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劳动教育政策;劳动技术教育;社会实践
陈静，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黄忠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别指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主张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资源与实践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劳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6年，劳动生产教育期，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关注学生尤其是各学段毕业生的体力劳动;第二阶段1981年到1998年，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并举期，此阶段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掌握基本的劳动技术;第三阶段为1999年至今，社会实践教育期，要求学生获得良好技术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每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目的，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要求实施不同的课程。而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的目的和课程的设置又决定了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地位。所以，每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都是从劳动教育的目的、课程设置和地位三个方面展开的。本文期望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明晰我国劳动教育的演进和变化。
一、体力劳动：劳动生产教育期（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大批学生入学接受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后，想要继续升学而不愿意毕业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劳动教育应运而生。所以，建国初期，我国的劳动教育主要目的在于纠正社会上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进而组织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当然，这一时期，我国也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常识课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主要是指体力劳动教育，也即鼓励广大毕业生积极投入生产劳动。
（一）教育目的：组织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全国小学生和初中毕业生的数目逐年增加，1954年暑期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共计460万左右，然而只有小部分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又因为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所以，1954年青年团中央出台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劳动教育的政策――《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鼓励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由此也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政策为就业参加劳动生产服务的基调。此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以实现就业的政策，主要有《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1954）、《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1954）、《关于有计划地组织未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通知》（1954）、《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1955）和《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1957）等。总体而言，此阶段的劳动教育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原因是解决初小、高小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是国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1]换句话说，建国初期的劳动教育是受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困扰而诞生的。
（二）课程设置：开设农业常识课和农业基础知识课
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就业问题的处理经验，使得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开始提前关注整个高小和初中学段学生今后面临的毕业和就业问题。1957年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告知“各厅、局根据学校所在地区与学生的来源以及其他必要的条件加以考虑后，认为有必要与可能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时，在取得当地人民委员会同意后，即可增设”。[2]此外，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正式提出对学生的宣传，应着重经常的通过课堂教学和各种活动进行劳动教育。同年6月，教育部先后颁布《关于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和《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要求在初中和高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在农村小学增设农业常识课。将劳动教育正式纳入我国课程体系之中，以课程知识指导和帮助学生毕业后的农业生产劳动。
（三）劳动教育地位：全民劳动教育
除了在小学和中学分别设置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常识课，对中小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外，1958年《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认为勤工俭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开始组织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开展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等形式的劳动教育。1963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并在1965年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参加生产劳动锻炼问题的函》，组织高等学校教师参加劳动。而这一将阶级斗争和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也即为“”时期的劳动教育思想。1966年8月以后，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全民劳动教育。
二、手脑并用：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并举期（1977～1998）
“”结束后，我国进入了劳动教育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教育部《<关于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的颁布，提出在全日制中学设置劳动课程，劳动开始成为与语文、数学等学科并列的课程;此外，其在思想品德教育中明确提出热爱劳动，劳动教育的部分内容开始成为德育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开始分化为劳动思想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两大部分，两个部分相互独立又有交叉。
（一）教育目的：树立正确劳动思想和掌握基本劳动技术
1981年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并将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作为重要内容。同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提出注意在学生中加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加强劳动教育，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爱惜劳动成果。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劳动教育的德育政策，《全日制小学劳动大纲（试行草案）》（1987）、《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1988）、《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90）、《小学德育纲要》（199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1995）。这些政策一方面强调通过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精神，另一方面将劳动教育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1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中学阶段开设劳动技术课，进行劳动技术教育，使学生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手脑并用，全面发展。此后，1982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从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目的和意义、遵循的原则、内容和要求、时间和组织安排、成绩考核、培训提高师资、大纲和教材、劳动场地、加强领导这九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劳动技术教育。相继又召开了“全国中学劳动技术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1986），《关于印发<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试行稿）>的通知》（1987）和《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通知》（1988），对劳动技术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次，在1978年教育部《关于讨论和试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提出，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要考虑专业特点，以对口劳动为主。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的理性态度，要求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手脑并用，培养有文化的新时代劳动者。
（二）课程设置：思想品德课和劳动课、劳动技术课
1981年教育部《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首次提出在小学开始思想品德课，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学习劳动人民勤劳、诚实、谦虚、艰苦朴素等优良品质，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公共财物。首次将劳动教育的内容纳入为德育的一部分。1986年颁布《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并逐步培养勤劳节俭以及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帮助家庭、别人、公众的能力。
与此同时，政策规定分别在小学设置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1981年教育部《关于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的通知》，正式确定在小学设置劳动课，从小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培养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规定，一、二、三年级学生可以在课外时间，适当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四、五年级每周安排劳动课1课时，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或简易生产劳动。同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的通知》，首次提出中学阶段开设劳动技术课，规定教学时间安排初中是2周，高中是4周，可分散使用，也可集中安排。
（三）劳动教育地位：分化为劳动技术教育和德育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的地位有所下降，与前一时期相比，劳动教育与生产的联系大大减弱，劳动教育不再直接作用于日常生产，而开始关注劳动技术。与此同时，劳动教育的所占时间也大大减少，劳动教育的主要时间为劳动课时间。此外，狭义的劳动教育开始成为德育的一部分。譬如，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规定初中阶段德育内容包括劳动教育：“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勤劳俭朴，珍惜劳动成果的教育;以校内生产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为主的劳动实践和劳动习惯的培养。高中阶段德育内容包括以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学工、学农、军训为主的劳动及社会实践锻炼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教育”。[2]这一时期的德育包含了大量劳动教育的内容，同时劳动教育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
三、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教育期（1999～2010）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学校教育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由此开始了劳动教育的社会实践教育期，这一时期劳动教育开始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基本趋势
未来的几十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思考并解决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应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使得我国农村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据估计，占全国总人口60%的农业人口将在今后20―30年内减少到30%，40―50年内减少到10%（李水山，2005）。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要在非农产业中就业，要通过工业化解决这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村和农业还将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如农业进一步拓展，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将日益发展。因此，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有两个基本流向：一部分流向非农产业，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一部分仍从事着农业生产，是农业劳动者。据有关资料统计，前者在农村劳动力从业就业结构中呈迅速增长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出现了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的重大变化，这使得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因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教育培训的需求。为适应城镇生活和非农产业就业的需要，农村转移的劳动力需要具备在非农产业从业的知识、技能以及在城镇生活的能力，从而能够胜任新的工作，顺利融入城镇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就是服务于这方面需要而产生的。第二，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需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停留于农村的劳动者必须具备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下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和能力，甚至还必须具备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知识和能力，这一部分农业劳动者应该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中的新型农业劳动者。我们可以把满足第一个方面的教育培训活动称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把满足第二个方面的教育培训活动统称为对农业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虽然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这方面的教育需求还显得微不足道，但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其重要作用将会日益显现。
二、影响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因素
在上述基础上，可以对农村职业教育做如下定义：农村职业教育是与我国升学教育不同的教育体系，它是以农民为教育培训对象，从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未来农业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农民的从业就业为直接目的的职业教育培训活动。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在学校里进行，教育的对象是还没有开始工作年轻人，非正规教育是在学校以外进行的教育活动，教育的对象通常是成年人（吉利斯等，1999）。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也应该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部分，农村职业教育需求则是为更好地实现就业从业的目的，农户对自身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正规职业教育培训和非正规职业教育培训投资需求。从目前看，影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现行的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和模式
农民居住分散，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明显，因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地区性、多样性、季节性特征以及城镇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需求，使得农民对职业技能教育的需求在教育的内容、形式、教育培训地点的选择以及时间的长短和安排等方面呈现灵活性、多样化和地区性特征。因而，对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供给也应该从这一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然而，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和模式显然还不能适应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科教兴农的推动下，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然而，各地普遍出现的职教生源不足现象却反证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不足。这一现象的出现首先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和模式有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科教兴农的汹涌浪潮前，我国的社会相关机制、社会教育系统却显得反应迟钝。总体说来，由于没有准确的需求依据（李水山，2005），农村职业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形式以及所需时间等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有的职业教育模式和实施主体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不能适应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从业、转业的需求，抑制了农户对职业技能教育的投资。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和城乡就业障碍的逐渐扫除，农村劳动力将日益成为非农产业、城镇企业的就业主体。有资料表明，农民工占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达46．5%，建筑业中农民工的比例更高达80%（人民网，2005.2.1）。
我国城镇、非农产业对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拥有一定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推动和压力下，由政府或民间举办的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非农产业就业的各类培训、职业技能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等供给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能满足城镇非农产业对具有一定技能的民工的需求，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民工荒”和职教生生源不足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存，是这一问题的现实注脚。据有关人士预计，今后10年内，每年有平均1000万至1400万农民工需要通过工业化解决就业问题，中国目前并没有到农民工全面短缺的地步。“民工荒”反映的不是劳动力供给的数量问题， 局部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凸显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具备在非农产业就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短缺是“民工荒”的实质。在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上，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以来，农业技术变迁缓慢，农业生产主要是手工劳动，同时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和规模生产程度低，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凭借体力和农民之间口口相传的经验进行。所以，在农村中，农业生产的职业观念不强，对农业生产的职业要求不高，因而，出现针对农业劳动力的正式或非正式教育培训、农民成人教育、短期教育培训的供给不足的现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农民现期收入水平
教育具有较长的投资期，对个人和家庭而言，对教育的投资是一种提高未来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投资。农户是否对教育进行投资，是否承担得起教育成本的支出，在消费品价格和教育成本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农户的现期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户对教育的投资支出能力。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教育的支出是通过对现期消费的放弃实现的，即在既定的约束线上，存在着教育投资和现期消费之间的替代，这种替代实际上也是农民现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由于教育所带来的提高未来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效应只能在未来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这种替代实际上是农民对自身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抉择，在农村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的低消费水平条件下，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选择中，把生存需求作为第一需求必然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农村中普遍的多子女现状，进一步地削弱了农民的教育支出能力，教育支出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然 ，如果农民能够通过其它的渠道，比如借贷等获得教育投资的经济收入和经济能力，也会刺激农民对职业技能教育的需求。比如，在我国各类正规教育中，虽然正规的大学教育支出远远高于正规的职业教育，然而，农户对正规大学教育需求热情却远甚于正规职业教育需求，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学教育体系中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帮助学子们解决大学学习的学费问题。
（三）对职业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比较
在现有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中，农户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还取决于农户对职业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的比较。现有的农民职业教育供给主要集中在正规教育方面，教育的成本是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从正规教育体系来看，一般说来，小学、初中教育中直接成本较低，机会成本因素也显得不重要。但是初中以上教育中不仅直接成本会提高，机会成本也显得非常重要。由于职业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进行这种教育培训不仅直接成本支出较高，而且机会成本因素的影响也很大。舒尔茨在分析1900年至1956年美国中学教育的成本时认为，学生在上中学期间因读书所放弃掉的进行工作而获得的收入占了中学教育成本核算的一半以上。在我国，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已成为半劳动力甚至一个整劳动力了，有的可以帮助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甚至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了。在1999年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18岁以下的半劳动力就占了2．5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2001）。特别是在一些贫穷的农村地区，家长们就更重视其子女在初中甚至小学高年级阶段上学期间所放弃掉的报酬和收入了。
对农民个体而言，教育的收益既有经济上的，又有精神上的。这些收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有更多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感悟；个人取得进一步深造或向上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提高自身农业生产的能力，或能较顺利地在非农产业中就业，提高收入；能在城镇中实现稳定的就业转换，在城镇中稳定地生存和发展……由于我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后两方面的收益对农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在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方面严重缺位，而且传统的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整个教育体系也使得农民对正规职业教育的投资变得不经济，同时，现有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也加大了农户投资正规职业教育投资的风险。虽然我国原有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已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其遗留影响和惯性作用仍然加大了农民向非农产业实现稳定的就业转移和在城镇生活的成本。再加上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学历证明、职业能力证书制度，还不能为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提供完善的升学、向上发展的通道，这一切都影响了农民进行正规职业教育的收益函数。
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市场的服务组织、服务体系不完善，城镇的用工需求信息难以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农村劳动者，这不仅使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存在盲目性，而且还影响了农户的教育投资决策。
三、提高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建议
就目前来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自身的发展都受到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的制约，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部分农民缺乏相应的职业技术技能，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直存在走不出去或走出去却稳不下来的难题，这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最终都滞留于农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中固有的人地矛盾仍将制约着农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革，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现状很难改变。因此，刺激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生产自身的发展，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如何刺激农村职业教育需求方面，笔者认为：
（一）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出发，明确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依据，改革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制和模式，建立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的农村职业技能教育体系；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和现代农业劳动者的职业特点、技能要求，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培训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学历证明、职业能力证书制度，改变社会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的偏见，使农民在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以后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而且还可以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打通受教育者个人向上发展的通道。
（三）在职业技能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助学制度，通过贷款、奖励等资助方式提高农民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经济能力、支付能力。
（四）彻底取消与原有的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制度，建立和完善对农民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的、非歧视性的就业、创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稳定向城镇转移的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
（五）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服务组织和服务体系，为农民在就业和教育投资决策时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摘 要 职业教育“2+1”模式下培训劳动者劳动技能中体育教育应结合职业教育的本专业的职业属性，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限定选项教学所占的课时总量的比例。目前看来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关键词 职业教育 职业属性 相关技能
本研究从人文的角度、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思考中职学校体育课教学的现状，反思形成现状中所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力争为今后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体育课教学的发展摸出一条即适合学生毕业后所从事职业劳动时所应具备的体能与体力，又能满足中职学生们多变的兴趣要求并能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地发展身体的需求。锻炼这种体育能力所需运动能力的体育行为的培养方案和养成习惯的教学模式。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为学生在社会中生存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以此为题研究在“2+1”模式下中职学校体育课改革的方向及实施方案。
广州地区各中职学校体育课开设的现状并不理想，有部分学校、部分专业课程设置上出现体育课课时量减少的现象。使的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的身体发育所必需的运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希望政府相关的职能部分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管理上完善体育教育的监督机制。要用制度保证青年中职学生们体育课的课时量。能够用强健的机体来促进中职学生们身心成长的健康发展。以保障建设祖国的青年从业人员的身心健康，能更高效地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执业技能。本文是想在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业已开办专业中的几种专业具体工种执业专门性劳动所需执业体力、适宜于执业专门劳动的体能储备进行科学、有益的探讨。
职业教育的实质本就是培训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职业体育教学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身心健康、强身健体、体格塑造、终身体育的理念传授给学生，必须注重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职业教育中的体育教育自然演化成劳动力技能培训及养成的必备学科，是促进劳动力从事终身体育活动的最直接的教育养成活动。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强有力的保障、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劳动技能基础。
“2+1”模式下是我国教育部倡导的中职学校职教改革的新方向，在该模式下的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应该结合专业劳动的社会实践需求针对性地对体育教学进行教育改革。用加强中职学生的参与专业劳动相适宜的体育活动，在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时培养中职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使他们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努力增强中职学生的体能为中心，以培养中职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和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体力特征、体能领储备为重点，为学生的专业劳动与职业发展为基准，以确立中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思路。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在各级学校的深入开展，中职学校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在2010 年度召开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创新的方向，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就是职业教育教学领域改革创新的成果。体育课作为中职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健康、体质与技能教育相结合有重要意义。然而中职学校的体育教师虽然按照新《纲要》推行素质教育及选项教学，但改革却没能反映出中职教育的中等职业技术劳动特点及中职学生的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所必须坚持的以职业属性为导向的专门化体育课程， 改革成效并不明显。本文认为只有以中职学校特点及中职学生的学情为改革的立足点，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才会有新的突破。
专业教育与素质训练、行为规范、就业训练的关联技能教育必顺整合，使专业教学能有效结合企业（用人单位）岗位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考证的教学；教学过程充分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并使学生素质训练与企业的社会评价密切相连。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在课时安排上必须要注意在充分完成专业教育学时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在中职的学习学生每周至少二节体育课。在校阶段必须要安排学生们两学年的体育课以保障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来完成职业劳动。专业培养需求不能以牺牲学生体质下降为代价，学生体质健康与否是生产力培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体质决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职体育的教学改革必须为提高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结合各校特点结合各个专业的职业属性合理规划校内体育课教学大纲，合理地修订体育课程教材的选修内容和必修内容的比例。加大关系着职业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项目的教学，加强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的储备。在测验评价体系中加大相关项目的测试概率。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用更多样、多种形式的学生社团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充分能够享受到体育活动带给他们的欢乐。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形式、丰富合作内容，灵活合作机制。尽快组织编订结合职业属性特点的职业院校体育教材。
中职体育教学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身心健康、强身健体、体格塑造、终身体育的理念传授给学生，必须注重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职业教育中的体育教育自然演化成劳动力技能培训及养成的必备学科，是促进劳动力从事终身体育活动的最直接的教育养成活动。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强有力的保障、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劳动技能基础。
“2+1”模式下是我国教育部倡导的中职学校职教改革的新方向，在该模式下的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应该结合专业劳动的社会实践需求针对性地对体育教学进行教育改革。用加强中职学生的参与专业劳动相适宜的体育活动，在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时培养中职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使他们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努力增强中职学生的体能为中心，以培养中职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和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体力特征、体能领储备为重点，为学生的专业劳动与职业发展为基准，以确立中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思路。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在各级学校的深入开展，中职学校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在2010 年度召开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创新的方向，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就是职业教育教学领域改革创新的成果。体育课作为中职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健康、体质与技能教育相结合有重要意义。然而中职学校的体育教师虽然按照新《纲要》推行素质教育及选项教学，但改革却没能反映出中职教育的中等职业技术劳动特点及中职学生的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所必须坚持的以职业属性为导向的专门化体育课程，改革成效并不明显。在劳动过程中，力量因素愈益从属于空间和时间因素。在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时间因素已经最后地使力量因素从属自己。于是巨大的力量运动就进一步分割为较小的分量运动，直至出现手指头的小运动。然而还有许多由肌肉来完成的大运动和小运动同时存在。向自动化生产过渡要求最大限度的精确性和反应速度（即提高时空成分的作用）。大肌肉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精确性的。只有最细微的手指运动才能保证必要的精确性。在操纵遥控装置时，大量小运动的出现也是与此联系着的。在这些运动中，力量因素并不消失和简单化，而是发展和完善起来。可能这些小运动较之粗俗的力量运动，更要求一定数量的肌肉用力[1]。”关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要求从业人员具有相应的身体能力和技能。国外学者称之为职业素质或职业属性，包括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和运动素质两个方面[2]。本人认为只有以中职学校特点及中职学生的学情为改革的立足点，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才会 有新的突破。
专业教育与素质训练、行为规范、就业训练的关联技能教育必顺整合，使专业教学能有效结合企业（用人单位）岗位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考证的教学；教学过程充分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并使学生素质训练与企业的社会评价密切相连。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必须限定选项模块所占课总量的比例。目前从实践中总结，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在课时安排上必须要注意在充分完成专业教育学时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在中职的学习学生每周至少二节体育课。在校阶段必须要安排学生们两学年的体育课以保障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来完成职业劳动。专业培养需求不能以牺牲学生体质下降为代价，学生体质健康与否是生产力培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体质决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职体育的教学改革必须为提高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结合各校特点结合各个专业的职业属性合理规划校内体育课教学大纲，合理地修订体育课程教材的选修内容和必修内容的比例。加大关系着职业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项目的教学，加强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的储备。在测验评价体系中加大相关项目的测试概率。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用更多样、多种形式的学生社团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充分能够享受到体育活动带给他们的欢乐。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形式、丰富合作内容，灵活合作机制。尽快组织编订结合职业属性特点的职业院校体育教材。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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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扩招；社会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向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教育事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1】在这一进程中，为了普及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我国逐步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扩大了高中阶段教育的覆盖范围。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也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的现状研究
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把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作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任务，并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2】从此，我国高等院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表1集中反映了我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的步伐。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108.4万人，到2010年达到661.8万人，增长率达511%，在校人数从341.0万人增长到2231.8万人，增长率达554%。1998年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7.3万人，到2010年达到53.8万人，增长率达637%，在校人数从19.9万人增长到153.8万人，增长率达673%。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到2010年达到26.5%，增长率为170%。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又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为：在校总人数从2009年的2979万人到2015年达到3350万人，到2020年达到3550万人。研究生在校人数到2015年达到170万人，2020年达到200万人。毛入学率到2015年达到36.0%，到2010年达到40.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事业普及化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不断上升，社会人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对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就业压力现状背后的人才结构因素
就业压力是反映劳动力就业难易程度的一个社会指标。对于确定的人才市场而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影响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力供应大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困难，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大；当劳动力供应小于市场需求的时候，就业较为容易，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较小。而一国的就业问题是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领域的问题，确切地讲，主要是由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
通常而言，社会对劳动力人才的需求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状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对初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中级人才，对中级人才的需求数量高于高级人才。如果人才结构不合理，那么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均衡现象，即部分人难以就业，而部分人极为抢手。在一般的比较分析中，接受不同级别教育的人的数量大致可以代表各级人才的数量，即教育人才结构大致可以代表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因此，教育人才结构必须和社会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教育结构必须和社会产业结构相搭配，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繁荣的进程相适应。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实施扩招政策。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人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高级人才规模扩大，初级人才规模不断收缩，造成了结构性的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部分制造企业“招工难”和中低层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有34万人，2003年达到52万人，2006年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4万人，到2011年又增至144万人。【3】如果算上为了争取更好就业机会而被迫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一趋势将更加严峻地反应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然而，与此同时，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专、高职、技术类院校的学生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超过了90%。【4】
结构性就业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上，还从当前普遍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上得到了佐证。很多原本仅需要中等劳动者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这既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尽管中职劳动者就业受到企业人才高消费的影响，被大学生抢占了部分工作岗位，但目前其就业形势仍大大强于大学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严重性。而这种人才结构失衡是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快于社会产业结构调整进度所造成的。
三、高校扩招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宏观影响和长远分析
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科学技能的学校，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扩招使更多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学生而言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既圆了他们的大学梦想，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6】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高校扩招带来的更多的是推动劳动力流动方向在横向和纵向上发生改变，一方面改变人才市场结构，另一方面缩短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改变对社会就业压力的阶段性影响构成了转嫁社会就业压力的模型，对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高校扩招与转嫁社会就业压力
自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的出生率逐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水平。所以，撇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年龄人口计算，每年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也应该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低增长的状态，从而维护了人才市场劳动力供应的基本稳定，如果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基本不变的话，也就形成持续的、稳定的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促使劳动力在纵向上发生分流的现象，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部分则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文化素养，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然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里视为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实质上起到了延缓一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作用。而某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为该年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的总和。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高校扩招的进程和规模的差异，就构成了社会就业压力变化的内在原因。
当高等教育以大体相同的招生人数稳步发展，或者高校扩招以相同的人数持续增长的时候，一些年前进入高等院校的人数投入劳动力市场，正好基本上弥补今年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缺口，因此，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维持基本稳定，对社会就业压力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从施行高校扩招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过程，将会打破这种稳定状态。
图表来源：在社会人才流动仅限于升学和投入就业市场两个方向，并且各高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即某年的高校招生人数等于四年后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假设下，笔者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劳动力纵向流动情况绘制。
高校扩招促使劳动力流动方向在纵向上发生改变。从图1 中可以看出，在阶段一，也就是高校扩招之初，由于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增加，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减少，而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基本维持稳定，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随之大幅度降低，劳动力市场供应减少，就业压力降低。在阶段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减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较慢，而由于前一阶段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速较快，本阶段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增加，每年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劳动力市场供应增加，就业压力加大。所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LM曲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模式。由于社会对就业压力降低的适应很快，而在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的时候很难适应，就放大了高校扩招在转嫁社会就业压力下所带来的压力水平。
（二）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意义
高校扩招圆了广大学子的大学梦，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使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进而使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社会主要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缩短，劳动力的实际供应减少，社会就业压力减小。
以一名普通学子（劳动力）为例，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大约十五六岁，如果不继续深造，通过两三年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或者直接投入就业市场，其工作年限有四十余年；如果继续深造，通过三年高中阶段的学习，四年大学阶段的学习，甚至还有三到六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年近三十岁，其工作年限就缩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实则是劳动力实际供应的减少，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上面说明了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实际劳动力的减少，而社会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则可以从图1中得到说明。图1中，CA曲线表示无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数，大体为水平走向，有缓慢的增长，LM曲线表示高校扩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位于CA曲线的下方，走向是先降后增，在两端都靠近CA曲线，可以达到但不会超过CA曲线的高度。CA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无高校扩招情况下的劳动力实际供应，LM曲线与坐标轴构成的区域表示了高校扩招下劳动力的实际供应，而CA曲线和LM曲线之前的面积就是高校扩招下社会劳动力实际供应减少的部分。
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使得工作年限大大缩短。据教育部统计，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8年左右增长到2009年的9.5年。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我国教育事业普及化发展的目标定为：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这反映了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劳动力，实现自动化的过程，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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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麦可思研究院.2011大学生就业报告暨2011年就业蓝皮书[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一、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也进行过一定的法律教育，但是由于在大学以前阶段，学生一般都是未成年人，因此学校法律教育的内容一般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交通安全法、宪法、刑法和民法的相关内容，基本不涉及劳动法的任何内容，所以大学生在大学以前阶段的劳动法制意识是一个空白。虽然大学阶段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但对于劳动法的内容只在教材的第六章（职业道德与法律）中用很少的篇幅谈及了劳动法的原则、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和处理劳动纠纷的途径。就教材而言，涉及的内容很少，而且只是介绍了劳动法一些基本原则，只论述了很少的表面内容，学生很难系统了解劳动法的基本内容。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2010年做了修订，但没有增加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内容，因此还是很难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达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劳动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大学生以前的法制教育和大学期间的法制教育，都缺失劳动法制教育。现实中很多大学生缺乏劳动法律的知识，主要表现为学生知道有劳动法，但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内容知道的很少，如签订劳动合同注意的问题，在合同履行中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劳动争议发生后如何处理等等问题，根本一无所知，表现了劳动法律意识的缺乏。在法律实践中涉及大学新毕业学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主要表现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很多条款对自己不利，而毕业生根本没有通过补充条款加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知道如何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仲裁请求；对劳动仲裁程序几乎一无所知，造成了自己的劳动权益不能得到仲裁的支持。从大学生劳动法制意识现状、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大学毕业生的劳动维权水平来看，各类高校都应开展劳动法律教育，这样可以保证大学生毕业后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也可以使大学生在兼职时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开展
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关键是如何开展的问题，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主要内容
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其主要内容应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二）、（三）为主要内容，重点是《劳动合同法》基本内容，因为《劳动合同法》基本包括了劳动法的内容，且是最新颁布的劳动法律，其实用性和针对性较强，更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是为了学生毕业以后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二）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具体内容
1.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主要介绍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是如何规定的，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约束力的要求，使学生明确哪些情形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哪些情形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使学生知道提供劳动在什么时候学会用劳动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说明学生兼职权益受到伤害时如何保护自己权益的问题，要向学生介绍雇佣合同、承揽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区别，介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的注意事项和个人权益保护问题。
2.劳动合同订立的基本规定。在这一部分中，要详细介绍设计劳动合同订立的所有内容，使学生知道如何签订劳动合同，避免以后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主要包括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劳动关系双方的知情权、不得收取抵押金及扣押证件、劳动合同订立的形式、劳动合同的期限类型、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及约定内容、关于试用期、劳动合同的无效与撤消问题。这一部分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结合具体法律规定进行讲述，对其中重要的问题要辅助案例加以分析，以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以后能够在订立劳动合同时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为以后发生劳动争议埋下隐患。
3.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在劳动合同履行与变更内容中，主要介绍用人单位全面合法履行劳动合同、加班工资支付、非法强迫劳动、同工同酬以及劳动合同的变更等问题。在这一部分要重点强调加班工资的支付问题，关于加班证据的保留应作为重点强调的内容，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三）的要求，对于劳动者要求支付加班工资的要求，应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再有同工同酬在实际劳动争议纠纷中如何解决的问题等。
4.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劳动合同解除后涉及到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受迫性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非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以及用人单位解除合同的告知义务、合同终止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情形和经济补偿等问题。在这一部分中要重点强调关于经济补偿的问题，特别强调劳动者受迫性解除劳动合同也必须向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和劳动者非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避免劳动权益受到损害。
5.劳动争议的处理。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属于劳动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部分同劳动合同的订立一样重要，在该部分中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向学生讲明如何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技巧，同时要强调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问题，避免因为劳动争议超过仲裁时效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还要向学生介绍仲裁过程中如何主张权利和举证质证问题。
（三）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安排
对于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对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针对教材的不足，任课教师可以拓展劳动法律知识的讲解来提高学生的劳动法律意识，但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该课程中不可能深入讲解。第二，是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通过各种形式对学生开展劳动法律教育，因为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就要开始社会实践和实习活动，已经开始为就业做准备了，所以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对学生开展劳动法律教育具有针对性，学生也急需劳动法律的知识。
（四）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方法
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不同于其他的人文教育，应有针对性采用多种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专题讲座法。就是针对劳动法律知识的某一方面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座，以便加深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理解，使学生能对劳动法律知识有结构性的理解。对于劳动法律知识可以分解为多个专题进行，这样使学生对劳动法律有系统结构性的理解和掌握。
2.法条释义法。就是对劳动法律中的具体法条进行分析讲解，因为一般大学生都是非法律专业的学生，不可能对劳动法律中的法条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有的劳动法条也确实存在着难以理解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劳动法律中的复杂容易引起歧义的法条加以讲解和分析，使学生深刻理解法条的意义，并学会在以后的实际生活中运用法条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3.案例分析法。就是通过案例的分析加深学生对劳动法律知识的理解，同时通过案例也使学生能够得到启示，懂得在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劳动争议如何处理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和本人在履行劳动合同时应注意的问题。案例分析法还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劳动法律知识的兴趣，提高学习劳动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4.热点问题讨论法。就是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普遍性和疑难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我国劳动立法的时间还很短，劳动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热点问题和疑难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加深学生对劳动法律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劳动法律意识。
三、完善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建议
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应作为法制教育的一部分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去，并作为教育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加以贯彻落实，部分院校目前已开展了一些劳动法律教育，但还不完善。在如何完善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引起重视。
第一，在未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材的修改时应增加劳动法的内容并作为一项基本法律置于教材的第八章。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就了解了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为以后深入学习劳动法的知识打下基础。同时由于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兼职现象，通过劳动法律知识的学习，也可以使学生学会保护自己在兼职时的合法劳动权益。
第二，各类高等学校充分重视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如前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是必要的，因此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应看到对大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教育的重要性，将劳动法律教育纳入到学生法制教育中去，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以保障大学生劳动法律教育的顺利开展。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地位的流动，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可以是收入、政治权力、职业声望和教育程度等，其中，收入和职业类型最能体现社会地位，因此是衡量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指标。在现代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的获得与教育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有着直接效应，且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1]还有调查显示，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受教育程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2]高等教育对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人力资本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解释，相应地产生了三种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相关。而现代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受教育层次越高，教育质量越好，个人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多，收入水平就越高。这是因为教育不仅能够增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创造更大的劳动贡献和经济价值，从而使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工资；而且教育能够增强劳动者的配置能力，即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这一能力有助于劳动者将包括劳动、资金等在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配置或最优配置，显然，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样能产生丰厚的经济回报。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相比，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存量更多，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更强，创造的劳动价值更高，各种资源的市场配置更合理高效，因此，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可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使其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筛选假设理论认为，雇主（即企事业用人单位）在招聘求职者时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或不确定性，雇主并不清楚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此招聘是一种不确定的投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雇主需要借助一定信号或标识对求职者的能力进行衡量，以准确识别、“筛选”出最合适的求职者，而教育是一种帮助雇主有效鉴定求职者能力的重要信号。原因在于，一方面个人能力与其教育成本成反比，在教育成本一定的情况下，能力较高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较低者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内的各级升学考试本身就是对能力的一种检测，只有能力较高者才能通过各种升学考试，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因此，受教育程度是一种有效反映能力的信号，进而成为雇主鉴定求职者能力、筛选求职者的依据。由于筛选假设理论非常强调教育文凭对于求职的重要性，所以也被称作“文凭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其高等教育文凭是反映他们较高能力的有效信号，在众多求职者中优先被雇主招聘录用，更易成功就业。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在竞争较高工作职位或高收入就业机会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作为显示能力的信号，同样有利于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雇主“筛选”聘用，从而跻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可见，从筛选假设理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功能的作用机制在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较高能力的信号，使受高等教育者（大学毕业生）更易被雇主“筛选”、雇用，顺利就业以及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职位，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而是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构成，这一市场上的工作具有就业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工资高等特征；与之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小企业、个体户构成，这一市场中的工作具有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环境差、工资低等特征。显然，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地位明显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两种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者在这两者之间缺乏流动性。而教育程度是决定个人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一般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因此需要学历较高的劳动者；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对技能要求较低，劳动者只需要接受较低水平的教育即可胜任，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往往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相对于未受高等教育者而言，受高等教育者（大学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更有可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这一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侧重于高等教育对劳动者在“工作选择”（即“工作起点”）阶段的收入和职业类型的影响，而人力资本侧重于高等教育对劳动者“工作过程”阶段的收入和职位的影响，都认为高等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因此三种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为什么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日趋弱化？这表明，高等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作用机制并不是无条件的，而要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换言之，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他因素或条件，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对于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只有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平等分配，才能保障社会中下阶层（弱势阶层）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反之，如果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优势阶层）子女享有更高比例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中下阶层子女拥有较少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子女拥有更高比例的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进入重点高校或热门专业学习，而社会低层子女拥有的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比例偏低。这意味着，与社会中上阶层相比，社会中下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尤其是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更低，从筛选假设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看，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处于劣势，更可能被雇主淘汰，或者更可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而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难以获得高收入的工作和职位；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因此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较低，工作以后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较低。总之，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将导致社会中低阶层丧失高等教育这个促进其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或“武器”，以至于继续“滞留”于中低阶层，换言之即导致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在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等现象，且呈现扩大趋势。有学者对全国50所高校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划分的十大社会阶层为分类准则，“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高等教育阶层辈出率分别为3.83、2.57、5.81、2.62，约为平均数1的2-6倍，①其在部属重点高校中的辈出率为2.71-5.34，约为平均数1的3-5倍；而“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四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0.50、0.78、0.62、0.11，低于平均数1，且在部属重点高校中的辈出率为0.30-0.71，也低于平均数。[3]还有学者利用1991年、2001年和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入户数据，比较研究19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高校扩招以后，家庭阶层背景与子女所接受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强了，弱势阶层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更加困难了。对职业阶层(国家管理者和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进行同样的研究，结果类似。[4]由此可见，扩招以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还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这样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阶层子女中都存在不均等的现象，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显著少于社会中上阶层子女，尤其相对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弱势阶层拥有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更少。总之，由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性是影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重要因素，而我国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日益严重，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型，而收入和职业只有在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以后才能获得，因此，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实现涉及到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两方面。换言之，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大学毕业生（受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作为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者收入将减少；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则劳动者收入将增加。同理，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如果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其收入水平将增加，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反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将降低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学毕业生（一般是指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意味着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大学毕业生要么沦为失业者，要么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委屈就业”，从事对教育和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典型的“教育过度”现象或“高能低就”现象）或者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典型的“教育不匹配”现象），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闲置浪费。这表明，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显著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供不应求将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相反，供过于求对于许多中低阶层大学毕业生而言，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仍然没有改变命运，难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换言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将削弱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可见，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对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产生重要影响。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相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在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一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数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但是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长比较缓慢，[5]导致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日益从“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变，直接体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数据显示，1996-2010年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从83.9万增加到630万，就业率从93.7%下降到72.2%，未就业人数却从5.3万增加到175.1万（见表1）。我国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日益朝着不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方向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和相对收入也逐年下降。表2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大学毕业生月起薪与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例从1.73下降为0.71，大学毕业生相对收入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低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这表明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在提高大学毕业生收入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总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3.大学毕业生就业不公平与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合理的社会流动要求社会流动符合自致性原则，自致性原则意味着影响社会流动的决定因素应当是个人通过自己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素质、知识、技能、成就等，应当排除或缩小个人的社会先赋条件（如出身门第、家庭关系、继承的财富等）对流动的影响。[6]可见，符合自致性原则的社会流动，非常强调人力资本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利于激励社会底层子女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自致性原则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大学生就业公平。大学生就业公平是指大学生就业竞争规则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正，表现为在没有任何外力影响和干扰、没有任何偏见的前提下，大学生以个体能力素质的高低进行的就业竞争。[7]可见，大学生就业公平突出了人力资本对就业竞争过程和结果的重要作用，这符合合理社会流动所要求的自致性原则，也有利于社会底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来实现向上流动。换言之，大学生就业公平有利于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反之，大学生就业不公平，是指种种非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不公平的用人制度等）对于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弱化了高等教育在大学生求职竞争中的筛选功能，并且往往不利于社会底层大学生，使得人力资本在社会底层大学生就业竞争中“失灵”，导致低层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更有可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更少、就业收入和职业层次更低。换言之，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变得渺茫，可见，大学生就业不公平严重削弱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其主要表现是：首先，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日益增强，尤其是对于获得质量较高的国有部门的就业机会而言，大学生仅凭个人的人力资本并不能实现，必须匹配相应的社会资本的力量，社会资本对于人力资本具有互补关系，[8]其本质是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排挤和替代，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拼爹现象”就是一种生动写照。其次，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就业招聘的规则和程序不公平。许多招聘单位（尤其是国有部门、垄断部门）设置各种不合理规则和门槛，招聘程序不规范、透明，类似“招行门”招聘事件等“内部招聘”、“萝卜招聘”导致社会上“垄二代”“、官二代”现象层出不穷，潜规则盛行，严重地悖逆了就业机会公平原则。[9]最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壁垒、经济壁垒和文化壁垒等阶层壁垒，[10]限制了低阶层大学生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就业不公平。显然，与优势阶层大学生相比，弱势阶层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等方面处于劣势，导致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较低。例如，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大学毕业生中，来自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落实率高于平均水平，而弱势阶层家庭者则低于平均水平。且大学毕业生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其起薪呈现越高的状态，其中来自行政管理人员家庭者的起薪比来自农民家庭者高400多元。[11]社会资本等非人力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受就业竞争形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12]这意味着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力就更强。换言之，大学生就业的不公平程度就更严重。显然，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学生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社会中低阶层大学毕业生来说，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就业不公平。因此，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变得更加艰难，换言之，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将日趋弱化。总之，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性是影响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重要因素，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这也是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
三、消除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弱化现象的对策
第一，积极推进教育公平，保证社会中低阶层子女享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此，一方面应提高基础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配置的均衡程度，在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在经费、师资和设备等配置政策的制定上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使社会中低阶层子女也能享受到公平的基础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环节实现阶层公平，在高考内容设置上，避免“城市化倾向”，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与阶层学生所接触知识的差异性。在高考招生的名额分配上，对社会中低阶层子女给予照顾，如开辟绿色通道、降分录取等，以保证更多优秀的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的成本控制上，通过严格的成本核算、科学合理的收费比例设计和教育收费听证等手段来制定合理的学费标准。同时，在高校资助体系建设上，加大对社会中低阶层子女教育成本的补偿力度，以减小过高的教育成本对其入学机会的制约作用。
第二，坚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高。首先，应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统计和预测，从宏观上对大学毕业生供求的情况和趋势进行把握。其次，高校应在保持高等教育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依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对专业结构和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要配备优质的师资力量，设计更加科学的培养体系，营造良好治学氛围，着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使质量提升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实际需求，适应社会的长远发展。最后，应在国家、地区和高校三个层面建立大学生就业的专业预警机制，对各专业的失业率和失业量进行监测和预警，以及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高校专业的设置，调控各专业供应量，减少因专业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关键词]广西；劳动力；模式；项目培训
一、2001～2005年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近年来，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如表1所示，2001至2005年间，广西外出务工人数从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7％增加到25.2％，年均增长2.50％。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比上年新增人数从2001年的7.2万人，到2005年新增85.8万人，增长11.9倍。2005年广西转移农村劳动力达756.84万人。但是，与全国相比，2005年广西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较全国低12.2个百分点，农村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较全国高近11个百分点，农业就业比重高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2005年广西城乡收入差距3.72倍，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这都说明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仍然非常大。来，广西外出务工人员性别结构、文化程度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和提升。从转移者的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逐年上升。2005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人员占72.2％，比2003年提升4个百分点。在这部分人中，接受过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占26.7％，说明了教育与培训因素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因素人手，分析广西教育与培训的现状，并提出具体的模式。
二、当前广西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模式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是指出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民的要求，为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及其知识技能水平而开展各种职业技能训练活动的方式组合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广西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散见于“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农业远程培训工程”和“百万中专生计划”中。“绿色证书工程”主要是按农业生产岗位规范要求对广大农民开展培训，培养骨干农民的一项基本科技培训制度。“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是由农业部、财政部和团中央共同组织实施，以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为目的，以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培训制度。“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由农业部等六部委2004年起共同组织实施的，旨在提高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素质和技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引导性和示范性培训的制度。“农业远程培训工程”是一种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快捷有效地向广大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迅速传播农业科技成果的做法。“百万中专生计划”是农业部从2006起开始组织实施的，依托农广校、农业中专学校等机构，以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为重点，用lO年时间为农村培养100万名具有中专学历的从事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活动的实用型人才计划。
目前广西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主要有：从培训主体角度看，有院校培训模式、行业培训模式、民间培训模式、用工单位集中培训模式、师徒制培训模式、远程教育培训模式等；从培训对象角度看，有岗位培训模式、就业引导培训模式、创业培训模式、晋级履职培训模式；从培训内容角度看，有订单培训模式、即学即用培训模式、课程中心培训模式、特色技能培训模式、热点项目培训模式等；从培训手段角度看，有课堂教授培训模式、程序化教授培训模式、案例分析培训模式、网络培训模式、现场培训模式、参观访问培训模式等；从培训管理角度看，有学分驱动培训模式、自学考试培训模式等。模式分类较多，都突出了短期性、分散性的特点，整体效率不是很突出。
三、当前广西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广西农业教育发展主要存在教育培养目标主体错位，教育内容、方式脱离实际，初等农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薄弱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具体如下：
(一)教育培养目标主体错位
农业教育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民和农民家庭、农业干部和中央农业服务人员三类。但是，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因此农业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和农民家庭。国外许多国家，如荷兰、日本就非常注重对农民和农民家庭的教育。然而长期以来，广西农业教育培养的大多是国家农业技术管理干部，他们较多关注的是与政府目标相关的部分，对农村发展的关心程度不高，这与国家农业教育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二)教育内容、方式脱离实际
在教育内容上，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农户小规模经营，专业化水平较低，兼业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广西许多农业教育单位只顾模仿发达国家设置专业，教育中过分专业化，设计的课程很难适应农户小规模经营的需要，导致农业教育与农村现实需要错位严重。在教学方式上，农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与农业实践的紧密结合性。农业教育应该在教授学生农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十分强调实践教学。但是广西多数农业教育机构和教学单位主要以传统课堂灌输的教学方式实施教育，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调动不够，同时也缺乏实践教育，导致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很差。
(三)初等农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薄弱
建国以来，我国始终把为高等教育培养生源作为中小学办学方向，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和教师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农村普通教育与城市普通教育实施相同的模式。由于学制和教学大纲限制，我国农村学校进行的农村学生在校期间基本没有学习过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在广西，这一点更加突出，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农村学校的升学率非常低，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回乡务农。因此，农村中就出现大量“科盲”。同时，农村成人教育非常薄弱，大部分县份的农民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活动。据统计，全区近2／3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15％左右。而且还存在培训面太窄、内容陈旧、培训方式落后等问题。薄弱的初等农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导致广西农村人力资源科技素质低的重要原因。
(四)农业职业技能鉴定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
一是技能鉴定总量相对较少。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急需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向比较效益高的农业各产业领域深度转移。但是，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总量较少，远不能满足农民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需求。二是技能鉴定发展不平衡。从农业不同行业看，种植业、畜牧兽医、农机、饲料、渔业、农垦、农村能源、农广校、乡镇企业等9个行业(系统)，由于开展工作时间先后不一和各行业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技能鉴定工作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三是技能鉴定机构布局不合理。从农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的分布来看，不仅数量少，覆盖面窄，而且相对封闭，尚未形成针对农民的服务网络。
此外，广西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障碍性因素，如社会对农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农业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农业教育现代化投入不足、社会对农业教育缺乏规范的法制化调节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广西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广西农业教育后续发展过程中，可以这些因素为突破口，寻求加快农业教育发展的可行之道。以充分发挥农业教育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推动作用。三、广西劳动力教育培训具体策略
(一)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
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系数达0.89(国家统计局，2004)，农民工参加半年以上培训的通常要比只参加一个月内培训的工资高200元左右。由此可见，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非常关键。广西各级政府要把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把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紧紧围绕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就业为目标，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一要健全培训机制。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农民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建立政府组织、农业部门主导、农科教结合、社会广泛参与、资源合理配置、开放型、多元化、可持续、扩散型的农民教育培训网络体系。通过项目带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等手段，发挥县乡党校、农广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建立区、市、县、乡四级培训网络，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搞好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及岗位定向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工作与用人单位的要求结合起来，运用长、中、短期各种方式，大力开展委托培训、定向培训，促进劳动力供求衔接。二要加大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力度。加大财政预算的支持力度，扩大培训规模，拓展培训内容和培训范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设置优势互补的培训模式
优势互补的培训模式是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和企业用人需求的优势，把各方面的优质资源整合在一起，根据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岗位、工种的人才需求，进行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一种模式。如广西的职业学校与广东省的各类企业实行联合培训，每年向广东省的企业输出6万多人。这种培训模式一方面在同一区域内优势互补，即农村与城市优势互补，农村出现人多地少，存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城市由于企业的集中形成聚集效应，不断辐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企业用人的岗位需求增多，可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区域优势互补，即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部和发达地区具有企业优势，而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双向结合，使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的发展动态，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培训，满足个人发展需要。从总体上既可以推动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增加他们的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可以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大力发展项目培训模式
项目培训模式是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要求，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就业习惯等因素确定培训项目，以项目为依托，进行理论实践培训的一种模式。如河北省行唐县成为闻名的蘑菇种植基地，就是利用蘑菇种植项目和项目能人李文为培训师。对全村劳动力进行蘑菇种植技术培训，使他们掌握蘑菇种植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产品远销广东，带动全村农民致富。
(四)完善政府、企业、个人分担职业教育培训成本的保障机制
教育和培训既有益于个人，也有益于企业和社会。它可以使个人具备就业能力，并帮助他们获得体面的劳动和避免贫穷及边缘化；企业和社会通过其在人力资源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培训的责任应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分担。但是，政府“必须始终承担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初期培训的主要责任”，并分担向面临社会排斥或歧视风险的群体投资的最大部分责任。而投资于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以工作场所为主的终身学习和培训，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和企业竞争力，属于个人和企业的共同责任领域，企业和个人是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受益方，因而被要求在学习和培训计划的投资方面承担更大的份额。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不健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企业人力资本意识淡薄和在使培训投资回报内部化方面存在困难，投资培训的积极性不足；个人因培训开支和风险规避心理，参与培训的意愿也比较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政府将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负起更大的责任，同时制定适当可行的政策和鼓励办法以保证企业和个人开展必要的培训。
(五)远程教育培训模式
远程教育培训主要是指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中心开展的农民职业教育。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1980年创建，覆盖全国农村的农民职业教育学校，也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远程教育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由全国15个部委联合办学，农业部主管。形成中央、省、地、县、乡五级办学体系。现设有种植、养殖、农业经济管理、农业工程等多种门类46个专业。教学内容涉及生产、生活的技能培训，涵盖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各个领域。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台每周演播22个小时，为基层县装备了地面卫星接收站，配有文字教材、音像教学带、实用技术VCD光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