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利用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个人、团体以及群体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表现形式、实践形式、知识体系、技能表现等等，以及具体的工具、工艺、文化场所等等。非物质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殊气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合理地开发与利用，对弘扬中华文化，探索文明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减少的原因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源于我国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丰富多样。但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在不断地减少，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众多的表现形式，其中很多都是依靠文物、工艺品或者档案的形式存在。在时间流逝过程中，自然灾害、战乱等都会对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造成破坏。手工工艺品以及文物在保存方面难度很大，工艺品或文物的破坏都会导致其承载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丢失。档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载体之一，简牍、金石、丝帛等都容易损坏，不能够长期保存，尽管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新型档案载体，但是载体的不容易替换性以及新型载体有待考证等，都给其替代传统载体造成很大的制约。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依靠开班授徒以及口口相传传承下来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这种口口相传的文化更多地当成是一种故事，采用漠视的态度对待，这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慢慢流失。另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继承与发扬，大部分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愿意一辈子钻研文化，受不了某些苦，一些技术很少有人愿意学，而会这些技术的老人随着时间而慢慢老去，导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流逝严重。很多传统技艺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出现断层现象。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主要阵地为农村地区，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少农民开始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渐渐地将原有的风俗习惯等遗忘，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这些传统的风俗、技艺等都被新生的事物所替代。例如云南大理白族的扎染技艺，也称为疙瘩花、疙瘩花布，是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往，这种布料在当地随处可见，但是到现在，现代化的服饰逐渐替代了这些传统工艺制作的布料，在当地会这些技艺的也屈指可数。尽管很多少数民族技艺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也处于即将消散的边缘。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与保护的对策
基于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原因的分析，我们应该感到一种紧迫感，还需要加强对这些文化瑰宝的保护，使之保存更长的时间。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原则
第一，原真性原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注意非物质文化形式、内容等的真实性；第二，多样性原则。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云南地区就聚集了十几个少数民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还应该尊重各个民族之间的风俗文化，同时也需要重视对文化变异演变出来的各种亚文化的保护；第三，发展性原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需要结合时代的特色，注入时代的精神等，让非物质文化焕发出时代的光芒。第四，以人文本的原则。很多传统文化与技艺都是依靠民间艺人代代相传或口口相传传承下来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需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需要认识到民众才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才是文化遗产的主人。第六，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地加以利用，是世界上主要文化遗产国的共识，在加强保护的同时，还需要重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考价值，发挥其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等重要的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第一，对于已经收录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字、物品、影音资料等等，无论其载体何为，都需要进行严格的保护。尤其是对于各种形式的档案，作为档案管理人员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采取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在各级博物馆中一般都设立了特藏室或档案馆，需要将珍贵的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或媒介收藏到特藏室或档案馆中，加强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期检查，采用高科技的保护手段，包括除湿、防潮、防碳化等技术。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某一个机构享有的，是大家的，是社会的，还需要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护等。国家相关机构、单位等，为了提升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关注，可以采取征集作品、比赛等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另外，对于一些技艺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该鼓励那些具有这方面兴趣的朋友去学习各种传统工艺，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第三，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是其让更多的人关心与了解。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个媒介，提高宣传的广度、深度等，同时宣传的方式也需要更加的多元化。博物馆是城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的场所，可以定期地开展免费集中展览等活动，或者利用听报告等方式，向青少年介绍与宣传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博物馆、档案馆等爱国主义基地的作用，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出贡献。第四，应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做详细分类调查，盘清家底。由于民族众多，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和品种因民族、地区的不同，有相对的独立性，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传承和延续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遗产保护时，要根据遗产的不同种类进行清理，盘出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的家底，然后造册登记并借助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用不同的措施和手段实施分类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减少，并面临消亡的紧急关头，还需要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科学地对这些文化遗产加以开发与利用，更好的服务社会。具体来说：第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开发当地旅游、宣传教育的重要工具。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范围广，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交替，这些文化瑰宝流失十分严重，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宣传与展览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含了我国民族的文化、礼仪、风俗、精神等，可以让国家的民众以及国外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很多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中，能够给人们一种神秘感，在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借助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第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现代生活与生产。在市场中各种艺术工艺品都表现出人民辛勤的劳动与智慧，是我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结晶。科学地利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中的智慧、理念等运用到现代化的生活工作中，更好的服务社会。
四、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国精神文化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时间、人为破坏、时展等因素，导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的消逝。因此，必须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宣传等手段，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同时，还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科学的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使其服务社会，在传承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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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活态文化遗产，既见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艺术性和创造性。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门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造就了其具有旅游品牌、艺术、审美、体验价值，为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潜力，适度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已成为其保护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
承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良环境，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聚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作为承德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截止2017年4月，承德市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34项，分布广发，门类齐全，资源丰厚，逐渐营造出了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应旅游资源开发的氛围，日益成为承德经济发展的强进动力之一。
一、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承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客源，2016年共接待入境游客3000余万人。目前，承德独具民族特色和多样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源泉，呈现如下特点：
1.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承德的各区县均有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更好保护与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承德市政府、文化局到各区县文化馆、博物馆等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管理规范，增加了经费投入，并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申报、保护等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2.已产出了较高旅游价值。在表演艺术类（如：承德避暑山庄皮影演出团、热河二人转、二贵摔跤、清音会等）、民间美术类（滕氏布糊画、丰宁满族剪纸等）、传统工艺类（山庄老酒传统酿造工艺、一百家子拨御面、平泉羊汤烧饼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形成了较好的产业规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开发积极性逐年提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承德定位为“生态涵养功能区”、“国家绿色发展试验区”、“国际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助推了承德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各级政府、企业及非遗传承人都希望借助旅游市场平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广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提高了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4.开发主体多元化。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形式具有多样性特点，但主要有三大类：企业运作（如：山庄老酒集团、承德颈复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介入（丰宁满族吵子会、清音会等）和个体小作坊（杨茂昌根雕艺术、何清华剪纸等）等。
5.产出经济效益参差不齐。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因其发展历史、管理方式、开发模式、市场定位等存在较大差异性，产出的经济效益参差不齐。多数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产出的经济效益较低或几乎没有，只有少数精品的民间美术类（滕氏布糊画、丰宁满族剪纸等）和传统技艺类（山庄老酒传统酿造工艺、平泉羊汤烧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获得了良好的旅游经济效益。
二、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存在问题
1.缺乏整体布局，资源开发较分散。目前承德市旅游管理部门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相对集中、便于管理、较快产出经济效益的避暑山庄、外八庙、乡村旅游等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和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系统整体规划和布局，资源开发较分散，基本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县区镇村等部门自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展演等活动，人力、物力、财力及外宣工作投入不足，忽视了旅游市场结构分析和可行性论证，难以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合作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多源性和多样性特征，门类齐全，涉及文化、工业、艺术等众多行业领域。〔1〕承德市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单位之间及资源开发企业期间缺乏联合和沟通机制，各自为政，未形成有效合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资源开发企业、传承人、大众等利益主体关系不够和谐，信息资源共享力度不够，资源开发受阻，较难实现保护与开发的有效结合。
3.地方性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目前，承德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地方性管理体系，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管理规范依然空白，没有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建立起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体系以保护承德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在传承人法律地位、资金投人、保护性旅游开发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限制了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4.旅游资源开发特色不够突出，缺乏竞争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成旅游产品，需要灵活的商品市场化运作，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同时进行“商业包装”，树品牌，造精品。〔2〕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没有从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上进行深入内涵挖掘，旅游产品品种单一且档次偏低，庸俗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缺乏特色和创新，市场竞争力偏弱，效益普遍较低。同时，相关部门及媒体的宣传推介力度不够，导致市民对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开发的旅游产品知名度较低。
5.部分传承人生存状况堪忧，资金投入不足。调查发现，85%以上的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仍生活在乡镇甚至偏远山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传承人数不足20%，多数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生活压力较大，加之部分传承人存在的文化自卑心理及观念，导致部分传承人生存状况堪忧，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渐消失殆尽。同时，由于在产品开发、创新推广、宣传管理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足，导致许多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无法转化成旅游产品，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数量仅在15%左右。
三、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1.坚持“系统规划、统筹兼顾、整体开发”的科学发展理念。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涉及行业和领域广，难度大，建议由承德市旅游局、文化局、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f调编制《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专项规划》，在充分调研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明确制定原则、目标、措施方法、重点项目规划、具体职责和协调机制，统筹兼顾，全面科学指导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将承德非物质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碎片化转变为整体性、标本化转变为活态性。
2.坚持“制度管理、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要做到制度先行，监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积极探索制度保护与政策保障相支撑、政府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政府投入与社会力量相补充、原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照应的科学、协调制度体系，制定《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管理暂行办法》，为开发企业设“红线”，要求合法合理开发。另一方面，要做到以人为本，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是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必须要保护好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传承人生活社会保障制度，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态有序传承；建立健全传承人和旅游资源开发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特别要保护好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旅游产品成果，激发旅游资源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服务社会，惠及大众。
3.坚持“打特色，创精品”的原则。特色游、精品游已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原则。推进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研究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民俗街、民俗村、民族镇建设等工作，树立典型，建设代表区城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体验区、聚集区和示范区，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化特色，推广生产性保护先进经验。针对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小、散、弱”的特点，通过文化创意、艺术包装、打造品牌、市场营销等方式，不断培育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产业群或产业带，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把双桥区、丰宁县、平泉县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丰富、项目数量多且旅游发展基础良好的区域作为开发试验区，重点建设成承德特色文化旅游的理想目的地。承德市旅游局和县区旅游、文化管理部门及企业联合设计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推出一批精品旅游商品、推介一批特色演艺场所、打造一批文化特色小吃等，从而打造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聚集区。〔3〕
4.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承德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第一，全面开展遗产普查工作，运用大数据、互联网、VR、软件开发、数字化等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分布及保存现状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根据类别进行体验项目、创意产品、文化演艺、展览展出、医药产品、饮食等项目开发。第二，增强群众、传承人、管理人员、旅游资源开发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氛围，创设环境，科学决策，自觉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一体化观念。第三，针对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现象，建议承德市政府必须强化管理，对于民俗类、节庆类等具有较深文化蕴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保护性开发策略，重视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留住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博弈；经济全球化
[作者]：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向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source Ga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V Junbiao，Xiang Li
Abstract: The anxiety of the extin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has promoted the trend of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its people,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e chasing of commercial profit, ha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volved into a large-scale and influential resources game movement. Facing the rupture and separation i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ord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an objective look at the resources gam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bilizing the social streng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sperity, is t the important path sel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Key words: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ga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代社会的高度泛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由此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规定保护的对象主要是自然遗产和固化了的文化遗产的话②，那么，2003年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更多地强调了保护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鉴于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的社会事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敦促各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并对享用这些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③
国际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固然有目共睹。然而。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潮以及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挟持，正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陷入到以往难以想象的种种困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种种“考虑”， 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在异化和瓦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初的想象，并使之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而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于是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诉求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实施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称为所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一些早期的研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一些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民族性、民间性则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特点。④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政府和个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态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束缚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更增进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民族民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当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一些在过去曾经被令行禁止的民间仪式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固然有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某些“规律”的影响，然而，就其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来看，这种复兴绝不仅仅是某些旧有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蕴含着许多“与时俱进”的、丰富的“时代内容”。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或许便是促进了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形成。⑤这种看起来令人迷恋的现代性（化），在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更为多样的选择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而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在一个被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认为已经失控了的社会当中执着于生活世界的“景观”的拼贴之时，其所遭遇的社会风险也随之增加。⑥于是，在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式的迷惘之中，如何确认“我是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却往往使人无所适从的社会事实，也就成为一些物质生活高度丰裕而精神世界却日见贫乏的人群所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如何在纷繁芜杂的景观社会当中，“正确”标识自我并提示他者正视自我的现实存在，从而实现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已然成为众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精英们所努力诉求的社会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存在，无疑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或可以聊以慰藉而又看似丰厚的社会资源。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日趋同质化的社会生活面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往往可以用各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观念表述，“证明”一个共同体的“与众不同”之处，从而使当事之人那种吊诡的身份情结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释解，以便于“回到”那种或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温馨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衷与执着，或可以看作是地方社会文化群体谋求其主体身份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之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一种被动性回应。
然而，要重新“植根”那些“已被根除之物”，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诉求，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与固化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排他性以及在另一时空的不可再生、难以复制的特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变异性（多样性）的特点，并因此而衍生出其传播、享用上的广泛性。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在流变之中，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排他性的主体构成，往往很难为当世之人所能明确断定。如此一来，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版权”问题而展开的文化主体之争，似乎也就在所难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场景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身份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对于文化身份的激烈争夺。从而，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践，在实现文化主体的身份建构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热切关注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此项事业的日益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并直接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无疑十分显著的。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共计1530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138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188项，民间舞蹈（传统舞蹈）140项，传统戏剧219项，曲艺139项，杂技与竞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82项，民间美术（传统美术）144项，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264项，传统医药33项，民俗183项。⑧而在此期间，入选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难计其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主要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倡导和支持之下始才得以“贯彻落实”的。而其所取得的诸多成绩，亦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为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事实上，不管源于何种目的或者动机，单纯依靠于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便是在最为理想的情状之下，往往也只能维持其缓慢而自在的存续状态。如果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的顺利开展，也很难想象我国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的极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才得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变得如此“深入人心”。而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亦由此而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一道靓丽景观。
相对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看起来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潮流，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是因此之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于是，为了适应这种“时展的需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尽可能多地“挖掘和保护”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做强做大”，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文化“软实力”大小、强弱的衡量标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难以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而若要“科学”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则需要借助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说明”。此等“国情”的现实存在，虽然为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发展事业上的政绩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此起彼伏的“挖掘和保护”运动，以及对于入选“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这种政绩焦虑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最为令人瞩目的景观，或许就是名目繁多的所谓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迅速“复兴”，以及如火如荼的申报入选各种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潮的不断涌现。作为一种自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浮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既是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形式，更传达了各族民众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存在价值的总体认知。因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现实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地方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唤起世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实在意义进行重新评估的迫切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社会呼声亦因此日渐强烈。在此等情状之下，以实际行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之诠释“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含义，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并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因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压力的陡然增加而衍生为种种难以消除的政绩焦虑。而作为消解这种政绩焦虑的重要方式，通过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大操大办所谓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并积极申报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以努力彰显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开始列入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得以大规模形成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评估政绩的重要指标向之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也因此得以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兴盛时期”。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资本的利润追逐
以鲜明的活态性作为其存在表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总是沉浸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大海之中，并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运作方式，建构了一个从主观的、个人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价值领域。而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差异、功能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则不仅造就了“价值”的客体以及主体之间具体的、特殊的生活联系，更开启了其他社会存在（物）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⑨这种开放性，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拓展了“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也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渗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大致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倡导“施予式保护”，即由政府投入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一是主张所谓的“开发式保护”，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其生存活力，以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⑩前者是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普遍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后者的保护模式，简言之即是非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其意图无非是想借助市场的力量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前一种保护模式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化主体“星星之火”式的自我表述，演变成为一种具有“燎原之势”的社会文化现象，固然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但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似乎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单纯依靠文化主体的“自觉”行为，或者地方政府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而采取的行政干预手段，似乎都难以保持这场运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商业资本的渗透及其之于利润的追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发展民俗旅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开发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使越来越多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人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经济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或许是史无前例的。而在这种理念所形塑的社会实践当中， GDP之类的数量指标俨然已经成为评判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杆。如此，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价值，往往就需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商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不仅迎合了这种时展的“需要”，同时还有力地证明了其之于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权衡当中，对于前者无疑会有着更多的期待，并在相当多的时候直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到竞争色彩更加浓厚的资源博弈场域之中，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偏离其最初的设想，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
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彰显出来的巨大推动力，似乎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一旦有了商业资本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可以水到渠成。这种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无意否定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更倾向于认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渗透，其最为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利润而不是其他东西。事实上，对于那些精于算计的经济资本经营者而言，他们追逐商业利润的热望，往往远甚于对所谓文化发展的渴求。由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由商业资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文化繁荣景象，其实只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远非它的本质使然。诚如布尔迪厄所说，对于经济资本而言，“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11，然而，无论如何，利润或许仍然是商业资本所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确需要倚赖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这当中除了文化主体的自觉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之外，还需要商业资本的积极推动。然而，商业资本的本性之所在，乃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无论商业资本拥有者的投资愿望如何迫切，我们都不应过高估计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诚意”。实际上，要求商业资本不计回报地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不切现实的期待。
四、 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我们必须把全球文化经济秩序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在这种复杂秩序中，人种、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越来越各行其道，以致于断裂与脱节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12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似乎已是有目共睹之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或可以认为是这种断裂性与脱节性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群体试图弥合经济与文化断裂与脱节的种种努力。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随着文化主体之于“身份”的诉求愈演愈烈，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不断加重，商业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日益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似乎已经陷入到一场多方力量全力角逐的资源博弈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之中”。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正在割裂经济与文化之间这种“天然”的依存关系。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一方面使世界经济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如通过所谓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另一方面也会以一种看似难以抗拒的力量不断侵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土壤。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既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利益群体提供了资源博弈的竞争平台，也由此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也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民间根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引导，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支持，但更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13然而，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的普通民众，在这场博弈当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以及商业资本的操控者，由于在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文化主体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权，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方向并决定某些实得利益的流向。这种悖论性的博弈格局的现实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实际上，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和发展资源的短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去主体化现象似有日趋明显之势，而其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14如何确保文化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身份”问题以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主体的主体地位，积极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并妥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导向问题，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资源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因之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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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 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14] 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15] 王文章、陈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载《求是杂志》2007年第17期。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桂教人[2010]65号）阶段性成果。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工艺”。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② 该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④ 王文章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主要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⑤ 在鲍曼的眼中，“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性”，指的是社会的“流动”与“解体”。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⑦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 相关数据根据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分类统计而得。
⑨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⑩ 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1页。
12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阿帕杜莱提出了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即：（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并且认为，这些景观流动的、不规律的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以及全球文化经济的断裂性与脱节性。参见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
【作者简介】李 群（1960—），白族，云南大学毕业，研究馆员，大理学院图书馆馆长。主编参编图书10种，发表图书情报论文50多篇。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及非遗管理利用。
1.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简介
云南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大理州又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州。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考古证明，远在4000多年前大理就有古人类活动，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和稻作文明，秦汉时期商道就通往内地和东南亚，成为祖国西南边疆开发和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理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南诏、大理国的故地。元、明、清时期生产生活水平与中原同步发展，各种文化与之交汇，被称之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是云南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彝族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武帝时期，在大理设置了郡县，唐宋时期先后建立的“南诏国”、“大理国”地方政权延续数百年，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理不仅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全国历史文化特别丰富的地区之一。大理现有8个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有9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5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1年初，大理州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年来，大理州积极组织对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加强对农耕文化、白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搜集整理了一批民族民间文献资料，在大理州图书馆设立了“南诏大理国资料研究中心”，在大理州博物馆设立了民族服饰保护库，启动了大理白族百村百人影像工程。目前，大理州已经有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菜、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等9个项目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存在的问题
对文化遗产传承重视不够。对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认识不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化遗产科学利用水平不高。大理州的许多文化遗产极具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但目前还缺乏科学利用的机制，重申报、轻管理，重保护、轻利用，一大批文化遗产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大量的文化遗产没有转化为旅游资源、人文教育资源。
对文化遗产传承缺少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个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程。大理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数量众多，但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保护规划，仍处于被动保护、单一保护和静态保护的状态，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仍处于原始自然保护的状态，甚至少数文化遗产在发展中遭到人为破坏。特别是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特色文化消失加快，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濒临灭绝。
对文化遗产传承方式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的转换，不是自动的，必须有一定资金的投入，一部分文物基础设施简陋，保存条件差，自然损毁严重，安全技防设施落后，文物藏品存在安全隐患。同时，由于经费紧缺，投入不足，大量文物年久失修，面临毁损危险，维修任务还十分艰巨。
3.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要把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馆藏特色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高校图书馆发挥资源优势、建好特色馆藏对服务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大理学院图书馆要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作为图书馆馆藏特色加以建设。要在文献购置经费和采购人员上给以保证，并作为一项长期的工程加以建设。
建立大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平台：大理学院图书馆要在“南诏大理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数据库”，努力把大理学院图书馆打造成滇，西“南诏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信息中心。
积极争取在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课程。国内各高校已经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但是这些关注的程度远不及人们所期望。大理学院是一所建在民族自治州的综合性高校，在学校通识教育、艺术相关专业、旅游管理、建筑专业及民族学相关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与研究的相关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在大理学院图书馆设立大理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技艺馆。目前，大理州已经有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菜、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等9个项目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理学院古城校区已被命名为“大理市十大旅游景区“之一。在大理学院图书馆设立大理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技艺馆，无论是对非遗的传承，还是对教学实习、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高校图书馆的科研工作直接对申报起作用，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申报者必须提交：申请报告项目申报书保护计划以及其他有助于说明申报项目的必要材料鉴于此，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图书馆的科研工作为申报提供了全面和完整的相关资料。利用大理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通过对于古代文献系统完整地查阅，调用大量第一手材料，以掌握申报项目的历史、现状、价值和濒危状况等情况；通过对资料的研究，全面了解申报项目演变的全过程，为合理设计保护计划提供具有规律性的参考，突出对申报项目进行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丰富申报资料的内涵，以达到项目的成功申报目的，另一方面，大理学院的科研工作对申报材料进行鉴定和辨明真伪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性、动态性、传承性的特点，使得收集申报项目的相关资料有一定难度，加上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使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不是非常具体和有针对性的为避免在申报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确保申报项目的价值和真实性，对申报材料进行真伪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繁杂的申报材料收集和鉴定工作，由于高校的参与，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为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支持，也为进一步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奠定了基础高校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较先进的专业设备较充实的图书馆以及不断改进的课题研究计划，在科研方面，有着其他保护单位无法比拟的专业性优势。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视觉资源；大数据；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4.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92
Abstract Visual resou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text， images， audio and video， and 3D models of digitiz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on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ies of visu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escription of the visual resou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visual search and interaction patter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analysi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 ICH visual resources； big data； digital library
1 引言
人类所接受的信息源中超过80%的信息来自于视觉通道（主要包含文本、图像、视频与几何模型等），作为承载视觉通道的信息资源类型称之为视觉资源。随着互联网环境的逐步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文本、图像、音视频和3D模型等为代表的视觉资源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最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以下简称“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体系中也不例外。
非遗作为人类世代相传、与人类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传承方式和文化空间，由于其自身所带的系统性、无形性、复杂性和渐变性等特殊属性[1]，使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难度较大。而非遗视觉资源除了拥有上述自然属性之外，在大数据环境下更是增添了数据量大、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纵深纬度高、语义关联性不强和语义时空性等附属特征，使得非遗视觉资源的高效处理、内容理解和交互反馈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而非遗视觉资源的有效获取、系统组织与结构化描述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本文从优化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与描述方式的角度出发，致力于研究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过程，建立相应的模型，针对知识类和实体类非遗视觉资源提出相应的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
2 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从非遗的社会经济属性分析，到非遗的综合管理，也都出现了许多系统研究的专著。但专门针对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关于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非遗视觉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研究更少。
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是非遗保护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开始将数字化项目作为发展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主要策略。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世界的记忆”计划、日本奥兹大学的“狮子舞”数字化保护工程、芝加哥大学与西安大略湖大学的“Sulman 木乃伊工程”等。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现已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各种数字化保护平台、技术与工具层出不穷、琳琅满目[2]。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3]、“湖南纸影戏艺术数字化博物馆”、“山西地方戏剧文物文献资源数据库”等[4]。为了解和掌握非遗资源，我国会定期开展全国性非遗普查，采用田野调查、非遗传承人与专家访谈、扫描、拍摄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大量极具文化、历史和科研价值，以文本、图像与音视频等视觉资源为主的非遗大数据资源[5]，这一过程使得视觉资源逐渐成为非遗数字化保护体系的主要信息载体[6]，因此，国内外已有相关技术研究主要是围绕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等方面展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技术工具的选择与评价研究。如何选择恰当的视觉资源数字化技术、方法对非遗视觉资源进行获取、组织、描述和整理，是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必须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Cheng[7]、余日季[8]等分析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中的应用，并提出通过三维重建、恢复与模拟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Massimiliano等[9]认为3D技术应该在非遗数字化保护领域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充分的应用；夏立新等[10]从关联标签的角度对非遗图片资源之间的标签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可视化方法对非遗图片资源的主题特征进行了多元化展示；程秀峰等[11]则对舞蹈类非遗视觉资源的存在形式与类型进行了调研，提出采用社会化网络标签（SNA）形式来揭示非遗视觉资源之间的隐性知识关联。此外，宋丽华[4]、刘勐[12]、林毅红[13]、彭冬梅[14]等均探讨了不同的数字化保护方法、工具在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对黎族传统纺染织工艺、甘肃“花儿”艺术、剪纸艺术等非遗数字化保护平台建设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2）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机制研究。国内外非遗视觉资源收藏机构都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整理、获取、组织、处理和展示其丰富的非遗资源，从而确保了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长期保存和多元化展示成为其重要的研究主题。从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主要研究重心集中在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的元数据技术和方法方面。如Athanasios等[15]就非遗视觉资源数学建模与元数据集成问题进行了研究；Noriko等[16]分析了异构非遗视觉资源（如戏曲、舞蹈、建筑、绘画等）在线获取的元数据方法；Regina等[17]对非遗视觉资源元数据格式、标准与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
（3）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服务研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影像扫描与传感、三维数字建模、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建设项目逐渐具备了多元化、嵌入式、协作化的知识服务与可视化共享功能，尤其是与视觉资源整合、开放式文化教育、自主交互式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后，极大地推动了非遗视觉资源的数字化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
3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与描述方法研究
3.1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的新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海量、异构的非遗视觉资源内容中，包含了对复杂、多元化的客观物理类非遗资源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映射与表达，可以让人们体验到更加客观、真实、全面的非遗视觉资源展示与感知，从而为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与服务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有效推动非遗的全面保护与活态传承，促进非遗客观物理空间与虚拟服务世界的有机融合。这些非遗视觉资源是来源于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彼此之间蕴含着密切的、复杂的时空关联关系，通过对非遗视觉资源的这些时空关联信息的分析、处理和整合，就可以清晰地组织、描述和可视化展示非遗保护、传承与服务的时空变迁。通过对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的动态挖掘、深度学习和实时分析，使得许多与人类认知相契合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与服务的工具、技术和平台也层出不穷，如王蒙等[18]基于主题图理论和方法，以京剧与昆曲为例，建立了非遗信息资源主题图模型；陈路遥等[19]以“歌仔戏”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非遗信息资源的组织方法与可视化展示技术。
一方面，由于视觉大数据资源因其自身特性，对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的有序化传播、系统化整合、集约化管理、有效组织与描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传统非遗资源相比，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除了具有时空信息复杂、语义关联多样化、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等特点之外，还具有数据规模庞大、动态变化性、无序性、实时性等特征，使得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分析和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
另一方面，由于非遗视觉资源的来源具有不确定性、异构性和时空关联性，视觉资源本身也不易组织和整合，因此，如何进行视觉资源的高效获取、组织和描述也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基础性问题。同时，随着非遗规模与类型的逐渐发展和壮大，非遗视觉资源的规模和种类也在不断增长，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三元空间融合下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体系在不断产生着无数的非遗视觉资源，只有对其所蕴含的内容进行有效获取与组织、深度理解与结构化描述，才有可能实现对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深度分析和有效利用。
因此，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需要从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理解和结构化描述等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
3.2 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与组织方法
非遗资源由于其生存环境、分类方法与传承方式的不同，使得非遗视觉资源的类型特征、处理手段、处理技术与保存方法等也会有一定区别，这些差异使其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存在形式是异构无序、动态变化、时空关联的，且与之相关的视觉资源的生成与也是动态无序的。每一项非遗数字化过程都需要对相关主题信息、繁杂异构信息与隐含关联关系等进行处理。此外，现有非遗视觉资源分析与处理都是基于文本标注的，且以人工标注为主，但传统的人工标注方法在大数据环境下，存在着标注精确性低、时间和人力成本高、分析和处理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如何方便快捷地获取与组织非遗视觉资源，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键问题，而对大规模无关非遗视觉资源的分析、过滤、清洗以及对海量非遗视觉资源的高效组织也是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核心问题。
在整个非遗视觉资源获取与组织流程（见图1）中，视觉资源过滤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获取与分析的关键环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轮廓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整合体系，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层面对获取到的海量非遗视觉资源进行层次过滤、清洗，其中主要的过滤与清洗方法有三种：一是基于显著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复杂性过滤，主要用于过滤、清洗掉高度复杂的非遗主体的背景视觉信息。该方法首先检测出非遗视觉对象的显著性区域，通过标识非遗主体的显著性区域，对所有非遗视觉对象进行区域分割，并对区域划分出的高显著区域附近一定阀值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划分区域数量进行计算，选择其中划分区域数低于设定阀值的区域作为非遗主体的背景区域，并保留下来[20]；二是基于轮廓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相似性过滤，主要用于甄选出与特定几何轮廓一致的非遗视觉资源。在经过第一种过滤清洗方法之后，获取到带有简单背景区域的非遗视觉资源，得到符合下一操作要求的过滤清洗效果，在此基础上，对预先设定的分割边界与待识别非遗视觉资源轮廓特征点所构成的几何区域进行一致性检测和评估，并计算得出一致性值，取其中一致性值最高的作为轮廓相似性视觉对象；三是基于内容的非遗视觉资源过滤，主要利用设定的多种标注信息进行非遗视觉资源内容过滤，在前面两轮过滤清洗后获得的非遗视觉资源集合中，将无法提供普适性表象特性的视觉信息过滤清洗掉。如以广西瑶族长鼓为例，经过以上三种过滤方法的反复执行，就能从海量、动态变化、异构无序的“视觉资源海洋”中获取到符合要求的非遗视觉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拥有绘画技能而能手绘出自己希望搜索到的非遗，但几乎人人都能够手绘出自己希望搜索到的非遗轮廓的几何模型（如三角形、圆形、线条等）。简单几何模型是客观物理世界信息化的基础组成元素，现实世界中所有客观物质在转化成视觉效果（如绘画、设计图等）时，都能通过无数简单几何模型有机组合后，展示在人们视觉中，非遗亦不例外。因此，手绘简单几何模型的有机组合是人们展示灵感和构思创意最有效、最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规划、工业设计、美术等领域。通过简单的手绘几何模型就能够帮助人们将心中正在想、或转载构思的非遗主体转化成具有真实感的粗放型视觉效果，这种粗粒度非遗主体轮廓可成为人们与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之间实时交互的一种桥梁。事实上，借助于大数据环境下视觉资源的分析、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而形成的非遗视觉资源数据集，基于粗粒度非遗主体轮廓的视觉搜索模式正逐渐走入人们生活中。
以广西乡村彩调为例（见图3），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提供的视觉搜索有两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与融合搜索。人们只需在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中选择所需要检索的非遗类别，并勾画出待检索非遗的大致轮廓，平台就可直接根据待检索非遗主体轮廓，自动对非遗主体轮廓执行轮廓匹配算法，在设定的非遗类别中检索符合要求的非遗视觉资源，并根据非遗主体轮廓在检索区域的相对位置、相对大小和组合关系将轮廓组合在一起。然后，平台根据视觉融合技术将检索出来的视觉资源进行完美融合，形成一幅全新的非遗视觉资源；二是非遗视觉资源的内容搜索。人们在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中选择待检索非遗的类别，并勾画出待检索非遗几何轮廓，平台自动对非遗主体轮廓执行轮廓匹配算法，检索得出与该轮廓相似的非遗视觉资源列表。
4.2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模式
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传统基于文本标注的视觉搜索模式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而对于视觉资源的深度交互与实时编辑问题却极少有研究者涉及，尤其是对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编辑问题的研究几乎为零。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深度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关算法的逐步完善，视觉资源的深度交互与实时编辑问题已成为热点课题。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可采取基于视觉资源融合的方法来实现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编辑相关功能。具体过程为：给出一个待编辑的非遗视觉资源以及预设定的目标尺寸，在非遗视觉资源知识库中，检索得出一幅设定符合条件的新的非遗视觉资源，将二者有机融合形成一幅更大的视觉资源。这个算法执行的难点在于：一是如何找到符合条件的视觉资源；二是如何保证检索得到的视觉资源与原视觉资源进行有机融合。
本文曾提出基于局部区域特征和非遗主体轮廓结构的视觉描述网络这一方法，借助于该描述方法可实现相应的关联视觉资源的有机融合。首先，设定一个非遗视觉资源为待检索对象，同时，设定其交互编辑的目标尺寸与待融合方法；然后，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可根据所提供的视觉搜索功能与相关算法，在非遗视觉资源数据集中检索得到最为合适的视觉资源列表，作为候选内容；接着，对候选资源与待处理非遗视觉资源的轮廓结构、局部特征和主体内容进行一致性、相似性评估，选出待融合的视觉资源；最后，采取局部区域特征融合和边界区域平滑过渡方法，对候选视觉资源进行局部融合和全局变换，使其与待处理非遗视觉资源边界部分进行曲线平滑过渡，并采取视觉融合技术和区域分割方法对二者进行处理[28]。
5 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文化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事业如何贯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重大指导性文件精神，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获得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理论、实践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非遗数字化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大数据、视觉搜索与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的冲击下，势必会给非遗原来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空间带来巨大的威胁，导致非遗保护工作受到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毫无疑问，合理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和视觉搜索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非遗数字化保护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文本、图像、音视频和3D模型等视觉资源逐渐成为非遗数字资源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如何高效地分析和利用已有的和即将获取到的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将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转化成知识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技术瓶颈。尤其是未来十年，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的积极推动下，我国非遗视觉资源的数据规模和类型将快速增长，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快速发展，开展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的研究，以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提供有效的方法。因此，重视非遗视觉资源分析与利用的研究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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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的规模、数量居世界首位，以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号称“非遗第一大国”。非遗保护传承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2002年我国高等院校首届非遗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会议探讨了非遗文化与大学教育教学的关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对“非遗传承”作了特别诠释———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换句话说，“正规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的传承方式之一。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此将推广普及到其他高校，校校传、师生传、生生传、代代传。高等院校逐渐成为非遗传承的全新阵地。笔者以“非遗”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显示的论文数量有1066篇。以“非遗”和“高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同样的数据库检索，相关论文仅仅303篇，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利用上，把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教育资源的研究寥寥无几。在学术领域，徐建锋（2014）开展了“地方非遗资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徐红日（2014）在《非遗高等教育传承过渡性研究》一文中，对非遗融入教育教学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乔海燕（2015）开展的“高职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研究”、杨燕妙（2015）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研究”等，对非遗在高职院校传承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欢（2014）、马丽华（2015）则分析了高职教育的地方性与非遗的传承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2017）成为国内第一所将系统的“非遗”文化资源纳入通识课程体系的综合类高校，他们以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内容载体，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很好尝试，培养了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发挥非遗教育功能的新路子。
二、高职教育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穿越五千年文明历史，汇聚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乃高等教育框架下的职业方向引领教育，既蕴含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文化气度、文化素养，更是凸显“做中学、学中做、教中传”的典型职业场景；高职教育中的文化建设曾经是短板，实操技能是强项。其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依然在不断前进探索之中。2016年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三度连续提到“文化传承、工匠精神”，因此，我们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升政治思想高度，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专业设置。新形势下，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引领下，“文化传承、工匠精神”构成了高职教育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这是时代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4]首先，培养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的教师队伍。对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建设加大投入，“走出去，引进来”。高职院校采取激励措施，政策倾斜，职称优先，鼓励学校教师外出充电参加传统文化培训；高薪招聘“文化工匠”“大师”进校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强化对高职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与教育。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课程设置时，传统文化课程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从大一新生持续到毕业前夕。课程设置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文化熏陶循序渐进，文化素养逐步提升。除了课程设置外，第二课堂多举办一些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如讲座、主题文化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文化审美陶冶情操，学生会以更加愉悦的心情学好专业技能，使得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三、非遗文化资源向高职教育资源转化
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同时，还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责无旁贷。过去，民间师徒制是非遗传承的主要方式，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利于大众化推广,有的非遗传承人面临断层。优秀的非遗文化需要薪火相传、大众推广、社会知晓。高职教育的非遗文化传承一定是积极有效的补充方式。具有文化底蕴和科研优势的高职院校环境适合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实操能力和文化素养。首先，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整合具有本土非遗相关的课程资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的一项基本职能。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架构时，有义务有责任将本土非遗文化资源科学整合进来，进而打造学校的特色品牌。解读非遗文化资源必须结合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旅游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和高职院校各专业实训实习实践，科学有效地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职教育资源。例如，将非遗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动漫设计、旅游管理、经济等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重构课程体系，深度推进专业建设；由此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专业能力。其次，搭建校企合作共享平台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校企合作，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打造高职生态校园，促进了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相关专业建设。学校创建非遗文化共享研培基地，学校企业行业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承担保护传承优秀非遗文化的责任。一方面，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现代的高科技手段来发掘和保护，也需要我们以更高更理性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传统的灿烂文化，更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和传承；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也需要从古老的思想源头找到创新的灵感。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都在积极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场讨论中旅游开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利用旅游开发能够继续保持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单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陈列在博物馆供人欣赏并不能感受到其真正的内在精神。旅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适当的旅游开发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得到延续，并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③表演艺术；④传统手工艺；⑤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在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具有权威性且代表中国政府意见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该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指出其范围主要包含：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的代表性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具体叙述上有所差别，但只是中西文化表述上的差异，在实际所包括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应该包含一个国家的民间传统和民俗礼仪等，注重在一个国家发展中对于其主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体现，这对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量的研究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体现在：（l）传承性﹙继承与发展的性质﹚；（2）存储上的易逝性（指容易遭到破坏和遗失）；（3）利用上的可持续性（指价值不因物理损耗而减少）；（4）地域性（指有地域上的限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上述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综合性、艺术性、多元性等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珍贵的文化内涵，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旅游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旅游者靠文化去与自然景观交流，与人文景观对话，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乏味的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但能更好地促进旅游者与旅游资源的交流，也能更好地提升旅游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民间传说、口头传统、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这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以促进人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发展。
（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关键生长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比物质类遗产更为珍贵，因而受到旅游者普遍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拉动经济，或多或少都会促使各级政府以及旅游经营者们自觉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将促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得到宣传、交流、创新，能够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
（三）旅游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
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将这些文化遗产引入到旅游开发中，不仅成了弘扬和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而且还培育和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如南京夫子庙秦淮观光带，把绮丽的秦淮风光和独特的秦淮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大批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而且众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行列。
（四）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其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旅游开发而成为旅游产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便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其次，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被社会所了解和欣赏，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提升，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构想
（一）认真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就应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对所在地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详细普查，并建立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现代高科技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整理记录，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作为旅游开发的有形可视资源，对下一步作出合理的旅游开发提供信息上的方便。
（二）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强化旅游者的切身体验
对于民间音乐舞蹈的旅游开发，可以从服饰、道具、形式、内容、风格上加以创新，以更好地适合现代广大观众的口味。对于传统戏剧和曲艺的旅游开发，首先要充分发挥编剧、导演、表演者的创新能力，依靠成功的再创作提升传统戏剧的文化地位和艺术魅力。对于迄今仍有感染力的经典作品，则要通过在文化上赋予时代的活力并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以求吸引更多的观众。
（三）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原生态性，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该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满足旅游市场需求。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基因，在旅游开发中，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生态性加以创新来设计旅游产品。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时，要突出它最具特色的重点开发，注重合理开发与保护。
四、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旅游资源调查评价过程中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
旅游资源调查是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进行资源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后续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前提条件，在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阶段可从两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一是在调查时注意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搜集，二是建立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价体系。应该重新研究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全面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意识到它们的珍贵性，从而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最终达到保护的目的。
（二）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应从宏观的指导思想上予以重视，将其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与有形的物质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依托于有形的物质而存在，其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此对于开发者必须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民族甚至是国家的重要性，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做发展战略规划时要有一种责任感，把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本身还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保护与无形文化遗产创造有关的个体文化还要保护社会群体文化形态。
（三）旅游项目设计中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旅游项目设计是整个旅游开发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手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不同，旅游开发者在设计旅游项目时就必须改变以前的固有模式创新出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笔者认为在项目设计中让民间组织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来，做到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当地民间组织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充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它们有深刻的感情，他们不仅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更会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而他们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参与到项目中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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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除上述方式外，高校美术教育还可以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就指出，各高等学校可根据本校学科建设、所在地域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及教师的特长和研究成果，开设各种具有特色的艺术任意性选修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需求。任意性选修课程就包括“民间艺术赏析”。通过公共艺术选修课程教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能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促进青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价值认同。自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行以来，基础美术教育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比较盛行，如“蒲公英行动”“现代化进程对地方传统美术文化的影响及美术教育资源拓展途径”的部级课题研究，许多一线教师也就此展开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总之，无论是专业美术教育、公共艺术教育还是基础美术教育中渗透、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二者还有互利作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看，能有效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引起更多青少年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认知。从教育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有利于提高美术教育的民主性。让所有学生尤其是贫困和边远学生获得享受优质美术教育的权利。其次，可以实现美术学科知识重组、拓展美术课程资源、丰富美术课程内容，促进美术课程自身发展。还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建设有重要作用，可以唤醒学生强烈的族群意识、加强民族认同感，进而达到自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的目的。
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困境
在学校美术教育相继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时，也存在着许多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石吉光、喻学才指出: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体系，传承渠道不通畅。以前的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脱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④笔者认为，学校美术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生命载体资源开发不足。这里所说的课程生命载体资源主要是指民间艺人、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等。这些人员直接或间接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校美术教师、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较低。另外多数美术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专业知识欠缺。教师是课程和教学的主导，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效果。而目前多数学校承担民间美术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并无民间美术和传统技艺的教育经历，更缺乏对这些课程的长期系统研究，在实际教学中也只能是肤浅的、流于表面的“现学现卖”，无法达到对非物质文化本质的文化教育。而民间艺人虽具有精湛的传统技艺，但他们往往缺乏现代教育教学能力，没有先进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把这些课程的任务一味地推给民间艺人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深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涉及我国民众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深层内涵。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时，应深入寻求美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特点之间的关联点，开发出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关联性、回归性与严密性特征的美术课程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探究必须深入到达意义的层面，使学生能够掌握地方文化的内涵，正确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实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能等内化成学生的内在文化本质。
3．缺乏系统性与制度性。虽然我国一直一来重视保护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不难发现，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和基础美术教育中没有系统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学校很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内容。虽然近年来，许多学校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课程，但大都处在没有经验，摸索前进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缺乏专业任课教师，没有校本教材，教学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总课时量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课程安排难度较大，导致课时量少而分散，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4．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较低。有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知度总体较低，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播的渠道狭窄，主要靠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⑤
学校美术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学校美术教育在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时，本着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原则，发挥学校教育在国家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学校美术教育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教学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提高教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研动力的长效激励机制，并注重学校层面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为载体的课程资源建设，开展多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科研及教研活动:打造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群、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发展民间艺人工作室为学生实践基地、成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的研究基地等。以此，从客观制度和客观条件两方面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顺利进行。
2．开发并有效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美术”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生命载体资源和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开发生命载体资源要优化美术教育师资队伍。教师积极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和甄别，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并探索、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适时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聘请民间艺人为兼职教师，通过请他们到校开讲座、现场表演、参与教学等方式开展教学。也可以参观民间艺人工作室，现场观摩民间艺人的传统技艺，听他们讲心得体会。其次，建立健全非生命载体课程资源。如合理、科学的课程规划、重视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用书、参考资料、录像、作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