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中国；解释力
许多人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看作是从头脑中构造出来的一种“设想”，并认为这种“设想”早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空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解释不了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问题，讨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对这两个问题是否有解释力。
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或预见，理论界一般归纳为：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没有商品生产)，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和国家。这样的概括是否全面，我们这里不做讨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这几点的确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一次讲到未来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就是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这几点“基本特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只是有的不那么直白罢了。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这几点预见，是逻辑上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社会所有制是最基础、最基本的特征。由于是全社会统一的所有，所以不同生产机构或生产单位之间才不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社会才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来调节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成员之间才不再有阶级差别，因而也无须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了。这也就是说，这几个特征，随便否定了哪一个，说哪一个是错误的，其他特征也就连带着不能成立了。
马克思讲的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三点理由。第一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看法，不是什么主观的设计或设想，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资本主义所有制越来越不能驾驭以社会化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了，社会化生产最终导致生产的社会占有，从而导致商品生产的消亡，导致阶级和国家的消亡。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论证了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奇怪的是，有的人口头上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却不能相应地承认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从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谈论未来社会的，因而与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形的社会主义观(例如蒲鲁东、杜林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形成根本差别，也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往往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角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一样。人们往往不注意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这个特点，拿社会主义进程中实际达到的社会经济状态，与马克思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个高度来认识的社会主义作比较，把对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的认识(例如我们今天对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阶段的的认识)，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用来“检验”马克思，这就不能不导致或多或少地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进而用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社会主义观”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第三点，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表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换句话说，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以完成他所说的过渡时期的任务为前提的。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到中国，都是在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情况下，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的，由此形成了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实中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差别。比如，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我们能拿这个实际来批评马克思，说他讲的社会所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吗?马克思倘若在世，他会这样回答：你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我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你的社会主义社会远远没有完成我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实际上还处在我说的过渡时期的某个阶段，因而我也不否认在你这样的发展阶段有多种经济成分。
说到这里，有的同志可能要问：既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还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怎么就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呢?这就不能不说到斯大林了。
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一个国家(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苏联现在所有的剥削阶级都已经消灭了。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苏联社会已经“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然而，斯大林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有很大差别的。主要表现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即劳动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联合为一体的社会所有制，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则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止；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则只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集体农民的阶级差别还存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消亡，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有国家，必须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差别是全面性的。并不止于这四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没有讲到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马克思与斯大林都有差别，只是说法一样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我们撇开苏联当时是否应该实行全面的公有制这个问题不谈，我认为，斯大林关于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上述看法，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两种公有制形式，因而两种公有制组织之间的商品交换必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尚未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既然还存在阶级差别，并且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因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就继续存在；既然已经全部公有化并且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原则就必然起作用，等等。就事论事地看，斯大林只是不该把在马克思看来属于“过渡时期”所达到的两种公有制并存的这个阶段，说成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苏联的实践，在经过了一个极短的过渡时期以后，先后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发动大规模改革的同时，普遍重估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调低了原来的历史定位，例如，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不再在现阶段提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任务，从而避免了再犯盲目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二，突出和强调了“现阶段”与一般地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区别，为在实践中克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般原则的束缚，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被解释为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这表明，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认识，还是没有脱出斯大林以来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开始”的大框框。而在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剥削将长期存在，剥削阶级并未完全消灭。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既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任务(消灭阶级)，也没有完成斯大林讲的过渡时期任务(消灭剥削阶级)的一个阶段，因而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这些国家要达到马克思科学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撇开国际因素不谈，也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更长。因此，对于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否一定要等到消灭阶级，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这也许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但并非没有理论意义。以斯大林为例，如果苏联当时具备了全盘公有化的客观条件，他把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状态称作“社会主义”，似无不可。问题在于，他应该从理论上讲明，这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是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并由此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范畴而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相衔接。这个道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适用。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提供的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阶级，而把从取得政权直到实现消灭阶级一概纳入了“过渡时期”。毫无疑问，至少对落后国家来说，漫长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然会经历多个阶段，表现出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对这些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认识，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或要不要有一套新的说法(例如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阶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于，不管是一套什么样的说法，都应与马克思的那一套在逻辑上衔接起来(例如，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解释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阶段，然后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等)。这样的话，理论上就与马克思一脉相承了，既坚持了马克思，又有利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然的话，各讲各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落空了，社会主义也会迷失方向。
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语，在他们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从来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地位。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这个词是列宁概括出来的)。
然而，人们往往以20世纪以来现实社会主义中存在商品生产为依据，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斯大林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甚至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知道，马克思只是说实现了社会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没有说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不可能否认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的10条措施时，其中好几条就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有关，如征收高额累进税、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国有化土地的地租用于国家支出等。所有这些，是他们承认和利用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明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从来都把私有制包括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共同体”看作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因此，当他们主张在过渡时期逐步消灭私有制，因而公有制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时，当他们主张过渡时期要用合作社改造农民，因而至少在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时，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是必然的(事实上，恩格斯在谈到国家要对这些农民的合作社进行帮助时，就设想过贷款问题，还涉及了抵押债务、利率等)。由此可见，既然现实社会主义还处在他所说的过渡时期，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生产并不矛盾。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之中，马克思何来“空想”之有?
当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理论变成现实，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更多论述，更不可能有关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发展商品生产的理论阐述。我们现在有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关于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一定时期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无疑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但是，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我们还讲不出任何道理，更拿不出任何事实，证明马克思讲的实现了社会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商品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讲了许多新话，进行了许多新的实践，但还是不能说我们已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论断。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在作了以上说明后，这里我想着重谈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为什么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有关，也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有关，这就是商品生产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
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使劳动者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而消灭商品生产是消灭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一个条件。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商品生产是和阶级、阶级的不平等相联系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还容许商品生产存在，必然导致出现阶级的不平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
这里说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和杜林的批判，后者都是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马克思论述了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或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顺便批判了蒲鲁东想通过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马克思这样挖苦蒲鲁东的，他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和接下来的“所有制”译为“所有权”也许更合适，但意思不会改变——引者)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为什么不能不感到惊讶呢?我们知道，商品生产的所有权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谁生产了这个产品，谁就对这个产品有所有权。由于劳动产品及其所有权体现着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同生产者之间要想得到对方生产的产品，就必须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生产者实现其经济利益、实现其商品所有权的规律。我们又知道，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也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交换的结果，却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是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如果说，资本最初可以假定是其所有者自己的劳动积累的话，而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资本家一开始投入的积累资本就是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生产出来的，并成为进一步吮吸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所以，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是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对立的。然而，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走向反面，走向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权，又是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的作用下发生的，是在等价交换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不满意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但却主张永久保留商品生产。把等价交换捧上天，幻想可以永久保持“纯粹”的商品生产，而不要商品生产结出的这个资本主义果子。马克思批判道：商品生产是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由此，就有了我们在上面引用的马克思对蒲鲁东想用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惊讶。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杜林幻想有不造成剥削的“真正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能实现“真正的价值”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杜林和蒲鲁东一样，本质上也是小生产社会主义者，而在表面上，杜林主张的是“经济公社”这样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尽管如此，由于杜林把价值规律奉为圭臬，他的经济公社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病，反而是保留和复活了资本主义。恩格斯批评说，杜林把价值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不难看出，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也是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了的。一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被否定了，被认为是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错误观点。其实，这里面存在许多误解。马克思思格斯批判的是企图通过商品生产实现劳动者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商品生产永恒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完全否认在争取劳动者彻底解放的过渡时期存在商品生产，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恩格斯说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指的是完全由价值规律调节的商品生产，是像杜林那样把价值规律“提升为基本规律”、“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的商品生产。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说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讲的是抽象理论，是一般道理，这个道理是从商品的价值性质中得出来的，是从价值一货币一资本的逻辑发展中，从价值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者的分化因而必然出现劳动力商品的逻辑发展中得出来的；不是说，在实践上，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不管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的商品生产，都会导致资本主义。那样的话，连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也只能有资本主义的前途了。一般理论与具体实践是有差别的，就像等价交换规律不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交易的场合，利润率下降规律与实际利润率可能上升并不矛盾一样。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下面我结合斯大林的有关观点作一些分析。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斯大林是第一个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在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讲的。斯大林的这个说法看上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相反对的。一些年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人们愿意把斯大林的说法看作是正确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看作是错误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商品生产，而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商品生产。第二，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矛盾，恰恰是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个一般原理为前提的。斯大林讲的不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如他所说，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换句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生产。“特”在哪里呢?“特”就特在施加了许多限制，列举如下：第一，这种商品生产是以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存在也不允许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因而也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第二，劳动力不是商品。第三，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换句话说，假使有人积累了货币，既买不到劳动力，也买不到生产资料。第四，价值规律不能调节生产，生产是由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的，后者也尊重经济规律，但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需要；就是在流通领域，价值规律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调节作用。第五，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上看企业赢亏。不简单地以个别企业一时的亏损论成败，允许政策性亏损，企业也不破产，等等，斯大林把这叫“高级赢利”。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条件，仅仅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例如把农业生产工具作为商品，斯大林自己就说，必然复活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就是在斯大林看来，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是基本道理，商品生产不导致资本主义则是有条件的。当然，斯大林对不导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施加的限制对不对，是否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这是需要讨论的。但在方法论上，他认为不加约束的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不能说是错误的。多年来人们离开一定的条件，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绝对化，这是无视价值规律、市场会使商品生产的当事人分化的基本道理，这种认识已经被中国两极分化的事实打碎了。在这个问题上，讲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实行改革，重视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包括利用资本主义，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发展商品生产、利用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把市场和价值规律摆在至高地位和核心地位，完全按照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行事。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如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什么什么”这样的思维，把“符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制定政策和怎样改革的标准，好像只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做才能使我国经济和社会更快发展。其实，“商品生产”、“市场经济”都是理论抽象，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有不同的类型，即使同一类型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除了在现阶段有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面外，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市场关系要求分散化，越分散，市场原则就贯彻得越彻底。我们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分散化从而生产组织完全小型化并不利于赶超发达国家，更何况一个大国的强盛，又有不同于小国发展的重要特点。第二，市场关系要求自由化，市场主体越自由，市场原则就越能充分体现。这也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并与前一个特点相联系。我们要在现阶段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完全听任市场原则的摆布。第三，在分散化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一切围绕价值规律转，因而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发展带来盲目性、短期行为，忽视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已为国内外的事实反复证明。第四，市场经济从某个角度看是“傍大款”经济，市场原则贯彻得越彻底，则越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以工农劳动大众的利益为首位，主要靠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发展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样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虽有与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共同的东西，但在根本上是有差别的。除了所有制基础的差别外，经济机制中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也有重要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和经济机制的差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有制的不同，必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差别。长期以来，人们虽然也在重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所有制不同”这句话，但大多流于纸上谈兵，并不要把公有制落实到经济机制之中。一些人误以为商品经济是“中性”的，经济机制是“中性”的，把公有制束之高阁，让作为“基础”的公有制“不食人间烟火”，其结果必然滑向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形成的，并且在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特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对我有用的东西，那也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以适合我们的需要。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弊端的，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恰恰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应运而生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还必须有计划调节。计划调节尊重市场规律，在大的方面把国民经济规划好、控制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实践才能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律；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27-03
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是一个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我们党一直没有停止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经过六十多年的探索，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由探索阶段走向深化阶段，并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实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这个重大突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这一理论形成过程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与时俱进的政党。我们党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是一个遵循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制定出合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按照其认识的历史阶段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探索阶段、突破阶段和深化阶段。
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的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是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探索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私有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经济将取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比较发达的前提下。但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生产力落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我们党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必须对其进行限制，发展商品经济只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的客观条件下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在列宁时期的俄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未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忽视商品经济的作用，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危机，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该政策否定商品经济，主张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该政策的实施，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国内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但是该政策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越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被严重降低，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并将一些企业租给外国投资，该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列宁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便可消除，其只是把商品经济看作一种过渡时期的工具，并未真正地认识其作用。
斯大林时期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经济，推行计划经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其排斥商品经济，用行政指令管理经济，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项弊端日益暴露，社会矛盾激化，为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1956年，三大改造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确立起来。我们党在对列宁时期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犯错误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开始对商品经济进行有益探索。
在经济体制方面，1956年9月，在中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一论断的提出，实际上肯定了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可以适当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对商品经济的一个有益的认识。
1956年底，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该政策主张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是可以允许存在的，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并且通过竞争使企业充满活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该思想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
根据中国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和党内一些人担心发展商品经济会触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思想，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便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便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的话中可以看出，其已经开始认识到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制度的属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一个起源，是对商品经济的一个重大认识。不久，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其认为，价值规律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两个原则是社会主义阶段绝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进一步肯定了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
虽然我们党前期对商品经济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急于求成，忽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从本质上来说，是我们党没有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导致的。
从上述可以看出，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是由我国的客观状况所决定的。在看来，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社会产品能够满足人们不同需求并且国家控制一切商品的时候，商品经济才可以消除。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仅要依靠计划经济，还要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这个商品经济的重要规律。虽然我们党在这个时期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仍然是计划经济，但是提出利用商品经济依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商品经济的探索，遵循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虽然在探索过程中犯了一些“左”和右的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探索阶段，其一些观点为邓小平时期突破计划与市场的对立观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来源。
二、突破人们传统观念，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这一阶段，我们党通过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1976年10月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决，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需要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认识商品经济，以调整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a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突破原有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发挥国家企业地方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说明我们党开始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重新定义商品经济的作用，以实现市场活力的激发，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了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时我们党已经开始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放在同一个维度下思考问题，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之后党的十二大上，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相关论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原则，并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部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虽然是从属的次要，但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时候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作用，并把它作为对计划经济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这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关键一步。
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无法跨过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和深化过程。生产力水平低的客观现实状况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之后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体制”。这进一步增强了商品经济的作用，是将商品经济作为辅助作用的又一重大突破。
1992年初，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邓小平进行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该论断的提出从根本上突破了人们认为计划和市场相互矛盾不可互存的观念，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发挥商品经济必不可少作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为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将市场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充分强调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对原有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自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将市场看作计划经济的有益补充阶段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邓小平南方谈话突破人们的传统观念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再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在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断突破原有观念，并由理论走向实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这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成就的取得，究其本质，是我们党不断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结果。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对商品经济认识的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用市场来规范经济生活的微观领域取得了良好效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我国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市场秩序不规范，存在一些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实际产出不能达到潜在产出；企业无序竞争，自主创新能力差；这些问题的存在，需要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更加符合实际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并将理论付诸实践，实现了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五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进一步深化了对市场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且不能忽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党的十七大根据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由此看出，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市场的基础作用并没有改变，只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社会l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
党的十后，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下行压力变大。如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该原则的提出，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由基础作用变为决定作用；二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变为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以提高有效供给，避免结构性失衡，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提出是我们党新时期在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使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重大创新和发展。该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从时期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到邓小平时期突破人们认为计划和市场矛盾的观念。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过程。我们党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左”和右的错误，但从总体来看，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是一个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深化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逐步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重要反作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制定出一系列合乎中国发展实际的政策，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结果，这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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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7.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
[作者简介]刘长庚，徐州医学院社科部讲师，2003年获日本国立群马大学社会信息学系硕士学位，江苏徐州221004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1－0007－03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设想到列宁提出的利用商品货币思想，以及的体制创新的初步尝试，再到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出发，否定了商品和货币关系，预言未来的社会将采取计划机制配置资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批判基础上继承并发展起来的。他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一最普遍的经济现象出发，得出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根本条件，私有制使得人们的生产总是私人的。社会分工要求人们必须相互提品，要求私人生产必须具有社会性，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具有私人性质与社会性质的对立统一。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取决于他们的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能否实现私人产品向货币的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是自发的、社会化的，而不是商品生产者本身主观可以预料和控制的。于是，商品货币在人的面前有了神秘性，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本来是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商品拜物教面前，人类本身的活动却反过来受物与物关系的支配，这是一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方面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是通过自发的、异化的形式实现的。这种扭曲的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异化，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要克服这种异化，根本的出路在于消灭私有制，并且一切与私有制直接联系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最终都是要取消的。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周转和循环理论、周期危机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预言，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单一的社会所有制，资源的配置也将采取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失去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存在了。”恩格斯也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P63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为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无政府混乱状态、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实现了全社会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是单一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成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须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从理论进入到实践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列宁所持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经济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春天，苏维埃政府先后实行了土地、银行和大企业国有化，对全国的产品和分配实行全面的监督，通过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来限制市场的作用，其目标是逐渐消灭商品交换、货币流通，最终消灭市场，以保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建立完全的交换制度。
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苏维埃俄国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对工农业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的基础上，在分配上也实行了有计划的严格控制，由国家组织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列宁认为，只有把所有商品都收归国有、规定价格、统一分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此，进行了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改造活动。其目的是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业，用实物交换来代替货币交换。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速了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过程。
1921年初，随着苏维埃政权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这促使列宁重新考虑商品货币关系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可以自由买卖粮食，开放市场，允许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本地范围内自由买卖等。但这时的“商品交换”是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经过合作社进行交换的。1921年秋天，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的流通渠道，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号召全党抓住这个中心环节，表明了列宁对商品市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列宁认为，商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的恢复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中站稳脚跟。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创新。但是，列宁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这一传统思维方式。
斯大林虽然也明确提出过商品生产的思想，但仍旧没有跳出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对立的束缚。他认为计划是社会生产的唯一调节。他曾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指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的发展方向。”这也决定了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很快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明确提出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他在《关于
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语》中说：“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他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自古有之。”1956年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改革“苏联模式”，走适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遗憾的是，也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些改革思想未能在实践中一贯地坚持下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持续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否定市场为基本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虽然列宁、等曾提出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设想，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人们最终还是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把市场经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也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并且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计划经济实行的前提条件，过分地追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目的是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避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结果却造成了一系列国民经济生产中的比例失调。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打破了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的客观规律，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相继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首先，初级阶段论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我们的国情、如何判断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国情最集中、最正确的判断。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P312)1987年8月，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F252)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这一指示精神，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并据此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形成。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其特定的科学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非高级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强调初级阶段的中国特征。由此出发，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等基本国情，他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等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仔细研究世界形势和国际经验，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作了不懈地探索，取得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1987年2月，邓小平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P203)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随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科学论断。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重要契机。他把计划和市场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赞同和拥护。这就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大胆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最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了几十年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又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P255)“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3](P172)“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P6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立足中国的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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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经济发展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物的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本。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物结成某种关系，使物所具有的能量有序地释放出来，这种能量的释放一般要受到活劳动的劳动能力、技能、知识及物质资本的积累、管理、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人与人的关系是促进物质或能量释放的外在条件。因为只有人才能积极、主动地让能量有序地释放，从而促进人与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序释放能量就是指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约束物的发展，这就牵扯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包含了产品的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怎样才能使产品分配到使用者的手中，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这是人与人关系的核心。现在世界产品分配的规律一个是市场价值规律，另一个是资本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就是产品从低价者手中流到高价者手中。资本规律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人们购买市场预期收益。资本规律受投资偏好、政府决策的引导、传统经验等很多因素影响。这两个规律是促进产品有序化最主要的规律。然而市场价值和价值不是同一概念，价值凝结的是人类一般劳动，而市场价值是以价值为载体，以市场信心为依托的虚拟价值［1］。而且市场也往往受到关税壁垒、进出口限制、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制、出口押金制、最低限价制;以及用于激励出口的出口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商品倾销及汇率干预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也是急功近利，拉动国际经济运行不平稳，因此市场不是公平的、可靠的。市场价值把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市场价值当成反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价值来用，成为发达国家维护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借口。资本规律更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很不靠谱。所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不认可这种有序化的物质或能量的流动规律，这种分配规则最终必然被淘汰。由于世界经济运行没有找到合理有序的物质或者能量的流动规律，导致世界经济运行不平稳，时而引发战争，时而引起政治紧张。而脱离战争的维持或政治压迫这两种种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方法，世界就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单纯的依靠经济自身的机制调节即:靠相互投资、相互信贷、相互消费拉动世界经济发展，容易引起经济滞胀［2］。因此，世界需要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指导，构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有序化发展规则。
二、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有序化方向发展
1.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传承和发展
(1)合约经济异常活跃。世界经济发展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泡沫经济流动，重新转向以实体经济流动为主。刺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市场价值及其信心受挫，动力减弱，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据测算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由2008年11月的3.7%下降到2010年12月的3.1%［3］。二战后，刚从崇尚武力打击向利用市场价值进行经济侵略的市场经济发展态势受阻。在市场经济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称国际经济合约，被以北约、美国等政治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频频践踏。他们寻求在武力震慑下的世界市场经济，欲通过政治压力和市场交换双重规则分配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新经济格局，以改变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利益侵略缓慢的局面，形成快速侵略的通道。企图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因利用市场掠夺而带来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要让经济平稳发展，必须以他们利益为主导，军事做保障，政治为手段，合约经济为基础来整合世界市场，从而满足某些政治集团一劳永逸的剥削愿望。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会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明显的合约经济的市场结构:一级市场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完全自由贸易的市场，他们坚决排斥、限制经济利益体外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二级市场是以北约等资本主义政治集团武力难以征服的发展中国家为主，在贸易摩擦中进行半自由贸易。三级市场是以不发达国家为主，是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商品的倾销市场。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市场的管理，采用一种合同约束。对其内部实现统一国民待遇，对外统一政治、军事壁垒，以保证合约的效率。
(2)世界市场向专业化、科技化、透明化、竞争激烈化、自由化、相对公平化、高效化、实体化、人性化等方向平稳发展。世界市场正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变化:1)消费者、生产者和市场等市场主体上的变化。消费者的生活以数字化为基础，以个性化的服务为内容。生产者的变化是，行业由垂直型的分工走向水平型分工，沿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生产要素界限进行分工［4］，生产要素的组织性代替生产要素的分散性。生产、服务的专业性很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工作，个人需要掌握的技能种类很少，但生产服务垂直延展的范围更深广。市场的变化是，市场需求不再是统一的标准模式，而是个性化的服务生产模式;服务的半径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面向全球。市场仅是按一定的分类规则而设立的产品交换场所，分层的市场横向联系更加科学规范。“市场无形的手”将清晰可见，一部分调节供求关系的功能将丧失，在同一层级市场的市场功能回归到原始自然的以单位产品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上来，或者是产品所具有的、释放的社会一般能量上来。整个物流过程是清晰透明的，它是现代物流业以最短的距离与最快的时间优化配送;生产商、生产过程及传递的必然路径都是可知的，商品从市场交换转向网上承担部分交换过程，市场从传统有型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2)市场体系上的变化。未来经济的形式以实体经济、信息经济、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技术创新交流等为主导，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运行法则和自然法则是一样的，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任何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手段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都要被淘汰，甚至与其关联的活劳动，就不得不把一部分劳动无偿的被别人占有，直至其被生产力淘汰。3)市场机制上的变化。商品的交换，以单位产品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为主要尺度，同时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不存在商贩的炒作，买卖双方进行交换产品和服务时，主要是质量的比较和计算机对各种营运成本优化后的价格进行比较。4)市场运行规则方面，以相互之间提供服务为目的，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和交换为服务半径，以商品为主的传统经济学与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为主的市场经济学是未来经济的理论基础，但以传统经济为主，突出物体的效用。5)在宏观调控体系上，稀缺资源被辅以“以人为本”理念引导下的使用权限，防止投机和市场偏好。稀缺程度不是商家操控和获取暴利的理由，而是依据实际需求的权限及获得成本的大小决定其价格。市场供求趋于平稳，供求不在是市场的主要功能。
(3)自由、便捷、个性化、人性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引领发展。按照上面五个方面的发展局势，将来世界经济发展要走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的聚集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进行商品交易，如:在集散港口、物流配送中心、大型商城、超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交易。第二阶段是人的聚居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空间进行消费。这一阶段随着全球城镇化的发展，将愈来愈明显。因为只有人愈来愈多，才需要更多的服务，服务的成本也就会降低，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更能形成便捷的服务。如果仅对单个人服务，会使服务成本太高而缺乏市场。这种形式也便于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岗位。当然随着同一地区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城市的扩张受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其他疑难问题影响，大城市发展停滞，甚至必然解体。第三阶段是个性化生产和个性化服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们享受到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化的服务业带给自己生活的便利，人与商品在时空上的分离，这种形式更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商品就地生产，在数字化的空间里发出邀请要约或者接受要约，寻求生产信息;需求者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接受要约或者发出邀请要约。如服装生产企业，设计出一种新的服装款式，在数字空间广告，消费者表示接受要约，同时传给生产商自己身材的有关数据，生产商完全按照这个人的身材情况生产出独一无二的服装供给该消费者。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发出邀请要约，选择生产商来给自己设计、生产服装。未来大部分商品销售和服务不经过有型的市场运营，而是依托现代物流业传递服务和产品。这种模式是一种平衡稳定的生产运营模式。因此，我们的后代很难想象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去交换产品。
2.以有序化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经济秩序
作者简介：
陈乐一（1967-），男，湖南双峰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Email：chenleyi1967@yahoocomcn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本文在运用四机制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划分商品市场周期阶段的基础上，估计不同类型外部冲击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商品市场周期不同阶段之间在持续性和转换速度上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国际利率大幅下降，人民币大幅升值，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较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时，将提高我国商品市场周期步入衰退阶段的可能性；外部冲击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比国际金融危机前更加显著。立足于短期内商品市场仍将位于衰退阶段的基本判断，提出如何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以促进商品市场走向繁荣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部冲击；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107
一、引言
商品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衔接供需、促进消费、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商品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经历了一次阶段转换，目前正位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我国商品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商品市场波动作为经济波动在流通领域的一种反映，其运行也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等规律性变化。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的协同性在不断增强，我国经济越来越多地承受国外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梳理国外经济波动对我国商品市场运行的传导路径，并估计不同类型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加深对商品市场周期性波动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势。
目前，国内外文献中专门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问题进行研究的较少，但对于商品市场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国外学者Hickman 和Schleicher从价格、收入和货币政策等机制研究世界各国之间商品市场波动的传导路径[1]。Maswana探讨了我国经济复苏与南非等非洲五国商品市场波动及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Luciana和Paulo的研究结果表明所选取的210个样本地区中商品市场波动与贸易强度的同步性大概在20%—41%区间内[3]。Reitz和 Westerhoff以棉花和糖等为样本，研究结论显示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强化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4]。部分学者还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我国商品市场景气及其波动和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展开研究。陈乐一和李星编制反映我国商品市场景气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扩散指数，并合理预测了商品市场景气的转折点[5]。洪银兴和高春亮以及柳思维和唐红涛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城乡商品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成因并提出了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的若干建议[6-7]。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陈敏等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构建了度量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发现省际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总体呈现一体化程度深化的趋势[8]。欧阳志刚和高凌云根据城乡通货膨胀数据的演化特征，构建内生性结构突变的平滑机制转移模型，以揭示我国城乡商品市场分割与整合的演化进程[9]。
现有国内文献中，仅有陈乐一等运用两机制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将1978—2010年商品市场周期划分为繁荣和衰退阶段，并测算了商品市场周期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之间的同步性指数[10]。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商品市场周期性波动问题尚无人涉猎，而随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国内经济运行将产生更加深层次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外部冲击视角探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商品市场周期的阶段转换问题。
二、我国商品市场周期的阶段划分
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影响，但作为流通领域内经济波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商品市场波动毕竟不同于宏观经济波动，它能相对独立，有其自身波动的特征和规律，可作为特定的经济问题来研究。考虑到商品市场不同周期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的非对称性等非线性特征，本文将利用四机制平滑转
换自回归模型（MRSTAR模型）来划分我国商
品市场的周期阶段，以刻画我国商品市场周期波动的非线性动态结构。我们选取现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作为商品市场的变量，样本区间为1979年1季度到2011年4季度（以下简写为1979Q1—2011Q4），采用CensusX-12方法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季节调整后的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数据记为yt。
（一）四机制STAR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两机制和三机制STAR模型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进行拟合后发现，模型中相应残差仍然存在非线性残余，两者并不能完全解释商品市场周期阶段存在的非线性结构特征。因此，我们借鉴VanDijk 和Franses[11]的方法，将不同的转换变量引入STAR模型中，建立多机制之间非线性转换的四机制STAR模型，即MRSTAR模型，它可理解为一个时间序列在两个机制之间转换，而在任一机制中，又存在两个子机制。本文中商品市场周期在繁荣与萧条两个阶段之间转换，而在任何一个阶段中又存在商品市场周期阶段处于繁荣时加速增长、繁荣时减速增长、萧条时加速增长和萧条时减速增长四种组合，分别对应四种不同机制，即对应为商品市场周期的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复苏阶段和萧条阶段。
MRSTAR模型的建模步骤包括模型的设定、非线性结构的检测与转换变量的选择以及STAR模型的选择。具体建模过程如下：样本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位根检验，相关图和偏相关图分析显示最优滞后期为4，因而将AR（4）模型作为建模的基础模型。利用泰勒展开式对转换函数在γ=0处进行三阶泰勒展开，得到如下辅助回归方程：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三、外部冲击影响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机理分析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利率、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人民币汇率和外部需求等外部因素的变化，都会通过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和国际金融传导机制对国内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导致商品市场周期发生阶段转换，同时外部冲击传导效应的大小还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传导机制与路径
国际贸易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实现。在进口的收入弹性不变，而出口的收入弹性较高时，贸易国经济衰退将导致本国经济的敏感度很高，收入弹性较低的商品出口对贸易国经济波动的敏感性较低。近十年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主要工业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提高，这些出口商品具有收入弹性较高的特点，大多数也是竞争性产品。当贸易国经济下滑出现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时，国内需求下降，自然大幅降低对这些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大量出售竞争性产品的本国的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使得贸易国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较以往更加显著。外部冲击通过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在各贸易国之间进行传播后，还会在国内进行再一次的传导。国内经济形势下行的同时，社会总需求下降，企业销售收入下降，企业的流动性资产下降，这将会降低企业的资产净值。根据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企业资产净值与外部融资溢价存在负相关关系，外部融资溢价越大，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就越大，进而企业将减少投资支出和降低生产水平，这将导致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下降，消费能力降低，进一步加重经济下行压力。换言之，企业的这种调整行为将直接导致商品市场上中间投入品的供求下降，以及终端消费品市场供给的下降，商品市场可能陷入衰退。
（二）国际金融传导机制与路径
考虑贸易全球化的同时，不能忽略金融全球化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历次危机的扩散中，国际金融传导机制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危机后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国际利率下降。大量短期国际投资资本流入到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通过汇率机制影响到这些国家进口商品价格及其中间投入品价格，以及通过价格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出口商品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利率机制导致对外借债企业的资产净值发生变化。国际利率下降时，市场是以更低的利率水平折现这些企业已有的非流动性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上涨，释放更多的市场流动性。此外，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于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引致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而将国际市场流动性转换成国内市场流动性，引发通货膨胀预期，这不利于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的平稳运行。据我们测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与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并且同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轨迹与之吻合。2011年上半年短期国际资金流入规模累计约为2 1404亿美元，同期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从1189%上升到124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月份的43%提高到6月份的61%。而2012年上半年短期国际资金流出规模累计约为798亿美元，同期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从1195%持续下降到111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月份的41%持续回落到7月份的08%。
借鉴李治国[12]的方法，基础货币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储备货币替代，短期国际资金流动=外汇占款增量-货物贸易顺差-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根据间接法测算，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三）传导效应的影响因素
本国经济结构和货币政策也将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外部冲击在以上两种传导机制当中的效应大小。一国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比重及其结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都会决定该经济体遭遇外部冲击的来源和影响程度。当前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大宗商品进口，因而国内经济容易遭受到供给端的冲击，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导致容易受到需求端的冲击。此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和可信赖的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能有效降低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Taylor认为，即使在企业提前制定商品价格应对持续性外部冲击时，在持续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下，企业也将逐步对商品成本的永久性增加做出反应，此时外部冲击的汇率传递效应会很大[13]。当外部冲击只是暂时的，且国内货币政策以低通货膨胀作为调控目标的情况下，企业考虑到价格调整成本，对于汇率的波动便不会有太大的反应，从而削弱汇率的传递效应。
四、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商品市场周期阶段为离散型变量，且不同阶段之间是一个包含内在顺序的周期循环过程，不宜用OLS进行回归，本文采用非线性的多元有序Probit模型
此类排序选择模型的累积分布函数F（x，β）为标准正态型时称Probit模型，为逻辑分布型时称Logit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外部冲击对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程度。我们以MRSTAR模型划分的商品市场周期阶段作为被解释变量，按照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顺序分别赋值1、2、3、4，以各种外部冲击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有序Probit模型。考虑到外部冲击影响国内商品市场的传导路径存在时滞效应，因而实证过程中模型各解释变量都取滞后一期，即滞后一个季度。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ICP）：选取国际原油价格指数作为替代指标，原始数据均以2005年为基期，因而可以直接同比换算得到月度同比指数，再运用季度同比指数换算公式，
季度同比指数换算公式：PQ1=13∑3ji=3j-2PMi，j=1，2，3，4。得到季度同比指数，数据来源于IFS。
短期国际资金流动（SCF）：根据间接法测算，等于外汇占款增量-货物贸易顺差-实际利用FDI，然后根据计算得到的月度流动规模加总得到季度规模数据，并求得季度同比增长率，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人民币汇率（Reer）：用1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月度平均值替代，在此基础上做三个月移动平均，得到1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的季度平均数据，数据来源于BIS。
国际利率（IR）：按照通行的做法，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替代，数据来源于BIS。
外部需求（EXD）：用出口额替代，月度数据加总后得到季度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考虑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外部冲击对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m，2008年2季度以前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前，取值为0，2008年3季度以后定义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取值为1。所有指标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数据，运用Census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后换算得到相应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1年1季度到2011年4季度，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实证过程中对ICP 、Reer、IR和EXD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SCF序列中存在负数无法进行对数转换。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边际效应与稳健性检验
ADF检验结果显示，ICP 、SCF、Reer、IR和EXD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同阶单整。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的似然比统计量LR为198000，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模拟效果较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为了更直观地解释不同类型外部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测算各解释变量在样本均值处变动一个单位时，影响商品市场周期各个阶段的边际效应大小，
离散选择模型中边际效应表示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xi变化Δxj导致响应概率P（y=i|x）的近似变动，本文中i=1，2，3，4分别代表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阶段，x表示所有解释变量的集合，在数值上并不等于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的系数MIE。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为进一步检验多元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利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重新对（6）式进行估计，并将各解释变量在样本均值处影响商品市场周期阶段的边际效应列在表2中。通过比较两种模型在样本均值处边际效应大小，发现两者在方向上一样，数值上差异很小，说明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2估计结果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冲击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危机前，外部冲击导致商品市场周期转换为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提高了313%和12%，步入繁荣阶段的可能性下降了325%，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商品市场周期步入衰退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样本均值处（168%）单季度同比上涨100%，商品市场周期步入繁荣阶段的可能性提高64%，转换为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降低59%和05%，但是影响很小。我国作为大宗商品主要需求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增大，说明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比较旺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品市场周期向繁荣阶段转换。大量短期国际资金的流入无疑会增大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压力，削弱货币政策在调节国内经济包括商品市场中的作用。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国际资金流入规模影响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边际效应较小，但由于样本区间内短期国际资金流动规模季度波动幅度很大，在样本均值处单季度同比提高1000%时，商品市场周期步入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提高40%和10%，转换为繁荣阶段的可能性降低50%，表明大量短期国际资金流入并不利于我国商品市场的运行。国际利率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全球经济走势，而国际利率与我国利率水平之间的利差大小决定短期国际资金的流向和规模。国际利率在样本均值处（22%）单季度提高10%时，我国商品市场周期转换为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降低73%和06%，步入繁荣阶段的可能性提高79%。测算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在样本均值处（1美元折合人民币76元）单季度升值01%时，商品市场周期步入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提高149%和11%，步入繁荣阶段的可能性降低160%。经验事实也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单季度升值幅度超过1%时，商品市场周期多位于衰退阶段，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时，则多位于繁荣阶段。虽然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压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短期国际资金大量流入引致的流动性压力以及出口商品竞争力削弱带来的负面冲击更大。近十年来外贸出口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被弱化，表现为出口需求旺盛，而内需不足，商品市场运行低迷，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佐证以上事实，当外部需求在样本均值处（2 3666亿美元）单季度增加10%时，商品市场周期步入衰退和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分别提高263%和19%，步入繁荣阶段的可能性下降282%。在外贸出口形势向好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应当立足于扩大内需，促进商品市场向繁荣阶段转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四机制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进行划分，分析外部冲击影响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作用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商品市场周期形成了萧条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的循环过程，且不同周期阶段在持续性和转换速度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动态结构特征。国际利率稳步上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短期国际资金流入规模较小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平稳上行时，有利于提高我国商品市场周期向繁荣阶段转化的可能性；外部冲击导致商品市场步入萧条阶段的可能性很小。外部冲击对商品市场周期阶段转换的影响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前更加显著。
我国商品市场周期处于衰退阶段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且向萧条阶段转换速度较慢。在当前总需求放缓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的影响下，我国商品市场周期在未来短期内仍将处于衰退阶段。本文从外部冲击视角提出增强我国商品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促进商品市场走向繁荣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加快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变。通过构建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为商品市场走向繁荣提供持久动力，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一个有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收入分配格局。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体系，刺激农民消费需求，开拓农村商品市场，促进城乡商品市场一体化。此外，积极改善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依赖性，同时建立多元化的出口贸易格局，拓宽商品出口渠道，分散和化解主要贸易国经济波动对我国商品市场运行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二，缓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商品市场的冲击。通过增加农产品和重要原材料及能源的有效供给，稳定商品市场价格预期。同时，加大力度建立与完善重要商品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机制，充分发挥期货价格对现货市场的指示作用，并积极推动国际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争取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中的合理地位。
第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控。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及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都将不利于我国商品市场周期向繁荣阶段转化。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逐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把握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面对主要经济体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要切实加强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抑制短期资本跨境投机活动，加强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能力，同时要降低国内企业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提高自身抵抗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
第四，加强货币供应量调控，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货币供给通过影响商品市场有效需求和市场价格水平导致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当前商品市场周期处于衰退阶段，商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价格水平持续回落，可以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加大对商品市场运行中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力度，促进行业和区域间商品市场的协调发展。同时，要注重对货币供应存量的调控，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防范过高货币存量规模可能诱发的通货膨胀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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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澳门和珠海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地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珠海房地产市场受到澳门影响较大；澳门与珠海房屋均价具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即澳门房价每增长1美元，珠海房价增长0.262 904美元，两者之间的滞后时期大约是1年；澳门与珠海房屋均价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这是由于澳门房地产资本和投机资本将加速进入交通成本极低的珠海市场所致。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跨区域相关研究；澳门；珠海；实证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15-08
一、引言
澳门与珠海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地地理位置也极为接近，最近几年，随着CEPA协定和横琴大开发战略以及港珠澳大桥工程的实施，澳门与珠海以及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澳门仅约3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其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包括，人口少、经济活动规模小、经济运行体制相对独立、产业结构对外部具有较高的依赖性。珠海作为当初定位带动澳门经济发展的内地经济承接体，其产业发展也受到澳门经济发展的显性影响。由于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中，因此，受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的房地产产业在两地的发展也可能存在差异和联系。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澳门与珠海房价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产业层面来研究两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分析澳门和珠海房价的内在联动机制，试图厘清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联系的内在机理。
二、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任何地区房地产产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房地产业的业态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李萌、张佑林，2005）[1]。从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经济呈现持续增长趋势，除了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这个增长速度甚至快于珠海。尤其是在近两年，受到澳门赌权开放和横琴大开发等因素的刺激，澳门实现了GDP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澳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澳门房屋均价上涨的同时，珠海房屋均价也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一致持续到珠海“双限”时期。显然，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础，以下部分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分析珠海与澳门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及其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一）澳门与珠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房地产发展阶段比较
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主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GDP增速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澳门与珠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澳门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澳门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速，而是一直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从两地的经济总量水平来看，澳门经济总体水平一直高于珠海，在两地人口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澳门人均GDP水平更是远远高于珠海人均GDP水平，两者之间的落差大约达到5倍左右（如图1～图3，表1）。
从GDP增长情况来看，珠海市GD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澳门GDP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速珠海也在大部分年份领先于澳门，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澳门业迅速发展，2010年后其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明显超过了珠海，其中2010年澳门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超过珠海水平的两倍以上，显示了澳门经济强力的复苏和增长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澳门和珠海实际上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钱纳里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标准，澳门2011年人均GDP达到66 300美元，处于发达经济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层次，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成品收入弹性减少，制成品在国内需求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率逐渐减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珠海2011年的人均GDP为14 208.73美元，处于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重心逐渐向高级产品制造业转移，资本积累贡献率较高，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增加。
按照房地产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第一阶段，是在人均GDP 8 000美元以前，这时市场上所谓的房地产问题都是住宅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DP从8 000美元到25 000美元，这时市场上的房地产问题就升级为商业不动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DP达到25 000美元以后，此时房地产问题就是商用不动产和金融配合，逐步形成金融引导、支持高端的商用不动产长期持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冯仑，2011）[2]。按照这样的标准，澳门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三阶段，即商业不动产和金融配合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问题。珠海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二阶段中的早期市场，即从住宅逐渐向商业不动产升级，但此时的商业不动产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社区商业。待人均GDP增长到15 000美元之后，则进入商业不动产的高级阶段，即由社区商业向CBD核心区的投资性商用不动产、商用物业升级（如表2）。
（二）澳门与珠海的产业结构比较
澳门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建筑业。从建筑业和业的关系来看，具有一定负向关联关系，在澳门业陷入衰退的2003—2006年，建筑业呈现上行趋势，但当业从2007年开始快速增长后，建筑业在澳门产业中的比重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澳门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符合澳门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是，由于业的“一业独大”，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业在众多产业中无论是总产值还是贡献度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产业。
珠海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占据了对珠海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在珠海市三次产业的贡献构成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都有过成为珠海市主导产业的时期，呈现主导产业不明确的特征。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贡献较为稳定，但是在2008年至2010年呈现出了较大波动，第三产业在2009年的贡献率显著超过了第二产业，到2010年工业贡献率再次显著超过第三产业。从珠海市的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来看，其产业机构组成基本符合珠海市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珠海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工业逐渐稳定，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
知识价值新论
当今社会，不知何时“知识经济”这一名词悄然兴起。何为“知识经济”？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声望》的报告，指出“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已向经济渗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知识”可否“经济”？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剖析知识，进而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中关村IT行业的研究人员，月收入可以与国内一些地区居民的年收入相抵；工程师、教授们的自家用车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汽车大军，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一种新认知。在不存在生产及交换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经济的概念从无到有，知识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既不能满足人们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带来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期，知识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们所认知，但仍是一个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的过程。直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被称为后工业时期的阶段原本在生产中只能扮演辅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人们意识到不仅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劳动是劳动，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劳动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识具有无差异的劳动的属性，而且在交换中实现了其创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与商品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人们将为了使用知识，而购买知识，并且对知识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其使用权。知识将会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消费者为了使其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去购买并使用。
知识具备了商品的所有属性。知识由劳动创造出来，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参与交换，能够带来收益，给人们的需求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满足，而且还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识的成本如何衡量？这不仅包括在知识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要素——如机械，仪器等价值的转移，还包括劳动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识是一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存在供需，存在市场。
知识定位为是商品，知识的价值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其中的人类劳动，由社会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会因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识的价值也是在交换中得到实现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外有学者认为知识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知识，这是对知识的价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错误之一。知识的价值应说是知识本身内在的，而知识使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价值，仅是知识被消费的一种表现，是知识产品投入生产后，知识价值实现转移，使新产品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再者，知识的学术价值，也是知识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现了其在一定领域中的使用性、创作性。
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个崭新的知识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知识不仅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也将如一些学者所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知识产业，形成拥有知识的知识阶级，并在生产中实现知识资本的投入，以进行最优的生产活动。
评析生产要素价值论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创造的，即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三者互相协作创造价值，并参与了利润的分配。这便有了这样一种观点，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以马克思理论的角度分析萨伊的观点就是表明，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具有价值的，是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通俗点说，一辆汽车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所需要素的活劳动价值（V+M）的总和。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再从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看起。首先，商品是一个外界的物，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最终产物。这种物与人们的需求直接联系，以带给人们不同的效用来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那么，生产资料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吗？不！满足人的这种需求的是人们通过生产资料借助生产资料的一切功能创造出的另一实物，生产资料在这一实物的生产过程中，仅是一个能够简化人类劳动的工具、手段而已。有劳动者借助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在其中，这种物才是商品。再者，商品生产的目的是用于交换的，生产资料参与交换吗？答案还是否定的。如上，生产资料并没有具备作为商品所需的最基本的特点，因此便不能称之为商品。
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违背了劳动创造价值论，认为除了劳动之外，生产资料仍为价值的源泉。那么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误解，又将如何解释呢？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产生价值的现象本身，用其逻辑推导、总结，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首先，由生产资料的参与得到的新产品价值的增值是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的一种表现。价值增值越多，转移的价值就越多，决非生产资料在创造价值。再者，生产资料是在通过简化人类劳动，带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增加了产品的相对剩余价值。这种作用在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原始劳动的社会，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也就是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资料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随着剩余价值量的大幅度增加，人们才更多的意识到使最终产品增值的这一重要因素。
分析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可以得出：一方面，他们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概念。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时，是用于交换的商品，是经过了人的劳动的。但作为生产其他商品的工具时，创造价值的劳动并没有投在生产资料上，而是完全体现在新创商品的价值上。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另一方面，它不了解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仅仅是起到了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中，物质因素的作用。鉴于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在以上问题的判断，于是便有了不仅人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能够创造价值的结论。这种说法不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物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是人的劳动的表现，而不是因为它是物本身，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其中包含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而且不仅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还要参与交换。其中，生产资料的作用表现为简化人们的劳动，加快人们劳动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载体。在每一轮新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动物等生产资料，都是过去劳动的产物，然而不能够由此认为它们能够进行劳动、创造价值，从而把劳动创造价值说成是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以上，我们讨论了知识的性质，否定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论。可以看出，这都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客观运用。
人力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回归
随着知识文明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政策。在经济领域，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要素，投入到了生产过程，并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无可限量的贡献。知识与生产要素结合，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人力资本，这是一种“劳动价值论”回归。
什么是“人力资本”？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给了它这样一个定义：所谓“人力资本”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在劳动者身上所形成的特定劳动能力。顾名思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为资本的两种形式之一。但是，不能由此混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的概念。由定义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资本，区别于原始劳动力，是一种经过了人力投资的劳动力，一种高级的劳动力，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既然人的这种劳动已经被物化，那么，它就具有了与物质资本相同的一些性质。作为生产资料的前一阶段，人力资本同样具有商品的属性，参与交换。作为生产资料阶段，人力资本就是一种手段，价值通过生产新产品得到体现。
人们是如何注意到人力资本的存在的？战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结果，给人们提出了思考。首先，按照原经济学理论——高积累带来高增长，无法解释德、日两战败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并挤身发达国家行列这一现象。如大家所知，德、日两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国内无法达到高积累状态，战争后期，工业又受到重创，加上日本的自然资源又极为贫乏，是什么力量，使两国奇迹般的迅速恢复并发展？再者，舒尔茨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20世纪初的50年间，美国农业的产出迅速增加，生产率迅速提高。但，用于农业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数量的投资都没有明显变化。按照发展经济学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必定得到一个资本——产出比上升的结论。但统计结果表明，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这一指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那么，带来高产出的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又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这些由发展带来的问题。经过分析，找到了其中的奥秘即人力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时代和研究任务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展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明确概念，但把他们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综合起来，仍然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1．关于市场经济及其类型(1)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种标志。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交换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②第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③(2)市场经济有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只是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④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⑤。但决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2．关于市场、市场体系与市场交易规则(1)对市场概念的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关系的总和。“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⑥市场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⑦。二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产品交换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⑧。三是从运动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⑨(2)对市场体系的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市场体系。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按最终用途，市场可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从时序看，马克思又把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从范围看，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马克思分别论述了地方、远方市场，城市、乡村市场，国内区域、统一市场，国内、国际和世界市场等。但就整体而言，市场“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3)市场交易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内容包含三个要素:交换者、交换的对象和交换行为本身。通过交换行为的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瑏瑡。因此，市场交换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由平等的原则。“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瑏瑢第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个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瑣第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竞争实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3．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瑏瑥价格、供求与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1)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构成市场的主体。而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瑏瑦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供给与需求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供需之间的不一致和波动是经常存在的。(2)供求与价格的互动与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瑏瑧正是在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在不断的波动中大体地维持着平衡。(3)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
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属难得。第一，国家或政府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分化使得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成为必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瑏瑩第二，强调国家或政府的职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或国家的职能有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膨胀和公共部门的强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增长。第三，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瑐瑠第四，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好坏之分。“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
1．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但“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瑐瑢。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普遍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瑐瑣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瑐瑤。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瑐瑥在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是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瑐瑦。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交换经济。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相互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相互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瑐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即为自己使用的生产完全消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才获得充分的发展。第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划时代的剥削方式。“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着重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第一，偶然性和盲目性。“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瑐瑩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瑑瑠。第二，滞后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理智总是在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价值规律“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瑑瑡。第三，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每个人都单独进行生产管理，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产品的数量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马克思也指出，是流通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市场交换活动缺乏预见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只有通过现实交换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或使用价值时才算确定。第四，不和谐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和谐的，马克思指出，“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瑑瑢。第五，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各要素的贡献，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实现的。从形式上看，资本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一切都显得那么“公平”，然而，“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实质上就是借助等价交换形式进行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
(三)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发展前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的阐释，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1．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会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
2．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瑑瑤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瑑瑥。
3.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人的解放是一种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手稿残缺。———编者注)”瑑瑦可见，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受到限制的市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瑑瑧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瑑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事实上还继续存在的交换制度，仍然存在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和受到限制的市场，它们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继续发挥作用。只有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市场才会最终消失。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演进和成熟必将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不公正、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平衡，这样的状态对无产阶级、对大多数的劳动者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克服这样的不利，马克思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政府替代市场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当然，这种替代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市场经济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不是现成的教条，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为国家、为人民”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发展市场经济，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的存在，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支配市场，为谁的利益服务。第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旨在利用市场这样一种手段或方式，动员一切组织和力量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依靠人民力量、尊重人民创造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宗旨。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本国相对弱势的民族产业和金融体系，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制止。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把经济上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公平和正义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第三，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最终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第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对人类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突破，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种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割裂开的。第二，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相互补充和不可替代的关系。政府调节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代替市场，是为了促进竞争而不是遏制竞争。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政策的实质从来就不是自由放任。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政府替代市场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三，政府作用必须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性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替代市场，就是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将不能发挥出来。对于正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如果借口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而采取政府替代市场的政策，其结果将是:一方面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改革所期望获得的市场的优越性，这有悖于改革的初衷。
4．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推动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许多人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再告诫我们:第一，不要从原则或理论出发而要从社会事实出发去看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上市场经济不发达、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发国家来讲，社会问题纵横交错，多阶复合性特征比较明显，用某个单一理论框架不足以把握现实问题，尤其是把握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度”或“边界”确定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素有“大市场、小政府”或“小市场、大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等之争。当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也不能不研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不向西方学习，但我们不能仅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第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转轨的实际出发，运用复合的、多维的、跨学科的视野(如果要选择的话，新政治经济学视野更有利于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高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