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伦理道德 公益广告 集体主义 贵中尚和
一、伦理道德传承的必要性。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即人化。人化是人类发展和整合思维系统、意识系统的过程。但人在发展过程中，却常常遮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随着人类欲求不断增大，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异化，从而失去了“度”的伦理标准。这就要求社会需要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文化的异化的现象。社会潜网便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用包括风俗习惯、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说社会潜网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伦理道德是社会潜网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伦理道德？一般来说，伦理指人类行为语境中的价值判断。伦理价值支配行为规范包括限定人的选择标准、评价尺度及发展目标等行为。伦理通常被视为一种建立和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伦理和道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用作同义词的。汤因比在《展望21 世纪》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必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十几亿人口。而这种文化中稳定的结构便是伦理。的确，这种伦理价值有助于在祖先信仰中提高民族信仰力。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在这样一个极具“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更体现着一种伦理本位的思想。突出表现在寻根意识上。这种寻根意识可以发展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便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共同信仰。所以说伦理的传承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更是解决现实危机和发展出路的一剂良药。
二、中国公益广告是伦理道德传承的最佳途径。
公益广告从根本上说，是借助了广告的传统形式，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健康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主张，表现人类在推进物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主体自省意识的觉醒，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公益广告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针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而出现的问题。近几年学界提出了“大公益广告”概念，主张将公益广告分为三类，一类是学理意义上的，从广告主身份到传播内容均无商业动机的公益广告。第二类是准公益广告。即现在大量存在的普遍采用的冠以企业标识或赞助者名称的样式公益广告。第三类是带有公益成分的一般商业广告。这类广告被划入公益广告较有争议。但这类广告在其传播目的和内容上是完全符合公益广告的界定，甚至从传播效果上看，这类广告的效果甚至要超过纯公益性质的广告，容易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诞生于20世纪40 年代的美国。亦称为公共服务广告或公德广告。后传入日本和欧洲，并迅速在发达国家开展起来。我国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公益广告，最早出现的是1986 年贵阳电视台摄制的《节约用水》
的公益广告。之后1986 年10 月26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广而告之》栏目，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新的一项。中国公益广告年轻而有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已经渐渐的形成组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传播内容也逐渐转为人为关怀。
公益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具备一般广告的基本要素，广告主多是电视传媒组织，后来，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也陆续参与进来，的是关于社会公德、社会秩序方面的信息，又计划选用一定媒体传播广告信息。制定和播出公益广告的经费，初始通常是由大众传媒组织自行筹集，后来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中得到赞助。但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相比，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尤其在中国，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发达国家的公益广告总量占社会广告总量的10%以上，而中国的公益广告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不少公益广告主题之丰富、创意之独到、制作之精美、影响之深远多盛于商业广告。但我国公益广告整体制作内容水平还较差、公益广告的认识匮乏、运作的机制尚不完善。[ hi138\Com]
三、伦理道德传承在中国公益广告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以伦理道德为支撑的。公益广告作为现实中的伦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外化，也是伦理道德的最精确的传达。现在的广告人已经开始注重从中华文化寻找灵感，试图做到“本土化”。本土化绝不是加进去一些中国视觉元素就算是本土化，而国际化更非添几张外国人的面孔就算是国际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果应是精神深处的一种认同。寻找这种精神深处的认同便成了中国公益广告发展的关键所在。纵观中国近几年的公益广告，不难发现公益广告大多都是以传承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人与自然的互爱共存。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观念。各家各派都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且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智慧。儒、道在此方面都有类似主张。儒家强调推仁爱之心于自然万物之中；道家思想强调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应。而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所谓的幸福和理想时，毫无节制，甚至掠夺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对现在正走向自然环境贬损的社会有较为深刻的意义。现在不少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环保”日渐提上日程。
（二）人与家庭的和睦相处。
卡西尔的《人论》曾谈到：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在那里，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含义。不同神学体系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家族本位为基础的国家。这与古希腊强调的“社会”性的诸神谱系不同，中国是以“家族谱系”为基础，强调一种“家族法”。“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种家族的尚齿习俗是中国的“农耕文化”的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历史，中国对“家族”有着特殊的感情。
而家族则是以伦理血亲作为本质的。家意味着“意识情感”的保护层，也是精神的回归。同时又是社会的构成细胞。家庭伦理关系表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一直对家庭关系发挥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对社会安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
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并非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对人的一种基本理解，作为血缘宗法关系色彩浓郁的集体、国家主义的人本。儒家的“以人为本”将伦理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核心和根本问题。人生价值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的是每个人大公无私，具有群体意识和责任感。体现在道德认识中，则是着重于价值观的培养，强调的是一种能群者居、爱群利群、公重私轻、明辨功利、正义明道的观念。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价值观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内容。
（四）人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贵中尚和”
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区别。中庸之道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是因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
这种思想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和谐是一种最佳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理想目标。“贵中尚和”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更多的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以和谐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很多，很多广告都体现了一种完善和谐性，这也是和谐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举手之劳》的公益广告便体现了这种和谐观。
阳光明媚的清晨，一个充满阳光气息的男孩在晨跑，所经处一群孩子正在踢球，眼看足球就要落在毫无防备的婴儿身上，他健步一跃，一个头球，将球顶了过去，婴儿安然无恙；他继续晨跑，在一个上坡路上，一位老者正在艰难的蹬着载满货物的三轮车，车子眼看就要向下滑去，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老者将车子推向坡顶，在诧异而感激的目光中，他笑着离去；在一棵树下，他纵身一跳，将落在树枝上的羽毛球取回给小女孩；最后一个画面是，当他兴致盎然地用易拉罐表演精彩的射门技巧时，不料易拉罐从垃圾箱的另一个入口弹了出去，在他摇头叹息之际，另一只手把它轻轻地拾起来，原来是一位同样在晨跑的美丽女孩。出现字幕：“举手之劳，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个广告的画面健康清新，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表现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以上分类旨在更清晰的传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精华部分和公益广告传达内容之间的契合点。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很多道德伦理思想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如“天人合一”除了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可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贵中尚和”的思想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等等。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深厚的华夏文化积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益广告一定会对增强公民意识和形成更规范的公共价值体系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在当代，中国公益广告传播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公益广告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一样，其发展功在当前，同时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关爱与参与，为现实社会把关，是包括广告媒体人在内的社会有识之士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益广告是个铸心工程，要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就是要找准观念口号与艺术的切合点。科学发现，人们潜意识状态下每秒钟所接受的信息远远超过显意识状态下接受的信息，相信公益广告的目的也就是形象的耳濡目染下实现的公众的心理认同，并达到观念的接受和行动的自觉。
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优势是明显的，中国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人格精神素质，为公益广告传播创造了适宜的人文环境，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法律”的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礼”在中国文化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中称：源于儒家传统的道德品质理所当然成功地造就了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
“中国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学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这些都是中国公益广告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
公益广告对中国伦理道德的传承只是大众传媒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传承的一个缩影。中国加入WTO 后，境外媒体来到中国，竞争的不仅仅是媒体，更多的是文化融入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渗透融入中，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是中国传媒产业能否成功的关键。现今很多人常常以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积淀为骄傲，以悠久的历史为资本，但就在骄傲和炫耀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及观念精神已经走向流失。伦理道德已被践踏，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意识和商业利润。不可否认，传媒是商业性质的，一定要盈利。利润并不肮脏，是成功的标尺和生存之本，但这并不是惟一的目的，更非全部的内容。“成功充分发展的传媒产业一定是在三个方面起到贡献作用：一是推进国民教育；二是增强民族团结；三是提升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说，公益广告对中国伦理道德的传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相应的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支持。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对市场经济提供精神支持，而忽视我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民族有着古老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都是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分不开的。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最早见于《周易》的《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有道德的君子应该效法天体的运行，刚健有为，努力进取，凭借自强，以达永不停息。孟子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了近代，民族危机日趋严重，魏源、王韬等人用“道器”范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太炎、孙中山等人重又发展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的基本品质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立身，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靠任何外部的力量；靠奋发有为立身。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人是不可能立起来的；靠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和新境界，用永不倦怠的追求来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只有自强才能不息。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顽强拼搏、敢于创造、勇于开拓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让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再度焕发新颜，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传统的“义利观”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传统的利益观是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概念“义”和“利”来表述的。“义”指社会认为“应该如此”的道德要求，“利”即指利益所得。这样“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行为就是合理的求利行为；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求利行为。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并不在于利益所得的多寡，而在于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即是否符合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孔子、孟子所说的“义”和“道”，就是指一定的道德准则。这种理性的利益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所有的市场行为主体都应该具有理智、审慎、自律的行为特征。因此，应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理性的利益观充分挖掘出来，使之服务于当前的市场经济。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关系涉及面相当广，十分复杂，确有一些思想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在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将“义”与“利”的概念赋予时代的内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主要指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道德准则；“利”则主要指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说的“义”，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利”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大利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对义利关系应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为基础进行理解。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的理解是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义利关系的理解，应着眼于义与利的结合和统一，而不应作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界定。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大利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义与利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
再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道德规范，而应作更为广泛地理解。利益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行为驱动方式，而利益驱动所导致的行为单靠传统形式的道德规范是无法调节的。因而，必须将道德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作为市场通行的准则。这样“义”就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正义”、“公正”。
三、传统的整体利益道德准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1. 传统文化中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儒家所说的“义”，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基本观点是整体利益至上。墨家在这个问题上表述的更明确一些，其基本的政治主张是“兼爱”，即“爱利国”、“爱利天下”、“爱利万民”，同样是把整体利益作为道德准则的内容。即使是主张“道德无用论”，宣扬人性极端自私的法家如韩非，也把“公利”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认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要求人们“去私心，行公义”。重整体利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整体利益意识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重新界定整体利益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使含有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的角度讲的。我们当前所说的整体利益，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正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3.摆正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它将整体利益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而劳动人民的利益则往往被视为“私利”，因此，才有“去私心，行公义”之说。我们应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它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即要在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4.科学认识整体利益。有些人认为，整体利益优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再提整体利益显然不合时宜，这是不当的。文化传统是影响经济体制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离开了本国的文化传统，任何好的体制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重视整体利益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的文化特色。这一传统和特色不仅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悖，而且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四、传统的“和合”意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
“和”是能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和精神特质的概念。“和”，即“和谐”。它是中华民族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人自身的关系的顿悟和认知的总结。“合”是于“和”紧密相联的，“和”是“合”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基础，而“合”则是“和”的具体实践和目标指向。“和合”就成了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而“和合意识”则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
1.人与自然的“和合”。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天人本为一体。天(宇宙、自然)的运行法则，就是人行为的根本准则。人与天的关系不是彼此疏远、相互对立的，而是和谐亲近、和衷共济的。天给人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环境和条件；而人则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去践行天所展示的法则。这种自然观尽管有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成分，但它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极具价值的。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到社会物质财富繁荣的程度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毁坏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2.人与社会的“和合”。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靠政治伦理维系的，而政治伦理将每个人分解或特定的伦理元素，个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人，而只是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一个单元。所以，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应吸取其中的“和合”精神，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于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且由于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的，因而，个人和社会之间就会由于追求利益及利益所得的差别而出现矛盾的对抗。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经济应以“和合”的观念为底蕴并得到这种观念的支持。
3.人与人的“和合”。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和处理，主要靠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儒家的“仁”和“礼”。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所谓“仁”，就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忠恕之道为人。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中就是“礼”。因此，儒家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以仁存心，以礼待人，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合”，只有人与人之“和”，才能达到人与人之“合”。“和合”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参考文献]
[1]贾成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 01.
[2]夏永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03.
（一）福安市溪潭镇廉村基本概况
廉村，位于福安市溪潭镇境内。因前人薛令之在唐朝时成为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而被世人所熟知，并被誉为“开闽第一村”。因薛令之为官廉洁清正，其家乡被御赐为“廉村”“廉水”“廉岭”之名。由唐至清，廉村有功名之人多达现50多位，地方文化气息浓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因其完整的古文化、古建筑、古木雕等，廉村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现今，廉村的古官道旁还保留着26座明清大宅，4座清代祠堂。可供参观的景点有古城堡、清风园、明月祠、古码头、凤池等。自2012年以来，在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投入共1400多万元，通过以“以旧修旧”的方式，对损毁的古建筑、古文物进行修缮。现已形成了较良好的旅游环境，而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廉”命名的传统村落，更是作为地方政府廉政教育基地，发挥着教育作用。
（二）廉村旅游业发展状况
廉村作为国家历史名村，现今还保留着结构完整的古码头、宋代古堡建筑群、古官道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廉村曾作为旅游资源被开发，但由于内外部条件的不成熟，廉村资源文化依旧埋没。但廉村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不会因此被遗忘，它在岁月中潜伏，用深厚的文化积淀，造就自己的历史遗存。
自2012年始，各级有关部门加重对廉村人文文化修缮的投入，全力投入对“廉村十景”的建设，先如今已修复清风园、廉溪公园、明月祠等，2011年以前廉村村民多以种植茉莉花和茶叶为收入来源，年人均收入为6000元左右。2011年福安市人民根据宁德市精准扶贫政策，依托廉村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色发展旅游业，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动力，逐步实现了扶贫工作和旅游业开发的双重进步。2014年，廉村共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农民人均总收入13225元，同比增长6.5%。2016年春节期间，廉村景区共接待游客5.75万人次，同比增长83%。至今为止，廉村旅游是无需门票，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由其相关产业所带来的，如特产买卖、交通、食宿等的经济效益。
二、廉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诉求分析
传统村落是历史的记忆，地方传统文化，古建筑布局等的统一体，是地方传统文化的载体，因此，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既能带动当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能够更好的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对传统村落特有的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虽然能带来大量的利益，但这利益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在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满足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在此之前，我们需先明白有哪些利益主体，以及他们各自的需求。
（一）政府
政府作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管理者和规划者，拥有对当地公共资源的调配能力，也是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推动者和中介者。合理保护传统村落遗产资源，科学利用传统村落遗产资源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村落的发展相对落后，当地政府也因不利的经济环境而处于欠发达状态。传统村落作为一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高价值旅游资源，也成为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当地政府不具备充足的资金用于当地开发，只能造成当地资源的浪费。廉村自20世纪90年代被世人所知，但由于缺乏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古建筑的破坏、古文物的流失，不利于对闽东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入开展，加速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但大部分居民仍以传统务农为主，未能充分发挥旅游的就业增收功能。游客的增多，所带来的经营管理、景区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在实现传统村落开发的长期效益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作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参与设计、开发旅游景区，满足旅游者需求其目的就是为获取经济效益。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旅游活动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的商品化过程。旅游企业将村落开发视为文化产品，在开发过程中，立足当地资源，促进了地区经济效益也扩大了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廉村是当今新开发的一个旅游村落，虽然它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政府及当地居民并不具备如旅游企业般敏锐的经济视野和依靠专业的知识对廉村发展做出预测的素质。因此，三者对廉村的发展方向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出现了分歧，从而导致三者的合作关系出现了不良的影响，对村落的旅游开发活动的开展造成了不必要的阻碍。而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由自然或人为造成的建筑破坏、旅游环境污染，是旅游企业不愿看到的。
（三）当地村民
居民既是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又是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经营者，还是传统村落旅游经营利益的分享者。在传统村落开发过程中，当地村民希望能通过利用自身资源，开发旅游业，实现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区整体发展。而在另一种程度上，当地村民作为传统村落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落文化活的载体，因此，村民在改善传统村落环境和保护地方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廉村村民利用当地有形的民居建筑和无形的民俗文化，希望能实现经济效益，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且当地单一的经济来源，不再满足人们拓宽收入渠道的要求，当地村民希望通过多种方式，带动本地村民就业，促进劳动资源的合理利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文化的落寞，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发扬当地“廉”文化也是村民需求之一。而在传统村落开发时相较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力量，村民由于自能能力限制、信息流通不畅、缺乏专业旅游知识培训，往往导致无法参与旅游的开发和管理，保证自己的权益。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社会关系恶化也是村民所关心的。
（四）游客
传统村落是集人文景观和自然为一体的，不同地区的景观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在游客看来传统村落是兼具乡村性和遗产性的旅游消费方式。基于目前旅游产品开发深度的有限，大多数传统村落旅游只停留在古建筑旅游观光上，而没有对各自村落特有的，传承已久的文化和精神进行展示，缺失了传统村落的文化气息。廉村作为正在开发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这些问题，民俗活动的非典型性、非丰富性，未能满足游客对文化景观的感知。旅游产业开发处于初期阶段，食宿、交通、购物等功能未能凸显。
从以上的若干利益主体出发，当地村民和政府都希望通过开发廉村乡村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民生活，促进当地经济建设；扩大廉村的知名度，加强廉村影响力，更有利于廉村“廉”文化的推广和宣传，为后世保留下优秀的思想道德榜样。但一方面廉村在开发过程中存在与游客、政府在社会关系、环境等的方面的矛盾，该如何促进各方面共同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相关利益主体诉求表达路径
传统村落作为古代政治、地域、经济、文化的集体反应，体现了古代前辈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文化属性等。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传统村落能体现古文化中人居生态之美，还原历史足迹。哲学中总说：事物是具有双面性。当然在传统村落走向符合社会发展的道路，不断深入开发时，双面性就暴露出来。既然带来的效益是如此明显，弊处也逐一凸显。为了让廉村的发展符合我国关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要求，对于利益主体的诉求应在合理尺度政治范围内得以解决。
（一）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和监督职能
政府在传统村落开发中的主导和监督职能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行使监督管理职能。为了维护传统村落的平稳安定的发展，政府应根据当地实情，制定具体到位的规章制度，对发展区域内的各种经济行为和文化传播进行引导，促使他们都能对传统村落的开发和保护起到一种促进作用；二是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职权。为了避免或管理好各利益主体在对村落开发的过程中对权利的滥用，需明确他们的权利范围，以及他们需履行的义务，保证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相等的。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景区自然景观恢复和人文景观建设，实现资源开发的可持续。
（二）旅游企业应开发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是旅游观光者前往一个旅游场所的吸引物与体验服务的组合，也是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扩大这个财源，许多旅游区都会发展一些自己独有的产品，或发展多种多样的产品，以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和购买力。廉村古文化的多样性、地方性、历史性和典型性的特征，是闽东社会历史的缩影。旅游企业可依托廉村丰富的传统产品，开辟民俗博物馆；利用地缘优势，联合福安各地的旅游景点，建成一条完整的旅游路线，为福安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做贡献。充分发挥“廉”文化，打造“廉”文化宣传长廊，实现地区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三）发挥村民的能动作用，提高村民整体意识
村民群体的存在及其对旅游发展所持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旅游的兴衰存亡。要建立村民自发保护机制，首先，对当地村民进行旅游文化培训，提高村民素质、接受外来事物的能力、适应能力、管理能力。其次，村民自发组建廉村代表的“旅游协会”，给予当地村民平等的参与权，解决各方利益分配问题、村落开发问题。最后，制订乡村乡规，规范村民行为，提高村民整体的保护意识。通过培养村民的文化传承意识，调动全村力量及广泛的村民参与传统村落的积极性，以旅游带动保护和发展思路，借助经济旅游扩大廉村知名度，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游客应尊重当地文化，共同促进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欣赏当地山光水色，旅游活动多在古建筑中进行，不同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而导致思想观念差异，通过在文化熏陶下，游客通过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不仅了解和学习到闽东文化，还拓展了自身素质。主动配合村民日常活动的开展，注重对传统村落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古村遗风的发扬，也有利于构建可持续旅游景区的建设。
康晓光：还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大家也都在做慈善公益，但什么叫慈善，缺乏认真思考和梳理，缺乏一套理论体系。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谁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这些问题，大家好像都明白，但你真问他，谁又都说不太清楚。中国传统有一套东西，时代有一套东西，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有一套它的公益文化，有它的一套价值观，但今天都是一些东西的大杂烩、拼盘，处于这么一种混乱、模糊、撕裂甚至是冲突的状态。
《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二三十年了，对这些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研究得很少，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会怎样？
康晓光：稀里糊涂，外部的舶来品不断来中国洗脑，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否合适。现在这些培训、能力建设，全是美国、欧洲、香港的，那套东西在它的历史传承和土壤里，在它的政治经济制度里，是非常适合的，到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不加辨别就囫囵吞枣，都接受，学得又都不清不白的，半吊子，转过身来又去贩卖。
《中国慈善家》：西方现代公益文化是中国公益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么？
康晓光：那不一定。中国的公益文化是非常精彩的，只是中国人不知道，也不去梳理。从今天公益慈善事业的角度回头梳理、整理传统经典，这个工作很艰苦。它是格言式的，散布在各处，不成体系，把它按照现在的逻辑和思路组织起来，建立起一套理论话语，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博古，还要通今。你读古希腊的东西，比如哲学、政治学，它的思维表达方式和今天很像，但咱们的古典典籍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传统的这套公益文化复兴，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中国慈善家》：这部分研究现在进行到哪个阶段？你的最新著作《文化变迁的逻辑》今年会跟读者见面，有体现这部分内容么？
康晓光：现在一个初步的融合都出来了。我在这本书里基本上做了一个总结，中国儒家传统的公益文化是什么，毛时代的是什么，包括现代西方的。现代西方的有人总结过，毛时代和中国传统的（系统研究）应该是我的首创。这些工作在这本书里都有一个提纲掣领的阐述，专门用一章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如今公益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应属“慈善文化”，是缺少公益文化思维的，甚至不喜欢用“公益”这个词汇来描述，你提到的传统公益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康晓光：不是不是，我讲的这个词跟他们的理解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你刚才传达的这种看法，这是无知造成的，数典忘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整天在议论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中国传统如何，中国传统典籍他读了几本？中国传统是什么，他知道么？不知道就敢信口雌黄，这是一百多年文化自残的结果。子孙后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从民间到政府，从百姓到精英，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整整一个多世纪，天天在这儿掘祖坟、毁灭自己的文化。
《中国慈善家》：相较于西方公益文化，中国传统公益文化中的“利他主义”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优势是什么？
康晓光：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具体还要看我那本书。简单举例，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利己和利他的逻辑。最简单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爱我的父母，在照顾好我父母的前提下，我也要想想别人也有父母，我也要让天下的父母都幸福；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也不忍心让别人的孩子成为文盲。这和基督教的“博爱”不一样。
“博爱”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彼此没区别，它主张无差别的爱。中国人说，不是，如果我有能力帮助人，我首先把我最亲的人帮了，有余力再帮别人。我认为，这个是符合人性的。实际上西方人也是这样，只能供一个人读书，他肯定给自己的孩子，之后再给别人，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仁爱”才是普适价值，“博爱”则是一种宗教信念，很难做到。我们用科学、严谨的学术手段做了一套问卷，证明了这个判断。
《中国慈善家》：跟基督教文明相比，儒家“利他主义”在对人的激励方式和作用强度上有哪些不同？
康晓光：中国人利己和利他是不分的。比如，对于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一个圣王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只修身不行，还得齐家，只齐家就行了么？还得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成功的人，绝不是仅仅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的人，否则中国文化不承认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个小人。一个有担当的君子，他是要履行社会责任的，是要对那个“大我”有所贡献的，要造福天下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逻辑。
西方文化主要是依靠传统基督教中的灵魂不死，通过这个来解决动力问题。你的身体死了，生命并没有死。身体的存在是有限的，灵魂的存在非常长，至于存在的状态好坏，取决于你活着时是不是干好事。干坏事你就下地狱，干好事上天堂。它是通过来世，通过灵魂的不死，对人进行道德教化，激励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相提并论并非首次，最早提及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准确把握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的重大调整。
一、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是国家发展形势的新需求
非传统安全是指来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及个人、社团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非军事性的威胁或侵害。冷战后，随着军事对抗的或然性降低，以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而文化安全则是国家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这些与军事安全一起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问题。进入21世纪，金融危机、文化侵入、民族矛盾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足以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冲突的危险。如何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问题。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栋梁，胡主席深刻指出：“青年素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是推动历史进步、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依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国防教育，要着眼于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使广大青年学生立足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背景，接受更多理性的策略教育，而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以感情唤起激情的教育水平上。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非传统安全教育，奠定青年学生全新的现代国家安全意识，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做好青年学生国防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课题。
二、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运行安全和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种类型的威胁、干扰和破坏，确保信息安全性的状态和能力。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主权、社会稳定、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等重要问题，包括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能源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安全。国家之间如果出现信息掌控不对等、分享不同步的情况，会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如2009年的“力拓间谍案”，造成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三大矿业巨头的谈判僵持不下、举步维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谈判和决策底线泄露，信息外泄所致。当前，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基础信息技术薄弱，关键部位受制于人；信息核心技术缺失；信息防护能力弱；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协调不够；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
（二）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保持自身发展及传承的民族特色，具有独立性特征。保护文化安全，就意味着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文化殖民，是指强行消灭弱势文化，建立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并且为后者谋取利益，也可以说是一国以文化方式对另一国进行侵蚀，达到从根本上消灭另一国文化自主性，淡化民族意识的目的。比如侵华战争时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是指当代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输出精神产品，以宣扬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实现文化产业的殖民入侵，削弱人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精神，做好本国文化的守望者、发展者、践行者，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本民族独特的个性，发展路上不迷航。
（三）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是社会成员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它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安全等，直接体现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利益需要。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许多安全问题从幕后走到台前，并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如2008年“8.4”袭击喀什武警边防支队事件、“法轮功邪教”组织、个体恐怖犯
[1] [2]
罪、国际恐怖主义等。年月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造成千余人伤亡，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害。国家安全正超越传统的狭隘范畴延伸到新的更广泛的空间。社会安全关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以重视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三、青年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应把握的问题
（一）非传统安全教育要同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相结合
“每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最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往往是安逸和享乐；最容易被淡化的往往是忧患意识和国防观念；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这句话似乎在昭示着“鸟尽弓藏”的命运。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国家安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已掀去其羞答答的面纱，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就要使青年学生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深刻道理，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承担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国家和社会价值，忽视青年学生个人利益诉求的做法，此做法往往达不到教育目的，有时甚至会引起青年学生的反感，产生负面效应。
（二）非传统安全教育要与传统安全教育并重
尽管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安全威胁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但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依然是主要威胁。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传统安全威胁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要客观摆正非传统安全教育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现实地位，辩证地处理好非传统安全教育与传统安全教育之间的关系，偏颇于任何一方，都不利于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三）非传统安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不能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分隔甚至对立起来，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青年学生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观，既要坚定独立自主处理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的决心，又要树立与他国积极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信心，时时处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着重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道德行为、建设生态文明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相关的内容开展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正风正气，激发奋进力量，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氛围。
二、责任单位及工作任务
（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协调、督促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刊播和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等任务的落实，并汇总填报“公益广告—遵德守礼提示牌设立情况”统计表；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城区环境、秩序全面综合整治。
（二）市环卫处：负责在所管责任区如公厕、垃圾回收中转站、环卫车辆、垃圾桶等醒目位置刊播公益广告，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三）市人民公园：负责在所管责任区内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广告牌数量不少于十个，所占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四）市绿化管理处：负责在所管区域内，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摆放宣传栏，刊播一定数量的公益广告，所占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五）市植物园：负责在景区门口、景区内摆放宣传栏，刊播一定数量的公益广告，总数量不少于十处，所占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六）市游园管理处：负责各广场、各游园的公益广告的制作、摆放、维护工作。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七）市灯饰管理处：负责在城市亮化设施上刊播公益广告，所占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八）市风景园林管理处：负责在所管责任区内摆放宣传栏，刊播公益广告，所占比例不低于20%。在所管公共场所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所管公共场所、窗口单位文明服务，公益宣传氛围浓厚。
（九）其他单位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三、工作要求
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单位要形成有效运行机制，扎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一）精心组织实施。市文明委对公益广告和“遵德守礼”提示牌有统一要求，可在文明群共享中下载，群号：。各有关单位要拿出重要版面、显著位置持续刊播，形成规模，形成声势，形成广泛社会影响。要确保城市广场、游园、景点等公共场所刊播公益广告的数量所占比例≥20%，在城市主干道、户外广告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比例≥20%。
（二）建立工作机制。日常公益广告宣传、统计和“遵德守礼”提示牌的设置，各单位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报送市局城管科。各单位于8月10日前将填报的《公益广告—遵德守礼提示牌设立情况》登记表上报市局城管科。
[关键词]全面小康;传统经济;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4-0008-03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社会､文化诸方面协调发展的新路｡要走好这条新路，首先且关键性的一步无疑是发展观的变革――树立科学发展观､变革旧的发展观，而其核心内容无疑体现在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变革上｡这里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和发展､有300多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尽管它曾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自20世纪以来它已演变为一种以严重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使得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传统经济发展观作为传统经济的主导观念，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已构成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思想观念上的最大障碍，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变革传统经济发展观中的各种观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新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传统资源观和环境观的变革
就资源观和环境观来说，传统经济视野下的资源观，可以说是一种视自然界有着无限资源的“牧童资源观”，即把地球看作如一个具有取用不尽的资源的辽阔草原，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像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毫无顾忌､不受任何限制地对地球资源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观构成传统经济模式的一个基本前提，依此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这是导致传统经济对地球资源无限制地掠夺式的开发的思想根源｡与此类似，传统的环境观也有一种无限性预设，即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的，即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天然的废物处理中心，因而不必考虑环保问题｡在这样的资源观和环境观影响下，传统发展观就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一种根本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单纯经济增长，这使得传统经济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两高一低”(资源的高消耗､物质和能源的低利用､污染物的高排放)为其突出特征｡这种传统经济模式发展到20世纪，开始直接面临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日益短缺，一些资源甚至面临枯竭;二是因无限制地排放各种工业垃圾，超出了自然界净化废物的能力限度，使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大垃圾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也是一种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代价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因而同样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诸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
对传统经济模式的这种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以其“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把地球比作茫茫太空中的一个小小的宇宙飞船，其资源和能源都是有限的，而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飞船内的资源被开发和消耗殆尽，同时人类生产和消费所排出的废物也将把飞船全部污染，到那时人类社会就将自行崩溃｡这个比喻深刻揭示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并最先提出了循环利用资源的思想｡
传统资源观和环境观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不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肯定自然资源和自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肯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应具有有限性､节制性和保护性，并以此作为新的生态型资源观和环境观的前提条件｡新的资源观和环境观就应当是一种将经济价值与资源､环境､社会诸方面价值有机统一起来､讲究彼此协调和平衡的生态系统型观念｡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循环经济理念，主张依照生态规律对地球资源合理配置和应用，对资源最大限度地采取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3R原则)的处理方式，将节省资源与治理污染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说是新的资源观和环境观的突出体现｡
新的资源观和环境观，较之过去的传统观念在经济活动上有许多质的变革，例如:传统资源观中被视作没有价值､只应排放掉的垃圾，在循环经济中则被看作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传统经济模式下治理污染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填埋或焚烧等方式对废弃物进行处理的末端治理方式，治标不治本;而循环经济理念则主张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依照3R原则进行从源头､中间过程到末端的全程控制，使以往生产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都可作为资源回收利用，原则上可避免传统末端处理方式所具有的一切局限性，在污染治理上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就更深的思想原因来看，传统的资源观和环境观可以说都源于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一种将人类视作自然界最高主宰､将自然界作为可以任意征服和奴役的对象的观念｡这是一种不承认自然界本身价值的反自然观点，以此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活动必然要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冲突｡因此，我们还应当以科学发展观对传统的人天观进行变革，破除以往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树立起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人天和谐观｡这是建立新的资源观和环境观的指导观念和思想保证｡
二､对单纯经济效益观的变革
传统经济模式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并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对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都不予以考虑，这种观点可概括为单纯经济效益观，它构成传统经济活动的指导观念｡这种观念落实在企业经营上，就体现为所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落实到技术创新上，则体现为一种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狭隘创新观，不考虑研发成果对环境､资源及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反映到政府部门，则体现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测试标准的片面政绩观｡显然，它是一种无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物本主义观点，是导致以挥霍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行为的思想根源｡
目前传统经济效益观在我国经济､科技及政府工作等领域中仍有相当的市场，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我们应大力破除单纯经济效益观，建立起一种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资源诸方面因素并致力于各方面利益最优化发展的效益观，这种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协调发展效益观｡新的效益观具体落实到经济上，就要求企业在谋取最大经济效益时，必须同时考量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考虑到子孙后代以及其他生命的利益，这从行为原则上说，可称之为“综合效益最优化原则”｡与传统效益观相比，新的效益观并不是简单地抛弃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只是对其加上了环境和资源的限制条件，力求以最小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以及社会诸方面成本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传统经济效益观，因其单纯要求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巨大代价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因而从长远来看反倒背离了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新的协调发展效益观反映到政绩观上，则应该是一种致力于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的正确政绩观，有关部门在审核地方政府业绩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将GDP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是主张以绿色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准，即要求在衡量经济效益时把它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资源造成的破坏或浪费等因素也考虑进去｡
传统经济效益观背后的思想根源在于片面追求功利､缺乏人文关怀的物本主义，因此，要树立起协调发展的新型效益观，就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起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走上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对传统消费观的变革
传统消费观对消费问题的看法一般也依照传统经济效益观，即主要考虑如何将消费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以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循环，而对消费可能造成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作用､对文化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则极少考虑｡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传统消费观在西方消费社会已演变为一种消费享乐主义，并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全球化的主导价值观｡它主张通过大力刺激人们多赚钱､多消费来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循环，从而形成一种通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近几十年来，消费享乐主义引导西方大众奢侈消费､时尚消费､超前消费､一次性消费等，在加快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同时，也造成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巨大浪费，导致大量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消费享乐主义引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在全球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经济协调发展诸方面出现了种种不公正､不合理､不文明的矛盾冲突现象，导致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现实利益以及人类后代的利益造成了较大损害，无法确保人类经济发展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观，表面上看似乎依据了所谓“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经济学原理，但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家或政府出于集团利益､眼前利益的考虑而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狭隘自私的贪欲，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物本主义的消费观，它不仅是造成当代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资源枯竭日益严重的主要思想动因，也构成可持续发展在思想观念上的最大障碍｡它将发展的目的局限在满足人的物质利益､特别是与真实需要无关的种种物质欲望上，这就诱导经济生产和大众消费走向享乐主义歧途，并立足于物质消费层面来理解和构筑人类的精神需求，甚至把人的尊严､幸福､价值等与消费､享乐画等号，导致“人被物役”的异化现象出现，从而对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严重危害｡其所主导的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以牺牲生态价值为代价､无视子孙后代利益､妨碍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发展模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我们依据科学发展观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科学消费观，它应当是一种真正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生态､资源､文化诸方面利益关系的文明消费观，是一种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强调适度消费的可持续消费观，也应当是一种倡导精神追求､限制物质欲望､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消费观｡为此，我们应当同时在经济､文化､传媒､社会生活等领域中批判和抵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错误观念｡
四､对技术创新观的变革
技术创新，是一个技术经济类范畴，是指企业针对市场需求研发出新产品并成功投入市场的全过程，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市场销售创新等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的创新活动｡传统经济学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现代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技术创新观，因受到传统经济效益观的影响，在研发上却极少考虑环保､生态､健康､文化等因素，当然也不考虑新产品､新技术有可能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结果导致污染环境､危害人身健康､破坏资源的科技成果被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例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了氟利昂，尽管有几位科学家曾指出广泛使用该产品的危险性，但该公司出于利益需要仍然大量生产并向全球销售，一些公司也纷纷仿效，结果导致了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变化无常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虽然国际社会后来通过了停止或减少生产该产品的公约，但造成的严重后果已难以挽回｡还有不少创新技术产品引发了严重侵犯人权､危害人类文明的伦理问题，诸如克隆人技术､用照相手机侵犯他人隐私权､用B超机检测胎儿性别引起堕胎､各种网络犯罪等问题｡传统技术创新观反映着传统经济发展观将技术创新作为单纯追求盈利目标的手段的狭隘观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我们在创新观上“破旧立新”，即破除过去单纯经济型的创新价值导向，树立起全面考虑经济､生态､资源､社会､文化诸方面因素､以实现各方面利益共赢为目标的新的技术创新观｡在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开发上，新的创新观不仅要考虑到其对自然物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们对环境､资源､人类健康､道德文明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能够将负面影响减少或限制到何种限度｡
传统通信中，直接序列扩频体制的通信方式凭借其优异的抗干扰能力，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种通信系统中。当较弱的直接序列扩频信号传输于较为恶劣的通信环境中，面临着需要的序列长度长、物理层同步时延大等现实问题。如何实现弱信号高增益解调是本领域持续关注的难点问题。
随机共振为非线性物理现象，是当激励信号、噪声和非线性系统符合一定条件时，噪声逐步减弱、激励信号通过非线性系统后得到增强的现象[1]。其具有将噪声能量转化为信号能量的能力，为通信信号降噪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2]。后文将重点讨论随机共振理论应用于解决直接序列扩频通信中的弱信号接收问题。
现有随机共振理论[3-4]大多讨论脉冲调制信号和窄带信号的检测，这类信号构成较为单一，通常为单频正弦信号形或方波信号。当接收到的直接序列扩频信号包含有载波信号、基带扩频序列以及信道噪声时，信号构成较为复杂。如果直接应用随机共振方法，随机共振过程很难稳定、持续地进行，会导致共振失谐、解调信号质量恶化的效果[7]。针对此问题，一类研究重点讨论随机共振系统的参数设置，例如文献[5-6]通过设计随机共振门限提升共振效果，文献[8]通过设计自适应的参数调整过程，保证了随机共振过程顺利进行；另外一类则通过多个双稳态随机共振系统共同提高信号检测效率，避免了烦琐的参数设置过程，例如文献[9]通过多个系统合作进行联合检测，文献[10]则构建了随机共振系统阵列分别检测不同形式的信号。通过现有文献可知，在解调直接序列扩频信号的同时，降低随机共振系统的参数设置复杂度并缩小系统规模是设计的难点。
本文提出一种直接序列扩频信号的分层级联双稳态随机共振接收算法，该算法针对载波解调和序列解扩过程分别设计两层级联随机共振过程。经过第一层级联随机共振过程后，正弦载波被宽带化为方波信号，并与本地方波信号进行相关实现下变频运算；经过第二层级联随机共振过程后，下变频过程残留在扩频序列中的噪声进一步转化成信号能量，使解扩增益提高。算法避免了烦琐的参数设计，并通过随机共振的反复迭代缩小了系统规模。
1 算法设计
1.1 分层级联随机共振算法
直接序列扩频的分层级联随机共振接收系统流程如图1所示，共分为两层随机共振阶段，第一阶段是接收的中频信号直接输入到随机共振系统1中，经过几次自环式的级联过程后，与本地信号2进行相关运算去掉载波；第二阶段是随机共振系统1的输出基带信号进入到随机共振2，再次经过几次自环式的级联过程后与本地解扩序列相关运算后输出解扩信号。
因此，在算法实现过程中，首先根据特定频率的窄带信号设置随机共振的参数a、b，当接收信号的频率升高（或降低）时，依照定理中描述的比例提高（或降低）采样频率，就可在同一随机共振系统下接收不同频率的信号。
2 算法增益分析
分层级联随机共振算法的主要增益来源于3个部分：
1）级联的随机共振本身会将载波中包含的噪声能量转化为信号能量；
2）信号经过随机共振处理后会发生低频展宽，此时与本地的方波进行相关运算可获得高于本地为正弦波相关运算的增益；
3）第二层随机共振系统将基带信号中的噪声能量转化为信号能量从而提高处理增益。
2.1 第一层随机共振系统增益
继续采用图2的仿真参数验证分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性能。选取正弦波信号频率为100MHz，扩频序列周期为64比特，接收信号的信噪比分布范围为-5dB至2dB。图3为第一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输出信号增益随信噪比不同而变化的性能曲线，增益计算的具体描述见2.1节。图中最下面的曲线是接收系统中未采用级联随机共振处理方式时的输出信号增益，可以看出其变化过程与输入信号的信噪比成线性关系。当引入1级级联随机共振后，平均增益得到约10dB的提高；当引入2级级联随机共振后，增益再提高约6dB。随着级联次数增多，增益的增幅逐步减小。
图4是第二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增益性能曲线，增益计算过程见式（11）。图4中：横坐标表示第一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输入信号信噪比，纵坐标为式（10）所描述的第二级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输出信号增益。从图4可看出，随着第二层随机共振系统的级联次数逐步增多，在各个输入信噪比条件下的增益也不断提高。级联次数从为1增加到2时，平均处理增益提高5dB左右。随着级联次数进一步增加，系统的处理增益提高程度下降。当信噪比低于-5dB时，由于驱动信号相对于噪声太过微弱。超出了随机共振系统的处理范围，系统表现出无规则的性能曲线。
图5是直接序列扩频接收机采用分层级联随机共振的总处理增益。图中“11级联连接方式”是指在图1的第一层随机共振系统中级联次数为1，且在第二层随机共振系统中级联次数为1。类似地，“22级联连接方式”是指在图1的第二层随机共振系统中级联次数为2，且在第二层随机共振系统中级联次数为2。因此级联次数越多，依照仿真结果图3～4可知，其处理增益也越高。这在图5的仿真结果中得到了证实，“33级联连接方式”的处理增益最高。相对于现有算法（如文献[1]提出的随机共振检测算法），本文提出的分层级联随机共振方法的性能提高至少10dB，多次级联后提高20dB以上。进一步与传统的直接序列扩频信号解调、解扩算法相比，文中提出的方法获得的增益提高至少22dB。
综上，直接序列扩频的分层级联随机共振接收算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接收机性能：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变采样频率提高接收机的频谱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两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级联数量获取更大的接收性能，但随着级联次数的增加，运算量开销变大，且增益提高幅度降低。因此可以根据实际系统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级联次数。
4 结语
直接序列扩频通信在目前的数字中具有重要意义。文中提出的分层级联随机共振接收算法通过在载波下变频和解扩两个阶段分别设计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其中第一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中将载波宽带化后与本地方波序列相关计算得到基带信号；然后通过第二层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实现基带信号的去噪，并进行解扩。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结果 表明，算法较现有文献以及传统的信号处理手段具有较大幅度的性能改善。由于无线信道的复杂性，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对具体的通信场景构建不同的信道传输模型并重新设计算法，以提高算法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2]MENG Y， PEI C. Stochastic resonance in a bistable system driven by nonGaussian noise and Gaussian noise [C]//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IEEE Workshop on Electronics， Computer and Applications. Piscataway： IEEE Press， 2014， 1：358-361.
//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25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Piscataway： IEEE Press， 2013， 1：1104-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