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史是图书馆学研宄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系统研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深入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丰富图书馆学学科内容，更在于从历史视角思考学科发展与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从而对学科史观与方法论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然而，同图书馆学其他研宄领域相比，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宄，无论是研宄力量还是研宄成果都略显薄弱。为此，2011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专题研宄项目“中国图书馆史”联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宄。该项目于2014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在项目研宄过程中，项目组围绕中国图书馆史研宄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以及研宄的宏观视野等，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研讨。
1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史》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时期一直到公元2009年，记录中国三千多年的图书收藏、管理的历史，是一部大通史。众所周知，我国有重视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相对于断代史局限于某个时代来说，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具备跨时代研宄的特点，最能够体现“大历史观”其优势是贯通古今，有助于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走向和得失，便于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对国内已有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硕，累积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研究论文包括古代藏书、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建国后图书馆事业各个方面。专著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任继愈的《中国藏书楼》、来新夏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等。二是对近现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来新夏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等。三是中国图书馆通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王酉梅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和李朝先、段克强的《中国图书馆史》等，这些通史的研究至迟以1949年为下限，未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史的关注相对更多，而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的发展脉络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尤其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缺乏从历史视角的反思与研究。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将中国数千年的图书馆发展历程（先秦时期至2009年）分为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和现当代图书馆三个阶段，旨在编纂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总结经验得失，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图书馆事业的演变规律及发展特点，为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这部《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虽长，但重点放在现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近代和现当代图书馆发展历史，对这段不足两百年的图书馆史的论述占据全书2/3的体量。对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史的研究更是本项目的重中之重，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填补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2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渊源颇深，“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藏书楼无法孕育近代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3]。根据第一种观点，古代藏书史就应当是中国图书馆史的源头，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应当包括对古代藏书史的研究;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完全没有关联，应该将中国图书馆的历史界定在近代之后。
笔者认为，一方面，就实体机构来说，近代图书馆确实并非由古代藏书机构直接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不存在所谓“渊源”“孕育”的关系，而近代图书馆所遵循的思想、理念、技术、方法，的确大部分来自于西方图书馆，相对于中国古代藏书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近代图书馆所具备的西方图书馆特征，就断然否定中国古代藏书的“图书馆”属性，不能把古代藏书史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人为割裂出去。
从本质属性来看，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都是“图书馆”的呈现形式。关于图书馆是什么，学者们多有阐述。黄俊贵将图书馆定义为“开展文献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储和传递中心”;吴慰慈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周文骏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读者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来新夏更是总结了图书馆的十种定义。随着图书馆日趋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有学者又重新将图书馆定义为“针对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就如切尼克所述，只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或者说是一种信息资源体系，而这正是图书馆的实质”;“通过对文献和信息的收集、组织、保存、传递等系列活动，促进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利用，实现文化、教育、科学、智力、交流等多种职能的社会有机体”M，等等。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和文字阐释，可以提炼和总结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现象看它的本质一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务为本。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
由此衡量，古代藏书明显具有“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其收藏属性乃学界共识，此不赘言。在提供使用方面，古代藏书最为学者所诟病之处就是其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的封闭性，也因此被排除在“图书馆”范畴之外。据实而论，无论官私，古代藏书的封闭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种封闭性又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近代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普遍开放服务而言的。虽然中国古代藏书的服务范围狭窄，流通方式落后，但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具有同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开放性。就古代藏书的四种主要类型来讲，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原本就是为用而设，以满足书院士子及寺观僧道等固定群体的需求。官府藏书在满足皇室成员以及官僚士大夫阅读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普通士人开放。比如唐代皇家藏书机构集贤书院许“学士通籍出入”;宋代官府藏书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公开借阅流通“宋版《大易萃言》册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叶德辉《书林清话》专列有“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一节，详考宋、元、明各代官府藏书对读书人开放的史实;清代乾隆时的四库七阁中的南三阁，更是为方便江南读书人而专门建造“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气“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至于私家藏书，开放使用者也不在少数。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宋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余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明代藏书家徐熾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至则少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誊。”清代“赵氏书楼，名胜志，宋直敷文阁宗人赵不迂所建。邑人旧无藏书者，士病于所求。今所储凡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立一人为司钥掌之。有来者，导之登楼，楼设几席，使得纵观。”其他如孙衣言的玉海楼、周永年的藉书楼、国英的共读楼、陆心源的守先阁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开放性皆有文献可考。虽然也存在如唐人杜暹、明人范钦等“秘不示人”的藏书家，但显然不能因此全面否认古代藏书在利用方面的开放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实践层面，古代藏书都具有图书馆藏与用的本质属性。相对于近代图书馆来说，只不过缺少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等“近代化”属性。至于藏和用两方面孰轻孰重，以及开放程度的高低、服务范围的广狭、读者身份的差别、服务方式的不同、所有权的归属等，都不能改变古代藏书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从职能沿革来看，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是图书馆职能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结果。一般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可以分为基本职能和社会职能。基本职能是“收集、整理文献并提供使用”社会职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反过来它又体现着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因此是相对固定的。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则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古代藏书所体现的主要是图书馆“收集一整理一提供使用”_的基本职能，其社会职能在民主意识、公共意识缺乏，文化学术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垄断的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制约，但同时又同这种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相互适应。以矛盾发展观来看，古代藏书的衰亡和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正是图书馆“藏”与“用”这对主要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古代藏书之所以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是因为近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古代藏书之所以能够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恰恰因为它和近代图书馆具有相同的基本职能。就像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一样，就实体来看，是完全不相关联的事物，纸张并非由简帛演变过渡而来，也不能说简帛“孕育”了纸张，但正是由于纸张和简帛作为文献载体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因此论及中国书籍史，恐怕没人会否认简帛时期是中国书籍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同样道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古代藏书机构最终演变过渡为某个近代图书馆实体，而是“整体式”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近代图书馆所取代，但这种取代关系本身，恰恰说明了二者基本职能的一致性，也恰恰印证了其本质属性的共通性。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在详细论述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系统的特征和关系之后，指出：“图书馆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从档案馆到图书馆再到信息中心或信息系统（虚拟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链，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观的眼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自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由各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所谓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以近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平民化标准去衡量古代藏书，只见表象，不论实质，其本身就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的表现，也不符合“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客观规律。
因此，笔者认为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范围。
3中国图书馆史历史分期的再考量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藏书传统一直赓续未断，构成了自先秦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长卷。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下，如果不分期考察的话，就很难把握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的分期，可以更清晰地展现特定时期内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图书馆史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这一背景，基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图书馆史分期方法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早在1959年，谢灼华就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一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一1949)、新中国时期（1949年以来）四个阶段[22]。来新夏将中国图书事业分为周秦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以前十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三个阶段。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图书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历史分期。谢灼华以书籍形态的发展为依据，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划分为分为简帛书时期（春秋一两汉）、写本书时期（三国两晋一隋唐）、印本书兴起时期（宋一元）、印本书发展时期（明一清）、机械印刷时代兴起时期（1840-1911)、机械印刷发展时期（1912-1949)共六个阶段。黄太送提出“图书馆史时期的划分应以其质变为主要划分标准”并根据这一思路将我国图书馆事业划分为保存自用时期（殷商一20世纪初）、开放式图书馆时期（20世纪初一1957年）、网络式图书馆时期（1957年至今）三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方法都是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现代技术的应用角度来划分的。吴狳年则从知识组织角度，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文献保管阶段（殷一西汉成帝初年）、文献整理阶段（西汉末成帝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文献组织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来）、知识组织阶段（目前处于酝酿时期）四个阶段。
就现有的各种分期方法来看，或以中国历史分期代替图书馆史分期，强调政权更迭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拘泥于图书与图书馆发展的自身变化进行历史分期，强调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规律，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笔者认为，图书馆史分期与中国历史分期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分期，既要遵循中国历史分期的普遍性，也要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融历史的普适性和图书馆事业的特殊性于一体。应当融合其一致性与差异，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作为中国图书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27]。据此《中国图书馆史》综合考虑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进行分期，将中国图书馆史大致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一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一民国）和现当代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大阶段。其中，清代是古代藏书发展完善的时期，近代图书馆以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为起点，现当代图书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起点。这种分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图书馆自身发展变化的特点。首先，先秦至清代涵盖了古代藏书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国形成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种类型藏书的独特体系，与此后的图书馆有着显著的差异。第二，清末的西学东渐将西方图书馆理念、技术及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中国古代藏书传统和藏书文化随之衰落，这是古代藏书到近代图书馆的巨大转变。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又一巨变，图书馆被纳入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全面加以规划和建设，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图书馆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这三大阶段的基础上，再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各个时期内的发展态势，每个大阶段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期。中国古代藏书卷中，我们结合中华文明史研宄的阶段性，将藏书活动放入社会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将古代藏书划分为:先秦两汉藏书，魏晋南北朝藏书，隋唐五代藏书，宋代藏书，辽、金、元、西夏和元代藏书，明代藏书，清代藏书七个阶段。近代图书馆部分，从时间跨度来看，仅仅一百余年，却是中国古代藏书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转变的分水岭。从社会发展来看，百年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图书馆史》将社会的重大变革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相结合，将近代图书馆卷分为鸦片战争时期（1840-1860)、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维新变法时期(1895-1900)、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民国初期（1912-1927)、民国中期（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八个时期。现当代图书馆部分，基于“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理论，结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技术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等因素，划分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一1956)、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1966-1976)、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77-1989)、我国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1990-1999)和我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2000-2009)六个时期。
4社会历史发展大视野中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属于专门史，专门史研究强调特定领域或学科在大的历史时期或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也就是说，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中，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去观察和思考。本项目“中国图书馆史”既是专门史，又属于通史。在时间跨度上力求通古达今，从整体上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研究中，还特别强调对当时历史时空的客观还原，以深入理解图书馆在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兴衰变化和适应调整过程，探讨其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深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事业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才能更好地为现在及未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镜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它不仅深受世界其他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精神和技术方法影响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主要关照两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首先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和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五千年朝代更替，战火频仍，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复交替，无不关涉我国图书馆事业一次又一次的曲折兴衰。仅以古代图书文献的散佚情形，便可窥知一二。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归纳了造成我国古文献散佚的“四厄说”即“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受厄于藏莽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其中，所谓“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是指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采取焚书、禁书等暴力手段而造成文献散佚的情形，典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大兴文字狱等;而所谓“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则是指历代兵燹战乱给图书收藏和流传带来的劫难，我国藏书史上最为令人痛心疾首的几大“书厄”包括《四库全书》的损毁《永乐大典》的流失，以及上海东方图书馆等一批重要图书馆的破坏，莫不直接归因于此。另一方面，恰恰也是在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流文化思潮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生活的需要，以不同形式不断发展流变，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催生出不同的藏书文化，渐次形成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藏书体系，并适应不同藏书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动我国古代文献目录学、校勘学等专门方法理论的演进、成熟，为近代及以后中国图书及图书馆事业与西方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馆史》成书过程中，对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变化给予了非常密切的关注，无论是论次各大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衰亡，还是剖析各时期藏书思想的传承与创变，都紧扣时代脉搏，以大量笔墨对当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研宄。
此外，我们在研宄过程中还特别关注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盛世修史”和整理图书的传统，不仅为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存续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方法和技术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校录图书，著《别录〉《七略》，开目录校雠之先河;历代正史《艺文志》整理收录各代典籍文献目录;清乾隆年间广搜海内图书，编修《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同时以“总目”形式，对中国历代传承的古典文献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另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产业技术变革，特别是文化教育及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往往也会带来图书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重要转型。古代可追溯至造纸、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应用，这些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对图书文献的出版、流传、整理及存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民初，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积极将西方图书馆观念引入中国，恰是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谋求民族进步;及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发展；新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体技术影响下，图书馆进一步走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全球化。研宄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时期经济、技术背景下的进化与蜕变过程，是为了准确把握图书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交换信息、共享资源、竞合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面对当前及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是一段同世界图书馆事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由于不同时期政治外交关系的变化，这种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清末民初我们更多地受到欧美和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主要受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一样，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图书馆事业在其自身特性的作用下，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并且在传入中国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一些至今仍或多或少地留存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当中，例如建国初期对苏联图书馆分类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全盘吸收产生的影响长期存在。《中国图书馆史》编纂过程中，特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图书馆思想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它们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评价，这一方面是为了充实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宄，另一方面也期冀能够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分别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不同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从而建立更加科学完备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与实践规范。
关键词：20世纪；西方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
引言
20世纪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确立的时期。传统学术的继续发展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学在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资深学者及其大量研究成果。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于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的理论史即使不是它的全部历史，至少也是它的主要历史。[1]范并思先生等编著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全面深刻地探讨了20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图书馆学发展。尽管这部著作的直接研究时间只有两年，但却凝结了范并思先生二十年的心血。这部著作无论是从空间跨度还是时间维度，都是常人难以驾驭的。它是一部历史与方法有机结合的著作，亦是一部充分反映西方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程的理论史纲，是一部图书馆人必读之巨著。
1 研究方法解读
更新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观念，发展与当代图书馆学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2]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沿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法、历史法和比较法等，近年来加入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统计法和测量法等。该书打破传统的研究方法界限，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出发，以文献分析法和德尔斐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方式，结合文献分析、引文分析与内容分析的方法，客观公正地对20世纪图书馆学历史进程中的文献、事件、人物等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该书在采用德尔斐法进行测评时，选择的专家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五届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组全体成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学术委员会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成员，具有海外图书馆学博士学位人员”[3]，这些人都是图书馆学界权威性的专家学者，体现出研究结果毋容置疑的公信度。更标新立异的地方，则是该书还通过网页和Email进行匿名投票、反馈、调整的专家调查方法，得到相应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该书的研究结果反映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学术认同度。本著作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结果，整理现有资料，著出这样一部充分反映20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图书馆学史论，体现了计量史学对图书馆学的渗透，同时拓展了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相比，该书的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图书馆色彩，注重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该书采用的方法严谨、操作性强，不拘泥于信息分析的结果，充分阐述了该书的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简单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测评的基础上，结合了多门相关学科，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系统而全面地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借鉴。
2 文章内容解读
本书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20世纪西方图书馆学史。其中主要包括“继承与突破”、“理性主义思潮”、“图书馆与社会”、“信息技术的冲击”、“全方位的改革”五个章节。第二部分（第六章到第十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史。其中主要包括“嬗变与萌芽”、“新图书馆运动”、“战乱、重建与动乱”、“新时期的理论变革”、“理论现代化”五个章节。第三部分：课题说明。著者以时间为经，以德尔斐法等测评得出的重要文献、事件、人物为纬，对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每个章节都是首先总结式地开篇囊括本章主要内容，然后分节具体阐述该时期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最后再做出整章结论，充分展现了提纲挈领的写作特点。书中的点评，则是试图站到现时代的高度，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所作的点评。
在叙述20世纪西方图书馆学时，对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和实用性技术传统进行了拓展延伸，突出了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发展不能脱离了前人的经验，应该继承19世纪创建的带有浓厚经验科学与职业培训色彩的经验图书馆学。因此，著者在第一章着重叙述了19世纪后期的事件、人物继续影响着20世纪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如卡内基财团对图书馆的捐赠、克特的《字典式编目规则》等。然而著者只用了简短的一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大篇幅的内容阐述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变革。在叙述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时，以时间为经，以重大的文献、事件、人物为纬，勾勒出中国图书馆学产生到发展的全貌。因为，中国图书馆学从20世纪初萌芽，到20世纪末现代图书馆学成立，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史就是它的全部历史。
著者从时间跨度（100年）、空间维度（中国、西方）等详实地阐述了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史，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百年画卷，如果没有资深的专业修养，是很难著作成的。范并思先生著出此长篇巨制，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3 精神内涵解读
该书运用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应用性，文章内容具有全面性、系统性，但这并不能掩盖该书所体现的图书馆学理念――公共图书馆精神。如公共图书馆精神、信息资源共享、图书馆与社会等关于图书馆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著者在该书中通过得到的重大文献、事件、人物对其进行了阐述，表明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立场。该书中，对中西方图书馆学史都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了理论变革的问题，如“全方位的变革”、“新时期的理论变革”、“理论现代化”等。这充分说明，范并思先生也突出强调了变革的重要性，现代化的图书馆学发展离不开变革，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技术相辅相成。
范并思先生是近年来我国研究公共图书馆问题的专家。该书中着重阐述了公共图书馆，强调了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精神，表明了范并思先生对图书馆发展方向的一种坚持与信仰。公共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发展的一根主线，因而亦是范著这本书的主线之一。[4] 著者以激情洋溢的文字及人文主义情愫阐发了这种精神，极力倡导该精神的发展。
参考文献：
[1][3]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关键词：继承与革新；书法艺术；时代审美
“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
艺术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是辩证统一，没有继承的艺术是空洞的，而一味的继承没有创新的艺术又是禁锢的，因此艺术的发展需要对前代艺术遗产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符合新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从而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上表现尤为突出。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历史沉淀。历史上所有知名的书法大家都是继承与革新的典型代表，据传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钟繇，跟着胡昭学书，十六年未曾窥户。“书圣”王羲之，一生临池不辍，钻研前人笔法，大胆革新，自成一体，终成一代宗师。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于。体”，也是在刻苦摹写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是一种文化得以赓续和光大的必由之路。勇于创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不论任何历史时期，创新都是书法发展的主题。但并不是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诡怪百出、弄异炫奇的东西，昙花一现，随即遭到唾弃，这种所谓的新只是陈腐的、低俗的、落后的东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只有经历过历史筛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才是书法革新的主流方向。创新是终极目的，而继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继承为创新找到根据、把握方向，创新为继承展示成果、注人活力。书法的继承，不是简单的仿古、复古，而是借鉴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从中汲取养分，找寻方向，为革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书法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探索，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创造出适应时代审美发展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凭空臆造，聚墨成形，任笔为体。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是指书法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而反映时代风貌，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享受。正如前人总结“汉人尚气，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清人尚朴”，即是概括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主流书风。这些主流书风，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进而反应一个时代审美规律，给定艺术的发展方向。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是今非昨。一部书法发展史，浓缩了中国文化历史的进程。刘熙载《艺概，书概》有云：“一代之书，莫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书如其人，一代之书就如一代之人，一代之人的共同审美趋向，就表征这个时代。只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是融人社会的，我们的作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折射出时代的风貌。而不同时代的总体风貌、主流书风，应该在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什么类型的书风反映时代风貌，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作品需要为人民大众提供精神享受。历史上，书法是文人、贵族的艺术，但只要代表时代的审美趋向，就会立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大众的效法。大师开创的书风，都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只要不脱离汉字，任何探索都是允许的，而且是有益的。流派纷呈是书法艺术繁荣的标志，也是创新、探索的必然结果。但是，创新、探索必须以尊重书法艺术、尊重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为前提。目前书法艺术的创新还正在进行，但需要历史的检验和人民大众的认可， 才会分出各种探索的孰优孰劣。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创新。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书法艺术各种探索中， 出现的问题是继承上普遍不足。虽然一部分书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书写技能的普遍下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书法界出现的跟风现象，使当下一些作者为了追求展览获奖、出名，效仿名家，迎合某些评委的口味，从形式到风格，都是跟别人跑，而不是自己在深扎基本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都是我们应该重视和反思。千百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对书法美的追求。尽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但共性的标准从未改变，那就是要求艺术一定要清新刚健、自然朴实、雅俗共赏。大俗才能大雅。真正的书法艺术精品绝不故作高深，一定为大众所能普遍欣赏和接受。当代书法家应该懂得这一道理，端正自己的创作方向，自觉地将书法艺术融人人民大众的主流审美价值。只有不断创新，一门艺术才有活力，才能够可持续发展。风格无高下，但境界有高低，书家只远离功利，才能回到本源，才能静下合来在继承与创新上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浮躁，书法艺术创作才会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当代。
任何艺术都是需要创新的，若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在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尝试，这是时代的希冀，也是历史的重任。继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永恒主题。一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就是书法艺术的不断创新与继承史，在继承中创新，是因为枝繁叶茂的中国书法艺术需要博大精深的传统根基，这样才能充分汲取源远流长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丰富营养，而在创新中继承，是因为任何艺术都必须在与时俱进中才能获得更加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在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奇葩。
参考文献：
[1]唐济川.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记录片与文化的关系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环境中，才会衍生出相应的纪录片题材。最终纪录片又将反作用于文化，对文化产生影响。任何一部自制人文纪录片，都是发源于本土文化的土壤，最终又对本土文化产生记录、传承、发扬的作用。下面就以吉林市电视台自制的三集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为例，浅析这种作用。
1 纪录片是本土文化环境的直观再现
“北国江城”吉林市兴建于清朝，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被清朝皇帝尊为“龙兴之地”。因为清朝帝王的重视，在清朝文化学习盛行的背景下，江城的书法历史拉开序幕，日益盛行。清朝先后有六位帝王为吉林市这块“龙兴之地”书写了16块御题匾额，奠定了吉林市在书法历史中的地位。
2012年5月26日，在吉林市艺术中心，中国书协理事、研究部主任张陆一宣读了中国书协关于命名吉林市为“中国书法城”的决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赵实，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段成桂共同向吉林市颁发“中国书法城”牌匾。
借助这样一个契机，吉林市电视台成立了《大江舒卷翰墨风》摄制组，用影像和声音展现吉林市的书法历史文脉。《大江舒卷翰墨风》这部三集文化纪录片的诞生，正是吉林市这座城市深厚的书法文化底蕴的直观反映。
2 纪录片对本土文化的保存记录作用
纪录片对文化的这一影响，也直接体现了它的历史资料价值。依靠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我们无法想象出那些曾经现实存在的过去，包括环境和环境中人物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纪录片的应用是历史从书香弥漫的白纸黑字的束缚中一跃而出，依靠还原、再现等各种手段生动地还原，影像无法隐藏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
“每一个纪录片人应该利用摄像机为历史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记录下我们的思考，同时也记录下我们的热情。正如中国纪录片人宣言所说：为时代立传，为历史传承。传承文化，连接未来，生命不息，使命不止。”把现在的事实记录下来就是明天的历史资料。影视纪录片为已经流逝的岁月存储了巨量珍贵的影像文献，从传播人类文明的意义上说，纪录片功莫
大焉。
《大江舒卷翰墨风》取材于吉林市城市深厚的书法历史文化，这部片子对这种文化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以还原再现的方式，记录下吉林市书法文化的兴盛变迁。这部片子，以书法为连贯全篇的主线，从赋予了吉林市“江城”之称的《松花江放船歌》被不同墨韵书写而展开，通篇介绍这个城市的书法历史文脉，介绍书法名人背后的历史故事，也在通篇记录讲述这个城市的建城历史、城市发展变迁史。这些或精彩、或震撼的同期影像记录，必将成为日后珍贵的历史资料。
3 纪录片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发扬作用
不可否认，文化很容易因为时间的推移、历史环境的改变等因素而产生变迁，造成地域文化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移入。受全媒体传播的影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信息空间中广泛传播，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接受者所吸收、融合，这成了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倾销”、“文化侵略”。它的后果就是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传承，丧失了每一个地区所独具的文化魅力。
而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在纪录片本身传播的过程中，也将片子本身所记录的文化信息传扬出去。据央视统计，我国目前国产纪录片年约11000小时，其中纪录片栏目约3800小时，自制纪录片约5000小时，纪录片作品约1200小时。这些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在一次次的传播过程中得以
传承。
就如同《大江舒卷翰墨风》，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段盛景记忆，更有一条富赡深邃的历史文脉铺展开来。通过这部片子，我们知道了吉林市的建城历史；知道了“江城”名字的由来；知道了这座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何从尚武的渔猎文化转变成如今翰墨飘香的书法名城；知道了“白山书院”开天辟地的意义，也知道了“崇文书院”在历史上所承载的作用；更懂得了吉林市同时拥有成多禄、金意庵、刘廼中三座书法大家艺术馆，是多么难得的瑰宝。
没有传承就没有文化。吉林市优秀的文化土壤培养出许多书法艺术家，良好的传承教育氛围，使得书法在吉林市拥有越来越广泛地群众基础，结出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硕果。
看《大江舒卷翰墨风》，一幕幕的历史情境真实再现，一位位书法大家迎面走来，一幅幅珍贵墨宝精彩呈现，这种种文化印记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4 纪录片对地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推进作用
从《松花江放船歌》到“龙虎”二字的书写，从《白山书院》到《平安钟赋》……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从书法的角度，对吉林市以及周边最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匾额楹联做了地毯式的拍摄与记录，为吉林市的山水庙廊增添了生机与灵气，让沉静在市井喧嚣中人们的心灵一震，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感受这座城市悠久和现代交织的文化气质。
纪录片《大江舒卷翰墨风》的拍摄历时近一年时间，伴随着它在电视上的播出，吉林市掀起了学书法、展书法、研讨书法的新浪潮，东三省书法作品联展、名家书法笔会、农民书画展、中小学生书画作品展等活动相继开展，推动了吉林市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纪录片作为一种范围广阔、内容庞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几乎精神文化的每一个分支都曾影响过它，在历史长河中责无旁贷的担负起了记录历史、记录文化的责任。
对于地方文明来讲，一部纪录片让一个城市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也掀起了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新浪潮；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人文纪录片在“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生态平衡”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广东）林雄辉
读完《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之后，给我留下了四点深刻印象。
1、《读本》是对广东党组织和人民90年奋斗历史的全景描绘。《读本》共12章42.5万字，它全面记述和反映了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全书气势恢宏，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到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全面展示了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90年来的伟大实践和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描绘了广东人民在南粤大地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奋斗开拓的生动画面。读后，能够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广东的今天”；能够感受到鲜明的广东特色，有血有肉、重点突出。这是一部讴歌广东共产党员，评说广东重大史实，展现广东巨变历史，揭示广东发展真谛的成功之作。
2、《读本》是对广东党史在全国党史中突出地位的真实再现。广东是党内最早成立党组织的六个地方之一，也是响应党中央号召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书中用真实的史料以及恰当的评说，凸显了广东党的历史在全国党史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广东在国内的许多第一，《读本》都予以肯定。广东是中国的风水宝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试验地。广东党的历史值得大书特书，广东党的历史所发挥的作用必须予以展示，广东党史在全国党史中的突出地位必须予以肯定。
3、《读本》是对广东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重大史实的准确评述。修书立说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已经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对已经走过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史实，作出公正客观的准确评述。在这一点上，《读本》做得很到位。许多新的史实，新的力证，新的评说，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澄清了不少历史的谜团与疑惑。有的读后感到欣慰，有的读后感到振奋，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广东人民的诚实与正直，也可以看到广东党组织的拼搏与坚强。
4、《读本》是对广东党史工作者长期辛勤劳作的充分肯定。《读本》写作手法独特，它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手法，避免了以往类似书籍的单调枯燥毛病，增强了地方特色和可读性。《读本》编写体例新颖，采取“历史概说”与“要事本末”相结合的体例，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重点突出、丰满圆润。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红色画卷 策励后人
（广东）黄振位
《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生动地反映了中共广东组织领导广东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曲折历程，是一部富有感染力和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画卷，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新作。
一、主题鲜明，突出亮点
本书紧紧扣住“中共广东组织领导广东人民革命和建设”这一主题，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阐述和评析，以铁的事实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地方党组织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历史结论。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容，基本能做到主题鲜明、中心突出、忠于史实、凸显亮点，不仅给人增添了有益的养分和历史的回味，而且也展示相当的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
二、构思命意，推陈出新
本书在“章”的结构上，虽然基本按照各个历史时期划分标目，但却打破了一般党史按章、节、目、小目的传统范式，而采用新的结构编排，即以“历史概说”、“要事本末”排序，展现广东党史概貌。这种构思命意，极富清新感。
各章中的“历史概说”，实际上是从纵的方面撰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概要。这些“概要”，基本上按编年述史，论说客观，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基本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第六章的“历史概说”，就从到“三反”、“五反”，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概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广东建立的过程，条理清晰，论说恰当。
如果说，本书一方面是以“历史概说”为经，那么，另一方面是以“要事本末”为纬。书中正是以“要事本末”为主体，通过历史的横切面入手，有选择地演绎广东的革命历史风云。以这种纵横交错的新的视角来阐述历史，寻觅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则可给读者提供审视历史新的空间和获取新的体验。
三、写法新颖，颇具匠心
古人云：“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的确如此！任何传世佳作贵就贵在于能独创新例，自成一体，标新立异，如果一味沿袭前人的衣钵，毫无自己的风格，当定落俗套，是无法成为精品的。可以看得出，本书的作者无论是在总体结构还是在具体写法上都是想作一些新的尝试的。这些尝试是否取得成功，固然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以笔者的一己之见，其写法颇有新意。新就新在于：一是“简”，二是“明”，三是“精”，四是“美”。
总之，全书基本做到了政治性、学术性、通俗性、知识性的统一。当然，书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诸如：某些重大事件未被列入，象全国第一个省级农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又如某些事件划分过细，象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和党的“三大”，分为两目，实可合二为一。再如，某些事件（如《“”，放“卫星”》）述而不论，似应作适当点评，等等。尽管如此，本书不失为一部信史，是一本活的历史教科书，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大众化
（广东）陈金龙
通读《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全书，掩卷凝思，深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一、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编写体例的科学化。《读本》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既勾勒了中共广东历史的发展线索，呈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整体轮廓，又对中共广东历史的大事、要事、重要人物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叙述，做到了点面结合、纵横结合。这种编写体例，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可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历史呈现的科学化。中共广东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读本》能将中共广东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既凸显了中共广东历史的地位，又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同时，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研究中共广东历史，应把探究历史的真实作为最高目标与追求，通过历史真实的呈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读本》依据确凿、可靠的史料，既呈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辉煌，也展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的曲折，读起来感到可信、真实。
历史评价的科学化。《读本》尽管以述为主，但对不少重大事件仍作出了科学评价。如对杨匏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国共合作的地位、秘密大营救的历史意义、广东试点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等，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反映了作者历史主义的眼光和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全书通过中共广东历史的叙述，揭示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展中国”等深刻道理。
二、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的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如何将中共广东历史的鲜活内容以适合大众阅读习惯、接受能力、语言习惯的形式呈现出来，实现中共广东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是广东党史研究者应当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读本》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亦可窥见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方法和路径。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进行研究。学术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术研究所指涉的问题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力，引起大众心理、情感上的共鸣。《读本》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国具有独特性、领先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叙述和评价，以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兴趣。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将真实而又具体的历史告诉读者。学术既要大众化，又不能背离科学化原则或走上庸俗化道路。《读本》一书，根据可靠的文献与史料，对不少历史细节进行了描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包含了不少故事情节，使对中共广东历史的叙述变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适合大众的阅读习惯、接受能力、语言习惯。《读本》一书，其编写体例适合大众进行选择性阅读。同时，全书以文学的笔调，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历史，内容生动丰富，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书中结合文字叙述精心挑选了一些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可观可视，更有利于本书接近大众、走向大众。
应当说，《读本》一书，史实性与理论性俱备、学术性与可读性俱强，实现了中共广东历史研究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共广东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广东）左双文
近日拜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读后深感该书与同类出版物中个别平庸、乏味的应景之作不同，是一本贴近读者、贴近时代的优秀读物，为广大党员、群众了解中共广东地方党史（实际上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分量适中的读本，是中共广东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个“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了新内容
该书系统、全面、简明扼要，加入了最新发展的内容，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新内容，一直写到2010年11月的广州亚运会，是很多同类著作还未来得及整理的，是广东党史历程时间上最完整的新成果。
从广东党史在整个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两头最重要，中间也有不少亮点，但最最重要的，笔者以为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率先杀开了一条血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也符合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求真务实的民风民性，党的正确路线为广东地方党组织、为广东人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读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作了及时而较为充分的反映。
尝试了新体例
全书分“历史概说”与“要事本末”，以若干条清晰的线索，串起一系列重要史实、重大事件，点、面结合，纵、横兼顾，使主要史实更突出、更生动、更饱满。
作出了新判断
整本书观点鲜明、态度严谨，表述准确。同时也不回避广东党史上尤其是六、七、八章等涉及的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较为复杂、敏感的问题以及经历的曲折与艰难，但分寸和尺度把握得较为恰如其分，较为客观、公允。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作者新的掂量和判断，能令人信服。
体现了新眼光
本书选材较为精当。近百年历史，无数大事要事，如何取舍，才能反映广东党史的本质、特质？在材料的取舍上，必须要有眼光、有高度、有独到的见解，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现在看，选得比较准，突出了广东、广州在中共党史上的重点、亮点，体现了编著者对广东党史了然于胸，挥洒自如。
进行了新表述
作为不只是局限于专业范围的历史简明读本，要打动读者、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要赢得专业之外的读者喜爱，就必须在文字上、在写作技巧上下一番功夫，必须具有可读性。在这方面，本书也作了新的尝试，努力有新的表述。全书文笔清新、流畅，尤其像一、二、三、十、十一、十二等章节，文字作了很认真的锤炼，优美、舒展，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同时选配了一些广东党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图文并茂，加强了直观性。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要把这本优秀党史读物宣传好、发行好
（广东）金炳亮
《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一书的编写出版者对本书下了很多功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选材精当。本书突出写重大历史事件、而以极简的手法概述各阶段历史的写法十分新颖。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选取上，编写者不拘泥于常规的宏大叙事，而是注意挖掘历史细节，注重广东地方特色。当中既有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件，也有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既反映发生在广东的重要事件，又突出广东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经过细致的选择与编排，每章大概覆盖5到10年时间。
二、形式新颖，多有创新。一是在体例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如果说以编年体写出的“历史概说”是线的话，那么以纪事本末体写出的“要事本末”就是点，点线结合，既是时空上的纵横结合，也是写法上的虚实结合。对读者而言，则既可以当教科书学习，又可以当故事书阅读。二是用简明读本的方式写史，避开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等所要求的虽然严谨却可能偏于学术的难题，有利于党史知识的普及，特别对于工作繁忙的现代人，对之更会觉得可亲可近。改变了过去许多党史读物说教味重、读起来比较枯燥的状况。三是史料鲜活，文风朴实，图文并茂，可以说开启了党史撰写的一个好的文风。四是本书的装帧设计颇具匠心，书眉、章扉等细节安排与文字、图片结合完美，相得益彰。以上的创新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创新，但对内容相对不变的党史读物却是重大的创新，可以说，体现了我省党史研究工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助于充分发挥党史读物存史资政育人。
我社与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期合作，为配合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系列图书，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多次会谈研讨。以本书为例，出版社从选题提出就开始介入，与党史研究室一起研究，仅是书稿提纲的大调整就达五次之多。经过半年双方反复磋商、研究、讨论，最终达成共识，结合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两种记叙手法完成本书。为了增加图书的可读性，党史研究室从各种曾经出版的图书中挑选出一百多幅插图，为各章的每一个条目配图，还把近三十部厚重的图册送到我社的编辑室，我社编辑深为感动。可以说，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配合特别好，编写者与出版者的配合也特别好。
一、江苏书法历史回顾
江苏书法60年，虽然在历史上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和江苏文化、书法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江苏有着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优势，给书法的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政治上来看，东晋在南京(建康)建都，历宋、齐、梁、陈，后至南宋、明代以及民国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文化角度来看，“晋人南渡”后，黄河文化的中心转移至长江流域，帖派书法不仅在此诞生而且一直处于中国书法的主流地位。帖派书法的本质是文人的主动参与，因此“士”成为书法的主要阶层。从地理环境来看，江苏大部分地区雨水充沛、物产富饶、四季分明，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从经济上看，江苏干余年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为书法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经济基础。因此，就书法一道，江苏大地大家辈出、群星璀璨，为中国书法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心地位，书法昌盛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现南京)称帝，国号东晋。他不仅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统治政权，而且将西晋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到了江左。据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研究估算：“当时共迁徙人口这90万，而侨置于今江苏省境内有26万人。”西晋的王氏是书法望族，也随着北方侨民迁居到现在的江苏和浙江一带，“二王”书法一脉当在其中。他们将黄河和长江书法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文化内涵的“二王”帖派书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书法艺术样式，经南朝、唐、宋、元、明、清1000多年的不断演化和丰富，在碑学盛行之前一直居于中国书法史上的主流地位。之后的南宋、明代以及民国时期，江苏都是中国书法的中心之一。特别是明代吴门书派的崛起和繁荣，更成为了全国书法的半壁江山，不管是书家还是书法活动都领先于全国。值得提起的是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不但是当时书法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后来的中国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书家而言，江苏三国吴有皇象、陆机，东晋、南朝有琅琊王氏一族，唐有张旭、孙过庭、张怀，宋有“二米”父子，元有赵孟\、张雨，明有宋克、祝允明，清有笪重光、王文治以及“扬州八怪”等。到了民国江苏乃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书法人才聚结、群星闪耀。到了近现代，书法活动、书法教育、书法结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铸就江苏书法的辉煌创造了条件，也为江苏60年的书法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江苏书法独特个性的孕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书法教育开先河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书法高等教育，当始于1903年由廖荃孙、李瑞清、经亨颐等在南京三江师范学堂设“图面手工科”，教授国画、书法等课程。1920年又有无锡的“国学专门学院”，不仅重视书法教育，而且培养了众多国学大家。特别令人瞩目的是1934年胡小石在金陵大学国学班开设书法课，成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学科意义的书法高等教育，为江苏乃至全国书法的昌盛播下了丰收的种子。
(三)“文化性”是江苏书法的主要特性
东晋帖派书法的最大特点是“文化性”，是文人对书法的自觉参与。江苏乃帖派书法的诞生之地，历代文化昌盛、文人最茂，远的不说就近百年来文化巨匠如繁星之列河汉，数不胜数。文学有钱钟书、朱自清；戏剧有梅兰芳、周信芳；电影有金山、赵丹；美术大家有徐悲鸿、刘海粟，以及杨仁山、马相伯、柳诒徵、罗尔纲等耀眼的名字。书家既是文人，文人兼善书法成为此时江苏最大的文化现象。因此，江苏书法的总体风貌以文气、雅韵、冲和、温润、精致等审美风格为主，表现出强烈的文化特性。这一特性不仅在千余年来的江苏书法中一以贯之，即使在书法60年的剧烈变化中，江苏总体书法风貌也保持了这样的文化品性，成为江苏在全国书坛最具独特风貌的个性。
二、江苏书法60年发展历程及历史成就
这60年如果按时间划分的话可以分成前后30年。如果按书法发展的特性来看的话，又可以分为前的“延续期”，期间的“沉寂期”，改革开放的“西化期”以及当前的“回归期”。下面按前后30年两个时间段分述之。
(一)江苏前30年书法发展状况与代表性书家
由于南京是民国政府的所在地，自然成为当时书法发展、活动、代表性书家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至发生之前，由于江苏的特殊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江苏的书法不管是艺术创作、书法活动以及代表性书家的人数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到了时期，由于江苏良好的书法文化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民间仍有不少书法修养高超的学人以“私塾”的教育方式。教授、熏陶、培养了一批书法爱好者。
1 书法机构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
现代艺术发展的标志是艺术社团、组织机制的建立。早在1960年4月，“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在南京成立，胡小石任会长，傅抱石、黄七五任副会长，亚明任秘书长，丁吉甫任副秘书长，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早的书法组织。社团机制的建立为开展较大规模的活动，带动书法群体的共同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全国来看，解放之后到结束不仅社团成立比较少，组织的活动也不多。这段时间，江苏可查到的书法活动有：
196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江苏省首届书法印章展览，共收到书法印章800余件，展出389件。
1962年10月1日，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江苏省第二届书法印章展览，共收到25个市县212人的作品378件，展出215件。
1962年，著名书法家沈子善在南京举办庆祝南京师院校庆十周年个人书法展，各界人士及本院师生踊跃参观。
1963年10月1日，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江苏省第三眉书法印章展览，共收到20个市县105人的作品。展出书法作品123件，印章58件。
1973年10月，江苏省国画书法印章展览在江苏省展览馆展出，展出书法作品168件，印章作品68件。
以上活动和当代相比，不管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看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难能可贵了。
2 代表性书家
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家史。新中国前30年，虽然书法艺术主要处于“自发状态”，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几位大师级的书法人物。他们承接了优秀的中国书法传统，融合了清代乾嘉以来的碑学思想，又受到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不仅在书法创作、学术理论、书法教育、书法评论等诸多方面成就了他们的艺术和学术人生，也成为一代书法宗师，树立了时代的标杆。
萧蜕(1876年―1958年)，名蜕，字中孚，以退庵名世，江苏常熟人。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工，尤以篆书著称，自许甚高。他的篆书化长为方，又能保持圆劲的用笔与体势，具有独特的个人面貌。萧蜕学问阂深、涉及极广，对文学、诗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医学以及书学均有建树，著有《说文建首溯源》《文字学浅说》《医屑》等近10部专著，可惜大多散失。
胡小石(1888年―1962年)，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原籍浙江嘉兴，生长在南京。历任多所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成就卓著、造诣精深。
林散之(1898年―1989)年，原名以霖，号三痴，后改名散之，别号左耳、散耳等，江苏江浦人。曾担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南京书画院院长，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曾先后拜南京的张青甫、乡贤范培开、大师黄宾虹为师学习书法、绘画，得“五笔七墨”之秘。林散之一生酷爱作诗，书法诸体皆善，以草书成就最大，有当代“草圣”之誉。
沈子善(1899年―1969年)，原名沈国宝，字子善，江苏六合县人。一生以教育为职业，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尤其在书法创作、研究以及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特别是1943年，他与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胡小石、张宗祥、潘伯鹰等书画界名流60余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书学研究会”并任总干事，被推荐为会刊《书学》杂志社长兼总编。
祝嘉(1899年―1995年)，字乙秋，海南文昌人，1941年定居苏州。曾担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毕生致力于书法研究、书法创作及书法教育。1941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填补了中国近代书法史学研究的空白。此后笔耕不辍，一生共有书学专著70余种计35。余万字。祝嘉先生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紧密结合，四体俱精。
萧娴(1902年―1997年)。字雅秋，号枕琴室主，又号蜕阁，贵州贵阳人。曾担任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美术馆一级美术师。从小聪慧好学，习篆刻、赋诗歌、学绘画，少年时代便名震书坛。1923年她临写的《散氏盘》篆书册页受到康有为的高度评价。随后，师从康有为得其嫡传，成为现代著名的女书家。
高二适(1903年―1977年)，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晚年署舒凫，江台人。曾担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一生专研书法，诸体皆善，尤将章草、今草、狂草融冶一炉，自成面貌。1965年发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在书坛引起巨大反响。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等。
另外，尚有费新我、黄七五、吕凤子、刘海粟、武中奇、瓦翁、胡公石、陈大羽等，为江苏新中国60年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后30年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从此一个覆盖全国的书法组织陆续建立，预示着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几千年来全新的发展时期。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成立于1980年，比中国书协的威立还早一年。后30年江苏书法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书法机构逐步完善
近30年来我国的书法艺术发展，从单纯的书家个体书法活动为主转变为书法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书法活动为基础的，也是以各个地方书协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作为标志的。自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来，江苏各市，很多县区都成立了书法协会，目前江苏有中国书协会员共有696人，省级会员3595人，各个市县区会员就更多，书法事业、书法活动的开展有了组织机构的保证。
2 书法人才不断涌现
书法创作、学术人才的不断涌现是江苏近30年书法发展最大的成果之一。形成了老、中、青书法人才发展梯队，为江苏书法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江苏中老年书家如沙曼翁、尉天池、亩恭达、黄悖、徐利明、孙晓云、华人德等，他们不但是江苏书坛的佼佼者，而且也是全国书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长和现代青年书家最大的不同是受到前辈大家“耳提面命”的影响和“耳濡目染”的熏陶，有着优秀的书法综合修养和人生的丰富历练。江苏优秀青年书家也在不断涌现，可谓后继有人。他们在近10多年来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种书法大赛中脱颖而出、屡获大奖，特别是2006年江苏省文联评选出的30位江苏优秀青年书家，更是江苏当代优秀青年书家的代表，为江苏书法的不断发展，储备了人才基础。
3 书法创作成绩斐然
30年来，江苏书法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项活动中。据不完全统计，近10多年来，在“全国中青展”“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行草书大展”“全国书法篆刻展”等重大展赛上江苏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书法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如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江苏省有77件作品获奖、入展；2006年“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江苏省创作一等奖1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3名，获奖提名4名，入展67名，这两届大奖江苏省获奖总数和入选总数均名列全国第一。2007年“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览”，江苏省4人获奖，获奖人数位居全国第一，112人作品入展，位居全国第二，为江苏书法再次赢得了荣誉。
4 书学研讨影响很大
书法展览、书法活动的开展是书法发展、推出人才、产生优秀书法作品的主要手段，然而开展有深度、高度和广度的书法学术讨论、理论论坛交流等活动，是书法走向更高层次的依托。近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江苏书坛举办了多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法理论活动。如2002年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六朝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眉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2005年“兰亭论辨”四十周年中国(泰州)高二适书法艺术高层论坛，2007苏州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等，在全国书坛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2008中国书法金陵论坛，以当代书法本体研究、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为主题，坚持高端一性、 开放性、国际性，以近现代书法研究为主线，强调书法艺术批评对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的指导，注重书法创作的文化思考和人文关怀，逐步构建“当代书法艺术核心价值体系”，以努力建成中国书法论坛的第一高地等为宗旨，不但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而且肩负着社会的担当，引起书坛的广泛关注。
5 书法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江苏书法高等教育在全国起步很早，具有开创之功，而在近10多年来的书法高等学科建设方面也不落后。目前江苏已经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苏州大学，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高等书法教育体系。另外在淮安、浦口、常熟建立了3个中国书协书法创作培训基地，培训学员600多人。2002年还与中国书协合作举办第四期全国书法专向研修班；2003年与江苏省教育厅联手举办全省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和江苏省楹联协会举办首届诗词楹联专向研修班；2006年举办“江苏省首届现代刻字艺术创作培训班”，与东南大学合作举办江苏省优秀青年书画家60人读书班等。
此外，中国书协在南京浦口创建中国书协浦口创作培训基地，苏州和徐州两市被授予首批“中国书法名城”称号，淮安楚州被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昆山巴城也被授予中国书法家创作基地等，为江苏进一步打造书法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书法理论成果丰硕
江苏的书法学术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60年来，江苏的书家们在进行书法创作、开展书法活动的同时，也勤奋的进行着书法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诞生了一批书法理论家、产生了一批书法理论成果。尤其是老一辈书家，大多有着全面的文化修养和学术造诣。胡小石的《金石番锦集》《中国书学史》、萧蜕的《近代书评》、沈子善的《王羲之研究》、祝嘉的《书学史》《书学论集》、高二适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代表了江苏书法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
江苏中青年书法理论家在全国历届书学讨论会上，都有上佳的表现。2003年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江苏省入选论文33篇，其中获奖论文8篇，入选及获奖数均居全国第一。全国第七眉书学讨论会不管是获奖还是入选总数都名列全国榜首。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国书协设立的最高奖项，在首届、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江苏省在理论、教育、编辑等奖项中获奖名次都名列全国第一，受到全国书法理论界的关注。2000年江苏省书协启动了《江苏古代书法研究》丛书编写工程，共3本，其中两本荣获第二届全国书法兰亭奖获奖提名，为挖掘江苏书法资源，反映江苏优秀书法传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书法评论是书法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书法艺术发展的理论指导。60年来，江苏不仅在书法创作、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书法评论上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兰亭论辩”为标志，不仅对当代书法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已载入近代文化史册。
三、江苏书法60年的历史定位和学术价值
对江苏书法历史的描述、书法活动、取得的历史成绩等概述，只是一种书法发展的总结和事实的存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有意义的当是要通过这种事实性的阐述、总结，对江苏书法60年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艺术风格、学术价值作出定位以及讨论其具有的意义，唯此才具有了一种更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力量。下面我们就试作探讨如下：
(一)历史定位
3000多年的书法史演变成多种审美体系和审美风格，不管是古文字体系的书法形式如甲骨文、金文、小篆，还是今文字的楷隶和行草等，都是趋向一种文人化和雅化。所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近1500年的帖学占据了中国主流书法地位。不管是民间书法的流行，还是碑学思想的昌盛，其根本宗旨是向着文人化的书法精神，这是书法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当代书法评判体系的混乱就是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书法本体价值，没有树立起这个书法精神的“核心”。
从江苏千余年的书法历史可以看到，这种“文化性”“文人化”“雅化”的书法精神，不仅作为起源地之一并演变、发展了千余年，其特征明显、个性突出、一脉相承。60年来这种精神不但没有被中断，而且在不断的承传、发展，以胡小石、林散之、高二适、萧娴最为典型。胡小石虽然深深地受到清代碑学创作思想的影响，但是从他所临写和创作的南北碑派的书法作品，看到的是碑学的外形和帖学的内在精神，并散发出浓浓的书卷之气。这完全得益于他全面的国学修养和书学理念，这是写碑者最终的归属，也是当碑书家无法逾越之处。高二适狂革虽然揉合了众多书法元素，但是其“文化性”一直贯穿其中。不管多么的狂放，就像放风筝一样，那根线一直没有断，这就是文人气质。最为典型的是林散之，他用帖学的外在形式，吸收了碑版的用笔方法，“以隶写草”，是清代以来碑帖交融的典范，物化了中国儒释道的哲学精神，将太草艺术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江苏当代书坛和其它省份相比，这种“文化性”非常突出，不但江苏的书家们以这样的书法形式在全国备大展览、比赛中夺魁，而且这种“文化个性”也是江苏书坛的最大特性，在当今书坛受到高度肯定和赞誉。
“文化性”是几千年来中国书法发展规律的基本体现，也是我们构建当代书法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学术价值
近30年来，中国书法艺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3000年书法史的各种书法样式，几乎在这30年里全部实验了一遍，而且还用“西方的艺术思潮”作了改造中国书法的探索。首先我们应该对一切探索精神表示充分的肯定，因为只有不断地探索和努力艺术才能不断的发展和提高。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发现，这30年来的很多探索是违背了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书法艺术规律的，因此很多流派纷纷“谢幕”。
论文摘要：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化学教科书是化学知识的载体，化学史的渗透，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也有助于教师落实新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化学史在化学教科书中的地位和作用
化学史就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对大自然化学知识的历史论述，是化学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取得胜利的历史。化学史教育是指在化学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穿插化学史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1904年，法国著名的科学家郎之万（Langevin 1872—1946）首先提倡在科学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化学史教育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培养科学的精神和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自尊心；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简而言之，化学史教育在中学化学教学中能起到知识教育、创造教育、德育、美育等素质教育功能。所以，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科书中的渗透情况
我国20多年来人教版的初中化学教科书中都渗透了化学史教育的内容，而且化学史内容都占了一定的比例。人教版初中化学教科书中化学史的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逐年增多。对比几种教科书，不难看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内容的章节所占比例逐年递增，1978年版的教科书中化学史才占5%，而2001年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中化学史则占到50%。90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化学教学要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强调加强素质教育，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科书中化学史内容渗透逐年增多，说明初中化学教科书正努力反映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要求，化学史在教科书中占到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说明化学课程在提供给学生最基本的化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同时，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得到发展，获得更多的真正有用的化学知识，这些知识也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以适应21世纪公民科学素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内容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宽。1978年版的教科书只是略介绍化学的发展，随后几种版本的教科书，除化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发现和发明、重要的实验方法外，也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化学家及其对化学的重要贡献，化学史的渗透虽有了较大进步，但这些化学史料只是紧扣所学内容，没有进行扩展，这样学生的知识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而2001年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增加了化学与社会、技术、生活相联系的学习内容，既介绍了早期化学史实，又涉及到了19世纪的经典化学和20世纪的现代化学，化学史内容所涉及的面有化学家及科学实验、材料、能源、环境保护、生命科学、国情知识等诸多方面，化学史得到进一步的渗透。透过化学史实，学生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生的重大变化和飞速发展，同时能让学生知道化学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能够让教师在授课时，注意学科间知识的综合，从科学、技术、社会相联系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化学与材料、能源、健康、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逐步使学生形成综合的科学观，提高科学素养。 转贴于 3.教科书中渗透化学史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对比几种教科书，90年代前的教科书，多是以文字叙述化学史，形式单一，90年代后的教科书中介绍化学史时，在原来基础了增加了一些插图，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有一定变化。而2001年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化学史呈现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在文内增加了不少插图和实物照片，如彩陶、古画、雕像、透明金刚石薄膜等，图文并茂，通过真实的图片、鲜艳的色彩、具体的数据、重要的史实，再加上适当的文字说明或描述，把化学史知识融汇在各单元各课题中，画面色彩明丽，其真实、直观、亲切、深刻，比文字更具有说服力，使得化学史知识更直观、易懂，更接近于生活，能提高初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便于学生有效地学习、理解和掌握。
三、化学史教育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化学已发展成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正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粮食危机等，做出积极的贡献。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导从学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引入和穿插化学史教育，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初中化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启蒙阶段，趣味化和过程化是十分重要的，在初中化学教科书的编排时应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可通过渗透化学史来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让学生在了解化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化学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同时，更好地了解化学的本质和价值。教师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可以使化学教学不只局限于现成知识的静态结论，还可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不只局限于书本知识，还可揭示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随着化学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化学教科书会不断改变，不断进步，化学史的渗透也会不断增加，化学史教育也将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在化学教育中重视化学史教育将成为化学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1]鲍时安，张家宣.化学史教育与教学[J].化学教育，2000，（01）.
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士澍主持。作为本次座谈会的发起人之一，苏士澍在近年的调研和考察中发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一些传统的精髓在不经意间被忽视。比如中小学生可以熟练地操纵电脑，但是却写不出像样的汉字，而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苏士澍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指出这种现象亟需改观，而且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并身体力行主编了湖南版的《写字》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湖南使用。为了扩大战场，充实战果，苏士澍和其他有识之士共同倡议召开了本次座谈会。提出书法家在自己提高技艺、创新开拓的同时，也要把书法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呼吁中小学书法要真正地走进课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解决好教材、师资问题，形成一种风气，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并培养尖子人才，使中国的汉字书写名副其实地做到后继有人。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校长李筠瑞、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研室艺体科副主任周凤甫、中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章巧珍、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教授王岳川、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院长骆芃芃、台湾书画教育协会名誉董事长苏安德、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煌、澳门书法家协会主席连家生等。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中小学书法教育问题，结合各自情况充分阐述了意见，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赵长青做了总结发言。他对这次会议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大家由认识问题到行动起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实干兴邦的具体表现。由于问题不是一日之内形成的，所以解决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希望大家有恒心、有信心，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彻底解决这一关系到继承文化遗产，复兴强国的重大事情。坚信有这么多人齐心协力，我们的书法教育事业一定会走上正轨。今天的会议，不是一次寻常的集会，而是共同奋斗的一次誓师会和动员会，一个全新的书法家教育局面即将出现，在大家的努力中一定会实现。
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了本次座谈会。 （中书）
《苏白朱迹》首发暨苏白篆刻艺术研讨会在青岛举办
《苏白朱迹》首发暨苏白篆刻艺术研讨会2013年5月22日在青岛黄海饭店举办。此次活动由山东省书协、山东印社主办，青岛市书协承办，并且得到了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西泠印社的大力支持。出席活动的有苏白遗孀孙蕴才女士，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理事刘一闻，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书协主席顾亚龙，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青岛文联主席吕振宇，山东省书协副主席、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山东省书协副主席、青岛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伟，青岛市书协副主席范国强、姜乐平、宋文京、张景、杨乃瑞，火天印社社长、苏白弟子王善杰，《青少年书法》杂志主编谷松章，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陈靖，山东印社副秘书长王瑞，以及苏白先生后人、弟子，青岛的书法篆刻家等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青岛市书协主席贺中祥主持。
张伟宣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的贺信，范国强宣读了西泠印社的贺信。在贺信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和西泠印社对苏白先生的篆刻艺术成就均给予高度评价。顾亚龙发表讲话，对《苏白朱迹》的出版和研讨会的举行表示祝贺，并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山东篆刻艺术的发展。《苏白朱迹》编著者、苏白弟子刘一闻先生发言，深情回顾了苏白先生对他的教诲之恩。范正红做了重点发言，全面介绍了苏白先生的篆刻艺术的特点和在当代篆刻史上的重要位置。孙蕴才女士讲述了苏白先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回忆起苏白先生对弟子的深情厚谊。她特别感谢刘一闻、王善杰两位弟子对整理出版苏白遗作所作的努力。与会者轮流发言，就苏白先生的篆刻艺术展开研讨。
苏白先生是当代著名篆刻家，生于1926年，1983年病逝于青岛，享年57岁。苏白先生少好治印，先后得到张叔愚、张大石、陈大羽等名家指导，更于1956年起得到邓散木先生函授七载，尽得乃师精髓。他最终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并在篆刻理论上也多有建树。苏白先生1983年获得上海《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首届篆刻评比一等奖，驰誉印坛。他人品高尚，乐于奖掖后学，亲自面授或者函授多名篆刻晚辈，并到河南等地传授篆刻艺术。苏白先生一生命运坎坷而治印不辍，正值篆刻创作处于巅峰时期却英年早逝，是当代印坛的重大损失。今年5月26日是苏白先生逝世30周年，为了纪念他，刘一闻先生历时数年编辑出版了《苏白朱迹》，并策划了此次《苏白朱迹》首发暨苏白篆刻艺术研讨会。 （谷松章）
清华美院洪亮工作室开学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洪亮书画篆刻艺术工作室”于2013年5月16日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B座104教室正式开学。工作室招收了28位书家入学。开学典礼仪式由清华美院培训中心书法教研室负责人董雁主持并代表学院宣读了贺信，工作室导师洪亮教授介绍了高研班教学计划、全部一对一教学来完成任务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然后，学员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认真学习，争取取得优异成绩的决心和信心。学员们都是业内精英，有较好的书法基本功，有一定的文学素养、理论功底、很高的人品修养。开学仪式结束后，进行了首次教学活动，导师洪亮亲自邀请书坛名家共同执教。本次集中教学至5月19日完成。四天学习，学员们聆听了洪亮老师主讲《书法笔法原理》，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李刚田老师主讲《展览时代书法面面观》，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高风老师主讲《当代展览作品创作》。每次授课都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洪亮书画篆刻艺术工作室”是在清华美院本部举办的第二个书法名家工作室。洪亮，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委员、中央书画院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导师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美国费佛尔大学孔子学院名誉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编著《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大学书法教材等系列、《吴昌硕》《当代篆刻九家·洪亮》《洪亮行书桃花源记》《洪亮楷书三字经》《洪亮书法律格言》（正、行、隶、篆各一本）、《历代咏竹诗选》等22种。 （刘德举）
深圳市第九届外来青工文体节书法大赛作品展在光明新区文化馆开幕
2013年5月16日下午，深圳市第九届外来青工文体节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开幕暨颁奖仪式在光明新区文化馆隆重举行。出席开幕颁奖仪式的有深圳市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副局长黄海涛女士，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宣传文化办主任林开梓先生，深圳市书法院院长、深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赵永金先生，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李静先生。另外有媒体记者以及书法爱好者二百多人出席了展览开幕暨颁奖仪式，相关领导现场为郭迪辉、马国峰、梁国炎、王清等数十名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品。
深圳市第九届外来青工文体节作为第十届关爱行动的一项重点实施项目，定于2013年4月26日—5月26日举行，主题是“追梦，踏着深圳的节拍”。“文体节”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由宝安区委宣传部、宝安区文体旅游局总承办。本届“文体节”以关爱来深建设者为核心，以数百万外来青工为主体，以丰富文体生活、提高文化素养和增强体质为目的，通过广泛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吸引广大外来青工踊跃参与，实现其享有、参与、创造文化的权利，增强外来青工的家园意识，营造和谐、欢庆的社会氛围，为深圳建成文化强市做出贡献。
本届书法大赛由深圳市书法院具体主办、深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具体承办，光明新区公共事业局、光明新区文化馆承办首展，由深圳市书法院院长、深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赵永金策划的常设性年展。大赛还得到了深圳市书法家协会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本次展览将于5月24日结束，并将于5月26日在深圳市书法院巡展。 （赵永金）
“诗咏保定 仇必鳌书法作品展”在保定博物馆开展
本刊讯 5月25日至30日，由保定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诗咏保定 仇必鳌书法作品展”在保定市博物馆开展。在5月25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国英致辞并宣布作品展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仇必鳌书写的历代吟咏保定诗词联句作品60件。
据了解，展览旨在摭拾保定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遴选历代名人歌咏保定的诗篇并书丹的形式，含英咀华，吐故纳新，形式新颖、格调高雅。作者从卷秩浩繁的古代文翰中撷取60首展现保定风俗美景、洋溢保定人文情怀的诗篇，加上精心为每篇诗文的书丹，进一步深化解读了保定历史文化的内涵。
仇必鳌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在中国书法界有较高的知名度，作品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类展览30余次，多次荣获全国大奖。 （谷国伟）
中国政协文史馆言恭达艺术研究院成立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研究人文学术思想，推进艺术多元交流，切实拓展中国政协文史馆新时期中华艺术研究、展示与交流的综合功能和成果积累，5月30日，中国政协文史馆特别批准成立了中国政协文史馆言恭达艺术研究院，同时举行了言恭达艺术研究院签约仪式。
据悉，著名书法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言恭达成为首个进驻中国政协文史馆的艺术家，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赵珩还向言恭达颁发了“中国政协文史馆首批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馆员”聘书。
赵珩指出，言恭达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是在当代人民政协舞台上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新探索，它将在十精神指引下，新时期弘扬、传播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优势，引领时代核心价值和艺术发展方向，注重经典文化积累。
言恭达表示，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他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学术与教育在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平台上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提升，逐步形成艺术成果与学术思想的积累，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文化创造。同时，他也将充分发挥艺术研究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在团结统战中的作用，积极开展海内外艺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国优秀艺术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