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1978年为基准年，2006年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指数为24.47，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为30.59。自1992年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到723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不到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国家对城乡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
其次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绝对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对值总体上也在上涨。1 986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为355.58元，相对差为2.1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是城镇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差为5388元，相对差升为3.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师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目前小学文化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5％、16.3％，初中文化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1.5％、32.4％。而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还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认为国家应该注意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税费体制、金融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一些学者从提高农业自身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即内部因素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我国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以户口管理为核心的多制度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住房机制、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价格补贴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国家财政过多向城市倾斜，投入农村的比例过低。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问题。不仅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O.8％，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在财政支农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比重少，约占11％，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质的林业建设投入的比重大，约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资政策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2006年以前，农民税费比较严重，农业税曾经是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历史负担之一。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虑到一些额外补贴，如医疗保健等只针对城镇居民等，真实差距可能还要大。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城乡产业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农村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无法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村居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市场化 城乡收入差距 面板
一、市场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逻辑
我国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的呢？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我们知道，若当一种相关商品在市场上按众所周知的价格进行交易，即有一套完备的市场体系，并且如果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市场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显示
（1）城乡收入差距(DIS)。作为二元经济的中国，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衡量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0
（2）市场化水平(MAR)。本文引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测算的1997年到2007年我国31省市市场化指数数据。MRA越大，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
（3）相关分析。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其收入差距就越小。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从我国市场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同向变化的，并且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相关程度高达0.86；市场化对于东西部地区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市场化无论对于东部和西部都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4）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各自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做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F=12.7714，P=0.0091），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市场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F=0.0011，P=0.9750）；对于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F=5.2013，P=0.0771）,在1%的置信水平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是市场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F=15.5752，P=0.0129）。
2．理论模型设计
（1）变量的选择
重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状况、对外经济开放状况、教育状况以及失业状况。其中，经济增长状况用人均GDP增长率（GDPGROW）表示，对外经济开放状况用对外经济依存度（DEPEND）表示，教育状况用各地区教育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EDU）表示，失业状况用各地区未就业人数除以地区总人口（UNEMP）表示。以上各项指标数据均来自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理论模型形式
基于市场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逻辑，本文建立1997年～2007年31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并依据数据相关分析，模型可采用线性形式。理论模型如下：
3．数据平稳性分析
本文选用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一是LLC检验（含有相同根单位根），其二是ADF-Fisher检验（含有不相同根单位根）。如果这两种检验的结果均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则此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
按照以上检验数据平稳性的方法对本文用到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证明变量数据是平稳的，即都是0阶单整。
4．模型估计结果
分别建立31省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三个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首先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都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三个模型都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对三个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下表。
三个模型拟合优度都较高，多重可决系数均超过0.88。从变量显著性上看，大多通过了统计检验，只有西部地区模型中失业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讲，三个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全国、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
5．实证结论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1）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不但不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反而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
（2）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市场化使收入差距加大。在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较东部要慢得多，各种市场运行机制正在建立和完善当中，市场机制和法律的不健全使得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不能够按市场原则公平进行，这就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3）全国总体而言，市场化改革依然表现为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实证结果得到的三点结论，本文认为有关“市场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说法是片面的，提高市场化程度不仅不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是提高经济配置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
三、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是几点政策空间与建议。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提高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和信息等市场，政府要尽早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
第二，切实赋予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减少行政权力特别是行政长官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支配。明晰要素所有权，真正实现按要素贡献实行公平分配。
第三，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收入分配原则的实现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与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美衍．市场化收入差距：变化机理与政策含义．经济学家，6：5-10，2006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民生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2-0108-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相关数据表明（见图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为3.1，比1997年的2.47上升了0.63，与1983年的1.82相比，城乡收入差距更大。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逐渐成为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的热点问题。
为此，财政体制改革也在悄然推进，在财政支出管理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增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财政“公共性”特征日益突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47820.7亿元，这些民生支出占总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22.7%上升到37.97%①。
不仅如此，2003年至今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财政政策由传统的运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型转变，并确立了“公共财政阳光要逐步照耀农村”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有：2004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以“四减免”、“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民与政府的“取”、“予”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图11993-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经济发展趋势上述政策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何种变化？根据1993-2012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先是呈下降趋势，1997年达到最低点2.47，之后迅速上升。2002年民生财政实施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趋于稳定，近两年才出现差距缩小的迹象。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何原因引起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和GDP增长率考核机制下的民生财政是否有效，应该如何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有积极作用，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本文的基本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现有文献的回顾，提出相关假设；第三部分对样本数据及指标构造进行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回归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并行的体制，并且财权不断向上集中，事权逐渐下放，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局面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因此不少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角度以及时间、区间等方面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学者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别是我国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是得到了验证。林毅夫、刘志强[1]探讨了中国始自80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对人均GDP的增长率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沈坤荣、付文林[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霄[3]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贺俊[4]认为财政分权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周业安、章泉[5]利用1986-2004年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重新进行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分权制度化以后才能实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而分税制实施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对于财政分权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攫取之手”，长期将损害经济效率，并且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经济建设，会导致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6]。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的学者对财政分权的效应同样有不同看法。解垩[7]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余长林[8]认为财政分权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显著作用；但对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并且他认为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缩小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陈安平[9]利用1994年分税制后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程度较小，且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科学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将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但是现有GDP为先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选择必然是重经济建设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轻科教文卫和农业投资。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即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由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偏向于增长目标而非减轻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标，城乡收入差距也将被拉大而非缩小[10]。此外，王艺明、蔡翔[11]基于中国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的影响方向不同，且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国三大地区存在差异性。
在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不同。王少平、欧阳志刚[12]使用 197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面板协整模型发现，改革初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现阶段的效应为负。此外，孙致陆等[13]、陈安平[9]、张嫘等[14]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只是短期效应，长期来看，如果收入差距得不到抑制，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长期的影响。
综合以上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由于研究的视角、数据选择和采取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GDP高速增长的的政绩最大化，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未必会缩小，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支出结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安平）[10]。在2002年民生财政提出以后，各省市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措施响应中央号召，实施倾向于民生和“三农”的财政政策。
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社会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我国财政分权既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地区间的人力差异、经济条件差异以及财政资源的差异，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由此引起不同的效应。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将引起财政分权的效应的不同。下面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以上这两个假说。
三、回归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
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我国自2002年民生财政实施以来，财政分权对以上两个变量的影响效应。Qin等[15]、卢小祁等[16]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整个曲线比较平缓；另外，饶晓辉等[17]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的。因此，在本文的模型设立中，将引入代表经济发展变量的二次项，以更好的拟合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Gapit=a0+a1FDit+a2lnPgdpit+a3lnPgdp2it+a4FDit×E+a5Xit+εi
lnPgdpit=β0+β1FDit+β2Gapit+β3FDit*E+β4FDit×git+β5Xit×ε2
以上联立方程组中α和β分别为模型的参数，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下标i代表各省份，t代表年份。由于Gap和lnPgdp两变量在联立方程组中既是解释变量又是被解释变量，方程系统中存在内生性，为此X变量集中既包括控制变量也包括用于替代内生性变量的工具变量。该联立方程组中还包含两个交互项，即FD×g和FD×E。其中FD×g为财政分权程度与民生财政支出比重的交互项，主要用于检验财政分权与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关系是否受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而FD×E为财政分权程度与东部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设置该变量主要用于验证财政分权在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情况。这两个交互项的设置将为验证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提供依据。
此外，方程中FD代表财政分权程度，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其测量指标的选取将决定研究者的实证结果。我国财政体制具有典型的部分财政分权的特征，党的十进一步强调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确保财力与事权统一。因此，这里引用丁菊红[18]在其文献中使用过的财政分权指标，即采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评估财政分权程度。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综合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的相关数据。其中，1993-2012年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的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外商直接投资（FDI），是由各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得到的，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方程中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如表1中所示：
表1各经济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变量符号变量含义计算方法Gap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FD财政分权程度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lnPgdp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对数值E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赋值为1，其他地区赋值为0Edu教育水平各地区文盲人口数/该地区15岁以上人口总数Inv固定投资水平各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地区当年GDP总量Stru产业结构水平各地区当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该地区当年GDP总量Open对外开放水平各地区当年进出口总额/该地区当年GDP总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各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值Indu工业化禀赋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该地区当年GDP总量g民生财政支出比重各地区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占各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注：以2002年为基期，对各地区人均GDP数值进行了CPI换算，以此来排除物价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测量的影响。
四、结果与分析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联立方程组模型，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又是解释变量。对于一个多方程系统，如果方程中包含内生解释变量，则对每个方程进行2SLS估计是一致的，但不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单一方程2SLS忽略了不同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此时，用3SLS对整个联立方程系统同时进行估计是有效率的。因此，这里将使用3SLS（即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使用了stata11.2软件，在对联立方程组回归分析的命令中，选择了first选项，用于显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即内生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的回归），根据结果可知，第一阶段的两个方程都很显著（F统计量的P值都很小）。表3给出了方程的回归结果，方程组中的各变量系数多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该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先前的假设：
首先，民生财政提出后，社会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我国财政分权既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表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方程中FD的系数符号负，即财政分权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独立性越强，其辖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就越小。而分权程度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符号，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则相对较小。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为负，则说明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比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更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外，在第二个方程中，FD的系数符号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很小），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下放政府的财政权力（包括事权和相应的财权），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一点同样在第二个方程的分权程度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符号上得到了验证。
其次，由分权程度与财政支出结构的指标的交互项系数可知，财政支出倾向于民生支出将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且因地区间的支出结构不同这种正向作用大小也不同。这验证了第二个假设：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将引起财政分权的效应的不同。此外，在我国推行民生财政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开财政权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自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新的动力。
最后，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从表3中能够看出，多数变量在5%水平上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也符合理论和实际。其中，第一个方程中教育水平（Edu）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这里的教育水平使用的是文盲率，是一个负向指标，该系数为正，说明教育水平越高，文盲率越低，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将有利于改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外商直接投资（FDI）变量既有利于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Inv）的系数表明，加大地方投资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是加大差距，其原因可能在固定投资往往是集中于城镇地区，地方固定投资越多，城乡经济差距就越大，进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对外开放水平（Open）越高，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其原因也在于城乡经济结构不同，城镇地区的涉外经济较多，开放程度加大有可能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也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工业化禀赋（Indu）和产业结构水平（Stru）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间接地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结论与启示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单纯发展经济转向建设和谐社会。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疑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在实施民生财政的背景下，分析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既为我国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尴尬局面找到了新的思路。
首先，财政分权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实施民生财政的同时，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减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其辖区内的居民需求以及发展状况。通过下放权力使地方政府能够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需求，合理安排地方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此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加大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地方政府只有搞好辖区内民生问题，才能吸引更多外来资金和人才，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财政分权还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着追求经济发展的“天性”，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将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本身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此，通过扩大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够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最后，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二者之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随着的不断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并且存在一个最大值。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取值余额为2.022，相当于人均GDP水平达到7.553万元时，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根据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4.498万元，这也就是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没有达到拐点。单纯地依据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推断，近几年内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而自2002年民生财政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趋于稳定，近两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实施的民生财政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差距陷阱”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在实施民生财政的同时，加大财政分权力度，下放相应的财权和事权给地方政府，让其有充分的自主性，依据各自条件，发展经济的同时搞好辖区内民生问题。这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缩小城乡居民差距，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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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分析
（一）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特点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1995年前，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比较稳定，一直维持在1350―1600亿元之间，在1995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为2332亿元，2001年与2003年差距扩大到了3000亿元以上。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反应在经济总产出的绝对差距，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方面，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城镇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率为5.12%，农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为4.10%，城市增长率比农村高约一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且呈扩大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1978年为209.8元。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城乡差距一度相对缩小，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5年的1.9倍。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成分逐步多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由1992年的1242.6 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城乡收入比也由2.6倍扩大到3.2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比则更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城镇来看，目前城镇贫困人口规模超过了20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5%以上。如果从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人口或者进一步将进城打工农民工中的贫困人群考虑在内，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可能会超过3000万。
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人力资本原因
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如何衡量呢？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教育、保健、培训、迁移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及迁移四个层面。由于劳动力培训与迁移方面的数据缺乏，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城乡差异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差异明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乡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是城市的5.53倍、城镇的5.57倍。对于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人口比例，乡村均大大低于城市，如乡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全国此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27.8%，比城市低22.8个百分点；乡村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更少，只占全国的7.5%，城市与城镇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2.7%、19.8%，城乡劳动力文化水平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文化层次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反应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更加直观，据计算在1994年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差无几，1994年后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42年和8.10年，差距达到 2.32年。
（二）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大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用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身体机能失能率”等指标来反映。
1.城市儿童健康状况优于农村儿童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1年到2004年13年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17.7、28.7、36个百分点，农村中这三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20.6、33.5、42.6个百分点，但因原来基数较大，至2004年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分别是城市的2.06倍、2.43倍与2.38倍，比城市13年前还高4.8、7.2、7.6个百分点。
2．城市孕产妇及60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优于农村
对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及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人口比率指标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差异。近15年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全国高于城市，城乡差距表现出周期性地缩小、拉大的变化。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1倍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2倍以上。全国60岁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趋势，不能自理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农村―城镇―城市，2004年农村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平均比城市高3.4个百分点，比城镇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城镇。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健康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社会活动有效时间的差异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身体素质会影响整个地区内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讨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状态是一般劳动力，只有经过一定的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是形成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必经途径。但是，就农村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和强度又受到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投资倾向的影响。从纵向来看，我国农村无论是正规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还是劳动力的迁移投资，也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投资都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不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健康投资，也不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私人投资，农村与城市均有较大差距，体现了人力资本“收益”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尽管人力资本积累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政府投资政策上的城市倾向性，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又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论文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二元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误差修正模型 城乡统筹发展
本文选择历年数据（1989-2011年），针对经济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在城乡收入差距（GAP）指标的选择上，有的学者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测算，并做适当修正（李实、岳希明，2003），但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直接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Ut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Rt来测算城乡差距。其公式是：
叶裕民对中国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成果中，采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强度四个指标作为相关研究指标，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从业人口比重逐年在下降，这样二元对比系数 中，农村比较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就越来越小，而城镇比较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越来越大，这将导致二元对比系数变小。但是实际上，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比提高，即农村居民并没有完全、足够、对等地分享到农村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相反，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提高得比较缓慢（王千六，2009），因此，本文采用二元结构强度f来衡量城乡经济二元结构。
可采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该指标。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从工业与农业角度统计，发现除中国外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倍。
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并经过适当计算得到本文所用指标。本文的所有实证过程均在Eviews7.2上完成。
3.变化趋势。1989-2011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相似。
（二）实证分析
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所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首先进行ADF单位检验，然后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稳定均衡关系。得到协整检验结果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将建立误差修正（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模型。
1 .变量平稳性检验。由于绝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建模时的“伪回归”现象，要求所研究的变量必须具有同阶平稳性，因此首先对本文中的变量f和gap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图检验方法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为了客观起见，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尤为重要，三种模式分别为含有趋势项和常数项、只含常数项、都不含，用公式可分别表示如下：
其中，p=1，2，3，或者由实验来确定（孙敬水，2009）。
利用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表1中表示一阶差分；滞后期的选择依据SC准则，通过对变量的折线图进行观察，原序列检验方法为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一阶差分检验方法为不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截距项、时间趋势项与滞后阶数，0表示不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表1结果显示，原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皆为非平稳序列。因此继续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下，序列均为一阶单整。
2.协整检验。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向量 a=（a1，a2，…，ak），使得 ：
Zt= αXT ～ I（d-b）
其中，b>0，X=（X1t，X2t，…，Xkt）T，则认为序列{X1t，X2t，…，Xkt}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cointegrated vector）。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其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如果其单整阶数不相同，就不可能协整。
为了检验两变量Yt、Xt是否为协整，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两步检验法，也称为E-G检验。
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计方程 ：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得到：
上述称为协整回归（cointegrating）或静态回归（static regression）。
第二步，检验et的单整性。如果et为稳定序列，则变量gapt，ft为（1，1）阶协整， et的单整性的检验方法仍然是DF检验或者ADF检验。由于协整回归中已含有截距项，则检验模型中无需再用截距项。如使用模型：
进行检验时，拒绝零假设H0：δ=0，意味着误差项et是平稳序列，从而说明gap与f间是协整的。
ADF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检验统计量值-3.896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2.679，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Δgap、Δf具有协整关系。长期协整方程为：
gap=1.93+0.16f
（20.1）（10.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偏向、农村教育普及、财政分权
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2012年国内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4，较2011年下降0.003个基点，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城乡差距占基尼系数60%的权重，0.474的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而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最主要问题，过大城乡收入差距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对社会秩序、政治产生消极影响。国家围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出现扩大的趋势。
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1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偏向政策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城市偏向理论认为，城市偏向政策使城市收益颇多，而农村则相对被忽视，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偏袒城市的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①宏观经济政策扭曲了经济信号，把非农产业附加值提高到世界平均价值以上；②政府把投资基金主要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较少考虑非城市化区域较高投资回报的可能性；③在城市区域，公共部门的就业达到一种严重的低效率标准。具体政策体现于投资、税收价格、外贸等各个方面，可分为价格与非价格两大类。价格扭曲是指农产品价格低于市场价而城市生产的商品价格高于市场价的现象，非价格上的城市偏向政策则表现在公共投资、国家税收、金融、医疗保健及教育等方面。城市偏向政策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为了实现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实行剪刀差政策，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二是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因为城市居民在民主和政治方面的参与意识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更加明显，当权者为了得到他们的选票和支持，在资源分配上偏向城市。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拥有同等权力，但由于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同，资源分配也倾向于城市居民。面对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足的必由之路，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的选择。
1.2财政政策与中国城下收入差距
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 而控制财政支出是运用财政政策时常用的手段。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和支出力度对城乡居民收入有不同的影响。因此， 接下来本文将从理论上分析各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1） 基本建设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从支出的对象来看， 我国基本建设支出包括了对城市和农村的支出， 同时， 如对公路、铁路和机场的建设支出对于增加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是有利的。因此它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情况有待实证研究来确定。
（2）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上个世纪 80 年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于城市的国有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 同时对价格、企业亏损和企业职工工资进行补贴， 这种支出显然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挖潜改造资金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 90 年代前半期， 优惠的税收政策和企业技术改造补助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增加了农民收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确定。
（3） 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首先， 财政支农支出是再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对农业的净流入， 它对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作用。其次财政资金是国家通过税收形式无偿分配的集中性资金， 因此，它着重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的农业公共性投资项目及大中型农业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此外财政支农支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集体和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条件和积极引导， 使农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因而我们预测支农支出的增加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4）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在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偏差。然而， 城镇的教育投入相对农村来说处于较饱和的状态，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时候， 对城镇和农村相同的教育投入在农村产生的效用将大于在城镇的效用。因此， 我们可以预测该项支出的增加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5） 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行政管理支出的直接受益对象为执行公务的特殊人群， 依据中国的行政等级划分， 国家、省级和地、市（ 县） 级的行政单位都设在城市， 只有乡（ 镇） 一级的行政单位是在农村，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此项支出的增加将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3农村教育普及水平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虽然呈稳定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缓慢，某一时期甚至出现负增长。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农村义务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城镇和乡村，教育水平对收人的影响有所不同，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差异存在交互作用。在城市中，教育水平对收人的影响更大，即城镇就业人员教育的经济回报率高于农村就业人员。在农业科技推广、水利、道路交通、教育、电力、通讯等六项投资中，投资于教育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位列第二，仅次于农业科技推广，但是投资于教育对减贫的影响则位列第一，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各项投资。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义务教育本身遇到的困境。虽然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人，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人的不足，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师资力量等多个方面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普及水平不够，使得义务教育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也没有发挥出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实力以抑制城乡收人差距的扩大。与此同时，改革所实施的各项经济政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城乡收人差距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个别政策对城乡收人差距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从长期来看，这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了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收入低，而且风险大，由于市场作用的关系，生产要素不断偏向城市。因为没有相对足够的资本进行追加维护，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破坏严重，农民也涌向城市，农民工成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这样造成农业生产的资本在逐渐减少，并逐渐扩大了农业和其他产业间的差距。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容易造成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增长不平衡。从国内市场看，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易导致企业的生存竞争压力大，国内市场消费力不足；而从国际上看，我国劳动力的平均每小时工资仅为美国的1/20，农民工的工资更低，因此，这一因素决定我国的出口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其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民工。低劳动力工资水平使得我国净出口规模也不断增长，这样很容易造成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增加。
其次，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易引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不足等问题。内部动力是指国内的有效需求，即政府购买、投资、消费。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增长能带动投资增长，消费减少能抑制投资。如果说国内消费水平没有增长而投资增加很快，则这种投资的增加最终会造成社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对经济的拉动也只是暂时的，短期的，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带来更大程度的萧条。也就是说，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所在，而投资波动是由消费引起的，因此，经济增长的内部决定因素最终是消费。决定消费水平的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紧密联系，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会影响到一国整体的消费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总体的消费需求水平越低。事实已经证明，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威胁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增长，2003和200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净出口猛增，而我国国内市场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是比较小的。在我国大约一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他们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1/3，如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就会大大提高我国的消费支出水平，增加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3、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扭转政府在价格、投资及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城市偏向，防止出现由于城市偏向引致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为此，要继续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彻底改变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现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和贷款力度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切实增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持续发展能力。②建立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发挥城市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症结在于/三农0问题，现阶段应构建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城市、工业反哺农村、农业和农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使城乡走向共同富裕。③防止出现城市偏向及城乡差距引致的过度城市化现象。目前普遍认为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争相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偏向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直接拉动力，在城乡差距短期内还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化必将继续快速推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以防止出现过度城市化。
其次，大力实现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均等化，为起点公平创造条件。这是一项涉及面广且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问题。 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事业全局和长远角度发展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建议具体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可以先实现我国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第二阶段，普及范围扩展到整个中西部地区，实现我国整个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另外，加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政府投入，规范教育部门的管理，适当减少学生家长的实际教育费用。只要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能实现均等化，保证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也能方便地享受到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能够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那么，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就能在个人禀赋上缩小与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差异，从而在收入分配上改变贫穷的代际循环，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从而逐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有切实实现这一目标，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广大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增添内在的动力，进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0第4期。
[2]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 （4）.
[3]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05 （1）.
[4]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人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5]陈美衍.市场化收入差距：变化机理与政策含义[J].经济学家， 2006， （6）：5- 10.
[6]蔡，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82-204.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项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关联 性的系统分析”(批准号: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江 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批准号:JJ06208)
[作者简介] 张 文,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尹继东,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工业经济与战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1.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根据有关经济理论,相关分析模型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其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人均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它剔除了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从而其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相关统计数据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产总值,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即常数和X对Y的边际贡献率),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1.824+9.13E-05X(输出结果见表1~表2)｡[2]
2. 回归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649,复相关系数R = 0.805,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上,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64.9%;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生产总值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9.13E-05)为正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中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显示了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
二､江西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关系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因变量,它的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其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同样,根据江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3.369-0.021X(输出结果见表3~表4)｡[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575,复相关系数R = 0.758,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等,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57.5%;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0.021)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实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步降低,同时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0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0.21倍,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发展作用计量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人均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变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程度;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它的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同样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产总值,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输出结果见表5~表6)｡[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775)和复相关系数(R = 0.880)比较接近1,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较高,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77.5%,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性作用,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219.413)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产业发展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促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产总值219.413元,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1.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江西经济和财政现已达到一定规模基础上,必须改变增长优先的思路,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此江西应该大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统筹城乡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和就业观念教育,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市场就业机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积极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江西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途径｡江西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能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有江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农村非农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行就业导向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养支持和改造具有竞争力优势､能扩大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积极发展就业弹性大､环境破坏小､资源消耗少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江西要进一步推进行业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劳动力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江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则必须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导向,以培育新经济增长极为支撑,以大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支点,形成辐射作用大､集聚效应强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
江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必须能够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效率为目标,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优化农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内部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以转移农村劳动力为目标的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繁荣农村市场,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江西为了有效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深入清除阻碍城乡统筹就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和扭曲市场的歧视性限制政策,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逐步使城乡居民具有同等自由迁徙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和外来人员跨地区就业的门槛,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农民工维权保障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建立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得到充分拓展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3]
同时,江西农村劳动力数量大但素质相对低下的严峻现实,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加强统筹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促进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 江西统计年鉴(2007)[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