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08:49: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培养法律思维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法学本科生；法学教育；法律思维能力；模式建构
一、国内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分析
第一，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及其原因。笔者曾在2013年12月末做了一项调研。调查的对象是，在随机挑选的几所法学院校中随机选出数十位在校本科生和刚毕业不久的本科生。调查的内容是，让这些学生（老生）思考笔者现场提供的关于法律方面问题的生活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70%的学生只是生搬硬套现有的法律条文；大概有10%的学生以这问题太难或是课堂上没学过为由拒绝回答；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从不同角度（主要是结合理论和实践），采用逻辑思辨的方式为案例提供解决方案。这份调研报告所显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学院校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即欠缺应有的法律思维能力。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其一，本科生自身的问题。即不正确地求学法学知识，所谓的方法论错误。他们常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纯属机械性记忆、理解和运用。法学实践就是到律师事务所或是相关司法部门打小杂。其二，教师教学的问题。暂且抛开学生培养法律思维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刚开始求学的学生难不了对法学求学方法论的认识存在误差，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逐渐引导。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常忽略对他们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三，法学教育的问题。无论是本科生自身的问题，还是教师教学的问题，在当前中国高校法学教育模式下，应该主要归根于法学教育问题。首先，当前的法学教育过于重视行政式教学，其次，当前的法学教育以“工匠式教育”为主要模式，即以职业培训教育为模式。把学生类比成工匠，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工匠”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技术”。第二，培养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分析。法学教育是追求卓越人才的教育，它的中心任务应放在对法科学生如何运用法律原理的能力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时期，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应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但是在教高[2011]10号文件中也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即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相对只是死板地输入，无法很好地法律思维，形成自身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大学之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只为了养成律师或法官，而是要培养法律人能够认识、理解‘法’在社会应有之机能为何，使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有予以分析、判断之能力，这就是培养法律专家所共通的素养——法律思维能力。”与此同时，它是检验法学教育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对法学院校的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本文提及的法律思维能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法学本科生需同时具备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具备了体系化、网络化的灵活的法律知识框架，同时能不断挖掘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来扩大框架；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能自信地将理论化的法律思维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具备逻辑分析能力，能灵活地分析问题，并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二者是并重的关系，法学教育应该着重从这两方面入手，并建构一定的培养模式，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二、国内外法学院校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的比较
翻看了相关文献和参考文书，国内外一些法学院校有着值得思忖以及学习和借鉴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笔者重点总结并比较分析了如下几种模式。通过下文的比较分析，会发现它们的目标都是：意图改变传统的教学和求学模式，追求多样的灵活的培养模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第一，读书会的模式。西北政法大学在课堂之外设立了“终南山法学小组读书会”，它是一种在院校领导、青年教师指导和广泛邀请校外知名学者参加下，由学生和教师自发组成的以研讨法学原著为主要内容，采用主题报告、评论或者自由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由发挥，进行思维碰撞和融合，以此培养学生分析法律问题能力、提升科研能力的重要形式。终南山法学小组的读书会模式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它很好地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在课时之外实现教师和学生间平等、自由的交流；在知名学者和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发散理论性思维、通过逻辑突破涵摄限制。当然，读书会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它只以理论性思维培养为目标且是精英式培养，会带给学生很大的压力。第二，导师辅导的模式。导师辅导模式指院校通过分散学生集体学习的方式，任命每个教师负责指导几个学生，其中指导的内容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模式它一方面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因为它是一个教师负责少数学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学生法律思维的能力。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采用“一对少数”的方式进行创新性因材施教，避开记忆流，采用灵活的自主的交流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并非很理想，特别是在本科阶段。主要原因是导师辅导主要集中在抽象理论的指导，总体上缺乏一定的生动性，并且这种模式留给学生的自由空间过大，这样学生积极性、自觉性、重视性和主动性欠缺或是交流的重心偏移。第三，研讨会的模式。研讨会培养模式为德国法学教育最是常见，即学生在参加研讨会之前需花费较长的时间精力准备某一论题并撰写论文，研讨会开始时学生需先宣讲论文，然后评讲自己的思路，再由学生和教授评论。研讨会的最后，学生需要上交一份报告。这种模式的教育理念是让学生通过舌枪论剑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因此，德国以研讨会及其他类似的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精英。由于这种模式以理论性研讨为主，所以在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局限性和读书会模式相类似。因而在2013年，德国颁布并实施法学教育改革法，用于弥补理论性教学的不足。第四，法律诊所的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最早源于美国的教学改革，它的理念是重视实践性教学，让学生亲自参与和诊断，从而“对症下药”。〔4〕西北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院校中最早采用法律诊所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但大体都是针对本科3年级以上的学生。西北政法大学的诊所培养模式的有很多优点，能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诊所类型，同时它重视实践效果，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规定了相关管理制度（类似一个机构），让学生真实投入现实中产生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感（类似在工作），即以律师或是法官、检察官等身份来审视问题，以求形成自己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逻辑思维。这是不同于只停留在虚拟层面上的模拟法庭培养模式的。
三、国内法学院校对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模式建构
在法学教育改革方面，考虑到出台类似德国的《教育改革法》需要一定的过程，因而笔者结合国内的教育国情即逐渐转变传统记忆性教学，暂且只从具体可操作的角度，围绕理论性思维能力培养和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建构如下模式。第一，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其一，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这是由导师辅导式和研讨会式引发的设想。导师辅导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思维碰撞，研讨会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能直抒己见，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并创新了这些特色。想象型教学是教师教学的模式，它应该成为法学教师教学的主流方法。它的关键是让学生不受束缚地想象和理解，是突破传统的死记硬背，将抽象的法学概念或是命题有形化，同时又要造成恰当类型的混乱，仿佛每一个法学概念或命题都是看得见的又四处蹦跳的小精灵。通过想象型教学，一方面教师教学轻松，另一方面学生能饱含兴致，通过想象深刻理解和反思理论问题。脑图型学习是学生在课上和课下培养理论性思维能力的模式。脑图型学习源自“头脑风暴”，即借鉴图表的方式，把自己头脑所思索的或是人与人间所交流的形成无限制的头脑网线，并将该网线一一记录下来。脑图型学习的关键作用是有着哲学上所阐述的非线性作用的特征，即1＋1>2的效果。其二，聚会式交流。这是由西北政法大学的读书会模式引发的设想。考虑到读书会模式会带给学生压力，笔者构建了类似社团交流的培养模式——聚会方式的交流“。聚会式交流”即要求学生和教师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畅谈，只是畅谈的内容必须限定在法律相关的问题、事宜，参加聚会的人通过畅谈能形成一定的理论性逻辑思维“。聚会式交流”应该成为法学院校的一项品牌教学模式，让每个人（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教师，同时也都是学生。法学院校应该隐形地把学生和教师在“聚会式交流”中的表现当成他们素质（教师是教学质量等）考核的评判标准之一。第二，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重在引导学生积极实践，引导他们将理论性思维同实际相结合，形成一套实践性逻辑思维。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虽然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已经在多所法学院校践行，但还是处在雏形阶段尚未成熟；二是模拟法庭的发展成熟度相较诊所式更高；三是模拟法庭模式的虚拟程度较深，无法让学生真切感受现实。笔者借鉴了法律诊所式的优点和模拟法庭模式的发展程度，在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上，构建了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包含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公益性援助的性质。二是具有模拟法庭的性质。当然，该模式能否健康运行前提需要各法学院校向校内校外宣传“公益性法律援助”，以求获得大量的案件。其次，虽然该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也应该设定一定的实践性绩效管理机制，避免该模式流于形式。最后，学生自主性应起关键作用，需要学生明确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到援助型模拟法庭来。
四、结束语
笔者通过建构理论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和实践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希望能对国内法学本科生的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提升有所帮助，对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有所借鉴。培养一大批具备卓越的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律人是你我共同的追求。
作者:何佩佩 刘风 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九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邱联恭：“法曹养成教育之课题与展望”，载其所著《程序制度机能论》，自印本1996年版。
〔3〕邱昭继：《读书会与法科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载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高校法治教育；法律思维方式；大学生；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11—02
随着新世纪到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尤其全国性普法工作的不断实践与反思，法治素质的综合性实证指标为我们诠释出仅有知道其重要性是远远不能达致实践图景的如期而至。一般性普法教育的法治启蒙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知法与懂法的个体人群数量不断增加，但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的具体法律事件同样随之激增，其中的主体成员也不乏在校大学生。值得追问的是，法治意识与违法犯法行为之间是否仅仅是一个知行不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性关联，单一化的法律知识增加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运行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理解的意义上认识法律解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解释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因为没有人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法律便没有任何价值。”1 近年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热点案件中，其聚焦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生，如马加爵案、付成励案、药家鑫案等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与社会影响。同时，大学生公然违反校规校纪的热点事件不是见于各类媒体。故而，我们认为，当前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的实践情势与时代诉求之间的差距颇为鲜明，需要在高校法治教育中探寻其有效的培养路径。
一、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背诵记忆法律条文，不求甚解，易于忘记。而经由深刻思考，亲身体验应用的条文，将成为一个法律人生命的法律细胞，终身难忘。”2 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在高校法治教育的一般性教学安排上，主要依赖于相关法律课程的课堂教学以及延展性法律实践活动，也包括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法治内容宣讲与体验。对于现实中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遵循法治教育的教学规律，具体考察其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模式选择以及教学手段运用等三个方面。
（一）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较为贫乏，主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相关法律知识讲授。除去综合性院校中法学类专业的辐射功能较强的高校外，大多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科学性缺乏具有较为突出的普遍性，尤其是理工类院校。高校对公民社会的智力贡献似乎在相关教育者视域中不太重视法治教育是对此种现象较为妥当的解释。在许多学者看来，大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在相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完全可以解决其知识贫乏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大学生的专业要求并不是法学或者法律类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如果遵循法治教育的规律，注重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仅仅依赖一门课程来完成如此重大教学目标，显然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同时，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安排并未得到相关科学性论证，一般仅仅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规划，其专业性不强已经在实践中受到广大教师与学生的质疑。另外，从事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师主要是法学专业背景的学生，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在进行法学专业性教育，将自身的学习经验具体化为教学内容选择。3 当然，导致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法治教育课程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高校法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安排需要在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中得到彰显，以确保其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践性严重不足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是相关法律课程的理论讲授，实践性不强。高校法治教育需要在主体的思维方式培养中得到落实，也才能据此获得较有说服力并得到普遍性认可与支持。由于法律类课程性质的特点，法律知识的一般性输出与继受是需要在直接与间接的实践中为主体所了解、熟悉与认可，才会真正产生体验性效应，因为缺乏实践性的个体感知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目标。我们实证考察高校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后发现，在高校的一般性法律知识竞赛中，大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普遍较好，但是，在相关具体案件的实践性趋向把握上则普遍较差。4 造成这种鲜明对比的现象，我们认为，其主要是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实践性严重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知悉，其实在实际生活中高校教师自身遇到具体法律案件时往往也是束手无策，表现出“理论水平很高，实践能力很差”的尴尬境地。当然，这也是高校其他课程教育中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对于法治教育而言，教学模式的选择上需要积极关注实践性教学的安排是解决此中问题的必然之道。
（三）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简单化倾向突出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运用较为随意，主要是教师的口头讲解，简单化倾向突出。大学生虽然在理论知识的接受方面已经与中小学生有着显著区别，但是，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性原因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于简单的口头讲解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教学实践中，高校法治教育的相关课程都是以大班教学形式进行安排的，教师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教学时段上完成具体繁重的教学任务，故常常采取极为原始的教学手段，“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的教学图景也就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形态。5 我们认为，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尤其在新的时代中更显关键，大学生对网络技术的掌握较之于教师并不逊色，教学手段上更多的采用多媒体以及案例教学形式该是必然选项。同时，大多数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上也基本是采用将文字性讲义搬上投影屏幕的极为简单的做法，其实这种与口头讲解的教学形式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无法真正实现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及水平提升目标。
二、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路径
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增设法律类课程是提高大学生法治素质的主要渠道，同时需要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上进行不断创新教育范式与进路，从而形成多维培养路径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一）确立科学完善的法治素质的教育内容
大学生法治素质是指大学生所具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以及应用法律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综合因素，它不仅包含法治意识，还包括把法治意识转化为自觉地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思维方式。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增设法律类课程的体系化建设，不断提高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与感知机率，以增强其法治观念的实践性体验，改变单纯的法律知识讲解为全面的法治素质熏陶与教育。为了确保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在具体法律类课程的开设过程中应以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现象为主要选择依据，改变传统法学专业教学内容的简单移植做法，不断创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调整法治教育中实践性突出的教育模式
在具体的法治教育中，法治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的描述更是一种实践形态的具体演绎。高校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变单纯的理论教育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尊重大学生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促成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渐进性增长与提高，把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实践中，教师通常把法治理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对实践性教学不够重视，即使是案例教学也往往是法学专业性极强的案例分析，这较为容易导致大学生的一种误判，似乎法律只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神秘技艺，与普通人相去甚远。其实，法律不仅仅是法律工作者的技术性智识依赖，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公正价值追求的具体性描述。我们只有在教育模式上不断强调法治观念的实践性诉求，才能帮助大学生培养法治素质要求的法律思维方式。“所有的社会向题，不论它们来自民间还是官方、不论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一概可以运用法言法语转化为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概念进行分析判断。”6 我们知悉，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树立与坚守不是理论灌输所能达致的，高校法治教育应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为目标，并且需要将大学生的现实利益关切与法治教育内容紧密关联，把实践性内容作为法治教育的切入点，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思维方式的普遍性水准提高的问题。
（三）创新践行多元化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
相关法律类课程是高校法治教育中的关键性课程，必须充分利用好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平台，发挥其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应改变一般性的口头理论讲授，增加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模拟法庭教学以及“如果我是法官”主题性辩论教学等教学手段。同时，应开启其他教学手段创新课堂教学的多元化范式，确保实现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尤其是运用典型案件进行学习交流与研讨。保罗·劳伦斯认为“一个好的案例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某些现实情况或问题被带进教室供班级和教员研究，让大家对一些实际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它是某些综合的、复杂的情况或问题的记录，在这些情况或问题能被理解之前，它们肯定是完全分散的，而后将其组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将表达各种不同态度或方式的思想带进教室。”7 在当下网络高度发达的新时代，随时都会发生大学生感兴趣的典型性热点案件，尤其是与大学生有着切身体会的案件，如马加爵案、药家鑫案，高校应及时邀请有关司法人员或法学教授进行学理分析与司法评判，并与大学生展开互动交流，梳理实践性法治观念的特质表征，从而让大学生不断增强处理自身法律纠纷的能力，准确区分识别正义的现实形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致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我们对有关高校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专业背景的实证调查发现，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占其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4.23%、86.15%、9.85%.
[4]我们对有关高校从2000—2011年的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的成绩统计中发现，每年的平均成绩是87.87，11年的平均成绩为85.76；另外，对相关热点案件司法处理判断选择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76.52%的大学生判断案件法律适用趋向出现错误.
[5]我们对有关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手段运用进行实证调查发现，71.85%的教师没有运用多媒体，运用多媒体的教师中有86.13%的电子教案中没有图表和案例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思维；培养；塑造
当前时代，大学生单单只掌握一点基础法律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法律思维，大学生只有拥有了法律思维，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思考如何培养与塑造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培养与塑造大学生法律思维的意义
1.1 法律思维是现代人人格构成要素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民对法律的理解有了本质的改变。过去阶段，很多人认为法律是国家用来限制自身行为的工具，而现阶段，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法律是用来保护自身利益及人身安全的武器。现代人的生活从某种意义来说已经转变为法律生活，所有行为都基于遵守法律的基础之上。而法律思维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它是以法律的视角，并结合法律的原理及规律，来思考并解决法律问题。当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面临法律问题时，可以采取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利益。虽然现代人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可以聘请律师或咨询相关法律工作者帮助自身维护合法权益，但由于该方面的活动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并且有些法律问题发生之后，事后的维权工作无法将损失彻底弥补回来。所以，培养与塑造大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大学生的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可避免大学生受到不必要的权益侵害及利益损失[1]。
1.2 提高大学生对法治社会的适应能力
现代法治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知法、懂法并在工作生活中积极贯彻落实法律，是国家赋予的最基础的权力责任与义务。当前法制时代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后备力量是还处于大学生涯的学生，大学生必须充分了解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明确自身和社会发展及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法律的框架之中，所以培养与塑造大学生法律思维可有效提高大学生对法治社会的适应能力。过去阶段，很多大学生由于没有树立法律思维，不知法、不懂法，使其逐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2013年发生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某就是因为不懂法律和存在侥幸心理，导致其做出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该行为不仅降低自己的前途断送，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给受害人及受害人的家庭带来沉重的伤害。总之，但凡是大学生犯罪，其根源在于他们对法律并没有充分的认知，缺乏法律思维。而培养与塑造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可有效提高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避免其走上违法道路，减少大学生犯罪事件，保护大学生健康、稳定的成长[2]。
1.3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旋律是站在和谐稳定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经济水平，而不管是建设和谐稳定社会还是经济水平的提高，都需要大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思维。经济方面，培养与塑造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可有效降低大学生就业之后发生的各类经济纠纷，避免大学生的利益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而建立和谐稳定社会方面，同时，大学生是社会主体之一，每位大学生都需要在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中做出一点贡献。大学生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违法犯罪，对生活中不良现象和行为要积极抵制，维护好校园秩序。而培养与塑造大学生法律思维，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使其在校园生活和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善于用法律来作为自身行为的标准规范，所以，培养与塑造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可有效推进我国和谐稳定社会构建进程[3]。
2 培养与塑造大学生法律思维的方法
2.1 改革校园管理模式
过去阶段，虽然我国高校采用了制度化的校园管理，积极贯彻了依法治校的理念。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处理好学校、制度以及大学生三方之间的管理。大学生认为学生制定的规则制度适用于限制自身行为的，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抵触心理。并且，高校并没有把校园制度和国家法律相互结合，使学生并不能准确认识到校园制度和国家法律之间的联系，使校园管理没有起到培养与塑造学生法律思维的作用。而改革校园管理模式可有效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1）高校领导及相关管理者要不断建立依法治校的理念，在校园管理中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框架，并在校园生活中发挥带头作用。（2）完善校园规章制度，一是教学方面，二是学生校园生活方面。不断纠正大学生对规章制度的认知，提高大学生对规章制度的认可程度，并在校园生活中积极采用规章制度来维护自身权益。（3）建立良好的校园环境，把依法治校纳入高校文化建设内容中，为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4]。
2.2 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
在进入大学生生涯之后，大学生摄取法律知识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教学。而培养与塑造学生的法律思维，首先需要加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过去阶段中，很多高校不太重视《基础》课程教学，体现在师资力量及其他资源的配置，使得《基础》课程教学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想要做好《基础》课程教学，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1）把《基础》课程分到必修课中，并提高《基础》课程的学时，提高学校对《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避免其他课程占用《基础》课程课时。（2）明确《基础》课程教学目标，改善过去以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及就业能力的狭义目标思想，结合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与塑造来优化《基础》课程教学内容。（3）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培养一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教师，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4）改善教学观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基础》课程的积极性，化被动为主动。总之，想要做好《基础》课程教学，还需要一个漫长及复杂的实践过程，教育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应该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不断提高高校《基础》课程教学质量[5]。
2.3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思想道德和法律思维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国家法律的建立是站在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所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应该不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建立系统的、全面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思想道德的教育质量。在高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应该结合法律来展开相关工作，让学生认识到法律和思想道德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塑造学生的法律思维。
2.4 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法律思维的培养与塑造单单依靠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实践活动，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大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思维来解决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在开展实践教学中，教学内容不可过去抽象、笼统，应该从生活实际出发，以生活中极容易发生的事作为出发点来展开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该要求学生多看、多想、多做，而非一味的听教师进行讲解。如开展立法讨论活动，提高大学生对立法原理的掌握，还可开展司法审判的旁听活动等[6]。总之，只有开展实践教学，才能提高学生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实践运用能力。
3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思维已然成为现代人人格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法治社会下，培养与塑造大学生的法律思维可有效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并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高校应该改革校园管理模式，并重视起《基础》课程教学及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开展实践活动，从而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帮助学生建立起以法律思维为导向的行为模式，并不断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付五平.论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J].学理论，2014，（32）：168-169.
[2]王雅静.关于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1，（32）：243.
[3]吴家豪.关于加强大学生法律思维培育的几点思考[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77-78.
[4]高岩.法律思维意识不应成为大学生人才培养的短板[J].管理学家，2012，（19）：583-584.
[5]卓加鹏，许田.高职大学生法律思维文化探析与建构[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28（7）：98-100.
[6]王毓南.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途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8）：110-112.
关键词：任职教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性命题：“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强化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依据法规制度指导和开展工作。基于师旅团领导干部在推动部队科学发展中起着决策者、组织者和实践者的特殊作用，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中应努力在提高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上下功夫。师旅团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审视部队管理中的现实问题，用法治方式解决部队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对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部队管理中师旅团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能力
部队管理中师旅团领导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能力”，对这方面的研究理论成果很少，也没有一个权威定论。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这一研究取向决定了部队管理中的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一种法治思维方式。据此，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指部队管理中，师旅团领导干部以法治观念为基础，运用法律规范（军事法规）、法律原则、法律逻辑等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理性认识过程。部队管理中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具有以下特征及内涵：
（一）法治思维能力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不是简单停留在工具主义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们在心中对法治的认同。对于普通军人来说，要把看起来枯燥的军事法规条令背后所应有的观念与态度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对于部队师旅团领导干部来说，在部队日常事务的管理中，要自觉将法治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心理逻辑，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部队问题成为一种自发的心理需求和坚定信仰。
（二）法治思维能力是一种理性认识过程
理性是认识之源，也是认识之本。理性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法律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实践理性。法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是追求更高理性的认知活动。理性的法治思维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情感、法律与舆论的关系，不能让非理性因素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和适用。对于师旅团领导干部来说，要树立理性精神，理性行使权力。要更加注重发挥法规制度的引导和规范功能，绝不能抛开军事法规条令另搞土政策，要切实把指导和开展工作从凭经验转到严格依据法规制度上来，要把工作注意力更多关注到建章立制、法规执行和监督检查上来，努力实现工作制度化、法治化。
（三）法治思维能力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
法治思维是人们遵从法治精神来思考、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当前，我军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军队改革、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更加艰巨，部队在工作体制、力量编成、训练模式、日常管理、安全稳定等方面新问题日益增多，这就需要师旅团领导干部在面临多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首先要把法治思维作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把合法性作为优先选项。当法治思维在部队管理中成为习惯性思维之后，军事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为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提供了标准，师旅团领导干部就会在部队管理中时时以法治逻辑来思考、认识及解决问题。
二、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应用于部队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部队管理中的旧管理理念难以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的影响，加上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传统管理手段的影响，部队管理中一些师旅团领导干部习惯运用行政命令和政策处理各种矛盾。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凭经验、土政策办事。比如有的单位领导安排干部转业不严格依照程序，凭个人喜好和经验选择转业对象，打球，把军事法规当儿戏，造成恶劣影响；有的领导干部插手基层事务，在干部调整、士官选取、战士考学等问题上拐弯抹角为关系户说情；有的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经费下拨、物资发放等工作中处事不公，搞厚此薄彼。
（二）部队管理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部队发展需求
1991年，我军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军方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军事法律体系，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目前在部队管理许多方面，军事法制建设跟不上新形势下部队发展需求。当前，部队体制和机制不合理、不科学、不健全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无法可依，面对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导致我们一些师旅团领导干部束手无策。比如军官转业安置、军人权益保护、士官婚恋、军人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会带来许多麻烦，严重影响部队全面建设。
（三）部队管理中运用法治思维能力还没有形成习惯
法治“器物”易成，但法治“观念”却难立。部队管理中师旅团领导干部可应用的军事法规条令很多，但距真正实现依法治军仍然“道阻且长”。从被曝光的个别军队师旅团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违法甚至犯罪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个别权力行使者并没有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法治意识薄弱到了令人不能接受的程度。一些师旅团领导干部在决策和解决问题时缺乏法治思维，甚至以言压法，以权代法，缺乏最基本的法治思维习惯。
三、对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中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养的建议
（一）培育师旅团领导干部的常态化法治思维
当前，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育和运用落后于军队法治建设，与军队改革的大局不相适应，与军队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深入人心的道德思维和建国前后几十年一贯的政治思维作祟，我们常常有意或无意间用道德思维或政治思维代替法律思维。”一些师旅团领导干部的思维惯性中，军事法律成为了装饰门面的工具，需要才用，不需要就不用，法治思维被排斥在常态思维之外。因此，任职教育培训中培育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首先要在解决思维惯性上下功夫，使法治思维能力成为师旅团领导干部的一种自发心理需求，不管是决策、还是执行；不管是思考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要养成以法律逻辑去思维的惯性，养成依法履职、依法管理部队的习惯，让法治思维能力真正常为领导干部的第一任职能力。
（二）培育师旅团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
师旅团领导干部要实现让法治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就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实现学法常态化是提升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基础。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中要发挥资源优势和教员理论优势，加大对法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力度，着力增强师旅团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培育，使其形成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和养成良好的法律学习习惯。尽管许多师旅团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受时间和条件限制，系统化的法治理论学习普遍比较欠缺，在诸多法学理论问题上还知之不深不细，因而他们希望从院校学习和了解的内容不是泛泛而谈的理论讲解和灌输，而是部队官兵平时议论较多、自己又不很熟悉的法治理论难点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他们在不断的理论学习中来领悟解决，教员要注重引导师旅团干部养成常态化的法律学习习惯。
（三）培育师旅团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能力
让法治思维能力成为师旅团领导干部的常态思维能力，除了培育领导干部法律基本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培育师旅团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能力。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的归宿，师旅团领导干部的法治实践能力是检验其法治思维能力的试金石。院校教育中要注重法律案例教学，教员要多运用部队中新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现身说法，这对师旅团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师旅团领导干部学员在学习中，也要多咨询法律专家。要把自己平时在单位遇到的法律难题拿到课堂上，和大家多讨论，多交流，学会分析法律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后果、风险预测与防范等问题，积极和法律教员探讨。
参考文献
[1]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N].新华每日电讯，2015-2-27.
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高级专业知识系统，对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法学知识体系对培养学生自我认知能力方面谈以下观点。
1 当前法学学科在高校中的发展
我国的学校德育历来为政府和社会各方所重视，被尊为五育之首的德育，尤其职业学校教师的教师德育，受发展紧密相连的，是随着学校德育的建设与发展而建设与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法律改革已成为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大数量的法律人才的需求，使法学教育、法学学习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提升了法学教育和法学学习的地位和重要性。高等院校的法学学生如何认识法学、学好法学，如何理清法学学习的性质、动机、方法无疑是应对挑战，何况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而良好的认知结构常常需要经过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专门教育，是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特指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的而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专门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教育。随着法律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当前在我国的高等院校教育体制下，法学教育已经不只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专门教育，而是遍及各个专业的普遍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院校发展的大势所趋。
2 对于高校学生，法学对自我认知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意义
1、提高高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丰富其知识体系
法学知识体系庞大而复杂，重要性及影响力深远而广大。在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无处不渗透着法学知识。当前，全国高校都注重法学学科的发展，旨在培养学生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
在高校的学习中，学生对未知知识领域的好奇是其进行探索和学习的内在驱动力。举例来说，针对法学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的培养，首先，提出问题是关键。没有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敢问问题(即不积极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学生是懒学生。
法学理论很深奥，法学应用技能很复杂，没有问题或不敢问问题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好法学的。人们常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那么，为什么很多学生没有问题、提不出问题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懒于动脑、思维僵化。
法学学习过程也是培养法律思维能力的过程。首先学生不可尽信书本，“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次要勤于分析法学原理、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结构;再就是要善于观察、思考周围的法律现象，密切关注法律实践活动。经过这几个方面的努力，问题意识自然而然造就。
如此，对于大多数高校学生来说，法学学科本身就是其知识体系的空白，法学学科的学习对于学好其他学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克服学生自身的弱点和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培养和塑造良好的思维模式
法学的逻辑思维和逻辑推导要求极其严密，语言是逻辑推导得以进行的符号表象凭借，也是人类逻辑思维指导下形成的符号。法律是通过词语订立和公布的，法律行为和法律规定涉及言辞思考和公开的表述与辩论，是依照逻辑思维推理出来的结果。
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与事实相关的描述与诠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书的相互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都离不开严谨的语言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学生在学习法学的过程中，其对法学语言的掌握与驾驭离不开严密的思维模式，既是其法学认知结构形成的关键，也是其提高自己综合认知能力的手段和重要途径。
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认识法学、学习法学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就是认识社会、接触社会的重要媒介。严密的逻辑思维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通过书本知识，也是在实践中、在学习中塑造出来的。法学学科本身的逻辑的严密性对于学习者的影响意义深远。
3、激发实践的兴趣，提高实践能力
别于硬式教育的课堂模式，高校为学生设置一定规模的案例研习与案例讨论课，更能激发学生学习专业以及学习法律的兴趣。在此类课堂中.任课老师更像是主持人、倾听者，选课学生通过P阳、纸质材料对某一热点案例进行分析研讨、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就热点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此过程中深化对重点知识的理解。
大多数学生很是欣赏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因为无论是作为一名法科学子或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实践能力以及演讲能力甚是重要。在这种课堂中，只要用心，这两种能力都会大幅提升。所以，在法学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旧有知识系统与所遭遇的法学语境不断发生着冲突与碰撞。这种现象在初次接触法学的学习者中表现尤甚。
那么，学习者如何走出知识间的冲突与碰撞的困境，完成它们间的转化与融合，激发学生学法的兴趣，进而以识法为乐、以学法为乐，并在终极意义上学会用法，这在方法论层面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举例来说，在很多影片中，检察官、律师等掌握法律武器的人，是智慧、正义、理想、财富的完美结合，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主持正义，维护着当事人的利益。
近些年来，不仅法学专业成为学生选报的热点，法学专业也成为许多高校增设的专业或在校园普遍实施教授的专业。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可以激发实践的兴趣，提高实践能力，进而提升自我认知能力。
3 总结
高校学生要多接触社会，多学习各种方面知识，认真对待法学的学习和研究，培养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容的面对和解决一些困难的事情，久而久之，有了这些经验的积累，对自我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有益处的。
高校生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充实自己，不至于夜郎自大。总之人的进步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不断完善。当今以及以后的久久，实施法学知识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学科教育，是塑造和提高高校生良好的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是院校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重要方法。
高职法学教育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面临着发展中的重重困境。造成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虽多，但根源可归因于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因此，制定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资格标准、促使法律职业的细化分工、探索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路径，应成为现实语境下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所在。
关键词：高职法学教育；法律辅助职业；法律辅助职业市场
随着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狭义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数渐趋饱和，现行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高职法学教育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其出路又在何方？
一、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及其反驳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变化，取消高职（本科以下）法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现在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即使是企业）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大专法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1]（2）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专科法学教育大多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毕业生，要在三年时间里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是不可能的。[2]（3）高等职业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律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而当下的法学高职教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3]（4）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4]
上述高职取消论的理由看似具有说服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成立，这是因为（1）法律职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的人才虽不能满足狭义法律职业的有要求，但可以满足广义法律职业的要求。（2）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职能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学习、培养和教育，主要能力为抽象思维者可以成为研究型、设计型的专家，而主要能力为形象思维者则可以成为技术型、技能型的专家。经过三年时间的培养，基础较弱的高职生虽然不能成为擅长抽闲思维能力的研究型、设计型专家，但成为擅长形象思维能力的技术型、技能型专家可能性是存在的。（3）将高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显然是个错误，但这种错误并非不可修正。[5]事实表明，实践中的许多高职院校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辅助类技能型人才。（4）正如西方民主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国外法律教育传统也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圭臬。即使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本科为最低层次，但那也只是针对狭义法律职业而言的。
二、高职法学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不成立，并不说明高职法学教育就有其存在必要性。我们认为高职法学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高职法学教育不仅是我国法律职业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的合理选择。
法律职业内在的人才结构需要是高职法学教育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根本理由。法学教育的总目标当然是培养各种懂法律的人才，但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各种法律人才中，法律职业者（狭义法律职业）是核心，其他法律人才处在边缘位置。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核心目标和一般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一般目标则是培养其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如行政执法者、公司企业单位经营者、司法机关的书记员、法警、执行官等
等。[6]从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来看，我国法学教育应当提供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一类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类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第三类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学历要求定在本科以上，所以高职层次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研究生层次的法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律硕士培养复合型的应用性法律人才。[7]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也能培养法律辅助类人才。既然如此，本科法学教育完全可以同时承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与法律辅助人才的任务。如果这样，高职法学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学职业教育，所谓的法学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素质教育层面，所以，对于法律辅助人才的教育，三年时间应该足以完成，用四年时间则有浪费的嫌疑。此外，不同的培养目标，必然导致培养规格、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迥异，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辅人才，则其不仅在培养时间上有浪费的嫌疑，而且还会使得整个教学体系发生混乱。因此，就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而言，其一般目标即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的任务由高职法学教育来承担是最合理的选择。
三、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其症结所在
既然在法律辅助人才培养需求方面具备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从应然层面讲，高职法学教育理应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辅助型人才，高职法学教育仍然无法摆脱人才培养质量低下、毕业生就业无门的尴尬处境。针对高职法学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众多研究者进行相关原因的发掘和探讨。虽然现存的文献颇多，但总结概括起来，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因为所培养质量不高，高职法学专业毕业生不具有就业的竞争力。而造成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具体又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模式不不恰当、制定的课程结构体系不合理、课程和教学内容学科化、教学方法陈旧、师资水平低下等等。
不可否认，人才培养质量低下确实是导致目前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只是表象（表面原因）。倘若沿着这样的（原因）思路，存在的问题必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高职法学教育近年来充满艰辛却又鲜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进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发掘原因背后的原因即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个背后的症结，非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原因）莫属。
就法律辅助职业市场而言，其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新型法律辅助职业尚未形成；其二，助理类职业还没有完成合理的职业分化；其三，已经定型且相对成熟的辅助类职业缺乏应有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这些职业不成熟的表现，从源头上限制和影响着高职法学教育质量和就业形势。
新型法律辅助职业主要指人民调解员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新型法律辅助职业本应是高职法学教育的重点和亮点，为此，诸多高职院校也为其开设独立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些新型的法律辅助职业还没有完成职业化的进程，相关工作还处于试点之中，其从业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在实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无论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结构体系，还是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以人才培养规格为基础而设定的。在对培养目标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人才培养规格）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的课程结构体系优化、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更新，其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自然是毫无进展可言。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暂不培养此类新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但问题同样的也会出现，那就是，高职法学教育将失去将来的主阵地。
助理类职业主要指律师助理和企业法务助理（还可以包括司法鉴定员助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助理类职业本应属于法律辅助类职业（至少其内部包含有法律辅质的工作任务）。正因为如此，部分高职法学教育院校将其确定为培养目标，甚至还有院校还为此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但问题是，因为法治进程缓慢，该类职业还没有明确分化出具体的辅助型岗位。实现中，该职业真正吸纳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用人单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本科教学背景和司法资格。高职法学院校以此类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定位，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就业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只能是纯属偶然。当然，高职法学教育可以不以此类职业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但如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培养人才的就业适应面过窄。
相对于新型职业与助理类职业而言，书记员、法警、刑罚执行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等属于已经定型和相对成熟的法律辅助类职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些职业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不仅就业上难以形成高职法学教育背景毕业生的优势，就连开展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主要指实践技能实训）都缺乏相应评价标准。
三、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
如上所述，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不成熟是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困境，改变职业市场不成熟现状就成了高职法学教育唯一的出路和选择。我们认为，当下的高职法学教育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成熟做出应用的努力：
1、开展调研和实践，促成助理类法律职业分工细化。成熟的职业化市场是一种细化的分工合作的市场，这种细化的分工不仅存在于各大类职业之间，更存在于各类职业内部。助理类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内部分工，市场需求结构不合理，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职业人才的浪费，更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目前，有个别律师事务所正进行职业团队建设尝试，团队内部有执业律师、律师助理和律师文秘的分工，其中执业律师负责技术和宏观把控，律师助理主要在技术方面为执业律师提供帮助，而律师文秘则负责台前幕后与秘书有关的工作。这种尝试将广义的律师助理细化为狭义的律师助理与律师文秘。狭义的律师助理因从事法律应用型工作，一般聘用具有本科法学教育背景且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用人才；而律师文秘因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一般聘用具有高职法学教育背景的辅助人才。不管这种分工是否合理与可行，我们的高职法学教育院校理应以此为契机，除给予全力支持之外，还应主动进行实践尝试（如与律所共同组建实验班等），以促使其朝着合理与可行的方向发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法务助理、司法鉴定元助理、仲裁员助理、公证员助理职业也有细化分工的必要，但目前还没有自觉细化分工的迹象。因此有必要先启动相关调研工作，为该职业细化分工进行先期准备。
2、开发职业资格职业标准，为职业准入设置条件。职业资格标准的重要性在于，既便于行业部门或协会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以规范市场；同时还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以保证服务质量。单就技术而言，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并不存在很大难度。目前的法律辅助职业之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标准，其主要原因可能与相关职业的行业管理机构没有或无法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有关。但我们认为，既然狭义的法律职业能形成自己的职业资格标准，法律辅助职业市场没有道理不能形成自己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作为法学教育部门，我们做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开展广泛的理论讨论，为促使职能部门将制定职业资格标准纳入记事日程进行前期宣传；（2）深入职业市场进行全面调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标准从技术方面为行业部门提供帮助。
3、探索新途径，促成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新型法律辅助型职业的职业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8]积极研究和实践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制度与方式，或许是促使新型法律辅助职业职业化较为理想途径。为此，法学教育部门首先应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研究，以确保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管理模式的顺畅进行；其次则应是利用专业和生源优势，组织相关的服务团队，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性社会公共服务。法学教育部门组织团队承包地方政府项目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人民调解或社区矫正），既可以促进新型职业的职业化，又可以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就业岗位，可谓一举俩得。当然，对高职法学教育部门来讲，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重要的还是要在内部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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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1
二、正文 ┉┉┉┉┉┉┉┉┉┉┉┉┉┉┉┉┉┉┉┉┉┉┉┉┉┉┉2
收养的程序 ┉┉┉┉┉┉┉┉┉┉┉┉┉┉┉┉┉┉┉┉┉┉┉┉┉┉3
收养的实质要件 ┉┉┉┉┉┉┉┉┉┉┉┉┉┉┉┉┉┉┉┉┉┉┉┉5
收养的无效与撤消 ┉┉┉┉┉┉┉┉┉┉┉┉┉┉┉┉┉┉┉┉┉┉┉6
收养的效力 ┉┉┉┉┉┉┉┉┉┉┉┉┉┉┉┉┉┉┉┉┉┉┉┉┉┉8
收养的解除 ┉┉┉┉┉┉┉┉┉┉┉┉┉┉┉┉┉┉┉┉┉┉┉┉┉┉9
三、 ┉┉┉┉┉┉┉┉┉┉┉┉┉┉┉┉┉┉┉┉┉┉┉┉┉12
摘要：
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怀抱，我国成为了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典型的多元法制国家，不同制度的存在会势必出现区际法律。收养是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领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民事法律行为。收养行为是一种设定和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重要法律行为，它涉及对未成年人的抚养、对老年人的赡养扶助以及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利益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收养制度作为家庭关系产生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收养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社会制度，是亲属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养制度作为亲属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必然受、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内地与香港、澳门等地区由于各自的传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和思维观念的不同，四法域的收养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文章拟通过对我国四法域中收养制度的收养的程序、收养的实质要件、收养的无效与撤消、收养的效力以及收养的终止等五个方面进行比较，综合，全面阐释其利弊优略，以期为完善我国大陆的收养制度，加快我国的法制化建设进程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法域 完全收养 收养的撤消 不完全收养 国家监督
中国的区际（大陆与、香港、澳门），大陆有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近年来，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相继回归祖国怀抱，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典型的多元法制国家。在我国这样一个“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典型的多元法制国家内部，不同法律制度的存在会势必出现一系列在单一法制国家不会产生的法律问题，也就是区际法律问题。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由于各自的历史传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和思维观念的不同，四法域的收养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收养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社会制度，是亲属制度不可或缺的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必然受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收养（adoption）是指公民按照法律规定领养原来出生于某于家庭或家族的人为自己子女的要式民事法律行为，使本无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之间产生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而与他原出生家庭或家族的关系则部分或全部终止。收养制度自其产生以来，便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而相继被各个历史时期所沿用。在当今的中国，收养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以及社会福利的分担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特别是家庭观念、家庭模式的转变，收养制度也完成了其社会功能的变迁，从而为社会继续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法国民法典》开启了现代收养制度育幼功能之先河。一战造成大量家庭离散或父母双亡，大批流浪孤儿的出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国不得不修改相应的立法，其目的“仅在于对无子女的人予以父母的权利，对无父母或父母无养育能力的人予以父母的保护。[1]二战后，这一功能得到进—步的强化。现代世界各国都将“有利于子女”原则置于收养制度首位。如瑞士民法典第264条“…收养人对养子女最少已抚育两年，并且可推定建立子女关系有利于养子女，…”[2]德国民法典第1741条第1款“收养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3]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凡承认或(和)许可收养制度的国家就确保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当然我国也不例外，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出现了四个法域，而随着越来越多涉外事件(我国将大陆与港澳台事件按涉外事件处理)的增多，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作为国际社会中的热门话题，并且随着国内收养子女和跨国收养子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收养制度研究越来越来显示出其重要意义，从客观上要求比较研究我国不同法域收养法的立法及学说，弄清它们收养法的具体规定，消除或避免收养法的冲突，健全和完善我国收养制度，保证我国收养的顺利进行。
收养制度作为家庭关系产生一种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尚不够发达，社会福利机构相对有限，因此，公民间的收养行为，可以使那些没有子女或丧失子女的人，在感情上得到慰藉，心理上得到满足，使养父母在晚年时老有所养，充分享受天伦之乐。同时，公民之间的收养行为，可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使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通过收养，可以宏扬社会成员间相互扶助的道德风尚，实现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完善家庭关系，对促进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1、可以使丧失父母的孤儿、因特殊原因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养父母的培养教育之下，享受家庭的温暖，得到健康的成长。
因此，笔者拟从收养的程序、收养的实质要件、收养的无效与撤消、收养的效力以及收养的终止等五个方面对我国四法域的收养制度进行比较，以期为完善我国大陆的收养制度，为加快我国的法制化建设进程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提供一些参考。
一、收养的程序
收养的程序即收养的形式要件。收养行为成立，不仅要求当事人符合收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同时，还必须履行一定的收养程序。在我国，成立收养的法定必经程序是收养登记，而收养协议与收养公证是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的程序，是对收养登记的必要补充。
我国在1992年4月1日前无收养法可依，自1992年4月1日起才开始施行第一部收养法，1999年4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收养法。有收养法之后，收养行为只有符合法定的条件并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才能够有效。
根据我国大陆《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可见，收养登记是收养关系成立的必经程序。我国收养法将凡收养一律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为形式要件。而以登记为前置条件，将收养关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要求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作为其补充。这较之1998年以前修改的收养法有进步。收养法修改前收养关系的成立有两种形式：除向民政部门登记外，对被收养人有生父母或监护人的收养，只需收养人与送养人以及征得10周岁以上被收养人的同意并订立书面收养协议即可。如果一方或双方要求公证的应办理收养公证。而修改后的收养法规定只能向民政部门登记，强化了国家监督作用。香港以法院专门颁发的有固定格式的《领养令》作为收养关系的形式要件，其具体程序包括：(1)收养人向社会福利署提出收养申请并进行试收养；(2)向地院申请批准颁发收养令。澳门地区的收养关系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设立，需要法院判决并且须附一项社会报告。在澳门以申请状的提呈作为启动收养程序的前提，并且在申请中申请人不仅要说明其收养理由及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并写明事实理由，而且在申请的同时要与被收养人居住地的有关社会机构联系并说明收养意向。以法官指示组成的专案调查开始对收养人以及待被收养人的人格及健康状况，收养人抚养及教育待被收养人之能力，收养之家庭及经济状况以及收养人的申请理由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以便法官全面了解收养人和待被收养人的基本情况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并进一步听取收养人和同意收养的人的意见，进而作出裁定。而在台湾需有法院的认可。经1985年修正后的台湾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收养子女应申请法院认可…”因此法院认可是其收养关系得以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与修正前的民法不同，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凡收养均应声请法院认可，仅有自幼抚养之事实，已不能认有合法之收养。”[4]由上可见，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都有强化国家公权力之特点，尤以港澳地区最彰显其国家监督主义色彩，这也是世界各国在收养立法中的发展趋势之一。德国民法典第1752条第1款规定“经收养人申请由监护法院宣告收养”，乃至于收养的废弃也须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英国也确立了收养的成立由高等法院或郡法院或治安法院在接到收养人申请后进行审查，通过收养命令的颁发方可确定收养的成立。《瑞士民法典》第268条第1款规定“收养应由养父母住所所在地的州的主管官厅宣告”。尽管收养关系的成立离不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就该收养问题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无疑最能为在收养行为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收养人一方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帮助。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采取行政手段来强化国家监督作用是合理的。
法科学生学习行政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其个人而言，行政法是教育部确定的16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掌握行政法知识，养成行政法思维，对于法科学生未来的就业和工作极具重要性，也是他们未来作为普通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手段。对国家和社会的法制发展来说,行政法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法，是最直接的治官制权法，是最实际的现代民主政治推进法，是最基础的公平正义社会秩序法，是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促进法。w然而，行政法的教与学是法学专业师生都感到头疼的事情。美国学者甚至说让尚未获得固定教职的教师来讲授行政法是不公平的，即使他是个好教师，也可能会因学生对其作出抱怨和负面的评价，而对有关他教职评审的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教师讲授及学生学习行政法很难，这是由行政法的独特性决定的。行政法内容繁杂,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法规范数量浩如烟海，零碎繁琐;行政法不仅与宪法、组织法、刑法、民法等法律部门关系复杂，且与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有所关联。行政法就像一只百足大虫，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法科学生在学习行政法的过程中，如果打算巨细无遗地掌握行政法的内容，则注定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法科学生在学习行政法的时候，只要掌握行政法的基本框架和核心知识，能用行政法思维运用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就可以了。既便如此,行政法的教与学也还是法学专业师生艰苦承受之重。笔者总结了数年从事行政法教学的经验与教训，认为如果行政法教学过程中能够娴熟地运用相关司法考试真题，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司法考试是法科学生的重大关切之一，司法考试真题必然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国自2008年以来，司法部规定全日制本科四年级学生有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这项规定本身就是考虑了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就业时，很多工作岗位明确要求应聘者要拥有司法资格证，因而是否通过了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影响很大。人是功利性且具有预见能力的动物，如果行政法教学完全偏离了司法考试的目标，法科学生当然很难有浓厚的兴趣。正因如此，原司法部长张福森就曾要求法学教育要重视与司法考试的协调。他说，“我们在组织司法考试工作的同时，要注意认真总结，深人思考，研究解决现存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如何衔接的问题，逐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司法考试中的行政法案例很多都是对现实生活中行政法事例的凝炼，这些事例是尚未走出校门的法科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窗口。法科学生都是很有抱负的年轻人，常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结，这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他们自然有兴趣。譬如，司法考试2008年卷四第六题，考题的内容是关于某市某区某小区的旧城改造，区政府作出的该小区旧城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能否复议和起诉、如何复议和起诉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了诉讼代表人、复议机关为被告的情形、原告提起上诉的理由、法院审理的对象、法院判决的形式等。这样的考试内容可能是很多法学本科生的亲朋好友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亲朋好友们甚至咨询过他们该当如何处理。此外，司考真题2008年四川卷卷四第六题(关于王某酒后闹事与公安人员推搡，摔倒死亡后的国家赔偿问题)、2005年卷四第一题(关于某市政府决定市公交车免缴交通规费造成客运个体户不服)等，都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
二、运用司考真题构建法科学生的行政法知识体系
行政法没有统一的法典，行政法规范数量浩如烟海，零碎繁琐，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巨细无遗地掌握行政法内容是不可能的，但行政法的基本知识体系，却是法科学生必须掌握的。我国大学课堂的行政法教学通常仍是传统的演绎思维的模式，也就是通过基本知识的介绍来构建学生的行政法知识体系。行政法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行政法知识的储备过程。法科学生未来通过运用这些行政法知识储备而解决行政法问题。即使是行政法案例教学也仅是重视“课堂内容即用式教学方法”而已，当然，构建行政法知识体系是必要的，学生储备行政法知识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学习过程属于预设性思维模式，所储备的行政法知识很容易变为僵化的教条，学生运用起来很难得心应手。
已经规模化的司法考试行政法真题为法科学生构建行政法知识体系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即通过“归纳”而非“演绎”，“生成”而非“预设”，构建法科学生的行政法知识体系，避免他们未来“充当麻木的法律技术匠角色”[4]进而培养他们的生成性思维，®使他们未来能够重视在具体情境中实现多样化的目标，通过科学、合理、公正的程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行政纠纷。
运用司法考试真题构建学生的行政法知识体系，至少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教师检索足够多的相同知识点的司法考试真题，将其进行归类整理，列出图表。第二步，通过课件将这些真题呈现给学生，让学生根据内容判断它们考察的知识点。第三步，共同讨论分析这些内容成为行政法主要知识点的理由。第四步，要求学生课下自己动脑动手，将课堂上以司法考试真题历次形成的行政法知识点串联成行政法基本知识的体系。
通过这样运用司法考试真题而展开行政法教学的过程，类似于直接经验的积累过程，能使学生习得的行政法知识体系不是僵死的，而是有生命的。在这过程中，学生不仅熟悉了行政法的法条，更会关注法条所对应的社会事件，也会思考这样的社会事件为什么会要求该法条所规定的解决办法。这既让法科学生能够细致掌握具体的行政法知识点，更让他们学会了思考这些行政法知识点是否具有正当性，学会以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些知识点，甚至批判、筛选这些知识点。毕竟“仅仅对所感知的所有现象都努力做非常细致的描述,第一这不可能，任何描述都是要省略的;第二这并不一定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司法考试“重者恒重”的特点，能够帮助法科学生在纷乱的行政法律规范中，发现行政法知识体系的重点所在。
三、运用司考真题培养法科学生的行政法思维
如果说民法是千百年来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自生自发的规则体系，那么与之相比较,行政法显然是近代以来人们基于对行政权的理解而构建出来的规则体系。因此行政法思维也是需要特别训练与培养的构建性的思维。行政法思维集中体现在对行政法概念的把握上。法国学者莫里斯奥里乌认为，行政法同时具有主观法与客观法的因素。客观方面，行政法存在于行政机构的组织和公务员法;而在主观方面，行政法存在于公共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产生公务管理的法律关系之中。^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也认为，行政法不仅意味着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的标准,更是指在行政关系的范围内，调整行政与公民的关系，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奥里乌和毛雷尔正确地指出行政法的范围，在他们看来，行政法作为公法，与民法等私法完全不同，指出了行政法的范围也就道出了行政法思维的特质，这就要求我们惟有熟谙大陆法系国家公私法划分的传统观念才能理解何谓行政法思维。不过，我们在英美法系国家学者的论述里能够更加直接地看到行政法思维的面相，这是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在实体法方面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行政法只能在其程序及思维方面体现出来。美国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指出，“行政法是调整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其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的权力及其范围、原则，且规定对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人给予法律救济的手段”。
法德美诸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的论述，说明行政法思维不是空洞的教条或公式，而是凝结着近现代以来人们对行政权的体认、防范、期待，是理性的理论化的经验法则。质言之，行政法思维是秉持通过法律控制与规范行政权的思维，是秉持通过法律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思维。行政法学上的不少概念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晶，司法考试历年真题中往往有对这类概念的考査。如果行政法教学中恰当地运用这些司考真题，就能够润物细无声地培养法科学生的行政法思维。譬如,我国行政法中只有行政机关而没有行政主体的法律概念，但遵循行政法思维的逻辑，行使公共行政权的其他组织显然也要受到行政法的规制，如果其侵犯了相对人的权益，相对人理应享有通过行政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因而行政法学理论创造了行政主体的概念。司法考试2002年卷四第九题就是以“行政主体”为核心展开设计的考题，考生只有养成了“何谓行政主体”的行政法思维才能顺利答题。该题是根据真实的溆浦县中医院诉县邮电局行政不作为案改编的，只不过隐去了诉讼当事人的真实名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