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法律是将经济政策进行法律化的结果，两者之间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连接。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的正规化结构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需要依托与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的发展，所以形成了三者之间相互重叠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的改革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环节。国内在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以实际的规章制度为基础依据，形成全新的经济制度规划。
关键词：
制度变迁；经济政策；经济法律
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政法的经济化缩影，传统的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研究都是从其定义的角度进行，对其所表现的形式与特点、对象、主体等进行逻辑的分析，研究方向相对单一，难以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本文中所研究的论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判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对其相互之间联系进行研究，势必会引发一个新的方向。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如何限定
1.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是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意志的客观反映，是针对解决经济问题所形成的政策，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决策。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在政党与盈利企业的压力下进行的经济活动，是政府经济意志的诠释，从历史的研究上看这种理论是被得到认可的，但若就中国相对特殊的政治体制上看就明显与实际不符了[1]。现代对经济政策的理解是除国内法律以外的各职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表现形式。
2.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1）部门法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我国法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法，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主要显现为国际颁布的调控市场关系的各种法律政策；（2）法律学科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后被提出的一门法律，与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同时又有着相互独立的区别，经济政策的最大目标是效益，经济法律的最终方向是经济市场的公平[2]。
二、制度变迁下经济政策起到的作用
1.经济政策发展促使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政策在某种定义上属于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是经济制度的规则化部分，经济政策的发展也是经济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体现，经济政策的效果有迟延性。因此，许多研究也证实，在货币政策调整的六个月之内，调整对总需求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变迁初期实际上就是规则部分的变迁，也就是经济政策的变迁。2.经济政策发展对经济制度变迁的能动性经济政策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能动性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具体的实施都是经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压力而完成的。西方国家对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使其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国内在1984年推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便是按照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主要表现，此政策的推行，推动了国内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
三、制度变迁下经济法律起到的作用
1.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体现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表现为两个方向，第一种是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政府方向希望通过经济法律的改革带领经济制度的发展[3]。第二种是事实体现的发展方向，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制度下的经济法律的形成都是由事实经济决定的，法律所反映的是经济生活，而经济法律更是对经济事实的客观反映。
2.经济法律发展推动制度变迁国家是制度形式的主体，经由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实行对经济领域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影响到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体制法制化逐渐增强，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力自然会随之增加，法律不止是对所形式的制度的限制，同样也不只是各企业间利益相争的结果，法律在经济领域中被有效的利用，形成经济制度的规则化，对经济制度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或是限制作用。
四、结语
从国内经济制度变革的实际情况上看，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制下经过政府进行具体的实施，所表现的是法律对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社会发展下的经济体制不应该只关注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更需要关注的是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领域进行适当的调控。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定内实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相互协调发展，共同完成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01.
[2]民商与经济法律知识[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6-1.
〔关键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差异性；政策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1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部地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研究”（08&ZD027）
〔作者简介〕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丰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69。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回顾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论述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但是他对粗放和集约两种经营方式、外延型和内含型两种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论述，却暗含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意思。在农业部门，马克思使用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个概念。所谓粗放经营方式，是指在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土地面积的扩大实现生产规模扩大的一种经营方式。“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1〕；所谓集约经营方式, 则与此相反，“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 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2〕,或“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连续投资”〔3〕。在工业部门，马克思使用了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含型扩大再生产概念。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 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 就是内含上扩大”〔4〕。此外,马克思还从资本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生产的逐年增大是由于两个原因: 由于投入的资本不断增长；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5〕。所以，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是由于生产场所的扩大和资本量的追加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内含型扩大再生产是通过提高生产各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
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200多年来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机制、源泉、动力和结果等问题展开研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等奠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弗兰克•拉姆齐（1928），此后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7）、索洛（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都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但这些经济学家大都集中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忽视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增长是否有意义”的命题，其中马耶夫（1997）、托马斯（2000）、罗伯特•巴罗（2002）、阿玛蒂亚•森（1998）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要解决经济运行中“高浪费、低效率”问题，这应该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萌芽。60－70年代，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经济学界引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概念，对扩大再生产作了深入探讨。〔6〕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代表性的学者如刘国光（1983，1984）、洪银兴（2000，2003）、厉以宁（2005）、张卓元（2005，2006）、蔡（2005，2008）、吴敬琏（2004，2006）、刘世锦（2006）、刘伟（2006）和简新华（2010）等。其中简新华（2010）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是科学发展方式，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与高效型发展方式的综合。〔7〕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两层涵义，或称为两个层次标准。第一层次是表层的、具体的、直接关系结果的衡量标准。从产业角度看，主要是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和发展程度等；从节能减排角度看，主要是指单位GDP能耗减少和环境成本降低；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角度看，是指民众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与GDP的同步增长；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并扩大覆盖范围。第二层次是深层的、抽象的、实质性的衡量标准。即经济发展方式、手段、过程的转变，主要包括人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所依托的物质条件的变化；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的变化；生产投入中由体力劳动投入向知识、科技和管理创新投入的转变；价值创造中价值涵义的变化――由经济价值到社会价值，由物质价值到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由单一人的价值到复合的人、资源与环境的综合价值。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差异性取决于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双重并存”〔8〕阶段。东部已经处在“发展与消费并存”的阶段，而西部尚处于“建设与发展并存”的阶段。对于东部，“发展”是指完善以交通运输体系为代表的综合保障能力体系；对于西部，其“建设”是指一部分地区继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部分地区则将重点转向完善基础设施体系，调整基础设施结构，提升基础设施层次。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其“发展”是指部分地区重点发展基础产业，解决温饱与就业问题；而部分地区重点发展特色与优势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档次；部分地区则重点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消费范围，提高公共消费水平。因此，东西部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和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
1.经济发展质量的层次具有差异性
东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本身的层次。经过32年改革开放，东部地区已经在低技术附加的制造业方面获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东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全面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由速度向效益、由高资源消耗向低资源消耗、由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使东部发展质量达到更高的层次。以同处深圳的富士康和华为两家企业为例进行对比，富士康单在深圳市就招收了43万农民工，但因为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利润大部分被其代工雇主苹果、惠普、三星等跨国公司拿走；而华为每年将不少于10%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有研发员工51000多名，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6%，在全球设立了20个研究所，连续多年位居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内地企业榜首，2010年更是达到2776件。重视自主创新也为华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10 年实现销售收入1852 亿，同比增长242%。〔9〕从微观角度看，东部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由“富士康式”转变为“华为式”。
西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应着眼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由于西部还处在建设与发展并存的阶段，这就要求西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不应过分强调质量本身层次的提升，而应注重数量和质量并重、速度与效益统一、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逐步实现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2.经济结构的内容具有差异性
东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要着眼于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发展层次的提升。一是东部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自身应实现提升与超越，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二是东部民间资本应更多地进入国家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六大领域，而不应仅仅停留在民间借贷、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低层次领域；三是促进东部民间资本职能转型，更多地承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肩负民族振兴的责任。在产业结构方面，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一是实现由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二是注重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在消费结构方面，实现消费方式转型，提倡合理消费。一是调整消费结构，向公共消费转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公共消费严重滞后和公共消费结构不合理。二是倡导合理消费。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应转变消费观念，将利润更多地投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盲目进行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或是投进股市、房市进行投机炒作。
西部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要着眼于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西部民营经济应从量上实现扩张；二是西部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应在进入领域有所突破。一方面，借助国有企业的力量与政策优势，在能源等垄断性行业有所突破，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玻璃门”；另一方面，利用“新36条”契机，进入更多的垄断性部门。在产业结构方面，调整结构，提升水平。一是延长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二是将西部建设成为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四大产业基地。三是在西部大力发展金融、农副产品加工、现代仓储物流、特色旅游、文化、特色餐饮、健康保健、休闲娱乐等特色产业。四是以“成渝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关―天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重庆两江新区”、“西咸新区”等不同层次的部级经济试验区和新区为依托，推进西部产业转型。五是积极申报“西―兰―乌”部级产业带，将其打造为全球面积最大、包含民族最多、涵盖省份和城市最多的经济开发开放带，推动西部、尤其是西北产业大发展。〔10〕在消费结构方面，着重扩大内需。一是以西部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村人口为重点，着力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以增加其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激发这一人数众多的潜在消费群体的消费欲望与能力。二是大力发展公共消费。较之东部，西部的公共消费更滞后，内部结构更不合理，供需矛盾更突出，所以也应在交通、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消费领域加大发展力度，解决西部基本公共消费的供需矛盾。
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具有差异性
东部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一是应更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走过了“前改革时代”，进入“后改革时代”，〔11〕东部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社会和人的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不协调的局面。因此，应更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应更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活跃程度、社区建设情况都反映了一个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东部要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就要着重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投入力度。
西部的目标是逐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是培育西部市场经济城市人。从包含市场经济观念与行为方式、各项知识储备、专业技术技能、思想道德等的城市人的基本要求入手,一方面创造西部市场经济城市人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一方面加快形成西部市场经济城市人的制度创新。〔12〕二是注重西部民生事业建设。在西部建立并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生产生活性配套设施建设、主体功能区和部级试验区、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力度。三是注重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西部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最多样、最脆弱的地区，对其保护是西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关系到当代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后代的发展与幸福。
4.区域经济的开放度具有差异性
东部企业重在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一是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过去东部企业走向国外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价格优势，以数量为优势进行“薄利多销”；未来东部企业应转向依靠自主创新、品牌培育为主，以质量为优势实现“多利多销”。二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实力较弱的东部企业应努力进入国际分工链条，参与国际竞争；实力较强的东部企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内市场领先，更应争取在世界市场领先。三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国际化发展。东部企业可以通过与国外大企业合作，海外并购以实现控股（包括绝对与相对控股），开拓、收购海外销售渠道，赞助、支援投资地政府等多种形式实现由国内发展向国际发展转型。
西部企业重在实现国内与国际发展并重。一是继续引进内外资；二是继续争取大型跨国公司落户西部；三是鼓励有条件的西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西部第一”“全国第一”“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
5.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具有差异性
东部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应实现根本转变。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一完善内部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外部三个中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第二落实设立、资本、持股、上市、会计、分配、监督、终止八种制度；第三用好财产社会化、经营架空、风险转嫁、利益分配、运行动力、权力制衡、内控、决策与行为约束、创新和企业家十大机制。二是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现在消费者对于商品品牌的认知已逐渐超过了对商品功用、外观、价格的重视，面对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东部应率先实现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由营销产品向营销文化，由创造使用价值向创造品牌价值，由销售管理向经营管理的转变。三是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东部企业应拓宽经营范围，创新经营手段，更多地借助信息网络和平台进行经营，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
西部企业应在规范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逐渐转变。一是实现经营管理规范化。西部企业因为发展起点低、起步晚，经营管理中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应首先要求西部企业从遵纪守法、讲究诚信、规范财务、公平竞争等基本方面实现经营管理的规范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有条件的企业逐步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西部在能源、高新科技、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已经拥有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这些企业应该逐渐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
表1 东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容的差异性
东部西部
经济发展质量层次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本身的层次着眼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经济结构的内容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着眼于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发展层次的提升；在产业结构方面，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在消费结构方面，实现消费方式转型，提倡合理消费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要着眼于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调整结构，提升水平；在消费结构方面，着重扩大内需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由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转型逐渐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开放度由国内走向国际国内与国际发展并重
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实现根本转变企业在规范经营管理基础上逐渐转变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差异化
1.政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资本
从国内改革开放的实践看，33年发生的巨变不单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结果，更是政策创新的结果。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经验表明：政策出效益，政策促发展，政策是最大的潜在(无形)资本。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的政策倾斜是一个决定性因素。〔13〕政策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没有条件的可以变为有条件的，没有比较优势的可以变为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中央要针对东西部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对西部应该以倾斜性政策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西部各省(区、市)都应出台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同时要用足用好现有政策，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政策也是很多国家（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以阿联酋的迪拜发展为例，迪拜只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地，石油产业收入只占GDP的6%，并于上世纪末基本采完，但迪拜酋长本•拉希德很有眼光，将全部优惠政策用于迪拜经济转型，2008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迪拜甚至带动了整个阿联酋的发展。从迪拜成功转型的经验看，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资本。我国虽和迪拜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我国也可以使政策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资本。
2.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
中央政府对东部应实行鼓励内生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提升发展层次与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速度向效益、由国内向国外转型的政策。一是政策取向和激励取向的转变。最根本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改进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加入更多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如绿色GDP、技术贡献率等；反映民众参与改革、分享发展成果的指标，如幸福指数；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的指标，如民营经济在所有经济成分中占比、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内需在整个需求结构中占比等；反映经济开放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指标等。为了让这些指标进入政府考核体系以实现政策取向和激励取向的转变，应当牺牲一定的总量经济指标。二是政策应对东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对于国有经济，应该要求其尽快退出那些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并不一定要由国家经营的垄断行业。更不能允许那些有既得利益的国有企业打着保持稳定、支持改革之名，行阻挠改革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之实。对于民营经济，国家不应再去扶持那些早该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落后技术和退化产业。只有这样，东部的民
表2 东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的差异化
东部西部
整体发展方式鼓励内生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实行外延扩大式增长和内涵扩大式增长相结合（“外延”不等于“粗放”）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着重提升发展层次与质量数量与质量并举
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由速度向效益的转变速度与效益并重
国内与国外的关系由国内向国外转型的政策国内与国外统筹的政策
政府考核引入更多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政策应有递进性和区别性
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应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鼓励民营经济大发展
拉动经济政策率先进入消费型社会继续发挥投资拉动（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投资并举）的作用
营企业才能直面危机，提升国际竞争力，获得真正的成长。三是应鼓励东部率先进入消费型社会。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个人消费，逐步实现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的转变；推行打破“玻璃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引导民营经济更多地进入医疗、教育等公共消费领域。通过这些政策刺激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东部率先进入消费拉动型社会。
中央政府对西部应实行外延扩大式增长和内涵扩大式增长相结合、数量与质量并举、速度与效益并重、国内与国外统筹的政策。一是政策应有递进性和区别性。考虑到西部尚处在“建设―发展”阶段的实际，各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应在强度与力度、开始时点、持续时间等方面做到东西有别，如在节能减排的指标和任务上，应对西部适当放宽或给予更大的财政支持；在存款准备金率、信贷增长率等指标控制上，应对西部适当放松；在引进内外资和先进技术上，应给予西部更多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二是政策应鼓励西部民营经济大发展。民营经济转型是以发展为基础的，西部民营经济还很弱小，尚未充分发展，不能盲目要求西部民营经济和东部一样急于转型，而应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倾斜，在量上首先做大，再谋求质的提高，从而逐步实现转型。三是政策应继续支持发挥投资拉动的巨大作用。现在我国总体上仍处于投资拉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尤其是西部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历史欠账太多，发展严重滞后，既不能满足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西部企业快速成长的要求，更不能满足西部民众不断提升的生活要求。这就要求在政策层面，对西部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继续给予支持，而不是急于向消费拉动型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756,760,766.
〔4〕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19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74.598.
〔6〕白永秀.试论集约型增长方式与内涵扩大再生产之区别〔J〕.经济问题,1999,(10).
〔7〕简新华，李延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难和途径〔J〕.学术月刊，2010,(8).
〔8〕〔11〕白永秀，吴丰华.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判断及其宏观走向〔J〕.改革，2011,(2).
〔9〕华为2010年销售收入1852亿元〔N〕.新京报，2011-04-18- A24.
〔10〕白永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应实现五大转型〔J〕.今日中华，2010,(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不管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和各项事务中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但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利益却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并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世界做出节能减排承诺,并采取一系列坚决的节能减排措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关系。其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关键就是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了,单位GDP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下降了,各种排放和污染减少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缓解或者解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十分的紧迫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要求也更高。虽然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提出已有近20年的时间,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保证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又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这就使得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突显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如果不从思想上和实践上真正解决总量和结构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总量与结构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把总量增长放在优先重要的地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已被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具有十分的紧迫性,但又具有长期性。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体制机制的保证和技术支撑等等,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如总量与结构的矛盾、速度与效益的矛盾、成本与质量的矛盾等等,又总是长期存在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将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只是现阶段的矛盾更加突出罢了。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如2003年~2007年,我国GDP分别比上年增长10%、10?郾1%、10?郾4%、10?郾7%和11?郾9%。即使是在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最困难年份(2009年),由于我们积极应对,采取了各种保增长的有效措施,GDP的增长仍达到了8?郾7%,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经济增长长期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就必然会出现和加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又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概括地说,就是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重点,把以投资、出口拉动为主的快速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导向、内需拉动为主,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平稳较快增长模式。具体地说,这一战略转型涉及下述三个方面的转变:
经济增长由快速波动型向平稳较快型转变。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比较合理,各方面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同时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被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多次证明了的。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应控制在8%~10%为宜。与此相适应,居民消费价格则应控制在3%~4%之间。“十一五”规划确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郾5%,以及近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下一年度的调控目标确定为8%,是完全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更加接近和符合调控目标,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
拉动经济增长由片面追求出口快速增长向以扩大内需为主转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的对外出口一度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扩内需、保增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过后怎么办?是还回到追求粗放的出口快速增长的老路上去,还是抓住这次调整的机遇,加快外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确立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我们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贯彻落实到对外贸易工作中去,真正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同时,我们要在金融危机形成的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形成倒逼机制,加快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当务之急,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实现对外出口的“两化”,即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出口国别的多元化。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能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扩大内需由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向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并以扩大消费需求为导向,促进投资需求转变。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一项非常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上述几个转变进行得如何,不仅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但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关系还不尽协调,主要是投资率偏高,净出口增长也较快(2008年下半年以来除外),但消费较弱。最近几年,消费有所增强,但仍然不足。“十二五”期间,应把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同时,在投资需求方面,应重点保证那些对消费和就业有较大促进作用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项目,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促进投资需求的增长和投资结构的改善,并防止投资率的进一步提高。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障碍,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重要表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供给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等。这些结构是否合理,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十二五”期间,必须围绕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
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生产业)和低碳产业,以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同时,要认真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搞好各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
调整区域结构,首先,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其次,要加强国土规划,按照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大功能主体区的划分,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同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最后,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调整所有制结构,关键是要继续坚持和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要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融合发展。
四、深化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机制保证
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变经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就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而言,重点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改革。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准确界定和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实现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和政府与中介机构分开,充分发挥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体作用;通过深化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并制定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一方面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以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通过深化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有利可图地走新型工业化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道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积极有效作用,关键是发挥价格机制的积极有效作用。这就涉及到价格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就目前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已经完全由市场决定,但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可以说,目前我国的价格体系还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各种商品的比价还很不合理,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总体上还偏低,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对各种商品比价的认同受到强大的习惯势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价格体系的完善和各种商品价格的合理化,并不是简单地放开价格就能够做到的。当前,在价格问题上,可以说我们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即完全由市场定价,价格并不能完全合理,而要加大政府对价格的管制力度,不仅与市场趋向的改革相背离,而且如果弄得不好,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价格扭曲。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五、加强自主创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技术支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需要有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外,还必须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如果说体制、机制是解决“我要转”的问题的话,技术支撑则是解决“有能力转”的问题。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除了要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外,也需要有体制和机制的保证。正如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几点:一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要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三要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四要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五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
自主创新,包括国家层面的自主创新和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但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一些重大的原始创新,应由国家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组织实施,就象“神五”、“神六”那样。当然,也可以由那些经济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组织实施,国家给予必要的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持,其创新成果作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以体现国家对自主创新的鼓励。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独立地进行某些自主创新。对于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则主要由企业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实施,以充分发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要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按照社会技术进步和发展的方向,大力进行科学研究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注意处理好科学研究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关系。由于企业不同于一般的科研单位,企业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因此,企业进行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很好地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而且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应用技术的研究上,并把它与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又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市场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化运作很好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经济技术效果。最近几年,我国的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就,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大唐电信集团提出和实施的“科技成果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的自主创新道路,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键词】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关系
一、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不断变化，不断平衡，使其关系处于科学有效的形势下，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通常意义上认为，实体经济出现早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以各种不同形式所存在。而金融体系则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逐渐形成发展而来。实体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组成基础，涵盖了人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各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指各行各业及相关的生产与服务部门。金融体系初期发展依托于实体经济的繁荣，以及交易需求的不断增多。受到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金融体系也逐渐实现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完善。与此同时，实体经济日益发展，涉及领域不断加大，资本不断积累、运转，为金融体系不断提供新的生命力，使得金融体系开始打破传统形式，更好地适应发展形势。另一方面，金融体系通过其规范合理具备科学化的内核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规范与制约。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使得人们对实体经济行为更加规范，更好地了解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其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更加成熟的体系，为实体经济在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组织形式等方面提供创新方向，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市场需求。因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关系不断密切，相辅相成，为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与进步。
二、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
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经济形式。实体经济为金融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为避免金融体系出现资本泛滥、资本流向投机市场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金融体系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商品市场正常秩序的重要基础。同时，实体经济可以对金融体系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等金融问题进行调节，从而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等恶性经济事件的发生，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实现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
（二）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
金融体系形成初期主要是作为一种支付中介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帮助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为实体经济分担了一定的风险，担负起保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随着金融体系概念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实体经济形成引导作用，并通过具体的理论对实体经济 产生影响，促进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使得实体经济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保持其旺盛的活力。同时，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抓住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来扩大生产，谋取利益，而且能够帮助实体经济有效避免因自身经济行为所带来风险。另外，管理部门还可通过金融体系来规范实体经济，调节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平稳发展。
三、协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措施
（一）以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体系发展
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体系的存在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实体经济应通过对经济行为的交易进行管理与控制，发挥其对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使人们更加广泛的了解与接受金融体系在经济社会的作用，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资料，使得金融体系更快的发展与完善。
首先，实体经济应发挥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明确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及主要目标，确保金融体系朝着健康有利的方向不断发展。其次，实体经济应刺激自身交易需求，加快原始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推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提高资本利用率，加快资金向金融体系的流动，从而扩大金融体系规模。另外，实体经济应该不断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最后，实体经济应不断深化改革自身结构，活跃内部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共同发展。
（二）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
金融体系的创新改革主要是指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是衡量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推动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首先，金融体系资本融通渠道应进一步加宽，提高资本周转率及资本利用率，加快资本的周转。其次，促进直接投资，刺激金融市场需求，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最后，规范市场行为，提高信用秩序，从而促进金融体系自由化改革的发展。
（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
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其发展与改革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因而，必须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改革。直接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改革具有较强关联，因而应加快直接金融体系的资本化程度的建设进程，从而有效促进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改善传统形势下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直接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助于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
四、结语
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同时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不断演变，由分离向融合不断变化，对发展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因而应正确认识与协调二者的关系，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实体经济不断发展为金融体系提供必要基础，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2-0022-02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
2014年5月在河南调研时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第一次正式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开幕式上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仅仅过了一个月，2014年12月9日，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突出分析了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和九大趋势，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15年3月26日亚洲博鳌论坛2015年年会上，进一步全面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准确内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干工作、谋发展的大背景、大逻辑。
（一）中高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这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从近十年看，2003年一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2014年7.4%，2015年上半年为7%，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随着我国消费方式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特征转变，出口由单纯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向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传统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优势转变，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趋势，我们必须理性对待这一变化，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优结构：结构调整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
这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过去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关键所在。从需求结构上看，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而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走上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三）新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劳动力成本低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在发生变化，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在减弱。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步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转入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新常态。
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认识新常态是基础，适应继而引领新常态是关键。曾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总抓手。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方式转变是对投入产出效益的一种新要求，主要指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转变，也就是从“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转变，从铺摊子向上台阶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了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而且包括经济质的方面的改善、各种结构方面的调整。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一个“成”字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表明“转方式”到了质变和飞跃的关键时期。
（一）关键所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要坚持依靠改革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体制机制影响和制约着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而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又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如果不合理，就难以有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也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难点还是体制机制障碍，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2015年2月27日，主持召开的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讲到“改革不能撒胡椒面，必须集中火力瞄准要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各有优势，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看就是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进创新的过程。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理论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突破，也是实践上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创新。明确了核心要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六项：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五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解决目前国内发展难题，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发展契机，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通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驱动是适应全球新一轮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内生增长道路的核心要求，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最新实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有所作为，为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要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三）主攻方向：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包括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任务。需求结构是重要的经济结构，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合称内需，出口需求称为外需。当前我国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要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关系，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需求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行业结构和要素配置结构等。优化产业结构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真正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基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要优化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培育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增长极。
（四）重要着力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一脉相承，既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又体现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抓好五大战略任务：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三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五是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五）重要途径：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问题 政策建议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党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研究
总的来看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学者的观点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内容和构成要素的角度；二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三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四是选定某个立足点如微观企业的角度或者制度的角度来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如下：
陈慧女、丁力扬（2013）认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包含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等诸多维度的综合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李玲玲、张耀辉（2011）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路径与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运行行为、发展动力、发展约束适应和发展成果分享的变化。黄泰岩从动态角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他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指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转变，还包括以下几项基本转变，即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正是这些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动态内涵。
高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涵义，他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环境和发展质量的综合反映。杨静光（2010）从经济增长的类型定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他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内容包括由粗放外延增长向集约内涵增长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学者于学东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体现着一脉相承的实质，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就此走出历史舞台。
也有不少学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刘茂松认为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虞崇胜、张光辉（2011）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包括三层内涵：首先从最基本质的意义说，它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永续繁荣。其次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必然内蕴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并在这种新的价值理念与目标的规制与指引下实现变迁。第三是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与反思。
除了上述主要的三个角度，也有一些学者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从其他的角度来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如许林（201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阐述了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看法。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问题
张群、孙志燕（2013）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曹雷和程恩富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把“发展”等同于“增长”，把促进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任务，由此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且出口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廉价的所谓“低成本优势”基础上。虞崇胜、张光辉（2011）认为是权力直接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纵向上的僵化和横向上的分割，出现畸形经济和诸侯经济”，而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所必须批判和反思的经济形态。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主要是因为首先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难以逾越；其次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再次外生机会压制内生机会；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错位；既得利益格局的主导；最后就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还有学者从人口的角度入手，提出短期来看，劳动力总量过剩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黄铁苗（2011）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浪费。产生浪费的根源在于所有制、价格机制、外贸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的弊端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郑英隆（2011）认为由于缺乏执行力以及缺乏执行力背后的管理转型，使得集约型发展方式没能从根本上确立。除此之外，还有些学者从法律制度建设、思想观念、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丛明（2010）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更多的是需要采取结构性的政策，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对企业和个人行为进行有效调节。杨静光（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提升制度效率的竞争。所以应该努力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认真地做好制度供给；合理定位利益结构；积极地推进制度创新。孔祥敏（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行政体制转变，合理规范干部利益引导机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企业治理结构建设；优化技术创新的环境，推动产业组织方式的创新；适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古新功（2012）认为政府规制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和制度保障。曹雷、程恩富（2013）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提出在生产力层面，必须坚持科技的自主创新，完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机制；在生产关系层面，必须真正做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第三，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
参考文献：
[1]张连辉，赵凌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历程[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生态市场经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18-05
党的“十七大”科学地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指出“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必须“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这就是形成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体制。
1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呈现逆向运动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实现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近几年，我们按照《决定》规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又取得了新进展。这些表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已经初步实现。它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近20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却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际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基本上没有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一直未能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它的弊端日益强化，其粗放程度不断加深。这种“高开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高的自然生态代价和人与社会代价，导致今日我国“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发展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其体制根源就在于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与不可持续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的可持续体制机制。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的。由此决定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根本一致性。因而，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应当是同步运动中协调发展。然而，国际国内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比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艰难得多，时间要长得多，是难以达到同步运动的。即使是这样，两者也不应发生逆向运动，至少也应当是同向运动。但是，在我国却出现了逆向运动：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确实是“物”的世界大大发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未能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功能与弊端获得了充分表现，导致自然生态、人身生态、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以人的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生产力增长，确实是“人”的世界贬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败。尤其是我国经济快速高速增长过程中过度的资源消耗，过大的环境污染，过重的生态伤害，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与生态赤字扩大同快速积累的经济增长之间严重失衡，经济持续快速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约束的矛盾加深，极大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撇开社会制度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属于传统经济体制，它们都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无限增加为目的和动力，并且把实现这一目的视为传统经济体制运行的最高原则。因此，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环境与掠夺生态的基础之上。因而，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传统经济体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障。10多年来，两个根本性转变逆向运动的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能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窠臼，也就是说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一是不仅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为9.6%，从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长都超过10%；为盲目追求经济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长的“极端发展主义”盛行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扩张机制相结合，使我国经济发展没有改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那种数量速度型、外延扩张式的老路。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抑制这种盲目数量扩张的制度和机制，显得勉为其难与无能为力。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二轮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价，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相当严重，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民众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加深，使我们探索的新型工业道路并没有改变我国在传统工业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对此，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克服传统工业化那种牺牲生态环境和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显得无能为力。
（3）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来看，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都是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基本特征的，使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因此，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态与经济的脱离和对立为特征。它不仅没有保障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机制；更没有为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资源与环境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由于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在创造经济生产力的同时，削弱生态生产力，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没有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这个根本缺陷。没有解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尖锐矛盾问题。在创造经济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日益富裕的同时，削弱了生态生产力，使我国生态贫困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资源环境掠夺型的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初步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带有这种传统体制的痕迹，还保留着生态与经济相脱离和对立的特征，实际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非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美国著名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只是相信市场力量，尊重市场原理而不尊重生态原理，尤其是无视生态可持续性原理，使当今自由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将会导致现代市场经济崩溃。于是，他引用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总裁厄于斯泰因•达勒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当今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应当反映生态学的真理，实现环境掠夺型经济体制向环境保护型经济体制的转换，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2 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身，应当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二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体制的要义应是基于生态和人文关怀的生态可持续性，从而以生态可持续性原则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生态市场经济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反映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发展趋势上讲，生态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如果说，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超越与理论超越。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与战略任务。
（1）从理论上看，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
首先，在马克思学说中，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不仅为当今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生态内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因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理论，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视为分散的和封闭孤立的存在，而是视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阐明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观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这就是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更是如此。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深刻地回答了“发展”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把人、社会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界定发展的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基本要素发展构成的整体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经济系统看成为不依赖外部环境，其交换及运动发展只是在经济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进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无限增长。这就使得传统经济体制既忽视了自然环境因素又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态”和“”的性质，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理论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真正成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其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这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是当今世界系统中生态环境是可持续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现代经济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源泉。因此，生态环境已从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这是生态环境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这就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内在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使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
再次，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使我们党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并要求形成与建设生态文明相适应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因此，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化”、 “体制化”，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和与它相适应的可持续经济体制，它们不仅反映经济学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态学的真理。
（2）从实践上看，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使当今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二是经济目标的人性化，三是经济形态的知识化（包括信息化）。这三大历史潮流的有机统一，是21世纪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事实表明，能够适应三大发展趋势有机统一的经济体制，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能够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态向度及其统一性，突显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和人与人协调和谐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这才是最根本的经济生态化、人性化、知识化的真谛。
其次，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决定着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布朗都强调当今世界系统已经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变，使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进入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时代，因而，世界各国生态系统提供的优良的生态产品越来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态资本存量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我国，必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稀缺程度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说，我国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经济局面，物质资本日益雄厚，经济正在走向富裕。当今中国发展由经济贫困走向经济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又付出了物质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不公平的代价，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因而，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在由生态脆弱走向生态贫困。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说的：“我国的生态贫困状况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保障我国不断走向经济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态贫困，努力改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短缺局面。
再次，近几年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们推进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转变，构建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经济社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生态化；与此同时，加大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开展生态省建设试点，海南、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安徽、陕西等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试点工作，正在进入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使生态工业园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报道，目前在广西、辽宁、江苏、山东、天津、新疆、内蒙古、浙江、广东等省市自治区展开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试点，覆盖各种传统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推动着现有工业园区发展向生态化方向转型，提升工业园区发展的生态化水平，从而加速了我国新型工业化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展示出生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的广阔前景。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的新观念，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所有这些表明，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内生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是有坚实的、丰富的实践基础的。
3 小 结
如果说，“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那么创建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与战略任务，就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德国学者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围绕关注环境而组织的市场经济，德国也不例外。”这就告诉我们，建立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上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现由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要比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而且要比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是非常宏伟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莱斯特• 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Lester R Brown. EcoEconomy
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M］.Beijing: East Press,2001.］
［2］孟宪忠.论生态市场经济［N］.光明日报,2001-08-21.［Meng Xianzhong.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ket Economy［N］. daily Guangming Ribao,2001-08-21.］
［3］刘思华.论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生态革命［J］.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Liu Sihua. Theory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 of Economy Idea［J］.Journal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Pages),2005,(2).］
［4］柳杨青.生态需要的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38,145.［Liu Yangqing.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logical Needs［M］.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2004.138,145.］
［5］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制保证［N］.人民日报,2004-10-15.［The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System Insurance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N］.
The People’s Daily,2004-10-15.］
［6］吴晓东等译.人类需要多大的世界MIPS―生态经济的有效尺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46.［Translation by Wu Xiaodong et al. How Big World the Human Needs:MIPSthe Effective Scale of EcoEconomic［M］.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146.］
［7］严法善，刘会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利益［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Yan Fashan, Liu Huiqi.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3).］
［8］景维民, 田卫民.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进与评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Jing Weimin,Tian Weimin.
On Ownership Theory in Market Socialism from the Evolutional Perspective［J］.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3).］
［9］袁小云.论马克思实践伦理与我国转型期的市场经济［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2).［Yuan Xiaoyun. On Practical Ethics of Marxism and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Transition［J］.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08,(2). ］
［10］周德海. 论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Zhou Dehai. Market Economy and System Reform［J］. Journal of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2008,(2).］
［11］夏瑞林. 经济发展：理论演进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历史比较［学位论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Xia Ruilin.Economic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 Practice of China［dissertation］.Wuha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2007.］
［12］马德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纲［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7.［Ma Decheng.Concise Discuss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D］.Dali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2007.］
［13］刘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Liu Shuang.MaoZedong's Socialist Economy System Thought Studies［D］.Changchu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2007.］
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primely actualized. But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here seem to be opposite movement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both of which imp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s. The opposite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odern market primely built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 belonging to a kind of antiecology without basic capac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the market system now in China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to an economic market system of socialism t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bedrock for the nonce, but it is still a longrange and formidable systematic project to be done.
开发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涉及到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金融业的发展特点、虚拟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各阶段经济形势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仅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当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片面追求政绩的指导思想在作祟。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展，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种背景之下，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制定的指标，使经济指标“不难看”，避免问责“不作为”，千方百计抓上市、融投资，从而做大经济总量，这种情况在开发区尤其突出。由于我国开发区具有经济总量大、高新技术产业高度集聚、经济发展速度快等特点，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某些开发区政府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忽略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开发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后果。
二是走捷径的发展思路在起作用。发展思路决定发展道路。目前，我国某些开发区政府在片面追求政绩的指导思想下，形成了“以钱生钱省事多，弯道超越来得快”的发展思路，造成部分开发区过度发展金融业，形成了经济指标“虚高”的现象。正是存在着走捷径的思路和做法，部分开发区金融业“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的热潮不减，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现象。
三是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缺少正确认识。金融资本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粘合剂。金融资本除了天生增值的本性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把原材料、劳动力、科学技术、土地等资源凝聚在产业的周围。实体经济的发展就需要金融资本发挥其粘合剂的作用，把实体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聚合在实体经济领域，实现资源的有机整合，发展壮大自己。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决定金融业的提升，而金融业的发展又会支持实体经济的成长，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依存，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然而，部分开发区政府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所融资金宁入股市而不入实体经济的案例不一而足。
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始终是一国物质财富的命脉和综合国力的根基，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界定是源于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中枢作用。金融业“脱实向虚”的趋势下，及时刹车，实现金融更好更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激发开发区发展活力的目的，就需要开发区政府摒弃片面的政绩观，以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作为发展金融业的动机和根本目的，从以下方面着手，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第一，既要重“融资”，更要重“用资”。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了推进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各开发区政府都十分重视融资工作。然而，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虚拟经济部门，涌入以房地产、期货、贵金属为代表的虚拟市场，在炒作、投机、市场运作后，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我国开发区出现的金融资本集中投向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新兴产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烦等问题，其实都是金融资本“脱实向虚”“赚快钱”的一种反映。殊不知，虚拟经济并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它具有高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相比较而言，实体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赚钱虽然不如虚拟经济快，但是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在，因而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等特点。因此，开发区政府应该将融资用于实体经济，主要包括亟需资金的高新技术产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才是正确的用资之道。既要重视融资，又要抓好用资，这才是开发区金融部门完整的工作职责。融资是用资的基础和前提，而用资是融资的目的与结果。我们认为，在当前开发区存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科学地使用所融资金，是开发区金融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有些开发区金融部门，不完整不科学的工作职责和行政职能应当加以调整和完善。
第二，既要考核融资“数量”，又要考核融资“流向”。绩效考核是经济工作的指挥棒，也是金融工作的指挥棒。我们认为，为了切实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迅速扭转金融与实体经济脱离的情况，开发区金融工作的绩效考核办法也应该做相应的改革与完善，既要考核融资数量，也要考核融资流向。融资是开发区金融工作的基础和主要任务。开发区作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极，集聚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展周期长、研发资金需求大，亟需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因此，面临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对开发区金融工作的绩效考核中理所应当将融资数量作为重要衡量。但同时必须将融资的流向也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融资的目的在于用资即投资，只有通过投资，融资才能真正发挥其效果，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融资的流向决定了融资所发挥的质量和效益，当融资流向了有发展潜力、亟需资金的高新技术产业、民营科技企业、小微企业时，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带动经济的增长。当融资继续流向虚拟经济、过剩的房地产等行业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开发区金融工作绩效考核机制中，应该把融资的流向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至于如何将融资流向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各地开发区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努力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