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 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 整体导向 “难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W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语义研究；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研究；汉语言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16-04
作为语义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也作为体验者和参与者，而对这场语义上的转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坚定立场和价值体现，并且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延伸出来这次语义的转变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认识。这对此种情况，本文对汉语语法研究语义的转变及演变主要从四个方而进行论述及探讨，包括形式出发、意义出发、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结合这四个阶段来对语义转向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针对现代汉语语义转向的方法进行相关总结，并整理出汉语语法研究向语义研究转向的各种原因，包括人们对语法、语义特点的特殊需求，语义对现在人们的生活文化交流的影响等。最后，现代汉语的语义转向对传统语法的冲击、继承和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形意结合、语义转向的方向指出表明。
随着语义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逻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当中语义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语义的研究已经上升成为了时代进步的标志，在现当代的语言体系当中，语义逐渐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一语义的转向，正因为如此，语义才被越来越多的领域所关注。在对语法的研究中，对意义和形式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关注的，但是对于语义来说，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还一直被其困扰着。从近百年的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来说，对语义取向的转向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从语法分析、排斥语义到与语义的结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语法要进行进一步发展时，又碰到了语义转向问题。所以，这对这样的情况，对应当如何正确的处理语义问题成为现代语言学家们着重探讨的话题之一。
对于语义的研究，在整个语法体系当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语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语法科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著作对语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解释，更重要的是，很多用语义作为论述基础的语法理论已经得到了全而发展。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要更加有理由的相信，对于语义的转向时期已经到来，而且正在深入到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当中。通过本篇文章的论述，对语义的转向期间所表现的种种特点加以分析探讨，同时还包括语义转向的原因和对语义转向的正确认识等等。这样透彻的了解，对于把握汉语言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出一整套适合汉语言特点的发展道路和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义取向的嬗变
在语法体系中，语义所处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研究者整体的改变而产生发生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语义的变化大致发生了以下几种转变：
（一）从语义的层次角度，意义处于次要地位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时期，主义理论已经开始广泛的影响着中国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在文法革新阶段，广为流传的两种理论就对开始吸收分布理论加以改造，这两重理论为“方光焘的‘广义形态’和陈望道所提出的‘功能中心”’这些学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当时的语法构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就算是影响较为广泛的两说学说都没有对语言构架形成系统化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语法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赵元任的著作《国语入门》-书是第一个全而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的。这当中对语句的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且针对相应的位置去确定了主宾语，并总结出了几种简单的造句语法。
但是这当中着重强调的是对结构的分析，相反，对于语法所表明的意义却没有进行多少谈论，这和传统的语法从意义出发的根本角度差别很大，同时，还较为注重证实方法论和同质语言关，并且两者的关系还较为密切。回避或者是排斥意义的异质要素的必然因素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同质要素的注重和对其构成结构主义的考察和证实，为了全而的保证研究的严密性和可行性，就对意义进行了研究范围的缩小和牺牲，这从根本上加大了研究的可能性。我国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有一部关于汉语言语法的著作，它就是成功的把结构主义中国先列，在整个语法研究中的，对汉语言语法研究体系都带来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出发点跟别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以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整个句子的层次和次序包括成份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句法的成份和确定主宾语的关系都是以位置来确定。这部著作的横空出世，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五月；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两个阶段期间引起了争议较大的两次讨论，这两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词类和主宾语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之后，得出了“从形式出发、同时结合意义”的语法研究共识。但是由于当时学者的认识和意识不够，对于语义的问题却没有展开相应的讨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形式出发”的这一研究理念再后来的语法研究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此后的很多学者，对汉语言语法的细致探索和深入描述都成功的运用了这一方式。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结构主义在语法中取得了相应的地位并得到认可的著作是熙的《语法讲义》，这让语法研究增加了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使语法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同时也让结构主义在语法研究中取得了可支配的地位。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四十余年的研究，对于语法的形式分析已经由浅入深，最终成为了主流理论，这样的突破，对推动我国语言的发展，推动我国语法研究更加的现代化和精密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语法结构主义已经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但是对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也做了相应的揭示和分析。但是处于当时形式主义作为主要潮流的社会背景中，加上白身的理论和概括的能力不足，纵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改变形式主义成为社会形式的结果，所以，在语法的研究领域中，语义依然处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
（二）从意义出发阶段
在汉语言语法研究的前其，并没进行改革和创新，依旧是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下进行，这当中出现了两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分别是初创期和革新期，这两个时期均是源于罗马合和古希腊的传统语言学。异质观一直是当时所坚持的语言理论，包括对语言的注重和其外在的联系等，所以，在我国早起进行语法研究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白于西方传统语法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语法研究有从“意义”出发这一特点，以此作为后期句法和词类的主要依据。我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部著作，是以语义和逻辑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和完整的描写白话文语法的著作，这部著作是黎锦熙所作的《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用意义来划分词类，但是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这本著作的主语和宾语之间存在着“变式”的情况，在很多语句上，都有“受事等同于宾语”的状况。而后来的《中国文法要略》则是根据词语的概念意义用于划分词类的，对语法的说明和挖掘都较为注重。在词类划分上，根据意义的实质，主要把词类分为两类：实词和辅助词。实词一般是包括句子中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语，而这些实词还有下而的分支结构，分为：无形、事件、人物和物质这四个小类；而辅助词就是一个句子当中没有实质意义的组成部分，比如“的、地、得、和”等都属于辅肋词，以便使句子的结构和所表达的意思更加的完整。这本著作，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少用到主语和谓语这两个概念，形式到意义和意义到形式开创了汉语研究的格局。
总的来说，传统的汉语语法的研究对我国的语法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在一定形式上，为语法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同时也为语法的研究提供利理论和技术支持。但是，如果从意义这一观念来对语法进行系统分析，那么施受语义的关系就会和主宾语句法处于一样的地位，这是因为词类的划分主要用概念意义作为划分依据。
（三）强调形式和意义结合阶段
随着结构分析法在语法的研究中占据了重大的地位之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弊端所产生的局限性已经逐渐地被众多学者所清楚的认识。意义的牺牲来换实证性，由于语言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只是从结构形式来分析，而把语义关系排除在外，这对语法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针对语法中的语义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想法，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基础。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同时很多学者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最后使语法分析和形式分析都处于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几经沉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语义终于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了一个确立的地位，人们不再只是针对形式分析、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相结合为探讨的主流，而是逐渐把精力转移到语义当中。
（四）转向语义阶段
语义在语法研究中得到一定的地位之后，通过后来的发展，语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个时候的学者甚至说道：对语法中的语义探讨是八十年代语法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说语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形式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针对意义的语法研究已经在国内起步。
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表现特征
（一）研究方法向语义的倾斜
在上文已经谈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语义的研究就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主要趋势。而到了九十年代，语义格、语义特征和语义价等和语义有关的研究已经在语法研究领域全而展开，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二）研究对象向语义倾斜
语义探讨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这个过程长达十多年，这当中包含了语义范畴的研究和意义系统的构建和描写，其中探讨较为深入的是对句法语义的探讨，这充分表明了研究的对象已经偏向于语义研究领域。同时，当时定期举办的语法研讨会也研究过关于语义的问题，其中一九九四年举办的语法研讨会就以“句法结构中的予以问题”作为这次研讨会所研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语义分析成为研究的主流铺平了道路。
（三）语法理论向语义倾斜
从外国引进的配价语法、格语法、生成语义学语法等这些相关的理论较为偏重于理论，是语法研究理论向语义倾斜的具体体现。同时原创性的语义侧重也决定了向语义的倾向。通过语义十余年的研究高峰期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对象这二而都已经显露出对语义转向的特征。所以，汉语言语义研究的转向是语法研究的以此重大变革，同时表明了我国的语法研究正在跟随现代语言学的节奏，打破了传统的以研究分析形势的模式，确立了语义的研究成为现今语法研究的只要方向。
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转向语义的原因
在语法研究领域中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之后，我们应该进行一定的分析，任何学术的诞生都需要适合的研究土壤，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诞生就必须要有有社会的需求和潜在的动力。那么针对语法研究完成向转向语义的转向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而进行分析：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存在着深入的内在需求
语义发生转向一定需要一个内因，也就是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就是语法研究白身的需要，这里存在两个条件，一个是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必然的条件。
首先是可能条件，语义发生转向的可能是语义的独立地位确定的。一直以来，由于对形式结构的研究较为深入，语义没有得到独立的堤外。但是在过往的语法研究中，又时常会出现语义的影子，句子和语义不能很明确的却别开来，甚至有时候，会把语义作为句法的附属物。所以根本上区分句法和语义的方法，只能是使语义得到独立的地位。从而分别出语法机构有语法的结构，语义结构有语义的结构，这两者虽然有区别也有联系，根本上杜绝了混合不清的状况。同时，语义的独立，为全而的进行语法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语义转型的必然源于语义研究的薄弱。再通过对语义和句法之间的明确区分后，对于语义研究的欠缺就暴露无遗，这使得整个研究系统显得不协调、不自然，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相对而言的，语法形式的研究在经历了许多的分析法之后为句法结构层次的分析和汉语语法单位的提取分类提供了严密的分析程序。当对形式分析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研究者再回过头来针对语义，却发现语义没有和他们多研究的体系处于一个平而上，也即照样还是停留在词义逻辑分析阶段。这导致了语义研究环节的薄弱，为了使语法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明确，对语义的研究也就随之成为了必然。尤其在九十年代以后，之前对语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语义的独立地位没有得到体现，所以在具备了一系列的语义转向条件之后，语义的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无可阻挡。
（二）现代汉语语法应用的要求
现代汉语语法的要求成为语法研究语义转向的另一个原因，改革开放之前的语法仅仅是作为我国母语的学习，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对中国语言的基本了解和语言规则，用以使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长此以往，人们对语言形式和句子成分分析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语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对于基本的过于教育需求还能够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涌入了大量的外国人，为了保证外汉语的教学能够顺利进行，现代汉语所偏重的形式和意义研究导致的薄弱问题就显露无疑，语法的研究受到外汉语教学的严峻挑战。同时，在句法和表现形式等问题上，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不足。所以，而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不足这两个问题的挑战，是中国的语法研究者强烈的感觉到，语义研究在整个语法研究中是最为需要突破的一个关隘。
（三）受到外国哲学思潮的语法理论的影响
语言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语言研究理论之外，中国汉语确实有它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不仅仅是用于彰显民族的特征和软实力，这样过于片而的拒绝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真正的研究，同时要把世界的语言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发现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所以，国外的语言对于国语来说也具备一定的解说能力，同时也有很多值得汉语语法研究值得借鉴的理论，广外收纳国外较好的语言经验，对自身语言的完善发展和深化研究都会得到较大的帮助。在汉语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外来的理论，比如系统功能语言法、切夫语法、配价语法等等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语法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理论的引进，强调了语义分析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我国汉语语义研究。
（四）现代汉语语法所具备的的引导作用
如果较为片而的强调西方国家语言的影响力，从而对白己语言的民族特征进行忽视，这在语法研究领域也是极为不正确的，所以，现代汉语的引导作用就是汉语言的特点，其对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语法特点的引导和国外理论的推动从根本上促使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研究行为，使之成为后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四、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语义的认识
（一）语义的转向与传统语法研究的关系
回顾汉语语法研究的种种历史，会发现语法的研究终究与意义、个性和共之间存在着联系。汉语语法语义转向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是通过对传统的语法研究的结果进行接纳传承和一定形式否定的基础上决定汉语语法转向的，而并不是对传统汉语语法的简单回归，汉语语法语义的转向，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台阶，是其对语义的分析进行形式化和精细化的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语义转向与形意结合原则的关系
语义的转向和形式形意的结合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矛盾，而是对其坚持实行结合的原则。在汉语言体系里而，形式和形意本来就存在，任何一方都不能也不会进行单独行事的存在，它们是独立和结合的统一。之所在语法语义转向之后再次强调两者的统一，不仅是为了形式与意义结合这一原则的普遍和重要，更是为了另一个值得我们考虑和反思的问题：“当今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一些要抛开一切句法而只从语义系统求解释的提法”值得深思。
五、结语
不管从哪一个方而来说，对现代汉语语法转向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论应该借鉴，这对我国的汉语言研究有着重大作用。现今，我国的语法语义的转向，是汉语语法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以质的飞跃，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语法研究中语义处于薄弱环节的尴尬局而。对我国语法研究的深入和精细化的研究方向在形式化和可行性的追求上，将极力的推动者我国语法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在语法研究日趋成熟的今天，对语义研究的热潮依旧不减，应该再这样的潮流中，结合多种模式和研究途径，对汉语特点的方法和理论进行积极的努力的探索，以求取得更好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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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认知心理学领域里存在着三种研究取向，即符号加工取向、联结主义取向和生态主义取向。对心理学生态主义研究取向的界定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梳理广义生态学取向下的认知实证研究，可知认知生态学取向的研究模式有三种：情绪与认知、任务情境与认知、社会文化因素与认知。认知生态学应注重狭义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在动态系统研究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并结合认知风格、个性特征等因素来探讨社会文化对认知的影响机制，加大生态学方法如生态瞬时评估法（EMA）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104－04
Review on the Ecological Mode of Cognitive Research
SHAO Hua1,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 cognitive ecology; cognitive psychology;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orient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namely the ones of symbol processing, connectionism and ecology. The ecology orientation can be defined in both broad and narrow senses. A variety of cognitive researches are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under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of ecology, and the research modes of ecology orientation are presented, which mainly involve emotional, task context,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Future cognitive ec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logy in its narrow sens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a dynamic research system, some factors (eg. cognitive styl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shall be integrated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exert impact on cognition, and the use of ecological method such as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shall be increased.
现代认知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它是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衰落后对意识研究的回归，20世纪70年展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派。目前普遍认为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存在三种研究取向，即符号加工取向、联结主义取向和生态主义取向。我们知道，任何学科中的生态学研究取向都是近年来在快速发展的生态学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主张在现实环境、现实生活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即要研究人的现实行为和自然发生的心理过程，这种取向认为人的认知不会发生在文化背景之外〔1〕，而是在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可见，生态学研究取向所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
一、认知心理学的生态研究取向界定
谈到生态意义范围内的认知心理学研究，首先要确定的是，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到底是如何界定的，或者从更广阔意义上讲，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如何界定的？很多研究者认为生态心理学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把它看成是一种取向比看成是一门学科更为妥当，更能反映目前它内部比较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
奈瑟和赫夫特是生态学取向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心理学生态学取向研究做出了明确界定。1976年奈瑟在《认知与现实》一书中论述了“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并进一步认为，不仅实验室研究应该使用更多自然的测试材料，而且很多研究应该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进行。对日常情境中的认知的关注——这就是对认知生态取向的界定。承认背景性因素在心理现象中的关键作用，以多元的和交互的因果性取代单一因果性和对事件的单向解释，这就是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易芳对二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对环境关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把现有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把环境看作是研究对象的背景，另外一类则是把环境和人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广义生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包括这两类的研究，而狭义生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则只包括后一类研究〔2〕。
综上，在理解生态学研究取向内涵的基础上，对认知领域的各种生态学取向研究进行梳理、分类，以进一步明确在此领域如何开展具体的研究，并促进认知的生态主义取向研究快速向前发展，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
二、认知的生态学取向实证研究模式
按照广义的生态取向研究范畴来看，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很多研究都具有生态学意义。从广义上讲，只要考虑了外界因素如文化、教育、个性特征、情绪等对认知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是属于生态意义范围内的研究。而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考虑了认知与其他因素的动态交互性，就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态取向研究。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类，可知认知的生态学研究有如下主要模式。
1.模式一：情绪与认知
关于情绪与认知的研究或者涉及此方面的研究有很多。Smith和Lazarus等在1990年探讨过认知—动机—情绪系统〔3〕，根据他们的观点，认知评估会影响个体的应对，而情感指向的应对策略会影响个体的目标、信仰和意图等认知因素。后来很多学者在探讨相应问题（例如应对、情感计算的相关研究）时，都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模型。这些研究共同的结论就是这些因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
在情绪对认知的影响方面，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以不同的情绪类型和情绪调节方式为自变量，以考察被试的认知。情绪类型一般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具体为焦虑、抑郁等情绪。情绪调节方式有原因调节、反应调节、减弱调节、增强调节。很多研究都证明了情绪对知觉、注意、执行控制和决策等都具有一定影响。有些研究亦提出了相应的模型，如Pessoa提出双竞争模型来描述情绪和情感如何影响信息加工的过程。刘烨等专门探讨了认知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并对情绪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详细总结〔4〕。庄锦英探讨了积极和消极情绪对大脑信息加工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情绪条件下，被试更多采用自动加工，大脑的加工速度变快，加工内容增多，创造能力增强；消极情绪条件下，被试更多采用控制加工，大脑加工速度变慢〔5〕。卢家楣等人探讨了焦虑类型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焦虑状态对学生的创造性有显著影响〔6〕。此类研究在方法上也越来越重视生态学效度，如在自然教学情境中诱发学生的负性情绪。关于抑郁症患者认知方式特点的研究也很多，而认知疗法也是比较有效的广泛使用的方法。但是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与认知到底何因何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2.模式二：任务情境与认知
这是一种具有高生态效度的研究。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不同的是，被试所要完成的任务或者所需面对的问题都是具有实际生活意义的。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都是形形的，并不是实验室里单调的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因此，任务情境的安排是很重要也是很必要的。聂晶认为，在内隐学习的研究中，动态系统范式就是这样一种研究。具体实施方法就是在实验室中对人们的实际问题解决过程进行模拟，因此系统任务就具有了独特、真实的情境〔7〕。动态系统范式与其他范式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其真实的任务情境，也就是说随着个体的活动，任务情境也在改变，而任务情境的改变，又会影响个体的活动，这是一种交互的、动态的关系。在认知心理学中，Dauwalder等人亦指出，最近认知科学的发展表明，复杂性理论与动力学的一般方法对行为和认知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建立的动力学范式在方法上可以给我们最好的帮助，二是智力活动的目标导向观点很好地体现了动态协同方法的思想〔8〕。
在关于前瞻记忆的实验研究中，此种模式的研究也非常广泛。例如，前瞻记忆的自然研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在向被试布置前瞻记忆任务后，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完成任务，对日常情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不加控制或很少控制。而前瞻记忆的情境模拟法则是由主试安排、模拟一个日常生活活动的情境，然后将前瞻记忆任务植入这一情境中，从而对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进行考察。可以说情境模拟法既具有实验法的优点又兼顾了生态效度。
3.模式三：社会文化因素与认知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吴晓燕等认为，文化认知观是指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视角研究人类认知的一种理论模型，其基本依据是：（1）文化存在实质上就是人类认知能力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2）当今人类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认知活动，都可以纳入到文化框架中去分析和认识〔9〕。这实质就是用社会文化心智论代替计算心智论。
社会文化对人类认知是否有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这主要表现在对认知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方面。在国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认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杨红升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为被试，研究知觉、记忆、思维、面孔识别等认知过程，结果显示，这些都受到文化因素影响。文化不仅会影响到价值观、自我概念、人格等心理的建构，同时也会对从基本的感知觉活动到面孔识别、记忆以及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10〕。在认知的跨文化研究中，自变量主要集中在国家、民族、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社会结构、教育、生产方式等因素上。汪洪等人研究了文化程度对脑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对认知活动有重要影响〔11〕。陈中永等人对我国八个被试组的多民族认知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策略、社会结构的紧密性和社会化倾向、现代化影响因素对个体的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都有重要影响〔12〕。陈姝娟等人以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儿童为被试，研究他们认知方式的特点，并考察不同认知方式与视错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视错觉和认知方式的文化差异显著，且居住环境、年龄和认知方式是影响视错觉的重要变量〔13〕。
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认知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也许，跨文化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要证明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具有一致性的，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可以排除文化及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事实却是相反的，那么试图排除一切外界因素干扰的实验室研究还是不是唯一有价值的研究手段呢？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已毋庸置疑，文化差异的解释已没有多大意义，文化对认知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有人提出，在对认知活动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文化背景的内涵进行剖析，解析出具体的变量，然后对文化差异背后的因果关系做深入研究〔9〕。这给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展望
认知的生态学取向研究是认知研究领域一个很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更加注重狭义的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即注重认知与环境动态交互过程的研究。人与环境是共生的，是互相建构的，研究复杂的认知必须要结合认知发生的外界环境因素。
在认知的生态学研究中，社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广义的生态学取向研究范围，即只是静态的考察文化背景对认知的影响。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可以有所突破，如在采用动态系统研究法时，可以考虑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或在实验过程中加进教育因素等等。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的影响作用已经很明显，但这种影响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否具备一定的神经基础？这也许应该结合进化心理学、神经科学进行研究，并应考虑人的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认知风格这个概念就涉及到人的信息加工方式的特点。社会文化因素对认知风格存在影响，而社会文化因素和认知风格对认知过程都存在影响，这已被证明。但认知风格是不是外界因素影响认知过程的中介变量，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同时，其他的人格特征因素是否对认知过程存在一定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在认知的生态取向研究中，生态瞬时评估法（EMA）的使用应该得到大力推广。生态瞬时评估法是1994年提出的，国外关于EMA的研究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在临床心理学领域使用最为广泛，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此已有很多学者表示关注。生态瞬时评估强调对现实生活中表露出来的行为进行观察、评估和研究，它是一种研究模式，包括一系列具体方法和基本的方法论。EMA的研究设计、评估内容和技术等都是围绕具体研究进行的，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和所基于的理论框架。但是对研究对象现实评估数据的收集是EMA研究的共性和重点。EMA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日记形式的纸笔评估、直接行为观察、自我监测、经验抽样、动态监测等等〔14〕。前面已述，对认知心理学生态取向的界定即是“对日常情境中认知的关注”，而生态瞬时评估正是能为这种研究取向服务的一种研究方法。
当然，认知的生态学研究方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思考和完善，例如说如何建立更合理有效的研究模型或范式，如何更好地加强实验室方法与生态学方法的结合，使之更好地为具体研究服务等等。总之，认知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以及具体的生态研究模式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是非常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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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报学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 分类统计
[分类号]G350
1 引 言
情报学在我国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发展到80年代，情报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生命力很强的交叉学科才在中国学术界赢得重要的地位。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情报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情报理论、技术和手段都有新的发展。
对于情报学单位和情报学从业者，把握和了解当前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方向相当重要。在此之前，国内学者对情报学硕士单位进行了统计分析。王知津、张桂玲在2002年对28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97个研究方向做了分析，得出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在前3位的是：①信息管理；②情报理论、信息系统；③一般情报分析研究、专门情报分析研究；王媛媛在2007年对上海8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40个研究方向做了分析，得出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在前3位的是：①信息资源管理；②信息管理、竞争情报；③情报理论与方法、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信息服务、信息系统、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而2009年我国共有64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研究方向也增到185个，上述分析已经不能反映情报学硕士教育的最新进展。
本文通过对64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招生简章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地理区域和研究方向的分析，总结当前情报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情报学硕士单位以及研究方向的设置提出建议。
2 情报学硕士教育地理区域分析
2009年情报学硕士单位共有64个(笔者能够查到并确定的数量)，覆盖全国19个省，4个直辖市。笔者对每个地区的情报学硕士教育点进行了统计(见图1)。
排名前5位的是：北京市(13个)占总数20％，上海市(7个)占总数11％，江苏省(7个)占总数11％，天津市(4个)占总数6％，湖北省(3个)占总数5％。当前我国情报学硕士教育研究单位都集中在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好的重点城市，前5名共占了53％，同时暴露出经济欠发达地区情报学发展薄弱，如、贵州、青海、新疆等地区。
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域性差异引发了“信息地域差距”，造成信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信息领域“马太效应”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宏观战略层次上的调控、规划和指导。在发展我国情报学研究多样性的前提下，要保证情报学研究地域上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不仅能实现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且通过对信息资源有效的开发与利用，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 情报学硕士教育研究方向分析
在分析整理的64所院校中，大多数院校都提到要培养情报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掌握扎实的情报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网络检索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成为在现代情报技术、政务信息或企业情报方面具有特长的高级情报技术骨干。不同的院校在其规定上也有所区别，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情报学专业主要培养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从事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与维护、信息组织、信息资源开发与咨询服务、知识管理及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为了分析情报学硕士教育的研究方向，笔者收集整理了全国64所院校2009年研究生招生简章(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学教育不区分方向除外)，对2009年情报学研究方向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各院校在设置研究方向时，出现了二元研究方向，为了便于分类统计，对其进行了拆分，如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拆分成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两个研究方向。将拆分好的方向归纳为23个研究类型，列出属于各类型研究方向名称，并分类统计研究方向和设有该研究方向硕士单位的数量与百分比。
分别统计特定研究方向在所有研究方向中所占的比重和设有该研究方向硕士单位所占比重，有助于了解此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
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前10位分别是：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信息检索、情报理论、信息组织、学科情报分析研究。
研究方向按其在研究方向总数的前10位分别是：信息管理、信息技术、学科情报分析、专业情报分析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检索、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竞争情报、信息化、网络技术及应用。
4 研究方向趋向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报学硕士单位对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有的注意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来设定方向；有的重新界定学科内容来规划方向；有的则是选择应用全新方向。虽然各校的学科建设思想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从全国64所院校的情报学研究方向中，可以探寻出当前我国情报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
4.1 立足于信息管理
王知津教授曾提及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是情报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当前情报学硕士研究的主流方向与我国情报学硕士教育的主流方向一致。数据中可知，信息管理(51.6％)和信息资源管理(37.5％)所占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分别有33所和24所院校设立此方向，这两个研究方向是情报学的研究重点。有效地利用信息，对信息的生存、传递、获取、组织、检索、利用进行管理的研究和教育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是知识管理的兴起也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在研究方向中占到了第6位，24所院校设置了此研究方向。
4.2 信息技术倾向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各种领域，成为信息业发展的基础。2002年信息技术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仅仅排在第7位，而目前信息技术排在第2位，可见，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情报工作数字化、现代化、网络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元数据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中情报检索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基于内容检索、智能检索等被广泛实践和研究，已经成为使用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4.3 研究方向实用性
情报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广泛，反映了学科的进展和社会发展需要。2002年竞争情报研究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到第8位，目前已经
排在第4位，可见，竞争情报已经成为管理者竞争的战略资本。竞争情报使管理者能够预测商业关系的变化，把握市场机会，抵抗威胁，预测对手的战略，发现新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学习他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洞悉对公司产生影响的技术动向，并了解政府政策对竞争产生的影响，规划成功的营销计划。战略竞争情报、企业竞争情报、信息咨询、经济信息、信息服务等方向的设置紧随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得到重视，进一步拓宽了情报学的研究思路，使情报学的发展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4.4 理论方法研究不足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是传统研究方向，是情报学的基础。2002年情报学理论研究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到第2位，目前已经排在第8位，町见，我国目前对情报学的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有核心理论体系。充分分析、研究学科体系结构的特点与规律，将会更加深入了解学科体系结构的本质属性，掌握科学体系结构发展与演化的普遍规律，使情报学理论体系结构向着预定的目标迈进。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怎样改革，其立足点都应当放在情报工作，情报事业和情报学上。放弃这个立足点，就等于失去了学术阵地，其结果弊大于利。近年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各单位设置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它们有的是与情报学交叉的，有的不属于情报学的范畴，把它们作为情报学的研究方向似乎有点勉强，势必影响情报学的学科形象。
4.5 研究方向综合性
信息是一个涵括广泛的概念，有商业信息、医学信息、地理信息、自然科学信息、社会科学信息等；对于信息的管理，涉及技术处理问题和内容处理问题，综合性趋势非常明显。现在情报学研究方向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趋势。从情报学研究方向来看，有的侧重于咨询决策领域(如北京大学)；有的则信息经济、信息技术、信息管理并重(如武汉大学)。整体的情报学研究方向与医学、地理、自然科学兼收并蓄的特点也反映出情报科学发展的综合性趋势。
5 结语
情报工作对社会和经济的持续进步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提出，情报学发展前景将会更宽广。由于目前情报学在地理区域上发展严重不均衡，欠发达地区情报学发展十分薄弱，国家应通过宏观调控对西部开发地区进行扶持，可以通过院校联合办学、吸纳高技术人才、放宽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情报学研究地域的广度，同时也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比较逻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方法会逐步多样，认识的层次也会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者阅历的增加，人们对比较逻辑学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具体内容的比较探究，会越来越细微和深入，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同时，也会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为以后的认识积累经验。
比较逻辑学三个层面研究中的认识论前提。比较逻辑学研究必须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它是对三支逻辑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较逻辑学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在对描述的比较逻辑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其一，描述的比较逻辑学其本身关于描述的含义必然是对元典进行史料考证与挖掘整理，而后才会得到所需的基础知识。这就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描述的比较逻辑学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逻辑体系中具备可比性的信息源。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整体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比较逻辑学初级阶段的探讨，归纳、总结、提高，并在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达到文字表述的信达雅，即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1］所谓“信”，是指内容准确无误;所谓“达”，指的是表述内容时运用的语言通顺、妥帖;所谓“雅”，是指言辞文雅。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评价的比较逻辑学，它强调对古代、近代与现代三种逻辑之间的纵横比对、同异比较，建基于描述的比较逻辑学之上。在认识论层面，它突出表现在从客观的事实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从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进行纵横、同异比较。这是进行比较逻辑研究的必经阶段，更是对于理性认识的提炼和升华。最终，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汇通的比较逻辑学研究”，它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三者内在关系的透视汇通为基本研究对象。这一阶段是认识论中的理性形成、实践、轮回乃至飞跃的阶段。它不再仅仅局限在对所认识事物的描述或评价，而是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纵横层面突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限制，使点、线、面之间有一定的建构和汇通，从而形成理论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提高。
比较逻辑学研究历史进程中的认识论思考。比较逻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凸显学科魅力，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的基础。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则是认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所得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初级认识是感性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必须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即遵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最后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论知识体系，即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对事物的本质、全面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最后，认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而且还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人们在获得理性认识以后，通过种种形式使之应用于实践，向现实转化。这是实践检验理论、实现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在理论检验的过程中，又使理论更加完备。现以张连顺(顺真)教授所定义的“现代量论”的两个时期为例进行说明。张教授将自1900年以来的“现代量论”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和1945年以来的“新古典量论学派”时期。其中“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以及“现代量论”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时期。
张教授认为，“以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为代表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性质的‘现代量论’学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等为解释范式，实施欧洲哲学逻辑学向‘古典量论’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陈那几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这在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没有体现事实本意，从而是歪曲的理论。同时张教授还认为，“现代逻辑特别是符号逻辑开始向‘古典量论’实施映射，‘古典量论’中以‘比量智’为核心的建构系统被人为地从‘现量智’与‘比量智’的‘二量’系统中剥离出来，并将作为自我思维的‘自义比量’与作为自我思维在交往情境中的‘他义比量’的明显特征强行取消由此变成单一的自我思维之形式的逻辑思维，以此强行将比量智纳入到欧洲逻辑的系统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中将量论二量为一量，并将二种比量强并成一种比量，终以‘古典量论’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欧洲逻辑为内心之快慰”。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也就是说，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方法过程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上，缺乏必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究其原因，张教授以为:“这是欧洲现代强势文化心态在佛教量论因明学研究中的一种自发性反应，更是近代晚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欧洲现代逻辑‘去心理主义’思潮之逻辑方法论在解释‘古典量论’时的自然映射。”①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随着欧洲逻辑学内部对符号逻辑的反思而形成的怀疑反思阶段。张教授认为它关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去心理主义”的逻辑学体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单向度的符号逻辑体系对“古典量论”生吞活剥的映射是否合理。
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变化、发展，量论“欧洲系统”终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论”特别是印藏系统全面回归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论学派”，它建立在量论方法论的根本转变之基础上，其代表在欧洲即是现代量论“维也纳学派”的开拓者弗劳瓦尔纳(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东方即是《佛教逻辑学之研究》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对现代量论“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时至今日，依据作为最新逻辑学的符号逻辑学之模式将佛教逻辑学与欧洲逻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尝试，在一定范围内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逻辑学之符号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行，而不能被符号化因素之存在益发明显，于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实际上，唯这没能够被符号化之部分显示着印度独特之立场，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决之课题。”(同上)张教授断言:“这是由现代量论的‘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走向‘新古典量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是吹响复兴古典量论本义之境的理性号角。”②基于对现代量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辩证唯物认识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比较逻辑学的研究必须以此来规范学习和研究，从而在挖掘历史资源的过程中摒弃错误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实践中培育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实践并发扬光大。#p#分页标题#e#
比较逻辑学研究与认识论研究同步发展。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精确、严密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实践和认识领域，人类的认识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认识的对象也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着。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中介日益复杂化。在比较逻辑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以为，应极力避免诸如视野狭窄、不察行情，注重结论、短于论证，捕风捉影、以字取义等浅显取向。在认识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来愈多样化、精密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也更加复杂化的同时，应考察各种认识手段、认识方法和认识形式，如各种仪器、电子计算机、模拟方法、模型方法、数学方法、符号系统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维方法。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中间环节的复杂性，认识的结构问题，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认识形式和认识内容、理论和实践等关系问题更加突出。同时，科学认识的发展，使得理论对实践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论因明学研究的历程为例，理论的实际应用、为实践建立观念模型、科学预见、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论因明学得以破除“去心理主义”的影响，从而回归正统。总结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概括现代科学认识的资料，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项十分迫切而又复杂的任务。这为比较逻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导向，从而也必将会发展和丰富比较逻辑学的内涵理论以及比较逻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逻辑学研究在以哲学认识论为前提和基本原则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深度，需要具体方法的培植和运用。历史上，自19世纪末以来，比较逻辑学研究已走过了百余年的时间，但在此过程中，一直鲜有学者对比较逻辑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给予必要的重视，主要是以三支逻辑源流之间或同一民族逻辑内部具体到某一逻辑问题即微观比较为中心的。对其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为了使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与思维方式的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研究所具有的说服力，有时是可以从合理的推论中获得的，而这种合理性则依赖于对方法的不断考察与研究。比如笛卡儿的《方法论》与培根的《科学的进步》所以受到推崇，无不因认识到方法的革新对于新理论的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比较逻辑学”这样一门我们正在试图构建的学科，百余年的比较逻辑研究历程，并未为这一尚处起步阶段的学科提供多少有益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连一种成熟的方法也没有。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的学者在进行比较逻辑研究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微观比较上，而并未对比较逻辑学自身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进行必要的探讨。必须说明，上述论点并未否定百余年来几代学贯古今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比较逻辑研究。
笛卡儿在论及写《方法论》一书的目的时说:“我并不是教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每个人为达到他的理性都应该遵从的，但只是告诉在何种情形中我如何努力实行我的方法。”［2］这里，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也并非为了抹杀每一位研究者对比较逻辑研究以其独特的方法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方法论与方法不同。我们认为方法论与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必须予以厘清。我们讨论比较逻辑学方法论，要先分清楚哪些是方法论，哪些只是一般方法①。在我们所主张的比较逻辑学的研究中，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比较逻辑学方法论必须是这一学科总体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而不是在局部的、具体某一问题上的个别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些具体的方法并不是为这一学科量身定做的，并且是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可能采用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对于我们所讨论的比较逻辑学而言，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比较”作为人类分析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在许多研究领域里被普遍应用。抛开自然科学不论，仅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比较方法即运用于诸多学科，诸如比较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比较历史学、比较经济学，等等，但这些比较的方法多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比较逻辑学则不同，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对比较逻辑学的研究除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它的独特之处以外，作为一门独立、严谨的学科，虽然与多学科及相关学科有若干的碰撞和联系，但比较的方法却是独到的、全面的。通常情况下，进行逻辑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横向和纵向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度、广度的挖掘和扩展，人们逐渐探索出了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下的更多具体的研究方法，诸如典型比较方法、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渊源研究、平行研究，等等。
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横向、纵向、井向。1、横向比较研究。所谓横向比较方法在有的论述中也称为共时性比较方法，它主要是就相同历史时期或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在逻辑理论和逻辑思想上进行的比较。2、纵向比较研究。所谓纵向比较研究方法也称为历时性比较方法，它主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逻辑理论或逻辑思想、人物等进行的比较研究。3、井向比较研究。所谓井向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是横向和纵向交叉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助于分析某一逻辑理论、人物等在整个人类逻辑观中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通过对某一点在全局中的作用分析，有助于对某一逻辑观的整体把握和运用。
研究过程中点对点的比较———典型比较。1、典型比较。所谓典型比较是根据研究需要对某一理论、系统、人物和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等的比较。2、层次划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同一学科内部对某一理论、系统、人物等的比较研究;二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理论的比较分析、区别研究等。3、典型比较研究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具体指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探索，不考虑其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广延性:具体指学科跨度上的无限性，比如《墨辩》理论的影响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的影响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分析，及其造成的影响。4、典型比较研究的作用。典型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不同逻辑类型或具体的逻辑系统的比较，有助于分析判别不同逻辑类型或系统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和价值，有助于发现不同逻辑类型或系统在比较中所具有的先进性或落后性等。#p#分页标题#e#
关键词：质性研究，社会行动研究，教育行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67-02
质性研究是（qualitative research）指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其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它以普遍承认的公理、演绎逻辑和大量历史事实为基础，从事物的矛盾性出发来描述和阐述研究对象。相对于实证主义过度强调研究工具、步骤和方法，质性研究更加重视研究主题的功能性，以及研究主体的动机、经验和需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质疑实证主义量化方法科学性的基础上，质性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到较大的关注[1] 。
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质性研究方法，并在心理学、教育学、运动医学等研究领域发展较快。一些书籍和著作相继发表：如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李晓凤的《质性研究方法》，沈崇麟、夏传玲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代序》，钮文英的《质性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同时也发表出了大量关于质性研究的文献，如杨宁坤，康永为（2012）质性研究大学生自杀现象、张日昇，徐结等（2008）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研究中的质性研究”、苏文亮等（2007）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质性研究、赵静等（2005）早年父亲去世的心理创伤研究——1例男大学生的深入访谈分析等。
一、质性研究概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影响[2]，研究者发现仅描述数量关系极易缺失对研究对象性质、意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将教育对象作为研究对象时[3]。继而，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eh）开始崛起。很久以来，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等同于我们常说的“定性研究”，其实不然，相比于特指一切非定量研究的“定性研究”，质性研究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它更多是基于研究者个人观点的阐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形式[4]。质性研究的特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地考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其行为和认知；注重研究者的在研究过程中对被研究者的影响；重视研究过程的记载。质性研究方法的规则并不如定量研究那样要求苛刻，也正是因为质性研究的这一特点为研究增加了许多创造性的机会[5]。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已取得了较多成果[4]。
扎根理论是当前心理学质性研究的主流方法（Charmaz，2000），最先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提出，是指先不提出假设，先通过访谈和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上升到理论[6]，是质的研究中兴起的一种重视方法的研究理论[7]，可以指导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对数据的使用[8]。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中，动机、情感、认知偏爱以及人际合作与冲突等均成为扎根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9]。
二、在社会行动领域中质性研究的应用
质性研究的方法包括了访谈、实物收集与分析、生活叙事、人种志研究、参与观察、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10]。
行动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自然科学、组织科学和社会规划等学科，强调行动与研究的结合，并将质性研究的对象统称为“行动”。行动者与研究者不再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都是研究的主体，共同参与研究。行动研究以实际中的问题为研究出发点，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问题的解决逐步调整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因此行为研究将是未来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11]。
质性研究视野下的社会行动研究的特点在于：第一，在行动研究中，被研究者成为研究的主体。他们是研究者的合作者、共同体，以自己行动与反思主动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中。第二，行动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行动能力和行动质量，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第三，行动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第四，行动研究起源于对行动和实践的关心。第五，行动研究没有明确的、预设的方法和技巧，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践者的反思进行。因此，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的有限性，行动研究也日益为人所期待和重视[3]。近年来，社会行动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证据。本文也将基于研究范式，围绕着几大主题的经典研究范例展示社会行动研究的现有代表性结果及其理论贡献。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遵循一定的程序和研究模式，即由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所构成。行动研究并不强调某一套专门的研究技术，注重各种方法、技术的灵活和综合运用[12]。通过研究模式的螺旋循环过程，着重对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反思批判及持续改进[13]。
三、质性研究在教育行动领域的应用
Stephen M. Corey最早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行为研究领域，属于社会行动研究的范畴。教育行动研究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参与者，包括教师、学生、辅导人员、行政人员及家长、支持者（Stephen M. Corey，1953）。研究者在教育行动研究中要以积极的态度，用创造性的思考勇敢地加以尝试，有方法有系统地收集资料，并指出应该改变之处和如何改变的措施[12]。
教育行动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已有五六十年的研究历程，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社区行为、班级教学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累积了一些教育行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方面、学科教学以及对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的探讨。如易丽的《从方法论角度审视教育行动研究的价值与局限》；林坚《教育行动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路径》；鲍道宏《在“行动研究”中达成对话——教育行动研究旨趣探究》等。如上海青浦县顾怜烷开展的大面积提高青浦县初中“数学教学实验”，北京三中朱尔澄进行的“历史情感教学的实验研究”，陈桂生教授的“大学一小学教师合作研究”，等等[14]。
四、质性研究展望：与量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之路
从质性研究在对适合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追求中应运而生，到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的长足发展来看，质性研究正在逐渐走向完善和规范。在展望质性研究的未来方向之前，仍然要成人质性研究过程中易存在的一些缺点：如不能大规模研究大样本，结果不能广泛推广，研究没有统一程序等等[15]。无疑，与量化研究的整合将是质性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是强调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之中，研究结果用于对制度和行为的改变上。二是以多元化的视角注重倾听不同研究主体的声音。三是意识到研究者个体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更加重视研究者的反思。四是在多元化视角的同时坚持规范化研究，追求严谨性和规范性。五是利用现代科学化的研究手段丰富和完善质性研究。
从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唯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妥，和后现代“去中心”、“多元化”的研究潮流，光有量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要。现象学中对“主体间性”的探究引发了学者们对研究者与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也开始更加关注研究意义。与此同时，解释学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指导意义也让质性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研究过程是参与研究的双方相互作用，相互理解、融合、意义共建的过程。总的来说，在一百多年的研究发展史上，质性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角度”，从“描述到解释”，从“理论到现实”，从“科学到人文”，从“客观到主客体作用”，从“表征到文化”，从“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有涉”，从“研究到行动””的曲折过程。只有将质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并加以重视，用多元的方法研究问题，才是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趋势。
参看文献：
[1]张光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从量化与质性研究的对立到整合[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8，（4）.
[2]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嘉义：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5：88-92
[3]李八一.方法的背后一一教育质性研究的现象学理解[D].首都师范大学，2006.
[4]陈晶.现代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之路——质性与量化之整合[J].科技资讯，2007，（17）.
[5]Locke，L.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form of scientific inquiry in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J].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
ise and sport，1989，60，415-442.
[6]冯生尧，谢瑶妮.扎根理论——一种新颖的质化研究方法[J].现代教育论丛，2001，（6）.
[7]王海宁.心理学理论建构的新方法——扎根理论[D].长春：吉林大学，2008.
[8]Heather Skirton.The Client’s Perspective of Genetic Couns-
eling—A Grounded Theory Study[J].Journal of Genetic Counseling， Vol.10，No.4，2001：311-326.
[9]孟娟.心理学扎根理论研究方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0]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2）.
[1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5.
[12]孙亚玲，傅淳.行动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学术探索，2004，（1）.
[13]陶文中.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J].教育科学研究，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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