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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码 10206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二元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9－03
根据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我国都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数将在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才开始减少。因此，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这一特性至少还要持续1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自2003年底以来，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相继出现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现象，并逐渐向其他地区蔓延，2004年严重到被称为“民工荒”的程度，并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相关资料表明，供给不足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服装、食品、玩具等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只需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生产需要。因此，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现象，显然是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欲解读这一现象，必须诉诸于其他角度。
一、现有文献回顾与评述
对于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事实，国内很多学者已就其成因从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其中提及较多的有两个观点。第一，伴随着2004年以来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民收入因政策拉动效应比往年有了不少增长，由于农民是理性的，当权衡到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时，部分人选择回去种田，因此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数量；第二，因为工资粘性和工作环境较差等导致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短期内难以形成新的均衡价格，部分农民选择放弃当前的工作转移到其他收入较高的地方就业。此外，赵晓除了认为“劳动工资粘性”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外，还从宏观经济角度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赵晓，2004）。
上述分析对于认识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原因有很大帮助，但仔细推敲这些原因发现，上面的论述有许多疑问仍没有解决。其一，关于政策效应一说，统计数据显示，2004至2006年间，农民人均政策性收入分别为16元、18元和29元①。这对于一个理性的农民来说，正常情况下，虽然外出务工可能比在家务农遭受更多的艰辛，但权衡外出务工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业收益的现实，必然选择外出务工。相关研究也表明，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农户兼业性的特点，因政策效应而选择回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其二，对于劳动力市场因工资粘性和工作环境较差而不完善一说，实质上只是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十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改变，但就工资水平来讲，有些地区实际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问题是，为什么工资粘性得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短缺现象出现后，伴随着劳动力待遇的普遍提高，并不见有减缓的迹象？显然，第二种观点并不能解释这两个问题。
然而，尽管农村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实现在本质上仍是市场机制支配的结果，因此，从国民经济波动的角度解释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原因，但却无助于对其微观实现机制进行认识。因此，对此次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认识归根结底还应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着手。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古典劳动模型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越来越不能对诸如教育与培训失效、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等问题进行合理解释，许多西方劳动经济学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而其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诸多流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分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两部分，其中首属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等特点，而次属劳动力市场则相反。显然，两个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研究表明，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通过对次属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给以适当的教育和特殊培训、改革社会制度等，是可以弥补市场分割程度的。
就目前研究看，在对于我国存在二元劳动市场的认识上已形成共识。从城乡分割的角度看，在我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市场显然可归于次属劳动力市场。蔡和王德文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决策与自己的就业预期密切相关，基本上不受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蔡、王德文，2003）。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得以存在的机制不能改变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劳动力就业的资源配置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决定了即便是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也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而存在市场分割的可能性。许经勇等也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表现为城乡差别外，还表现为行业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差别和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许经勇、曾芬钰，2000）。我国不同城市中最低工资的差异也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提供了现实依据。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差异是可以弥补的，因此，当农村劳动力市场因地区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得到改善后而出现农村劳动力从某地区流向另一地区，或者该地区相对于以前的流入量减少，并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而且得以维持相当长时间时，就不能再拘泥于类似工资粘性或工作环境差等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这样的认识，而应站在整体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角度上，视之为农村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结果，并且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短缺将逐渐得以消解。
2005年以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2005年，来自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数据都显示，务工者流向长三角的热度超过了珠三角。并且春运期间，进城务工者重要流出地安徽阜阳铁路的数据也显示，上海方向比去年增加30％，而广州方向则下降了20％。根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2006年广东省的外来务工者流失率高达70％，其中来自长三角的竞争为最主要原因。在作出这样的判断时，本文依然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整体上离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且认为那些出现劳动力短缺地方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整体水平来说更不完善，现在做出完善的判断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也跟城乡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差异的缩小有一定关系。因为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整体上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依然严重对立，所以本文不打算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归根结底要通过劳动力自身在市场上进行配置的效率来体现，而这又跟农村劳动力再就业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密切相关。接下来，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在流动性就业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变化，对促使农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检验对此次农村劳动力短缺所作的判断。
三、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分析
根据对劳动力市场完善所起作用的不同，在农村劳动力诸多就业特点中，本文选取反映市场运作绩效的劳动力流动性和反映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就业渠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流动性就业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以流动为主而非转移为主。这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前提假设不同，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假设劳动力的流动是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并根据古典经济学对最低工资的要求，假定现代工业部门支付的工资至少能够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在我国，这一条件基本上不具备。多数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并不能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再考虑转移到城市所需的其他成本，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性就业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流动性本身又是反映市场运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显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就业的特点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流出地就业机会的稀缺。由于经济是不断发展的，就业机会的稀缺往往只是暂时现象。因此，当流出地因经济发展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时，劳动力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就具备了条件。同样道理，当其他流入地因经济发展，同时又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时，劳动力就可能流动到另一输入地就业。而劳动力流动性就业因具有相对成本较低的特点，将对其转移就业、返乡就业或创业起直接促进作用。
决定劳动力流动性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我国，由于影响劳动力流动性的主要障碍是体制因素导致的，因此，政策性因素也就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性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计划经济时期为实现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用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套制度，与改革开放后城市为管理和限制流入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而建立起来的新的规章制度一起，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这些制度改革必然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比如，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结束了长达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往返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畅通；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这标志着束缚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开始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除制度因素外，像近几年劳动力受职业化教育程度的提高等因素也对劳动力的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二）就业渠道演变
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就业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完成的。然而，调查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通过基于血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而非正规的市场价格机制。杜鹰、白南生等1994年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6．9％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主要通过社会网络（杜鹰、白南生，1997）；蔡1995年对济南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表明，80．4％的省内就业劳动力通过社会网络，93．2％的出省就业劳动力通过社会网络（蔡，1997）。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传播是非对称的，而社会网络的存在恰恰能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足，并通过内部化信息费用节省获取信息的成本，加速信息流动，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目流动，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边燕杰、张文宏，2001）。蔡通过对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社会网络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蔡，1997）。
虽然社会网路在传递就业信息方面对市场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能替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基于血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的存在是建立在农村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基础上，伴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得以维持的基础将逐渐弱化，必然使原来已经内部化了的信息费用外部化，这本身则体现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伴随着这一趋势，可以预见，劳动力市场最终将成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主要渠道。因为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方面，一般表现为发达地区好于欠发达地区。
上面图1也显示了上述趋势。江苏省依靠社会网络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比例比全国低10．3个百分点，有组织的外出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河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在社会网络方面则高出26．3个百分点，有组织的外出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江苏省农村劳动力市场之所以相对于其他省份完善，主要与近些年职业中介的迅速发展、培训力度加大、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等具有重要关系，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应为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市场整体完善的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存在着分割现象，因此，此次劳动力短缺在实际中就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劳动力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流动，从而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完善的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或加剧本已短缺的程度，而这本身也是劳动市场完善的过程。并且由于导致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是体制性因素，因此这一过程必定是动态和长期的。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将逐渐得到消解。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要解决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应当致力于深化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障碍，这才是治本之策。
图1 江苏、河南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渠道结构对比图
数据来源：江苏省：蒋书明、谈琳．关注三农：2004年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解读[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全国：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人[J]．调研世界，2004（4）：11；河南省：侯锐．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能力待提高[J]．中国国情国力，2005（4）：17－18．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2] 蔡．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治过程中的经济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7，（4）：127－138．
[3] 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 费孝通．乡土中国[A]．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65－395．
[5] 赵晓．“民工荒”：劳工不足还是宏观经济波动[J]．学习时报，（252）．
[6] 许经勇，曾芬钰．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5）：3－7．
[7] 蒋书明，谈琳．关注三农：2004年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解读[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
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从实际来看，我国大量用工的制造企业难以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急需的技术型工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成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的竞争要素。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劳动力，即使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单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个民工针对这一种岗位进行重复式操作，难以接触到技术生产的全过程，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过“干中学”成为技术能手的可行性。为了节省成本支出，企业难以舍得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劳动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性工人培养的压力，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培训体系的缺失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并通过结构性“民工荒”现象集中爆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性原因。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与“民工荒”现象
徐建荣 陈 圻
【摘要】2004年年中“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应的看法。综观各种论点，“民工荒”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鲜有触及，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探讨。“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
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用工短缺;纺织业;转型升级
0 引言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方向。山东省是我国纺织大省，也是中国纺织服装重点生产基地，纺织“上青天”就包括我省的青岛。然而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国际贸易摩擦、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及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省纺织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针对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其深入研究将对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出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出基于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的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
1 用工短缺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但随之明显暴露出用工短缺的问题，给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扩大规模带来很大影响。用工短缺主要指“民工荒”，正式提出“民工荒”这一概念是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媒体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一时间“民工荒”成为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问题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入。陈民强（2005）指出民工荒的根源就是权利荒，并从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不平等、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限制以及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三个方面加以说明。李宝元、王泽强（2009）认为“民工荒”主要不是一种总量上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凸显，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渐进扩散性、素质结构矛盾以及年龄性别差异性。贾先文、黄正泉（2010）就认为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是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简新华（2010）认为民工荒是与劳动力供求和价格有关的因素，因而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王呈斌、毛晓燕（2010）通过市场问卷调查分析了“民工荒”的现状、特征，认为劳动力流动相对收益减少是其根本原因。综合国内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可以现阶段用工短缺现象的存在的必然性。
2 用工短缺对我省纺织业的影响
2.1 积极影响
用工短缺在短期内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企业转型，彻底转变盈利和发展方式，并通过行业洗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茅于拭（2011）指出，那种认为工资上涨会使中国丧失比较优势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势头的观点是短视的，从长远目标来看，“民工荒”带来的工资上涨正在帮助产业升级这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实现。同时他认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进行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
2.2 消极影响
用工短缺不但减少了企业可以雇佣到的劳动力，也降低了可雇得的农民工的素质，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过程的持续协调开展，降低了企业利润的提高和生产积极性。
用工短缺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我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西部甚至国外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伴随产业转移将会使得我省在纺织业的投资不断减少，最终出现行业性或地区性产业空白现象，影响我省纺织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山东省政府日前通过《山东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出要实现从纺织服装大省向纺织服装强省的跨越的目标，为我省纺织业指明了宏观方向。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的体现在两端的研发和品牌，而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理论为我省纺织业提供可供参考的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
为了使我省纺织业顺利的转型升级，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本文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如图1。Humphrey和Schmitz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升级的理论路径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方式。
图1
3.1 变革企业理念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短缺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开始解冻，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企业丧失竞争力，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变革，变革理念先行。
企业改变过去低成本、低利润的传统观念， 转移到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价值观念中来，引导企业在体制机制、管理制度、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不断增加企业的品牌内涵价值和内涵，为企业的业务优化和战略转型做好准备。
3.2 实施业务优化
纺织企业实施业务优化战略，实施品牌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发展“四大”战略，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纺织企业加快推广节能环保工艺技术，发展新型纤维、差别化纤维、功能性纤维、多组分纤维面料的染整以及特殊功能整理;同时加强复合技术、功能性整理技术、整体成型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产品档次，丰富产品品种，提升企业的创新内涵。
3.3 加快战略转型
在企业理念变革和业务优化的基础上，加快纺织企业的战略转型，提高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青岛大学部级新纤维材料技术中心，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提升纺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品牌建设战略。加快品牌创新，由品牌加工向自主品牌转变，提升和扩大大众时尚品牌产品制造，借助国际品牌构筑我省服装的顶级品牌和一线品牌。
加快战略转型，实施市场优化建设。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网络经销商合作，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合资、合作、自营等方式，建立和进入主流销售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建立完善的市场网络，增加市场份额。
3.4 优化企业管理
在业务优化的基础上，优化企业管理。积极引入和采用国际先进管理模式，推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全行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大自主品牌培植力度，加强产品设计及系列产品的配套开发，坚持走新型制造、精品制造、高端制造道路，把山东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服装制造基地。加强新型管理人才培养，不断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开通管理者的视野，为纺织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3.5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根据Rajagopalan&Spreitzer企业变革中过程变革理论的阐述，企业变革遵循：解冻―变革―再冻结的三过程。纺织业经过优化企业管理和实施战略转型，依托我省纺织业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装备优势、文化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加快发展纺织服装、印染、新型纤维和产业用纺织品业，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阐述用工短缺产生的动因，分析用工短缺对山东省纺织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基于Rajagopalan & Spreitzer企业变革模型和Humphrey和Schmitz升级理论，提出了用工短缺背景下山东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我省纺织业通过变革企业理念、实施业务优化、加快战略转型、优化企业管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保障我省纺织业在用工短缺背景下顺利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民强.“民工荒”的根源是“权利荒”：兼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4）：13-17.
[2]贾先文，黄正泉.“刘易斯拐点”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J].统计与决策，20010（15）：76.
[3]李宝元，王泽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契机：关于近年来“民工（技工）荒”现象的劳动经济学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3）：64-68.
[4]简新华.“劳工荒”的原因、利弊分析与合理应对[J].中国经济问题，2010（3）：9-13.
[5]王呈斌，毛晓燕.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用工荒”现象探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4）：74-79.
[6]茅于轼.工人加薪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J].传承，2011（1）：43.
[7]台湾鸿基集团萤事长施振荣先在1992年为“再造宏”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Z].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 402 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 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 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 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 771 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 897 81人，就业人口2 963 060人，失业人口90 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 402 197人，就业人口2 771 660人，失业人口56 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 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 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 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 130 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 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一、目前我县企业用工现状
****年度，被列入我县重点骨干的企业共****家，企业类型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汽配、电机、水产、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行业，都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特点。从调查显示，截止**年4月底，我县**家重点骨干企业用工总人数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外包单位****家，用工人数为****人）。按员工户籍地分，本地员工****人，外来员工****人；企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人，参保比例为****%，主要以本地员工为主，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中仅为45名员工参保，参保率极低；从日工作时间看，各企业相差较大，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衢山吉博力等企业劳动用工比较规范，实行标准工作时间制，而水产，玩具等企业因工资以计件为主，员工日工作时间一般在****小时，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从工资待遇看，船舶修造、汽配、电机等企业的生产及技术工人月薪在****元，水产加工、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企业的员工月薪在****元；其它福利待遇方面，除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等少数企业福利待遇较优外，多数企业很少考虑给员工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从食宿安排看，我县约有7成企业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住宿条件，每间宿舍安排****人，为本地员工免费提供住宿、通勤车或补贴。金海湾公司提供的食宿条件很好，每间都安装空调、电视等设施，可以与宁波、绍兴等地的一流企业媲美。
二、用工短缺情况及存在问题
从调查显示，年内**家企业用工需求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用工需求为****人。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有关企业。用工缺口的主要工种是船舶工程管理人才、船舶行业技术工人、水产加工人员，VNC机械加工人、玩具装配工、车缝工等。对用工的年龄要求普遍限制在20—40周岁。
目前，这些用工短缺企业都存在招工难问题，已给有些企业的正常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今后几年内，我县按照市委“以港兴市、全面跨越”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强县这一主题，认真贯彻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临港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及船舶配套等企业的用工需求势必会迅速增加。从目前正在新建中的衢山东邦修造船有限公司、落户秀山岛的江苏南通惠生集团、江南山的舟山中基集团，及金海湾公司的全面投产情况看，保守预计这些企业明后两年内用工需求总量将超过1万人。企业若不及早储备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普遍技术工人，到时，用工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将进一步显露：技术人才总量短缺，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外来劳动力引进难……这一切，会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最主要瓶颈。
三、企业招工难原因分析
透视我县企业用工短缺现状，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其用工短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宏观上分析。由于新一轮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兴起，如上海****年世博会和广州****年亚运会场馆及基础建设，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的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的实施，各地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量都飞速猛增。使劳动者就业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劳动力资源在全国区域内不断得到整合和配置，呈多方向、多区域流动趋势。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集中流动的劳动力转向全国范围，改变了民工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习惯性转移格局。导致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民工荒”问题，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政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强了外来民工务农的信心。第三，有些地区包括我县的多数企业工资水平多年来始终保持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而内地一些企业工资水平在不断增长，以及用工不规范，员工权益难以保障等原因，极度大地损伤和削弱了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二）从我县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本地劳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严重；水产、玩具等企业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是企业招工难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区域位置、工种适应性、管理水平、权益保障等也是造成企业招工难不容忽视的因素。
（1）结构性矛盾严重。当前,我县大力培育发展临港产业,船舶修造企业呈现飞速发展态势。截止07年底，全县共有船舶修造企业****家，相对固定职工1万余人，今后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需求量持续增大。而我县目前可提供的人力资源中适合船舶修造企业技能要求的极少，劳动力低技能素质与企业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高需求所产生的技能性矛盾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特点。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更加严重。
（2）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县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很多企业相继落户我县，大量失业人员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城乡闲散劳动力逐年迅速减少，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据教育部门统计，目前，我县每年未升学的初高中新成长劳动节力仅为****余人，原岱山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家乡创业的很少，也只有****人左右。这一切，导致我县本地劳动力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企业用工紧缺。
（3）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我县企业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这些年来物价消费总体水平已大幅攀升，企业工资提高远低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增幅。按日工作时间*至**小时计酬，目前我县水产、玩具等企业职工月工资收入一般在****至****元。与宁波、绍兴等周边地区相比，月薪均低了****元左右。
（4）用工不规范，权益难以保障。我县企业对外地员工一定程度上存在歧视的倾向，一是很少与外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二是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四是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管理方法死板，缺乏人本化理念。
（5）岗位（工种）原因。
调查显示，目前我县用工出现短缺的行业主要是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企业。船舶修造企业用工短缺主要原因是企业用工要求较高，用工岗位主要是：电焊工、冷作工、管道工、船电工、舾装工及船舶现场管理、起重吊机、检验、精度等工种，应聘者众，录用者少，大多受技能制约。而对于水产、玩具等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属季节性生产类型，工作不太稳定。在淡季，一线生产工人往往被辞退，勉强留下的也只发给****元左右的生活费。而一旦生产旺季到来，原来那些人早巳在其他企业上班，不可能再度返回，造成员工流失；二是薪酬较低，在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的情况下，也只能得到这些报酬，势必引起民工反感；三是用工以****岁女工为主，而外来务工人员男多女少，比例为*：*，这势必造成年轻女工的大量短缺。四是多次从率水产加工企业赴外招聘反映，很多民工不愿应聘水产品加工岗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考虑鱼腥味重，习惯上难以适应；顾忌得风湿性关节炎等。
（6）区域位置因素
由于我县地处海岛，交通不便，工作成本高，外来劳动力不愿到海岛来打工，一般选择到杭州、绍兴、宁波，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原因是路途太远，探亲返乡不方便，交通费用支出过大。
五、对策和措施
针对我县目前存在的企业招工难问题及今后船舶等工业用工需求预计情况，我们认为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义不容辞做好用工管理和服务工作，形成全社会合力扶工的良好环境，促进我县企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时，引导帮助企业规范劳动用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关心、留住人才劳动力，共同破解招工难问题。
（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要千方百计加快各行业的管理、技术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着力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三支队伍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岱山技校等本地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围绕产业需要，扩充船舶修造相关专业，为我县船舶工业提供相关实用人才。
二是加强校企联合，充分发挥县职业技术学校船舶修造技工培训中心的教学资源，进一步完善衢山镇和长涂镇两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围绕船舶产业用工需求，采取“订单式”和“储备式”培训形式，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船舶行业人力资源库，更好地为企业输送合适的技能人才。
三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引才引智工作。积极引进国内外智力项目,为我县各类企业技术创新等服务。县里每年要选拔一批有一定工作经验、年纪轻、学历高、发展潜力较大的人员到高等院校进行专业深造，也可派员到国内外先进企业学习先进管理及技术，培养一批高级技术骨干人才和专业实用人才。
四是广泛开展船舶技能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术创新与攻关等活动，切实提高职工的岗位技能和创新能力，在全社会形成学技术、比技能，促成才的良好氛围。
五、要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考虑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船舶修造行业的用工紧缺问题。从岱山目前情况来看，可供劳动力资源已到极限。年轻的读书毕业后都飞到外地，年纪偏大的已失去培养基础。因此，建议市里应及早谋划人口较少的海岛劳动后备力量贫乏的举措。在招生、培训专业设置、就业岗位安置上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
（二）积极引导，帮助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进外来劳动力，解决招工难关键是提高职工工资待遇。因此，要引导企业认清长三角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要根据周边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及时调整职工工资，尽量接近甚至超过周边地区的薪酬水平，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职工工龄补贴，年终福利奖金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企业用工吸引力。
2、保障民工合法权益。要帮助企业理性地审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改变短期用工行为，及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保障和维护员工合法正当权益，进一步构筑和谐的劳动关系。
3、调整用工条件，适当降低在年龄、性别、技能、经验等方面要求，扩大用工范围。季节性较强的企业要根据生产特点，合理制定全年用工计划，避免企业在生产淡季时民工大批跳槽，减少员工流失。
4、重视精神文化建设。要引导企业对员工实行人性化关爱和贴心式管理，真诚善待员工，逐步开设“民工之家”，丰富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定期开展各项文体活动、生日送蛋糕、生病探望、节日祝贺等形式，千方百计满足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高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对外来民工的素质培养、岗位发展及提级提升要与本地员工一视同仁。在用工管理上做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和事业留人，努力构建良好的和谐劳动环境。
（三）齐抓共管，营造全社会合力扶工氛围
政府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意识，齐抓共管，紧密协调，为企业兴旺发展创造良好的合力扶工氛围。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政策、船舶工业先进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迹，转变本地劳动力的择业观念，努力营造“当技术工人光荣”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民工短缺;流动人口;人力资本配置;产业结构
一、由“民工短缺”引起的思考
前一阶段各种媒体报道的“民工荒”闹的沸沸扬扬,各种报告表明:各类企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民工短缺情况尤以珠三角为甚,并且流失的民工“用脚投票”,纷纷北上,跑去长三角或其他地方找工了。最近两年学术界提出“民工荒”是珠三角长期以来不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是广东省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市场信号(谌新民,2007)。一些学者认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必须向高级化转型,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升级(李德友,2006)。即认为:因为传统的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导致民工工资低、待遇低,所以民工不愿意在珠三角干了,一部分去了别的经济区域或回乡务农,出现了珠三角“招工难”的局面,因此如果要提高民工工资,就得提高劳动力成本,那么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缓解民工短缺,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是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
以上学者的观点都是从广东省产业结构这方面考虑的,没有把流动人口的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谈,并且只考虑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普通工短缺的问题,没有看到近年来广东省民工短缺的结构性变化,针对珠三角一贯以来的产业模式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措施对于短缺低技能型劳动力――普通工和短缺高技能型劳动力――技工及高级技工这两种情况同样适用吗?同时这种观点也隐含了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流动是同步的,那么对于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的劳动力群体来说,情况果真如此吗?也就是说,产业升级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解决民工短缺的问题呢?抑或会不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民工短缺,产业升级会不会引起流动人口的逆向流动?如何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配置――低技能型和高技能型劳动力组合成一个均衡点,可以一方面保住珠三角相对于其他经济区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更好地使得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也实现相应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呢?本文将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二、“民工短缺”现状
(一)珠三角“民工荒”初现(2004-2005年)
2004年春开始,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为严重。从需求总量上看,根据广东省农调队的调查报告,2004年下半年广东全省短缺民工估计100万人左右,其中仅深圳、东莞和佛山三市的民工短缺就达43万人。
从结构需求上来看,企业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还不是很高,企业用工需求量最大的还是普通工人。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供求总人数占总供求的50%左右。以2005年第一到第四季度,制造业分别以44.76%、47.08%、46.86%和56.27%的需求比重占据各季行业需求的首位,而第四季度更是高出居第二位的批发零售业的39.62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最严重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
(二)珠三角“民工荒”的最新情况(2006年至今)
自2004年1月广东东莞首次被官方确认民工荒至今,“民工荒”随后便波及整个珠三角。企业调查显示,2006年春季珠三角用工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企业比重为23.9%。从结构需求来看,省劳动保障厅数据表明,2007年节后广东不存在“民工荒”,主要缺技工。
在最新的民工短缺情况中可以看出,对比2005年之前的情况,此时珠三角与其说是民工荒,不如说是技工荒。
三、广东省产业结构和流动人口配置状况
(一)产业结构演进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三产业为辅,197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6.6%。此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逐年递减;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自改革初期到2006年,除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外,呈平稳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自改革初期到2004年基本呈上升趋势,比重达到44.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由1978年的29.8∶46.6∶23.6调整为2007年的5.4∶51.3∶43.3,广东第一、二产业比重仍然相对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但还是基本呈现“二三一”的比例结构。但是这几年来,广东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是不争的事实,具体体现在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二)流动人口配置状况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在广东第二产业的流动人口为1237.8万人,远大于第一、三产业的62.8万人和365.4万人。且第二产业流动人口比1990年增长7.8%,增长速度看也高于第一、三产业的1.9%和4.7%。第二产业给流动人口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远远多于第一、三产业,就业结构基本呈现“二三一”的比例。但在2000年的时候,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为3.8:74.3:21.9,广东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偏离系数为1.71:-0.32:0.79。
这样来看,便意味着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大体一致的。但是第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还很大,表现为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太低,流动人口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变动幅度滞后于产值变动的幅度,离“三二一”的结构要求还相当远。广东省近年来产业升级的速度加快了,可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并没有因此而优化。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具有排挤和吸纳劳动力的双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珠三角的流动人口来说,带来的“吸纳”还是“挤出”作用大?
四、流动人口配置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广东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存量状况
根据2000年和199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00年与1990年相比,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情况为:第一,这两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均为最高,从1990年的48.39%上升到2000年的61.43%,占总人数的一半多。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降低。第二,流动人口接受专业技能教育的高中及中专人数仅从1990年的12.42%增加到2000年的17.22%,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仅从1990年的1.47%增长到2000年的3.19%。其中第一产业中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第二、三产业工人的劳动技能不高,流动人口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变动幅度慢于产值的变动幅度。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广东流动人口配置的作用力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从产业结构上看,基础产业和机械产业薄弱,使加工工业缺乏后劲;产业组织层次不高、空间布局重复等问题突出。尤其是这几年,速度和结构的调整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GDP增长速度的放缓和产业升级的加剧,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流动人口就业的供需结构产生了上述的双效应――“吸纳”和“挤出”
如果企业处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时,由于低工资会造成“民工荒”,那么企业正在转型或已经转型,会由于工人技能缺乏和拥有技能的工人缺乏而出现“技工荒”,并且随着这几年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本文第二部分的“民工荒”最新情况已经表明:广东缺的最主要是技工,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以解决“民工短缺”的问题的,即无法吸纳足够的流动人口按照产业结构的要求就业,结合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考虑,这就回答了本文第三部分的问题,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珠三角的流动人口的“挤出”作用更大。
(三)广东流动人口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力
由于流动人口中大部分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型劳动力,缺少进行创新的技术和经验等人力资本的积淀,大部分流动人口一方面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难以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降低了企业平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对于掌握并实施创新成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费,这样就增加了企业创新成果的应用成本,企业出于压缩成本的考虑,会形成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两方面共同制约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五、广东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
针对目前广东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出现严重的趋同化倾向的情况,首先要增加对广东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其次要针对广东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产业间流动的障碍,对广东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进行合理的配置,寻找效益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的最佳结合点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针对低技能型人力资本,要继续保留低劳动成本这一珠江三角洲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优势,可以在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渡阶段将技术和劳动两种密集相结合,给低技能人力资本转向高技能人力资本充分的时间,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低技能型和高技能型劳动力组合成一个均衡点,提高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匹配程度。二是针对高技能型人力资本,要调整提高原有的支柱行业并大力培养高科技产业,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成功将在总体上增加对高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陈淑妮.SA8000对缓解广东“民工荒”困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4).
2、张艳.东南沿海地区民工短缺问题的深层思考[J].农村经济,2005(5).
3、叶健夫.广东流动人口研究[J].南方人口,2003(1).
4、周昌林.流动人口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社会,2007(4).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
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
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目前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经济硬着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倾向于中国可能要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潮”、“降薪潮”，判断依据大体上是“去产能”导致大量人员下岗，制造业萎缩导致农民工就业难，部分外资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等变化。
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目前的解决之道是不是方向正确，为此，本刊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他看来，原有的就业创造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取消制度障碍更为重要。 政策起决定作用
《南风窗》：官方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基于几个数据，比如说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30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仅为4.05%，都比预期的好。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就业形势的确面临很大问题，应该怎么合理判断当下的劳动力市场？
陆铭：相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更准确的。从最近国务院总理和发改委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引用的是城市的调查失业率。2015年的城市调查失业率是5.1%左右，的确有小幅度上升，但仍然不算高。
很多人认为会出现“失业潮”的原因是，经济下行，现在又面临“去产能”的问题，关闭掉一些企业或者减少产量，肯定会引起失业问题。但是，中国也存在一些特殊之处会使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首先，有一些新的就业增长点，“双创”比较活跃，“互联网+”也产生了一些就业机会，还有小型企业的注册现在也变得比较容易了，小企业增加挺多。这样一来，减和加有一个相互抵消的效应。
第二，这轮“去产能”很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像2008年的时候，很多是服装、制鞋这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对就业产生的效应相对较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就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如果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就业受到影响了，他们不会体现为失业，而是体现为不来城市打工，在老家从事农业，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只是没有在城市里就业了。所以，这几个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两方判断有一点冲突。
《南风窗》：早在2009年的时候，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存，周期性失业会过去，但是结构性失业会长期存在。你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吗？
陆铭：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从概念上来讲是可以分开看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其实很难说是结构性失业还是周期性失业。比如说一个钢铁厂的工人今天被解雇了，既有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下滑之后对钢材需求不足，于是就有周期性失业的特征，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本来就应该压缩产能，这时候又有结构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问题不能直接套用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的概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目前面临经济增长下滑和结构调整双重就业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方国家，在完全市场经济中，结构性的问题一般来说不是主流问题，比如一个行业产能过剩，市场老早就调节了。所以，西方国家的失业主要是周期性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结构性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当整个市场需求不足的时候，两个因素就同时在起作用了。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很难说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两个因素都有。
同样，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是谷底还是要继续下滑，到底有没有见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如果改革方向是对的，中国可以很快走出谷底，但是如果改革不到位，方向错了，那么经济进一步下滑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上是受户籍政策限制的，同时，大城市的服务业仍然面临招工难，如果出台一个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恢复？
再比如，中国有很多行业是垄断的，导致民营企业缺乏投资热点，如果中央政府痛下决心，民营企业进入一些垄断行业的壁垒可以降下来，经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改革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现在谈问题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机械套用周期性、结构性的概念，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有中国的特殊背景和形成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取消制度障碍
《南风窗》： 前几年“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就已经成为共识了，中国进入到了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这似乎与今天面临的就业问题有矛盾？
陆铭： “刘易斯拐点”我认为是又一个食洋不化的概念套用。西方国家在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是在分析城乡间劳动力流动，但是他们在讨论发展经济的时候并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当城市部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说明这个地方劳动力供给跟不上需求了，这时候“刘易斯拐点”到来。
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前几年城市部门的确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但这到底是因为需求超过了供给的增长？还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因为户籍制度的阻碍而进不了城？所以我认为对“刘易斯拐点”要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来修正。
前任商务部长陈德铭曾经说过，中国的劳动力是总量过剩，局部短缺。如果“刘易斯拐点”真的已经到来，怎么会总量过剩，局部短缺？把过剩的劳动力放到短缺的地方不就行了？
如果把“刘易斯拐点”的概念放在一边，问题就很简单了。前几年为什么有劳动力短缺呢，因为劳动力流入东部，特别是大城市，但户籍管得很严，结果劳动力短缺出现了，工资往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在补贴劳动力流出地，给农业补贴，同时大量投资，建了好多工业园，大量农民工在当地的投资项目推动下就业以后，减少了到东部的倾向。
发展到现在，整个经济在下滑，原来中央给了大量补贴的地方，建了工业园没足够企业，高速公路建好了没车跑。结果就是，东部（特别是大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中西部（特别是中小城市）经济下行的趋势更明显，创造就业的能力消失殆尽了。所以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有特殊背景。
具体讲“失业潮”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果出现“失业潮”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动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拉需求。中国的情况是，把制度障碍取消之后，问题更容易解决。
一方面，在大城市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说户籍制度。现在大城市还是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中西部的劳动力可以到大城市来打工，再比如钢铁这个部门是过剩的，有些工人下岗了，但是城市里的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还是很缺人。如果把制度障碍消除了，可以很快再就业。
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不只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需要让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匹配起来，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本身还有很多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空间没有释放出来，这时候产能过剩的部门受到冲击了，要做的就是在结构调整过程当中，通过制度改革把需求做起来，把原来受到抑制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大城市做起来，原来过剩的那些部门就自然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了。
通过这样的改革，供给就可以适应需求。换句话说，面临经济下行，中国需要适度地刺激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让供给适应需求。
《南风窗》：从取消制度障碍这个层面来说，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就已经启动，怎么评价改革的成效？
陆铭：总体来说还是进程太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经济规律包括城市发展的规律把握不足，对于经济一定是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这个规律，一直没有很正确的认识，总觉得大城市今天出现的问题是人多导致的，其实大城市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人多导致的，人恰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
很多问题是城市规划和管理没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没跟上，比如地铁、学校的供给没跟上。而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管理人，结果把人管住以后，整个经济的活力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思路，应该认识到大城市才是创造经济、创造就业的源头，按照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恰恰需要更加强调重启东部的发展，强调东部和大城市的地理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带动作用。
有一个思维上的误区一定要纠正，每个地方发展经济和创业就业的潜力是不一样的，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既可以在本地就业，也可以在其他地区就业，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哪里更加具有发展经济和创业就业的潜力。
《南风窗》：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将是就业创造的主体。但是他们的发展空间和负担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解决？
陆铭：供给侧改革本身有一个涵义就是市场化，就是打破垄断，让金融资源更多去支持中小企业，让活力释放出来。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包括了“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内容。
但对于能够适应需求的供给，还要加杠杆。金融市场应该为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发行有针对性的特别国债，投入到有需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具有结构调整性质的改革，要能够真正地让供给适应需求，在本质上应该包括去行政化，要建设市场，让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技能转换
《南风窗》：如果从群体来看的话，今年超过1000万同时竞争岗位的大学生、青年农民工以及“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淘汰的工人受影响比较大，他们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陆铭：每一个群体都有他独特的问题，农民工群体的失业是最灵活的，其失业率也一直不是很高，在中国的制度下，一旦失业他们就回老家了，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让他们在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和行业能够顺利就业，并且在就业地有社会保障并且安居乐业，包括子女教育等。大学生群体，需要解决的是能够让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跟市场的需求更好地匹配，并且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去产能”的这个部分，要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上技能的转换来调整，两件事情同时做。1996-2001年，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次非常剧烈的国有企业下岗问题，当时的应对之道第一是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老行业淘汰以后，发展新行业。第二是技能培训，做不了纺纱工人了，可以到医院去当护工，换一个技能。这里面就有再就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政府要投钱，要承担责任。
主要是这两件事情，剩下的就是个人应该去解决的，要转变观念。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认为自己下岗的话，这辈子就完了，没有保障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恰恰是国有企业下岗潮，给之后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型了。
西方国家在有些方面跟中国有共通之处，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举例来说，美国的匹兹堡，原来是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以科技和教育为中心的一个城市，欧洲原来也有几个依赖资源的城市，比如法国的里昂，现在也已经是科学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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