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路，几近一个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乃至价值认定②。近年来，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纷纷成立了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为任务的“中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在创作实践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新时期。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也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作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①魏廷格《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乐的思索》，《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3期；李诗源《新潮音乐备忘录――1979-1999年的中国大陆现代音乐》，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关文献。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办学；历程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03
执笔者简介：周 耘（1960～），男，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10
1986年，武汉音乐学院正式报批建立了音乐学系。这一办学举措在国内九所音乐学院中是较早的。此前，相继建立音乐学系的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无一例外都是部属院校。武汉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系可谓开地方音乐学院本科教育设音乐学理论专业之先河，而其他音乐学院陆续建立音乐学系则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日月轮回，世纪更迭，音乐学系建系至今从办学规模到教学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音乐理论人才，其学术研究亦在音乐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春风化雨二十七载，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走过的是一条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
一、机遇·决策·建系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社会终于得以摆脱“梦靥”和长期左倾路线的束缚，开始大张旗鼓地施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教育、科学迎来久违的春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元气恢复发展迅速，音乐学的各个学科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既对我国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继建立了以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心的音乐学系。于是，抓住机遇创建音乐学系的问题就提上了武汉音乐学院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议事日程。
实际上，武汉音乐学院早在其前身中南音专时代的1956年，就成立了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民族音乐研究室”。此后，又于1978年建立了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直接前身）“音乐研究所”。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在音乐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诸多成果，产生了杨匡民、孟文涛、周畅、方妙英、刘正维、杨溉诚等一批于国内、圈内有广泛影响获普遍好评的音乐学家。1984年，音乐研究所在办学层面迈出重要一步，在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中较早正式设置硕士学位课程，开始招收民族音乐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湖北省教委批准，音乐研究所招收了“音乐学·戏曲音乐专修班”学生。至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理论专业呼之欲出，建立一个作为独立二级教学单位的音乐学系可谓水到渠成。
图1 音乐学系教师合影（2013年）
1986年，经过认真筹备并报政府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审批通过，武汉音乐学院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三所部属音乐院校（当时）之后正式成立了音乐学系。当年，音乐学系开始招收三年制的音乐学理论专科生，同时继续招收原由音乐研究所管理的音乐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尚未设研究生部）。这一办学模式持续了三年。1989年，音乐学系首次招收四年制的音乐学理论本科生，武汉音乐学院自此始有音乐学理论专业的本科教学。自1990年起，音乐学系招收培养五年制本科生办学模式延续至今。截至2013年9月，在校本科生共计293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一直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先后担任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负责人的有：林路、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杨大德、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黄琳华、李幼平、孙晓辉、蔡际洲、王洪军等。现任党总支书记谷杰，系主任周耘，副系主任孙凡。
图2 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作为在地方音乐院校中较早建立的音乐学专业，创办之初，就设定了建立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音乐理论系的目标。经过27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探索追求，目前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一支结构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长年坚持“立足湖北、辐射华中、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着力将学科的根基置于丰厚的荆楚传统音乐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将目光向整个世界音乐文化延伸。同时，还履行音乐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职责，将音乐学知识回馈给社会，为祖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2010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音乐学系和民乐系共同举办的民族音乐学家史新民教授八十华诞暨民族音乐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位特殊来宾的即席讲话引起大家关注。发言者张叙之先生是史新民教授的老朋友，在音乐学系紧锣密鼓筹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担任湖北省教育厅主管高校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副厅长，与时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史新民先生一起见证了音乐学系创建的全过程。张先生盛赞我院当时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创建音乐学系的果断决策，并话语深情地对筹建过程中我院相关领导、专家、教师表现出的热情、韧劲与事业心表示敬意。的确，如果当年面对机遇时武音人没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就不会有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较早建系，也就不会有此后在国内音乐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二、学科·传统·梯队
在学科建设的战略布局上，我们始终关注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发展；音乐学各子学科的发展；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音乐学与社会音乐生活的关系等。在学科建设的具体思路上，我们刻意强调在与人文学科和相关自然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建立相应的子学科群。为满足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带来的人们对音乐学知识需求的与日俱增，我们十分重视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的延伸和拓展。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几十年的探索积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与教学体系。目前，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大体形成4大研究领域、16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格局。具体为：民族音乐学（涵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多元文化背景的音乐等研究方向）、音乐历史学（涵盖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琴学、音乐文献编译、乐律学、音乐声学等研究方向）、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学、应用音乐学（涵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艺术管理等研究方向）。不难看出，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声学、音乐传播与管理、音乐编辑学等，都是20世纪后期新学术背景下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音乐学系的学科建设则始终体现着学科自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与时代的需求。
图3 贺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
回顾多年来学科建设的历程，音乐学系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学术传统，在音乐形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从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情况来看，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学科领域。这也是本专业学术实力最强，科研成果最具影响的传统学科。其中，我系教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文化、曾侯乙编钟与编钟古乐、道教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乐律学、中日音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与优势音乐学分支学科群，其学术惯性必将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继续发酵。
1989年以来，音乐学系则在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所拓展。这些领域，均在国内音乐学科的发展中居于前沿地位。从而形成一个学术传统突出又开放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1997年，音乐学专业的“编钟音乐研究”、“中国道教音乐研究”、“音乐考古与楚音乐艺术研究”、“音乐文献编译”等研究方向，被湖北省教委评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势与特色领域”。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些评鉴实际上体现着政府教育行政管理层面门对我系传统优势学科与研究方向的认定。
多年来，依托武汉音乐学院这一学术交流平台，音乐学专业教师还积极组织、参与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其学术交流活动。诸如1988年举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中国律学学会第四次年会”、2006年举办的“东亚乐律学第二次研讨会”、2007年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秋天，将举办“古琴申遗成功十年庆典暨琴学与非遗保护学术研讨会”。这些均对促进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我系还搭建起“东方音乐学讲坛”、“音乐学论坛”等开放性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大力倡导学术交流、碰撞与创新，也为我院师生了解、分享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信息带来便利。
在人才智力资源方面，音乐学系师资力量堪称雄厚。本专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刘正维、史新民、郑荣达、丁承运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专家。近年，针对我系教师平均年龄偏高的现象，我们通过加强优秀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逐渐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良好的学术传统、团队精神与蓬勃向上的面貌，在全国音乐院校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我系教师多为音乐实践与音乐学理论一体化的复合型人才，其中高学历、高职称者较多。他们学缘广泛，知识广博。他们中间既有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培养的音乐理论“专才”，也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普通高校、科研部门和国外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培养的具有哲学、美学、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通才”，教师都担任了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学缘、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群体。
目前音乐学系设有4个教研室：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烨，教师有周耘、胡军、傅丽娜、孟宪辉、许璐等）、中国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王洪军，教师有田可文、李幼平、孙晓辉、谷杰、毛贞垒等）、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艺，教师有杨汉丹、杨峻峰、冯欣欣、袁利军等）、艺术管理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孙凡，教师有王秀明、汪森、单金龙、刘恋等）。教师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均有硕士学位，其中6人获有博士学位。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奋斗与积累，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更为可喜的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而教师年龄结构的优化、学术梯队的建设，则保证了教学科研的后续发展与学术传统的薪火相续。
图4 史新民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
三、科研·成果·特色
2001年以来，音乐学系专业在编教师先后主持了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湖北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20余项。这些课题的选定大多紧扣本院的教学工作，大致按照两种目标开展活动：第一种目标是紧紧围绕全国音乐院校普遍开设的音乐学基础共同课的研究，第二种目标则重点在于地方特色、学科特点的课程建设。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部级科研课题有：文化部项目刘正维教授的《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03AB003），刘正维教授主持、教育部立项于2001年的《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童忠良教授主持教育部2001年项目《中国乐理研究》，汪申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教育部2001年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综录》（01JA760018），孙晓辉副教授承担的文化部2003年项目的《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等。此外，刘正维教授、蔡际洲教授、周耘教授、胡军教授分别主持了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之4项子课题的研究。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省级课题有：史新民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湖北民间器乐文化研究》，汪申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论研究》，孙凡副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全真正韵音乐研究》，蔡际洲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2年重大项目《湖北民间音乐集成多媒体音像资料的开发和应用》，李幼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年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宋代大晟钟的声学研究及其乐律学分析》和《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数据库》，郑荣达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和声的声学基础》，丁承运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上古楚琴形制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荆楚民俗音乐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市的“音风景”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编钟声学测量实用技术研究》，胡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王洪军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0世纪末叶中国律学理论研究》，周耘教授主持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09年委约项目《上海玉佛寺佛教仪式音乐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1年重点项目《先秦至两汉十二律阴阳说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教研项目《荆楚民歌唱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等等。科研课题源源不断地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研究方向的充实与更新，同时也展现了我系的学术优势和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本专业最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学者杨匡民教授提出的“民歌色彩区和三声腔”论与“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区”学说、刘正维教授提出的“戏曲腔式板块”分布论，以及以荆楚民间音乐、南方戏曲音乐、武当山道教音乐、佛教仪礼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其中杨匡民教授等承担的国家“七五”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是国内第一部“民族音乐集成”专著，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评和国家文化部门的表彰；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音乐的专著，不仅在中国大陆具有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其影响还波及美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刘正维教授关于长江中上游戏曲声腔系统的研究，不仅被学界认为在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而且还对传统音乐传播、流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还有童忠良教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的研究、蔡际洲教授关于南北曲渊源的“曲调考证”及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周耘教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及中日佛教音乐及其比较的系列研究等，也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多位该研究方向学者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部级或省级表彰与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研究方向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图5 刘正维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中国音乐史也是本专业较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的显著特色在于，将音乐史研究与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的研究方法及最新成果相结合，对音乐史料作全方位、立体性的综合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童忠良教授的《曾侯乙编钟的三度音系》，被学术界誉为“改写中国音乐史”的力作，在国际音乐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丁承运教授的《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近年来又在楚调研究、琴调研究以及古瑟调弦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田可文教授在音乐史学理论、湖北地域音乐史，特别是湖北近现代音乐史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孙晓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揭示了汉唐之际音乐传承的全过程，其国家课题《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系统研究了唐代雅乐及其与燕乐的关系，博士后出站报告《唐宋词调研究》揭示唐宋词调历时演进的过程；李幼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结合宋代大晟钟实物的考古学研究开拓了宋代音乐史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该研究方向又有了新的拓展，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今后可望在先秦楚乐研究、魏晋南北朝音乐史、唐代与宋代音乐史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特色学科方面，我们的音乐考古学在全国较有影响。在以曾侯乙编钟为核心的古乐器研究与艺术实践基础上，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于1989年正式成立并招生。自2003年6月开始，湖北省博物馆正式与音乐学系音乐考古中心合作，将该馆曾侯乙墓编钟古乐器演奏项目纳入由我系教师主持与承担的省级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具体承担起古乐创编、乐舞排练、古乐器复（仿）制、古曲创编、艺术监督等工作，系统地提供技术咨询和理论指导，达到了以社会为舞台充分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目的。另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也是我系近年来开辟的新的研究方向。宋祥瑞、蔡际洲、孙凡、汪森等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上，以及在该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在音乐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6 著名古琴家丁承运教授
在研究方法上，我系科研始终坚持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融合，立足音乐本体，以历史学眼光和人类学视野，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南方音乐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此外，我们还重视高科技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运用计算机技术与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分析古代乐器与音乐作品；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层次研究传统音乐形态；运用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使研究成果具有声、像、图、谱等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及传输方式。
总之，我们一贯倡导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研相长，不仅形成了教学以科研为基础、科研以教学为目的，通过科研促进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教学深化科研内容、转化科研成果，进而加强音乐学专业建设、扩大社会影响的良性发展态势，也形成了我系科研的特色。
四、教学·实践·育人
音乐学系本科教学目前开设有“音乐学理论”和“艺术管理”两大专业，教学宗旨在于面向社会适应时代培养具有一定音乐表演技能、有较高音乐理论素质和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即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创新型的育才模式，培养能在各类学校、音乐团体、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新型媒体等部门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研究、管理、编辑、评论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作为新兴应用性专业的“艺术管理”，自2006年起正式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截至目前在校生有80人，已向社会输送了四届毕业生。
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认真确立音乐学品牌专业意识。根据鄂教高[2004]24号湖北省教育厅文件《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0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系“音乐学（音乐学理论）”被列入2004年湖北省高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通过研讨，我系于2005年制定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音乐学理论）”专业四年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了音乐学系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实现目标的步骤。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明确了品牌专业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是：扩大专业内涵；创新教学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同时明确了音乐学系品牌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充分利用音乐学系的科研优势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积极推动艺术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坚持音乐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发展思路；通过艺术实践培养学生的音乐学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扩大专业内涵，促进音乐学与社会需要接轨。
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力争整合学科优势，强化地域特色，推出学术成果，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进一步完善科研、教学和艺术实践良性循环体系，期待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达到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扩大专业内涵、提升学术品格、培养音乐学创新精神和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把武汉音乐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2006年3月，我系接受了湖北省教育厅品牌专业中期检查。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是音乐学系在品牌专业建设上取得的跨越式的成就。
音乐学系坚持依靠科研动力，拓展专业教学内涵。这方面具体体现为：其一，以教学内容为主体积极组织科研课题。科研工作的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为音乐学系专业课及全院相关音乐基础共同课的教学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促进了音乐学系专业特色课程和全院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其二，以教学队伍建设为目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研以团队项目为主，提倡老中青结合，促进研究队伍的优化组合。我系共培育了可供音乐学系、全院学生学习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60余门，其中不乏通过上述科研活动产生的课程，如“湖北民间音乐概论”、“道教音乐文化”、“长江流域的音乐”、“流行音乐鉴赏”等课程。
音乐学系教师除担任本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全院各专业的音乐史论、民族音乐理论、音乐欣赏等各类共同课的教学任务。此外，我系教师的“音乐学高校行”在湖北高校的巡回系列讲座不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音乐学系的社会影响。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4年，音乐学系顺利接受并通过了湖北省教育厅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条件评估”和国家教育部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2年，武汉理工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联合申报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成功获批，音乐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3年，田可文教授招收到我系首届博士生1名，在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我系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学科建设。2012年以来，我们还在利用优质资源促进开放性办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关于“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交换培养协议”的签订与顺利实施及两校教师成功的交流互访、“两岸四校音乐学论坛”的共同举办，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近年来通过整合主要以音乐学系为中心的人才智力资源，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和“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均是目前国内各自研究领域唯一的专业研究基地，它们的建立更加突出和强化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其中“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经湖北省教育厅审核，正式下文批准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实行的以课题带动音乐理论人才培养的机制，对于教学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学院还投资30余万元建立了“音乐声学实验室”，成为该专业方向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音乐学教学实践环节，音乐学系与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相关单位、丹江口市吕家河民歌村、兴山县文化局、秭归县文化局、长阳县文化局、潜江县文化局等地方文化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上述地区挂牌建设学生传统民俗观摩、民间音乐采风和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陕西的西安、榆林等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音乐学系打破以往的单一采风模式，建立采风实习基地与学生就业趋势结合起来的新概念艺术实践基地。大体包括民间音乐资源采风研究基地、艺术管理实习基地、音乐考古学实习基地几种类型。
近年来，在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方面我系还进行了系列实验。我们重新审视设定了音乐学专业的育才目标，认为本专业的学生应当在“爱乐、敢想、能言、善文”等素质侧面得到全面发展。其中，爱乐是基础与前提，善文则是本专业的核心能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加大了课外实践的力度。创办了“知音杯·音乐名作听辨比赛”、“琴台杯·音乐评论比赛”、“采风报告会”等系列实践平台。同时热情扶持“楚韵剧社”、“国乐研习社”、“东方乐评组”、“风雅颂杂志”等学生社团的活动。这些举措对于演练学生的音乐学基本功，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起到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图7 音乐学系举行“原生态音乐会”
春风化雨，我们多年来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文艺团体、新闻媒体的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在国内其他单位就职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崔宪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姚艺君教授、中国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诗原教授、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蒲亨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蒲亨建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刘红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夏滟洲教授、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李道国一级作曲、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大庆一级作曲、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副台长段启涛编审等。在武汉音乐学院就职的有：副院长李幼平教授、音乐学系前主任蔡际洲教授、《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田可文教授、音乐学系主任兼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耘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王洪军教授、研究生部主任胡军教授、音乐学系总支书记谷杰教授、图书馆馆长孙晓辉教授、学工处长杨峻峰副教授、宣传部长孟宪辉讲师等。
本专业学生的科研成果，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89级本科生周洪雷、91级熊露霞、93级屠明、96级黎敏、98级袁玥等撰写的论文，均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发表。86级本科生李诗原、段启涛、87级刘晓江、张翔、赵馨、88级刘小君、孙凡、89级夏滟洲、91级王薇、92级徐雅岚、93级王志毅、陈海燕、99级吴靓等人的论文，均在核心期刊《黄钟》、《戏曲艺术》发表。①此外，尚有徐蕊、孙琳、张恬恬、钱磊、屠明、丁慧、黄蕾、喻宇、施涛、乔晴、赵延琦等多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在国家或省的评奖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士学位论文奖。②
回眸系史，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几代学人始终在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但我们深知，离卓越尚远，离先进尚远。展望未来，我们深感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重道远，但我们深信，只要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创新，敢于超越，不断进取，就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者说明：本文对汪申申教授、孙晓辉教授为音乐学系20年系庆论文集撰写的序文《回眸与思考》、蔡际洲教授撰写的《音乐学系的历史沿革及基本情况》多有参引。
注释：
以上列举的全部都是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论文未及统计。
②关于音乐学系学生及论文获奖情况并未进行全面统计，这里列入的只是不完全统计的部分论文。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usicology
Department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ZHOU Yun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就中国音乐评论现况做出判断：中国音乐生活中缺少音乐评论的声音，原因在于：1、音乐生活尚欠发达；2、一般公众对音乐的文化含量与精神品格没有足够认同；3、公共媒介和出版领域在音乐评论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4、具有全面素养和广泛影响的音乐评论家群体尚待形成；5、音乐评伦的内在思路和理念尚待廓清。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和平的讲题是：《多变语境下的新中国音乐评论60年》。他认为，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干扰和影响，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音乐评论一直滞后于音乐社会实践；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中国音乐评论比以前大有改观和进步，但仍然不够理想，原因是：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发展缓慢，缺乏健康的、诚恳的批评风气。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梁茂春主谈：《“”中的音乐评论》。他认为“”中的音乐评论经历了几个浪潮：1、“大批判”浪潮；2、“大吹捧”浪潮；3、“帮派音乐评论”浪潮……而贺绿汀，李春光的文章，显示出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乐评的劣根性和影响还没有得到根除。大批判和大吹捧的阴魂不散，应该警惕其死灰复燃。追求音乐评论的独立地位和品格，追求音乐评论家的独立人格，追求音乐评论中对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还是十分长远和艰巨的目标。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耀农和钦丽丽的发言题为：《多元文化与个性写作背景下的音乐评论》。他们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应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构建更宽广的多元音乐并存的社会平台，为确定中国音乐为世界多元音乐中的一元提供理论、舆论的支持。在作曲家个性写作的艺术背景下，更应该多评介富有个性的作曲家和音乐作品，多评介富有个性特点的音乐创作理念和音乐思想，形成和谐共融的音乐理解环境和宽广的音乐接受胸襟。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郭克俭以《新中国声乐艺术若干热点回眸》为题，对建国60年声乐学术热点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列举了六大论争：1、关于“土洋嗓子”的论争；2、关于“三种唱法”的质疑；3、关于唱法科学性的争议；4、关于“民族声乐”定位之争；5、关于“艺术歌曲”概念的解读；6、关于“原生态唱法”的毁誉。他认为，不同声乐观点、教学理念在同一学术平台上进行交流与碰撞，倾听不同声音，是繁荣和发展事业十分重要的前提。
此前，中国大陆共召开过两次以乐器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分别是2006年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乐器学国际探讨会”及2010年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乐器学国际研讨会”。与之相比，2012全国乐器学研讨会是迄今为止参会人数最多、涉及内容最丰富的全国性乐器学会议。
乐器学虽已有百年多发展，但目前尚不能称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因其包含学科极为广博。乐器，一方面以材料、工艺为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积淀着丰厚的音乐文化精华。较之传统乐器理论研究，现代乐器学正以惊人速度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相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研究领域。由此而言，乐器学确实是融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为一体，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纵观本次会议，具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报告内容涉及广泛
本次会议议题既包括乐器学传统研究内容，如乐器分类法、乐器改良、乐器声学、乐器工艺学等，也涉猎许多乐器学新学科和新问题，如乐器符号学、乐器生态学、乐器学课程体系改革、新型乐器发明与设计等，体现了乐器学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其中，传统乐器学研究内容涉及乐器分类研究的报告有中国音乐学院刘勇的《乐器分类的新理念》、中国音乐学院付晓东的《乐器分类法的新思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的《文化制度与乐器分类提要》；涉及乐器文化及社会功能的有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的《从乐器结构特性看审美与文化的民族属性》、南昌大学音乐系刘健婷的《乐器学视野下的中国手风琴艺术研究》；涉及乐器声学的有新疆艺术学院杨帆的《不同材质古琴琴弦音质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朱嘉星的《石磬形制与振动特性的研究》；涉及乐器工艺学的有沈阳音乐学院赵广运的《乐器工艺学学科定义初探》；涉及乐器改革的有中国东方歌舞团卞留念的《中国民族乐器电声化数字化的探索实践》、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张明的《电声乐器民族化的工业设计》、中国艺术研究院高舒的《20世纪民族乐器改革述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余兆新的《关于扬琴发展的一些思考》；涉及乐器学发展概况研究的有云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琛的《中外乐器学研究概况》、河南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王秀萍的《史料：乐器学学科研究的基石——对中国乐器学学科史料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等。
在乐器学新学科、新理论方面，有中国音乐学院韩宝强的《乐器生态学与民族音色特征》、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的《全球视野下的乐器生态文化圈》；涉及乐器学学科建设的有南京艺术学院陈建华的《乐器学的学科性质、教学途径及课题设置》、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的《我对乐器学学科的一点思考》、中国戏曲学院王欣的《乐器学专业发展》；涉及乐器考古学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的《中国古代乐器制作材料的科技化演进——以大云山汉墓玉编磬为例》；涉及新型发明与设计的有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的《世界新奇乐器与科技元素》、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子晋的《乐器设计的历史与现状》；涉及嗓音科学新理论的有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屈歌的《“科学歌唱”与“歌唱科学”》等。
二、传统乐器学领域的深度再认识
在乐器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乐器文化属性及符号意义的研究是近年来音乐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乐器与文化属性关系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到乐器音响及其演绎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听觉享受，还能够发掘到乐器本身在文化中体现的深刻意义。正如张伯瑜在《从乐器结构特性看审美与文化的民族属性》中提到“不同民族文化在艺术上、审美上和文化上的不同追求在乐器自身上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些在我们以音乐作品为研究途径的研究模式中被忽略了”。他还以几件中国民族乐器为例，探讨这些乐器在结构上的独特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并以这些特点展开对中国人的音乐艺术观念、审美观念和文化观念更为深刻的讨论。张振涛在《文化制度与乐器分类提要》中将传统乐器学领域的乐器分类问题与文化制度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就乐器谈乐器，而是把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语境”理念运用于“八音”缘起的探讨，说明乐器分类绝非仅源自乐器本身的声学、材料属性，还源于它为之服务的社会文化制度。
三、探寻乐器学研究新方法
传统乐器学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采用声学实验语测量、史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本次会议中一些讨论体现了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如韩宝强的《乐器生态学与民族乐器》除运用了传统的音乐声学及人类学研究方法，还借鉴了气候学、植物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探讨了乐器与生态的关系、乐器生态学的界定、乐器生态学与民族音色特征的关系。饶文心《全球视野下的乐器生态文化圈》也采用了类似的跨学科分析方法，分别从文化人类学和生态学的视角看待乐器文化，将世界乐器体系按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分为十大乐器生态文化圈。
朱嘉星在《石磬形制与振动特性的研究》中对乐器振动模式的研究采用了物理学中的有限元分析方法，杨帆在《不同材质古琴琴弦音质比较研究》中采用了乐器声学频谱分析理论，使研究者能够首先探寻到乐器声音的本质特征，为乐器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总之，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基础，加之考古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全面透彻地研究乐器物理结构及其文化属性，构成了本次会议的特色之一，充分展示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模式，给当今乐器学研究领域带来新气象。
四、跟踪国际乐器科技前沿
时代的发展对每一学科来说都面临着研究视角的重新审视，本次会议对当今乐器学领域出现的众多新技术、新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应有勤在《世界新奇乐器与科技元素》中介绍了目前世界上的新奇乐器与其蕴涵的科技元素问题，对于乐器的开发与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卞留念在《中国民族乐器电声化数字化的探索实践》中以二胡电声化为例，讲述了在电声数字化民族乐器中电扩声弦乐器设计的方法，探索民族乐器电声化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为民族乐器的发展提出建议。付晓东以21世纪新型乐器——水鸣琴（hydraulophone）为例，介绍了一种新的乐器分类体系——乐器元素分类法？穴Ele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论述了其对八音、霍-萨等传统乐器分类法的挑战意义。
五、坚持学科发展的可持续性
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陈建华认为：“中国学界关于乐器学的研究经纬万端，视角各有不同。对于该学科的教学途径和课题设置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乐器学学科的现状和已有的学科基础、人力资源等条件，不断扩展研究的领域和层面，对教学的内容、形式方法等进行调整，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是乐器学发展的基础。从学科发展的层面上，乐器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叉学科，具备特有的学理性质和文化属性。”他还以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研究课题设置等内容为例，从教学角度介绍了该校乐器学学科建设情况。赵广运认为明确学科定位是关系到学科发展及教学质量的大问题。因此，探讨一门研究乐器制造手段及技术的学科——乐器工艺学，不仅有利于弥补乐器制造领域理论性长期滞后的缺憾？熏也有利于突出乐器工艺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熏使乐器制造理论更好地为乐器制造实践服务。会上，他还对乐器工艺学学科性质、特点作了详细的分析，从多年教学实践出发，对教学的整体设计、教学组织、教学活动的安排等方面进行进一步阐述。
专题学术报告会结束后，各位专家就如何保持乐器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最后就以下两点达成共识：第一、在中国音乐学院建立乐器学联络中心，定期进行学术交流，以便对乐器学相关问题相互探讨，交流学术成果；第二、各相关单位加强协作，大力推进国外乐器学经典理论著作引进和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建立科学、规范的理论和实验课程体系。
结 语
一、 论文交流
本次会议提交的54篇论文较全面地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作品分析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果。论文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特定体裁或结构形式的分析
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的《自由曲式的存在及其结构原则》从自由曲式的存在、结构原则、结构内涵和结构的二重性等多个侧面论述了自由曲式的存在形式和结构特征。中国音乐学院张筠青的《歌剧音乐分析》对歌剧的戏剧音乐分类、戏剧性音乐的处理、形象的塑造、宣叙调的分类以及歌剧音乐中反复出现的原则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并提出关注歌剧音乐的分析与创作、开设类似课程的希望和建议。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的《英、美曲式分析文献中的单章曲式分类概念及其术语辨析》针对英文曲式分析文献中的概念差别，详细列举了从乐句、乐段到回旋曲式、奏鸣曲式等几种西方教材的理论术语并进行比较，指出统一概念标准的重要性。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的《结构分析学导引》从音乐结构的概念、结构学意义上的音乐结构与传统曲式学的关系、关于音乐“天然结构态”的认知等方面对结构作出了新的诠释。沈阳音乐学院曹家韵的《音乐微观分析――不可或缺的环节》引用约翰・怀特、该丘斯、斯波索宾等人的观点，说明“乐逗”的相关理论在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天津音乐学院唐朴林的《中国传统器乐曲的曲式结构》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器乐曲中单牌体、连缀体、循环体、变奏体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星海音乐学院房晓敏的《阴阳结构》介绍了自己把《周易》中阴阳哲学思想与音乐结构结合，发展、演绎而成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方法，等等。
2、对特定作曲家或作品的分析
1.欧洲方面：中央音乐学院付涛涛的《布列兹管弦乐队作品〈祭奠〉的音乐分析》从曲式结构、音高结构、节奏技术、配器手法、复调处理、力度布局等方面较详细地对作品中的创作特点进行了分析。中国音乐学院高佳佳的《拉威尔〈F大调弦乐四重奏〉创作研究》系统论述了作品中的套曲组合构思，各乐章的曲式结构以及调式运用、调性与和声、节奏与节拍等表现手段的特点。上海音乐学院王澍的《德彪西音乐中的“意识流”现象初探》借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意识流”现象，从结构绵延与绵延结构、内在时间与结构比例等入手，揭示德彪西音乐结构中的相关存在。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音集运动的结构功能》以韦伯恩《六首管弦乐小品》之四为例，探索了音集运动是否能在作品的各个段落中承担相应的结构功能以及这种功能与其他要素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勋伯格〈三首钢琴小品〉之结构初探》把三首小品的结构与古典奏鸣曲相比较，从曲式、主题、和声等方面阐述作曲家无调性早期的创作特点。天津音乐学院刘文平的《怀念调性》通过对勋伯格《钢琴协奏曲》中调性的传统手法与十二音序列手法相结合的各要素的分析，揭示作曲家创作后期的调性情结这一重要特征。中央音乐学院冶鸿德的《透过革命热情的自由礼赞》对亨策《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中的乐队构成、整体结构、音高材料、节奏及发展手法等较为突出的作曲技法作了全面分析，等等。
2.美国方面：中央音乐学院徐昌俊等人的《史蒂夫・里奇和他的〈钢琴相位〉》对作品中“相位变化”的技术手法与带有调性因素的材料的结合作了具体分析。杭州师范学院王晡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对艾夫斯《未能回答的问题》的音响存在时间维度作分析，并与凯奇的《4分33秒》、考埃尔的《风奏琴》、瓦雷兹的《电离》作比较，以期发现其新的结构内涵。其他还有星海音乐学院胡丹丽的《巴伯钢琴作品创作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秦庆昆的《音乐结构的延伸和发展》中对科普兰《钢琴奏鸣曲》的分析等。
3.近年来随着国内音乐创作的发展，对我国当代作曲家的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核心音程在歌剧器乐音乐中的综合结构力》对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循环出现的“单音音组”、变奏式贯穿的四音音型、贯穿发展的“希望动机”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手法作了深入分析；徐璐的《天地的回声》对郭文景同名合唱与打击乐作品中全方位的复调技法与民族化音调完美结合的分析；武汉音乐学院刘涓涓的《来自“板腔体”的结构思维》对罗忠艺术歌曲《卖花声》“板腔体”结构与现代西方音高技术结合中体现出的中国化、个性化特征的分析以及沈阳音乐学院韩焱的《对罗忠〈第三弦乐四重奏〉的分析》，等等。
3、关于作品分析教学
上海音乐学院吕黄的《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的续接》结合教学实际，通过对古代、古典、浪漫和二十世纪等不同历史时期回旋曲式的比较来说明这种曲式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斯特拉文斯基、 梅西安、瞿小松等人的作品为例作了分析。中国音乐学院赵冬梅的《对奏鸣曲式结构原则的理解》从奏鸣曲式的结构框架、调性布局原则、音乐材料在结构划分中的重要意义等方面的剖析，探讨了不断变化的音乐语言与传统曲式结构之间的联系及教学思路。西安音乐学院宁尔的《我讲〈曲式〉课的“绪论”部分》讲述了自己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把课程的绪论部分归结为“调式、调性、和声”与“旋律、素材”两大部分，在趣味教学中坚持深入浅出的尝试。武汉音乐学院张的《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必要手段》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需要，介绍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曲式教研组在多媒体课件教学方面所作的一些实践与研究工作。沈阳音乐学院吴家军的《作品分析公共课改革思考》谈了共同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针对不同专业特点的解决办法。中央音乐学院闫晓宇的《一个研究生对作品分析教学的反馈》则从学生的角度反馈自己对作品分析课程教学的感受并提出某些建议，希望作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参考，等等。
二、专家论坛
专家论坛邀请的9位专家来自各大音乐学院，从事作品分析研究及教学工作多年，在专业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他们以讲座的形式，分别谈了对作品分析及教学的看法和建议，使与会代表获益匪浅。
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的《作为音乐活性构造的基础――基因》对作品分析中的音高构造、节奏构造、音响构造、组织构造、过程构造等作了阐述，并以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作品为例，揭示了“基因”的可复制、可变异、可演化的特点，在某位作曲家或某个时代的不同作曲家中的体现以及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的遗传和延伸。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的《无形的变化，有限的更新》回顾、比较了传统教学的公共性、侧重性、类型化特征和局限性，指出教学内容变曲式为分析、变单一为综合、变共性为个性、变主次为均衡、变类型为过程、变模式为结构、变调性为集合等“无形的拓展与变化”，提出课程内容只能根据选择性、周期性、以人为本等原则“有限地扩展与更新”的建议，强调作为教育者，不能以自己的好恶、眼光来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的重要性。
乌克兰专家谢尔盖的《现代音乐分析方法及作曲专业学生的教学问题》着重介绍了当今世界上的几种分析方法，指出分析方法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他还谈到部分现代音乐作品已脱离了教学需要，建议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音乐技术，改革音乐分析课，使之更加贴近现在的生活和创作。天津音乐学院高燕生的《音乐学院曲式课的现状及建议》就教学中存在的分析与创作结合不够、听觉的分析不够、课程与各专业特点脱节和风格化等问题作剖析，介绍相关解决方案，提出有必要将中外曲式发展作比较、加强二十世纪教学内容的建议。
中央音乐学院李吉提的《〈五月的圣途〉的单个音表述和节奏技术》偏重于中国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语言的关系，对秦文琛《五月的圣途》中注重单个音的表述和各种腔化处理以及节奏节拍中的中国特色作了系统的分析，提出加强对中国音乐系统化研究的希望。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的《音乐意义的探究――关于音乐分析的方法、目的、意义》指出，每一部作品的曲式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在创作中逐渐完成的。他以肖邦《#F大调夜曲》的改编版本与原作的比较产生的形式“完整”与“完美”之间的巨大差异来说明曲式结构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他认为音乐分析的目标是分析作品，对分析者自身也是人格、情操等的反思和提高过程。
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的《不同教学层次作品分析课程设置的畅想》从教学目的、内容、教材、教学方式等方面把教学层次归结为：本科――入门、硕士――熟练、博士――综合，对中央、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作品分析课程设置作比较，提出了把研究生毕业论文纳入科研课题的建议。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的《音乐作品的完形分析与综合分析――兼谈音乐教学体系中作品分析课的等级提升问题》谈到概念与观念的澄清――音乐分析与音乐学分析、传统原则与现代意识――以音乐创作原则为出发点、对分析技术问题的认识――非规范化的现象大量存在、综合音乐分析――创作思维决定分析角度等问题，对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中央音乐学院杨儒怀的《作品分析的理论基础》把作品分析理论系统地归纳为：1.概念的理解――指出动机与乐汇、主题与旋律或曲调等概念的区别，提出“结构”是组成单位的逻辑组合；2.作品分析课的作用――融合中外，深入浅出，适应专业特点；3.曲式的概念――一部曲式与乐段（前者为曲式结构，后者为语言陈述结构）；4.曲式结构的分类原则――以结构原则而不是段落来划分；5.曲式结构的演化――规范化曲式、变化曲式、边缘曲式、自由曲式；6.教科书的选择、讲述步骤――基本表现手段、发展手法、音乐语言结构、曲式结构；7.学习的方法――听音响、分析、讨论；对教、学两方面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他还把教学体系的发展分为：解放前――英美，解放后――苏联，当今――全球化三个阶段，发出了创造中国当代作品分析的基础理论的倡议。
三、作曲家论坛
为突出作品分析与音乐创作之间的密不可分，会议特地邀请了12位国内外有影响并长期担任教学工作的作曲家结合自身的体会，以讲座的形式来谈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央音乐学院唐建平以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和自己的创作体会为例，讲述了乐句的结构及其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沈阳音乐学院范哲明谈了理论归结与创作上的突破之间的融合关系，就作品分析的教学实践、研究方法、学术态度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提倡“小题目，大内容”。上海音乐学院尹明五结合卢托斯拉夫斯基的作品和自己的交响音画《韵》介绍了音色、音响结构作为结构中心的曲式结构特征。乌克兰专家克拉索托夫认为设计曲式与分配材料是衡量作曲家水平的重要标志，并指出“作品应该吸引听众”。首都师范大学张大龙分析了肖邦的四首前奏曲和美国的一首现代钢琴小品，谈了对我国歌曲创作现状的看法并介绍了自己的作曲实践与作品分析的应用。
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指出音乐创作要解决“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问题，以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剪接为例说明结构的重要性。该院的王宁非常赞成高为杰的看法，认为创作中对曲式的理解不是模式而是趋势，曲式是动词的结构（运作材料）而不是名词的结构。中央音乐学院秦文琛结合创作实例，分别介绍了拼贴手法、节奏变化手法、特定音高作为结构点、音色控制手法等在自己作品中的运用。星海音乐学院房晓敏谈到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创作应该有目标。来自台湾的陈明志提出了统一用语，重视民族音乐研究，把东、西曲式结构比较纳入研究课题的建议。
中央音乐学院刘认为结构是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并且有自然和人为之分。他介绍了自己按地理走向构思七部交响乐的创作蓝图和《第一交响乐》以核心音调和数字7为参照的结构特征，提出“原点”的理论和如何自然化地进入曲式原则的问题。同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贾国平的作品则显示出传统曲式结构和高度理性化控制之间的结合，以及群组结构模式、作为音响过程的音乐结构、多层次化的单声音乐和无音状态的音乐材料等新的结构理念。
四、教学研讨
作品分析教学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方便交流，研讨分成专业和共同课两组，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上：
1.民族音乐分析纳入课程。高为杰、李吉提、唐朴林、王晡、上海音乐学院李小诺、上海师大施忠等提出开设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分析的课程，引入西方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以发展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议。唐建平还指出东西方互相“补课”（西方补东方的传统历史文化、东方补西方的现代文化）这一有趣现象。
2.学科建设与教学方法。吕黄和天津音乐学院陈乐昌提出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强化共同课各自专业特点以及各音乐学院之间教材交流的建议。姚恒璐指出为研究生多开设选修课和导师建立资料库、针对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开书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唐建平提倡在教学中的批判精神，敢于否定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目前存在的考试成绩和创作实用的不同步现象，提出多研究“曲”，少研究“式”和对不同时期、人物风格把握的问题。房晓敏介绍他们压缩课程教学时间的尝试，提出了对学制改革的思考，等等。
“今朝比翼展睿智，共兴母校发展伟业；明日携手谱新曲，同奏沈音辉煌乐章”。9月25日下午，辽宁大剧院，舞台上方高高悬挂的这幅对联，它表达出前来参加沈阳音乐学院70校庆庆典大会所有来宾的心情。
名家热情表态
“今朝比翼展睿智，共兴母校发展伟业；明日携手谱新曲，同奏沈音辉煌乐章”。9月25日下午，辽宁大剧院，舞台上方高高悬挂的这幅对联，它表达出前来参加沈阳音乐学院70校庆庆典大会所有来宾的心情。音乐界内外各方人士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此，为这所被称为“红色音乐家摇篮”的音乐学院送上真诚的祝福。
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的领导、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和副司长王丰，以及另外几所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赵季平、杨立青、唐永葆、姚盛昌、彭志敏等音乐教育界名流均到场祝贺。金铁霖代表兄弟院校发言，他说：“沈音发展的70年是同中国音乐艺术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积累起一笔中国音乐教育的宝贵财富”。傅庚辰主席此行多了一个身份――1957级校友，当作为校友代表发言时，他的心情更是多了一份激动：“我们为母校历久弥新、永葆激情而骄傲，音乐的本质是美，让我们在未来用美妙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伴随时代的前进”。徐沛东用“名师云集、名家荟萃”来形容沈音，评价沈音“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做出重大贡献，在每一个响亮的名字背后，凝聚着沈音代代传承的精神”。沈音校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代表中央音乐学院与会，王次院长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
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周荫昌曾在沈音求学、任教多年，如今还为沈音培养音乐学硕士研究生，他对母校有特别的看法：“沈音系科设置齐全，可以说涵盖了当代音乐教育与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沈音培养的人才很实用很好用，还有很多人走上了教育管理的岗位，就是因为沈音的教学扣在了与大众音乐文化生活的共振点上，也因此有了很高的成材率”。
美好的过去常留心间，沈音人早已将目标瞄准了未来，沈阳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白玮表态：“回首往事我们心灵震撼，展望未来，我们心潮澎湃，我们将满怀信心地走向更美的70年、80年”。
论坛指向和谐
除了多场持续二十余天的讲座和音乐会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同期举行。各地各级音乐学院院长以及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的校长3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艺术教育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金铁霖院长演讲的重点是艺术教育对于培养人的和谐人格、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演讲中，金院长首先简要概述了古今中外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对于音乐与人生、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观点；介绍了英国、俄罗斯等国的艺术教育状况。金院长肯定了近年来我国艺术教育的迅速发展，他强调如何更好地发挥艺术教育的功能、作用，是每个从事艺术教育的人必须认真考虑的。
上海音乐学院杨立青院长结合上海音乐学院的实际作了《上海音乐学院面临的形式、困惑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主题演讲。杨院长介绍说，随着2000年上海音乐学院由文化部部属划归上海市，许多方面的优惠政策随之消失，而在高等教育从而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的同时，上音依然保持精品教育的传统，有限制的建立新的系科、在研究生层面上适当扩大招生。在此形势下，上音重视加强学科建设，扶持传统强势学科、特色学科、急需学科采取建立创作中心、大师工作室，建立产学研体制，同香港、德国、美国、瑞士等国联合办学等方式促进学科、学术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实践和同世界音乐界接触的途径。
日本作阳大学副校长兔束俊之重点论述了在人类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音乐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还论述了在音乐领域国际交流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音乐教育对于如何提高年轻一代的音乐理解力、培养其专业能力具有重大意义，音乐教育在融合东西方音乐的差异、正确理解这种东西方差异的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
韩国启明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金兰熙指出：在高速发展的年代中，信息量过大，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对学习音乐的东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此种环境下，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情、开阔他们的音乐视野，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国际化。来自东方的学生学习西方音乐，不能困守东方，必须直接向西方文化学习。为此，她建议加强各国音乐院校之间的交流。
韩国庆熙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金永昶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古典音乐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创作者、演奏者是音乐中重要的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是音乐的欣赏者。而扩大古典音乐的听众群，必须建立能够更加接近大众的音乐教育体系。金院长还指出，面对20世纪以来音乐多元化的趋势，帮助学生寻找自身的强项、提高创造力和独创性是21世纪音乐教育的根本方向。
9月26日下午，刘辉院长、范哲明副院长会见了前来参加校庆庆典和校长论坛的韩国、日本友好人士。刘辉院长向与会的韩、日大学校长和院长转达了国内其它音乐院校希望加深中、日、韩等东亚音乐艺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刘辉院长指出，中、日、韩三国音乐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各校的学术理论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能力，增进各国音乐艺术及文化间的了解意义重大。韩、日校长和院长一致赞同沈阳音乐学院发起成立由中、日、韩三国音乐院校参加的使东亚音乐艺术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加常规化的提议，并讨论了具体形式与机制如定期举办高峰论坛、定期在各国音乐学院轮流举办音乐艺术节、互派学者和学生交流学习等等。
校友深情感言
除了论坛带来的理性思维，9月26日举行的1956―1999级校友座谈会则充满了浓浓的情意。
词作家胡宏伟也讲述了他成长的辛路历程以及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文学干部专修班学习的收获。“我在这里开拓了视野，知识结构更丰富了。……现在的一切成绩都跟学校的教育分不开。……我还在干专业，坚守这块阵地，我今后还有决心再创辉煌，为学校争光。”歌唱家宋波表达了看到母校翻天覆地变化的激动心情和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母校把我从一个知青培养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以自己曾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学生而骄傲”。
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将举办系列重大活动来庆祝校庆，校庆活动共分庆典活动、重大活动和系（部）庆祝活动等不同板块。
一、庆典音乐会
11月27日八十周年校庆庆典音乐会将在上海大剧院以一台水平高超、形式新颖、全面反映学院教学、艺术实践水准的音乐会作为校庆活动的高潮，将校庆活动推向校庆年系列活动的顶点。音乐会将以征集或指定委约方式产生专门为80年校庆创作的新作品，邀请活跃在当今世界音乐舞台上的上海音乐学院校友汤沐海、黄英、廖昌永等参演，充分体现学院的教学与创作实力。
二、2007国际音乐学院校长论坛
音乐文化是大都市的对外交往的“名片”之一，发展繁荣音乐文化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市民的素质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音乐学院将在11月26―28日举办一个高水平的、融会了国际先进教育理念的“2007国际音乐院校长论坛”。论坛主题确定为：音乐专业教育与时展。论坛将邀请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在内的17所外国音乐院校以及国内10所著名音乐院校的院校长参加。
三、重要比赛
10月，学院将举办2007上海音乐学院“钟鼓奖”国际作曲大赛。评委将由国内国际作曲大师共同担当，由交响乐队以音乐会演出形式现场评出优胜作品。大赛期间将组织由担任决赛评委的国际作曲大师主讲的大师系列论坛以及获奖者论坛；将邀请国内外各兄弟院校师生及相关的音乐创作人员前来观摩，同时举行作曲教学研讨会。
4月，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帕拉天奴（Palatino）钢琴作品作曲暨演奏比赛，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作曲指挥系和钢琴系联合承办、上海超拨乐器有限公司协办，比赛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作品规模分别为中小型、大型、协奏曲等形式。该比赛旨在激发作曲家及钢琴演奏家对原创作品的热情，为中国的钢琴作品音乐宝库增添精品，推出一批原创作品和钢琴演奏新人。
四、庆祝周小燕90华诞暨歌剧《弄臣》专场音乐会
11月，庆祝周小燕90华诞暨歌剧《弄臣》专场音乐会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该剧目演员阵容强大、演唱难度很高，可以体现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歌唱家的专业水平，同时也是周小燕歌剧中心成立后首演的歌剧剧目，具有重大意义。该部歌剧在周小燕教授亲自指导下由张建一、廖昌永、杨小勇、迪里拜尔、郭森等歌唱家领衔主演，由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优秀学生合作演出，将努力把该剧目打造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八十华诞、周小燕先生九十华诞庆贺演出的精品力作。
五、举办高水平的音乐大师班
继成功地举办了前五届上海国际歌剧大师班后，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歌剧中心将于今年暑假继续举办第六届歌剧大师班，旨在提高我国的歌剧表演艺术水平，培养更多高水平的歌剧表演艺术人才，发展中国的歌剧表演事业。
9月下旬，上海音乐学院将主办“国际爵士音乐大师班”系列活动，以推动爵士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并展示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一所国际化的音乐学院的前瞻意识与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
因历届国际钢琴大师班活动的突出影响和良好社会效果，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已被认为是上海音乐文化活动的品牌之一，并得到国内外音乐界及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肯定，在80周年校庆年国庆长假期间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艺术中心将继续做好第四届国际钢琴大师班这一品牌活动。
六、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
3月21日，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共同举办了“纪念蔡元培先生学术报告会”，报告会上还播放了蔡元培先生的专题片，使与会者更加形象直观地了解蔡元培先生为创办国立音乐院、大力倡导美育教育所作的贡献，重温了上海音乐学院创立八十年的发展历史。“五一”长假期间，还将在静安公园举办“声弦忆伟人，美育建和谐”的纪念音乐会活动，以学术报告和音乐会的形式纪念蔡元培先生。
除此之外，学院还将主办不同形式的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人萧友梅先生，人民音乐家、教育家、作曲家贺绿汀先生等音乐先辈的纪念活动，举办我国小提琴教育家、小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上海音乐学院原副院长谭抒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七、出版物
上海音乐学院走过了八十年辉煌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财富，学院将编辑出版《庆贺上海音乐学院八十周年学术文库》共分五卷，1、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卷；2、音乐学理论卷；3、外国音乐研究卷；4、中国音乐研究卷；5、表演艺术研究卷。作为向校庆80周年献礼。
校庆80周年期间，还将出版一套CD唱片，展示学院优秀的创作作品和优秀的演奏人才，用声音记录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历史，不仅真实再现音乐，而且具有“有声史记”的功能。
八、其它板块
一流院校应当有一流人才，全面展示学院师生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涌现出的星光灿烂般的人才，把《星光灿烂》主题音乐会办成全方位展示的窗口，成为教学、科研、艺术实践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重点推出星光灿烂系列音乐会的同时，学院更要坚定信心立足上海、服务上海，为上海的文化建设服务，为上海的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因此《爱满申江》系列音乐会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窗口，将组织不同类型的演出阵容将音乐会送到农村、重大市政工程现场慰问，扩大学院服务社会的社会影响，力争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突破；失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4-0039-04
收稿日期：2014-04-3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学科“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整合下的创新：本科音乐教育专业创新人才培训模式研究”（XJK011ATM001）
作者简介：朱咏北（1958-），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音乐教育、钢琴教育等方面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教育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变：以德国奥尔夫教学法传入为契机，开始了放眼世界的旅程。从最初对西方教学法的学习，慢慢扩展到对音乐教育学整个学科领域的探究，音乐教育学领域宽广博大的研究范畴开始呈现：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心理、音乐教育社会学与人类学、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治疗等――学科意识由此觉醒，音乐教育学领域开始进入空前发展阶段[1]（P1）。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发展，也基本上与这种探究同步。不过，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自1980年颁布以来从未修订，随着高等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该教学计划中有许多地方已不适应现在教育教学的需要，应做适当的调整和修订[2]（P36）。其主要问题体现在，重专业性而轻师范性，技能训练大于教育素质的培养，不适应普通音乐教育实际的需要。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是培养未来音乐教师的蓝图，应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为代表的音乐教育专业力量对课程体系进行了重建，提倡“学生拥有扎实过硬的音乐技能，全面、深入地掌握音乐理论的前提下，以音乐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系列主干课程统筹全局”[1]（P2），使学生明晰本学科的目标与任务、手段与方法，从而完成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工作。他们出版的这套教材，既体现了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新突破，同时因其结构内部有所失衡，也暴露出与普通音乐教育实际需要存在偏离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加强师范性：课程内容在教育教学理论比重上的突破
编者在总序中指出，这套教材是若干年学科构建思考之后的集体探索与积累，表明了音乐教育领域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内涵建设阶段[2]（P36-38）。
该教材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音乐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围绕本科教学大纲而进行编撰，内容涉及学科框架内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包括《音乐教育学教程》、《音乐教育心理学教程》、《音乐教学设计教程》、《音乐教学法教程》、《音乐教育心理学教程》、《音乐教育史教程》等。同时，还包括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如《中国学校音乐课程发展史》、《音乐教育研究论文集》。
二是音乐基本技术理论与实践，主要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特色课程，如《作曲技术理论综合教程》、《节奏与打击乐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合唱团合唱曲集》、《西方合唱发展史》等。
三是音乐技能课程：如《钢琴》（包括：俄罗斯卷、法国卷、西班牙卷、德国卷、中国卷、拉丁美洲卷、北美卷、中欧四国卷等）、《声乐》（包括：德国卷、法国卷、英美卷、俄罗斯卷、意大利卷、中国卷、重唱卷）等内容。
这样的课程内容，体现出对于以往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突破，即不再过于注重音乐专业技能，而是把教育教学的成分予以加强。以往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基本是照搬音乐表演专业的课程内容，重点放在钢琴、声乐等音乐技能方面，缺乏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应有的教育性特点，忽视了教育教学理论的内容[2]（P36-38）。这套教材加大了教育教学内容的分量，无论是音乐教育教学的一般理论，还是针对性的教学设计方法，甚至带有较强专业色彩的课程发展史理论，都被其纳入体系中，对于培养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教育能力有很大的益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教育学科性质充分重视的突破，由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专业音乐院校提出，为高等院校中占更大比重的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即便师范院校照搬专业院校的课程内容，这套教材也能避免以往出现的“重技轻艺”的种种问题。同时，它还体现出对于教师技能的一贯重视。编者认为，音乐技能是教师教育的重要基石，没有过硬的技术与对音乐作品的透彻理解，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格音乐教育者。教材在编撰过程中“力求贴近课堂教学，尤其在音乐技能教材上能够体现教师教育专业特征，在编撰思路与方式上与表演专业教材有所区别”，同时，“加大各类知识信息量，开拓读者自主学习的途径”[1]（P2）。编者对于技术技能的重视，很好地继承了以往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课程内容以教育理论部分形成突破的同时，也在专业技能方面保留了其中积极的内容。
二、过于专业化：课程内容比例的失衡
从目前这套教材呈现出的框架来看，编者所积极构建的课程内容，虽然有较大突破，但其内部却存在几个方面的失衡，这对于培养合格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言，显得并不够完善。内容上不同程度的比例失衡，与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导致这套教材在推广方面将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教材的三个主要部分之间存在比例失衡，即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这一部分的功能不清晰，缺乏结构意义上的独立性。专业主干课程目前共有《音乐教育学教程》、《音乐教学法教程》、《音乐教育心理学教程》、《现代钢琴教学法》等13种。专业技能课程则包括《钢琴》、《声乐》、《合唱发展历史》、《作曲技术理论综合教程》等5种，共20卷。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论丛，包括《中国学校音乐课程发展》、《音乐教育研究论文集》、《德国音乐教育》等已出的3种。在这三部分内容中，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论丛的功能模糊，与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并列，并没有显示出其意义。因此，从课程结构内部而言，可以把这一部分舍弃。这样，就能突出课程内容之间的均衡：专业主干课程与专业技能课程并列，以培养合格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与全面素质。
其次，专业主干课程的内容也存在失衡现象，主要体现为把一般教育教学理论与更为专业化的音乐治疗理论并重。目前的13种主干课程中，音乐教育教学、论文写作、音乐心理与教育心理学等属于必备项目，但是像《音乐治疗导论》、《精神障碍的音乐治疗》、《医学环境下的音乐治疗》等内容，过于专业化，虽然是值得注意的学科发展新方向，但与普通音乐教育的主体需要相距仍然较远。如果过于专业化的医学内容在专业主干课程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很难让音乐教育专业的普通学生有效完成学习任务。这可能跟上海音乐学院的编写力量与编者意图有关，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并不适合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普遍水平。对于高等院校中的大部分院系而言，这一部分课程内容可能都存在实施障碍。
再次，专业技能课程内容比例的失衡，即过于注重专业技术的完备体系，会让学生负担过重。主要体现在钢琴、声乐内容的全面、系统、专业化，与合唱、打击乐等内容的单薄、零散、不系统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钢琴与声乐的文献都分得非常细，具体到了国家，虽然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习音乐文献，但并不太符合高等音乐教育的普遍现实，也与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需要之间有一定距离。与专业主干课程中对于音乐治疗的倚重一样，这种过于繁复的专业技能，在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实践中的复制难度很大，从而在推广上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这些失衡因素，更大意义上是对其在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领域内的推广而言。如果只在上海音乐学院内部，实施起来可能会比较顺利。即便如此，也会给学生以后进入教育领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它可能导致学习效率的弱化。
三、原则与建议：如何完善音乐教育 专业课程内容
要想完善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课程内容，必须从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培养合格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为根本目标，强调课程结构的针对性、综合性和适切性。既要考虑到音乐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也要注意到教师教育的力量，弱化编者的主观意识，加强能起实际作用的课程内容，舍弃不必要的课程内容。
因此需要遵循两个原则，既不能偏离高等院校的自身规律，也不能偏离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需求。
其一，课程体系要适应普通音乐教育对复合型人才的实际需求。以这套教材为例，其内容与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就有所偏离。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对于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的过分倚重，在专业技能课程中对钢琴、声乐的繁复分卷，都会导致音乐教育再次走入“重技轻艺”和“繁、难、偏、旧”的歧途[2]（P37-38）。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即便完成了，其在普通音乐教育实际中的用途也很小，甚至根本用不上。普通音乐教育实际所需要的复合性人才，要在即兴伴奏、合唱、小乐队组织、音乐活动策划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才能。这样一来，所学非所用，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实用性技术，还要从头再来。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并不陌生：钢琴专业的学生能弹奏高深的大型乐曲，却无法自弹自唱完成一首简单的儿歌。尤其是近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反映出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中的突出问题。遗憾的是，这套教材也出现了与普通音乐教育的偏离。
其二，要符合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从这套教材来看，它也与全国高等院校普遍的音乐教育实际有所偏离。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近年的力度虽然不断加大，但效果却还没有显现出来，特别是与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对接没有体现出突出效果。这套教材中的几种失衡，尤其是专业主干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中的内容失衡，会使得它在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领域内实施时面临诸多困境。且不论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符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像音乐治疗、医学环境下的音乐治疗等课程，本身发展就有待完善，研究者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很难在教师教育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此外，钢琴、声乐的分卷细到国家，也会受到学时、师资力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削弱其效果。
根据这两个基本原则，本文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第一，注意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培养音乐表演专业人才不同，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音乐教育工作者，因此应该在教育性课程内容上不断加强，就像上文所说这套教材本身的突破。但是，突破也不能盲目，教育性的课程内容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范畴，而非什么都可以划进来。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教学法研究与实践、教学设计、论文写作、教育心理学，这已经可以满足对学生教育基本能力的培养，也是针对音乐课堂教学所必需的内容，而过于专业化的音乐课程史、音乐治疗等内容，则不需作为必修内容，可以作为有兴趣者的选修课程。同样，本套教材中的音乐教育理论研究论丛，也只能作为参考阅读文献，不能列入专业教材之中。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有效的时间内学习对教育教学至关重要的课程，达到教学效益的优化。
第二，关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在专业技能技巧课程内容上，要突出综合性，即把单纯的技术训练赋予教育性，要让学生能转化为教育教学的材料。具体而言，以钢琴为例，应该把系统性的专业训练分化为综合性的教学技能训练，加强钢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音乐表现能力，在伴奏尤其是即兴伴奏方面增加分量。把钢琴分卷细化的课程内容综合起来，对钢琴伴奏进行分级分层训练，使之成为课堂教学最为重要的表现工具。同理，声乐课程内容也需要做这样的调整，把“学会”与“会教”并重，在文献积累上增加普通教育中的经典曲目，避免过于繁复的国别分卷。经过这样的转化，能使课程的综合性加强，让学生在未来面对灵活生动的音乐课堂时，不至于只有一些不合实际的“保留曲目”而束手无策。在综合性课程方面，另外一套同样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的钢琴教程就做得很好[3]。这套教材以曲目带动综合性的内容，把学法、教法、相关理论等融为一体，能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这种做法值得课程改革研究和设计者引起足够的关注。
第三，保持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容的适切性。课程编制既要适应我国当前普通音乐教育的实际，也要考虑到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力量的限制，不能仅凭学科特征出发，过于拘泥于学科专业的严格系统而束缚了课程实施者的创造力。无论是课程内容编制还是实施，都需要人们积极参与，考虑到现实的适切性，对内容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广大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真正需要。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北海老师的无私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1] 余丹红.音乐教育研究论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王安国.从实践到决策――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3] 朱咏北.高师钢琴普修教程（1-4册）[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1.
On the Breakthrough and Imbalance of Professional Course Content of Music Education Specialty
ZHU Yong-bei SUN Hong-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