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高职；学历教育； 职业培训； 融通发展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指出：高中职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全国年培训量达到1000万人次，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年培训人次要达到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的2倍，省级示范院校要达到1.5倍。
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系统中承担两项职能：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而现在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存在如下不足：与企业（行业）结合不紧密，培养目标岗位针对性不强、能力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不更新、实训条件建设与岗位工作环境不一致；在职业培训中方案欠规范、培训师资、场地引起社会不信用、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学历教育与职业岗位能力培训不融通而重复建设造成浪费等等。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从融通发展的重要性、融通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融通发展对策与建议几方面进行训融通发展研究，以期达到推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一、高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的重要性
1.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经济结构调整阶段。然而，我国现有技术技能型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9%，而且多数是初级工，高技能人才数量不足5%。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人才紧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突出因素。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对人才供给端尤其是高职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实打实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必须能够迅速适应职业岗位需要。同时也警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建设必须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光靠学历教育“一条腿”走路，必须将职业培训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之中，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方面不断创新。
2.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
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行业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技术技能人才抢手，低端劳动力就业困难。为适应工作岗位和就业环境，大批劳动者都有针对自身需要进行再学习和再教育的愿望，国家对此也出台了相关文件政策，并注入大量资金支持。高职院校具备资源优势，有能力也有余力举办多种职业培训项目。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履行其社会职能，在学历教育的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特别是针对新增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协助国家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利于合理利用学校教育教学资源，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学历教育的进一步改革，
3.是促M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要求。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即“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之职业教育体系”，“按终身教育的理念，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来进行建设的。高职院校是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通过职业培训等多种教育形式为在校学生和其他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机会，更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4.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经过近30年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各高职院校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之中。高职院校进驻职业培训市场，可以缓解生源短缺、竞争加剧的压力，拓展职业教育职能，拓宽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高职院校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可以及时了解产业行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化，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可以熟悉许多工种的职业标准和岗位流程，促进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可以加强与企业的多方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高职院校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符合国家职业教育建设思路，有助于高职院校打造品牌、特色办学、扩大社会影响。
二、高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1.规模小，层次不高。从培训对象来看，主要进行的是按照双证制要求，面相在校生，让学生通过职业资格鉴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而面向社会开展的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等规模很小，远远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从培训内容上看，主要进行的是技术含量不高的较低层次的培训，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各类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新员工上岗前基本常识培训、农民工培训等，而真正使受训对象能够掌握一技之长、通过培训后能够谋取到理想岗位的培训不多见，象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只局限于四级以下的工种，三级以上的工种乃至技师培训，除极少高职院校，基本上是空白。
2.主动性不强。近几年，高职院校扩招止步。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开辟新的增长点，提高办学收益，高职院校才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职业培训方面。与社会上运作多年的专业培训机构相比，高职院校缺乏培训资质和经验，培训渠道封闭，加上体制束缚，从事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也不很高。在开展职业培训时，往往不注重对社会需求和培训市场的调研，不主动去开拓培训市场，坐等业务上门，既无规模更无特色，致使高职院校的一些优质培训资源闲置，培训效果和社会影响平平。
3.培训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培训手段落后，硬件建设跟不上，校企合作不紧密。高职院校开展职业培训，主要依靠校内资源。某些职业工种像钳工、车工、数控工等，技术要求较高，受训者应当到现役设备上操作演示，而摆在高职院校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往往是陈旧落后甚至是退役了的，使用这种设备培训出来的学生到了工作岗位，还得重新学习。
4.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灵活。从国家层面看，目前，我国职业培训市场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培训主体多且良莠不齐，证出多门，各具权威，互不相认，扰乱了培训市场。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分由教育部和人社部“双轨”管理，人为割离了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内在联系，高职院校的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障碍过多。从学校层面看，职业培训一般由校内的某个二级机构如培训部或继续教育学院承担，招生、培训、管理、分配独立运行。这种模式看似责权利明晰，实则与学校的教育教学资源相分离，运行起来十分艰难。由于没有师资、场地、设备，开展培训须依靠多个部门配合，一旦某个环节没有协调好，整个培训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这对于承担方来说，压力过大。加上职业培训只是被看作学历教育的辅业，地位不高，积极性也大打折扣。从企业层面看，由于国家并未全面实施就业准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企业用工随意性大，受利益驱使，企业也不愿意在员工培训方面多安排时间和资金。
三、高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1.认识原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传统观念已在劳动者心目中根深蒂固。主观认识上的禁锢，使他们认为参加职业培训是“被培训”，缺乏积极性，学习效果不佳。
高职院校同样存在认识偏差。很多领导头脑中固有的“以教学为中心”观念很难转变，认为职业培训会挤占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冲击正常的学历教育，仅把职业培训看成是学校创收的辅业，置之于非重要地位。
现实中，教育部和人社部的“双轨制”管理，造成了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行的假象。所以长期以来，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泾渭分明，二者在各自轨道上独立运行，高职院校几乎成为纯粹的学历教育。
2.高职院校自身原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代谢迅速，应用周期缩短，等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对职业培训的内容、方法、体系、结构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职院校显现出诸多不适应性：一是“双师”缺口大，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操作技能难以适应新要求；二是教学仪器设备陈旧，实习实训、实验室建设很难跟上市场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变化；三是教学模式封闭，；仍然存在自我循环、脱离；实际、培训质量不高现象；四是管理经验不足，培训市场拓展、组织、服务各方面社会公认度不高。
3.宏观环境原因。首先，职业培训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供需双方培训信息不对称，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缺乏灵敏反应。其次，培训管理不规范。再次，就业准入制度远未深入人心，企业用工并未真正贯彻《职业教育法》精要，劳动监管职能缺位，职业培训的地位、重要性不凸显。
4.行业企业原因。行业企业在参与职业培训上都不同程度存在有认识模糊、方向不明问题，认为只有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才是人才，对生产一线的技能型人才重视不够，还存在着重使用、轻培养，重外地、轻本土，重引进、轻培训现象倾向。一些企业转型之后急功近利，对一线人员重使用、轻培训，甚至不培训，有的企业虽然名义上开展了员工培训，但在培训时间和经费投入方面远不能达到国家规定。
四、国外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高职办学模式中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的问题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教育相互沟通的研究较多，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课程资源建设成效显著。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技能模块组合课程）、美国、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能力本位模块课程，）、德国的"双元制"课程模式（核心阶梯型课程）和行动导向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模式、美国的职业群集课程模式和生计群集课程模式等。
各国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性，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加强企业社会竞争力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有效途径；重视职业教育立法，让职业资格证书的运作有明确的规范法则 ；制定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与考核方法。
五、高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改革现行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州市至少有1所高职院校的格局，但各校的主管（主办）部门不同，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这种管理体制势必阻滞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融通发展。既然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两种形式的融通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因而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其方向应该是改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建议在国家、省、市三级设立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相关行政部门参与的职业教育协作办公室，建立横向协调、上下畅通的领导管理体制，实施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经费保障等工作。同时，建立由职教专家、行业代表共同参加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开展决策咨询、工作指导以及评估等工作，形成一个“国家宏观调控---地方统一协调---供需双方按需规划”的管理体制，把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事项纳入地方政府常规工作序列。
2.深化高职院校教学改革。
推进高职院校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要求高职院校必须深化内部改革。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允许课程培训成绩转移、衔接到学历教育体系，累积学分达到毕业要求的，授予学历教育毕业证书，畅通人才成长通道。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能力要求，每个专业对应2～3个职业岗位，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尽可能地增加课程间的纵横联系，实现课程体系的合理组合和延伸。注重课程体系的整体性和灵活性，使之既能适用于学历教育，又能支持职业培训。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推行“名师工程”，鼓励教师开展各种各样的教学研究，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高职院校要完善人事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兼职教师聘用政策，优先聘任既能胜任学历教学任务，又能胜任职业培训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提高教师综合能力。
4.推进校企深度融合。
实行高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发展，离开企业的支持是行不通的。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法》执行情况的督查力度，并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主动为校企合作搭建平台，鼓励企业积极参入职业教育工作，使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受益者。高职院校要努力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积极寻找双方合作的利益共同点，让企业深知参与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承担主体。
5.完善就业准入制度。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从2000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90个职业实行就业准入。坚持“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原则，让职业资格证书成为人们择业的“通行证”，中介机构招聘信息，必须注明职业资格要求。人社部门要加大对就业准入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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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明辉.浅谈企业培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1（1）.
[2]韩嫣.英国大学生职业培训对我国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借鉴研究[J].成人教育，2011（12）.
[3]周青.现代企业培训理念对高职教学模式改革的启示[J].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8（3）.
[4]《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5]《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7]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作者简介：
贺亮明（1964-），女，汉族，湖南湘乡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教授职称，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田芸（1987-），女，汉族，山东沂水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讲师职称，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比较研究、职业教育实证研究。
王伟（1985-），男，汉族，河北沧州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讲师职称，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教融合；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04-0039-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绘了2020年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蓝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建设以产教深度融合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目标。然而，从现实看，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和表层，产教深度融合效果不佳，怎样推动产学结合和校企合作由表层结合走向深度融合，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因此操作层面上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建立、创新和完善迫在眉睫。
“融合”是指将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通过一定机制或作用（如熔化那样）融成一体。产教深度融合作为核心理念，实际上指的是产业行业企业与职业教育教学科研的全过程深度融合式发展，跨越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疆域，逐步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企业岗位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融教育教学、生产劳动、素质陶冶、技能提升、科技研发、经营管理和社会服务于一体，从而促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职业院校和企业所共同研发的成果形成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实践方面看，操作层面上的产教深度融合，尚需创建和完善相关的统筹督导机制、法规保障机制、激励补偿机制、多元配置机制、协调联动机制和质量评价机制等。
一、产教深度融合的统筹督导机制
（一）国家产教深度融合联席会议
将产教深度融合从教育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联席会议主席由分管教育的国家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担任，一年召开一次，各相关方在联席会议举行前三个月呈送报告给设在国家发改委的秘书处。具体研讨如何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产业的中长期协同发展，保证二者之间的总体协调合拍，并计划、部署、审议和检查年度国家重大产教深度融合项目。
（二）国家产教深度融合各咨询团体
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有独特地位，日本称职业教育为“企业眼中的教育”，德国称职业教育为“企业手中的教育”。国家联席会议下设松散型研究性质的咨询团体，如全国行业质量咨询委员会、全国行业技能咨询委员会、全国职业资格咨询委员会、全国行业（跨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和全国职业院校拨款咨询委员会等[1]，为国家产教深度融合职业教育政策提供咨询建议。2013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增加到53个[2]，行业指导能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使“政府主导、行业指导、职业院校和企业主体参与”成为可能。
（三）省级政府产教深度融合协调委员会
对区域内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与协调，负责区域内产教深度融合的设计、监督、规范、考核和推进，提高区域内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性，关注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协调产教深度融合项目获得企业主管单位、劳动部门、教育部门的充分支持。建立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督导评估制度，为企业提教融合财政补贴，处罚不合作、不作为的企业，适时监控产教融合实际状况。牵头组建信息网络，为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中介组织搭建面向市场的信息和资源交流平台。
二、产教深度融合的法规保障机制
（一）修订《职业教育法》
在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要突出强调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各相关主体（产学研用政）在职教发展中的职责。明确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终身教育实施明确职业教育的根本途径是产教融合，补充与之相配套的辅助法规体系，提出对违法行为的具体制裁措施。
（二）出台《职业教育促进法》
明确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国家职业教育投入达到GDP的1%以上。职工培训一律免费，由国家、省、市县三级政府分担约60%，行业协会和企业分担40%。政府购买质量高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逐步增加。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支撑系统，五年内国家增加750亿元用于产教深度融合专项基金，通过立法、财政或税收手段鼓励和要求企业参与产教深度融合，规定大中型企业承担产教深度融合的定额任务。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将2%用于员工培训。明确规定职工享有接受培训和再培训的权利，对违规企业处以工资总额1%的罚金。非政府财政拨付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划归职业院校自我管理。建立政策风险、资金风险、意外人身安全风险和成果转化风险保障制度，设立产教融合项目成果转化担保机构。细化对实施产教深度融合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补偿的实施办法。制定细则允许职业院校和企业管理人员相互兼职取酬，允许职业院校教师既当教师又当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比如医科大学的教授同样也是医院的主任医师，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同样也是著名律师），允许职业院校的学生进入企业当学徒。推行现代学徒制，制订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对于毕业生回乡从事种植、养殖、畜牧等，工商、税务部门给予一定的费税减免，金融机构安排贷款，农资供应价格优惠，同时职业院校要在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跟踪服务。
（三）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
全国行业协会出台各行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报国家备案，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地进行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国家出台细则确立就业准入制度，依法规范企业的用人行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相结合。只有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被企业招录用工，以此来促进劳动者全面地、不断地接受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
（四）建立现代职业院校制度
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学校和企业主体承担的框架下，建立基于校企合作的现代职业院校制度，赋予职业院校办学自，构建职业特色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引导校长走职业化之路。确立质量意识、经营意识、竞争意识，推进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接轨，接受企业文化辐射，实现学生与企业员工无缝对接。校企共建科研和实训基地，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教，教师进行企业实践，教育教学企业参与，在教学实践中全面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三、产教深度融合的激励补偿机制
1984年，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有必要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利益相关者只有在预知获得激励和补偿的状态下才会有无尽的动力和活力，这一理念为实现校企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宏观层面的产教深度融合利益共同体
从整体宏观层面看，通过切实的产教深度融合，国家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解决入学和就业两大难题，促进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可以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和社区发展，健康持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行业协会可以借此提升服务平台覆盖率，敏锐感知新兴经济体，准确把握行业趋势，高质量提供全面信息；企业可以获得人力资源储备、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低于成本的外加工产业，获得学校的培训服务、咨询服务和文化资源，依法享受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优惠政策，并通过“走出去”提升企业价值；用户（指产品用户、学生、家长、社区等）可以获得优质产品和服务；学校可以建设与市场对接的骨干专业，推动课程改革，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创新师资培训模式，稳定实习实训基地，完善实践教学条件，拓展教育和培训服务领域，提升教学质量，建成优质特色学校，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
（二）微观层面的产教深度融合利益共同体
从微观层面看，在产教深度融合过程中，学生既是求学者，又是工人、生产性实训的主体、推销员、营销师、经理，学习有目标，学费有资助，毕业可就业，就业能对口；教师既是骨干教师、课程建设负责人、系主任、专业建设带头人，又是工程师、技术研发骨干、车间主任、项目经理、企业副总；学校领导既是学校管理者，又是企业顾问、董事会成员；学校既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又是教育集团一份子。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每年安排2500多万元奖励现代学徒制成效突出的企业，补助学徒2800元，同时企业也给予学徒每月500～800元[3]。
（三）物化层面的产教深度融合利益共同体
企业生产车间也是学校项目教学的教室；企业工作任务（生产、科研、培训、鉴定和社会服务）也是学校项目教学的内容；企业生产设备设施也是学校项目教学的实训设备；学生生产的企业产品也是学校项目教学的作业；企业和院校用科研支撑教学，在育人的同时创造财富；企业管理也是院校教学管理的一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
四、产教深度融合的资源多元配置机制
（一）职业教育集团
为整合多方力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处于同一产业链上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与行业组织、实体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紧密结合，或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吸引企业成员参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完善弹性学制，满足企业用人波动性要求，推进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
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招生即招工，招工即招生，进入职业院校岗前培训，或半工半读修满学分后颁发毕业证书。职业院校的学历生也可转入“双制班”，根据企业订单要求，灵活安排学习和实习、实践、生产，做中学，学中做，毕业即在职教集团内部就业。
（二）现代职业教育创业园区
现代职业教育创业园区由教学区、实验区、运动区、生活区、服务区、产业区、产品试销区、技术研发区和行政管理区等几大区组成。与目前存在的职教园区不同的是，现代职业教育创业园区增加了产业区的区域面积范围，引进了相关专业的个体、私营、国有、集团、外资、跨国、股份制优质企业入驻，搭建小巧、独立、数量多的创业平台，还增设了新产品试销一条街，同时增加了研究院所，特别强调技术技能的开发研究。搭建学生与企业的“双选”实训平台，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在产教融合中共建共存。通过信息、人才、技术、知识和资源的互动，促进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之间成果和信息的及时交换、消化、吸收、利用、研发和转化。
（三）校企合作发展联盟
以契约为保证，以合作项目为依托，通过组建校企合作发展联盟，有效推进职业院校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满足企业建设“学习型”组织的要求，实现学校和企业的良性互动。这种联盟中的产教融合有两种运行模式：以企业为主的产教融合和以学校为主的产教融合。一般第一年学生除开展一些必要的见习和体验外，主要在校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然后进入企业生产现场培训职业技能，掌握个性化、实践性的缄默知识。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按向学校提供的对口资源配置获得人才、科研等产教融合成果。这两种模式中，校企双方共同管理和考核的力度和侧重有差别，校企双方支付的津贴、给予荣誉和奖励等有主次之分。
（四）职业院校委托管理
“委托管理”是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鼓励“公办学校探索联合办学和委托管理等改革试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43、67条）。这一制度是指利用市场机制，将职业院校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实现管理权或经营权转移，实现院校和行业企业优质资源的跨校跨厂跨区域流动和辐射，提升薄弱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促进政府从教育事业的“提供者”向“采购者”转变，职业院校从“生产单位”向“经营单位”转变，教师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这种情况下行业企业优质资源一般能够推动产教融合进一步深化。
（五）校中厂和厂中校
“校中厂”是指职业院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将工厂生产线引入学校，通过“校中厂”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积累职业经验，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实现教学、生产、学生项目实训、学生实习、培训、就业、研发、鉴定等功能，形成校企利益共同体，达到产教深度融合的目标。“厂中校”是指在合作企业厂区内划出单独区域建立校区，为下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提供与生产实践任务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安全知识培训；为下企业提高专业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水平的学校教师提供培训与指导；利用学校师资优势，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开发；为企业员工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和专业过程指导；为企业提供文化建设思路和先进企业管理理念；搭建校企合作沟通平台和专业发展、课程开发、新技术开发与运用的工作平台。
五、产教深度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
（一）“产学研用政”协同互动例会制度
“产”指的是产业、行业协会和企业，“学”指的是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研”指的是研究院所、研究团队；“用”指的是产品用户、教育用户和社区，“政”指的是政府。通过半年召开一次的例会，变“政府发动-学校推动-企业联动”为“企业发动-政府推动-学校联动”，对产教深度融合重大问题宏观决策通盘规划，决定合作是信誉型、契约型还是法人型运作，协调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统筹投资、学校布局、专业设置、招生就业、监督评估等事项。实体企业立足长远，用战略眼光认识产教融合。企事业单位制订与事业发展协调的人力资源同步开发方案。行业部门和社区组织制订与产业发展规划配套的人才培养计划。建立人才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定期制度。
（二）健全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结构
职业院校树立危机意识，与行业组织和实体企业良性互动，健全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结构。制订与产业发展对接的教育教学同步改革措施。制订多方参与的支持政策，推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的联动，促进技术技能的积累与创新。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平台。职业院校要积极参与技术协同创新，推进技能传承。用“高精尖”项目带动发展，使各方受益，多方满意。
（三）产教深度融合项目管理制度
成立产教深度融合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和项目管理综合办公室。项目管理领导小组的人员由行业组织、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和当地社区的主要负责人构成，负责项目的计划、审议、决策、评估、总结等。下设项目管理综合性办公室负责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重大日常例外事务的处理。项目的具体运行管理主要由行业组织、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和当地社区的具体业务部门负责监控和督导。项目的实际操作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的项目实施团队来进行具体的分工合作和攻关突破。
（四）行业组织主导的校企双方定期聚会
根据社会冲突治理理论，行业组织需要牵头关注利益、权力、制度、文化与互动等的冲突，找到能实现双赢的第三条道路。可学习和借鉴某些部落酋长的定期喝茶习俗、习奥庄园漫步以及“常春藤联盟”方式，建立定期聚会制度。通过沟通和协调努力找到各方认同的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制度与规制等对权力进行约束，消除隔阂和误会，讨论产教深度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共同问题。行业组织还要想办法利用企业资源优势，把学校建成企业的专利发明孕育基地、创新团队组建基地、样品前期研发基地、产品试验基地、集成产品开发基地、新技术培训基地、人才技术储备基地和精神弘扬激励基地等。
六、产教深度融合的质量评估机制
（一）职业院校和生产企业的内部评价
职业院校产教深度融合质量内部评价可以分为学校评价、系部评价和教师评价，重点考查产教深度融合的组织与领导、职责履行、合作成果、人才培养方案、人员交流、项目建设、基地建设、毕业生社会声誉、教师成果转化等。生产企业产教深度融合质量内部评价主要考查人力资源、工作团队、技术培训、订单完成、文化提升、流程再造、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引进、企业品牌升值等。
（二）行业组织第三方质量评价制度
行业协会作为校企合作的第三方承担产教深度融合的质量评估，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规范与权威，按照行业企业标准，从末端治理、工艺生态创新、产品生态创新和组织生态创新等维度[4]，对产品生产过程、技术研发过程、实习见习实践课程教学、教师下厂锻炼、员工在岗培训、人才培养方案是否符合行业产业发展等进行检查和评价，按照企业具体评判标准评价学生的考核成绩，反馈生产企业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意见以及职业院校对搞好企业生产的建议，最后行业协会作为校企合作的第三方分别评估生产企业和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通过不断反馈和修正，引导和规范产教深度融合。
（三）政府教育部门激励奖惩制度
政府教育部门制定具体标准，开展产教深度融合督导检查，在定期督导检查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各种奖惩措施。建议设立政府部长奖，表彰和奖励那些产教深度融合效果好的生产企业、职业院校、研究院所、当地社区和行业组织，给产教深度融合先进单位和个人授予荣誉，对违反产教深度融合相关法律、规定、政策的生产企业、职业院校、研究院所、当地社区和行业组织处以罚款和纪律处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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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Deep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YANG Yun-xin1， LUO Pin-pin1， CHEN Peng2
（1.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2.Guangdong Technical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50，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employment-oriented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core of employment-oriented educati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fundamental way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labors and skilled talents. To realiz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 practice， it should try to create and optimize relative plann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legal monitoring mechanism， encourag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 pluralistic matching mechanism， harmonious and mutual action mechanism and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etc.
Key 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novation of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4-01-12
关键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 高校教师情绪劳动
一、引言
为了响应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要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号召，自1999年起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大批专科学校开始走重组合并之路，组建了一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对于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除了名称的更改和规模的扩大，更应该注重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的高度统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断加强对教师的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管理，以适应不断提高的人才培养的要求，这些给高校教师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也带来了很强的职业心理压力。
教师这一职业必然要涉及与他人的互动，高校教师也不例外，在与他人的人际互动中，情绪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教师的情绪劳动既不能归入“专业能力”，也还不至于升华到“道德责任”的水平，但也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教师对其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的界定。
情绪劳动是指个体为了完成工作，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愉悦的面部表情和恰当的肢体语言而进行的情绪管理。Diefendorff 等人将情绪劳动划分为三个维度，即表层劳动、深层劳动和自动调节。表层劳动是指个体当时所感受的情绪与组织所要求的不一致，通过调节手势、面部表情等外显行为来达到组织的要求，但内部的情绪感受并没有发生变化；深层劳动是指当个体所体会到的内在情绪感受与组织要求不一致时，个体经过积极思考、想象等一些内部心理过程，激起抑或是压抑某种情绪，从而使得其主观情绪体验与组织要求达成一致；自动加工是指个体内部情绪感受与组织要求恰巧是一致的，个体的外显行为与组织要求一致。
我们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为例，探讨其情绪劳动现状及其心理健康水平，丰富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以情绪劳动为视角探索高校教师的管理策略。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石家庄学院162名教师进行随机调查，这些教师分别来自文科系、理科系和艺体系。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46份，有效率为90.1%。
（二）研究工具
情绪劳动策略量表。采用黄敏儿（2010）修订的情绪劳动策略量表（Diefendorff et al.，2005）。该量表由12个题目构成。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这个维度的程度越高。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8.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性别高校教师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分析（见附表1）
从附表1可以看出，女教师表层劳动的程度显著小于男教师，这个结果也与一些相关研究相似。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胜任情绪工作。
（二）不同教龄高校教师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分析（见附表2）
从附表2中可以看出，教龄对教师采用自动加工这种情绪劳动策略的程度有影响。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可知，教龄在20年以上的教师采用自动加工的程度显著高于其他教师（M教龄≥20年= 8.73，SD教龄≥20年=1.46，M≤5年= 6.83，SD≤5年=1.65，p
（三）不同职称高校教师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分析（见附表3）
从附表3可以看出，职称对高校教师采用表层劳动这种情绪调节策略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得知，讲师职称的教师其表层劳动的程度显著高于副高职称的教师（M副教授=15.90，SD副教授=4.04；M讲师=13.83，SD讲师=4.31，p
四、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管理策略
教师的情绪劳动会影响到其身心健康水平、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教学效果和自身的发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面对的职业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体验到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这就要求高校结合相关的知识采用相应的管理策略，帮助他们克服不良情绪，减少不当情绪调控策略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加强教师情绪调控与管理的训练
管理者可以组织开设情绪培训课程，培养教师情绪感知觉察能力，理解情绪内涵和本质，掌握情绪管理的技巧。课程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互动讨论、团体活动、角色扮演、自我反思等，让教师认识到大多数的负面情绪其实根源于自己非理性的想法，这些非理性的想法和观念并不能够有效解决问题，进而教师要学习如何将非理性的想法转变为理性的想法，从而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
（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实现组织与个人价值观的统一
教师的情绪调控以表层劳动为主，究其原因是个体还没有真正将组织的价值观内化为个体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个体通常要经过“服从—同化—内化”这样的心理过程，才能够真正达到个体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统一，更好地融入组织，也被组织所接纳和认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建校时间短，而且常常是几所专科学校合并重组而成，在文化建设方面往往以融合和提升为主，其价值观念对教师的影响还不够深入。对于管理者而言，如何创建符合本校特点的文化，并如何将这种文化内化到教师的个人价值体系中，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三）注重情绪劳动的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
情绪劳动会影响教师的工作绩效，如课堂教学质量、其他教学工作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科研成果的数量及质量等。因此，在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应该纳入能够体现情绪劳动的指标，结合学生的评估、自身的评估、院系同事的评估、领导的评估等多层面的评估方法，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对教师情绪劳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辅导和疏通。情绪劳动具有商品性，教师付出情绪劳动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获取报酬。组织要想引起个体对情绪劳动的重视，激发个体加强对情绪劳动的管理，就应该在薪酬制度中体现情绪劳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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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模式；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2
职业教育需要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产教深度融合，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文化与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领产业升级。
目前在国际上，美国产教融合发展的代表性高校有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斯坦福大学在产学合作过程中，为硅谷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解决公司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获得公司的经费支持。同时锻炼与提高了学生和教师解决公司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达到企业与高校的双赢效果。在英国牛津大学与牛津郡的融合发展为牛津及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及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在中国，中关村是我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集中地，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40余所，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200余家，部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学科技园等各近3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0余家。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产教融合的典范，都是知名高校与公司、地区之间的合作协同。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普通职业院校有效资源，进行整合优化，进一步促进产教融合与社会经济的深度发展，似乎还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方案。
党的十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明确了深化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是职业教育与其它教育形式区别的重要特征。经多年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已形成一些固定形式，比如：“订单班”培养模式，“校中厂、厂中校”培养模式，并取得极大成功，但很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凸显，有的甚至与产教融合的初衷背道而驰。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国家性的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
目前，国家和地方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等刚性建设上，仍然十分薄弱。虽然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了部门规章、地方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从实施来看，显然力度和约束性明显不够。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政府在统筹协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定区域技术技能型人才发展规划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的顶层设计出现了缺失。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运行时出现的机制、体制和模式的种种问题，又迫切需要政府沟通、协调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然，除了法律法规等刚性约束存在漏洞外，还有从国家层面制定的职业准入、职业资格证书，与人才培养的关联性不够；产教融合的教育实施方法不够成熟等其他问题。
2.企业参与度不高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度往往较低，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企业方往往投资较大，而获得的回报难以得到保证，同时面临着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培养的人才却无法留在自己企业的风险。其次，由于实训过程中涉及到学生管理和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因素，企业方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不愿深度参与校企合作。
3.企业存在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倾向
一些企业具有将到企业参与实习实践的高职院校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倾向。多数输送到企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生产培训，去到企业后，企业方为了节省成本，省略了对学生进行充分的培训条件，要求学生马上上岗生产。在这过程中，学生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专业技能和知识得不到提升，并沦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工具。
4.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欠缺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自身定位有偏差，其偏重理论传授与学科体系建设，忽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不能与行业职业发展匹配，学校课程不能符合专业能力培养要求，学科体系建设与行业人才诉求不协调。高职院校没有高校研究与高校文化的高度，社会认同度低。产教融合中如果不能给与合作企业有效社会服务，必然导致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如何充分利用普通职业院校有效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开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1.学校及时更新办学思路，政府推动产教融合
学校应制定企业进走访调研制度，调查企业用人需求结构的变化，制订专业调整方案和招生计划，将学校领导定期走访企业作为制度进行固化，学校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加强联系，推动从政府层面出台的区域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2.实施柔性化教学管理制度，保证工学结合学习模式有效实施
校企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于学校的教学安排与企业的运转规律脱节，工学结合学习模式无法有效实施。职业院校应实施柔性化教学管理与服务，根据企业生产的需要灵活调整学习模块，使教学案例来自生产一线，保证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流程同步。同时，采取开放式的实训室管理制度，为学生学习、实训提供良好的条件。在作息时间安排上，根据企业、学习任务、实训内容的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充分保证教学实施的要求。在教学组织上，以适当的时间段（如7至8周）为教学单位，缩短理论教学周期，适应柔性化管理。在学习资源建设上，根教学要求，及时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学习资源，加大对信息化、数字化学习中心的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资料。在课程安排上，归类安排课程学段。动手技能类课程安排一个学段，心智技能类课程按基础与提高两个部分安排两个学段，职业素质类课程结合学生特点分解在各学段中，根据教学需要，安排学段课程的学习顺序，编排个性化课表。在教学实施上，根据教学周进行教学检查、总结、反思与评价。职业院校应充分建立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形成柔性化管理系统和应变机制，在时间安排、地点选择、课程调整、实习管理、就业服务等方面能够及时满足来自企业和学生的需求。
3.加强创业园建设，推进“企业命题、双师指导、协作完成、市场检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校要培养学生创业意识与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高学生创业能力和素质。学校可利用创业园把真实的工作环境引入园区，利用学校及园区内各实体项目、技术、市场资源，搭建创业共享平台，强化实践教学。学校应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入驻园区，或在园区，W校与企业或政府联合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机构，从事技术创新项目的研究开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使园区成为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器；创业园建设要体现创新性、基础性和引领性，形成“育人、创新、集聚、服务”的平台特点。
4.实现校校合作，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形成产教融合生态圈
（1）不同地域学校互利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培养某种专业、工种的人才。如西部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专院校可以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解决前者学生实践就业的难题与后者生源不足的问题。
（2）多所学校共建股份制学校，各学校共同出资，地方政府无偿供地，必要时给与财政经费支持。让各学校优质资源相互渗透，短缺资源相互弥补，产教经验相互交流，人才培养汇聚精华。
（3）行业协会引领境内外学校合作办学。学校可以根据地方行业协会的指导意见，在目前国内教学条件与水平不够的情况下，与境外学校合作办学培养某些行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整体提升某些行业的专业技能水平。
由此可见，产教融合应以其“双主体”性、跨界性、互利性、动态性、知识性、层次性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当前职业院校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必须把握广度、深度和力度三要素。我们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集全社会之力，加大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体化发展，为开创职业教育事业新局面，培养更多具有高素质和应用型技能的人才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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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路径产教融合
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模式，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持续深化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找到产教融合中的症结并提出解决路径，至关重要。为此，笔者所在课题组进行了相关调查。2014年课题组借助会议契机，对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的部分职业院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此外，课题组2015年2～3月运用“函调”方式对部分企业进行调查，并对部分企业进行了深度访谈。笔者基于问卷的统计分析、访谈，并结合观察分析与文献研究，得出我国产教融合关键问题的基本判断，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深化产教融合的路径提出了构想。
一、产教融合中的主要缺失
自从我国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方针以来，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集中表现为：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合作的平台初步构建，有利于产教融合的可操作性的法规政策初见端倪，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的合作模式开始萌芽。虽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激励产教融合长效体制机制尚显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社会的认知高度与广度不够。产教融合的健康持续开展还需要参与者观念的匹配、不同参与主体认知的共融。从现实来看，产教融合的相关组织如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各方，对产教融合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一致。教育内部如职业院校、行政主管部门对产教融合认识的高度与广度较高。从现象层来看，教育部门单方面推动产教融合的现象较为多见，职业院校多是产教融合的主动者和实践者，行业企业相对被动。行业企业多认为产教融合是教育界的事情，不属于行业企业固有的职责范围。2.管理体制架构尚未形成。产教融合关涉学校、教育行政、行业企业、财政等诸多部门，无疑需要建立适宜的管理体制。针对现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需求，其相关的管理架构还不完善，缺乏整合、协调机构，导致产教融合的顶层管理效率不高。同时，虽然近年来国家在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的管理机构之间建设了协调机制，为深化产教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从产教融合持久健康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的统筹功能还有待加强。3.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就产教融合的整体情况来看，合作的发起、主动者是学校方，企业更多地处于被动地位，情感纽带成为两者合作主要的基础，且这种合作多是浅层次的合作。这与产教融合运行的机制不健全有关。毫无疑问，产教融合需要协调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学校三者的职能与关系，其中，建立激励与约束兼容的机制尤为重要。当前国家从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激励制度，组建产业与职业教育联合机构和组织，增强职业院校自主办学的能力和服务产业的水平，重点解决产教融合运行机制问题。但从现实来看，这些工作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产教融合的客观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已出台的一些激励机制在落实层面还有一些瑕疵。例如，我国政府出台了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但许多企业不了解该政策，即使一些了解该政策的企业也很难得到该优惠，主要原因是地方税务部门运作不规范、不配合。4.相关制度法规不健全。应该看到，当前有利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虽初见端倪，但仍滞后于实践需要。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来保障“产教融合”，对于学校教育之外的职前职后技能培训及培训资源的统筹缺乏细则和规范，这些没有也不可能顾及产教融合的特殊性。整体来看，有关产教融合的法律不少，但多偏于政策风险规定，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真正与产教融合直接有关的法律法规几近缺失。由于缺乏制度法规的有力保障，产教融合制度的执行乏力。调查显示，在实践层面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基本处于自发状态，缺少政府层面或主管部门的专门管理，也缺乏系统的监督、评估。尽管某些地方政府探索了产教融合执行模式，但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对产教融合模式运行的管理尚处于缺位状态。从全国范围看，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制定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使得产教融合出现偏颇。如学生顶岗实习中技术或专业性强的岗位较少，更多的是技术与专业性不强的劳动力密集型岗位。学生从事简单劳动，与顶岗实习的初衷相去甚远。实训基地的效果甚微，表现在：校内实训设备与行业的针对性不强；校外实习基地管理松散、不规范，实训项目单调、技术含量密集程度不高；顶岗实习基地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调查发现，随着产教融合的发展，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开始涌现，如校企共建产品和工艺研发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势必需要在知识产权与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同时，校企联合招生、合作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委托管理等新模式，客观上需要财政、税收、成本分担、产权等方面的政策规定。
二、深化产教融合的路径分析
1.构建产教融合的“生态环境”。影响产教融合的外部因素有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这些外部因素一方面会促进产教融合的开展与深化；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成为约束产教融合发展的阻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优化调整不是一个单向问题，而是一个综合问题，不仅涉及职业教育界，而且关联整个社会的众多方面。因此，产教融合外部环境因素的整体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而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经济法律的品质提升；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机构部门着力改善和建构有利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相关条件与“生态环境”。就经济与科学技术环境而言，一个有利于产教融合的态势正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转型升级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人才的准确定位与高质量就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是生产型向创新型企业转变，技术引进向自主开发核心技术转变，这势必影响产教融合中的人才定位，也会提升就业质量。二是中小企业寻求合作伙伴的需求，给职业院校带来了合作共建的契机。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因为规模、技术、人才和资金因素处于劣势，所以寻求合作、协同创新就成为维持其生存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科研的应用性、技术性特征，正是中小企业寻求合作的突出优势。因此，无论基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基于推进产教融合的视角，政策施力的关键都应放在努力营造外部环境、促进行业企业转型升级、鼓励技术创新、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理顺人才市场、倡导产学研结合等方面，落实有利于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的经济政策。2.多维策略施力。从策略层面，推进产教融合宜做好如下几点：第一，加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关问题的顶层设计。产教融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期,现在需要进入“制度化”发展时期。制度化发展需要的是规范、体系化运行，这无疑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其中至少包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产教融合的目标、途径明晰界定；对产教融合的实施主体、管理主体的职能科学定位；对产教融合运行制定系统、可操作的规则和政策机制。第二，完善组织结构，建立联结或统筹相关主体的组织。从于产教融合纵深发展的要求看，组织结构缺失的链条是中央、省、地市、县行政管理机构的横纵向的联络机构，以及这些机构与产业组织的联络机构。对此，可选择的路径之一是建立或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指导委员会，其中，要保证职业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人保部门的核心部分，需要财政部门等多部门的参与。该委员会宜建常设机构和专职人员，并建立常规工作机制。第三，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统筹协调好产教融合各方的利益关系。产教融合涉及多元利益主体，需要协调各主体的利益，建立合适的决策体系。决策过程要突出两点：首先，各级政府在决策上要保证参与各方如教育、产业、财政部门、职业学校、企业、学术机构等的利益和意见能够充分协商。其次，要从制度层面规范产教融合决策中各方的权力关系，界定教育、产业和人保部门在产教融合中的职能。第四，完善和理顺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途径经费保障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建立健全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包括科学确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目标，根据适应与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确保财政性经费、生均经费等与国家财政同步协同增长。其二，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分担和责任规约。其三，努力营造民间资本投入职业教育的环境，逐步提高非政府投入经费的比例；充分激励社会办学的积极性，探索政府和社会办学之间的多样化合作。其四，建构鼓励与引导各种经济体与社会资源投资职业教育的政策。其五，可尝试建立产教融合专项基金，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投入职业教育；还可运用金融、税收、社会捐助等手段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第五，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对话协同机制。从机构建设角度，可在部委层面设立职业教育管理机构，或在已有相关部门增设职业教育管理职责；成立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指导委员会，负责行业与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技术为主的交流和指导。就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对话协同而言，可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建立以行业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和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指导委员会及其教育管理行政机构为责任主体，开设产教融合网络信息交流平台或产教高峰论坛等，涉及的内容包括行业科学技术的、工艺与经济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培训情况以及供需变化等。另外，还要努力营造各类行业协会与职业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的经常性对话协商机制。3.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有研究显示，30年以来，我国制定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达400多个，已初步形成一个建立在宪法、教育法、劳动法基础上，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这些都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制定产教融合相关的法规、章程要以此为基础。产教融合的相关法可采取“单项法”或嵌入形式，后者可通过国家修订职业教育法的契机建立与完善产教融合法律建构，单项法的形式可以有条例、决定、规定、标准、办法等。产教融合制度建议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第一，产教融合的相关立法，如制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施法》，规范政府、教育部门、产业部门、职业学校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与职责，确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第二，职业培训的相关立法，如制定《职业培训法》，规范学校培训、企业培训与第三方培训的培训内容、规格、质量、考核标准、实训教师规格、考试规则、经费管理等。第三，劳动安全保护的相关立法，如制定《青年劳动保护法》，确定安全保护范围、劳动环境、劳动条件等，规定预防、处置意外伤害的机构、办法等。第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立法规，如制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条例》，确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资格、参与程序、享受的优惠条件和奖励办法等。当然，上述四方面的立法可以采用整合或单项的形式。4.架构完善的激励机制。基于产教融合机制视角，以下几点既是发展取向也是着力点。第一，在实践层面拓展产教融合的功能定位，在以企业用人需求为核心的基础上，产教融合的重心可向服务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方向倾斜。诚如鲁昕同志所说“：职业教育要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型人才需求而转，适应社会需要而变。”①第二，促进产教融合向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培植产教融合新模式。近年来产教融合不断涌现新的形式，其鲜明特征是“双主体”形式的合作，如“股份型”产教融合、“基地型”产教融合、共建合作机构、共建实体、共建人才基地、共建合作基金或奖励基金等，这代表了产教融合的发展。第三，在产教融合规模上，推进由个体学校或企业为主的合作，向学校集群或企业集群为主的多层多维的联盟方向发展。第四，在参与的企业类型上，促进由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格局向大中小型企业共同参与的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五，在内容上，推动以满足学校需求为主向满足岗位需求为主的方向发展。
作者:杜俊文 单位:天津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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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诊断式管理；赋能；城郊学校；机制创新
城郊学校离城区近，学生数量不多，但家长素质参差不齐，学校领导层普遍缺乏共同愿景、无特定目标，教师广泛存在不良的人际关系和无效的课堂实践。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制度创新、坚持有序推进等基本原则，激活办学活力[1]。可见，针对学校实际问题的有效诊断、有序解决，是实现城郊学校自我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式。
一、城郊学校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1.管理目标与未来需求严重脱节城市持续扩张后，昔日的城郊学校往往需要扮演教育“桥头堡”的角色，不但对区域教育高位均衡发展至关重要，还承载着城市的质量发展需求、品质提升需求。《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面向全体，办好每所学校、教好每名学生；坚持知行合一，让学生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2]。但现实中“不出事”“没人告状”却是不少城郊学校管理者的工作信条，混日子、熬资历成为“标配”。2.管理内容与上级考核实质分化行政层面的学校考核指标往往局限于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教师队伍建设、德育与安全、教育技术等具体事务，注重各类荣誉、考试成绩，缺乏对城郊学校的针对性诊断与建设性意见，与《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中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的要求相去甚远[3]。3.管理方法与评价机制两极差异城郊学校大多有数次合并的经历，其发展多依赖人治，规章制度缺失。如何有效地评价教师的工作，体现优劳优酬、激励先进，提高教职工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成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城郊学校管理问题常规性诊治
北京教育学院季苹教授认为，学校管理自我诊断是学校管理者采用科学方法、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主动分析主观认识的管理状态与客观真实的管理状态之间的差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发展目标、促进学校发展的工作过程[4]。那么，如何诊治当前城郊学校出现的种种问题呢？1监控学校健康“四维”信号（1）对标办学评价标准，针对性调整管理重心。城郊学校要依据自身发展的阶段需求，持续对标区域年度学校工作考核评价方案、省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评估、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等办学评价标准，查找学校存在的不足，针对性调整阶段管理重心，努力补齐办学短板，避免“木桶效应”。（2）借力上级教师评价，阶段性突破管理难点。城郊学校可借力师德考核、年度考核、评优评先等工作考核的作用，设立相应干预标准，如对师德考核平均分存在明显差距的班级、教师，作为阶段性管理难点突破。（3）重视日常管理数据，规范化落实管理程序。利用教师钉钉值日反馈、行政巡查、邮箱（信箱）反馈、办公室串门等方式，收集日常管理中的数据，通过学生晨会、教师会、年段会等多途径反馈，及时纠正上课“放羊”、占课、学生到课不及时等教育教学问题。（4）开展学校专项调研，实证化响应管理需求。学校应至少三年一次开展办学情况专项调研，请所有家长、学生及相关社会人士评价办学情况并献计献策，出具阶段性调研报告，提出建设性意见。2.梳理管理问题“四级”清单对于获取的健康管理信号，学校应区分轻重缓急予以“诊治”，类似战场上军医对伤者的判定及当机立断的处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1）搁置外在复杂化问题。当前教育的许多问题是由于结构设计、社会环境等复杂原因引起的。比如，学校各学科不注意衔接、交流、融合，需要借助项目化等方式改进，而城郊学校在初始改进阶段往往没有相关资源与支撑，暂且搁置。（2）首重学校根本性问题。绝大部分城郊学校办学质量不佳的根源在教师而不在学生：从学习状态看，学生被动学习状态耗时过多；从感官参与分析，听觉主要参与，视、听觉协同偏低；从学习性质上看，接受性学习时间占比畸高，少有鲜活的思考和独特的创想。因此，学习参与程度不均匀、教学组织能力差异大成为解决学科教学短板和学生师源性厌学、偏科的当务之急。（3）关注级段普遍性问题。许多城郊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成效无法达到稳定状态，是年段教师小团体的态度问题导致年级队伍带得不好，还是教学组织确实存在缺陷呢？学校可通过专项检测、调研或日常管理数据梳理，归结出级段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积极找寻对策。（4）细分班级个性化问题。同一年段中，各班的计算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语文、英语学科的词汇量、写作能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班级管理水平、班级课堂纪律、家长教育参与度等方面的差距也可能导致班级差异。3.驱动管理问题“四级”会诊改变科层制管理模式，采取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管理方式，让城郊学校行政、教师不断分散、组合，形成一个个目标鲜明的自主团队。（1）行政团队定期会诊。城郊学校在管理改进初期，必定会伴随着管理冲突和纷争，但也附带着变革的机遇。学校管理者要对收集的各种信息进行问题会诊，出台或修改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机制。尽管制度出台的标志一般是教代会通过或部门颁布实施，但是其重心却在于出台之前要让教师参与制订的过程，在多次讨论、征求意见、反馈、斟酌、妥协中凝聚多数人的共识。（2）学术团队自主会诊。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学术团队，聘任学科首席教师（教研组长），引进评价量表，对课例进行观测，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比如教学行为专项观测表，针对某一教学行为、环节进行点对点深入评测；教学效果反馈表则依据目标设计相应的试题，前测和后测对照，确认目标达成效果，用数据说话；课堂效果审查表分析内容、方式与目标之间的关联度、达成度。（3）级段团队定向会诊。每一级段设立段长，由行政兼任或推举有威望的教师担任，作为级段召集人。段内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后，通过树立榜样、组织“传帮带”、妙招分享等方式，在段内形成“竞优争先”的良好气氛。（4）班级团队现场会诊。“班主任负责制”“临时召集人制”等能赋予班主任、学科教师解决班级问题的权力与对等义务。学校可把教同一个班级的各科教师组成一个松散的学习共同体，不定期开展现场集体研讨活动，为研究班级发展问题提供平台，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在集体研讨、分析思考、实施教育措施中激发新的思想火花。
三、建构城郊学校长效性健康机制的策略
问题诊断式管理如果仅仅止步于解决问题，学校就会陷入发展的“平台期”、成长的“停滞期”[5]。城郊学校要未雨绸缪，立足长远发展建构管理的健康机制。1.融汇一个学校课程的基本体系学校管理的终极结果必定体现为学生的发展，必然依赖于课程建设、实施。城郊学校要着眼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谋划“千校千面”的课程体系，作为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要基于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在不折不扣执行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选择性落实地方课程，高站位谋划学校课程体系。比如，可以着眼联结农村与城市，基于在地资源抓好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岗位化，设立场地保洁、绿植养护、物品整理等劳动岗，培养劳动责任感；将劳动教育主题化，设立“劳动月”，开展劳动能力过关、自理能力比拼、跳蚤市场等活动；将劳动教育课程化，规划劳动课、整理课、种植养殖实践等。在课程评价上，要立足四个维度：有长度，即立足增值评价，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库，实施跟踪评价与专项进步奖励；有宽度，即全面实施学科融合评价、家校联动共同评价，分析优势与不足；有温度，即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是推进后进生转化专项评价；有亮度，发现闪光点，记录学生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良好表现，激励学生良性发展。2.融合两套学校管理的基本机制城郊学校要引领管理团队、师资团队迭展，最终为课程建设服务，为育人服务。（1）贯穿管理全程的绩效考核机制。绩效考核是除了岗位聘任之外对教师影响最大的经济杠杆。只有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充分体现多劳多得、能者多得，才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内部活力。学期绩效要让考核制度落实于教育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既有教科研荣誉、教学成效等终结性评价，也有工作量、教学常规等过程性评价，同时融合师德评价、公开交流、校本教研、自主学习等硬性指标和柔性指标。（2）基于团队互助的师资培养机制。城郊学校应明确：教师发展是学校发展与学生发展的前提。教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更希望能得到赏识、尊重、发展，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城郊学校因自身地域的局限，教师发展更依赖于自我反思与同伴互助。学校要系统规划、定制教师发展目标，让有意愿发展的教师团结起来，通过分组对抗式教研、轮流分享式论坛、主题深化式研究等方式，在同伴协作中发展，逐渐以先进带动后进，形成师资发展的良好氛围。3.融通三种学校管理的基本力量城郊学校的管理必须充分考量自身实际，把握改革进程中的渐进力、执行力、向心力。（1）管理常态化的渐进力。城郊学校的改革切忌“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走极端，要循序渐进，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学校的管理标准，摸索适时、适度、适量、适中的常态管理方式，逐步建立正向价值观。（2）愿景落地时的执行力。《未来的学校：变革的目标和路径》中明确指出：执行阶段是整合规划过程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学校必须贯彻计划方案，完成必需的活动，以确保此阶段的顺利结束。从规划文本、制度文本到执行，从愿景到落地，必不可少的是执行力。管理者不能只满足于空谈，对此要保持清醒的认识。（3）政策倾斜后的向心力。城郊学校能否持续做好变革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个体。在改革过程中，讲求公平、多劳多得的同时，政策一定要向一线教师倾斜。尽管管理者“力挽狂澜”的形象必然会获得老师的认同，但对率先“摘桃子”要慎之又慎，要以言教、身教来坚定变革的原则。倾向教师、得到教师的持续支持是促进改革及成效的必然条件。只有让教师得到了参与改革的充分利益与成就感，才能形成更强的向心力。哈佛商学院科特教授认为，领导激励四要素为：价值、参与、自尊、归属。实施诊断式管理能够突出激励四要素，真正改进学校整体面貌，真正贯彻“全面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E].教基〔2020〕7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E].中发〔2019〕26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通知[E].教基〔2021〕3号.
[4]季苹.学校管理自我诊断的基本理念[J].中小学管理，2003（06）：12-14.
关键词：大众化；地方高校；影响；对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因此，地方高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巩固自身发展基础，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1准确定位 体现地方特色
准确的定位是统领大学发展战略的核心。一所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即大学的“定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地方本科高校属于“中间类型”的高校，处于研究型大学与高职高专之间，总体上应当定位于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1]。
随着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显现，我国地方高校的发展明显加快。据统计，到2001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911所，其中地方高校1778所，占全国高校的93%。地方院校毕业生数占全国当年毕业生总数的86%[2]。地方高校已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主力。但地方高校越来越表现出的同质化倾向不利于自身发展。长期以来，地方高校盲目的追赶重点大学，在专业设置上亦步亦趋，一哄而上，既造成专业设置的重复，也压缩了自身的生存空间。例如江苏省新闻等专业的设置，从一两所重点高校开始，短短两三年时间设置新闻专业的高校超过了20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方高校，现在已经出现就业压力。地方高校应充分认识自己在区域内的应有位置和作用，主动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专业、学科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地方高校要牢牢把握地方性的特点，从自身的特点、优势、传统和区位等因素出发，确立本校服务社会特有的区域空间、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相应的学校文化和运行机制。应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寻找定位，形成、坚持、完善自己的办学风格和特色，树立学校品牌和特色专业，保证专业设置、发展规律、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协调。
2借鉴成功经验 强化与区域社会的融合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加强，为地方高校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办学经验、教学成果和管理经验提供了可能。国际先进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课程体系、管理模式、评估体系及教育经验，将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为地方高校适应教育全球化、教育市场化、教育个性化发展趋势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是较早试行高校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美国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与企业联合办学、建立研究中心、创办科技园、进行各类咨询服务、积极开展社区服务等，使大学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彰显。这种转变与成功，首先得益于美国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支撑体系，通过立法使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义务与权益明确，利益一致；其次是成功建立了有效的校企合作的科研模式，高校通过直接面向生产领域中的实际技术问题，既增强了科研教学的针对性，又能获取充足的经费支持，形成服务、收益、发展良性循环的态势；第三，高校特别注意根据区域经济建设的实际，设置对口专业，选择教学内容，培养专门人才；第四，高校注重与区域社会的融合，积极地开展面向周边社会、所在社区市民的社会服务，解决区域实际困难，加强与区域社会的联系。我国地方高校在学习和借鉴美国高校发展的成功经验时，必须认清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因此，地方高校要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在我国逐步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框架内，充分利用法律明确的办学自主权，强化区域意识，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有效地将触角伸向社会，充分重视与区域内社会各界的广泛沟通及相互作用，把自身发展置身于区域社会整体环境中，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融合过程中，发挥资源优势，扩大服务范围，形成自身品牌，拓展生存空间。
3.积极推进资源共享 提高地方高校核心竞争力
师资质量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优秀人才的培养取决于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地方高校师资质量的层次和区域差距都比较明显，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分析，相当多的地方高校在师资质量这一核心指标上难以达到合格的水平，面对即将到来的评估，有些地方高校不得不申请延期评估。另外，地方高校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方面也难以适应大众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地方高校要在培养、引进的同时，尽快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以高起点的人才建设工程，促进骨干队伍形成，带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区域联合机制，实行资源共享。也可考虑跨区合作，重点高校的科研课题吸收地方高校参与，或向地方高校开放重点实验室进行教研和科研，以提高地方高校的科研品位，带动学术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利于师资队伍整体效能的发挥。目前，江苏全省几个高校集中的城市建立了共建联合体，实行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如苏北淮安市的高教联合体，已经初步建立了学生跨校选课、教师跨校上课、学分互认机制，有效解决了联合体内部分高校的师资不足的难题，为地方高校的专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专业水平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在大众化阶段，地方高校应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充分整合校内资源，利用区域人力资源，加强专业建设，提高教育质量，体现地方高校特色，实现以品牌立校，以特色发展。
4.优化专业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要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通过高校的专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接。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时期，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而从第一产业比重来看，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中已经有13个城市第一产业比重低于10%[1]。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从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看，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就业空间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这也是我国农村人口转移最主要的行业方向。因此地方高校，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高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上，要紧密围绕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先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重视发展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专业，及时调整和停办一批社会需求小、办学条件差、就业率低的专业，积极发展名牌专业，兴办特色专业，发挥自己的特色。例如苏北高校应把发展与第二、第三产业相关学科专业作为重点，如大力发展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生命科学、新材料、管理、法律、交通、通讯、经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旅游等专业。地方高校要坚持以社会需要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但在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同时，也要防止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一致的功利化倾向，避免受经济规模和行业覆盖面的限制，使办学空间压缩过小，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影响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如苏北高校要在服务苏北区域发展的前提下，立足于江苏省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需要，拓展地方高校的发展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5.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拓展地方高校办学空间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地方高校积极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大众化阶段地方高校的重要任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科学文化素质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据调查，200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63.3%和12.1%，分别比全部劳动力中的相应文化程度的比例高17.6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农村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高达76.4%。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目前，我国在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已经出现了高素质的要求。据全国104个主要城市2005年一季度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监测显示：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的49.5%，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68、2.34、2.02，仅广东省在2004年对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的需求缺口就达400万人。一方面是在产业升级中出现的高层的“民工荒”，而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低层次的就业难。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建筑和餐饮服务等行业中。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于低层次岗位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农村人口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实现转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方面，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劳动力要适应从效率低的农业产业到效率高的农业产业或非农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证明，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地方高校应积极回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积极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拓展办学空间，延伸办学层次，在大众化进程中实现地方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吴玫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5(3)
[2]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中国教育绿皮书[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王洪才，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四个时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7)
【关键词】 辽宁 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对策
辽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围绕合理化、高度化、高效化进行。为此，政府应在如下几个方向进行规划和政策建设：以新兴产业、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战略；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创新；扩大市场；保障投资；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一、将新兴产业、服务业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
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
辽宁GDP已过2万亿，进入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能否培育和加快发展若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将决定辽宁未来的产业层次、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在全国的战略地位。辽宁曾经错过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浪潮，不能错过这次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一是要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把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和发展对象；二是要建立长期的领导、执行和监督机构和机制；三是要完善税收、金融、政府采购、创新等各项政策。
2、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
服务业仍然是辽宁产业中一大短板，目前服务业吸纳劳动力比重最高，但增加值却较低，效率下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辽宁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远远满足不了辽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因此，一是要重点发展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业，特别是专业的工业设计、科技研发、科技中介、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工程评估、法律服务等行业。二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大力发展综合物流中心、专业物流中心和配送分拨中心，促进批发交易与物流配送一体化。三是不应忽视生活业，特别要加强支持中小型、小微型企业的发展。没有众多小型企业的繁荣，不能真正激发服务业的活力。
3、发展轻工业，优化轻重工业结构
辽宁轻工业太薄弱。当前，这一局面出现改观，辽宁轻工业在全国的比重正在上升。但这主要源自于农产品加工业，以石化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不升反降，如化学纤维制造业。因此要优化轻重工业结构，一是注重调减高耗能、高污染、投入产出低的重工业企业，增加围绕辽宁原材料工业优势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的企业。二是继续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有很大差距，发展空间很大。三是注意保护和扶持具有辽宁传统优势的地方轻工业。例如纺织服装产业，要从生产经营型向品牌联营型转变，加速改造和提升服装产业。四是围绕石化工业发展下游的精细化工产品，打造出“油头、化身、轻纺尾”的石化工业新格局。
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辽宁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30%多的份额，且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有限，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下降，且就业结构变化趋于平稳，出现“僵化”现象。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产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特征，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1、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不能让更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因此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扩大规模化经营程度。这有利于采用更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农业产出，也可以让更适合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转移出来。二是支持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要从信贷、财政、税收等政策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同时鼓励农业领域的创业行为，培育富有合作精神的农业企业家。
2、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劳动力本身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适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需要，也是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注重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是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特别要注意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二是在应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三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引导农民多学习知识和技能，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3、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可以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加快保障性住房等方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来延缓人口红利的递减过程。
三、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辽宁重工业比重远远偏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且重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投入，属于粗放型增长。辽宁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将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逐步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创造上来。
1、加大科技投入，攻克关键技术
目前，国际上创新型国家R&D经费占GDP的比重均值都在2.5%左右。2014年辽宁该比重仅为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能实现辽宁“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2.0%目标。因此，一是必须把加大科技投入作为一项硬性指标纳入辽宁发展规划，使辽宁研发投入（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不低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二是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容易出科技创新成果的重点领域，通过政府科技立项，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2、提高大学教育科研实力，促进产学研合作
辽宁高校整体实力与北京、上海、浙江等第一集团尚有不小的差距。为此，一是要根据辽宁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加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辽宁经济社会长远发展需求，超前部署一批面向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形成科技储备和后续发展能力。二是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力度，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建立各类创新载体，引导和支持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联盟内部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
3、加强创新制度建设
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良好的司法体系是自主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保障。随着辽宁产业结构进入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进步将由主要依赖于引进和模仿向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转变。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更有利于技术模仿型的技术进步，但对鼓励全社会的自主创新而言，产权保护不力将导致知识创新能力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
四、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有较快的资本积累。1990年代，辽宁正是由于投资不足，才拉开了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快速发展时，辽宁耽搁了；在辽宁刚刚进入跨越发展、进行赶超时，经济危机发生了。辽宁要变危为机，必须在投资上做出更大努力。
第一，加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水利工程等建设。在经济增速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在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基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通过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当然，不能单依靠政府投资，而是通过规划和引导，把民间资金引到实体经济和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第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在农业区域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原来市区部分产业的转移，从而为市区腾出更多空间发展更高级的产业，从而形成更合理的梯次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
五、开拓市场，扩大需求
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终动力。但辽宁的出口是个短板，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有限。辽宁的产业大多是传统产业，长期形成的销售思维和销售模式，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环境下的市场开拓。
1、鼓励出口，拓展海外市场
出口，特别是对欧、美、日等高端市场的出口，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是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政府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设计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生产环节的国标体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工作，成为标准联盟的成员。支持省内企业申请相关国际认证，以加入国际产业体系。二是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档次。辽宁作为工业大省，必须培育世界级的企业，打造国际名牌产品，才能开拓国际市场。三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外大公司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方面进行合作，不断提升自己能力，提升出口产品档次。
2、创新商业模式，开拓市场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需求。随着制造业越来越向个性化、柔性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局限于传统的卖产品模式难以满足顾客的需求，资本品方面的商业模式亟待创新。
六、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进一步融合
信息技术已经极大改变，并且会继续改变传统的制造模式、管理模式和销售模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不可能离开信息化，信息化是提高产业效率的必由途径。
1、建设以服务工业企业“两化”融合为特征的公共服务和技术支持平台
围绕装备制造、冶金、石化、船舶、汽车、物流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着力提高信息应用水平，提升关键装备、仪器、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高能耗、高物耗和高污染行业的信息化改造，提高信息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广泛应用。
2、加强对两化融合工作资金扶持力度
一是要支持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两化融合作为技改专项资金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在中小企业专项基金中安排部分资金和项目支持，以及中小企业共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把工业行业信息化应用以及软件的开发和市场化作为电子发展基金中重要的支持内容。省政府也要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出台相应的专项扶持政策。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混合所有制下创新网络与产业升级研究，项目编号：W2015299；沈阳工程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动态生态系统视角下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RWQN-1406；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开放式创新网络视角下辽宁省新能源产业技术能力提升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14BJY031。）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