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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典绿色音乐作品《万物生》的演唱者萨顶顶曾称，“我意识到，音乐中，实际上只有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3]一方面，“媒介是信息”，是人体感官的延伸。首先，媒介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文化传播议程设置和文化规范的特殊“文化装置”，强大的社会功能导致大众文化的兴盛，使一切社会封闭状态、一切传统的价值意识建构得以打破；其次，媒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着“娱乐至死”的媒介景观，并担当着新文化格局中良好文化生态的维持责任；再次，媒介传播文化也创造“媒介文化”，在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内含的隋性因子、消费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都通过媒介文化予以展现。另一方面，媒介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其制度与经营、生存与发展；而媒介则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并在全球化的网络中提供给人们一个“拟态环境”，间接地模糊着社会的现实。大众传播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长度，转变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封闭状态，使一切遥远的关系变得近在咫尺，随着“界限的消失”，带着所谓“电子乌托邦”的希冀，部落化社会的重归已指日可待。
绿色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蕴含着特定的意境与艺术思维，这种特质一方面是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一方面又是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和牵引。而媒介则成为这一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经过多媒介传播的强大渗透力使以往阶层化的受众得以改变，音乐成为大众共享的艺术。分众化、碎片化的趋势又使适应不同受众口味、不同媒介特性的绿色音乐类型，成为不同媒介、不同“把关人”选择的内容信息，以传递给最小单位的“社群”。同时，这种传播也影响了包括媒介人在内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发生生态化转变，催化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并促进媒介对绿色音乐的进一步大规模、大范围传播。200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起的全天24小时LiveEarth环保音乐会系列覆盖全球逾20亿观众；2009气候峰会举行前夕，全球合作的音乐作品BedsareBurning及其MTV在网上的下载用户可以把名字添加到数字请愿上，以要求全球领导人达成一项广泛的环保公正协议，据统计超过130万人签名支持。社会是人的社会，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双重作用下，绿色音乐以“创新扩散”逐步形成“沉默的螺旋”。它以一种生态艺术的美感，唤起人们现代生活审美的艺术化；以一种生态文化的姿态，抚触社会人的心境。听众在消费绿色音乐的同时，既消费了艺术，又消费了生态，也消费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从而一定程度上促成社会文化规范的新转变与新成长，促成社会的生态化生存与发展，实现社会内部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社会的心灵开始净化。
一种理想的社会净化模式
（一）社会文化系统
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系统要持续有序发展就必须各个子系统之间、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保持信息交换关系。本文重点关注与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最为相关的社会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以及内属于文化系统的绿色音乐系统。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4]。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雷蒙德•威廉斯更将其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中，将文化系统的各要素按其相似性和由弱到强的稳定性划分为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人工创造的器物—理论与制度—价值观文化心理。[5]绿色音乐是人类自然生态理念在音乐符号上的一种寄托与理解，也是蕴涵于生态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形式；其属于生态文化，是人类价值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心理转向，可以认为是文化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具有自我特点和结构的子系统，在本身的各种要素之间，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大众媒介成为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渠道与手段，也是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互动的一种信息载体和交流方式；同样的，媒介本身也在各种互动关系所构成的传媒生态中生存与发展。
（二）理想的互动模式
一方面，直接渗透。绿色音乐通过媒介的传播直接与社会进行互动，这种互动直接将绿色音乐内化为媒介文化的一种，这种媒介文化的渗透如同一阵激流将绿色音乐直接打碎、吞噬、融合，“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6]。另一方面，间接渗透。绿色音乐以一种间接形式，通过媒介的传播首先与社会各层面文化进行互动，形成一种更为社会化、大众化的生态文化，再通过媒介传播与社会大系统发生互动影响，以缓慢渗透的方式最终融入社会群体之中。同时，大众媒介本身以及直接、间接互动关系的发生与发展都被社会这一复杂的集合体所包围，“在场”于社会，同时受到各种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不同程度的制约。可以认为，绿色音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联系主要通过媒介系统来进行，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模式。绿色音乐所蕴含的生态价值体现和生态功能发挥，都必须经过大众媒介的选择、议程设置再传递、扩散，经过社会的接受、抵抗、反馈以及与文化的冲突、融合，并在这一模式中循环往复。
（三）噪音
大众传播学中，噪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任何非属信息来源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噪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增加了被传信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信息误差的产生。在绿色音乐与媒介传播的互动模式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噪音，制约着二者形成理想的净化模式；而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媒介传播文化的失范与传承功能的失位。让•博德里拉曾宣称，“没有进入传媒的现实就不是现实”，现如今媒介在消费社会的规训力量作用之下，配合商业与娱乐在当代奇观社会中的相互勾结，产生了一种“娱乐经济”。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也似乎脱离了本身的跑道，整体倾向于大众化、流行化、西方化；同时，传统音乐艺术精神、民族文化之魂与原生态音乐缺失，在“文化工业”的转向中造成艺术创作与传承的历史断裂。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了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
2.社会主体缺乏明确的生态意识。目前，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思维形成尚在起步，整体倾向于一种生态意识淡漠。首先，社会公众生态意识不足且缺乏生态艺术鉴赏力，受众对绿色音乐的整体接受程度仍较低。其次，传播主体媒介素养偏低且生态传播实践力不强。传媒以绿色音乐为主题的甚少，音乐娱乐元素盛行。再次，音乐创作主体的生态理念不足且创造力偏弱。在“观演分离”的今天，音乐词曲创作者部分缺乏民众基础，缺少生态理念和民族音乐之魂；部分欠缺一种生态审美艺术意识和艺术美感。
3.绿色音乐及媒介的技术化脱节。一方面，绿色音乐的创作技术方面，音乐的内容创作技术在表面的新奇、装饰、个性化背后则是风格、旋律、曲式等音乐元素的标准化与世俗化。后期制作如阿多诺所言，“精良的录音制作设备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另一方面，传播媒介技术方面，媒体内容表现上，对绿色音乐的选择少、品味低；相关新闻报道数量不多且报道模式化；媒介传播技术上，依然无法达到普遍性、完全人格化的传播状态，离三网融合的正式实现也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净化模式实现的关键：除噪
（一）强化主体的生态认同感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利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
1.生态传播价值体系的重建。首先，重拾传统审美精神与文化精髓，制止文化的异化，形成一种以绿色音乐—生态文化为重要文化组成之一的社会机制；实现价值理念的单一工具理性到多元主义的转变。其次，重新认识并确立更适合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媒介传播范式，全方位提升社会主体的媒介素养，始终坚持以社会效应为主，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坚持绿色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传承与传播。再次，提升生态审美艺术哲学意义，把握生态美学的三大定律，在审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共进中，促进绿色音乐表现的逐步递进。同时，从整个文化产业链上进行消费观念的绿色化转变。
2.确立以生态为主的创作、传播内容理念。以创作者而言，“生态危机的现实促使作家和学者发出自的声音，在自己所擅长的创作或研究领域探索地球生态和人类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出路”[7]。绿色音乐的创作者是绿色音乐传播的起点，完成一种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则必须从内心深爱自然，抛却世俗的经济中心观念，在艺术的高度、绿色的深度上发展。同时，这种创作的转变又必须顺应时局与潮流，我们既需要高雅的愉悦，也需要流行的娱乐，需要“百花齐放”的灿烂而非“一统江山”。而绿色音乐的传播者则是中枢，正是有了他们，绿色音乐才能够真正地流动起来。新媒介文化人应形成深绿的生态意识，寻求生态化体认的诗意境界，从绿色音乐的生态传播，从传播环境的生态化，发挥媒介人的亲和力，创造“双赢”的传播内容格局。
（二）升级技术，变革格局
正如阿什德所谓技术逻辑的技术统治，绿色音乐社会效应的全面实现同样离不开创作技术的多样化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的优化与升级，离不开媒介传播范式的生态化变革。
1.绿色音乐创作技术多样化发展。绿色音乐从“胸有成竹”到物化，基本上都需经过音乐本体作曲技术和音乐制作技术的双重应用。而成为真正的经典，都必须在创作技术上做好文章。作曲方面，将结构音乐的各种有机化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与加工。既要追求形式结构的自然和谐，也要不断丰富、多样化；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和精神感受需求，也要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制作方面，加强对音乐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升级。既要利用现代科技保存好绿色音乐传统原貌，又要强化绿色音乐的音效、质感。同时，加强音乐存储的数字化和接收终端的高质化、便捷化，并在音乐版权保护与网络营销支持的双重支撑下完善电子唱片的发行与传播。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出席学术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的嘉宾有：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郑泽云，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
一、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针对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学者们怀着对民族音乐真诚的热爱和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王耀华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传统音乐在大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承》，首先，从中国传统音乐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教育的重要功能入手，坦言大学音乐教育应传承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其次，从“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音乐理论的传承”和“审美观、价值观的传承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三个方面阐述了“传承什么”的问题。提出从技能到文化的全面学习并形成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体系；音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最终目的在于唤醒和引导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人文需要，培养人文关怀和人文信念。如此，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过程中，以音乐形式体验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和表达自我，进而达到个人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三，对于“如何传承”的问题，提出在课堂外，让学生到民俗活动中去接触传统音乐；在课堂内，提倡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教学并重。
秦序以《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化》为题做了发言，从非物质文化保护角度深入探讨了作为文化遗产的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如果说“非遗”保护前十年主要是各地普查并向国家申报，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以国家形象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使大众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
汪人元以《从戏曲音乐谈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为题，联系中国音乐教育问题，讨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他指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但大部分中国青少年不熟悉甚至不喜欢中国民族音乐，这不能不说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着缺陷。就此，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以戏曲音乐作为突破口，解决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格局和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格局；其次，音乐界和戏曲界应该共同携手，通过研究获得对中国戏曲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
戴嘉枋站在音乐史学角度，在发言中探讨了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和当下的关系。提出，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多和20世纪音乐创作有关；一方面是传承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民族音乐作为一种元素被融入于20世纪的音乐创作；对民族音乐研究中要持有史学态度。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中都有一个材料甄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自己的学术思维，进行有效的学术判断。
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传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不仅需要热情，同样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或者说，要使民族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牢牢地站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层面来展开，这也是学术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话题中，几位发言学者主要围绕如何看待和理解民族音乐等问题，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学术立场、当下与历史的接通以及后现代思潮与人类学视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伍国栋在《民族音乐学选题及研究的音乐学本色》发言中，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归为四个类型：第一，“声音本体”，对音响作品、音响材料、音韵特征、声音功能、乐学构成等进行形式的、内容的、规律的研究。第二，“音乐行为”，音乐并不仅仅是作为乐谱的结果，音乐是人的行为过程；需要结合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针对不同类型乐人、乐社，对其音乐创建机制、音乐使用机制和音乐传播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音乐器物实体”，结合音乐考古学、律制与乐学、工艺学等理论，研究音乐器物实体对象的音乐史学意义和价值、形制构造和结构、音律使用和音位状态、社会传承和艺术功能等问题。第四，“音乐概念”，乐人音乐操纵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固有概念，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深描”理论和意向解释，对乐人操纵和使用音乐过程中的潜意识行为和隐匿的音乐象征、音乐禁忌、音乐暗喻等，进行音乐特性的表象性、内涵性、指向性的研究。
项阳在以《明代国家吉礼中祀教坊乐类型的相关问题》为题的讲演中，以明代国家吉礼用乐为例，不仅阐述了古代国家用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重要性，更是在治学方法上以“接通”为切入点，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既要关注当下音乐事象，同时要将所观察的音乐事象与历史事实进行学理链接，从而使民族音乐获得更为丰富的学术解读，这也是在方法论上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认真辨析历史文献，然后深入到中国乡间社会中去考察、辨析、体味，这才能够感受到民间礼俗仪式背景与传统国家礼制所具有的对应性内涵。
管建华在《恢复演创合一的民族音乐人文传统》的发言中，提出通过“演创合一”来恢复中国民族音乐的人文精神。在我们关注音乐形态传承的同时，更要看到音乐载体――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按照模式化来传承民族音乐，实际上已经失去它本身的鲜活与动力。而中国音乐的特色，就在于其创作过程就是一个表演过程和传播过程。中国音乐具有人文传统，音乐的传播是一种沟通模式为取向的音乐行为模式。表演者、演奏者对乐谱、音乐音响采取交往互动的立场。
杨曦帆在《音乐行为中的民俗文化――从音乐人类学看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发言中，以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个案解读为切入点，讨论了民族音乐在传承中的种种现象。以民间对歌为例，说明了尽管“唱本身”需要研究，但“唱”与“不唱”的背后文化民俗因素同样需要研究。在民俗与音乐的关系上，文化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活动中作用着音乐行为。在一些民族或仪式活动中，音乐以特定方式被给予某种神圣位置的民族中，传承较为完整；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没有神圣，就没有传统。
三、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学科视野
在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讨论中，涉及音乐、文化和跨学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由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既包括音乐本体性研究，同时更是一个关乎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问题，所以，其研究也就会出现多元化视野。
刘承华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发言中强调了文化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是指在输出传统音乐时所具的文化视野，通过音乐中文化内涵的阐释以凸显其意义。传统音乐输出的常见形式包括：舞台输出、影像输出、技术和知识输出、美学输出四种类型。把音乐作为文化来输出，音乐更可以展示我们的文化实力和含量。文化输出不仅要讲技术特征，也要涉及到文化的功能问题，让民族音乐在意义上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而这需要文化的阐释。民族音乐的文化输出既是音乐输出，又是文化输出。
钱建明在《中西合璧与“不中不西”――从中国传统乐器系统化改良看民族乐队音源结构》的发言中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乐器文化的现实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相关民族乐团开展的乐器改良活动，不仅在剧场艺术场域中具有自身传播、流动、扩散的特征，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前景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没有新中国剧场艺术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场域转换，就没有民族乐队建设所采用的诸多改良乐器以及相关创作表演特点。由于其改良是以模仿西方管弦乐队为主，存在着过分依赖民族乐队与西方管弦乐队外延形式的衔接，造成民族乐队的“大一统”模式。
施咏以《从“红楼梦”到“笑傲江湖”――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古琴音乐》为题，指出古琴传播的第一个特点是模糊性，第二个特点是反传播性，因为古琴是以口传心授为其特点的，它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上，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琴在本质上是反传播性的。目前古琴的传播是自然传播与技术传播并存，呈现口语媒介、乐谱媒介和电子媒介并用的一个多层综合态势。
板俊荣在《试论曲唱音乐的人内传播――以海州五大宫调的早期传播为例》的发言中，以传播学为学术切入点，认为海州五大宫调包括曲唱形式主要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属于概念化的传播，而不是一种自然传播。传播类型的多元化、传播媒介科技含量的提升和传播手段的不断丰富等，都不能替代人内传播中内省性经验体悟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挽救曲唱艺术式微的现状。内省性经验体悟具有创新内涵，进而提升了曲唱音乐的艺术性，繁荣了曲唱音乐艺术。
结 语
本次学术论坛是一个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参加发言的学者共计12人，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围绕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这一论坛主题。
一些学者的理念、思路对于在现实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启发性作用。比如，学校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上所能够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足以让我们认真反思学校在民族音乐教育上的得与失。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次论坛上一些学者也紧紧围绕传承与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研讨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音乐与文化等学术问题。学者们大多认为，对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学术关注，既应该包含音乐本身，同时也要关注种种音乐事象能否在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的平台上和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中进行一种有序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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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形象品牌传播手段，它已成为了企业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新宠。本文在此主要探讨并分析了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与传播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
当今，形象塑造与传播已成为热点问题，无论是国家形象、地区形象还是企业形象等各行业形象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某种意义上“形象就是生产力”，因此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社会实践中都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形象品牌传播手段，它已成为了企业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新宠。虽然它的广告味比较淡，但有了音乐艺术的支撑，有些企业音乐电视还是能广为传唱，因此它对企业良好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企业音乐电视的产生与定位
1.企业音乐电视产生的背景
①作为一种电视传播体裁，它直接来源于音乐电视
音乐电视是一种以音乐艺术的电视化的呈现方式，具有广泛受众基础与极具市场的电视艺术与娱乐方式，企业音乐电视正是在音乐电视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音乐电视是以企业或品牌形象为创作指向、以音乐作品为创作中心的视听载体，通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精美的画面及反映企业文化的歌词打动受众。
②作为一种品牌塑造手段，它有助于更好地传播企业形象以及塑造品牌
作为一种媒体产品形态，企业音乐电视既有着电视艺术形态的基本特征;又有着电视广告的传播形态，而且作为企业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它有其内容和创意的规定性。从文化特征说，企业音乐电视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它力图使广告演绎出审美性和艺术性，使企业文化形象处于主流文化潮流中。
2.企业音乐电视的基本定位
从上可知，企业音乐电视就是在音乐电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专门用于企业形象或行业形象传播的新的广告形式。由于它运用领域主要在企业所以叫企业音乐电视，用在其他领域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叫法，比如政府音乐电视、地区音乐电视、行业音乐电视等;企业音乐电视的使命是塑造企业形象、树立及实现企业文化品牌，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形象期待。
二、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的优、劣势分析
1.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的优势
广告美学认为，广告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要拓展其传播效果。还必须注入审美要素“引起受众的注意，进而影响受众的情感与行为”，因此，广告创作与传播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寻找广告宣传对象与受众审美心理的相通点，并且把这种相通点作为广告创作和传播的核心和着力点”。企业音乐电视将精美的画面和时尚的音乐相融合，把枯燥乏味的电视广告变得更具艺术性、而且更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让受众在得到美的视听享受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着企业的文化理念和形象，从而将观众从排斥状态转化为欣赏状态，同时主地接受企业文化理念和产品信息。 与一般广告相比，企业音乐电视广告更含蓄唯美地向受众展示企业文化形象，从而摆脱了传统广告的直白喧闹，达到了“不宣而宣”的目的。它巧妙将商业广告与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也为怎样才能做好人们喜闻乐见的广告开辟了新的途径。企业文化精神理念是企业音乐电视的灵魂。“音乐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具有打动心灵的优势，它在反映人类的感情世界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因此，企业音乐电视实现了视听合一的传播。例如央视播出的《康美之恋》、《爱到春潮滚滚来》等作品的网络搜索率和网络视频展播率都是比较高的。
2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的劣势
虽然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优势突出，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适用范围的比较局限，一般只用于塑造品牌形象，主要是传播企业文化形象。二是制作与传播需要足够的资金，成本较高。然而一般的小型企业是难以承受巨大的制作费用和广告播出费用的。三是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作用有限。
三、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的品牌塑造与有效传播
企业形象是人们对企业的一种看法和认识，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环境下，不同公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企业文化与形象，并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各种感知、印象、看法、情感和认知的综合体现。一般认为，考查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应该包涵这三个因素:商品力、销售力、形象力。其中企业的形象力就是号召力、购买力、生产力这三种。因此，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品牌资产和可持续购买力，具有整合力，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的协调合作，促进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实现企业形象价值、商品价值与传播价值的整合与实现。
企业的形象塑造，是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通过载体实现对企业形象进行有效塑造与传播。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企业形象塑造的一种有效手段，它能实现受众对企业文化形象的艺术化理解，转变人们传统的判断企业的思维形式。企业音乐电视其实是一种直接的企业形象广告形式，它通过强烈的视听效果上推销企业整体形象。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与传播具有的作用和功能.
形象塑造与传播是如今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国家形象、地区形象还是企业形象等各行业形象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某种意义上“形象就是生产力”，所以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中都极具现实意义。
如今，一种有效的企业形象品牌传播手段—企业音乐电视—成为企业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新宠。作为一种“广告味最淡”的广告形式，因为音乐艺术的支撑，好的企业音乐电视还能广为传唱，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良好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企业音乐电视的产生及定位
1.企业音乐电视产生的背景
（2)作为一种电视传播体裁，企业音乐电视直接来源于音乐电视
音乐电视作为一种音乐艺术的电视化呈现方式，具有广泛受众基础，是极具市场的电视艺术与娱乐方式。在音乐电视基础上形成的以企业形象塑造与传播为目的之企业音乐电视在我国广告中的应用，一般认为从1996年出现的由音乐电视剪辑而成的广告开始，这一形式在广告传播与形象塑造过程中易让人喜闻乐见，于是被更多的企业加以利用，渐渐成为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体裁。
企业音乐电视这种以音乐作品为创作中心、以企业或品牌形象为创作指向的视听载体，通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精美的、富有意境的画面和反映企业文化的歌词打动受众。在艺术化与娱乐化的处理下淡化了广告的功利性，增强了观众的收视欲与审美欲，让受众在自然的接受广告的同时，主动地接受广告所传达的企业文化信息，形成对企业形象的审美认知。
(2)作为一种品牌塑造手段，企业音乐电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形象传播与品牌塑造的成功
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一种媒体产品形态，有着作为电视艺术形态的音乐电视的基本特征;又有着作为电视广告的传播形态，特别是作为企业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企业音乐电视有其内容和创意的规定性。
企业音乐电视的文化特征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它为使产品赢得更多的目标消费者，力图使广告演绎出艺术性和审美性，使企业文化形象处于主流文化潮流中，更注意亲和力、民族性、艺术性，是商业美学在企业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同时，借助网络传播，全面整合拍摄与制作资源，有力拓展不同行业对企业音乐电视的需求、凭借各行业对自身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期望，“企业音乐电视”已经成为各行业形象传播、形象宣传与推广的热门选择，“企业音乐电视”已成为行业形象传播的一种较为成熟的广告体裁。
2.企业音乐电视的基本定位
由上可知，企业音乐电视就是在音乐电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专门用于企业形象或行业形象传播的新的广告形式，大多用于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企业音乐电视是企业传播的重要手段，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外在表现，在传播中通过对企业形象的感性诉求与情感诉求，使外界对企业产生好感。
其运用领域主要在企业故叫企业音乐电视，用在其他领域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叫法，比如政府音乐电视、地区音乐电视、行业音乐电视，或统称音乐电视形象片;或者，就以“企业音乐电视”的统称、称谓将行业精神、行业文化与音乐艺术完美结合的形象传播体裁。企业音乐电视的使命就是实现企业良好形象的塑造、实现企业文化品牌的有效树立以及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形象期待。
二、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的优、劣势分析
企业音乐电视相对传统的广告形式，具有自身的优势，甚至被称为“企业品牌价值系统的新元素”。
1.企业音乐电视的美学创意优势
广告美学认为，广告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要拓展其传播效果，还必须注人审美要素“引起受众的注意，进而影响受众的情感与行为”，因此，广告创作与传播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寻找广告宣传对象与受众审美心理的相通点，并且把这种相通点作为广告创作和传播的核心和着力点”。应当说，从最理想的状态来看，广告境界的提升需要在其商业性的背后更多地给予美学关注，实现最佳的美学创意。
企业音乐电视给电视广告注人了更多的艺术性和美学元素，将精美的画面和时尚的音乐相融合，把枯燥乏味的电视广告变为与艺术相结合的、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的音乐广告片，让受众在得到美的视听享受之时，不自觉地接受着企业的文化理念和形象，从而将观众从排斥状态转化为欣赏状态，观众在接受一种广告艺术的同时，也主动地接受企业文化理念和产品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广告美学创意的实施还有助于提升广告层次，净化广告生态
2，企业音乐电视的多元化传播优势
企业音乐电视是以企业文化精神理念为灵魂，以音乐为艺术核心的广告形式，音乐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具有打动心灵的优势，音乐在反映人类的感情世界方面，是无可匹敌的。”所以，企业音乐电视实现了视听合一的传播。
为此，企业音乐电视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电视媒体，还可以通过广播，以及网络视频进行广泛传播。央视播出的“著名企业音乐电视展播”时段播出的企业音乐电视作品，诸如《康美之恋》、《爱到春潮滚滚来》等作品的网络搜索率和网络视频展播率都是比较高的。
可见，企业音乐电视扩展了传播渠道，实现了利用新媒体的整合。企业音乐电视不仅在创作上有力地借鉴音乐电视的成熟手法，而且在管理、营销、发行等商业手段上也能共享资源，开拓广告媒体的运用。
3.企业音乐电视的品牌塑造优势
企业形象广告并不直接产生销售行为，但它作为品牌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企业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一般广告而言，企业音乐电视广告在一种音乐艺术的包装中更含蓄唯美地向受众展示企业文化形象，摆脱了传统广告的直白喧闹，将受众对企业和商品的价值判断建立在一定的美学追求和审美信息基础上，实现了“不宣而宣”的目标。良好的企业形象能促进消费者在拥有对该企业美好形象的同时增加对该企业产品的购买几率，它和普通产品广告形成了互补，最终整体推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企业音乐电视对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作用是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企业广告的一种方式，其优势就在于这种体裁可以实现企业理念与形象美化的完美结合
企业音乐电视还有效地丰富了广告的基本类型和传播路径，政府形象、地方形象以及各行业形象传播的也可选择音乐电视形象剧这一方式。企业音乐电视将商业广告与艺术创作巧妙完美的结合，是广告美学实践的一种样式，也给怎样才能做好人们喜闻乐见的广告做了有益的探索。
当然，企业音乐电视在广告传播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适用范围的局限，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一种形象的美化传播，一般用于塑造品牌形象，主要是企业文化形象的传播，由此带来的局限自然是无法对一般的产品广告进行如此传播。二是制作与传播成本较大。企业制作和播出需要足够的资金。一般的小型企业是难以承受巨大的制作费用与广告播出费用的。三是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作用有限，还必须配合其他渠道进行，最佳的效果当然是实现传播形态、渠道等方面的整合行销传播。
三、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的品牌塑造与有效传播
1.企业形象的形象力
企业形象是人们对企业的一种看法和认识，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环境下，不同公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企业文化与形象，并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各种感知、印象、看法、情感和认知的综合体现。
一般认为，考查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应该包涵这二个因素:商品力、销售力、形象力。所以，一定意义上，企业的形象力就是号召力，就是购买力，就是生产力。
因此，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品牌资产和可持续购买力。良好的企业形象具有整合力，能促进企业内部的协调合作，实现企业的高效、良性与可持续运转;能促进从内而外的企业文化传播，促进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实现企业形象价值、商品价值与传播价值的整合与实现。
2.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及传播
(1)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文化的塑造
企业的形象塑造，是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通过有效的形象塑造载体实现对企业形象的有效塑造与传播。
企业音乐电视作为企业形象塑造的一种有效手段，能在其所营造的美学意境中实现受众对企业文化形象的艺术化理解，转变了人们传统的单只依靠视觉传播与物质价值来判断企业的思维形式。企业音乐电视实现了对企业形象的视听合一的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塑造的全新手段。
(2)企业音乐电视对企业形象的传播
广告传播在企业扩大知名度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企业音乐电视其实是一种直接的企业形象广告形式，它通过强烈的视听效果，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整体形象的有效推销，企业音乐电视通过贯穿始终的优美动听的旋律、符合企业文化理念的情景营造、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美好的视觉效果来体现企业的理念和内在特质，摆脱传统商品广告直接说教的局限性，把企业形象传播给受众。
关键词：流行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 传播学
流行音乐包含了除古典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外所有音乐类型。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去定义流行音乐。因此将普遍能为大众接受，并在群众中流行、同时具娱乐性、商业性、时尚性等特性的音乐形式归为流行音乐的范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当代流行的音乐形式，除本身的音乐性外，其传播方式与传播学息息相关。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根据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五W模式”，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音乐传播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结合了音乐学和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现象和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在音乐传播学中占很大比重。
一、关于流行音乐的传播
（一）从《传播学概论》看流行音乐的传播
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每种类型的传播同时也是社会传播这个总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由此可见，传播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仅存在普遍性，同时传播类型也很多样化。其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流行音乐以其特殊的音乐形式，他的传播受众广泛，因此他的传播方式也必须符合受众较大这一传播特点，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受众面小，对于流行音乐的广泛受众，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群体传播较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范围广，但人数仍然有限。组织传播，其受众范围广，分工明确，因此在现今流行音乐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大众传播是，他的传播媒介专业，传播技术新，传播手段产业化，在当今社会上，他的受众为所有的普通民众，从传播学的“五W模式”来看，其极大地符合了流行音乐传播的需求，因此是最适合流行音乐传播的传播类型。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在众多的传播方式中，流行音乐传播主要依靠大众传播为主要方式。而大众传播的载体为大众传媒机构，如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也由这些大众传媒机构完成。从传统的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期刊、电台、电视台、电影，到现今流行的传播媒介：互联网、微信、微博，这些平台的建立都为流行音乐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流行音乐也正是因为这些大众传媒机构的传播，被大众所了解并广泛接受。
二、流行音乐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大众传播作为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方式，推动着流行音乐的传播与发展方向。
（一）现今收视率高的电视综艺节目中播放音乐作品，将演音乐作品传递给观众，这种传播方式为流行音乐传播及宣传起极大推动作用。如时下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的主题曲，不仅参演人员会唱，同时喜爱这档节目的小朋友及家长也耳熟能详，让这首歌被很好的推广起来。
（二）影视音乐的发展对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影响极大。一部影视作品中，流行音乐作品通常能为影视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传播效果，如《冰雪女王》主题曲《Let it go》就借助电影的宣传及上映获得极高人气；《当爱已成往事》也是通过《霸王别姬》的上映而被大众所喜爱；《像雾像雨又像风》中的《让爱冬眠》；《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等也都起到同样的传播效果。
（三）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同样促进着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时该平台的宽广性也影响着对流行音乐的传播。从互联网的特性来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相对自由，对时间和空间的都不设限，这种自由性让流行音乐更容易被各种人群在各种时间所关注，促进了流行音乐的传播。
（四）大众的音乐关注度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各种流行音乐作品的诞生不仅让群众能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同时也提升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水平。而大众对于流行音乐风格的喜爱程度也影响着流行音乐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大众传播不仅对流行音乐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一）由于群众的接受情况极大地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因此流行音乐作品中大多数主题有关当下热门话题，而不同的音乐创作者对于当下热门话题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部分创作人的观点比较极端且极具个人主义，因此作品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及误导性。如《姐是老中医》中的歌词，批判了当下的不良社会风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可歌词的撰写方式以及用词并不恰当，相反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攻击性词汇。变相的讽刺以及调侃。这种方式在人群中引起共鸣，但其中包含的词汇也被大众所广泛流传。这种词汇的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不仅没有好处，相反会激发青少年群中的偏激暴力思维。
（二）为迎合部分群体及场所生的“”歌曲作品。这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专门针对某些不良场所而创作，其歌词低俗不雅，对于某些特殊场所的需求虽然可以为音乐人带来可观的收入，但这种音乐作品的发行对于没有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极具误导性和杀伤力。
综上所述，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有其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及相关部门应提升对市面上流行音乐作品的发行标准，仔细认真核对将要发行在大众传播媒体上的流行音乐作品质量。同时为网络音乐作品的发行制定标准，提高所有公共平台发行的音乐作品的质量。其次，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开设对于音乐素质方面的的教育课程，从小提高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鉴赏能力，从而永久性的提高大众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拥有对于流行音乐较好的音乐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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