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所谓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和乡土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
（二）乡村文化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照抄城市小区的模式建设新农村，导致乡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流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使得乡村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当代媒体的渗透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本以乡村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以及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保护乡村文化刻不容缓。
二、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差距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导致乡村文化流失严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口就被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城乡分割，城镇人口居民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就比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权利，城镇居民比起农村人口有着更加优越的基本生活条件，精神文化也相对丰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滞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要求还不适应.在新农村建设、乡一体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进一步发生了巨变，乡村文化进一步受到了冲击。
（二）地方政府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不够
1、政策制度制定中对乡村文化的安排不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体现了高度的传统文化自觉，但是这些描述只是倡导在城乡建设中要加入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并没有在保护乡村文化，乃至农村文化建设上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没有制定一些规划性的政策。
2、决策咨询中缺少人文学科学者的参与。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各级政府召集的有关新型城镇化的决策咨询、规划设计或者研讨会议上，能够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大多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很少看到人文学科学者的身影。
3、政府对乡村文化的财政投入较少。资金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才能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没有资金的支持，乡村文化就难以得到保护与传承。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改变
1、农村基层文化队伍薄弱，人员短缺，素质偏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工作人员中拥有高级、中级职称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只有初级职称。基层文化干部的专业理论素质偏低，懂乡村文化，民俗音乐知识的公务人员也较少，导致在乡村文化保护过程中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乡村文化活动也难以展开，使乡村村民更是对乡村文化失去兴趣。
2、乡村村民保护当地乡村文化的意识淡薄。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性原则被利益性原则取代，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传统风俗的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等）乡间技艺绝活，山曲民歌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那些在老一辈村民眼中视为珍宝的文化遗址，民间风俗，手工技艺，被新一代年轻人看成对封建愚昧的附庸。乡村世俗化动摇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在价值观念上面临着巨大威胁。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文化流失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导致乡村村民进城务工。各级政府要通过一定的产权保护和制度激励，保护乡村文化，为市场，社会力量提供乡村文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可以提供资助补贴、减免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各种非盈利组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更多的乡村精英能留在乡村，为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出谋划策。
（二）建立和健全政府保护乡村文化的措施
1、多领域学者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保护乡村文化。首先，政府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进度，规划者要改变政绩观，不能一味追求农村城镇化的速度，而忽视乡村文化的保护。其次，要制定好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加大人文科学学者的参与程度。最后，加快进行乡村建筑遗产的全面调查和评估“乡村建筑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城镇建设拆迁前及时做好调查，测绘，评估和保护规划工作，对具有较高价值的村落应实行紧急保护，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2、地方政府要引导农民就地市民化，留住乡村文化的根基。首先，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居住环境改造中不仅要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特色”的原则，也要立足区域文化特点，使农耕文化底脉的传承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现实合理衔接。其次，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农民文化素养的提高“真正的市民化农民应该具备相对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观念等”。提升农民素质不能靠简单地压制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而应该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造。
3、建立支持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及金融政策体系。首先，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乡村文化产品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其次，完善针对乡村文化的税收机制，促进乡村文化发展，传承传统文化。最后，政府还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贴息等金融手段，促进金融资金支持乡村文化的发展，开发各类优势文化资源，传承有意义有价值的乡村文化。
4、重塑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体系，提升村民与村干部的文化自觉。重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政府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乡村文化宣传与发展的资金投入。当地政府要多方吸引人才，大力培养构建乡村文化方面的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政体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要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首先，要加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再次，注重创新乡村文化繁荣。最后，以城乡互动为重要途径，积极建立城乡文化互补机制。乡村文化要在能够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城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在乡村和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乡村文化也能汲取乡村文化的民俗气质，削减自身文化的糟粕。
结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说过：“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其中就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搞好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培养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的深度产业化发展，同时，提升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资源的关联度，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随着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的深度发展，乡村文化重构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龙海兴，曾伏秋等.农村公共服务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一）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78～2013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53.73%，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长到73111万人，35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55866万人。城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将生存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一系列失调问题，城市的生态系统逐渐超出负荷，由此产生的城市生产、生活垃圾、工业“三废”排放量剧增给原本就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巨大的压力。例如，上海已出现标志气候恶化的“五岛”效应；北京人口密度颇大，高层住宅过多，城市上空空气流动受阻，产生热岛效应，严重影响了环境质量。此，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的一大因素。
（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呈现出超载的现象，与我国之前所采取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割裂了城市系统内物质流动网络关系。在传统工业时代，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是线性的，这种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开采与消耗为前提，各产业之间少有联系，资源利用率较低，并且各环节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进入自然环境。同时，工业文明推行生产第一和高消费战略，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的发展范式，我国很多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采用了这种范式。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割裂了城市系统内部产业生态系统，造成了物质流动的单向性，其后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生产、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其次，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适当合理，才能体现城市综合效益。但是，我国很多地区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忽视了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地方政府决策失误，满足投资商的不合理要求，在河流上游布局污染工业，给当地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大规模建设工业园，盲目求大，既造成了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浪费，而且由于工业园过于分散，不利于工业“三废”的处理，造成了环境污染。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是政策性的，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执法的依据。这就使得很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或单位，因缺乏具体的量刑标准使得他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因而无法有效地遏制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另外，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调过来的，难以胜任专业性的环境管理工作。
二、新型城镇化中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对策
（一）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长期性的过程，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应当与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这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向非农业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般倾向于大中型城市，据估算，到2020年，我国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将会超过2亿，仅仅依靠大中型城市来吸纳这部分人口是不现实的，会给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严峻的考验。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二）制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由于以往所采用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必须摒弃这种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战略。首先，需要改变城市物质流动的单向性，建立城市内物质流动的循环网络，促进城市工业生产由线性经济走向循环经济，提高资源使用的生态效率，减少污染的产生；其次，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这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节约能源，降低汽车尾气排放量及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要举措；再次，采用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益模式。以往我国城镇化建设一直坚持的是效率模式，这种模式以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为导向，以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的标准，忽视了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破坏，因此，必须尽快摒弃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率模式，采取效益模式，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1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钱学森等认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Uiant Systems)的主要性质可以概括为:1)开放性—系统对象及其子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2)复杂性—系统中子系统的种类繁多，子系统之间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交互作用;3)进化与涌现性—系统中子系统或基本单元之间的交互作用，从整体上演化、进化出一些独特的、新的性质，如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某种模式;们层次性—系统部件与功能上具有层次关系;5)巨量性—数目极其巨大仁’〕.由于农村社区体育是以社区作为系统单元，通过社区内的多元主体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多形式、多层次的交互作用与联动发展，以全民健身计划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实现物质、信息等多种资源开发与共享，将政府、私人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进行整合，有效供给社区体育服务及产品，满足农村社区居民多样化体育需求.因而具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性质，可以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此农村社区体育的发展必然涉及到内外部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有必要弄清影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当前状态，从而能够有的放矢提出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1.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借鉴了李国(2012声〕、胡庆山与王健(2006等学者有关农村社区体育以及群众体育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浙江省体育强县(市、区)标准》、《浙江省村级体育俱乐部标准(试行)》、《浙江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形成《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现状》调查问卷的初稿，咨询上海体育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7位群众体育研究领域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评估，并依据专家所提出意见进行修改，随后选择杭州下辖的淳安县农村社区进行了小范围问卷调查，再根据问卷调查的问题对问卷进行修订，最后由课题负责人选择所在单位浙江省内籍贯本科生或研究生约30名，邀请省统计局有关专家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技能培训，主要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并按照随机分层原则，于2012年暑期组织学生在浙江省内的淳安、象山、平阳、江山、庆元、浦江、海盐、安吉8县对农村社区居民、体育指导人员、体育社团组织成员以及政府体育组织机构人员发放调查问卷 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16份，有效回收率为71.6 %.
1.2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现状》调查问卷的信度，主要是运用SPSSl 9.0软件进行Cronbach's Alpha系数的信度检验.通过检验发现调查问卷中的21个解释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8，从而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即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比较可靠.问卷效度主要采用专家评判法，邀请上海体育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7位群众体育研究领域专家对问卷的结构效度以及内容效度进行百分制评分，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与内容效度.
1.3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分析框架(见图1),囊括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生类变量从生个不同方面与角度描述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因素，互补又不冲突，较为全面.更重要的是，生类变量具有理论基础与李国(2012〕、胡庆山及王健(2006)等学者的现实研究成果佐证.该分析框架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条件:需要制度、文化、物质、组织生类变量条件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甚至全部，否则浙江农村社区体育难以发展.此外，该分析框架引入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制度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物质环境因素”、“组织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配合.
1.4 影响因素分析
1.4.1 “物质环境”因素
对于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而言，由资金、体育场(馆)、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所构成的物质环境是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的基本硬性保障.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在资金扶持方面浙江体彩公益金提取比例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3000，但仍有部分县(市、区)体彩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的比例达不到规定比例，有些县(市、区)甚至还用体彩公益金来平衡财政预算，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川.根据调查了解，平阳、江山等体育强县(市、区)的私营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经常赞助支持所在社区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同时这些体育强县(市、区)在村级提留中设立了文体经费支出项目，从而能够对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浙江省体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浙江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然而根据浙江省体育局数据，当前浙江省各地行政村设有1个篮球场、2个乒乓球场的只占总数的8500，距离100%完全覆盖的建设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浙江农村地区原有的分散型居民居住形态向集中型城镇居民居住形态发展，农村居民人日日益集中于城镇社区，因而依托城镇公园、绿地、广场建设的体育健身广场、全民健身路径、体育文化活动中心等体育设施日益受到农村居民青睐，然而就本文实地考察的情况，目前这类体育设施配置率不足5000，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健身需求.
1.4.2 “文化环境”因素
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言，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各类健身文化知识、体育消费理念的宣传教育与推广普及工作是促进该系统发展的基本软性保障.著名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并存着三个不同的权力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川.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根据浙江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目前浙江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3年，农村居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日占总数的20.100，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人日占总数20.300，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日仅占总数1.300.农村居民中小农经济意识、封建迷信思想较为盛行，距离“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建设目标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对农村社区体育观念、意识、知识的宣传、推广、普及形成较大难度，导致健身文化与体育消费理念尚未形成，阻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
1.4.3 “组织环境”因素
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并发展成为自我有序发展的自组织系统，有赖于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良好通畅，从而不断从外界引入信息、资源促进系统自身发展.1991年浙江实施县级机构改革后，给浙江体育职能部门带来一定的冲击，浙江省一些地区的县级体育部门与教育文化部门合并，致使体育工作被严重削弱.根据本文实地调查走访，当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服务工作人员90%以上均是非正式管理人员，这些人员中接受过比较系统社区体育服务工作专业训练的仅占30%左右，因而不能很好地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设置体育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服务质量不够高，从而使得一些体育服务项目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并且由于受到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考虑，许多乡镇体育指导员在处理体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时思想波动大，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工作情绪和状态很不稳定.
1.4.4 “制度环境”因素
制度环境因素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言，其主要作用是对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进行介入和解决，提高各级体育职能部门以及各类体育社团组织的工作效率，从而促进系统有序发展.就现实而言，当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的主体、职责、权利范围等尚未通过法律、法规条文予以明确，农村社区体育资源仍然按行政管辖范围予以计划性下拨的运行模式，如何调动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力量及资源来供给社区体育服务仍然缺乏制度规定和保障措施.其次，目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借助学校体育资源，然而农村学校体育与社会共享问题，虽然目前已出台多项建议和意见，但是各种实施操作层面的保障制度并未建立与健全，例如学校体育资源使用补贴制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社区成员的各项资源投入，如何对乡镇企业投入社区体育发展给予政策引导和实施税费减免仍然悬而未决.最后，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而言就是需要摆脱与城市社区体育相比政策少且落后的不均衡状况，政府体育部门应加大政策投入，然而就现实而言，目前浙江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所获得的政策支持还是大于农村社区体育，例如根据本文所搜集的资料，目前浙江颁布的有关城市社区体育与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政策文本数量之比大致为7:3.
2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所谓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农村社区委员会引导，将乡镇作为重点，自然村庄作为主体，在合理运用村庄自然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基础上，为增强农村社区居民体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就近开展的农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的区域性体育活动.
2.1 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所谓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就是指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作用，引导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信息、资源流动与集聚，共同致力于浙江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社区体育建设离不开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规划目标，以及相关体育政策，以引导地方根据本地区农村体育开展现状，结合本地区体育资源优势，确立适合本地区农村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式.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资金投入.体育事业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需要把体育事业经费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投资计划，将公共财政投入均衡发展运行机制作为物质支撑，构建公共财政投入农村社区体育的均衡发展运行机制，此外还应多渠道筹措农村体育发展资金，调动全社会参与办体育的积极性.政府还应建设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对已建场地的管理与监督，促进农村社区体育场地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已经由既往的行政化治理模式演进到自治化治理模式，农村社区体育发展也需要步入到自治化的发展道路，由此需要政府引导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协作，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激励政策来调整和理顺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多元主体各自的责、权、利.最后，为准确的确认社区居民体育需求，高效供给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建立高效顺畅的需求表达机制，该机制的运行主要依赖于乡镇人大代表、农民体育协会及体育社团的交互作用与合作.
2.2 打造体育特色文化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基因，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依据新型城镇化要求以及当前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开发和设计具有鲜明农村特色的体育项目，将能极大地促进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这是打造体育特色文化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内涵.由此，需要根据浙江农村社区的民俗体育资源、特色运动健身节庆活动、特色农民运动会(展)等体育特色资源，促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和农村特色的社区体育事业，培育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特色体育文化之乡”(见图3).在内容开发和实施方面，首先，可以开发利用具有浙江特色的民间、民族和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如嘉兴的惯牛、船拳，平阳的六步拳等，引入现代竞技体育的理念和方法对民间、民族和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竞技化处理，在农闲和节庆因地、因时开展各类体育竞赛、民俗表演等活动.同时建立村级体育比赛制度，从而调动与发挥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并能在农村社区居民中有效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社区体育社会化和生活化发展.其次，从区域地理环境特色出发，合理开发极限运动以及新兴健身运动项目，例如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浙东可以开展海钓等海洋体育项目，浙西可以开发登山、探险等项目.还可利用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交通网络建设和生态环境整治的契机，加强绿道体育建设.最后，目前浙江的义乌、嘉善等有条件的县(市、区)均已引入了C'BA和中国女子职业排球联赛，在当地引发了体育热潮，浙江其他县(市、区)也可考虑引入职业体育赛事或高水平企业邀请赛，活跃当地体育文化氛围，带动社区体育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低碳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减少碳排放量，降低碳排放成本，实现企业的长期良性循环，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为“美丽城镇”建设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城镇中的企业几乎没有对碳排放成本进行核算，有的甚至都没有认识到企业的生产加工会产生温室气体，加上国家现有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给城镇企业可乘之机，而城镇居民却处在“蒸桑拿”的状态下，碳排放成本管理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成本控制体系，同时也能够保护城镇的生态资源，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太子化工碳排放成本核算举例
（一）太子化工生产流程分析
太子化工主要生产醇酸漆、环氧漆、氨基漆、丙烯酸漆、重防腐漆、美术漆、过氯乙烯漆及内外墙涂料等十一大系列产品及相关助剂产品。油漆由成膜物质、次要成膜物质和辅助成膜物质三种基本物质组成。成膜物质大部分为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如天然树脂、涂料、合成树脂等混合配料，经过高温反应而成。油漆生产工艺过程（如图1）主要是：根据用户需要，确定产品配方，将溶剂、树脂、填料、颜料等原材料通过物理混合、机械密封搅拌、研磨、分装等生产工艺，使产品性能达到设计要求。1“.混合”———原料的制备阶段（1）原材料开采。成膜物质（树脂）是涂料生产的最主要原材料，通常采用采脂方式进行开采和提取。在活的树干上有规律地定期开割伤口，割破树脂道，使松脂大量从伤口流出，并收集树脂的作业。（2）高温。一般在原料开采提取后，经过高温反应，成为有机高分子化合物。（3）高速分散机分散。将各种混合溶剂、树脂、配料、颜料、填料等原材料送至分散车间，经过机械密封搅拌阶段，使原料更加均匀化，从而保证高质量的混合。2“.研磨”———产品的加工阶段（1）涂料研磨。这一阶段，主要是先通过砂磨机将涂料液体产品进行湿式研磨，使得研磨介质能够得到最大的能量传递，最后形成一定的颗粒级配，满足油漆凝结、硬化要求后，进入涂料库。（2）低速分散机分散。在采用双端面带强制冷却机械密封液体分离后，对物料进行低速分散和溶解，经检验合格进行过滤处理。最后将过滤后的涂料成品送到下游输送、贮存库。3“.分装”———油漆的制成阶段成品油漆通常盛放在专门的油漆包装桶中，油漆包装桶一般由白铁皮制成，表面有一层防锈用的包装涂料。一般对该容器有压力承受要求以及防锈要求。包装完成之后用运输工具发送出售。
（二）太子化工碳排放成本分类
经过上述生产工艺流程的分析，追踪碳可以将油漆企业流程简化（见图2）。惩治损失成本等，随着企业减排压力的加大，环保设备的投资比例也逐步加大，折旧费和机物料消耗会相应增加；碳排放权的摊销是能源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的摊销。比如某个减排能力强的单位，可以将多余碳减排量（CERs）在各个不同会计分期合理分摊，而碳减排能力弱的单位，原定的碳排放限额不够用，可以通过交易购买碳信用，这样，该单位也可以分期对碳排放权进行摊销，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惩治损失成本是企业因碳排放超标，造成了现实危害或者排污罚款等所支付的成本费用。
（三）太子化工碳排放成本计算
太子化工是电力最终用户，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采用中国工程院的0.287kg/kwh这一排放因子计算；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化石燃料消费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低位发热量×碳排放因子×碳氧化率×碳转换系数碳转换系数是指二氧化碳与碳的换算：一吨碳在氧气中燃烧后能产生大约3.67吨二氧化碳。其计算是这样的：碳的分子量为12，二氧化碳的分子量为44，44/12＝3.67。其他各种能源燃料可以采用环保部的排放因子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如汽油低位发热量为43.07MJ/kg，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0.0694kg/MJ，碳氧化率为0.98，实物燃煤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系数为0.68t/tce，碳氧化率为0.918。碳排放成本可以计算为：1.电能耗用：CO2排放量（Qe）=（E1+E2+E3+E4）*0.2872.汽油耗用：CO2排放量（Qo）=O1*43.07*0.0694*0.98*3.67=1.075*O13.实物燃煤耗用：CO2排放量（Qc）=C1*0.68*0.918*3.67=2.29*C1太子化工的直接材料和燃料及动力的碳排放成本应该分别直接计入产品成本，而制造费用中的碳排放成本应该分摊计入。摊入直接材料中的碳排放成本为：0.287*E1+1.075*O1摊入燃料及动力中的碳排放成本为：2.29*C1+（E2+E3+E4）*0.287而制造费用取决于环保设备的成本、企业碳减排的力度以及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应该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完善而具体核算。
三、建立新型城镇化，降低碳排放成本的路径
（一）严格准入制度、循环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对于企业的引进，必须严格准入机制，提高招商引资的门槛。始终把“环保达标”作为项目筛选的重要标准，坚持绿色工业和生态产业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降低碳排放成本。对于已经上马的项目，加快节能减排工程建设，监督化工等高碳排放产业完成废气治理。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坚决停产治理；对耗能高、强度大且治理无望的企业坚决关停，优化产业结构。目前，高新区内从事机械制造、化工涂料等生产的企业不少，但是进行温室气体处理、回收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因此，要瞄准这一特殊的“资源”优势，积极鼓励企业与高水平资源回收企业进行接洽，力争实现城镇资源回收公司“零突破”，建立以温室气体回收利用为主体的静脉产业链。未来，企业的整个流程可以优化成图3，再生利用或者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采用碳固技术都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降低企业的碳排放成本，实现新型城镇经济循环发展。
（二）环视生命周期、节能减排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企业中的碳排放成本主要集中在电能、燃料和包装的消耗上，因此这是减排的重要方向；碳排放贯穿整个产品的生产流程，所以应该兼顾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企业对于碳排放成本的计量应该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市场需求调查、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市场销售、产品处置等一系列环节。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燃料及动力的碳排放成本，而没有涉及到包装、运输等属于直接材料的碳排放成本。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企业应该要环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在市场调查阶段，可以采用无纸化的调查问卷；产品设计阶段可以调整包装的材质，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尽量采取碳排放少的包装形式；在市场销售阶段，要创新销售渠道，改善营销模式，采用集中发货，减少物流程序中碳的排放。产品处置是碳排放成本降低的最后一环，如果使用完毕后的产品能够回收利用，甚至再使用，就能实现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双重目标。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运用能帮助实现低碳、绿色新型城镇化。
（三）实施碳信息披露，降低成本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淮北市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城镇化率58.6%，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但与我省合肥、芜湖等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地、矿统筹发展不够，城镇化的质量不高；中心镇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度不够；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尽完善，承载能力偏弱；第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市矿统筹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着力提升城镇化内在质量，构建以相濉主城区为核心，以临涣、百善、南坪等镇为基础，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城镇格局，引导和推进主城区、濉溪县、中心镇、一般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协调、一体化发展。1）在地、矿统筹上，淮北市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强化地矿统筹，统筹地上建设与地下资源开采。主城区重点治理东湖、中湖、南湖、相湖、乾隆湖，以绿道为串联，形成五湖连珠的生态公园；濉溪县城向东拓展尽量避免占压杨庄煤矿资源，向西发展应与刘一、刘二矿煤炭开采相协调，逐步治理塌陷区，形成以休闲娱乐为主，调蓄、水产养殖为辅的西部生态公园；市辖三区及濉溪县下属各镇，压煤村庄应及时搬迁，煤炭开采要反哺塌陷村庄搬迁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区或美好乡村的标准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化质量。2）在规模结构上，到2015年，城市主要设施指标和环境指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建成区面积达到9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5万，建成皖北区域性大城市。形成主城区———开发区新区———县城———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梯次的城镇结构体系，从而扭转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人口集聚程不高的不利局面。3）在职能定位上，主城区和濉溪县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筑交通同网，生态共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使其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中心镇通过完善配套服务、强化产业布局，大力培育特色乡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农村地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和环境优美的优势，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在产业构筑上，以市开发区新区、龙湖项目区、凤凰山食品工业园、濉溪和杜集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为载体，构筑产业发展平台，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原则，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产业集聚，通过两者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协同发展，加快产城相融，实现产城一体。不仅要把产业发展平台建成产业集聚程度高、科技创新能力强、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要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区。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平台和城市之间的互促互动，为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强化规划引导。
不断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使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
2.明晰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
坚持以产促城，以产兴城，用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产业布局跨行政管辖区域转移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坚持错位发展，明晰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形成主城区和各乡镇之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
把城乡一体化与美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把城市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乡村，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一体化和同城化，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4.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注重多规合一，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科学制定村庄合并和美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时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主城区、县城、中心镇、一般镇和村庄居民点为重点，探索建立土地指标分配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5.创新投融资体制。
1.1国内高铁客运枢纽布局概况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修建“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中国进入高速铁路快速建设期，对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以京沪高铁为例，全线共布置23个站点，在布局上呈现出城市边缘新区为主的态势，超过14个站布置于建成区，仅有2个站布置于建成区内，其中20个为新建站，仅有3个为既有站改建。上述统计体现了国内高铁“新”和“郊”的特点。
1.2选址理论概述
关于铁路站点选址的理论在国外最早出现，主要可以归纳为连续型选址模型、离散型选址模型、综合型选址模型。前两种，主要用于确定选址备选方案，第三种则是对已提供的备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价，选出最优方案。（1）连续型选址模型代表性方法为重心法，通过一种连续模拟方法寻找物体系统的几何重心，以确定高铁客运站设置的最佳地理位置。该方法因其应用较灵活，不限于备选方案提供的位置，通常在铁路枢纽内进行单个站场选址中予以应用。然而，这种模型的计算只考虑了客流量需求或总费用，并未涉及站场选址与城市发展规划、既有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之间的协调关系，计算得到的结果较难直接釆用，常常仅作参考。（2）离散型模型选址方法常常以运输成本与建设成本相加得到的总成本最低为目标函数来进行枢纽布局规划。（3）综合型选址模型都是在给定选址决策备选方案的前提下，建立符合决策需求及现实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再采用某种合适的综合评价方法，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理论评价法、神经网络及GIS等方法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价择优。该方法计算过程过于理想化，选址结果可能由于采集指标的差异出现迥异的情况，在实际应用中适应性有待提升。国内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计算的方法以模糊质量功能展开(FQFD)理论为代表，以高铁客运站为产品，通过对使用者的需求分析，获得全局利益最佳的选址方案。
1.3评价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问题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但是结合工程规划过程的实际应用，笔者认为需要更多地结合城市特征和既有规划边界条件。因此，在研究中，笔者认为国内高铁站点布局需要重点考虑以下条件。其一，既有铁路站点周边往往与城市商贸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叠加。城市的发展往往依托对外交通设施，而国内早期城市开发建设阶段并未严格按照规划或在缺失规划的情况下即开始建设，往往出现既有铁路站点周边高密度开发、铁路沿线带状开发的城市用地格局。此种“火车站即市中心”的现状便成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背景，短期内不会出现巨大调整。因此，高铁客运枢纽的选址应充分考虑这个既有约束条件，不宜过分强调交通的引导，更切实际的做法是协调既有城市格局和枢纽布局。其二，一体化开发的高铁客运枢纽影响范围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Schutz（1998）、Po（l2002）等提出了“3个发展区”的结构模型：即第一圈层（primarydevelopmentzones）、第二圈层（secondarydevelopmentzones）和第三圈层（tertiarydevelopmentzones）。第一圈层为核心地区，距离车站约5~10min距离，主要发展高等级的商务办公功能，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都非常高；第二圈层为影响地区，距离车站约10~15min距离，也主要集中商务办公及配套功能，建筑密度和高度相对较高；第三圈层为的影响地区，会引起相应功能的变化，但整体影响不明显。因此，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高铁枢纽与城市的带动关系不尽相同。其三，高铁建设的良性循环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可持续性。作为一种交通方式，高铁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其他交通方式，尤其是短途航空有影响，平衡好各自运输特征、发挥各自优势才能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作为高投入的交通设施，平衡好前期投入和后期运营效益是未来建设可持续性的前提。只讲投入、不讲产出的投入性建设不利于创造未来良好的运营环境，也将给城市经营者埋下隐患。
2理论基础
2.1城市分区模型
洛斯乌姆(Russwurm)提出的“区域城市”模型提出了将城市三分区的空间定义。该模型将城市地域划分为“城区—边缘区—影响区”3个分区。（1）城区———城市核心区。这一地区大致包含了相当于城市建成区和城市新区地带的范围，总体特征是没有农业用地。（2）边缘区———位于城市核心区，其土地利用已处于农村转变为城市的高级阶段，是城市郊区化和乡村城市化的地区，包括城郊结合部的乡镇、村落。（3）影响区———位于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对其周围地区多种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所波及的最大地域范围，包括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市域范围。
2.2高铁枢纽布局
根据高铁站在城市中的位置不同，高铁站的选址可以划分为3种方式：城区内部、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根据“三分区”城市分区模型，高铁客运站点出行特征具有较大的差异，对高铁站点选址影响明显。选址在城区内部的高铁站通常是利用原有铁路站点进行改建的。选址于边缘区和影响区的站点往往以新建站为主。由于城区内外在产业、人口密度、交通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呈现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结合国内外实际站点的建设运营情况。
3选址决策方法
结合国内现状，采取城市三分区空间划分理论，制定一套可操作性强的决策方法。设定该方法应用的假定前提：（1）未来高铁枢纽建设投资主体，以投资经济效益最高为终极目标。（2）城区是高铁枢纽站点建设的最佳位置，是实现投资经济效益的最理想策略，边缘区和影响区依次为次优和最劣策略。（3）政府从经营城市的角度出发，以高铁枢纽建设的城市全面提升影响最大、可持续性发展最强为终极目标。
3.1选址流程
阶段一———选址于城区。根据站点建设条件的要求，分析站点新建（对于无铁路通行的城市）或者改扩建的可行性（以下简称该过程为模块一）。若可行，进而对多种因素（选取最关键的5个因素）进行分析评判，得到方案的评价指标（以下简称该过程为模块二）。若评价指标可接受，满足既定的规划目标，则选择城区方案。若新建或改扩建不可行，则重新选址，进入阶段二（在边缘区选址）。阶段二———选址于城市边缘区。在城市边缘区内选址，分析站点新建或者改扩建的可行性。若可行，进行模块二的指标评价。若评价指标可接受，满足既定的规划目标，则选择边缘区方案。若不可行，则重新选址，进入阶段三（在影响区选址）阶段三———选址于城市影响区。在城市影响区内选址，分析站点新建或者改扩建的可行性。若可行，进行模块二的指标评价。若评价指标可接受，满足既定的规划目标，则选择影响区方案。若不可行，则重新评估城市铁路建站的可行性。可出现两种结果，即该城市不适宜建设高铁枢纽或者横向比较3个阶段选址方案取其优者。
3.2评价指标的定义与评价方法
为了对3个阶段方案的优劣性评判，选取高铁枢纽建设对城市影响最显著的5个量化指标。
4结语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质量；城镇化速度；城乡一体化；突变理论；系统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03-05
一、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概述
在第三次世界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 91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61 866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初级城镇化水平，但是从城乡社会文明程度、生活习惯等角度看，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发生严重脱离。
根据河南省数据显示，新世纪初城镇化率为24.2%，2014年提高到45.2%，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鉴于城镇化进程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推进，不仅要注重“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二、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内涵界定与机理探索
（一）城镇化内涵
城镇化又指城市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它涉及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近年来呈现加速态势。但是长期以来，整体城镇化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纵观近年来河南省城镇化的发展，突显出以下几个问题：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较弱；城镇宏观区域和内部空间布局等问题导致城镇盲目外扩，摊大饼式的发展以及诸如“城中村”等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向农村转嫁环境污染，农村向城市提供有害食品；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民在失地的同时无法同等享受城镇基础设施的便捷。
因此，在研究河南省城镇化问题时，仅仅靠河南省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镇化的发展既要追求发展速度，也要重视发展质量。
（二）城镇化质量内涵
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应该基于城镇化概念和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城镇化进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可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转化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城镇化质量衡量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与城镇是否合拍及融入程度的大小。城镇化质量研究包含城镇综合实力的提升、城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环境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几个方面，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三）国内外城镇化质量相关理论
1.空间理论。空间理论主要研究农村与城镇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转化趋势。从发展结果的角度，空间理论分为均衡空间理论和非均衡空间理论。
均衡空间理论是西方城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纳克斯和俄林。纳克斯认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影响资本的积累，从而加大贫富差距，因此，纳克斯主张发展均衡空间理论。俄林主要是从贸易的角度研究了要素的流动、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和分工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也在趋向于均等。1990年以来，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综合特征的空间均衡理论。
非均衡理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等。
2.人口迁移理论。该理论源自于威廉配第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提到的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增加。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各个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存在差异的缘故。另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也分别对人口流动理论做出了解释。二者共同认为部门和区域人口流动是由于收入存在差异引起的，前者认为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T的实际收入差异引起了人口流动，后者则认为引起区域人口流动的原因是预期劳动收入的差异。
3.共生理论。“共生”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物种按照某种物质联系生存在一起。后来这个词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当中。在城镇化发展理论中，共生理论又称为竞争协和理论。城镇区域和空间的扩张离不开竞争力和协和力。竞争力使城市空间向外扩展并与外界相抗争，而协和力则指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共生，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期发挥力量的主要是竞争力，而后期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则靠协和力。
三、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与动力机制
（一）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镇化“新”在它既不同于之前的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又与西方城市化存在差异，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能够反应中国特色的一个独特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理解还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却有统一的认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重点提高城市生态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村城市化水平，旨在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坚持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居住环境。
（二）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1.以人为本。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注重数量和速度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摈弃片面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让农村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享受均等的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提升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传统城镇化在发展历程中，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存在低效能和高排放问题，使得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则更加注重“集约、绿色、低碳、环保”，重点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和资源的充分利用。
3.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采取“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的产业空间布局，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导致城镇功能缺失。新型城镇化则注重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充分优化城镇产业空间布局，发挥城镇化基础设施的作用，使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在交通、住房、休憩功能等方面的服务品质。
（三）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别于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即在经济发展中城镇化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传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靠粗放型的工业化来推动，靠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仍然存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等现象，对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力不足。而新型城镇化则靠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从量向质的转变。
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同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使得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结合河南省城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依据，本文在全面性、可操作性、科学性、相关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综合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了符合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约束层，涉及经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指标组成的五个功能层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五、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评价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诸多方法中，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各种目标值之间常常存有复杂的关系，在使用上述方法分析问题时，各目标因素权重的确定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对同一评价体系因各指标权重不同可能导致结果差距较大，影响问题分析的客观性，甚至会有评价指标模型各目标因素之间难以协调统一的情况出现，以至影响这些方法的应用。而突变级数法中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不需要确定各指标权重，仅需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因此，该方法更能客观反映评价系统。
（二）研究区域及数据处理方法
1.研究区域。本文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因此，研究区域分成横向中部六省和纵向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两个方面。
横向对比评价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参照2013年底统计数据：中部六省地区总人口近3.6亿，占全国28.1%左右；区域面积为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左右。选取中部地区作为横向区际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行政区划以及河南省所处的位置，在同一层级进行比较旨在有针对性的对比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策略。
纵向差异评价以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为研究对象，在纵向差异综合评r中，以省辖（管）市为分析单元，主要是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分析结果的可对比性而定的。
2.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1）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并分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差异，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和相关地区统计部门已公布的客观数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同一截面数据的完整性等因素，本文确定选取2007―2013年之间的数据。区际层面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3年）以及河南省各省辖市统计年鉴数据。另外，中部六省及河南省的地理图形资料来自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2）基础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对于突变模型指标层获取的基础数据，首先要对其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其状态突变值的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参照公式如下：对于正指标，yij=，对于负指标，yij=；其次，根据指标层的控制变量个数，确定势函数的归一化公式，并利用归一公式处理相关基础数据；再者，利用“互补”原则，对各指标层归一处理值求均值，即确定各层级突变隶属函数值。利用此方法以此类推，一直求出各目标层隶属函数值，作为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别评价的参考值。
（三）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
1.横向评价结果分析。基于文中所建立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首先对指标体系中指标层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化处理，使得各指标层数据的参考值转化成介于0―1之间的数值；然后，结合“互补”原则，逐一对各层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时段的突变级数值，突变级数值越大，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越高（以下分析皆同）。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2007―2008年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湖南省最低；相比城镇化率最高的是湖北省，而河南省最低。在2009―2010年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河南省最低；山西省由前组数据分析的第四名上升一名替代江西省，相对江西省下降一个名次；另外，河南省与河南省的名次发生更换，相对于各省城镇化质量排名，本组城镇化率省间排名表现较为稳定。在2011―2012年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依然是湖北省，最低的依然是河南省；山西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安徽省；湖南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江西省。
2.空间差异特征。通过对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区际差异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特征表现如下。
（1）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最高，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当，河南省的最低。比较发现，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
（2）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较小。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湖北省的空间面积在中部六省中相对较小，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有限。另外，中部六省各省的影响力基本相当，没有出现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省份，因此，其综合辐射能力还有待提高。
（3）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在2007―2012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河南省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此外其地区间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同样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城镇化率的高低会影响地区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
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相对一般的原因：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较低，且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也较低，因此，反映城乡统筹指标的准则层指标影响了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
（四）v向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1.河南省区域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结果。运用所建立指标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相关数据使用突变级数法，得出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在2013年度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是郑州市，最低的是商丘市。在本组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率的排名较为稳定，仅有个别市出现较小的波动。
2.区际空间差异特征。通过上述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综合评价结果分析，显著特征表现如下。
（1）城镇化质量梯度差异明显。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在地理核心地带上，核心区东西两翼的城镇化水平相对一般，东翼包括开封市等市，西翼包括洛阳市等市，它们分布在核心层的东西两翼。新型城镇化相对低质量区域包括豫东、豫南和豫西六市，构成一条两端向上弯曲的弧线。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分布上由核心向逐次减弱，且地区跟核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城镇化质量较高区域空间集中分布，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从城镇化质量分区空间布局来看，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呈现出南北走势的一条竖线。毗邻核心区的省辖市较多，且核心区与东西两翼存在一定的差距，很显然，核心区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但是，核心区的空间面积较小，对弧线上的地级市的辐射能力有限。
（3）弧线区域缺少具有带动性较强的城市。通过比较弧线区域的相关指标发现，相关六市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仅有核心区域的一半左右。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弧线区域没有一个带动性较强的城市，区域内部缺乏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难以带动区域发展，导致该区域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六、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策略
通过以上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不仅在横向对比中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纵向对比中也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提升策略。
（一）“三化”协调，优化产业结构
“新型三化”是河南省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破解河南当前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关键环节。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建设步伐，既是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吸收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其次，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用农业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人口的优先转移和承接。再次，坚持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最后，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发达的服务业，将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三化”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将会提升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并助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二）城乡统筹，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农”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进程中，既要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又要注重农村及乡镇发展水平的提高。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究其原因，在于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提升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应着力提升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其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特色产业；其二，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现代化水平的一体化，其本质是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一体化。其一，废除阻碍城乡统筹协调的藩篱，加快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引导城镇富裕资金向农村转移；其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其三，通过农村资金的定向投放，改善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医疗质量水平。
（三）改善地区生态环境
河南省的生态环境突变级数值处于中部六省之末，生态环境表现最差。纵观近几年全国雾霾分布区域，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华北平原稳居全国三大雾霾重灾区之列，再加上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改善生态环境更是刻不容缓。因此，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是提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河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河南省生态省建设应着力构建以下生态体系：其一，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其二，构建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支撑体系；其三，构建全防全治的环境安全体系；其四，构建环境友好的宜居体系，为居民提供便利、舒适、优美和有益于健康的城乡人居环境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 新变化 理论观点 操作思路
“工业化在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对此观点，本文不敢苟同：说过去是发动机，这是对事实的理论总结！说将来还是发动机，本文认为，自新型工业化概念提出后，将是城镇化起主导作用！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涵义
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涵义是生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
1.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提出了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直到今天，这种转变却仍然没有最终完成。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农业人口转移以及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使经济常常在速度与效益间“摇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我国已经出现买方市场以来，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仍然屡禁不止，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从国内外二个方面着手把握。从国内发展看，在新的庞大经济总量基础上，按照过去的增长方式谋求GDP总量再翻两番，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国家财力日盛，可以集中财力办一些以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从国际竞争看。中国加入WTO、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若能抓住机遇，不仅可以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既能调整结构、又能提高效益。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2年10月，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并列入政治报告。
2.生产业的作用
目前，生产业的范围和体系界定还没有统一定论。有理论工作者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认为：生产业大致由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构成。
服务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发展潜力巨大、资源环境亲和的特点，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更在经济增长贡献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服务业结构调整和梯度转移的新形势，要求中国不仅要发挥既有优势承接制造业转移，也要下大力气承接服务业转移，使中国既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也成为国际服务业中心，避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紧迫性才算是抓住了根本。
生产业能够促进分工与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影响技术创新方向。在信息业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时代，只专注于制造环节，走为跨国公司“打工” 的“二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中国经济完全应该、也完全有能力通过生产业大发展为改造传统产业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出巨大战略空间。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把制造业与生产业“捏”在一起，通过创新发展生产业，尽快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二、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主导作用
现在，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只要认识正确、思路清晰、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城镇化就会为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1.城镇化有利于创新发展
城镇化有利于原始创新。城镇能便捷了解市场动态、科技动态，是科研信息、市场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城镇越大，越能便捷提供新产品开发所需的配套服务；越能集中各方面人才，通过集约投资、降低风险加速推动创新发展；越能拥有高效的营销系统，保证创新成果尽快为消费者接受、取得市场竞争优势。
城镇化有利于接受创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的区域技术时―空传播理论认为：创新传播路径是一定的。决定一项新技术接受时间与速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用人口表示的区域规模，因其代表了企业家与产业的空间集中度以及市场潜力。较大城镇社会结构良好，是较大企业的聚集地，集中了较多能够更快采纳创新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与研发专家。
2.城镇化直接推动生产业发展
生产业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其业务、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也因其天然的有利条件，为生产业提供着大发展的平台。
城镇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单位交易成本的高低或交易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交易技术、社会经济状况和交易方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城镇因其聚集而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成熟的交易技术和交易方式，同时，集聚了的城镇又使大量外部交易在内部进行，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城镇化促进生产业发展。国外理论研究表明：从全球角度看，城市都是生产业的生产、创新和市场的集中所在地。显然，这个研究成果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生产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和工业企业，是生产业的基本载体。
3.城镇化对新型工业化具决定性作用
生产业将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城镇既是专业服务的生产地，又是服务创新和服务市场的关键区位。城镇化将通过推动生产业发展而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着主导性的决定作用。
有理论工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农业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不如说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农业，连累了工业，阻碍了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导致服务业资源相对分散、集聚不足，制造业链条上的前端研发与后端营销等关键环节，由于得不到相关服务体系支撑，而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既增加工作难度，不利于创新发展；又增加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
城镇化发展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较大回旋、调整空间，特别是在不确定性风险状况下，这种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对任何产业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城镇因其聚集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对新建企业和产品处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企业，是对那些客户经常变换和服务对象高度专门化的生产业，还是对以顺畅的供应链管理为基础实现高效运转的工业企业都具有特别意义。
三、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
鉴于前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实践中处理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围绕城镇化、推进工业化。目前，理论界仍有人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人也用主要精力在关注工业化。这些理论观点与实践态度既源于对前述拓展了的工业化内涵认识不够，又源于对城镇化本身的认识误区。
1.观念上的误区
把城镇化发展简单等同于工业化。不惜代价引进工业项目，强调建工厂、建制造业基地。这一错误观念的源头在于把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理论结论过于绝对化，忽视了城镇化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内在联系，认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了工业项目、有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水到渠成了。
把推进城镇化片面地等同于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类投资如果来自财政性资金，就会直接挤压公共财政支出；如果来自贷款性资金，就有可能给财政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源于此类观念的一系列行为，既会浪费宝贵的财政资源，也会抬高农民进城成本，甚至变相转嫁为农民负担。
2.实践中的失误
观念上的误区必须带来实践误入歧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一些城镇热衷于通过修编城镇规划，设置开发区，县改区、乡改镇等，拉大城镇框架，扩大城镇占地面积，以获取土地开发的短期收益。很多市县城区规划面积的扩张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过去15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88％，而城镇建成区面积却扩大1.4倍。目前，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动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
3.正确的城镇化态度
城镇化重点在“化”字上做文章。城镇化并不专指小城镇，而是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将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将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转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增强一国综合国力的过程，它意味着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化。
城镇化下一步发展的总体考虑是：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定居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健全规划为重点。最终目的就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将农村富余人口由农村居住转移到城镇居住。在实践中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做文章。首先，破解观念误区，改变靠行政手段、急功近利推进城镇化的做法。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农村新一代劳动力能掌握一定劳动技能，使他们有能力在城镇安家立业。第三，在编制城区规划和进行城区建设时，不仅要以城里人为本，也要以进城的农村人为本，统筹兼顾，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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