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
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冷战结束已20多年，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发展阶段，而现在进入了第三个10年，“国际关系”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这种发展变化相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形势发展。“冷战思维”、“定式思维”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及“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成见不断花样翻新地出现。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在解惑释疑，破除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思维，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格局多极化向
“多个发展中心”方向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单极独霸”世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作为其国际战略。但世界并未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随着国际力量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多极化迅速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单极”思想。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多极化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向着纵深方向前进。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新兴大国正在由新兴经济体逐步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由此使多极化深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极之间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于平衡世界各种力量。
经济全球化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2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时的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世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各种经济体的经济都有快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有两面性，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以有利于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则制订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国际经济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竭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将经济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进行生产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带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从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固然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顺势而为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金砖四国”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催生的。除“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墨西哥、泰国、印尼、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涉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社会运动也活跃了起来。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为克服危机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应归咎于30多年来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推向“金融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金融创新”的口号下“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动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逐渐使合作成为主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多层面的、先地区后全球的逐渐演化过程。总之，要顺应发展规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渡过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确保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多样性要
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以“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为主题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中的又一件盛事。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外长、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与会。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成为新时期中国与非洲开展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有力推动了中非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全面发展。特别是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角度透视】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看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合作日益加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非抓住机遇、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以增强各自的能力。
2.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中非经济合作，有利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有利于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3.对外贸易具有重大的发展作用。中非在旅游、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技术的交流，增强双方的经济实力。我国的对外贸易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非经济合作正是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以造福双方人民为根本目的的。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看
1.国家利益是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之间出现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中非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潜力在扩大，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也是新世纪中非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因素，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正符合当今时代主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将始终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这正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立足点的体现。
三、从文化生活角度看
1.尊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尊重文化多样性，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在文化上要坚持交流互鉴，正体现了这一点。
2.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等方式进行。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非经济贸易往来，不仅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将商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加以交流，而且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交流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
3.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非在文化上互学互鉴、互相交流，既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非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非洲各国优秀文化来中国传播。中非文化交流还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非洲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加强中非两大文明多层次、多形式交流互动，更有利于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使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4.文化创新必须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非在文化上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有利于推动中非文化创新、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从生活与哲学角度看
1.物质决定意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但全球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南北差距加大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和非洲都面临发展经济的新任务，都希望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这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
2.联系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加强中非各方面经验的交流和借鉴，使中非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各自自我发展能力。
3.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两点论。当前中非关系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要促进中非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就必须既重视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又重视非方关切的和平安全事务合作；既重视拉紧现实利益纽带，又重视双方心与心的沟通；既重视发展官方交往，又重视推进民间交流；既重视合作量的积累，又重视合作质的提升，这些都体现了两点论。
4.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的56年来，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中非各自情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非友好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对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5.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中非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思维演练】
1.自2006年中非共同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对非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 66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2倍。下列关于中非贸易增长的观点中，不正确的是 （ ）
A.中非经济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增长
B.中非贸易增长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C.在中非贸易发展中，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追求顺差
D.发展中非贸易符合中非双方利益
2.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非关系，这说明 （ ）
A.促进世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B.中国与非洲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C.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因素
D.中国与非洲国家没有利益分歧
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国际关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历来是中国团结与合作的对象，因为 （ ）
①第三世界是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②团结第三世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③合作是第三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④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4.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 （ ）
①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②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诚团结合作 ③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④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5.要开创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局面，中非就应该 （ ）
①增强政治互信 ②拓展务实合作 ③扩大人文交流 ④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 ⑤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A.①②③ B.①③④⑤
C.①②④⑤ D.①②③④⑤
6.《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我国在对外关系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 （ ）
①国家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 ②国家是不能分割的 ③国家具有对内最高性的特征 ④国家应承担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间集体对话与合作新的平台，是促进“南南合作”的有效机制。这表明 （ ）
A.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结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发展
B.共同的国家间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
C.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D.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8.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6年来，中非双方合作在22个非洲国家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作为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满足了所在国学习汉语的需求，逐渐成为非洲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桥梁。此举 （ ）
A.表明中非文化已趋向一致，没有差别
B.是积极进行文化方面国际合作的表现
C.说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
D.不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性
9.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发展和谐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表明 （ ）
①只要中非和谐，世界就能和谐 ②世界要实现和谐发展，离不开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 ③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 ④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必将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0.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拥有各个阶梯层次的适用技术和设备以及3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由此可见，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关系。
材料二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征程。2012年7月19日，国家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增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材料三 近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非行动说三道四，不仅政府官员，而且不少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都在炮制“中国”，散布这样一种言论：在争夺非洲资源的斗争中，中国已呈咄咄逼人之势。他们极力宣扬，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就是为了石油，为了攫取非洲的能源，说什么中国这是在搞“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是在“剥削非洲”。
（1）结合材料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中非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2）材料二中的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体现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
（3）联系材料三并结合实际，对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舆论进行批驳。
【参考答案】
1.C 2.B 3.C 4.B 5.D 6.C 7.C 8.B 9.B
10.（1）①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的趋势也越来越强。②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可以促进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并极大地提高“南南合作”的水平。③中非经济合作，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全球的均衡和谐发展。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冲突；战略互疑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2-0061-04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而后得到美国领导人回应的一个重大命题。该命题的提出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直接关乎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状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一种新方式。尽管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但两国有关方面已经形成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切实走出一条新路，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实践。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大国关系是指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性因素[1]。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担当是推动国际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传统大国关系以对抗冲突、敌我分明、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已经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
（一）超越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需要。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发生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本轮战争以有关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国家体系。自此以后，世界舞台开始上演大国兴衰、霸权纷争的历史。无论是近代史上的法英俄德，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大国之间无不充斥着冲突对抗、扩张战争。新老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因经济利益冲突白热化所致，如英德之争；二是缘于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如美苏冷战[2]。英德冲突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而且在人均GDP上与英国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当时英德双方的经济结构趋同，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在当时已经完成。殖民体系的固化限制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原料产地的开放。德国作为后起大国，占有的殖民地少，“生存空间”有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德国要求对世界殖民体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这就导致它与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美苏矛盾由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引起，然后发展为两个政治阵营和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与恶性竞争。美苏对抗是政治对立的产物。双方的发展进程与经济结构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限。可见，传统大国关系容易引起大国之间特别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对抗，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和两败俱伤。这成为一些现实主义者的政治信条。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拥有霸权；崛起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国际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然而，这个政治信条不仅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且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进。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已经由现实主义发展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3]。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已经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为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提供事实支撑。
（二）引导美国理性看待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需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中升美降”。这种变化是中美两国自身及国际体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覆辙。中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触发美国社会形成这种认识：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却在衰落，美国有被中国赶超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东移使亚太地区尤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实际上，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的体现。这种变化使国际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加均衡，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然而，这种转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引起的美国非理性战略焦虑，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确理性地看待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减少其非理性焦虑情绪对两国关系的冲击，避免两国关系发展偏离正确轨道。
（三）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的需要。24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阐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他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实力的上升及由此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修昔底德所揭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其实就是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立论基础。当前，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非常相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实力的变化是否会促成战争爆发的主观条件，即中国实力上升引起美国的恐慌。就目前来看，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危机感和非理性战略焦虑情绪，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战争爆发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近代以来，大国之间权力的转移是伴随战争而完成的。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已经迈出任重道远的第一步。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各种风险和挑战，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性选择，是以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实践和各自国内发展背景为基础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因。当前，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同欧洲殖民扩张、列强争锋和美苏争霸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美两国要实现共同发展，必须顺应当今时代潮流。时代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在拓展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同舟共济。拓展共同利益从主观上促使中美之间进行合作。合作能够提供交流机会，增进了解，减少冲突。中美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高度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当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合作不等于和谐，摩擦也会伴随着合作。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稳定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客观上促使中美不得不进行合作。随着全球日益融为一体，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在反恐、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网络安全等问题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国际合作。仅有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因。中美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奠定了基础。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一直保持默契，维护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继1997年和1998年和克林顿成功实现互访之后，中美高层交流在21世纪变得更加频繁。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能够避免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产生误判。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日益完善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两国合作的良好势头。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核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之间的互动，而且这种积极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三）中美均以国内发展为重点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中美两国都将发展重点放在国内，相互对抗只会妨碍各自国内中心任务的实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强调外交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一思路为之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同威廉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及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不同，中国不寻求“生存空间” 和领土扩张，也不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做负责任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积极沟通，努力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无意挑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对于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危及其国家利益的事情都会给予关注。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尤为敏感，对中国进行遏制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当前美国发展面临巨额赤字、金融动荡、经济复苏乏力、高失业率及国内政治极化等困境。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是美国走出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有保障。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意味着能够一帆风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应对双方战略互疑。“战略互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要以本国的发展前景和核心利益为综合代价[5]。战略互疑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两国均有所增长。一旦这种观念无限度发酵，就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状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微妙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两国关系相对比较成熟。两国领导人都很务实，清楚哪些问题可能带来分歧，充分认识到要在重要问题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和多边领域的诸多问题上。比如，经贸摩擦、国家安全问题、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中美战略互疑。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有效应对中美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如果没有信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是空想。有效应对战略互疑虽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相互认识，实现双边及与其他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有效管控双方之间发生的可能引起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危机。一般而言，国家之间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机。大国是国际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大国之间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尤为必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互疑，意味着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危机。即使两国都能够以大局为重，战略互信缺乏所造成的危机也足以让两国蒙受巨大损失。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让这种关系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中美之间必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两国关系发生大的波动。
（三）拓展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由利益驱动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的基础，是联系两国关系最坚实的纽带。在拓展共同利益过程中，中美要善于挖掘合作潜力、积累正能量，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共同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拓展。当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是中美进行交往的基础。中国高度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美国高度关注其国土安全和全球领导权。但是，双方都向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繁荣的全球经济。只不过，双方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处理好各自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中美关系从建交到现在，其战略定位和框架几经调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凸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两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为国际社会树立典范，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海龙，毕颖.剖析"新型大国关系"[J].党政论坛， 2013，（7）：15-18.
[2] 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2）：8-19.
[3]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J].教学与研究， 2004，（7）：56-63.
关键字: 当代 国际关系 国际体系转型 特点
当代国际关系的范畴，主要囊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各国之间和国际社会主要行为者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面貌。从世界格局结构的演变及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来看，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当代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探析
(一)“冷战”爆发及两极格局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在冷战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的美苏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1947年作为冷战标记的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遏制战略，意图阻止苏联扩张，施加强压，力图最终搞垮对手。[ 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P13]美国以遏制苏联为借口，进行全球扩张。通过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亚洲同盟体系，建立前沿基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建立以其自己为领导的西方联盟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同在1947年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两大阵营的形成、对峙和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两极格局，其主要特点包括：（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经济资源及政治控制力，对全球事务起着支配作用；（2）以美苏为盟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两大阵营组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在各自势力范围和分界线对峙，在中立地区保持默契；（3）互视对方为主要敌手和威胁，保持高度紧张与敌意。（4）系统的平衡机制在两极自身。双方的相互核威胁是战略平衡的基础，地区的常规威慑构成均势的子系统。两极竞争的零和性质决定双方对威胁的反应迅速、及时、适度，在战争边缘上保持克制。
（二）从量变到质变：两极格局终结的原因和过程
剧变使得苏联迅速解体，独联体取而代之，其速度之快，令世界惊愕。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来看，剧变是质变。这种质变的发生是以从冷战初期开始的国际形势不断发生量变的积累为前提基础的。具体地讲，两极格局终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世界政治舞台上新兴力量的崛起。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登上国际舞台，面对美苏激烈对抗的冷战环境，他们积极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与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了坚决斗争。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的崛起有力地遏制了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促使两极格局不断发展、变化，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进程。
（2）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所致。早在60年代，美国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美元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反，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六十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成了美、日、西欧三大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1970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8年的54%下降为37.8%，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由32%下降为15.2%, 1950年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49%年下降为15.5%，[ 袁明，国际关系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P290]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更使美国元气大伤。
而在进入80年代后，西欧的联合也不断加强，1979年欧共体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过美国对外贸易3倍于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贸易集团；黄金外汇储备大大超过了美、苏、日三国黄金外汇储备之和；同时欧共体强调“用一个声音讲话”，对内加强协调, 对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成为一支颇有影响的力量。，此时的日本迅速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1%。同时日本采取“多边自主外交”，以谋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而对美国来说，长期的争霸导致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加之1979年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其经济为“滞胀”所困扰。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日本、西欧、中国等力量继续向前发展，有力地推动着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方向演变。
（3）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随着实力的增强，苏联开始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处理同兄弟党关系上搞大党主义，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先是奉行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后来则发展成为霸权主义。以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宣告中苏关系破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的标志，以致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乘美国内外交困之机，加强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由大国主义发展为霸权主义，美苏争霸首次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明显。此时苏联的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1987年苏联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被日本取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连连受阻，政治上也矛盾重重，苏联作为两极中的一极，已难以为继。到90年代初，病入膏肓的苏联终支持不住而解体了。
最终，美苏争霸，削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拖垮了苏联，造成两个超级大国“一死一伤”。两极格局的发展从发展成为了质变，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纵观两极格局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正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两极格局从渐进的量变发展到90年代初的质变，直至最后终结了两极格局。
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特点
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也就是国际关系体系，具体的讲，它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由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的抽象的实体，是国际领域内各种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相互作用形成的固定关系组合。[ 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目前这次转型是本世纪国际关系的第三次转型。{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凡尔赛体系取代了延续百年之久的维也纳体系，二战的剧烈变动又造就了美苏抗衡的冷战格局。}与本世纪前两次的国际体系转型相比，两业已展开的第三次转型在主体、主题、转型的主要方式和理念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参与主体的角色多元化和类型多样化
主体，即为转型的主要参与力量。第三次转型主体得特点包括，数量多、类型多、实力增强。首先是参与角色的多元化，是本次转型的主要发展趋势。从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来看，虽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出现若干新的力量中心，如欧盟、俄罗斯、日本和中国是国际公认的主要力量。它们拥有比较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力，成为国际关系中基本矛盾的主要参与方，在今后的发展中可能上升到具有支配意义的极的地位。
另外参与角色的多类型化趋势主要表现在：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涌现，为国际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以具有代表性的有：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紧密型的共同体-欧洲和松散型的国家群体-第三世界。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国际舞台上展开活动，发挥各自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力，人类正由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各参与角色的实力显现出普遍增强的趋势。
由此可见，本次国际体系转型参与主体在数量上的多元化、类型上的多样化和实力上的增强等种种变化，使得第三次转型的复杂性、竞争性和综合平衡难度显著增加。
（二）主题内容复杂化和范围扩大化
主题指的是转型期所期待解决的主要任务。二战以来，人和国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本次转型逐渐把重点从具体事务的解决转向共处规则的确立和全球文明的维持。因为目前世界事务的广度、难度和深度为以前所不可比拟，结合目前局势，转型的内容在范围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
首先，本次转型除了竭力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利益对立、民族对立、贫富对立、区域对立等之外，还试图确立对危机的干预机制，对越轨行为的管理机制，区域间的协调机制，大国间沟通机制，重大问题的协商机制，全球事务的管理机制。
其次，作为国际事务的主题不再局限于通常的军事问题和武器问题，而增添了经济科技的新内容，增添了事关全球文明发展的内容。现阶段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竞赛的广泛展开，经济科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大为增加，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对个参与者来说，都是十分紧迫和至关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今天围绕人类的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诸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资源保护、能源危机、人口控制、经济债务、政治难民、大规模饥饿、国际恐怖主义、跨国贩毒等难题均成为转型中亟待解决的任务，与诸如大国均衡、军备控制、局部战争、边界纷争等传统主题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上这些问题的恶化将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就迫使国际大家庭和主要大国正视这类超国界问题的解决，将其作为转型期乃至今后新格局和新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和平转型的主要方式
追溯历史，国际体系的转换都是以流血战争的方式完成的。而此次转型至今总体上保持和平转型的势头。和平方式使得某些传统的军事手段作用下降，各国由此积极调整国家战略和策略，更加注重外交斡旋、政治谈判、政策应对、合作策略等和平运作手段。由此不难看出，流血战争样式的转型其实是较为低级的国际政治，非流血的和平转型则预示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国际政治实践的出现。[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P368
]这样反映出国际关系在进步，国际体系的转换方式也在进步。但这次和平转型终究不完全是世界各国自觉、理智、成熟基础上的选择，所以不能排除战争因素在某个发展环节上局部的发生作用。冷战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当今的利比亚战争就是此类现象的反映。
（四）指导理念新颖
指导理念是支配体系转型的上层建筑。之前两次体系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信奉的是强权政治论和地缘政治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追求权力、崇尚军事暴力、奉行秘密外交和零和博弈等观念。相比较之，第三次转型涉及更多领域、更多课题，需要有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指导思想与之相对应。目前兴起的相互依存论、世界秩序论、区域一体化论、全球主义、依附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都针对转型期的现实的各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随着局势的发展和变迁，人们将不断修正、补充和改进现有的认识和观念，使之符合于变化中的现实状况。
三、结语
国际体系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客观基础，国际秩序如何建立则从主观上反映了国际体系格局。国际体系的变动，必然引起国际秩序的转变，而国际秩序则是国际体系的表现，并且一些新秩序思想也总是在格局形成之前就产生的。国际秩序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在一定时期内，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国际秩序一旦确立，就会发挥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各国关于国际格局的主张决定和制约着各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需要，受历史时代的制约；适应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体系就存在，反之则消亡，故而国际体系处于不断的转换中。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对于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特点与规律的探究，对现在和未来国际体系发展与变化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俞正粱．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H]．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H]．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3]刘廷忠．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H]．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冯绍雷.潘世伟．国际关系新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5]林利民.张浩．现代国际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10．
[6]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塞缪尔・亨廷顿，李盛平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关键词：城市规模 创新能力 边际报酬 知识集聚
现有文献概述
研究城市规模与创新能力关系的目的是识别城市内推动或阻碍创新的因素以及其影响程度，城市规模是以人口数量衡量的。不少学者指出虽然专利数量并不是衡量科技产出的完美的指标，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创新活动的活力和有效性。Acs et al研究发现在美国专利的授权过度集中于大城市，Carlino et al指出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密度促进了专利活动。
从知识溢出的集中化和隐性知识扩散的“黏滞”（sticky）性特质出发，学者们也解释了人口集聚与创新能力的正相关关系。Peri和Giovanni探讨了知识流动、研发溢出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流动与溢出具有空间局限性，随着距离的增加，知识溢出迅速衰减。在一些知识密集型产业里，隐性知识常常依附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核心员工，而中心城市恰恰能够提供足够大的本地劳动市场，在这里拥有提供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创新性活动。
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支持有人口数量优势的大城市更利于开展创新活动，城市规模和专利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的扩张导致更多的人员和公司集聚，而这种集聚必将吸引更多的智力资源，因此更有利于创新活动和思想观点的交流。然而，城市规模对专利产出无论是边际报酬递增还是递减影响，都可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若不是边际报酬递增关系，那就很难说明一个大城市创新活动会高于同等规模的中小城市叠加。显然，只说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会带来相应创新能力增加是不够的，更应该关注的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对创新能力的边际报酬影响。
近期，Bettencourt（2007）定量分析了美国城市规模与专利产出的关系，结论支持城市人口数量对专利产出的边际报酬递增影响，并精确估算了美国城市规模对专利产出的边际效应系数为1.291。该论文直接对人口规模和专利产出建立回归模型，遗漏了直接影响专利产出的其他重要因素，可能产生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系数失效，且中美创新资源区域分布有差异，Bettencourt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无法直接应用。本文在论证该定量研究实证模型存在不足的基础之上，构建城市规模与创新能力关系的两阶段理论模型，以中国典型城市为研究样本，相对科学地定量测度城市规模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为创新资源区域配置提供科学借鉴。
实证模型推导
（一）两阶段模型理论分析
本文选择专利授权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度量标准。城市规模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借助中间变量传导。为了判断城市规模对专利产出边际报酬的影响，本文以测度科研活动人员规模与专利产出的关系为桥梁，构造城市规模与创新能力的两阶段模型。专利产出作为知识的一种载体，体现了当时最新的知识，因此可以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表征专利生产的过程。知识生产函数是描述新知识的产出和投入要素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根据知识生产函数的表述，专利的产出是投入活动产生的结果，相关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投入直接影响专利产出水平。科技人员投入与资金投入是影响专利产出的重要因素，也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以专利产出为因变量，以科技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具备理论基础。两阶段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实证样本选择
在样本选择上应重点考察城市人口规模、集聚程度和创新活跃程度。截至2009年底，总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特大型城市中，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75%以上，显示了良好的人口集聚特征，同时三地的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均在全国前列。因此，本文选取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择时间跨度为1990-2009，数据来源于1991-2010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将专利产出分为三类：专利授权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量。科研活动人员包括研发机构、工业企业和高等院校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及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科研活动人员是存量指标，在进行科研活动、贡献专利产出过程中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很难精确区分与具体专利产出的时间对应关系，因此在模型构建时不考虑科技投入人员的滞后影响。科技经费投入是流量指标，包括报告年度内用于科技活动的实际支持，其中劳务费、科研业务费以及科研管理费与当前当期专利产出相关，而非基建投入购入的固定资产等支出又与后续专利产出有关，因此本文考虑科技经费投入对专利产出的滞后期限。逄淑媛（2009）基于全球研发顶尖公司10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费投入对专利产出影响的平均滞后期为2年左右。本文模型考虑科技经费投入的滞后期为2年。实证模型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心城市知识集聚效应的理论分析，构建城市总体人口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关系的计量模型：
（1）
其中thuit表示i城市第t年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B为常数项；poit表示i城市第t年的常住人口数量；i= 1、2、3，分别代表北京、上海和天津；t= 0，1，…，19，分别代表1990-2009共20个自然年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阶段，依据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构造科技人员、经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计量模型：
（2）
（3）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贸易 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102-01
国际关系主要指各国之间的实际行为。在21世纪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势，也有了进一步的挑战。国际商贸关系的紧密性使得各国的联系增强。从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来讲，主要包括国际制度、行为规范、认知背景等等。这些因素也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商贸战略研究
（一）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商贸战略发展
从目前的国际关系上来讲，各国之间逐渐趋于稳定的状态，并都以“合作”为前提，致力于经济贸易的提升。因此，各国也在发展中意识到，只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存在，才能够促进商贸战略的多样化。一般来讲，国际商贸的核心都分布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它具有引领商务贸易发展的功能，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广州为例，它临近香港，并且是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便利性非常强。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性会议也多在广州、上海、深圳等地举行。在此现状下，我国的国际商贸中心也由此形成。我国将广州作为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商贸圈。主要以电子科研型产品的交易为主，进行零售与批发的综合性调整。另外，以良好的国际关系作为基础，定期举行一些国际化的商务会展，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实现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扩充产业链条。在国际商贸展示的基础上，各国之间也可以进行新型产品的研发。我国可以通过各国产品的关联性进行产品衍生与融合，促进国际商贸的发展。第三，从“内核形”产业出发，带动外部经济的发展。利用良好的国际关系，我国还可以将总体经营业务进行扩展，实现销售与运营的一体化。从科技信息与金融贸易等核心经济收益为标准，形成新型的国际贸易集群，进而推动旅游业、休闲业等产业链条的形成。[1]
（二）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层次的形成
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利于我国国际商贸层次化的组建。以上海为例，它是我国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2]近几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与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尤其是“世博会”的开展令世界看到了我国的发展，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在世博会成功举办后，上海也致力于国际商贸的发展，将贸易功能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以批发零售为主，对一些新型产品进行展览，促进国际商贸会的举行，形成企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商贸中心内核的形成。第二，以上海的主要商业圈为准，将先进的制造业、科研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经济行业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促进新技术之间的交流，以“物流中心”作为基本载体，优化贸易组织形式，促进资源的整合。第三，发展服务等辅助型产业。以“旅游行业”为主，以教育培训、文化产业为导向，推动国际贸易多样化的形成。国际贸易层次性划分使得国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有利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品之间的带动性与融合性。[3]
二、国际贸易战略促进国际关系大融合
国际贸易战略的有效制定也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第一，在国际贸易战略的组建时期，各贸易中心一定是将科研组织放在首位。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际交流。以我国先进的技术作为突破点，也使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试想一下，国家之间的来往频繁了，必然会促进良好关系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以利益的变化为主，利益的提升能够带动关系的发展。第二，在国际贸易战略制定的同时，各贸易中心也在对产品链条进行优化与组织，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中心。此方式能够促进经济贸易值的增长，使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而综合实力的加强也会促进国际关系的完善。[4]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战略是紧密相连的。首先，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推动贸易层次的形成。其次，国际贸易战略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大融合。二者是互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先庆.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新视角――基于商贸中心能量等级分析的战略研究[J]. 城市观察，2011（4）：65-73.
[2]林永亮.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然”与“应然”[A].外交学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借鉴与创新――2011年博士论坛[C].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1：23.
关键词：人力资本国际化 华侨华人 跨国技术网络 技术转让 技术溢出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海外人才回流趋势不断增强，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显示，1978―2013年，中国留学归国累计人数已达144.48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累计人数（305.86万人）的47.2%。其中，2013年，留学生归国人数达35.35万人，仅比同期出国人数少6万人。人才外流与回流所形成人才环流现象对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国际化和创新国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海外人才大量回流，学术界逐渐关注人才的国际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例如，李平等（2011）指出，人才回流将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竞争效应、企业间组织学习和网络效应等方式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但人才回流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一定门槛效应，需要回流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吸引人才并从中受益。王辉耀和苗绿（2014）研究发现，当企业的高管团队和研发团队拥有“海归”成员时，创新绩效会相对更高。然而，这些研究在分析国际人才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企业创新的作用时，重点集中在“海归”人才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适用条件，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越来越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人才跨国流动所建立的国内和国外双重社会网络为本土企业获取最新行业和技术资讯提供了更宽广的渠道（陈学光等，2010）。因此，在分析跨国人才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国际化人才独特的人力资本，还应重点分析其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的作用。
Saxenian（2002）研究发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海归”人才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主要是基于族裔联系，跨族裔联系明显偏弱。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日益崛起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群体已成为全球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Wadhwa et al.，2011）。以美国华侨华人为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1998―2006年间，美国华侨华人科技人才（包括中国台湾）的专利申请量居所有在美移民专利贡献的第一位，远高于印度、加拿大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我国“海归”人才基于华侨华人联系所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如何影响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一）人力资本国际化的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在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历练后回国创业或就业，也有些专业人士尽管已移民国外，但通过研讨会、技术顾问等形式频繁往返于祖籍国和移民国（Wadhwa et al.，2011）。本土企业通过引进“海归”等国际化人才，既可以直接增加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又可以通过“海归”人才的竞争效应，激励企业的其他员工自我增值，这些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在国际技术转移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以“海归”为主体的国际化人才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投入要素，更体现在国际化人才可以增强企业对国际技术的吸收能力，进而间接促进创新过程。国际化人才的后一种贡献可以称之为吸收能力。“海归”人才在国外积累的相关技术经验、跨文化背景、熟悉国际科技管理的相关规则制度等，均有利于促进所在企业对国际转移技术的内化、转化与开发利用，从而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国际化的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又可以提升企业对国际技术的吸收能力，即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二）跨国技术网络的影响
基于信任和互动的社会网络被认为是影响技术转移特别是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Saxenian，2002）。以“海归”为主体的国际化人才不仅提供了创新投入，而且还带来了国际化的技术网络。“海归”人士的跨国技术网络显然可以促进企业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识别、获取与理解。因此，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根据社会网络理论，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包括网络规模、密度、关系强度、异质性、网络位势等五个维度。
1、网络规模
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可以接触到的技术源越多，可以获取的技术信息量越大，企业获取国际前沿技术的及时性和可靠性也进一步提高，其通过技术学习进行创新的绩效可能会更好。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a：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越大，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评价网络成员关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Burt（1992）指出，社会网络密度体现在结构洞的数量，处于连接结构洞位置的网络成员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国际知识溢出的背景下，结构洞就是不重复的知识源。因此，科技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越小，意味着网络结构洞越多，企业所能接触到不重复的知识源就越多，企业追踪国际技术前沿进行技术创新的条件就越好。此外，结构洞产生的信息优势还可以提高国际前沿技术获取的可及性、及时性和相关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b：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越高，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3、关系强度
网络关系可以分为强联系与弱联系。Granovetter（1973）认为，在信息传递和知识获取中弱联系比强联系更有优势。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强联系建立的信任机制可能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知识获取（林南，2005），并且在高技术产业，新技术、新经验往往体现为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的获取和吸收更依赖于强联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c：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关系强度越大，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4、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反映了海外归国科技人才在技术专长、行业领域、地理空间、职业等级等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异质性显著的网络能够提供更广泛更多样的技术源。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越大，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吸收的选择空间就越大，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的匹配几率就越高，进而创新绩效越好。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d：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异质性越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5、网络位势
企业所在的网络位置（network position）对企业演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变和维护现有位势是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创新体系中，那些拥有关键信息通道的科技企业，特别是那些在技术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科技企业，常常可以形成高质量的社会资本。由于此类科技企业存在相对较少的联系重复与结构同质的问题，因此企业在跨国技术网络中占据更关键的位置，将有利于开展国际技术转移与提升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e：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位势越好，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重点讨论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网络如何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IP=IHC+INT+TT+IHC*TT+INT*TT
其中，IP表示创新绩效；IHC表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NT表示跨国技术网络；TT表示国际技术转移。
（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如下：
创新绩效（IP）：基于现有文献，本文利用四个指标来综合测量创新绩效：科技成果或专利、生产工艺、产品开发设计能力、产品或服务质量。
人力资本国际化（IHC）：本文的人力资本国际化仅狭义指人力资本构成中包括“海归”人士或外籍人士，而不包括具有国际化知识和素质，但未出国受教育或工作的人才。本文的人力资本国际化主要是为了反映人才回流对母国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测量人力资本国际化：创业团队或高管团队中“海归”数量、技术研发设计部门的“海归”人才的数量、管理团队或技术团队是否包括外籍人士。
国际技术转移（TT）：国际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技术转让（TT1）主要是指企业间的技术交易行为，本文用企业从海外购买专利技术成果情况来表示。技术溢出（TT2）代表了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即国际创新体系中的专有技术或信息不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就直接转移到本土企业，而此过程中技术溢出方并没有得到直接的收益。
跨国技术网络（INT）：企业的跨国技术联系分为三类：海外科技人才与团队、海外商业伙伴、海外科技社团组织。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跨国技术网络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位置五个维度。网络规模（INT1）强调科技联系数量；网络密度（INT2）强调与各主体的第三方联系数量；关系强度（INT3）强调技术联系频率和信任程度；网络异质性（INT4）强调各主体所涉及的技术专长的多样性、技术领域的宽广性；网络位置（INT5）各主体对本公司的技术建议或技术支持的依赖性。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向企业发放问卷调查表的形式来搜集数据。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于2014年10月16日完成，先后发放问卷223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24份。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随着海外人才回流趋势的不断加强，样本企业的人力资本国际化现象较为普遍，在高管和研发团队中均具有一定比例的“海归”或外籍人士。从跨国技术联系的族裔特征来看，相比于与外族裔的技术联系，大多数的样本企业认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联系更密切、更稳定或更重要。
四、回归结果
为减少问卷调查截面数据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软件为Stata 12.0。
（一） 技术转让与技术溢出
本文分别从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两方面考察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网络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讨论技术转让，模型2讨论技术溢出。
模型1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HC）和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均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人力资本国际化的要素投入贡献的假说得到验证，而跨国技术网络促进作用的假说也得到进一步验证。技术转让（TT1）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转让的交乘项（IHC*TT1）的系数为正，且以5%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转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转让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让的交乘项（INT*TT1）的系数均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跨国技术网络对国际技术转让的调节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
模型2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HC）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促进作用的假说再次得到验证。技术溢出（TT2）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溢出的交乘项（IHC*TT2）的系数为正，且以5%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溢出的交乘项（INT*TT2）的系数为正，且以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建立跨国技术网络有利于增强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知识吸收，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见，与国际技术转让相比，技术溢出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国际化和跨国技术网络（见表1）。
（二）跨国技术网络的分维度检验
本文对跨国技术网络的不同维度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以便比较国际技术转移对跨国技术网络不同维度的依赖性，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3讨论网络规模（INT1）的调节效应，模型4讨论网络密度（INT2）的调节效应，模型5讨论联系强度（INT3）的调节效应，模型6讨论网络异质性（INT4）的调节效应，模型7讨论网络位置（INT5）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3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规模（INT1）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规模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1*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规模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4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密度（INT2）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然而跨国技术网络密度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2*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甚至作用为负，但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能够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5的结果显示：国际技术联系强度或信任水平（INT3）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国际技术联系强度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3*T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国际技术联系强度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国际技术联系强度能够显著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6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INT4）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4*T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7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位置（INT5）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位置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5*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跨国技术网络位置能够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确，但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的调节效应在5个不同模型中均得到了验证，这与跨国技术网络的综合指标的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可见，跨国技术网络在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技术创新过程中确实具有调节效应的功能，即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见表2）。
五、主要结论
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是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的研究表明，以“海归”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本国际化在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技术溢出中均表现出显著的吸收能力贡献，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技术溢出两条路径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我国本土企业构建的跨国技术网络往往是基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技术联系。本文的研究表明跨国技术网络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明显而稳健的。总体来看，跨国技术网络的调节效应仅在国际技术溢出中得到验证，即企业建立跨国技术网络有利于增强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知识吸收，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见，与国际技术转让相比，具有隐性特征的技术溢出更依赖于跨国技术网络。从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来看，只有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跨国技术网络各个子维度均在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因此，有必要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位置等5个维度，推动我国本土企业跨国技术网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Burt R S. Structural hole[J].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Cambridge，MA，1992
[2]Granovetter M S. The stre-
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1360―1380
[3]Saxenian A L .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2， 16（1）： 20―31
[4]Wadhwa V.，A.Saxenian，G. Ge-
reffi，The Grass is Indeed Greener
in India and China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http： //，2011（4）
[5]陈学光，俞红，樊利钧.研发团队海外嵌入特征、知识搜索与创新绩效――基于浙江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0（1）：151―160
[6]李平，许家云.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1（3）：935―964
[7]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王辉耀，苗绿.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熊彼特认为，发展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而“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即创新是企业寻求新技术的一种尝试，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获取先进技术，通过与本国研究与发展活动结合，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