国内教材依照国标而采用国际单位制。不过，近年来，北美教材也注意了国际单位制的普及，有些多次再版的教材专门为国际学生出版了国际单位制版。这些使得在《理论力学》课程建设中可以更专注于科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而不需要用很大精力协调外在的规定等。
《理论力学》课程建设能较大地受益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还由于现有课程的水平较高，并且与西方同类课程风格迥异。国内理论力学教学界已经超越了最初主要采用英美教材，随后借鉴苏联教材的发展初级阶段，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教学传统[3-5]。国内《理论力学》课程方面的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性强，起点与数学物理先修课配合较好，配套课件及其相应的素材库比较丰富，教材比较简明等。因此，能与欧美同类课程注重生活背景和工程应用、大量例题和习题的教学风格有强烈的反差而形成“必要的张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
四、建设国际化课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为《理论力学》课程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但要建设水平一流质量上乘的国际化课程，还需要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踏实工作，并特别要解决下列问题。
1.国外教材的深入系统研究。加强国外工程力学和中级动力学教学教材的研究，这是建设国际化《理论力学》课程的基础。对于多数教师而言，国外教材研究比教学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因此教材研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应该先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教学和教材的研究就在持续进行，但总体上仍“比较缺乏对国外优秀教材的深入研究”[6]。就理论力学课程而言，对国外教材的现有研究比较零散，不够深入系统。在教材研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外教材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内容、体系、概念、方法等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也包括讲解详略、例题习题组织、插图版式等教学风格方面，还包括一些约定和习惯等，如前面提到的单位制等。
2.更广阔视野下的双语教学。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积极倡导开展双语教学。先后提出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教材和英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教高[2001]1号文《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和教高[2001]4号文《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特别是2007年启动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还设立了“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由于种种原因，《理论力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开展的比同属基础力学范畴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要少。开展双语教学的本意，是要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发展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提高，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但是，或许是望文生义的误导，有时双语教学被狭义地理解成为以某种比例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上课。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具体目标应该是中外课程的等效互换性[7]。即在中国高校学习了《理论力学》课程群的学生，到外国高校应该能顺利的学习有关后续课程。至于课程具体有哪些环节、多大比例用外语讲授，并非是问题关键所在。
3.国际化优秀教材的建设。为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便于文化交流，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由中外教师合作编写英文教材。教学体系总体遵循国内教学的传统，反映国内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成果。内容必须达到我国高校教学基本要求，语言要规范，要有问题的引出、工程背景的描述、例题和习题借鉴以及参考国外优秀教材。起步阶段可以学习前苏联的做法，学习国内出版的优秀教材，例如《理论力学》教材[8]。从长远看，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教材要争取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即使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学生的教材，也要争取成为教师的参考书，还要争取成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学生教材或参考书。
五、结语
国际化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为高度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和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理论力学》这类与特定国家文化传统无关，也与各国的规范和标准无关，而且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将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建设国际化课程目前要开展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外教材，以能与国外课程等效互换为目标开展双语教学和编著国际出版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1]胡海岩.对力学教育的若干思考[J].力学与时间，2009，31（1）：70-72.
[2]Li-Qun Chen.Suitability of western textbooks on statics and dynamic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C]//Proceedings of 21st Canadian Congress of Applied Mechanics（Toro nto，June 3-7，2007）（Kawall G，Yu S，and Naylor D eds.，2007：117-118.
[3]洪嘉振.工科理论力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C]//力学课程报告论坛2006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33.
[4]李俊峰.理论力学课程体系改革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08，（4）：10-13.
[5]王琪，王士敏.理论力学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C]//力学课程报告论坛2008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55.
[6]叶志明.黄毅.加强国外力学教材研究 促进我国优秀教材建设[J].中国大学教育，2007，（5）：11-12.
一、要“加快建设”
第一个关键词是“加快建设”。为什么要“加快建设”?我讲三点背景:
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其关键是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可以极大地促进科技发展,改善技术贸易条件,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效益。要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至关重要,高等教育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必然要求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这标志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民间的讨论、学术界的研究变成了政府行为。在第18次直属高校咨询会议上,一些校长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应建设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体系。这个观点,在近两年的高等教育强国的讨论中大家取得了共识,都希望加快建设步伐。我认为,建设这个思想体系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第二,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需要。《教育规划纲要》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对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我曾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也提出了很重要的目标。《高等教育专题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之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教育研究者去研究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更好地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同时,在贯彻和实践过程中也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所以,《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以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
第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念,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思想、理念的改革是先导”。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次100多人的校长会上提出,一场教育思想观念的讨论悄然兴起。后来,在已提出的“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这两句话后加了一句,即“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是先导”。这不是随意加的一句话,而是在跨世纪的改革进程中,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在1992年第4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们感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宏观研究。1993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成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组,汇聚了有关省市教委和有关高校领导、知名的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如潘懋元、顾明远、刘一凡、王冀生、陈祖福,还包括在座的许多专家等,以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3路研究力量,共300多人,历时5年,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研讨工作,先后召开了3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三部论文集以及一部专著。研究成果概括提炼了14大理论要点。这项研究成果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这项研究及其成果,对当时及其后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又组织研究了大型课题“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作为理论要点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从1993年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到2001年开始的“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再到2008年开展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2001年以来持续召开了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推进教育理念研究的不断深化。十年来论坛的主题本身就是对“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探索。历届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说历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我们从论坛主题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思想观念变革的轨迹和不断深入的探索历程。今天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是有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的,现在进一步加快研究、建设,我个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原因有几点: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须。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是一以贯之地紧紧抓住和体现这个主题和灵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论断写入了。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今天,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成为13亿中国人民的坚定共识。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越来越显示出“中国道路”的作用。国外不少专家学者、政界人士、新闻媒体对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予以高度的评价。评价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世界的敬意;由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备受瞩目。在今年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说:“中国及其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关注,中国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有舆论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启示。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我们今天应该更加坚定地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刘延东同志在2010年7月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0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之必须。《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需要加大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但还有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意义。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首先要有国际视野,要站在世界的高度,面向世界来观察和考虑我们的教育;其次要经常关注和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动向,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第三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派出的留学生很多的是去国外学习科技、专业知识,而去学习高等教育教学的很少,去研究所在国文化的更少。其实,国际交流最根本的是学习和引进世界优秀文化,并使之与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从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看,国际化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是中国化的,然后才能是国际化的。其实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基本是一样的,就是希望通过大学的课程来增加学生的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用以解决问题,成为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各国的培养方式各具特色,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来形成自己的方式。中国需要研究建立的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借鉴别国先进理念后,坚持自主创新,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莫不如此。美国先后学习英国、法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在学习法、英、德等欧洲国家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念,走出自己的道路;德国也走上了有别于法国、英国的道路;日本的教育虽然吸收美国、欧洲教育的许多有益经验,但是仍有自己的道路。世界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没有共同的发展模式,无法共轨。
第三,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必须。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聪明智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生活阅历创造了优秀的精神文化。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中蕴涵着高尚的爱国思想、崇高的人生理念、浓厚的人文精神;同样不乏因材施教等丰富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等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2010年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指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这句话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教育模式要与文化相适应。在谈论通识教育、回答中国校长的问题时,他指出,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模式,对中国而言,是在异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加变动而全部照搬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莱文的这句话应该说讲得比较到位,教育模式要与本国的文化相适应。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要与中国深厚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一点,中外很多校长都有共识,都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谈到。比如说,京都大学校长松本竑说,现代社会,人们的渴望欲求无极限,由此造成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科技的发展是不够,需要仰仗哲学和人文的支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节制、廉耻心、感激之心、知足之心等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亚洲共享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汉字中代表“和平”、“知足”、“感谢”的这些字,在亚洲文化圈中都能够理解和赞同。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更应该体现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也是说为什么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第四,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之必须。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从第一所大学算起,才100多年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60多年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高等教育也步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最好阶段。经过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进行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等大改革后,迎来了教育的大发展。这期间也涌进了各种思潮,但当时我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仅学习别国成熟成功的经验。由此可见,教育创新,必须认真总结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这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五,总结提炼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之必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改革、大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和教育思想。如素质教育,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认为这是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当然还有其他,如我们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教育,高度重视本科教育;还有刚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很多的教育思想,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研究。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总结提炼这些特色,树立信心,博采各国所长,吸收成熟经验,高校领导、教育专家也应把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研究和建设。我们的大学不仅要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也应当出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出教育理论。几十年以后,我想我们的后来人,特别是后来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专家、教育家就会更多地去回忆、去了解、去讨论你、也包括你所领导的大学在这方面所做的成绩和贡献。
三、国际视野,中国道路如何开展这项研究,我提出“国际视野,中国道路”与大家探讨。
第一,虚心学习外国成熟的经验。对于外国的经验,要下功夫认真地去了解、去探索,也应该尽可能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不能只从杂志上找文章,人云亦云。一方面,不了解情况容易片面理解,把不全面的东西引进来;另一方面,对于别国真正好的东西,也要有选择地学习。这里提一个问题:别国成功的经验移植到另一国家是否就会成功?或者说别国成功的就一定要学?对这个问题,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回答中国校长的提问时说得很有智慧。汉密尔顿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也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大学担任过校长。有中国校长问,如果您到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则来做校长?他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都是好大学,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这样的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特别有优势的一个传统,但导师制很昂贵,而且我们现在也遇到了财政方面的困难,可是,我们宁愿放弃投资楼盘、停止设备投资,但永远不会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但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把“导师制”引进耶鲁了呢,没有!哈佛大学也没有推广导师制。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没有一个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必须因地制宜。
第二,要面向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尽可能深入实际广泛地去了解情况。要认真地分析我国教育的实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并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提升。教育研究工作者应从理论和思想上引导高等教育的改革,从实践上分析和总结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理论。
第一个关键词是“加快建设”。为什么要“加快建设”?我讲三点背景:
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其关键是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可以极大地促进科技发展,改善技术贸易条件,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效益。要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造就一支庞大的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至关重要,高等教育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必然要求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这标志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民间的讨论、学术界的研究变成了政府行为。在第18次直属高校咨询会议上,一些校长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应建设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体系。这个观点,在近两年的高等教育强国的讨论中大家取得了共识,都希望加快建设步伐。我认为,建设这个思想体系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
第二,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需要。《教育规划纲要》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对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我曾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也提出了很重要的目标。《高等教育专题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之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教育研究者去研究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更好地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同时,在贯彻和实践过程中也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所以,《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以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
第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念,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思想、理念的改革是先导”。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次100多人的校长会上提出,一场教育思想观念的讨论悄然兴起。后来,在已提出的“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这两句话后加了一句,即“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是先导”。这不是随意加的一句话,而是在跨世纪的改革进程中,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
在1992年第4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们感到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宏观研究。1993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成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组,汇聚了有关省市教委和有关高校领导、知名的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如潘懋元、顾明远、刘一凡、王冀生、陈祖福,还包括在座的许多专家等,以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3路研究力量,共300多人,历时5年,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研讨工作,先后召开了3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三部论文集以及一部专著。研究成果概括提炼了14大理论要点。这项研究成果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这项研究及其成果,对当时及其后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又组织研究了大型课题“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作为理论要点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等教育思想理念。从1993年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到2001年开始的“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再到2008年开展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2001年以来持续召开了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推进教育理念研究的不断深化。十年来论坛的主题本身就是对“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探索。历届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创新”、“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与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说历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抓住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难点和热点问题。我们从论坛主题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思想观念变革的轨迹和不断深入的探索历程。
今天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是有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的,现在进一步加快研究、建设,我个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原因有几点: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须。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是一以贯之地紧紧抓住和体现这个主题和灵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论断写入了。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今天,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成为13亿中国人民的坚定共识。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越来越显示出“中国道路”的作用。国外不少专家学者、政界人士、新闻媒体对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予以高度的评价。评价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世界的敬意;由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备受瞩目。
在今年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说:“中国及其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关注,中国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有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这些经验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均会有帮助。”有舆论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启示。
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我们今天应该更加坚定地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刘延东同志在2010年7月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0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之必须。《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需要加大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但还有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意义。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首先要有国际视野,要站在世界的高度,面向世界来观察和考虑我们的教育;其次要经常关注和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动向,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第三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派出的留学生很多的是去国外学习科技、专业知识,而去学习高等教育教学的很少,去研究所在国文化的更少。其实,国际交流最根本的是学习和引进世界优秀文化,并使之与中国文化融合起来。
从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看,国际化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体系,因为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是中国化的,然后才能是国际化的。其实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基本是一样的,就是希望通过大学的课程来增加学生的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用以解决问题,成为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各国的培养方式各具特色,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来形成自己的方式。中国需要研究建立的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借鉴别国先进理念后,坚持自主创新,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莫不如此。美国先后学习英国、法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在学习法、英、德等欧洲国家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高等教育理念,走出自己的道路;德国也走上了有别于法国、英国的道路;日本的教育虽然吸收美国、欧洲教育的许多有益经验,但是仍有自己的道路。世界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没有共同的发展模式,无法共轨。
第三,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必须。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的祖先以他们的聪明智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生活阅历创造了优秀的精神文化。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中蕴涵着高尚的爱国思想、崇高的人生理念、浓厚的人文精神;同样不乏因材施教等丰富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等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
2010年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指出,每一种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的适应性,这句话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教育模式要与文化相适应。在谈论通识教育、回答中国校长的问题时,他指出,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模式,对中国而言,是在异域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加变动而全部照搬到中国文化当中去是很难成功的。莱文的这句话应该说讲得比较到位,教育模式要与本国的文化相适应。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要与中国深厚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一点,中外很多校长都有共识,都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谈到。比如说,京都大学校长松本竑说,现代社会,人们的渴望欲求无极限,由此造成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科技的发展是不够,需要仰仗哲学和人文的支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节制、廉耻心、感激之心、知足之心等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亚洲共享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汉字中代表“和平”、“知足”、“感谢”的这些字,在亚洲文化圈中都能够理解和赞同。所以,我们中国的教育更应该体现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也是说为什么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第四,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之必须。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从第一所大学算起,才100多年的时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60多年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高等教育也步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最好阶段。经过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进行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等大改革后,迎来了教育的大发展。这期间也涌进了各种思潮,但当时我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仅学习别国成熟成功的经验。由此可见,教育创新,必须认真总结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这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五,总结提炼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之必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改革、大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和教育思想。如素质教育,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认为这是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当然还有其他,如我们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教育,高度重视本科教育;还有刚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很多的教育思想,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研究。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总结提炼这些特色,树立信心,博采各国所长,吸收成熟经验,高校领导、教育专家也应把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加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研究和建设。我们的大学不仅要出人才、出科研成果,也应当出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出教育理论。几十年以后,我想我们的后来人,特别是后来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专家、教育家就会更多地去回忆、去了解、去讨论你、也包括你所领导的大学在这方面所做的成绩和贡献。
三、国际视野,中国道路
如何开展这项研究,我提出“国际视野,中国道路”与大家探讨。
第一,虚心学习外国成熟的经验。对于外国的经验,要下功夫认真地去了解、去探索,也应该尽可能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不能只从杂志上找文章,人云亦云。一方面,不了解情况容易片面理解,把不全面的东西引进来;另一方面,对于别国真正好的东西,也要有选择地学习。这里提一个问题:别国成功的经验移植到另一国家是否就会成功?或者说别国成功的就一定要学?对这个问题,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回答中国校长的提问时说得很有智慧。汉密尔顿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也在世界很多著名的大学担任过校长。有中国校长问,如果您到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则来做校长?他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都是好大学,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这样的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特别有优势的一个传统,但导师制很昂贵,而且我们现在也遇到了财政方面的困难,可是,我们宁愿放弃投资楼盘、停止设备投资,但永远不会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但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把“导师制”引进耶鲁了呢,没有!哈佛大学也没有推广导师制。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积累起来的优势和劣势,没有一个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必须因地制宜。
第二,要面向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尽可能深入实际广泛地去了解情况。要认真地分析我国教育的实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并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提升。教育研究工作者应从理论和思想上引导高等教育的改革,从实践上分析和总结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理论。
第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内容和基本原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在酝酿把“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设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以推动全国范围内更深入的研究。那么,从哪些方面开展研究?
关键词: 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也不断得到提升。然而,作为工具手段的教育研究方法却仍处于落后水平,文献法、经验总结法等理论方法仍占多数,定性定量相结合方法虽日益被重视但仍占少数,相比于西方尤其美国的多种多样、多元跨学科研究有很大差距。本文对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进行文献分析,从期刊文献的角度了解了我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以发现不足,寻求改进。
一、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方法研究的历史回顾
纵观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重视教育实验研究,到强调教育行动研究,最后在二十一世纪初提倡教育研究“范式”的争论中质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教育研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分类及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混合范式等问题。教育研究方法不断从经验走向理论,从单纯定性走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1]。调查研究和实验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多元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教育研究方法”为精确提名或关键词能搜索到有关教育研究方法论文127篇,其中2000年到2008年的论文103篇。下面对全部论文进行分系比较。
1.时间
在2000年3月到2010年3月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收录的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总趋势是增加的,并且自2004年以来,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兴趣一直较高。2005年到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占二十一世纪以来总量的69%。
表1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年份分析
2.刊物
将论文分为教育类全国核心刊物、大学学报和其他三类期刊,可以分析出研究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所发表的文章在全国核心刊物(根据2008年《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划分中占了1/3以上,层次较高。
表2 教育研究方法刊物分析
3.论文研究内容
对这103篇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分为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内容比较类、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探讨、教育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教育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反思总结、教育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研究方法的价值意义和其他一些内容。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基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范式和方法论的争论的激烈及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的关注,所中一半以上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第二,关注教育研究方法的中外分析、内容比较及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文献综述的研究者多于1/4以上,而这几方面均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取得了一定成果。
表3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内容分析
二、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作出定义。众所周知,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作为工具手段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种形态。如文献法、数模分析的方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研究、历史方法、比较的方法等[2]。然而有关方法的分类似乎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标准,在这里,我姑且将它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多用于一些文献综述的论文中,而实证的方法包括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具体来说,定量研究包括:描述统计、经验和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独立卡方检验、结构方程模式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重点小组讨论、观察法、文献内容分析等。同时定性定量相结合混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被重视[3]。基于上述分类,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会发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还存在着众多问题:
1.具体实践中存在方法单一的问题
从内容分析上来看思辨类的文献综述文章占10.68%,加上现状分析内容比较和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方法论探讨等定性研究文章更是占据了几乎全部研究结果,而定量研究、混合研究少之又少,定量中描述研究、试验研究等研究的文章几乎为零。实践问题反思总结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总结发现,相比于国外的教育研究方法领域,我国学者做的大多都是论辩、综述的文章,缺少拥有第一手资料、原始数据的实证性文章,研究方法单一[4]。
2.没有建立完整有特色的研究方式体系
在关于方法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所出现的关键词,如混合方法研究、多学科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都是一些“泊来词”。我国教育研究还处于学习借鉴阶段,在教育实践中,大多仍常用文献法、观察法等传统手段,并且,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的体系的三个层面:方法论、研究方式或者具体策略,在这103篇论文中都有涉及但并不系统深入,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有特色的体系结论。
3.教育研究方法论仍没有唤起教育界普遍重视
相比于国外教育,我国对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显得不够深入,追溯下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高校对教育学研究生的方法论教育不够重视。在对厦门大学高教所、华东师大高教所、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四所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5]中发现,在研究方法课程设置上,仅华中科技大教科院开设教育哲学选修课程,北大教育学院开设有教育研究方法论专题,其它两所院校均没有设置相关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同样,我作为高等教育学硕士在学习过程中便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我国“对研究方法与技术类课程重视不够、设置不多,其结果就使得学生对研究方法的知识知之不多,对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技术掌握不够。势必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正确使用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能力欠缺”。[6]我国这样的研究者培养状况也必定导致教育研究方法的以上种种问题。
三、我国教育研究方法领域的展望
二十一世纪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必将引起教育的竞争和进步,教育研究方法也必定会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不断反省、批判,以及对传统或新兴教育研究方法理论的审视基础上,不断揭示出适合于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基本特征,不断推进教育研究的发展,最终为教育的研究服务。从相关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1.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日益科学化
二十一世纪以来,教育研究中的经验化描述、单一化手段在逐步改变,研究者们在不断进行定性与思辨研究结构的优化,不断寻求定量与实证研究的加强,以及不断发展对于混合范式的研究[7]。从103篇论文中占到14.56%的关于现状分析内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各类研究者在尝试使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包括用多媒体技术来收集资料,有几篇使用SPSS等软件来分析相关数据,用结构树的逻辑来阐述问题和从思辨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解决问题。教育研究手段不断深入、具体,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2.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的深入探讨
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各个层面进行构建,突破以往大而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细致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方法及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层面,在103篇文章中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各种范式的争议到具体出现例如《叙事研究》这样的论文,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方法必定会不断细化,具有中国特色,方法论不断建立、填充和完善。
3.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首先,教育研究方法与多学科融合,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概念、视角和方法,如2000年发表于教育试验与研究的《从复杂科学视角反思教育研究方法》、2006年发表于江苏高教的《学科语境:教育研究方法的新视角――以“高等教育产业化”论为例》等核心刊物的高水平论文。其次,教育研究趋向多元,如实践取向、人本取向、系统取向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应用教育研究方法来审视各学科教育中的问题,在23篇关于实践问题反思总结的论文中涉及了数学、生物、医学、政治、教育技术等不同学科,以及教师、农民等不同人群的教育和社会、家庭的不同教育问题。再次,在具体方法上,各种方法在不断整合,定性定量混合研究研讨增多,展示出以多元的方法论去指导教育研究方法,促使我国教育研究的尽快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仍处于发展状态,任务还十分艰巨,然而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其研究成果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有效。目前我国这个领域虽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二十一世纪其研究前景必将出现一个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郑日昌,崔丽霞.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06.
[2]丁洁.我国高等教育现行研究方法分析[J].高教探索,2005/04.
[3]曹如军.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与混合方法研究之比较――兼与田虎伟博士商榷[J],2008/04.
[4]潘懋元,刘小强.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8.
[5]田虎伟.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的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8/04.
［关键词］ 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 Maoyuan has put up a series of viewpoints on mass higher education， which form a systematic theory. These viewpoints involve the significance， implication， transition peroid， enforcement approach， qu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Mr.Pan's thought on mass higher education is a Chinese edi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They inherit， develop and enrich traditional theories. They arebased on Chinese reform practice and serve it.
Key words:Pan Maoyuan；mass higher 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要求。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大潮随之到来。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牵动全局的重大的改革,如实施“211工程”、改革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实施素质教育等等。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和矛盾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贫困生资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入了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规范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研究范式、学科体例等诸多方面尚在探讨之中,时至今日尚没有见到突破性的理论成果的问世。高等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努力的目标。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实践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都期待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有创新性的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作了分析。该书自198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由该社发行第3版。这本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被奉为经典著作,甚至被指定为中国高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专著之一,正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理论基础的迫切需求。然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而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布鲁贝克在讨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时指出:“美国在形成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步伐是缓慢的。”[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自觉追求,其步伐也是相当缓慢的。从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诞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2004年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因此我们说,“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有自觉的高等教育研究以来所持的哲学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尽管在形成“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步伐是缓慢的。然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所持的主要哲学基础——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和知识理性的认识论哲学。
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直接提及自身所持的哲学基础,但“大体上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以社会为逻辑起点的,以此作为一条主线来阐述高等教育学的许多基本论题”[3]。如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的研究中,“适应论”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学教科书、著作还是有关研究论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适应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本性就在它的适应性,其目的就是去适应,其任务就是培养会适应的人才,其方法亦围绕着适应去设计。”从客观现实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确不是在服务于政治中丢失了自我,就是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沦为经济的奴仆。这种现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的思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总结的两条基本规律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被当作高等教育的基本原理而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不能只是“适应”社会,还应导引社会,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于是才产生了“超越论”与“适应论”之争。上述“适应论”、“超越论”者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本位的表现。而关于高等教育本质的讨论,在张楚廷先生看来,也是社会本位的一种表现,因为“喜欢本质论者实质上是喜欢本位论,特别喜欢社会本位论,把一切归结于社会本质,而且这个本位成了最高本质”[4]。这种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尤其是政治)服务工具的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其社会根源上来看,是我国传统的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们身处其中,难免受其影响。
晚近一些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不断引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为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我国理论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是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逻辑起点的观点主要有:“知识起点”说、“高深学问”说、“学习高深专门知识”说等等[5]。这些观点显然深受认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政治论哲学思想长期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无疑是对已有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种突破,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努力。然而,这种认识论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受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的痕迹。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以“高深的学问”作为基点展开相互关联的八个方面的论述,就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贫乏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该书对研究者们的影响尤其深刻。
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6]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可能是偶然与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相遇,基本一致而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是否就只有这两种“有序化”的工作呢?张楚廷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也质疑:“把高等教育哲学植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事实上,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是把高等教育看扁了。……政治论有时是本,有时是末,因而它并非根本。”[7]的确,无论是认识论基础还是政治论基础,追根溯源,均未走出近性主义哲学的藩篱,只是坚持认识论者把理智看作治学生涯的目的,坚持政治论者把理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二者其实都远离甚至遗忘了人的存在。总之,高等教育研究需要高等教育哲学这个高层面的理论指导,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对高等教育哲学自觉追求的浓郁氛围,致使出现研究创新性成果有限以及对实践指导作用不足的现状。因此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三、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新契机
如果说上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下的产物,那么,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则多少包含了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自觉追求的结果。
生命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19世纪末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到20世纪则更加兴旺起来。它将哲学关注的主题由外(自然物质世界)转向内(人自身),核心是人的生命以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和人的历史文化。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对象是人,高等教育研究因此难免会与它相遇并受其影响。
张应强所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质的遮蔽和实践的偏狭提出质疑,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较早地指出其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忽视[8]。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涂又光先生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多年来为博士生讲授教育哲学课程,他的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刻的人本色彩。而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该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高举生命论哲学的大旗,是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管理；知识图谱；热点主题；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4-0075-06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获得研究所需文献样本。检索主题词：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学；逻辑关系式：或者；来源时间：2002年3月-2013年3月：来源类别：全部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共检索到文献610篇，操作时间为2013年3月5号。剔除会议纪要、征稿启事、人物传记、人物访谈、学会简介、学校简介、书评、科技成果等不符合要求的检索结果后。获得有效文献570篇。为提高检索精度，本研究设定检索主题词词频为2，此外还对主题词或关键词中的近义词进行了合并删除。
2.研究方法
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可以通过网络引文分析，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找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文献（即知识拐点）。Citespace是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能够绘制共词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其优点在于它能够通过对前沿术语的寻径运算，动态识别共引聚类和研究热点，分析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并预测学科发展前沿。本文将使用Citespace网络引文分析工具绘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二、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状况
1.文献的年代分布
研究使用的570篇文献较为平均地分布于各年，其中2002-2009年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发文量平稳增长，发文量在2009年达到了峰值72篇，2009年以后开始下降且稳定在每年48篇左右。2009年教育部部长更替引发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热潮，南方科技大学的创立触及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这些因素使得相关研究迅速增多，发文量在2009年达到了峰值。
2.主要研究力量
南京晓庄学院的张波是最高产作者（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在前10位的高产作者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高产作者有3位。华中科技大学的发文量最多，远超其他研究机构。国内985、211知名高校，师范类院校及其科研团队具有较强科研能力，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方面的主要力量，尤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单位对高等教育管理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其研究领域覆盖基础理论、体制变革、中外比较、政府与高等院校关系、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等热点领域，此外这些机构在科研项目、研究团队建设、专著数量、论文数量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果。虽然上述机构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但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其合作研究较少。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大多来自于单独某一单位。部分合作完成的学术成果则大多来自于同一单不同院系间的合作，这对深层研究造成了不利影响。
3.高被引文献
2002-2013年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涉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改革，国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中国的启示，以及政府管理与高等学校自治探析等。概括来看，这些文章主要在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属于理论研究范畴，这反映高等教育扩招以后，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要求，学界不断探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所应采取的管理模式，因而体制变革的相关文献受到广泛关注。
三、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1.关键词及其中心度列表
通过词频软件对570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获得有效关键词1139个，关键词总频次为2271次，平均每篇文献3.98个。这些高频关键词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专业性术语，能够较大程度上反映出研究热点所在。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管理学、管理、改革、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成人高等教育出现频次均在20次以上。
在可视化图谱中，节点的中心度则表明与该点直接联系的个体数目，节点的中心度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整个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力较大。中心度位于前十位的是高等教育管理（0.47，109）、改革（0.38，23）、高等教育（0.31，161）、管理（0.2，31）、高等教育管理学（0.19，38）、成人高等教育（0.19，20）、管理体制（0.17，53）、问题（0.16，19）、高等教育发展（0.13，7）、教育管理（0.11，17），括号内分别为关键词的中心度和频次。
2.引文网络分析
首先把研究筛选出的570篇CNKI文献按照ref格式进行打包下载，其次将ref格式的文件导入CNKI中文编码转化器，然后将ref文件转换为ISI格式，运行Citespace3.4.R3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以2002-2013年为时间单位，抽取单个时区为1年，选取寻径网络算法，节点类型为关键词，阀值设定30，绘制高等教育管理关键词节点共现、前沿时区等可视化图谱。
图1中圆圈代表节点，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词频的多少，节点越大，频次越高。节点在图中的位置用中心度表示，节点越靠近视图的中心位置，数值越大，其对整个网络的影响也就越大。在图1中处于图谱最中心位置的是高等教育管理，其次是改革和高等教育；节点最大的是高等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管理和管理体制。从中心度和节点的大小来看，图1中的节点自动聚集为两部分，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周围主要聚集的节点有：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学科、学科建设、管理学、学科属性、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高校、自主管理、治理理论、政府、地方政府、政府职能等，表明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政府高等学校管理职能变革是这一时期的热点。围绕高等教育聚集的节点主要包括：管理体制、管理、改革、创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管理模式、自、大学自治、中国、美国、比较研究、管理思想、蔡元培等，说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比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管理思想研究也是热点主题。此外，位于高等教育管理之侧的节点政府、高校、自主管理又通过节点教育管理与位于高等教育之侧的节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大学自治相连接，表明这些节点关注的领域一致。其他中心度较低的节点也通过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与其他节点相互交错连接。这些节点共同构成了图谱的聚类内容。能够反映2002年3月-2013年3月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热门领域。
四、热点主题
将网络引文分析图谱中具有高度中心性的节点进行整合，挖掘出2002-2013年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五大热点主题。
1.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科属性的辨析、学科发展建设探析以及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从经典学科的三个标准，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地位进行了论证和肯定，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生成的合理性可以通过研究对象交叉、科学认识主体交叉、学科语言交叉、知识体系交叉、研究方法交叉五种模式来实现。在学科发展建设上，大多学者认为应采取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建设学术队伍和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李爱民从学科规训的视角认为应采取实践导向，创建学派，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创办专门的期刊来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郭卉提出要以问题取向的理论研究发展高教管理研究，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建设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孟凡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目前广泛开展的院校研究、高校战略规划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还有不少研究者从研究范式，高等教育管理基本原则，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对象，人性基础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国家层次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我国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概况，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分权化倾向，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历程中的经验与总结，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应采取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以及目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思路、建议和措施。研究者对我国60年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权力构架、价值取向进行了介绍、分析、探讨，提出了不足并给出了建议。二是院校层次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变革研究。研究者从高等学校层面探讨了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式转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式变革，以及以人为本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应用。三是政府对高等学校管理职能变革研究。学者提出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政府的高等院校管理职能进行分析。从“政府失灵”的视角出发，杨明指出必须准确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选择合理的干预手段、厘定干预的限度，重新界定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职能。基于有限政府论的视角，胡炳仙界定了政府在高等学校管理中拥有八种权力：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和检查权、教育规划权、学校设置和审批权、标准制定权、评估和监督权以及制定高校章程、任命学校决策者和筹措教育经费的权力。四是大学治理和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有学者认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从大学治理的角度分析大学管理所涉及的各种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是管理制度和实践的一种创新，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可供选择的一种良好模式。
“管理体制”、“改革”这两个节点具有较高的中心度和词频，在10篇高被引文献中以管理体制和改革为主题词的有4篇，几近一半，表明学界十分关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可是目前的研究多建立在宏观整体研究之上，没有真正的“院校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中，几乎没有以具体某高校为例的研究，均是宏观问题探讨。即便是在微观层次的高校管理体制变革研究、地方政府高校管理职能变革研究和高校治理研究上，研究者也试图构建一种适用于全国的学生管理模式、教师管理模式、院校管理模式、高校治理模式和政府高等学校管理职能，忽视了学校层次、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各地政府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人们思想观念差异等具体问题，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健康发展。
3.比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从图1看，节点“比较研究”、“美国”、“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围绕在节点“高等教育”周围，形成了一个节点群，在整个网络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近年来也受到学界的重视。比较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较热门的研究对象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欧洲、日本、香港、印度等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权力结构。相关研究主要是介绍性和描述性研究，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措施、做法、经验、教训、取得的成果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力图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来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寻找依据和经验，为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此类研究可看做是问题导向型研究。
有学者指出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零碎杂乱的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介绍多，系统科学的分析少：呆板盲目的抄袭多，明慧开拓的创新少；宏观的理论性多，微观的可行性少。同样，在当前比较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中，许多研究只进行纯粹的经验介绍，而不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现状相结合；较多的进行国外管理模式的论述，缺乏中外具体情况的比较分析和批判性分析；另外，此类研究还缺乏充分的适切性分析，忽略了国内外差异，直接将国外的管理经验不加改变或稍加改变的用以我国。
4.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
邱均平认为文献被引用的原因是：对开拓者表示尊重；对有关作者给予荣誉；核对其所用的方法及仪器；提供背景阅读材料；对自己或他人的著作予以更正；评价以前的著作；为自己的主张寻求充分的论证；提供研究者现有的著作；对未被传播、很少被引或未被引证的文献提供向导；鉴定数据及物理常数等；核对原始资料中某个观点或概念是否被讨论过：核对原始资料或其他著作中的起因人物的某个概念或名词；承认他人的著作或概念；对他人的优先权要求提出争议。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以蔡元培、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潘懋元、成仿吾、唐文治、邓小平、李岚清、张楚廷、李钟善、艾略特等人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为主。其研究目的主要是：阐述名家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探寻名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切合时代需要的内容，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寻找依据，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寻找理念支撑；试图从名家的管理思想中探寻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措施，或者为已提出的建议、措施的可靠性寻求支持。
五、前沿趋势
图2是研究前沿时区视图，利用热点主题的交互关系、发展动态探寻研究前沿及其演进路径，通过该视图我们可以捕获该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
图2显示，2002年以来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受到关注。据关键词词频统计，“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2002―2012年各年出现频次分别为0、6、1、5、O、8、7、5、2、4、0次和2、4、3、3、2、1、1、0、2、1、1次，表明近十年基础理论研究一直贯穿始终。作为学科发展的动力和问题导向型研究的支撑，基础理论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它在知识体系的基本问题上处于纷争的局面，研究方法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建制也存在着某些突出问题。此外，由于目前的理论很不完善，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的现象，使得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无法从现有的理论中得到指导，人们只得通过经验寻求解决措施，进而造成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经验主义”。由于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理论体系的不完善。管理实践的需要、造成了基础理论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研究领域。
2003-2006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管理模式、治理理论、人本管理、政府、范式、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等成为主要的受关注点。这一时期正处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的阶段、2003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突破1000万人，2006年更是达到了1738万人。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大造成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很难适应“大规模”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管理理念陈旧，对高校的管理职能强，服务职能弱，服务理念缺乏；管理模式上，传统的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办学主体单一，办学自缺乏；高校领导自“外控”：高校党政权力的扩张和难监督，高校党、政、学关系未能得到有效理顺，高校人事管理体制落后等。为了应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原有管理体制的冲击，构建新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学界开始从国家层面探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重新审视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从高等院校层面探讨高等学校管理、教学体制变革，探讨现代大学制度架构。与此同时，成人高等教育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价值取向等受到相关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2007年和2008年这两个时区内，对策研究、启示研究、管理思想研究、管理学、比较教育研究成为主要节点，说明从2007年开始管理思想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比较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07年之前，大部分节点的主题词内容都包含“改革”，学界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体制改革研究，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自、办学体制改革、政府角色与职能及资本运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由于在体制变革研究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基础理论支撑。国内没有具体的改革实践经验可借鉴，体制改革研究始终没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还出现了大学生失业、就业专业不对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下降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基于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国外、其他学科、名家管理思想，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获得启示，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所用；从名家的高等教育思想中探寻学科理论发展的依据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措施；从其他发育程度较高的学科中寻求理论、范式、方法的支撑，用以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和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成人教育；学术研究；领军人物；叶忠海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6-0121-04
伟大的时代开启恢宏的事业，恢宏的事业催生杰出的人才；而杰出人才的涌现，又引领恢宏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时代的繁荣。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铁律之一。
我国新时期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成人教育人才的涌现以及他们对事业、时代的贡献，再次印证了这条社会发展的铁律。而在新时期成人教育事业涌现出的众多杰出人才中，叶忠海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
叶忠海教授所以能成长为我国新时期成人教育的领军人物，是由其强烈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不懈的奋斗精神、顽强的科研意志和出众的学术素质决定的，更是因为叶教授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借助环境优势、组织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了主客观优长，从而创造了卓著的业绩。
首先，叶教授特别注重顺应“天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全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历史时期，当时百业待兴，最需人、财，其中“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已进“不惑之年”的叶忠海立即选准方向，从“人才”角度切入，“开始从事人才学和人才培养研究” [1 ]；20世纪80年代，成人高等教育快速恢复、发展，叶忠海转往成人高教工作一线，开始积极探索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90年代，叶教授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领域扩展；进入新世纪，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叶教授关注的重点。可以看出，叶忠海的学术研究总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大势，在学习、教育领域探索、研究时代提出的重要命题。
为了保证研究探索的正确方向，一方面，叶教授与国家有关部委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吸纳新信息，了解新动态，接受部委委托开展各种项目、课题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性、实践性支持；另一方面，叶教授非常重视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每当国家重大政策出台、文件颁布，叶教授总是在第一时间认真学习领会、悉心解读、踏实实践，使自己的研究始终与中央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保持方向上的一致。
其次，叶教授能够充分开掘“地利”。叶教授从业的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师大”），是我国成人教育界公认的成人高等教育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不是任命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华东师大成教人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自然形成的，这其中，叶忠海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华东师大便成立了成人高等教育研究室，创办了由原文化部批准的“中央级”学术期刊《成人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率先高擎起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旗帜；1993年，华东师大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点，叶忠海为该点学科带头人；1995年，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会成立，秘书处设在华东师大，叶忠海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05年，华东师大创建我国首个成人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点。叶忠海为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制高点”的建设倾注了大半生的心力，而这个“制高点”也为叶教授作出卓越贡献提供了支持平台。
华东师大所在的大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经过30余年的全新发展，上海已成为名冠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创新型城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进程，上海坐拥长三角、辐射全中国“龙头效应”的发挥，上海东临日韩、面向世界区位优势的增强，无疑为人才开发、创新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探索提供了无比广阔、大有作为的天地。叶忠海教授正是在这块立足华东、带动全国、面向世界的舞台上尽展风采，尽心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再次，叶教授善于组织凝聚“人和”。组织同道形成合力协同攻关，是叶忠海学术生涯的又一显著特点。1995年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会成立以来，叶忠海先后担任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研究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有遍布全国的近百所高等院校参加。研究会每年举办一届会议，选择成人教育发展面临的热点、重点、焦点、难点问题作为年会研究主题，通过报告引领、论文探究、深度交流、学习考察等活动匡正方向、排疑解难、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引导会员单位成人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进而在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界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同时也使成人高教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才素质得到不断提升。研究会卓有成效的运作，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下属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中活动开展最好、最有成效的专业委员会之一”①。
通过项目、课题组织协同合作，是叶教授凝聚“人和”的另一重要方式。30年来，由叶教授作为主要责任人承担的来自国家、部委、省市级政府的研究项目、科研课题有20多项，由叶教授牵头主编的教材、丛书也有20多种。在这些大型学术活动中，叶教授善于整合各方力量，通过“强强联合”方式组织各地人才形成合力，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1994年由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和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委托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研究”、1999年“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分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2007年组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进展报告（2000～2005）》等项目都集中了成人高等教育界老中青学者的共同研究；2002年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1世纪初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更是跨出教育界，组织了遍布全国10余个省市的各界理论工作者、实务工作者协同攻关。团队合作的组织不仅保证了项目、课题研究的顺利完成，也为叶教授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智力、人才支持。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尽具的优长，叶忠海以执着的精神、旺盛的精力、卓越的素质，与成教同仁们一道在中国成人教育舞台上演着一幕幕人际合作、校际合作、地区合作、社会合作以至海峡两岸四地合作、国际交流合作的有声有色的剧情，同时，叶忠海本人也生产出累累硕果。30余年来，叶教授独著、主编学术著作37部，200余篇，其中有关学习、教育研究的部分学术精华又凝结成了8卷本的《叶忠海学习与教育文选》。
《叶忠海学习与教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朱注）2011年11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朱新均亲自作序。《文选》由《自学学和自学考试研究》、《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现代成人教育学研究》、《成人高等教育学》、《大学后继续教育论》、《成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社区教育学研究》等8卷构成，归总了叶忠海“30年来有关学习和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 [2 ]，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成人教育界奉献了一份颇具分量的学术精品。
通览《文选》，不难发现其具有如下品质：
1. 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选》是时代的产物，充分彰显着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特征。《文选》自始至终贯穿到底的主题词是“改革”、“创新”、“发展”。《文选》的全部研究是在我国新时期“实现两个转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两种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上展开的，《文选》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充分展现着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独有的时代风采。其中，叶教授所写的《中国成人教育研究30年：历程、评价和展望》一文，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该文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
同时，《文选》也展现了20世纪中叶之后世界现代教育、成人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二战结束后，顺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现代教育有了蓬勃发展，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新思想、新理论不断涌现，新模式、新行动不断推出。而这一切，在《文选》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吸纳，且与中国的教育实践有机结合，内化为中国当代成人学习、教育的时代特色。
2. 独异的开拓品格
从横向囊括看，《文选》对新学科、新领域学术研究的开拓有突出贡献。《文选》中，《自学学和自学考试研究》（之一）、《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之二）、《大学后继续教育论》（之五）、《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之七）、《社区教育学研究》（之八），在我国都属于首创性或最早的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作为“奠基之作”而创立了崭新的学科（譬如“自学学”、“成人高等教育学”），或作为“引领之作”而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譬如“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品格。
从纵向探索看，《文选》对既有学科、学术领域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文选》对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的探究，没有囿于已有的观点、理论，而是站在“现代”的高度，透过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在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探索，摆问题、析因由、探规律、谋对策，进而展望前景，提出政策性、运作性建议。《文选》的这类研究，或匡正既有成果的偏颇，或补充已有研究的不足，或展现自己的独到见解，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
3. 严整的逻辑架构
从宏观看，《文选》具有宏大而富有逻辑的体系架构。对于成人发展，《文选》从“人才成长”切入，指引了“成才需求自主学习学习考核”的研究方向；对于成人教育事业，《文选》展示了“现代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的研究路径；对于学习型社会建设，《文选》则有“个人学习社区教育学习型社区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研究进程。综合看来，《文选》具有从“个人学习”到“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整体逻辑体系架构。
从微观看，《文选》中的每一卷都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即以《文选》之八《社区教育学研究》为例，该卷从社区教育的“发展历史”切入，从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理论依据”、“教育功能”诸方面展开，再对社区教育的“体系构成”、“发展目标”作以昭示，然后对其“教育理论和实践”、“课程设计和开发”作了深入探讨，最后再强调“学校与社区的沟通结合”、“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专业化”。全卷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结构顺畅、一气呵成，给学习者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明确而有效的教益。
4. 睿智的创新思考
细读《文选》，可以时时、处处感悟到叶教授创新的思考。无论是说学习还是论教育，抑或是议个人发展还是谈社会建设，叶教授都能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展示研究背景，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发现关键问题，以活跃的学术思维开展多向探索，以逻辑的学术表达阐明创新的研究成果。譬如，《文选》之三《现代成人教育研究》中的“成人教育人本论”、“成人教育策略论”，特别是“成年期诸阶段教学的比较研究”都充满着睿智的、创新的思考。
《文选》的创新思考不是独立的、分散的，而是具有整体相关性的系统思考。譬如《文选》之七《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就从21世纪初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切入，剖析了社区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提供了发展的“国际参照系”，阐明了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发展目标和重点”，然后重点展开对我国东、中、西部和7种不同类型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差异研究”，提出了有区别的针对性发展“途径”、“模式”、“对策”。这种国际国内对照、现实未来呼应、区域差异联动的整体相关思考，当然会使阅读者耳目一新、豁然开窍，得到富于理性的启迪。
5. 交叉的综合研究
从方法角度看，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是《文选》的又一显著特点。这种综合交叉研究首先体现在新学科、新领域的开拓方面。叶教授善于跨学习、教育、人才等多个领域，在既有学科的边缘区、交叉处开展综合研究，或建立新学科，或开拓新领域，贡献出崭新的学术成果。《文选》中之一《自学学和自学考试研究》、之二《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之四《成人高等教育学》等都是运用综合交叉方法开拓出的新领域的研究成果。
其次，综合交叉方法的运用贯穿于《文选》专题研究的始终。叶教授在探究每个专题时都不是从单一学科探讨，而是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知识、理论、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譬如《文选》之六《成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就是从人才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后WTO态势要求等多种视角透视，对成人教育发展战略进行多维度研究的。综合交叉方法的运用，不仅使研究富有新意，而且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6. 多维的应用价值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在于对实践的有效指导，从这个角度看，《文选》具有多维的实用价值。从社会范畴看，《文选》可以运用于诸多领域：在学校以及各类教育机构，可作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等专业教育、学位教育的教材或参考书；在各级政府部门，可用作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的参考，用作公务人员继续教育的参考资料，用作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专业培训的教材；在城乡社区，可用于开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区工作的指导。
从阅读对象看，《文选》对各类学习者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对教育理论工作者，《文选》可作为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参考资料，可以提供成人教育等科学研究的方向性、方法性指导；对教育管理者，《文选》在端正教育思想、制定教育政策、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诸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价值；对教育实务工作者，《文选》在激活工作热情、开启工作思路、确定工作策略、优选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能提供有效帮助；对广大成人学习者，《文选》能帮助他们认清发展目标、明确学习责任、优化学习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创造幸福、美好的人生。
所以，《文选》实在是一部具有卓越品质、多维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学习、教育研究学术精品。
叶忠海教授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理论界推出学习、教育文集的第一人，《叶忠海学习与教育文选》是成人教育理论界推出的第一部个人系列专著。《文选》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成人教育学术研究经过30余年的积累、发展，已经进入厚积而勃发（非“薄发”也——朱注）的阶段，已经开始从“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阶段跃上“出思想、出理论、出学说”的层次。相信在叶忠海教授等老一辈成教人的引领下，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将会新人辈出，不断创新成人教育理论，不断繁荣成人教育文化，不断开创我国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事业更加辉煌的明天！
注 释：
① 引自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谢国东在中国成教协会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