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西南民族地区民族贸易体系曾经为少数民族必需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民族贸易体系正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这使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走向衰退。因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有着现实的紧迫性。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农村商品市场和商品流通领域，如A.de Janvry(1981)、D.Bryceson(2000)、K.Jansen(2000)等人指出农村市场体系的创新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王晓红(2000)、周力(2005)、柳思维(2004，2006)等人则分析了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的构建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和提升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另外，少数学者如彭继芝(2004)、朱瑞雪(2005)、郭妍(2002)、杨清震(2003)等分别从新时期民族贸易的地位和作用，绿色边境贸易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贸易政策与民族贸易发展，民族贸易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等方面对民族贸易进行了探讨。真正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城乡协调发展理论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创新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则更少。
目前，仅有王兆峰、张海燕教授(2007)从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创新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不过，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还涉及日用消费品、民族工艺品、农业生产物资等。因而，从农村商品市场的一般客体的角度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构想。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及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贵州、重庆、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西、西藏等辖区内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这些地区以山区为主，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长期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农村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低的制约，以及在商品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在农村工作中“重生产，轻流通”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发展缓慢。并且，在全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的民族贸易政策、民族贸易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民族贸易 政策名存实亡，民族贸易企业、网点则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
(一)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首要表现就是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从产出能力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的“刀耕火种”式家庭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大量的剩余。并且，由于缺乏市场意识，村民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主要为基本粮食作物，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价值。显然，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地制约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从需求能力来看，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数量、商品种类及消费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收入来源单一且有限，再加上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及其他预防性支出的制约，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现实需求能力极其有限。在低产出能力和低需求能力的双重制约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基础相当薄弱。在缺乏利益的驱动下，市场机制难以吸引众多资源向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该地区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发展的滞后。
(二)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缺位 在所有的市场运行要素中，市场主体是最积极和主动的要素，在商品市场建设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三类要素普遍缺位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最突出表现。首先，缺乏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主体。传统的民族贸易企业的萎缩与退出、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愿进入、经过专业培训的经纪人数量有限使得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主体仍以个体商贩为主。其次，商品市场客体相对单一。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客体是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物资，而且主要是从城市市场淘汰出来的次品或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西南民族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和民族工艺品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出，也尚未成为商品市场客体，极少数民族旅游开发较好的村寨的民族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虽有销售，但规模极其有限。另外，质量较高的家电产品、首饰、服装等时尚产品也尚未成为这些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最后，实现商品交易的网络体系等商品市场载体陈旧且残缺不全。西南民族地区仍以传统的集市作为商品交易的载体，商流、物流、信息流仍高度统一于交易的一刹那。在随机匹配的单次博弈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农村商品市场是一个“柠檬市场”。可见，商品市场主体、客体、载体“三体”的缺位不仅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由于自然条件闭塞、信息传递渠道狭窄，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具有天然的信息劣势，主动搜索市场上哪些产品畅销、哪些产品滞销，产品的价格、质量等信息对于单个农民来说成本高昂而且由于信息外部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使信息搜索者缺乏搜索的激励，进而使农民长期蒙受信息不对称之苦。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监管工作不力。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段，导致进货渠道混乱。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是主要的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市场，如药品质量案件中农村占80%。另外，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的事件时有发生，乱收费、乱摊派和乱涨价现象也相当普遍。第三，区域社会资本缺失。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是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运行的“润滑剂”、“黏合剂”。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以及被大家“理解”和“共享”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这阻碍了村民市场意识、市场观念的形成，也进一步恶化了商品市场的运行环境。
(四)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民族贸易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商贸形式，是我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策性、民族性和区域性。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补贴、财政拨款、利润留成与税收减免“三项照顾”的老民族贸易政策基本上全部失效，而新出台的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税收返还等民族贸易政策也因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普遍向效益好的地区和企业倾斜以及民族地区财政困难等现实而有名无实。另外，由于民族贸易企业地处经济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经营业务单一，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用品趋向市场化，固有的民族特殊用品逐渐减少，以及民族贸易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经营观念落后、资本 积累和投入不足，民族企业大量转产、倒闭，民族贸易网点大幅萎缩。如“十五”期间在青海农行开户的62户民族贸易企业中已经关停、倒闭、破产的为60户，占96.8%。可以说，民族贸易发展面临困境，使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雪上加霜”。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思路构想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现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下，立足于民族特色产业，走“产业——市场——产业——经济发展——市场”的自生型的农村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道路是总体的思路。具体来说，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构思(如图1)：在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建设方面，重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同时注重开发民族特色旅游和民族工艺品产业，减轻农民负担，提供消费信贷，扩大农村消费力;在农村商品运行要素建设方面，大力引进城市连锁商业组织，恢复和拓展民族贸易企业和网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形成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市场运行主体，扩大和丰富特色产品、消费品和生产物资等市场运行客体，建设以专业化市场、电子商务平台和城乡一体化物流系统等市场运行载体;在商品市场运行环境建设方面，主要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规范社会市场秩序和培育区域社会资本。 三、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任重道远，但又事关国家“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局。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建设作为中央政府投入的重中之重。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方面明确指出，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改造和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伸。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发展农资连锁经营，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然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特有的封闭性、分散性和低效率均衡性使得其发展在遵循国家总的指导方针之外，还应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其中，借助政府、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其他新型市场主体等外部力量的冲击，打破现存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以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贸易政策为依托，引导市场向现代流通体系演进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关键。因此，本文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总体构想出发，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一)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 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极其有限的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阻碍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而且，产业发展落后又是村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观念落后的主要原因。因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夯实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基本切入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民俗民风是其宝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和开发这些资源，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生产和深加工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于种植一些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药材和花卉等农产品，如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橘子、猕猴桃等。通过引导和组织村民进行专业化种植，部分直接销售，部分经深加工生产出价值更高的相关产品之后再销售。
二是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民俗民风和古朴的建筑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而且随着国家旅游市场的扩大，文化旅游、村寨旅游、原生态旅游已成为游客们青睐的对象。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可以与周边的旅游胜地开展合作，使其成为大旅游品牌的子项目，也可以定位为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
三是积极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是少数民族特色工艺等民族文化遗产的直 接继承者，他们熟练掌握着各种民族工艺品的制造工艺。组织村民进行民族工艺品的大规模制作可以迅速发展民族工艺品产业。总之，以上三大产业的同时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需求能力，进而为商品市场的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提供扎实的供给和需求基础。
(二)培育现代市场“三体”，充实商品市场运行要素 现代市场“三体”，即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客体和载体是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基本框架，任何一“体”缺位，市场都不完整。因而，合格、规范的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的引进和培育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引进，二是积极培育。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之所以不规范，一方面是缺乏竞争，另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农村商品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力是城市现代商业组织最大的诱惑，进入农村市场也是它们的战略目标之一，引进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仅可行，而且它们的进入将对现有的市场运行主体形成刺激，加速其改革，迅速提高市场运行主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其次，运用相关的民族贸易政策，支持和加大民族贸易企业的投入，改革民族贸易企业经营模式，扩展民族贸易网点，恢复民族贸易企业在民族工艺品、特色农产品生产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培训大量农民经纪人，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使农民经纪人成为有组织的农村商品市场基层运行主体。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客体建设方面，一是多样化农村产出产品种类，如种植尽可能多的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成各类相关产品;二是丰富农村市场消费品的种类，将一些目前只能在城市才能购买得到但在农村有需求的产品引入到农村市场，同时在生产物资的供给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种类齐全。而且，要严把所有流入和流出商品的质量关，提升农村商品市场客体质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载体的建设方面，通过建立乡镇、产地专业化市场以及遍布各村的贸易网点，开发乡镇、产地及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建成城乡一体的物流体系，确保商流、信息流和物流“三流”畅通。
(三)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优化商品市场运行环境 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是确保商品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散、乱、差”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社会化服务体系所致。由于工商行政部门的监管很少触及农村，农村市场秩序混乱，欺行霸市、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一方面，应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应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实施农村商品市场的自治。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可以通过结合政府监管的“自治”规范农村商品市场秩序，而且可以培育区域社会资本，提高各市场运行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村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另外，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可以利用自身搜寻信息、洞察市场走势、集体谈判等方面的优势，使处于具有信息劣势的农民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能从市场中获得正常收益，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四)落实民族贸易政策，重构民族贸易体系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是民族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民族贸易企业的重要使命。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主体，民族贸易企业一方面要用足、用活、用好现有的民族贸易政策，加大投入，恢复和扩展民族贸易网点;另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经营管理绩效，立足于民族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特色工艺品、民族必需品、民族特色旅游等民族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企业[11]。同时，西南民族地区政府也要调整和落实民族贸易政策，在确保民族贸易企业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同时，将民族贸易政策扩展到那些积极参与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农村地区商品市场建设的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及个体，如提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民族特色产业开发的专项资金贷款等。此外，西南民族地区政府应统筹城乡发展，统一规划，重构民族贸易体系。如多元化和规范化的民族贸易主体，组织化和现代化的民族贸易形式，多样化和规模化的民族贸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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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均衡理论；均衡价格；价值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18-04
交换方式按照人类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社会盛行的，主 要以物物交换即商品直接交换的交换方式（exchange）；另一种是现在流行的，主要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间接交换的交换方式（transaction）。现在经济学的交换研究[1]主要以研究第一种商品直接交换方式为主，我们在本文将主要探讨研究第二种方式。为了将这两种交换方式分辨开来，我们将现代市场经济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间接交换方式归结为交易（transaction），而将第一种商品直接交换方式归结为交换（exchange）。
可能主要是由于交易理论的复杂性，[2-3]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能够贴切地解释单个市场交易现象的交易理论。[2-3-1]而对于一个以研究市场经济运作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说，没有合宜的交易理论，不仅交易这个基本的市场经济现象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而且使微观经济学缺乏理论演绎的逻辑基础，由此难免影响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阐释能力和对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能力。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如果现代经济学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合宜的、能够解释单个市场交易的理论模型，对于经济学这一理论和实践联系日益密切的学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喻的。本文试图在交易理论研究方面借助经济理性的新模型，[4]运用解析几何方法，做一个探索。
一、单个交易中的商品价值、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市场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市场经济机制就以交易机制为重要内容。根据对理性的定义，[4]要进行市场交易的买者和卖者都主要进行的是对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与所支付成本的比量与权衡。在单个市场交易中，买者和卖者都是理性的，对于要交易的商品，二者具体表现出不同的价值理性。正如穆勒所强调的：“产业系统中完全以买卖（交易）为基础，每个人多半不是依靠他自己参加生产的物品、而是依靠通过出售之后继以购买的双重交换而获得的物品生活的社会状态下，价值问题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即使是极小的，也会使我们的其他一切结论产生相应的错误；我们的价值概念中存在任何含糊不清之处，都会使其他一切概念产生混乱和含糊。” [5]
正确的价值定义建立在理性模型这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上，根据经济理性的新模型，[4]我们认为在单个市场交易中，主要包括商品价值、消费者价值、生产者价值三个部分。如果单纯考虑一个交易的过程与结果，商品价值保持客观不变，消费者价值或顾客价值就具体表现为买者价值，而生产者价值或企业价值就具体表现为卖者价值。
1-商品价值
商品是卖者以一定成本提供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或服务，商品价值是指商品功能与其成本之比。商品价值是客观的，功能和成本是由其内在的物理结构和行为决定的。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其中：Vm为商品价值，F为商品功能，C为商品成本。
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同一商品的评价有本质的不同。
2-买者价值
消费者关注的是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消费需求，到市场的消费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其本意在于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买者对商品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功能和商品的价格。买者价值是指买者对商品的功能评价和其价格之比。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事实上，在市场中，各种商品的功能F各异，价格P也千差万别，二者都是变量。即使对于功能F相同的同一商品，不同的买者也会给出不同的购买价格，也就是说不同买者的偏好不同。但对于理性的买者来说，对于同一商品，商品价格越低，买者价值就越大，买者就越满意。3-卖者价值
生产者是商品的实际供给者，卖者代表生产者在市场进行商品销售，卖者之所以向市场供给销售某一种商品，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商品的功能，赚取利润是卖者经营某一种商品的根本动机。市场上哪种商品的利润空间大，卖者就越希望销售供给哪一种商品，同时卖者也会顾及这样做的成本付出与风险。卖者价值就是指卖者销售商品所能获得的利润和所投入的成本之比。
这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其中：Vs为卖者价值，π为商品利润，C为商品成本。
在商品销售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卖者价值Vs与交易价格P的关系可以用图示的方法表达为图1中Vs的形式。也就是说，成本不变情况下，卖者希望交易价格越高越好，交易价格越高，卖者价值越大，卖者就越满意。
二、单个交易的价值均衡模型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开始，研究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之间就一个商品的单个市场交易。
1-一个买者、一个卖者之间就一个商品的单个市场交易
假设市场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理性的，都具有自然理性。其中一个人是卖者，其拥有并打算出售一个商品，这个商品的功能为F，成本为C，有一个希望成交的价格区间；另一个人是买者，其拥有货币，货币数量为M，买者打算购买一个具有功能F的商品，并且有一个希望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区间。
理性的买者希望能够购买到功能价格比尽可能高的商品，买者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买者价值属于消费者价值Vd。理性的卖者希望能够将商品销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以取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卖者的理性也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卖者价值属于生产者价值Vs。待交易的商品具有确定的功能F和成本C，其商品价值为Vm。
2-交易均衡的原则是交易双方的价值均等
在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相遇。无论是卖者的推荐还是买者的主动发现，买者认为卖者的商品功能F符合自己的需求，买者和卖者之间就商品的买卖开始协商。买者有一个所愿意付出的价格区间，有一个最高价格限制，购买价格一般不能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P≤M；而卖者也有一个所愿意出售该商品的利润区间或价格区间，有一个最低价格限制，销售价格一般不能低于自己经营该商品的成本，即P≥C。买者与卖者二者经过协商或讨价还价，按照各自的价值曲线的路径移动，如果最终买卖价格落入了双方共同认可的价格区间，就会达成交易。
在商品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原则是：等价值交易，即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相等。一个市场交易实现的前提是：一方面，卖者有生产或经销特定功能的商品的意愿，也有生产投资或经销的资金实力，卖者为了获取他意念中的利润，必须在成本投入方面冒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买者有购买和消费特定功能商品的意愿，也有消费的客观经济能力，买者为了获取他意念中的消费商品所带来的享受，必须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购买到特定功能的商品。
3-交易均衡的解析几何表达
买者愿意以一定的价格购买特定功能的商品，以满足其需求；卖者愿意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特点功能的商品，以获取他所满意的利润。卖者价值与买者价值相等，商品交易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买者价值与卖者价值相等的交易均衡。可表示为：
综合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的价值曲线，商品市场交易的价值均衡可用图示表达为图1。当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逐渐达到共同的契合点，双方就会认同一个共同的交易均衡价格Po，二者就会达成交易。这时，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相等，且二者的价值都得到了实现，双方都会对交易结果感到满意。
三、单个交易的均衡价格解
由于单位商品的价格、成本与利润存在如下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当实现价值均衡时的卖者价值与商品价值是大体一致的。
四、交易均衡与三种均衡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市场交易每天都在发生，但从理论上却一直没能求出单一交易的均衡价格。单一交易均衡价格的数学解之所以能够在本文中推导出来，关键在于单一交易的价值均衡模型的建立，而这关键取决于新的价值概念的明确，而新的三种价值概念的明确，关键在于新的理性形式化定义的界定。没有合宜的理性新模型，就难以明确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建立交易均衡就缺乏基础。可以说，理性新模型和价值概念的明确是能够求出交易均衡价格数学解的关键因素。
在商品价值、买者价值、卖者价值三个概念明确的基础上，研究方法也由此超越了传统的静态、线性叙述模式，将动态、非线性引入了经济学的基础部分，并用解析几何方式表达了交易均衡理论的基础内容。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理性、价值、效用等概念的定义大都是线性的，这样就将经济学研究限定在了静态领域，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大都注重于研究经济系统的静态特征，研究经济系统动态性质的功能较为薄弱。这基本上是由经济学中理性定义的缺陷所造成的。
而在交易均衡理论中，买者价值和卖者价值构成的价值函数都是非线性的，在交易进行过程中价格的形成是在买者和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这就有望对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这样动态的交易理解就有望对讨价还价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启发作用，为能够有效地解释动态的讨价还价行为创造条件，就有望突破传统的均衡静态性质，为经济学理论向经济现实的靠拢奠定一个基础。
1．交易均衡与纳什均衡的关系
在市场交易尤其是讨价还价的理论探索中，大多是以纳什均衡[5]为研究基础展开的。虽然纳什均衡成功地将经济行为研究归结到两个人的博弈领域，但纳什均衡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纳什均衡的理论研究没有一个合宜的理性定义和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奥曼认为，在纳什均衡理论中是没有理性要求的（没有理性要求就没有价值理论作为其基础），这个极为基本的思想揭露的潜在含义意味着：即使是昆虫和鲜花也有达到纳什均衡的可能性，而且其可靠性可能超过人类。[6]
第二，在纳什均衡的研究中，博弈策略中既没有明确提到商品的功能及其价格，也没有具体提到商品的成本，而且买卖双方的身份也难以从价值观上予以区别。因此，很难把纳什均衡和交易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三，更为关键，即纳什均衡具有静态缺陷，根据线性的效用函数在一个静态体系的一个不动点处达到了在假设中就预订了的均衡点。这种静态的或经过改良后准静态的博弈研究无需通过博弈就有望能达致所谓的“均衡”。
有的研究认为，纳什均衡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有关市场交换的理论。[1]市场交易理论的研究突破取决于理性概念、价值理论的研究突破。[6]现在那些试图突破纳什均衡静态特征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没有在理性概念、价值理论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大都还没有超越纳什均衡框架固有缺陷的限制。
2．交易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关系
从瓦尔拉斯的理解角度来揣测，一般均衡理论的含义是指所有市场的所有交易的均衡。也就是说，要了解一般均衡理论首先要了解一个交易的均衡理论。如果没有对一个交易较为深入的了解，就难以体会一般均衡理论中所有交易均衡的内涵。
从交易均衡理论可以看出，只要具有自然理性的正常人，具有买者价值或卖者价值就可以参与市场交易。由于理性人假设对交易者适用范围没有繁杂的限定，市场经济中达成的任何一个交易都可以通过这个交易模型来予以分析说明。这样就将每一个交易均衡纳入了一般均衡之中，也把一般均衡融入了每一个交易均衡之中。单个的交易均衡与一般均衡二者的关系正如一个经济哲学命题：经济整体来源于经济个体，而经济个体又支撑了经济整体。
通过交易均衡理论，就有望将微观的交易均衡理论与由瓦尔拉斯等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取得这些研究内容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而且有望使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理论大厦得以找到自己的根基。
阿罗与德布罗曾对完全竞争经济的均衡解的存在性进行了证明，[7]但具体均衡解到底是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被求出过。我们从市场经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可以推测，交易均衡价格的求解对于解决一般均衡价格的均衡解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3．交易均衡与市场局部均衡的关系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的市场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把同一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同市场中该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数量的变化趋势相联系。但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商品供给成本的影响作用，这种没有直接考虑到商品成本的供需理论有违市场经济常识。
从经济系统的研究层次上，这种只涉及商品供需数量影响商品市场价格水平的正确论述更倾向于一个产业的市场供需情况，相当于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虽然它能够较为客观地描述中观经济动态情况，但难以称之为是一个合宜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而真正涉及到商品市场交易的机制，具体到一个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是如何完成的，这才有望构成经济系统微观层次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现有的微观经济学中，“市场需求曲线是将在每一价格水平下所有个人的需求量加总而得到的。”[8]而所有个人的需求量都是通过很多个单一的交易单独来体现的。没有单个的市场交易，也就难以通过交易商品数量的加总来描绘出市场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单个交易的价值均衡是市场局部均衡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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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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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关键词：城市发展；商税；社会分工
蒙文通先生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自然经济里，农业生产物全部不加入流通的过程，或仅有极小的部分加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地主所得那部分生产物，也只有比较很小的部分加入流通过程。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商品关系是很微弱的”。这是蒙文通先生运用资本论中关于自然经济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唐朝社会货币的使用情况“钱帛兼行”李先生指出，唐朝的城市人口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地主阶级分子，其中又主要是他们的当权派；另一种是城市小生产者。前者与市场的关系很稀疏，后者与市场的关系紧密。前者主要的生活资料并非来自市场，而是通过租税、贡献等获得。后者为数众多，他们无官位，无法过着安逸的寄生生活，又没有土地无法过着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
自唐中叶以后，铜钱流通扩大，李埏先生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唐初以来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有所扩大，商品种类有所增加，市场交换向前推进了一步。最突出而具有代表性的是茶叶产量的增加以及市场的开拓。一方面这里市场交换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栽培的推广，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及其交换需要也发展了。像茶这样的经济作物，无疑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自给自足所用很少。这就使得农村中的交换关系发生了变化，市场关系有所扩张。在生产关系上，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唐中叶以后，由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农村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接近于租佃关系的丈量的佃农与部分的短工。”尤其是短工，其和城市小生产者相似，不得不依赖市场为生。
蒙文通先生引“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这以唐朝卖柴的农夫为例，假如进入流通过程的只是他那担柴，那可选择忽略不计，如果有千千万万农夫不但卖柴。还将自己的其他产品放入流通过程中呢？将自己剩余的米、面、油、丝、麻、布、帛竹、家禽、蛋类都放入市场流通，那就会极大的繁荣市场。古代的米行，肉行等售卖产品都为农村的农副产品。至于茶等经济作物如上文所言，商品性更强，无疑几乎都进入流通过程。可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中的商品生产部分是大大增加了。这样就必然相应地引起市场的扩大和商业繁荣。
在封建社会里，商品关系很微弱的。但是，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却一直存在某些从表面现象看来是商品关系颇为发达的社会现象。宋代的商税和都市便属于这一类的重要现象。蒙文通先生指出宋代的商税是由专门设置的“商税务”负责征课。商税务遍设于全国各地，除极个别的州，县外，一般都有设置。对于一些不设置商税务的更小的场、镇，则采用买扑的办法由商人或地主包揽，所收的税款称为“坊场钱”也是商税的一种。这里蒙文通先生仅以狭义“商税”，“坊场钱”来作考察的。
从商税务的分布状况及坊场钱的征税办法看，征收商税的组织遍布全国，形成了细密的商税网。这时的大城市的商税务征收商税比一般县、镇高，但总额在全国商税总额中并不占优势。这里有一个问题蒙文通先生搜集数据均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载熙宁十年统计数据如下，征课额在十万贯以上的场务当时的首都――东京一处，征课额在五万贯以上十万贯以下的场务，只有十处，征课额在三万贯以上五万贯以下的场务，也有二十处。三类合在起其总额略为二百另五万贯，所占当时比重的百分之二十略强，其余均为小城市商税务所征。由此蒙文通先生得出宋代商品交换主要是分散在广大小市场进行的，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这种商税分散的情况，也正是商品交换分散的反映。商品交换集中的场地是在大都市，这是以后的发展，在唐宋时，应适当估计。以蒙先生的数据而得出此结论我是信服的。但是李剑农先生也有其数据及想法，“依《通考》卷十四《征榷考》所记：宋神宗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万以上者十九，五万贯以上者三十，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共计三百十一。场务之设置之地，不必尽为州县治所，然凡州县治所，必有征收商税之场务，则无可疑。”商税务分布更为广布，更说明初级市场的发展。
两位先生关于宋商税务数目的统计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悬殊呢？蒙先生统计三万贯以上城市为三十九个，而李先生统计则为五万贯以上的城市就为一百零七个，三万～一万贯以上的城市还有九十五个。两位先生获取数据的文献不同，《宋会要辑稿》是清徐松著。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代官修《会要》之文，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录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于本世纪初校订出版《宋会要辑稿》的最新校订版。蒙先生此文写于1961年，所以蒙先生使用的还是以前的版本，所以蒙先生所使用的数据不能让我完全信服。我更信服李先生的数据和结论。
尽管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是商税收入增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但我们不能从宋代商税数据直接推论当时社会自发商品流通的规模。宫泽知之的研究论文中指出北宋国家财政属于“军事财政”的特殊性质。“他指出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的基本结构，宋代国家巨额商税税收的主体，是与专制国家以及获取军粮的财政政策直接相联系的，是这些财政政策的衍生物。以往对来自社会自发性商品交换的商税过高估计，由此可以澄清。”
熙宁十年以至南宋的上税收入，史籍不明，但总体比北宋有所增长。除考虑到南宋时区域性市场及小市场有所发展外，还应考虑当时商税“杂税化”应该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南宋时地方财政多出现亏空，州县为弥补财政亏空，广开财路，无不杂敛旁出。南宋州县政府乱收商税的手法很多，最常用的就是，增加征税密度，重复征税，以增加税额。
如果考虑到商税与专卖征榷制度和商税“杂税化”的密切关系，我们还过高估计宋朝社会商品自发流通的水平便是不可取的。我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宋朝社会商品自发流通水平较以往朝代有所提高。但是，宋朝商税的复杂化让我们不能简单的高估宋朝商品自发流通的水平。至于透过宋代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我认为宋代商业和城市都有所发展，但这与自然经济的发展冲突并不大。商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确实对自然经济有所影响，但其力量还不足以撼动自然经济。（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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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经济学中非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博弈论中Bertrand均衡与价格领导模型，分析得出旅游商品市场将先后历经近似完全竞争阶段、垄断竞争、寡头市场，并最后重回垄断竞争、近似完全竞争的演化规律性结论。
关键词：旅游商品市场 Bertrand均衡
价格领导模型 动态博弈 旅游地生命周期
在我国，对旅游商品市场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显局限。首先，已有的研究论述局限于从旅游商品市场的外在表现―旅游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价格混乱、购物环境差等方面分析，也有提出运用宏观政策指导，行业纵向一体化引导旅游商品市场整合的发展建议。但是，上述研究忽视了其生存载体旅游地演化规律基础上的旅游商品市场内在的运行机制与动力的分析，从而很难把握旅游商品市场的演化规律，进而无法为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其次，目前国内外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博弈论方法的不多，主要集中在旅游企业竞合、旅游企业与旅游者关系、旅游市场监管等几方面（阳宁东，2005；朱静，2007；和红等，2006）。再次，基于旅游利益主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研究的对象也仅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朱华，2006郭鲁芳，金慧君，2006）。
理论分析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影响旅游商品市场的因素很多，包括旅游地所处生命周期、政府干预、游客需要、期望和价格敏感度、商品信息通畅、透明程度、新产品开发、现有竞争者等，旅游地所处生命周期是内因，对旅游商品市场发展起主要作用，其它因素均为外因，对其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仅从旅游地生命周期这个方面研究其对旅游商品市场的影响。
目前，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由巴特勒1980提出的。巴特勒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其它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认为旅游地发展演化一般经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每个阶段有其特征。
（二）博弈论
在博弈论产生早期，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汀•古诺于1838年提出古诺均衡模型；1883年法国经济学家Joseph Bertrand提出了Bertrand均衡模型。二者均是对博弈论最初的研究，为后来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博弈论中包含同时博弈和序列博弈。同时博弈是指决策双方是同时进行决策，每一方在进行决策时是把对方的策略选择作为预期考虑进来，然后双方同时摊牌；序列博弈是指以一方先走一步，另一方相应的采取对策，然后一方再走下一步……博弈的双方就分成“领导者”与“追随者”。根据厂商之间博弈变量选择的是产量还是价格，同时博弈分古诺均衡和Bertrand均衡；序列博弈又分为产量的“领导―追随”模型和价格领导模型。
1.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Bertrand均衡分析。Bertrand均衡是以价格为选择变量的同时博弈，符合此博弈类型的企业，满足市场上生产企业规模相差不大、势均力敌、产品完全相同、企业完全相同，即生产成本=单位成本=c，设固定成本为0，基于以上条件和假设，设市场需求为Q=α-βp；现以市场上仅有两家企业为例，分别为企业A和B，价格为p1和p2，则A的利润函数表达式：
当0＜p1＜p2，A占领整个市场，反之则失去整个市场；当0＜p1=p2，A和B平分市场。此博弈模型为非合作博弈，参与博弈的每方仅为自己打算、分散决策、相互竞争，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企业发展，社会福利最大。上述假设为理想状态，与现实生活联系，可推广到多家企业共存的情形，此时旅游商品市场满足近似于完全竞争，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目不多处于成长阶段，生产产品种类单一、质量形同、成本一致，利用新技术能力差，资金不足，对旅游商品价格基本无控制力，产量低且社会福利较大。
2.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动态演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水平是影响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Bertrand均衡状态下，有MC1=MC2，p1=p2，此时π1=π2≥0，则市场上有资本流入该行业，导致两种结果出现：一种是原有企业在T+1期扩大生产规模，另一种是有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生产该种商品的原有企业在T+1期扩大其生产规模。设A生产规模由C1扩大为C1（T+1）=C1（T）+δC1，δC1＞0，B生产规模仍为C2（T），假设δC1是适宜的，即其有效生产时间不变，有X1（T+1）=X1（T）=1，r（T）＞0，r（T+1）＞0且b（T）=b（T+1），b为生产此产品资源的数量，r为生产此产品资源的价格，a为生产此产品所需消耗的资源数量。
由于：C1（T）aX1（T）+C2（T）aX2（T）=b
C1（T+1）aX1（T+1）+C2（T）aX2（T）=b
可知：aδC1X1（T+1）+a[C1（T）X1（T+1）-C2（T）aX2（T）]=0，则X1（T+1）＜X2（T）
可得：A生产产品的有效产出水平C1（T）X1（T+1）＜C1（T）X1（T）
即A在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同时，又缩小了其生产产品的有效规模，实际上企业在其内部资产之间进行改造与重组，企业将更多资产用于生产更多有经济利润的产品。有新企业进入该行业。假设在T+1期有新企业As+1进入该产品生产，其年最大生产能力和经济利润分别表示为Cs+1（T+1）和πs+1（T+1），所有企业A、B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变，假设企业A S+1的规模是适宜的。
由于：C1（T）aX1（T）+C2（T）aX2（T）=b
C1（T+1）aX1（T+1）+C2（T+1）aX2（T+1）+Cs+1（T+1）Xs+1（T+1）=b
可知：X1（T+1）＜X2（T），则企业A、B的有效时间减少，其有效产出水平萎缩，在T+1时期之后企业A、B的规模将减小至经济利润为0。
综上所述，当该行业存在经济利润时，将吸引新厂商进入该行业或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可能会使其它企业的有效产出规模缩小，经济利润为0。因此，一旦有某个企业的经济利润>0，则为不均衡状态，最终导致多方面深刻变化。如果企业成本不同，从长期看，成本低的企业必定挤走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导致一些大企业对市场有绝对控制力，进入价格领导型模型博弈阶段。随旅游地发展，游客量大量增加和对旅游商品需求急剧增多，在这个阶段的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量增多，企业规模变大，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对商品价格有了一定控制力，产品出现多样化发展，旅游商品市场向垄断竞争方向发展。
3.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价格领导型模型分析。在此模型中，企业类型是存在实力强大的寡头企业，它对商品定价有很大影响，其余小企业要参考他的定价做出自己产品的生产计划。便于分析，仍假设市场上仅有两家企业即企业A和B，其中A是领导者，B是追随者，A明白p确定后，他的需求曲线为残差需求曲线R（p），由MR=MC原则决定q1，最后决定p。
当A的p确定后，B只能接受p，B根据利润最大化计算自己的利润和产量水平。maxπ=pq2-c2（q2），由MR=MC原则，则B确定了产品供给函数S2（p）。整个市场需求为D（p），则R（p）=D（p）-S2（p）。
假设市场需求为D（p）=a-bp，这里D（p）相当于上面所用的Q（p），则 c2（q2）=q22/2，c1（q1）=cq1，可得MC2=q2=p，得出S2（p）=q2=p，R（p）=D（p）-S2（p）=a-bp-p=a-（b+1）p，令R（p）=q1代入解得。
根据MR=MC原则，可以确定q1，，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有，得出。
把q1代入得：，这是A的最优价格选择，此时A获得最大利润。市场上A获得大部分利润，而追随者B所获得利润较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社会福利下降。处于A位置的企业，对价格有一定的控制力，是市场上的寡头，盈利较多，此时旅游商品需求量大，产品多样化，品牌化。
旅游商品市场的演化规律
旅游商品市场在旅游地处于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时，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产品单一，质量无差异，生产成本相同，企业之间竞争是Bertrand均衡竞争，旅游商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随旅游地发展，游客逐渐增多和对旅游商品需求增加，刺激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发展，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有新企业进入，旅游商品市场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可以用图1表示。
旅游商品市场过渡时期，旅游地处于发展时期，此阶段游客量迅速增加，旅游商品需求量迅速增加，原有生产规模满足不了需求即需求大于供给，原有企业将调高产品价格抑制需求量增加，此时利润比前期丰厚，个别企业趁机扩大生产规模，由于该行业利润较高，吸引社会上资本流向该行业，一些新企业会出现，旅游商品市场处于垄断竞争时期；旅游地进入巩固阶段，游客增加量减少，游客量趋于稳定，而企业经过迅速增长，产品供给大于或等于需求，该行业的额外利润消失，社会资本不再流入该行业，这时企业出现不同变化，一些企业在这个阶段中抓住时机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在该行业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存在一些处于倒闭边缘的小企业，这个时期产品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化和品牌化，企业生产成本不再相同，企业间竞争符合价格领导模型竞争，市场处于寡头市场；经过一段时间，旅游地会停滞发展甚至衰退，游客量减少对旅游商品需求量大幅减少，不少企业退出该行业，旅游商品市场可能会再次进入近似完全竞争阶段。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基础上的旅游商品市场，其每个演化阶段都有独特的特征与规律性（见表1）。
结论
在旅游商品市场竞争分析中，本文只分析了企业规模相差不大，产品均质情况下的Bertrand均衡竞争，以及随旅游地演化发展和旅游市场的扩大，商品市场也进一步扩大，由于企业自身经营策略，资本等不同，企业发展规模和实力将出现差别，一些企业会成为当地的领导型企业，这时的博弈竞争是价格领导型模型。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情况，不排除在这两个阶段中会出现企业串通，也不排除由于旅游商品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规范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以及进入到寡头市场之后，旅游商品市场又如何发展演化重回到垄断竞争，上述问题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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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红，叶民强.信息不对称下旅游市场博弈分析[J].旅游经济，2006（4）
论文关键词：品牌服装 理念 消费市场 商品化
论文摘要：品牌化作为现代社会商品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企业生产和商业营销范围之内，而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民族意识、消费意识和资源意识的象征。建立品牌服装教学的新理念，是服装教育打破传统文化思想，面对信息化、现代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明智之选，也是今后服装设计教育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培养现代化服装设计人才的必经之路。
一、“品牌服装”的概念
根据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定义委员会的定义：品牌是一个名称、名词、符号、象征、设计或组合，用以识别一个和一群出售的产品和劳务，并与其他竞争者相区别。品牌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品牌所具有的自然属性
品牌的自然属性所包含的内容包括趣味、格调、品质、工艺水平等方面的内容，从表面特征来讲和其他的产品有很大的差异，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并有着极高的市场信任度和荣誉度。
（二）品牌所具有的现代社会文化属性
品牌所具有的现代社会文化属性所包含的内容就具有形象、标识、口碑等方面的内容。简单地来说是一种文化表达现象，它是把物质精神化同样又将精神物质化的一个转换过程。
二、“品牌服装”教育理念建立的必要性
由于品牌服装本身所肩负的诸多文化内容和使用功能，就决定了在物质和经济繁荣发展的现代社会，品牌服装所具有的牢固地位。由于我们以前对服装商品性的认识不足，或者说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对“商”的偏见，在我国的服装教育中对于服装的营销和商品性的研究不够彻底，甚至根本就不考虑社会需求的因素，这是我们现代服装教育的一大弊端。服装教育思想的滞后，严重脱离了社会需求的教育培养方向，给我国服装教育方向和培养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育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它有着科学而严谨的规律，这个规律的研究出落科学性与外，还应该从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考虑，在课程设置上如此，在办学方向也应该如此。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服装的教育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在一定的科学理论框架下，结合社会需求对以往的教学方法和培养方向进行修订和补充，这样的教育方法和体系才能够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过程中不断壮大。因此加强品牌服装教学理念的深入，是服装教育打破传统文化思想，面对信息化、现代化商品市场的明智之选，也是今后服装设计教育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培养现代化服装设计人才的必经之路。
三、“品牌服装”教育建立的思路
（一）确立服装商品化教学的理念
在品牌服装教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首先要改变以往的教育思想，明确阐述服装商品性的概念，由于品牌服装是工业化的产物，它具备了商品的性质和内容，在品牌服装设计的教育中不明确服装的商品性和内容，就无法对品牌服装有一个全面而准确地了解，那么围绕着品牌服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有着缺憾和局限性。围绕着品牌服装商品性的特点，确立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课程和实践活动。通过对品牌服装商品性的认识，使学生明确了解服装在具备有艺术性的同时，又是实用品，明确的了解和认识品牌服装中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关系问题。
（二）建立市场为导向教学方向
现在的品牌服装消费的市场突出了层次性和差别化，顾客消费心理的差距也在加大，并且进一步向多重性格多元化发展。顾客的购买决策可能受到品牌、质量、设计、功能的影响，也可能取决于价格、促销、广告、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消费者市场的变化，现在的服装设计教育中忽视了培养学生对消费市场的了解，当学生面对纷纭的现代消费市场，就会无所适从，所有的理论经验都无法运用到实践工作者中。因此，培养学生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学习方向和目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教学方向是培养服装设计高级人才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四、“品牌服装”教育体系的定位
（一）培养学生对消费市场的了解
尽管品牌的消费市场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所反映的必然是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在品牌服装教育中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原因。尽管由于科学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和传媒的数量和速度日益加快，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受到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培养学生对消费市场的了解，就使学生在学习阶段就能够了解消费市场各方面的因素，了解这些因素对服装设计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只有把握了这些因素能够使学生在今后的设计活动中，驾轻就熟的进行设计，并为今后的设计进入市场，得到市场的认可，确立一个理论上的指导思想。
（二）加强对现代市场营销模式的认识
中国的服装在经历了20年的艺术服装教育之后，企业面临的不是以设计人才为主要需求的供需矛盾，很多企业需要的是具有理论经验和实际经验的，对现代市场经济营销模式和企划有全面了解的服装人才。在很多服装教育者眼中这类人才的培养，似乎和我们没有很多的关联，他应该更偏重的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内容。但是，由于服装所体现的实用性和艺术品双重属性，因此它的商品性本质和其他的商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对服装的商品性和艺术性，有着双重了解的服装设计人才，和对现代市场经验营销模式有着明确认识到人才，才能够在进入企业后很快适应社会的需求并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效益。那么对这些人才的培养不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问题，在服装设计教学中增加有关市场营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也是我们今后培养具有服装设计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高级服装设计人才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手段。
（三）提高品牌服装文化内涵的创作能力
品牌服装文化内涵的创作，就是把企业文化注入品牌服装，使顾客面对一个品牌的时候，能够认识品牌背后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品牌就可以体现出他的个性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品牌和企业文化的结合，使消费者了解到了企业为品牌承担的一系列承诺和保证。在品牌服装教育中，渗入对品牌服装文化内涵的创作思想的培养，可以为一个企业创造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这为中国的品牌服装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理论保证，为建立良好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知名品牌，再创中华服装辉煌的明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我们服装教育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作为培养高素质、现代化服装设计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服装设计院校，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瞬息万变的服装设计市场，在今后服装设计的教育中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的时代，已从传统的资本时代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品牌服装已成为服装设计市场的新视点。我们应该从过去20多年的中国服装院校发展历中，深刻地认识到，服装设计的教学应该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品牌服装设计为理念的培养目标，才能够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壮大，现代服装教育就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金融化 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
目前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已经涉及全球。大宗商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宗商品的发展引起了大量金融资本的进入。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及期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宗商品进一步金融化，展现出了大宗商品的另一属性――金融属性。自2002年金融资本大量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加速了商品市场的金融化，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日益增大，波动的幅度明显脱离了商品供给与需求理论，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一、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界定相关文献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Bulk Commodity Finan- cialization）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国外学者Dore（2012）对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这么表述：大宗商品金融化指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大宗商品交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Epstein（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期货市场，金融化表现为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定价权逐渐由现货市场转移到期货市场。
吕志平（2013）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大量货币资本介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使得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暴涨暴跌。王劭臻（2015）将农产品金融化定义为：在商品市场中金融性动机、金融市场行为以及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在行业的运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系统或者金融市场弱化了可交易商品的商品属性或者实际价值并在其中渗入金融因素，使之成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大宗商品金融化：不接触零售环节，主要作为原材料、半成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方式由现货交易转向期货交易为主，参与人员包含了大量的中介投机者，其商品属性得以弱化，金融属性得以强化，演变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过程或者现象。
二、大宗商品金融化原因相关文献
国外学者Geer（1978）研究中提到商品期货作为一项独特兼保守的资产，相对于普通股而言具有相似的流动性，但是风险更低，为最早涉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研究文献。后期学者Gorton和Rou- wenhorst（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大宗商品与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在持平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标准方差更小；通过大宗商品的的收益率与股票债券收益率相关性较小证实了大宗商品可以作为对冲股票和债券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研究大宗商品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正向相关性，表明大宗商品作为新的投资资产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
国内学者崔明（2012）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原因。内因主要有：投资者投资大宗商品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同时能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对冲汇率带来的汇率风险，还可以作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替代资产，增加套利机会；外在因素有：低利率政策及货币宽松环境等刺激了投机者在大宗商品市场追求高收益的投机行为，新型金融产品的广泛应用及新的投资机构的加入，商品期货交易机制的完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进程。汤珂（2013）在欧盟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不仅仅受供需影响，而十分显著地反应在金融因素引起价格变化上。这个问题和目前中国遇到的定价权有关。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把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进行分摊，而且可以降低对冲成本，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是由其内在独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共同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展现的，至于大宗商品更多的属性，将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
三、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相关文献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以石油为例，2003年初价格维持在30美元/桶，2008年7月份涨到147美元/桶，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又回落到32美元/桶左右。大宗商品价格如此剧烈波动不仅反映了商品基本需求的变化，更反映了大量货币资本的投机行为，此种现象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经历予以研究。
国外学者Greta（2005）认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多的参与者通过金融途径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贸易和生产实体经济行为获取利润模式将影响实体经济，短期将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内学者李江鹰（2010）分析了商品金融化的利弊两方面，指出在投资领域和投资策略的拓展与丰富上商品金融化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套期保值却由于增加的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而变得复杂。李书彦（2013）研究发现在市场供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暴涨暴跌，反映了在大宗商品金融化背景下，大量货币资本活跃的投机行为，同时其研究发现大宗商品金融化导致交易主体的金融化和价格形成金融化，价格金融化主要表现在商品的定价机制由传统的定价方式走向金融化定价。
由此可以看出，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有相关性，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利益，特别是下游的公司和企业。因此，全面分析、掌握大宗商品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尤其是价格波动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论
目前很多学者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都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及探讨，相关理论比较丰富；但关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对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的系统研究基本是空白。由此可见，大宗商品金融化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足够认知和重视。但是大宗商品金融化是有边界的，其过度金融化将会催生金融风险。因此，本文提出金融化边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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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晨昱.大宗商品金融化.中国金融，2011（7）.
[6]张雪莹，刘洪武.国际大宗商品金融化问题探析.华北金融，2012（4）.
有关双边市场的研究自本世纪初兴起以来，主要围绕中间商定价行为及其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三方博弈来进行，此外也有文献对有关双边市场的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中间商定价行为的文献可梳理为如下两大脉络：一是关于垄断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行为的研究。Armstrong［6］建立了有关双边市场的基准模型，分析了相应的价格结构，认为均衡定价由群体交叉外部效应大小、进场费用具体形式、人中间平台选择这三重因素决定。Weyl［7］区分了双边市场中异质人条件下的边际和超边际效应，并通过引入公共政策变量解决了均衡多重性问题。二是关于竞争性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问题的研究。Caillaud和Jullien［8］建立了提供中间协调服务的两平台价格竞争模型，认为即使中间商与买卖双方之间订立不同结构的契约，在均衡时所有潜在人仍将被吸引至同一平台。与此文假设人具有同质性不同，Gabszewicz和Wauthy［9］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人的中间平台双寡头竞争模型并发现：当人选择单一平台时，存在一个次优均衡且买卖双方的外部效应强度具有不对称性，两个中间平台均可获得利润。与上述研究假设双中间平台不同，Guthrie和Wright［10］建立多中间平台价格竞争模型，以信用卡行业为例着重分析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对中间费用结构的影响，发现平台间竞争有可能造成中间费用的上涨，而从政策层面弱化平台间竞争又有可能降低其动态效率。Armstrong和Wright［11］拓展了Armstrong［6］的研究框架，将产品异质性、中间平台对卖家是同质而对买家为异质三重因素纳入理论模型，发现在均衡时买家将进入所有中间平台，后者通过制定补贴政策和排他性契约以实现吸引买家进入的目的。Galeitti和MoragaGonzalez［12］的独到之处是采用博弈方法研究双边市场中的策略行为，他们假设卖家所出售的产品具有异质性，发现在子博弈完美均衡中中间平台将市场中的网络外部性完全内部化，且当买卖双方无法进行场外交易时，中间平台获得市场中的所有经济租。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则多数侧重于将双边市场作为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用于分析特殊行业或市场中的中间平台和企业定价行为，如曲创等［13］对垄断竞争环境下大型零售商策略行为、曲振涛等［14］对网络效应影响下电子商务平台定价和竞争机制、巫强和刘志彪［15］就双边交易平台对构建国家产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所进行的分析等，而对双边市场本身所作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相对较少。基于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梳理和评述，本文认为尚有以下三点缺陷：一是多数采用简约式研究方法（reducedformapproach），对双边市场中垄断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三方行为缺少策略分析，对中间平台微观运行机制揭示不足。二是经验研究较为缺乏。由于双边市场中的主要变量涉及较为特殊的微观数据，收集此类数据难度较大，现有文献多侧重于理论模型分析，少数则借助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基于有效数据进行的分析极少。三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买卖两方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对其中的外部负效应未作分析。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已有研究加以推进：一是运用对策论分析方法，就双边市场中垄断商、买方、卖方三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分析，以阐明双边市场的微观运行机制。二是基于对全球最大、最典型的专业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1万余份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对相关理论命题进行经验分析，以测度关键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三是在关注传统双边市场研究中交易双方所具有的正外部性的同时，重点揭示人数量的变化对本方群体所产生的负外部性。
计量分析
双边市场包含三类人，即中间平台商、买家和卖家，其中中间平台环节既有可能被单一企业垄断，也有可能出现寡头垄断、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不同环境下的人策略行为、定价结构和外部性特征也不尽相同；买家既有可能是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也有可能是批发商；卖家既有可能是产品的生产商，也有可能是某一级商。多数研究［16，17］以付款卡、企业黄页等个体市场为例对双边市场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这些市场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边平台性质。专业市场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兴起、为广大中小企业提品销售平台的中间载体，也同样具有显著的双边市场特征。尽管各专业市场在所经营的产品类别、规模大小、区域分布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一般由一个实体交易场所、借助市场销售产品的厂商、在市场上购买产品的批发商组成。交易场所多数由独立经济主体运营，且在大型专业市场中也呈现实体市场与网上虚拟市场融合发展的趋势，即依托实体市场衍生出专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以此突破实体市场的空间局限性，延伸市场的空间辐射范围，吸引更多的买卖主体进入专业市场。中小企业由于难以承担产品销售渠道建设的高昂成本，并鉴于专业市场所具有的空间辐射效应，因而更愿意依托专业市场的中间平台出售产品；同时，批发商也会借助专业市场平台能有效降低产品搜寻成本而直接进入市场采购产品。与已有文献侧重研究双边市场定价机制不同，本文着重关注三个问题：专业市场中交易配比成功率与市场中双边人（企业、批发商）数量的关系；均衡交易价格与市场中双边人数量的关系；双边人中的交叉外部性和群内外部性。基于2011年8月笔者所在的项目组对“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相关主体进行的共计11万余份问卷调查结果，本部分将对专业市场规模、摊位费水平、买卖双方空间分布和市场进入决策等变量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检验有关双边市场中中间平台定价行为、正负外部效应等理论阐述。之所以选择“中国小商品城”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专业市场本身具有双边市场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双边市场交易配比这一重要问题的有益对象；二是“中国小商品城”为目前全球最大专业市场，其市场发展成熟度、市场影响力较大，双边市场中的诸问题体现得较为充分；三是该市场所在地———义乌，为本课题组十多年以来的研究基地，在问卷调查、数据收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有利于借助翔实数据深化有关双边市场交易配比问题的定量分析。（一）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765份，涉及与“中国小商品城”市场相关的多类利益主体，包括国内外客商、市场经营户、市场管理者，此三类群体可分别对应双边市场中的买家、卖家和中间平台垄断商；同时，还对与当地产业有关的行业协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市场经营户样本中，个体户占94％，公司法人占6％；经营类型属于生产厂家直销的占598％，属中间商的占402％。国内客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采购基地平均已有389年，每次的采购金额平均为1015万元；在国外客商中，英语系客商141人，占701％；阿拉伯语系客商60人，占299％，外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作为采购基地平均已有535年，每次的采购金额平均为295万美元。市场管理者包括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商城集团及所属各分公司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187名行业协会被调查者分别是围巾、家纺、床上用品、工艺品、酒店用品、帽业、汽摩配、体育健身用品、皮带、毛绒玩具、五金、制伞、日用品、皮革、拉链、花边、袜业、线带等行业协会的会长或骨干会员，基本覆盖了在市场中经营的主要行业。本次问卷调查有四个特点：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问卷调查对象涉及了与专业市场相关的所有利益主体，包含了本文理论论述部分中的全部人，因此，避免了借助其他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间接分析。二是行业分布广。问卷涉及“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中经营的18个行业，便于分析行业特征对买卖双方进入双边市场激励的影响。三是样本总数大，这有助于规避小样本数据情形下容易出现的计量问题，从而得出更具稳健性的结果。四是可信程度高。问卷内容是针对市场经营户、企业等实际情况所设计的，问题基本不涉及企业生产技术、商业机密、个人收入等敏感性项目；同时，问卷发放、填写、回收均在相关部门人员监督下完成。根据理论分析的两个发现，本部分将对双边人数量与交易配比效率、交叉外部性、群内外部性、进场费四个变量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作研究；同时，将对其他重要的衍生性问题加以分析。本文结合问卷调查中的问题设置情况，拟定因变量4个、自变量16个、控制变量3个。相关变量定义及指标见表1、表2。关于变量定义，需要说明的是：（1）基于对客商和经营户（即双边市场的买卖两方）所作的两套问卷，本文选择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四个问题，据此设计了衡量专业市场外部性程度的四个因变量，其中采购商问卷中的两个因变量（市场影响力评价、采购频率）为主观变量，经营户问卷中的两个（年均销售额、销售倍增数量）为客观变量。市场规模对客商进入市场采购的影响程度越高，采购行为发生越频繁，则表示专业市场作为双边市场的外部正效应越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营户的销售倍增程度越高，则专业市场之于经营户的外部性程度也越明显。（2）针对客商和经营户所设计的两套问卷也包含若干个相同问题，本文选择其中关于专业市场变化的问题作为自变量。我们通过客商和经营户的实际访谈得知，市场内产品质量的提升、经营环境的改善、物流服务的完善对促进买卖双方借助市场平台进行交易具有显著作用。据此将相关问题作为因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同时，客商数量也作为重要的自变量被纳入。由理论分析可知，采购商数量的增加对买卖双方具有不同的效应，对此将结合计量结果进行研究。（3）三个控制变量被纳入回归分析，以控制地域和行业效应。由于与专业市场的空间距离不同，人进入市场并借此购买或销售产品的激励有所不同，市场的外部性程度也具有差异性，故此在客商问卷和经营户问卷中均设置了地域（空间）虚拟变量。同时，有关经营户的行业变量也纳入回归方程，以控制行业效应。表3列示了采购商和经营户问卷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可知，多数变量统计值的均值标准误差较小，样本均值与总体均值的平均差异程度较小，样本数据较好地反映了总体数据的基本特征。（二）检验结果与分析1．相关系数与解读由于上述主要变量多为二项或多项等级计数数据，因此可采用Kendall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得出主要变量的初步数量关系。表4、5分别列示了生产商和批发商主要变量的Kendall等级相关系数。由表4可知，采购商数据中的两个重要因变量（市场影响、采购频率）与其他六个自变量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市场对采购行为的影响与配套物流服务、采购商前期投入显著正相关（P＜0．01）；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的频率与商品质量、物流服务、前期投入三个变量也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1）；市场影响和采购频率两个因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由表5可知，经营户的年均销售额和销售倍增数两个因变量与其他八个重要自变量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年均销售额与市场品牌关系度、产品技术水平、客户认可度、产品质量、电子商务、客商数量这七个变量呈显著正相关（P＜001）；经营户的销售倍增数与所有八个自变量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两个因变量之间也正相关。然而，初步结果也显示经营环境变量与采购商采购频率、经营户年均销售额两个因变量呈现负相关关系，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据此，本文将利用有关专业市场外部性的多个指标来进行深入分析。2．回归结果与讨论针对客商样本数据的特征，即两个因变量均为有序分类变量的情况，可选择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量研究。当客商关于专业市场影响程度和采购频率两项具有不同且有序的评价时，此方法较为适用，并可得出不同水平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获得有关哪一情形最有可能发生的信息。表6给出了采购商和经营户的有序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χ2值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拟合优度较好（p＜001）；似然比检验表明，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由回归结果可知，采购商对市场影响的评价和购买频率两个变量与多数自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经营户年均销售额和销售额倍增数两个变量与除产品技术之外的其他自变量均正相关；市场影响评价变量与产品质量、采购频率与电子商务、年均销售额与经营环境、销售倍增数与产品技术四对变量呈负相关关系。据此，下文将结合理论阐述并对比已有研究成果，就重要变量关系进行深入分析。（1）市场影响评价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在采购商样本数据中，本文采用了两个测度专业市场外部性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影响评价和采购频率，前者表示市场品牌和规模对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所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后者系对采购商进入市场采购商品频繁程度的估测。由表6可见，当以市场影响评价为因变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进入市场的决策受市场本身影响的采购商概率最大。回归结果还显示，物流服务的提升和前期投入对采购商进入市场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多数将物流服务及其配套体系是否完善已成为影响采购商是否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且前期投入对其进入市场可能形成一种锁定效应。基于对专业市场发展历史的跟踪研究可以发现，无法为交易双方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交易平台是多数市场逐渐萎缩甚至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其中物流体系是极为重要的一项［18］。前期投入对采购决策的影响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短期内采购商即使发现可替代的交易平台，但是由于前期投入的存在，可能继续进入现有市场采购；二是市场搜寻和交易转换依然存在一定的难度。（2）采购频率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相比市场影响评价，采购频率更直接地测度了专业市场的品牌、规模、服务等综合因素对采购商行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当以采购频率为因变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购频率趋高与市场特征有关。回归结果还表明，采购频率显著地与产品质量、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正相关，而与电子商务负相关。这里需要对电子商务的影响作重点分析。传统的专业市场以为企业提品集中展示和销售的实体平台为主，而新型专业市场更注重搭建基于实体市场的电子商务销售网络，以此拓展市场的销售时空范围。然而，电子商务和专业市场在本质上是具有相互竞争性的产品销售业态，二者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实现融合发展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Hendershott和Zhang［19］曾从搜寻理论的角度对网上直接销售和借助中间商销售两种形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了上游企业同时采用两种方式的均衡解；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即使存在网上和实体两种销售方式并存的情形，电子商务等网上平台的运行仍有可能较为显著地弱化客商进入实体市场采购商品的激励。同样重要的是，客商数量与采购频繁程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印证了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有关双边市场上买方群体中可能存在群内负外部性效应的阐述，即对于单个采购商而言，其采购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议价能力、压缩了可议价空间，并通过降低采购频率达到弱化市场竞争程度的目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客商单位时间的采购数量呈上升趋势。在多平台竞争框架中，采购商可通过同时进入多个双边市场，以求达到优化产品组合、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3）年均销售额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与上述两组变量关系相类似，回归方程3中的常数项亦呈递增趋势，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多数经营户认为其年均销售规模与表征市场变化的诸变量有关。由回归结果可见，专业市场品牌关联和采购商品牌认可度显著地与经营户年均销售额变量正相关。这一发现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由于双边市场中某一方进入市场的激励取决于另一方的数量是否增加，因此超市、卖场等大多以制定不同水平的进场费的方式来影响买卖双方的数量，以优化和提高市场交易配比效率；然而，经验结果表明：专业市场本身的品牌塑造和经营户自身的品牌建设可能成为吸引人进入中间平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电子商务与年均销售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表明，网上销售方式的应用在减少进入实体市场客商数量的同时，并没有缩减反而增加了经营户的销售业绩，这为上游企业并行多种销售渠道提供了外生激励。客商数量与销售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印证了关于双边市场的传统观点，即卖家进入市场的激励和达成交易的概率取决于市场中买方数量的多少。（4）销售倍增数与主要自变量的关系。由于年均销售额会依经营户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故本文采用了销售倍增数（2011年销售额预计数与进入市场之初时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所有经营户均认为在调查期内其销售额不变或者增加，并无减少的情形。根据倍增数的分布情况，同时为了避免误差极值对回归产生干扰，我们对倍增数进行了合理分档，据此进行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具有显著性意义，且与以年均销售额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相类似的是：品牌关联、客商认可、电子商务、客商数量等因素对经营户销售额倍增同样具有正效应；而物流服务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更高。3．稳健性检验我们还在上述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分别添加地域和行业虚拟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1）在采购商分析样本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在客商层面上未观测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客商空间分布的不同会使其在进入双边市场的成本上呈现差异性，是影响其是否进入实体市场采购商品的重要因素。基于对客商的问卷调查，我们构建了表征其空间分布情况的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6中方程2、方程4）显示，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后主要自变量系数仅比未加入时略低，且R2值有所变大，分别解释了353％的市场影响效应和385％的采购行为发生频率。这些稳定结果印证了列表中主要自变量的稳健性，即产品质量、经营环境、电子商务、客商数量、产品技术、物流服务和前期投入对采购商购买行为受专业市场的影响不会因其他因素的加入而发生明显变化。（2）在经营户分析样本中加入地区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以控制在经营户个体层面上无法观测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经营户对专业市场的依赖性可能会因其在销售目标区域和所属行业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特别地，在国际贸易中不同出口市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差异，且出口行为本身也将引致一定成本，单一企业可能无法承担相应的风险，因而会借助于双边平台来实现中间协调型交易［2021］。对此，我们构建了表征经营户目标销售区域的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一起纳入回归分析。结果（方程6、方程8）表明，虚拟变量加入后主要自变量回归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仅比加入前略低，且多数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显示出相当的稳健性；同时，R2也有所提高，回归方程解释力增强。
结论与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