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以加些东西，比如说，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等等。)
一、国际贸易
(一)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亦称"世界贸易"，泛指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或货物、知识和服务)的交换。它由各国(地区)的对外贸易构成，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国际贸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发生，并随生产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其规模空前扩大，具有世界性。(二)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运进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进口;对运出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出口。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其性质和作用由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二、国际贸易和对外贸易
(一)、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亦称“世界贸易”，泛指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或货物、知识和服务)的交换。它由各国(地区)的对外贸易构成，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国际贸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已发生，并随生产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其规模空前扩大，具有世界性。
(二)、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运进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进口;对运出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出口。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其性质和作用由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三、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贸易额与整个世界出口贸易额相比，以比重表示。
为便于分析比较，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公布的国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进行分析比较。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
四、对外贸易值与对外贸易量：
(一)、对外贸易值(Value of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值是以货币表示的贸易金额。一定时期内一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全部价值，称为进口贸易总额或进口总额;一定时期内一国向国外出口的商品的全部价值，称为出口贸易总额或出口总额。两者相加为进出口贸易总额或进出口总额，是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规模的重要指标。一般用本国货币表示，也有用国际上习惯使用的货币表示。联合国编制和发表的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值的统计资料，是以美元表示的。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进口总额或出口总额用同一种货币换算后加在一起，即得世界进口总额或世界出口总额。就国际贸易来看，一国的出口就是另一国的进口，如果把各国进出口值相加作为国际贸易总值就是重复计算。因此，一般是把各国进出口值相加，作为国际贸易值。由于各国一般都是按离岸价格(FOB即启运港船上交货价，只计成本，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计算出口额，按到岸价格(CIF即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计算进口额。因此世界出口总额略小于世界进口总额。
(二)、对外贸易量(Quantum of Foreign Trade)
以货币所表示的对外贸易值经常受到价格变动的影响，因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实际规模，更不能使不同时期的对外贸易值直接比较。为了反映进出口贸易的实际规模，通常以贸易指数表示，其办法是按一定期的不变价格为标准来计算各个时期的贸易值，用进出口价格指数除进出口值，得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值，便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就是贸易量。然后，以一定时期为基期的贸易量指数同各个时期的贸易量指数相比较，就可以得出比较准确反映贸易实际规模变动的贸易量指数。
五、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贸易条件又称交换比价或贸易比价，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比率，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它是用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来计算的。计算的公式为：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X100。 以一定时期为基期，先计算出基期的进出口价格比率并作为100，再计算出比较期的进出口价格比率，然后以之与基期相比，如大于100，表明贸易条件比基期有利;如小于100，则表明贸易条件比基期不利，交换效益劣于基期
六、服务贸易
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是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服务部门包括如下内容：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与旅游有关的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
七、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
(一)直接贸易(Direct Trade)
直接贸易是"间接贸易"的对称，是指商品生产国与商品消费国直接买卖商品的行为。
(二)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e)
关键词：附加值贸易；贸易贡献；贸易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11-0027-04
[作者简介]张美慧（1990-），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关兵（1968-），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农产品贸易。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相互承接的生产和贸易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上各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投入品的形式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后再出口，全过程在最终产品到达目的市场时结束。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增值都统计在价值链最后一个环节，显然会导致统计偏差，从而影响贸易分析并对贸易政策存在潜在影响。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的加工费用只有几美元，而整机价值则达到加工费的几十甚至几百倍，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对美国出口组装后的手机是按照整机价格来计算，显然夸大了中国对美的真实出口额。可见，当产品是由“世界生产”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时，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已不能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即“所见非所得”。因此，有必要改变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采用新的附加值贸易核算体系，该体系不仅可以正确衡量双边贸易差额，也有助于确定世界贸易的真实规模及总体形势。
一、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概念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核心是分解出口总值，近年来逐渐受到各国的支持和肯定。2012年底，国际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共同开发了“增加值贸易统计体系”，该体系采用各国的国内增加值取代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衡量国际贸易的新标准。具体而言，将一国贸易总值中的外国成分扣除，利用剩余的本国增加值部分进行统计，在分析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收益时，将国际贸易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相结合。举例而言：X国向中国出口200美元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国对该产品加工后以210美元出口到Y国，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X国和Y国之间没有贸易关系，中国对Y国产生210美元顺差；而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X国对Y国产生200美元顺差，中国对Y国产生10美元顺差，具体如图1所示。
可见，采用附加值贸易统计法可以减少双边贸易差额高估的情况。附加值贸易统计作为近几年兴起的贸易改进方法，可以有效弥补传统贸易统计的缺陷，更好地反映国际贸易差额以及真实的贸易利益流向。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2015年版本，纳入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有27个欧盟国家和13个其他国家。
二、传统贸易统计的缺陷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以总量作为标准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客观反映国际贸易发展状况，甚至会影响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是高估真实贸易额。传统贸易统计法统计的是进出口贸易总值，当某种产品完全在某国进行生产并出口时，该产品的出口额等于该国创造的总价值。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进口中间品时，该国在生产阶段所创造的价值就会明显小于出口品的价格，此时该国的真实贸易额会被高估。可见，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生产增值情况、真实的贸易获利能力以及实际利润。
其次是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相互承接的多个国家，中间品要跨越多个国境、经历多个生产步骤才能形成最终产品。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产品每跨国流动一次就以总价格记录在贸易收支中，这样中间产品的价格就存在多次重复计算问题。对于生产出最终产品的出口国家而言，其出口价格是中间品价格多次累计与本国增加值之和，大大高估了出口国的贸易额。
再次是不能解释贸易实践。传统的统计方法只关注出口总额，不能反映产品需求的来源、中间投入品的来源、中间品的加工国家、加工后产品的流向是复出口还是作为最终产品被进口国直接消费等。因此，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不能客观反映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流转情况。
第四是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由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存在重复计算等问题，导致贸易数据有偏差，进而会导致双边贸易平衡、汇率、比较优势等方面存在争议，这必然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
三、附加值贸易统计的经济意义
附加值贸易统计的经济意义主要包括：客观反映贸易贡献、正确引导贸易政策的制定、真正体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有效考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准确判断贸易竞争力。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记录了从1995年到2011年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
（一）客观反映贸易贡献
与传统贸易统计相比，附加值贸易统计可以客观反映出口对一国经济福利的真正贡献。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统计的贸易数据只是表面上各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不能真正体现贸易利益的流向，账面的贸易顺差并不代表着最终的利润。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避免了中间产品重复计算的问题，可以减少对不同经济体之间贸易差额的错误估计。此外，附加值贸易统计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进口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的观念下，出口被认为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进口对国内生产总值是负贡献；然而，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进口是出口的促进因素，在多数经济体中，大约1/3的进口都是为了出口。
（二）正确引导贸易政策的制定
附加值贸易统计有利于正确引导各国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为促进全球贸易有序发展提供支撑。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生产中需要进口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品，最终产品再流回到发达国家，以产品总值作为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口径时，最终产品出口国的顺差会被高估，因为其中包含外国价值增值部分。然而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发达国家往往对进口最终产品的生产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措施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来减少本国逆差的压力。以中美贸易为例，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也不断发生，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第一大逆差来源国，美国以表面的巨额贸易差额为由，多次打压中国产品，更迫使人民币升值。
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附加值贸易统计可以减小对双边贸易差额的高估，帮助贸易政策制定者制定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政策，这不仅可以避免国际贸易争端，也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长远利益。
（三）真正体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采用附加值贸易统计能够真正体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随着自由贸易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对贸易和就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传统贸易视角下，贸易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创造就业的具体环节，在分析贸易与就业效应时往往会有失准确。然而，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各个国家参与贸易的环节，揭示价值增值的来源，真正体现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使大多数发达国家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组装的最终产品进入本国而剥夺了本国该产品工人的就业机会，但是从附加值角度而言，这些发达国家的价值增值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在组装环节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取得了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的工人失去了就业岗位，但是创造高附加值的往往是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而这些环节往往是在发达国家完成，即发达国家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增加了就业岗位。从附加值贸易视角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就业密集的主要环节，发达国家主要专注于高附加值环节的工作，产品往往是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生产的，因而发达国家从价值链中获取丰厚利润；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环节的工作，尽管就业人数较多，但是从价值链中获取的利润却非常少。以iPhone6为例，作为苹果手机的代工厂商，富士康组装一部手机只能获利4美元左右，iPhone6的裸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其成本只有200多美元，利润率在70%左右，苹果公司承担的是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赚取了大部分利润，而中国富士康公司承担的是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只能赚取微薄利润。
总体而言，附加值贸易解决了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家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是由于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任务配置在多个国家，产生的就业也就分散在多个国家，实现了部分就业机会的跨境转移。从发达国家分离出的生产环节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体现了全球价值链上众多国家所形成的区域就业不断加深的依存关系。
（四）有效考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附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考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其中隐含碳排放问题受到重视。隐含碳排放是指产品生产整个过程中排放的CO2总量，产品生产中需要的原材料本身在生产中排放的CO2、运输过程中排放的CO2，都是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随着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最终产品的形成依赖于相互承接的各个环节，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归于最终产品出口国，显然会造成该国碳排放的高估。根据附加值贸易统计法，可以了解最终产品各个生产环节的真实来源，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个生产环节，从而清楚地揭示CO2作为贸易产物产生于何处。这对一个国家参与联合国碳减排责任的国际谈判，参与国家环境和贸易标准的制定，维护本国企业的出口利益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有利于各个国家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的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降低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实现清洁生产与清洁消费。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可以明确产品的国内投入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从而有利于考察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推动碳排放分担责任的公平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合理的减排机制和技术转移机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节能减排。
（五）准确判断贸易竞争力
附加值贸易统计还可以准确判断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竞争力评价是政策制定者制定发展战略的基础，是确定出口部门和调整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传统贸易统计以出口总额作为贸易研究对象，不能有效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如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中国在苹果手机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表明中国只在组装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因为附加值贸易统计充分考虑了一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中间产品的作用。因此，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可以真正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该国在参与产品生产中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进而能够有效判断一国的贸易竞争力，为制定本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四、结论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对贸易差额存在高估现象，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更能准确反映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揭示一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与真实获利能力之间的差距。此外，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在还原双边贸易差额的基础上，有利于降低贸易摩擦，进而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特别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提高一国在出口中的获利能力，应注重发展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营销环节，由微笑曲线的低端向两端迈进。2016年9月初召开的G20峰会，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分工地位，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贸易统计体系的完善，对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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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核对研究涵盖了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双边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一、无论是东向贸易(中国出口至美国)还是西向贸易(美国出口至中国),虽然双边贸易规模及统计差异在不断扩大,但差异率(统计差异绝对值占相应进口额的比率)却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如果剔除贸易规模扩大的影响,双边的贸易统计差异实际上在逐步缩减。
二、双边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东向贸易,约占整体统计差异的80%～90%。近年来,东向统计差异随双边贸易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扩大。2000年～2006年,美国自华进口从1 001亿美元增至2 878亿美元,增长187%;中国对美出口从521亿美元增至2 035亿美元,增长291%。同期,东向统计差异从480亿美元扩至843亿美元,西向统计差异从61亿美元减至40亿美元。由于东向统计差异占比较大,工作小组重点对其进行了研究。
三、造成东向统计差异的原因,可能源于数据加工和处理过程中的概念性和方法论差异。主要包括:统计上的地域概念差异、记录时间差异、出口统计中是否包含“再出口”数据。但这些差异对双边统计差异的净影响不大。为深入研究双边统计差异问题,工作小组分别对东向贸易中的间接贸易和直接贸易进行了研究。
──东向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在中转国(地区)进行商业交易后再转运至美国。近年来,间接贸易在双边东向贸易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但2006年,其造成的统计差异仍然高达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52%。尽管中美贸易统计均遵循联合国的伙伴国属地原则,但由于进口按原产地统计、出口按可知目的地统计,双边的贸易统计难免会产生差异。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当货物经第三方转口时被深加工、再包装或转卖加价而产生增加值;或者中国企业在出口报关时不知美国为其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报作对中转地的出口,但美方按原产地规则记作自中国的进口。大部分间接贸易主要经由香港转口,但其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经由其他地区的间接贸易规模及其导致的统计差异在持续增长。
经测算,在东向间接贸易中,2000年、2004年及2006年,由以上原因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289亿美元、327亿美元和441亿美元。
──东向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未经停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商业交易而直接出口至美国。2006年,直接贸易统计差异约占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48%。研究发现:双方报关价格不同是导致东向直接贸易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美方进口报关价格高于中方出口报关价格,是直接贸易统计差异中一个可量化因素。从中国出口的货物在运抵美国途中,所属权有可能发生变更。相对于一般贸易商品,这种情况在加工贸易商品中更经常发生。较高的美国进口报价体现了商品的加价行为,并没反映出所属权的变更。
为找出量化此部分差异的方法,工作小组对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经测算,在东向直接贸易中,2000年、2004年及2006年,因报价不同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132亿美元、194亿美元和210亿美元。
──综上所述,工作小组对东向统计差异的原因进行识别,并量化估算了其对整体统计差异的影响。对统计数据进行估算调整后,研究年度内的双边统计差异显著缩小:2000年,两国官方公布的东向统计差异为480亿美元,对能够解释的差异进行调整后,统计差异缩减为75亿美元;2004年和2006年,统计差异分别由原来的718亿美元、843亿美元调减为235亿美元和242亿美元。三年中每年的留存差异率(即工作小组未作解释的东向剩余统计差异在美国自华进口额中的比率)均在8%～12%区间。
四、鉴于西向贸易统计差异占整体统计差异的比重较小,小组未对西向贸易数据进行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的区分处理,仅对概念性和方法论导致的统计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国计价方式不同(中国进口采用CIF “到岸价格”计价,美国出口采用FAS“舷边交货价”计价)是导致西向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
正文
一、概述
(一)研究背景
1994年,第8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曾设立统计小组,对双边货物贸易统计差异问题进行核对研究,以解释和量化两国官方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该项研究的初衷,源于两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之间存在超乎寻常的巨大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双边贸易显著增长,贸易统计差异也随之扩大。据中方统计,1993年～2006年间,两国贸易额从277亿美元增至2 627亿美元,对美顺差从63亿美元增至1 443亿美元;据美方统计,同期两国贸易额从403亿美元增至3 430亿美元,对华逆差从228亿美元增至2 326亿美元。
为深入了解近期形势变化下双边贸易统计差异的成因,在2004年4月举行的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双方商定再次成立贸易统计工作小组,作为联委会下一个合作磋商机制,对贸易统计差异问题共同进行核对研究并互换意见。中方成员单位包括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美方成员单位包括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
(二)研究范围
该项研究的目的,旨在找出两国官方数据产生统计差异的原因,促进数据使用者对双边贸易统计差异成因形成共识。这些差异可能来自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中的概念性和方法论差异。工作小组研究的重点是识别并量化双边统计差异的主要成因。数据核对工作中所进行的调整,既不意味着任何一方的贸易统计制度有误,也不表示要对任何一方公布的官方数据进行修订或更正。
研究核对内容为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中美官方公布的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具体包括:商品协调制度编码、起运地/运抵地、运输方式和其他信息。
(三)研究方法
尽管中美两国都遵循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制度,但并不意味着相互的进口和出口数据能够吻合,计价方式、伙伴国属性等因素均会导致双边统计差异。比如:国际运费和保险费计入中国的进口统计,但不计入美国的出口统计。
转口贸易,特别是途径香港的转运,对双边数据的比对影响可以量化。中美两国均将原产地作为进口统计依据,把出口所知目的地作为出口统计依据。在中美之间途经香港的贸易中,出口时所知目的地通常被报作是香港,然而当货物最终进口至中国或美国时,进口国会根据原产地规则进行统计,这时统计的“出口方”有可能不是香港。
即使剔除已知的和可量化的概念性与方法论差异,统计差异依然存在。与西向贸易相比,东向贸易的统计差异尤为显著,故工作小组将其作为研究重点。工作小组将东向贸易分为两部分以研究相关统计差异:(1)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未经停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商业交易而直接出口至美国;(2)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在中转国(地区)进行商业交易后再转运至美国。详见下文。
二、东向贸易
中美官方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东向贸易。研究年度内,中国出口数据与美国进口数据间的差额在持续扩大,但差异率(双方统计差异与美国自华进口额的比率)已有所下降。2000年、2004年及2006年,东向贸易统计差异分别为480亿美元、718亿美元及843亿美元,分别占相应年份整体统计差异的88.7%、87.8%和95.5%(见表1)。
如表1所示,尽管差异率从2000年的47.9%下降至2006年的29.3%,显示统计差异可能在缩减,但由于双边贸易量的增长,2006年843亿美元的统计差异仍较往年高出许多。
(一)统计方法及概念定义性差异(已知及可量化部分)
1.统计辖区差异
美国将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视为美国海关关境区域,中国将其视为单独行政区域。因此,中国在出口统计中将其单独列出,未包含在与美国的贸易统计之中。根据美方统计,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以上两地自华进口额分别为2亿美元、4亿美元和7亿美元。
2.运输时滞差异
运输时滞差异是指因商品跨年度运输而对双方统计造成的差异,往往由长途海运造成。以美国进口统计中的出口和进口日期为依据,工作小组测算:2000年、2004年和2006年,运输时滞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9亿美元、20亿美元和27亿美元。
3.中国再出口差异
中国出口统计中包括非原产于中国但经中国再出口至美国的货物。美国将这些货物统计为自原产地而非中国的进口。据中方统计,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中国再出口货值分别为10亿美元、24亿美元和30亿美元。
4.其他差异
除以上差异外,东向贸易中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统计差异,比如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再出口(见附录2)。由于此部分差异的信息不全,工作小组没有尝试对其进行估算调整,但这并不排除其造成东向贸易统计差异的可能性。
(二)直接贸易差异
自20世纪90年代双方进行首次核对研究以来,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显著增长。据中方统计,研究年度内,直接贸易方式在中国对美出口总值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71%上升至2004年的84.5%、2006年的88.7%;美方统计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56%上升至2004年的73.5%、2006年的76.7%。
研究年度内,大约50%的东向统计差异由直接贸易造成。加工贸易商品在直接贸易中占比较高(据中方统计,2006年占60%),这些商品通常因中间商加价行为导致美方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中方的出口报关价格。通常的做法是:中国企业从境外(也包括美国)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包装物料等,经加工或装配后,再将产品出口至美国。中国加工企业通常通过中间商接收订单并将加工后的商品转卖给美国买家。因此,中国加工企业的出口报关价格往往是中间商的较低买进价格,而美国买家的进口报关价格则是经中间商加价后的较高卖出价格。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导致直接贸易统计差异,但工作小组此次没有进行探究。
中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识别被中间商购买和转卖的直接贸易交易商品。工作小组曾将中方直接贸易出口信息与对应的美方进口信息进行抽样比对,但主要由于两组信息不能一一对应,无法从中得出关于直接贸易统计差异成因的结论。然而,两国的非官方信息均支持以下推论:在涉及加工贸易商品的交易中,直接贸易的运输有可能通过中间商来安排并进行。
经工作小组估算(具体方法见附录3),加工贸易商品在直接贸易过程中经中间商转卖造成的统计差异分别为:2000年132亿美元,2004年194亿美元,2006年210亿美元。
(三)间接贸易差异
从中国出口的货物,可直接运抵美国,亦可经中间国(地区)进行商业交易后转运至美国。尽管中美两国均遵循联合国的伙伴国属地原则,转口贸易还是导致了统计差异,并成为双边贸易统计差异成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1.货物经第三方转口期间,被重新加工或包装,形成新的增加值;
2.部分货物在出口报关时不知其最终目的地,因此被记作对中转地的出口。
以上情形均会导致美国的进口统计大于中国的出口统计。
虽然转口贸易是造成中美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贸易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2000年～2006年间,据中方统计,间接贸易在东向贸易中的比重从28.9%下降到11.3%,美方统计的比重则从44%下降到23.3%。然而,间接贸易导致的统计差异仍占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一半左右。因此,间接贸易仍被认为是造成东向贸易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作小组同时发现,在东向贸易统计差异中,香港转口因素导致的差异比重正不断缩小,经由其他地区的转口贸易规模及其统计差异在逐年扩大。据统计,经香港转口导致的差异占东向整体差异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49.7%降至2006年的25.8%;经其他地区转口导致的差异比重则从2000年的10.6%升至2004年的17.6%、2006年的26.5%。
1.经香港的转口差异
如前所述,中国商品在经香港转口到美国时,除非商品性质在香港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否则美国将此批货物连同增加值一同记作“自中国的进口”。此外,还有部分货物在中国出口报关时报作“对香港的出口”,实际上最后出口到了美国。以上两种情形均需做出调整。
经测算(具体方法见附录4),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经香港转口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239亿美元、201亿美元和217亿美元。
2.经其他国家(地区)的转口差异
此部分差异也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中国商品在出口美国时,经其他国家(地区)转口过程中产生了增加值;二是部分商品从中国出口时将中转地报作最终目的地,但最终进入了美国。
2000年、2004年和2006年,按美方统计,经香港以外地区进口的中国商品分别为55亿美元、130亿美元和228亿美元;按中方统计,以上相应年份,经香港以外地区转口到美国的商品分别为5亿美元、4亿美元和5亿美元。据此测算,经其他地区转口导致的统计差异大致为50亿美元、126亿美元和223亿美元。
(四)东向贸易统计差异调整结果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工作小组将双边东向贸易统计差异调整如下(见表2):
三、西向贸易
就规模而言,西向贸易较东向贸易小很多,差异情况也大致如此。研究年度内,西向平均差异低于70亿美元,东向平均差异则较其大10倍,几近700亿美元。尽管西向统计差异数值较小,但占西向贸易的比重一直很大,近年来才有所降低。2000年和2004年,西向差异率(双方统计差异占中国自美进口额的比率)约为25%左右,2006年下降至7%(见表3)。
(一)统计方法及概念定义性差异(已知和可量化部分)
1.统计辖区差异
美国将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视为美国海关关境区域,中国将其视为单独行政区域,调整时应从美国出口额中剔除。研究年度内的3年数值都很小。据美方统计,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以上两地对华出口额分别为0.15亿美元、0.74亿美元和1.03亿美元。
2.航运费用差异
中国进口统计采用到岸价格(CIF)计价,其中包括保险费和运输费;美国出口统计采用舷边交货价(FAS)计价,不包括以上两项费用。为解决两国因对国际航运费用进行不同处理而产生的统计差异,工作小组对中国进口数据进行了调整。
鉴于美国、中国的西向贸易统计均未对航运费用进行直接计算,工作小组采用了估算方法。美国在东向贸易进口统计中有关于“货物航运费”的单独记录,因此可用“航运费与FAS进口额之比”来估算西向贸易的运输费用。该比值比较稳定,研究年度内均在7%左右。
由此推算,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双方由于计价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统计差异分别为12亿美元、24亿美元和39亿美元。
3.美国再出口差异
美国出口统计中包含非原产于美国、但经美国再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中国的进口统计将其记作自原产地而非美国的进口。既然此部分货物不是“美国商品”,应将其从美国出口数据中剔除。
据美方统计,研究年度内,西向再出口货值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左右。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美国再出口货值分别为9亿美元、21亿美元和36亿美元。
4.修理费用差异
美国把修理货物的费用计入其出口额,但中国没把此类贸易统计在其进口项下,因此应将修理费用从美国出口数据中剔除。
据美方统计,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对华出口的“货物修理费用”分别为0.76亿美元、1.03亿美元和1.46亿美元。
5.其他差异
鉴于西向贸易统计差异占整体统计差异的比重较小,且缺乏运输时滞以及区分间接贸易和直接贸易的数据,工作小组未对这些因素做尝试量化调整。然而,这并不排除其造成西向贸易统计差异的可能性。
(二)西向贸易统计差异调整结果
西向贸易研究结果只解释了西向统计差异的一小部分(见表4),其原因是在研究年度内,对美国出口数据中的“再出口”调整几乎与中国进口数据中的“航运费”调整相抵消。另外,由于西向统计差异相对较小且逐渐下降,加之量化调整所需数据难以获取,一些概念和定义性差异以及转口贸易差异只是被特别点明,而未做量化调整。调整后的留存差异率在7%～27%之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及相关信息的比对研究,工作小组找到了双边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并尽可能对可量化的统计差异进行了调整。有关结论如下:
(一)虽然中美贸易规模在逐年扩大,但东向及西向贸易的差异率均在不断下降。2000年、2004年和2006年,东向贸易的差异率由47.9%下降至36.5%、29.3%,西向贸易的差异率由27.3%下降至22.2%、6.7%。这说明若不考虑贸易规模增长的影响,双边的统计差异实际上在逐步缩减。
(二)中美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东向贸易。研究年度内,东向统计差异约占整体统计差异的80%～90%。也就是说,美方统计的自华进口额远大于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额,而对应的美国对华出口额与中国自美进口额则比较接近。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东向贸易统计差异亦不断增多。因此,工作小组重点对东向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了核对研究。
(三)工作小组分析了东向贸易统计差异的成因,主要发现包括:
1.东向直接贸易(从中国起运的货物,未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商业交易而直接运抵美国)导致的统计差异占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近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商品在其中占很高的比重(按中方统计,2006年为60%),并因中间商加价行为导致美方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中方的出口报关价格。2000年至2006年,随着东向直接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大,其导致的统计差异也随之增多。
2.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也是造成双边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虽然转口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其导致的统计差异仍然占整体统计差异的近一半。其中,经香港转口的差异影响最大,但近年来已逐渐减弱。
3.双方统计差异还来自于数据加工处理过程中的统计方法和概念定义的不同,主要包括统计辖区差异、运输时滞差异、中国再出口差异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相互抵消,它们对双边统计差异的净影响不大。
(四)鉴于西向贸易统计差异占整体统计差异的比重较小,而且缺乏转口运输及运输时滞等数据,工作小组仅从统计方法及概念定义性差异方面,对西向贸易中已确定和可量化的统计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国计价方式不同(中国进口采用CIF计价,美国出口采用FAS计价)产生的差异是西向贸易中的最大差异,但与“美国再出口”导致的差异相抵后,对整体差异的影响很小。
附录1:
附录2:
关于美国对华商品再出口的说明
美国可能会作为中转国,将原产于中国的商品再出口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加拿大或墨西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双方均遵循联合国的伙伴国属地原则,但仍会产生统计差异。由于美国按原产地(中国)统计进口,中国按最终目的国(比如加拿大或墨西哥)统计出口,因此美国的进口数字可能高于中国的出口数字。
美国不统计再出口到墨西哥或其他国家(地区)的货物原产地信息。但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的数据交换协议,可获知美国再出口到加拿大且原产于中国的商品信息: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分别为10亿美元、24亿美元和30亿美元。
鉴于美国对华商品再出口的信息不完整,工作小组没有尝试进行估算调整。
附录3:
直接贸易中加工贸易商品增加值测算方法
对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商品,美国统计的进口价值可能会高于中国统计的出口价值。这是由于这些货物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间商购买,随后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美国买家,以上加价没有被计入中方出口统计,但被计入了美方进口统计。这是导致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商品的增值率,是指美国进口值与经价格调整后的中国出口值之间的比率。计算直接贸易中加工贸易商品增加值的方法,参照的是香港转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见附录4)。公式如下:
出口调整值=中国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单价×美国进口数量
加工贸易出口调整值=出口调整值×加工贸易比重
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调整值/∑美国进口值
=(这些商品单价×商品数量)之和/美国进口值
根据计算得出的增值率,可推导出直接贸易中加工贸易商品的增加值:
增加值=(增值率-1)×货物进口值
以上增值率的计算依据及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1)使用中方统计的对美直接贸易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50%以上的HS6位码商品数据,以及对应的美方统计的6位码进口数据。由于美国统计中不能区分出加工贸易方式,因此工作小组使用了50%这一阀值来估选对应的美国进口统计中的加工贸易商品。
(2)对直接贸易中加工贸易商品调整值的计算,基于中方货物的单价及美方的进口值。
(3)测算范围包括报关单价可获且调整值低于美方进口值的HS6位码商品。工作小组认为HS6位码商品报关价格造成的差异调整值不应大于相应的美国进口值,所以在实际计算中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商品编码。
附录4:
香港转口增加值测算方法
经香港转运至美国的中国货物,其价值通常高于香港自中国内地进口时的价值。这是因为货物在香港被进一步加工后产生了增加值,或转运商为逐利而抬价。这部分增加值或抬价没被计入中国的出口统计,但被计入了美国的进口统计。这是导致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处所指的转口增值率,是指“经香港转运的中国货物的价值”与“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时的价值”相较后的增长率。即:香港转口值中所包含的香港增加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计算得出的转口增值率,可按如下公式计算经由香港转口的增加值:
增加值=(增值率-1)×转口货物的进口值
关于转口增值率的计算依据及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使用香港统计的商品进口及转口数据;(2)比较香港自中国内地的进口单价与转口中国内地货物到美国的单价变化情况;(3)计算可获得单价信息的HS6位码商品。
(文章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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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全球价值链？
近年来，在交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和信息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的特征和趋向：企业跨境经营更加便利，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外包更加频繁，人员和资金跨境往来更加容易，我们乘坐的飞机，使用的手机，孩子们的玩具，很难说是某国制造，而是多国共同完成的，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分段式生产更为明显，由此经济全球化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新阶段。
全球价值链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背景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现在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模式，传统的生产模式往往是一个产品从研发设计、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售后服务都是在一个国家里完成的，然后从这个国家出口到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发设计可能来自A国，一些原材料或者中间产品来自B国，最后在C国加工成为一个最终的产品，然后又出口到D国，这样就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应该讲，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目前全球产业和贸易的一种新特征，这是APEC讨论全球价值链问题的一个背景。
全球价值链为我们观察外贸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和视角。目前各国的国际贸易统计，是在关境上计算出口商品的总值，缺陷较大。因为一国出口的最终商品中包含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或是由别国制造出口，或是由本国出口别国、经别国加工再进口到本国的。
随着生产日益全球化，中间品进出口规模日益庞大，仅靠总值统计，就显得片面、主观，会误导相关政策。如我们习惯用“出口额/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的出口依存度，这里的“出口额”就有两个数字，一是总值统计，二是增加值统计。在中国这种加工贸易较多的国家，这两个数字相差较大，相应地，贸易结论差异较大，容易误导贸易政策走向。
从微观看，错误的统计方法可能导致对一系列贸易问题产生误判，如双边贸易平衡、比较优势、出口结构。从宏观看，在计算有效汇率时会给贸易错误的权重，使汇率成为矛盾的焦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利用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将其与关境统计相协调，把出口总值分解，补充一种新的、各国都认可的贸易增加值核算统计方式。
因此，通过贸易增加值统计可以较好地解决跨国生产中有关中间产品和隐含服务的重复计算问题，真实反映实际发生的贸易流量和贸易差额。此外，通过贸易增加值统计对出口产品增加值进行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出口产品中的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品的比重，确定出口产品对一国经济发展所作的真正贡献，分析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以及贸易对各国经济和就业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当前，亚太地区的价值链贸易模式更为凸显，是价值链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区，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的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符合全体成员的利益。
为了这个目的，我国在今年提出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政策蓝图和核算框架两个议题，并得到APEC贸易部长们的批准。我们倡议，APEC要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围绕贸易增加值核算、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业发展、中小企业能力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还原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真实图景，全面系统地推进APEC框架内的价值链合作，目的是提升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全球价值链里面的位置，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我们亚太地区的贡献。
二、全球价值链精确测算经贸利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1978年外贸额仅为206亿美元，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国。1978至2013年，我国外贸额年均增长16.4%。近年来我国外贸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18%左右，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应该说，从贸易总值口径看，在世界贸易的大蛋糕中，中国外贸占了一定的份额。
2010年世贸组织呼吁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改进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研究工作，组织力量专门攻关，努力探讨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缺陷的途径。2011年，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等单位委托中国科学院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建立了跨部门协调机制。
中科院课题组将加工贸易从国内生产中分离出来，提出了一套系统地测算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方法论，建立了合适研究中国出口增加值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其一，中国单位出口增加值含量相对发达国家较低，但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10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为中国带来615美元增加值，2012年则为621美元。2012年中国出口增加值为12720.7亿美元，而2012年中国出口总值为20498.3亿美元，当年我国贸易增加值低于贸易总值777.6亿美元。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努力取得了成效，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外贸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其二，贸易增加值客观映照了双边贸易平衡真相。就中国与部分APEC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平衡看，以贸易增加值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中韩贸易逆差均大幅下降，而中日贸易逆差则有所扩大。2010和2011年，以贸易总值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为1812亿美元和2024亿美元，但以增加值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降为794亿美元和926亿美元，分别降低56.2%和54.2%。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单位产品给美国带来的增加值高于同年中国对美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以增加值核算的中日贸易逆差和贸易总值逆差相比，2010、2011年分别扩大了23.5%和41.8%。中韩贸易逆差有所减小，以增加值核算2010年和2011年分别降低了48.1%和43.5%，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韩国进口单位产品给韩国带来的增加值率较低，低于同年中国对韩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
其三，中国出口对促进国内就业作用十分显著。2012年，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为59人次，其中每百万美元一般贸易出口能带来82.7人次的就业，而加工贸易26.5人次。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总计创造了12097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带来的就业为9807万人次，约占货物出口带来的就业数量的81%。由此可以看出，一般贸易出口仍然是出口拉动就业的主要力量。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不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值632.9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3.1%，但我国出口拉动的就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就业。2012年我国总出口拉动就业中34.9%来自农业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每1000美元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高达894美元。
其四，中国进口对贸易伙伴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中国外贸不仅为国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也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12年中国从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口分别对这些国家拉动的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分别达到72.6万个、114.4万个和163.7万个。因此，中国外贸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就业，也为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贸易促进就业的作用通过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贸易增加值可以更为精确地测算，明确双方的经贸利益要点，有助于调整双方的经贸合作领域和方向。
APEC不仅是实现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也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与亚太经济相得益彰，互为推动。当前，21个APEC成员的对外贸易总额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6%和57%。APEC是中国参与的重要区域性经济组织。APEC成立25年来，中国与APEC其它成员之间的贸易额达2.5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0%。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APEC成员。2013年，中国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9%，实际利用来自APEC成员的外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3%。
三、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为我服务
在全球竞争聚焦价值与效率的新趋势下，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我们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经济贸易政策。
第一，要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每10年左右我国对外开放都有大的举措，客观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建立经济特区以及推进沿海对外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第二轮对外开放，2001年末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第三轮对外开放。这三轮对外开放增加了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调整和深化的新形势下，我国应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掀起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和拓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服务于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二，要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在准确评估不同产品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工和竞争力的基础上，明确升级的目标和方向，进一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加快技术、品牌、服务带动出口和积极主动进口步伐，加强设计、研发、营销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淀，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加快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同步发展，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地位的同时，重点推动“中国营销”和“中国创造”。
1.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
2002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了不断发展态势。一方面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双方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发展,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及部门间频繁接触,增进了理解与信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不同,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这不仅是单纯贸易问题更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上对立问题。
1.1出于政治压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头,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源所在
美国民主党执政之后,中国曾普遍担心美国贸易政策风向将逆转,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回头,如今这一预测不断被应验。而且就连英国《金融时报》专门发表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随着民主党执政之后,在美国越来越有市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如今都处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近期贸易报告中就指控多个贸易伙伴,声称它们对美国出口产品设有不公平障碍,中国特别受格外关注。此外,最近奥巴马政府对多项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加收100%-500%进口关税中,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在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全自己,为政党谋取政治资本的贸易保护主义。
1.2意识形态影响,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在执行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政策上总是意思形态在先,冷战思维,深恐中国经济、军事强大对其构成威胁。美国《出口管理法》中就明确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禁止向我国出口软件、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等高科技。这就加大了中国对美产品出口不对称,贸易逆差增大,从而造成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而美国对欧盟、日本等国在一些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上却很宽。美国这些不平等的出口管制也加据了本身国内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缓慢的后果。James.Harding教授指出:“如果美国取消每年上千亿美元对华出口管制,中国和美国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贸易出口管制错位,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导致中国在进、出口上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而高科技产品进口被限制则变相促使了廉价而数额巨大的低级产品出口增加。
JialinZhang教授认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的主要障碍。中国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美国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两种互补贸易。现产生不平衡主要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其实是美国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减少中美贸易逆差,消除贸易摩擦的唯一出路。
1.3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高失业率,美国经济复苏道路缓慢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加剧与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苏复艰难。据美国商务部估计,既使在多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长率也不会很高,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仍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服务业疲弱,投资者信心下降,失业人数居高,从各项指标起色甚微,可以看出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重任而道远。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强弱和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美国经济难以强劲复苏,这种情况下出口显得特别重要,这导致美国相关行业组织纷纷出面向政府施压,通过制造与中国贸易摩擦矛盾达到转移国内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所产生矛盾的目的,这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
1.4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差别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技术原因
1.4.1中美统计口径不同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数额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首先最显着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数据口径上存在差异。中国出口采用FOB,而美国出口采用FAS。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后者不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比FAS高l%,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从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则是在海关记录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10%。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大于中方,使美方“逆差”加剧。同时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其它地区商品记入中国对美出口,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数额。
1.4.2香港作为中美贸易特殊港口,其转口贸易及转口增加值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数额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港口,在中美两国贸易中起到很重要桥梁作用,中国大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经香港转口完成的。因此在统计上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失衡的实质之所在。JialinZhang教授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统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Feenstra教授指出,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出口,因而也低估了出口。
1.4.3美国贸易优势是服务贸易,在计算两国贸易总额时却未记入服务贸易数额,从而有意夸大或炒作两国贸易不平衡
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是低估的。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困难的事情。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
2.探索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途径
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贸易往来发展迅速,2010年贸易总额达4000多亿美元,到2007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众多人口和高速增长经济,更是美国巨大潜在出口新兴市场。中国已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和世界最主要吸引外资的国家,而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伙伴,中国新兴经济市场对美国的潜在和现实吸引力是巨大的。
2.1政治与经济分开,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最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必须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处理,坚决反对一切贸易保护主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美国政治家们必须有远见并深刻认识到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起到引擎作用。同时美国人必须清楚认识到,今天是13亿多中国人借钱给你们,养活你们。当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高失业率远没有走出困境的形势下,用政治指挥贸易,搞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美国在对华贸易上继续走回头路,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美贸易不平衡这是实事,不可否认,也是最敏感的大问题,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责任不在中方而完全在美方。美国不断以此为借口挥动贸易大棒,对中国产品出口和经济发展加以限制是错误的。美国只有带头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不搞政治、军事、贸易上的霸权主义,不做世界不安宁、不和谐、不团结的麻烦制造者,不支持世界上任何恐怖组织和个人,不做颠覆其他国家政权和干涉他国内政,分裂其它国家的事情,不侵略其他国家,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对他国指手划脚,不做称霸世界的一切事情,尊重别人,平等对待任何大小贫富国家,中美之间的摩擦就会减少甚至带来世界永久和平。
2.2彻底摒弃意识形态影响,放松对我国出口管制,走中美贸易正常化之路,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最有效途径之二
【关键词】 上海市;服务贸易
一、服务贸易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2008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克难前行,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35.7亿美元,同比增幅为31.6%,与近年相比增幅有所回落,但仍大大高于同期本市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增长速度(见表1)。其中,上海服务贸易出口324.0亿美元,同比增长29.2%;上海服务贸易进口411.7亿美元,同比增长33.6%。
资料说明:上海服务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率根据上海市商务委数据计算所得;上海GDP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根据历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计算;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率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所得。
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上海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8.6%;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GDP的比率达到36.7%,服务贸易对上海经济贸易的贡献程度日益加强。2008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也大大高于全国增速,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24.2%,上海服务贸易发展对全国服务贸易的贡献程度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也大大高于香港、新加坡等亚太服务贸易中心城市,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与香港、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缩小。2000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上海的8.2倍,新加坡是上海的7.2倍;2008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是上海的2.3倍,新加坡是上海的1.9倍。
资料说明:香港、新加坡数据根据WTO国际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二、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运输、旅游这两项传统服务贸易一直是上海最主要的服务贸易项目,但比重持续下降:2008年这两项服务贸易出口合计占上海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达54%,比2000年下降了7.6个百分点。上海“其它服务”在服务贸易占比略高于全国水平,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随着上海加快发展服务外包,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上海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达25.4亿美元,同比增长53%,已成为上海第四大服务出口项目。2008年上海服务贸易逆差较上年大幅下降,主要源于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出口项目竞争力的增强。2008年上海咨询服务项目实现顺差42亿美元,同比增长58%;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项目实现顺差17.2亿美元,同比增长45.3%。
[关键词] 中国 对外贸易 贸易顺差
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贸易规模达到21738.3 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增长48%，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据海关统计2008年1月～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6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1月～9月累计贸易顺差为18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1.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
1981年以来我国贸易平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见下图）
(1)以贸易逆差为主阶段（1981年～1989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别出现了30.36 亿和8.36亿美元的顺差，但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累计逆差达到424.04亿美元。平均每年逆差为 47.12 亿美元。
(2)较小贸易顺差阶段（1990～1996 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93年出现了122.15 亿美元的逆差，但总体上是以顺差为主，累计顺差达到433.08亿美元。
(3)较大贸易顺差阶段（1997年～2007年）
这一阶段各年均为贸易顺差，且平均每年顺差均在500亿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计顺差达到5415．5亿美元，2007年我国出口额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额9558.2亿美元，增长20.8%，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为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
2.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1)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加工贸易仍是顺差的主体。2007 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61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进口总额为368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顺差为2492.5亿美元。而同期一般贸易顺差仅为1099.3亿美元，约为加工贸易顺差的二分之一。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已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顺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顺差主要来自民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仍为逆差。2004年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后，大大激发了民营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2007年，民营企业出口实现贸易顺差1709.9亿美元，占全国顺差总增量的65%。外资企业“高出低进”也十分突出，实现顺差1361亿美元，国有企业仍有449.1亿美元逆差。
(3)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香港地区，但增量主要来自欧美，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我国对美、欧、港的顺差分别达1633.3亿、1342.3亿和1716.2亿美元。三地顺差合计4691.8亿美元，占我全球贸易中顺差来源地顺差总额的90%以上。
(4)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连年逆差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逐步扩大，成为推动贸易顺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贸易顺差累计5655.5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差额6244.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额677.3亿美元。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缓慢。
二、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这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三、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
外贸顺差反映了国情，是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结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我国人力资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韩国的8%、巴西的18%。同时我国还有市场大、配套强、海外华人多等优势，有利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5年1月1日，WTO成员国取消了对服装和纺织品的所有进口配额限制。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成为贸易顺差的最大驱动力量。
2.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我国进出口国别（地区）统计，1994年～2007年间，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有美国、香港地区和欧盟。其中美国由74.9亿美元激增到1633.3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顺差对象国；香港由229.1亿美元增加到1716.2亿美元；欧盟由逆差38.4亿美元751.1亿变为顺差1342.3亿美元。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却由顺差转变为出现美元的逆差。其中，对日本的逆差由47.5亿美元增加到318.8亿美元；对韩国的逆差由 29.2亿美元增加到476.2亿美元;对台湾地区的逆差由118.5亿美元增加到775.6亿美元;对东盟的逆差由4.5亿美元增加到141.9亿美元。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方向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出现了相应的缩减。也就是说，由于国际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也就把它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而我国则从这些经济体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国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或地区对我国的持续产业转移间接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贸易顺差加速。
根据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我国贸易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1994年～2007年间，我国工业制成品顺差由原来的21.1亿美元增加到4436.3亿美元，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贸易则由32.4 亿美元顺差转变为出现1814.3亿美元的逆差。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中国处于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邻国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即“大出”同时伴随着“大进”，出口增长大量地依赖工业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进口，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甚至存在着较大的逆差。我国商品进出口十几年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急剧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加工出口产业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3.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大了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已是导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出口许可审批的时间更长，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美国的出口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一般为3个～12个月，而日本、德国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发放许可证的时间最多为1个月。所以，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获得许可证，出口机会就会转向德国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美国每年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
4.FDI推动贸易顺差的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在释放出来，导致某些产品出口激增，远远超出国内市场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贸易顺差而扩大。据海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差额，外商投资企业都占绝对比重，目前，加工贸易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2007 年外企加工贸易出口6955.2亿元,同比增长23.4%,进口5594.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实现贸易顺差1361.1 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顺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依靠自身技术的先进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推动了出口额和进口额的逐年高涨。因此，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在全球市场真实的竞争力，只在数字上制作了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其实，我国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5.产业结构的提升导致大量的进口替代
在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大量外资企业来华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客观上将周边地区对美欧的顺差转移到我国。特别是近几年外商对华投资由加工组装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呈现整个产业链对华转移的趋势，使我国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运输工具等产业的国内配套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大量替代进口。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也由“大进大出”向“小进大出”转变，使用国产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顺差逐年增加。除集成电路以及电容器、复印机、电容器、汽轮机等产品的零件进口增长较快外，大部分产业的零件进口都呈低速增长或下降趋势。不少产业零部件生产能力激增后，转而大量出口。例如，汽车零件进口额下降8.2%，出口额却增长了49.2%。中国自己的公司提升产业结构，相互激烈竞争，这无疑受助于在华外国公司的技能和技术转让。
外贸顺差反映了原产地统计规则，顺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我国顺差虽大，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较低端，获得的比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国的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如果根据企业的“国籍”或增值的多少来统计顺差，我国的顺差就会大大减少。因此，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我国顺差，统计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完全是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恰当指标。
综上所述，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推动的结果。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外贸顺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宏:转轨的贸易流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2]黄先海: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贸易额就是用货币表示的贸易的金额,贸易量就是剔除了价格变动影响之后的贸易额,贸易量使得不同时期的贸易规模可以进行比较。这里有三个概念需要掌握。
(1)对外贸易额(Value of Foreign Trade):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
一般用本国货币表示,也可用国际上习惯使用的货币表示;联合国的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是以美元表示的;各国在统计有形商品时,出口额以FOB价格计算,进口额以CIF价格计算;无形商品不报关,海关没有统计。
(2)国际贸易额:(Value of International Trade)是以货币表示的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值的综合,又称国际贸易值。它等于一定时期内世界各国用FOB价格计算的出口贸易额之和。
(3)贸易量:贸易量是为了剔除了价格变动影响,能准确反映国际贸易或一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数量,而确立的一个指标。在计算时,是以固定年份为基期而确定的价格指数去除报告期的贸易额,得到的就是相当于按不变价格计算(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的贸易额,该数值就叫报告期的贸易量。
贸易量可分为国际贸易量和对外贸易量以及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
2、贸易差额
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间的差额。
(1)贸易顺差(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我国也称它为出超(Excess of Export over Import):表示一定时期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
(2)贸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我国也称它为入超(Excess of Import over Export)、赤字,表示一定时期的出口额小于进口额。
(3)贸易平衡:就是一定时期的出口额等于进口额。
一般认为贸易顺差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所以各国无不追求贸易顺差。但是,大量的顺差往往会导致贸易纠纷。例如日美汽车贸易大战等。
3、国际贸易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