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社会转型模式研究具有“类”与“形”的区分。西方社会学界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其理论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本土学者将“形”研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三种转型模式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模式差异的本质。
关键词：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宣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1]。他实然是指出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科意义。作为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汇集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诸多学者，但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明显差异，甚至导致了基本对话平台的缺失，从“类型”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实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社会学有独特研究意义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更具有“类”与“形”的区分，即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把握社会转型模式的起因、动力、机制、走向及运作逻辑应该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前提。
一“类”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正如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西方一样，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也发端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探讨。由于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的限制，西方学界一般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摹本来展开社会转型的研究。由此而出发，他们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即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过程首先起步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14、15世纪在古希腊各地由于其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优越的海陆位置，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当时的希腊社会带来了相当的活力，不仅使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组织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与地中海造就的各文明古国、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商品的推崇极大地带动了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在这种商品理念的影响下，英国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美国也相继完成了初次的社会转型而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其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变化使之成为学术界称谓的“先发自致”类型社会转型模式。
在“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绩效感召及各种压力影响下，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其它非西方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而汇入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也揭开了其全面社会转型的序幕，形成了诸如市场为主的、计划为主的及混合型的诸多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是在西方模式的启迪之下发端和进行的，也因此成为了被学术界称谓的“后发外生”类型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两种类型模式的分析及形成的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2]。经典理论时期和实证研究时期主要是对“先发自致”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理论转向时期主要是对“后发外生”类型模式的一般分析，而理论中兴时期主要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社会运作逻辑的探讨。但立论的基础即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其一，“先发自致”模式是其它后来一切模式的典范和摹本；其二，人类社会的转型是必须的，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一种单向直线性的社会进化。
经典理论时期的社会转型论以孔德、迪尔凯姆、滕尼斯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有统一的逻辑或模式，对它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预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转型的要素可以以宗教、道德或技术等为主导，但最终社会的变化都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的结果是进步的，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有序的运动，而且这一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转型的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快慢之分，其因果机制和变化序列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是各位论者都将“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孔德认为，“人的智力和思想”对社会变迁与进化有着决定作用，他说，人类智力发展具有三阶段的规律，“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3]与此相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相应地经历了军事社会、过渡社会（中世纪）和工业社会（实证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迪尔凯姆一生的学术兴趣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秩序或整合。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兴起，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众多的个人通过何种途径联结成一个整体而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经历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集体意识”，而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是社会分工的结果[4]。滕尼斯虽然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但其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展开，他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5]。
实证研究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贡献是在经典理论时期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先发自致”模式内在社会机制揭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主要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其理论出发点仍是进化论。这一时期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时期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与转型进行思辩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模式进行描述性与实证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模式研究为重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则转向较为具体的“先发自致”国家转型过程的描述。其代表人物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50年代占据世界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作为开创性和过渡性人物，马克斯·韦伯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分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起源、发展及动力的解析上。如他利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主要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至少三个方面，即，对理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其实质性贡献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进化中的退化”。[6]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创立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帕森斯始“后发外生”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的主流（关于这点后文将有重点阐述）。帕森斯从整体入手的思维研究方法突破了其以前的理论研究将社会设想为“传统”与“现代”二极，然后从某个切入点去推演社会进化的过程。但虽然如此，实证研究时期的理论并没有从理念上突破经典假设，即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和进化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
理论转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探讨和反思“后发外生”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内在机制问题。最初的转向是肯定转型道路的分化，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先发自致”国家相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西方的“表率作用”被破坏；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后发外生”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导下，纷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第一”的社会转型模式，采取了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转型战略，然而尽管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明显增长，但政治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上“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以东亚为主要区域的“异西方”儒家文明圈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西方学界的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进入批判性反思阶段，相继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假说。这些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后发外生”国家的许多所谓传统社会的要素可能成为支持现代化社会构架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显然，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范型的神圣感消失了，一种多元的转型模式开始兴起。
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从“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心-边陲”关系是其主要分析框架。但又应看到，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而自己却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不发达”、“核心-边陲”概念逻辑中，同时它虽然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但自己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体系论曾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它主要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只注重单个国家研究的局限，也克服了依附理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的轻率，它将分析单位界定为“世界体系”，而非个别孤立的国家，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整体变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展现出来，决定着单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体系内“核心-半边陲-边陲”构成了其动态性的分析维度。但它的视野只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又有其内在的缺陷。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全球社会相互影响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模式，对以往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分化-整合”是其主要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在分裂的同时也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引发着冲突，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着力于从局部的切入点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新的解读。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发展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发展理论对“后发外生”型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新观点，它不再坚持“先发自致”国家的标准样板，而是追求多样性。特别是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理论特别注意文化与价值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如对东亚区域国家或地区在转型中维持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在社会转型目标上，仍然保留着“先发自致”国家那种诸如民主、自由竞争、合理的行政管理、个人主义伦理观等方面的认同，也即没有彻底摆脱“先发自致”社会转型模式的桎梏。
在“类”研究方面，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普遍缺乏关注。特别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性变化逻辑有所忽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都走向了体制改革或转轨的征途。有的国家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有的国家侧重于政治体制的重建，有的则是总体性社会的大转型，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既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也非从边陲走向中心，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转换，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而前述的社会转型模式分析视角或方法都对之没有解释或说明力度。于此，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路径依赖、运作逻辑、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转型理论。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既可以说是前述社会转型理论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研究领域[7]，这种研究促使了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中兴。
从“类”研究的角度出发，西方学界将这种社会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即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也即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8]。在这种共识之下，各国的学者进行了有关“形”的研究。如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在其市场转型理论中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并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能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9]。边燕杰和约翰·罗根199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和权力持续：都市中国变化中的分层体系》一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和城市单位制也基本没有被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政治权力保持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力也就得以持续。中国的市场体制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倪志伟的系列研究揭示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转移，如1989年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即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因为无论是对物资资源还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都是从再分配的官僚转向市场。1991年发表的《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认为，由于改革并未完成，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因而政治权力并非一夜之间就贬值的，还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条件下，干部依赖权力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市场里同时得到经济回报。针对学界的有关批评，1996年他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类型的复杂性和权力资本的回报问题。文中他将中国的经济类型一分为四，即内地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的合作主义经济、沿海的再分配经济和沿海自由放任型经济，认为，前三种经济类型中掌握权力的干部会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而在自由放任型经济类型中，干部的经济回报会相应下降[10]。等等。
总之，对于社会转型模式的“类”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形成了系列宏观理论。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总结的，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诞生了发展理论，而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研究则催生了社会转型理论。
二“形”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内在依据
所谓“类”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类型研究，即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所形成的种类研究，如前文所述的“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所谓“形”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形态”研究，是指社会转型的形式或表现，如后文将阐释的渐进型模式、突变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类”与“形”的结合构成了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类”研究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社会，而“形”研究是一种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据现有的资料看，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11]。在中国大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是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12]。至此之后，社会转型“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13]，正如李培林研究员后来所总结的“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14]。“模式”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的术语，后被移植到社会学研究，是指“对不同时空下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经验概括，或曰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方式”[15]。社会转型模式是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的转变”。而对其的研究一般而言本土学者的探讨要深入而且丰富。
对于中国渐进型社会转型模式中国的本土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既有实证性的定量、定性研究，也有思辩式的理论概括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点上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代表性的目前就有三种。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16]。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心和突破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一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17]。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或者说从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18]。还有诸如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转型所下的三级规定，即事实性规定方面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指“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结构层次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19]。等等。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定义中心点不同，必然也导致研究的重点及结论有明显的差异。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断裂与失衡”的概念围绕中国社会1978年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即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由此他至少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总体性社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80年代社会资源的扩散使全体民众特别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但90年代是资源集中的时代，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正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为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严重失衡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第三，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中国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第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非正式制度的生长与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20]。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特点应体现在六个方面：即渐进性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与谨慎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21]。郑杭生教授根据其传统与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认为，就中国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思想的复苏；还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等。认为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22]。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形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东欧国家“混合型”社会转型模式其本土学者主要是基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市场-再分配”二元分析框架。在分析中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干部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社会地位下降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为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新机会？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几种观点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匈牙利学者汉吉斯在其《东欧的替代之路》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骤然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也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同样的观点，“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23]。这两种观点实际都承认，干部在改革前的体制中所获得的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市场中的优势，这样即使在新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仍可以保持精英地位不坠，只不过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对于转型路径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道路选择的高度不确立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预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更可笑的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而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24]”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重点分析协调机制对于改革模式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与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伦理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了利益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立下来；强制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25]。他认为，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匈牙利社会转型模式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6]，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27]。“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28]。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29]。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30]。 三 比较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揭示
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有五种表现形式，即通观式比较、局部式比较、衬托式比较、批评式比较和融会式比较。这五种形式的采用取决于研究者知识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于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而言，局部式比较和衬托式比较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其一，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与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均衡的。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相互追赶及后来者居上的一幅曲曲折折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前述的“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与“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其三，历史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社会政策均处于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从时空距离还是从纵横的发展历程看都是如此。
运用比较方法的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比较对象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主题的本质。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以转型模式研究为例，首要的一步便是渐进性模式、突变性模式和混合性模式的个案深入研究。即首先把比较的对象分别作为独立的整体，具体历史地分析其转型模式赖以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差别、社会状况等），在充分认识到了某一模式发生、发展乃至衰亡的内外条件及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再从转型模式发生的时间差异、空间的阻隔与联系等方面将它与另一转型模式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从而较完整地把握其转型模式特定的基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特征。这是一种以现象或表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步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分析方法，即从特定角度和需求出发，将社会转型的各种特征抽象为一系列非时间非地域性的类型，作为进行现象比较的边界清晰的参照点，再根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转型模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并从不同模式的差异中探求更高普遍性的东西；第三步是追寻比较的意义即比较不是平铺直叙、简单地堆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总结、理论化“中国经验”，换句话说是为了从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基础方面有许多相似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而言，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等等。中国与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相比，在改革思路、进程方面有值得比较的相似点。两国都是首先纠正前领导人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坚决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航道；两国都是农业改革先行，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调整生产关系和松绑减负入手。匈牙利是重新组建农业合作社，中国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两国的改革取向都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都提出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终极目标；等等。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进程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点，如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休克疗法”的转型策略、政治体制的全面西化等等。
共同性只是为社会转型模式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前提，差异性更是展开比较的重要基础。以中俄为例，差异性是明显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理论上说是由转型前的本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指导思想上是由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向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转变；中心工作由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转变，特别是坚持了政体的连续性；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更为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是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社会形态上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的转换。如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从事大农业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解放又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农村社会分化；同时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形成了系列不同的层次，如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球呈立体交叉状况，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等等。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首要的是与其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31]。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始终处在两种结构性矛盾复合联动而导致的困境中，内部性矛盾（国家与社会）和外部性矛盾（国家与世界）的特殊结构困扰着转型中的俄罗斯，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东欧国家一样，虽然三方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但前苏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半个世纪，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已形成习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缺乏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的动力；前苏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限定了当时的苏联决策者选择改革道路的空间，导致了前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导致了后期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灾难性后果[32]，等等。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俄罗斯有些不一样，表现为：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政治巨变，从一党执政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这种转变为实施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使得迅速地转变经济体制成为可能；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平等成为其混合性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模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虽然有助于其尽快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社会指标方面东欧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在转型的突破口上东欧国家普遍以有限的私有化为开端，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体制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更多考虑到了其国情的特殊性要求[33]，等等。
诚然，目前对中国的渐进模式、俄罗斯的突变模式和东欧国家的混合模式的优劣武断地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上述的三种模式发生与形成的初始条件即共同点与差异点比较无疑为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比较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转贴于
[1]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将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如孙慕天、刘玲玲就认为只有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见其《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广义的社会转型定义，另一方面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所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研究。
[3]孔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转引自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02页。
[4]埃米尔·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80-219页。
[5]参阅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41页。
[6]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7]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9]转自孙立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10]转自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
[11]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66、189页。
[1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3]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
[15]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1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7]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8]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19]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2-433页。
[20]具体参见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及《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和专著。
[21]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于《中国社会学学会论文集》，2005年10月。
[22]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23]转引自郑杭生、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24]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8页。
[25]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7页。
[26]潘大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思考》，《俄罗斯研究》2004年1期。
[27] Наумова Г.Ф. Рецидивирующ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беда， вина， рекурс человека. М. Эдиторал УРСС.1999.
[28] Заславская Т.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Дело. 2002.
[29] Я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теории， практи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осква，2002.
[30]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ир России.1995г. 1.
[31]余伟民，《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一、社会结构视野中的民主转型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1]。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
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2]。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3](P4)。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4]。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5]。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化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P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
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对于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7]。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9]。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 世纪 60 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10](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性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合[12](P155)。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11]。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入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13]。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1]。
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14](P126)。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15]。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价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心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16]。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对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17](P11)。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文化对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18]，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
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20]。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分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P51)。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
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0](P213)。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22](P1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P71- 72)
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从社会分化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20]。把民主化分解为面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23](P198)。
【关键词】后转型；趋势分析；逻辑分析
1.转型研究的趋势性分析
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呈现以下两个趋势：
（1）经济转型内涵的界定已经上升到制度变迁层面，由单纯的经济体制转型扩展到不仅包含经济体制转型，还涵盖制度、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转型。
最初的“华盛顿共识”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通过市场化操作来实现经济发展，而忽略所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是转型的核心，把政治因素作为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而萨克斯则将经济转型界定为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将政治转型强调到极致，认为转型的核心是规则的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其一部分；科尔奈从多维度的视角认为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政治转型、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等多方面；随着制度范式研究的流行，青木昌彦探索性地运用博弈论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经济转型过程，这样，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就达到制度范式研究的高度。
（2）经济转型的研究已经由静态地研究转型约束条件和特征向动态地研究转型过程上转移，政府体制转型正成为研究的热点。
早期的研究大都在静态层面上从所有制、分配方式、转型路径等方面论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绩效与问题，并且对中国双轨制的改革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稍后的何晓星用历史学的时代概念、辅以经济学的定量方法，论证随着十五大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市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2]但对接下来的政治体制转型尚未论述；前沿的杨小凯等人不仅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进行分析，也开始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改革等上层建筑转型展开分析。[3]由此可知，国内已开始了改革层面的政府体制转型研究。
本文趋从用制度范畴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演进，制度研究就应当不仅仅研究个体均衡的结果，还应当研究制度的演化过程--制度变迁。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精要有二：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暗含的逻辑是经济转型要求政治转型相配合；二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暗含的逻辑是在经济转型中，上层建筑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将中国经济转型分为经济体制转型和后转型两部分。
2.后转型起因的逻辑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国家经济能否走繁荣富强之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个“市场扩展性政府”，而这个“市场扩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制定市场的产权规则与交易规则；保证规则及合约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新世纪以来的政府腐败和高层犯罪问题很多就在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使得部分人士通过金钱操纵政府权力成为可能，从而化公权力为他们犯罪所用。[4]其实质就在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而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换仍然十分缓慢。
追根溯源，问题就在于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奥尔森所谓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所应具备的政府职能尚未明确，不少政府往往会以公众授权的方式，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后再通过政府权力转让给少数人，该部分人士完全通过政府权力进行敛财。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从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思考，这就是后转型期的主要内容。
经典的解释政府腐败行为的理论就是政府寻租理论。
寻租是为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非生产性活动。将“寻租”运用到产权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是巴泽尔，他认为，任何商品属性都是多维的，对每一属性的权利都清晰界定的努力成本高得至于无法去界定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未被界定的资产落入公共领域，这部分落入公共领域的财产就形成“租”，人们花费精力和资源对“租”的追求就称为“寻租”，寻租活动带给某些官员的利益所得即为灰色收入。[5]
我国双轨制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使得一段时间内市场价格机制和行政权力机制扭结在一起，共同支配着社会资源在各经济体间的配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同一商品，国家计划内定价和市场调节定价并存，国企可以计划内定价购买规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它规定量外的生产资料需要按市场调节价购买，同样，国企能够以市场调节价销售规定量外的产品，低廉的计划内价格和随行就市的市场价存在价格差，掌握分配调拨权力的官员非法把应该以计划内价格配置的资源倒卖到市场上以市场调节价出售，获得“租金”，资源调拨批文便成为倒卖许可证，政府官员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泛滥。
美国经济学家安·克鲁格1974年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采用计算租金总额占GNP比例的方法计算了当时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此比例值分别为7.3%和15%。仿效克鲁格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出中国1988年和1992年此比例值分别高达40%[6]和32.3%。这意味着每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的收入，而没有真正合理地配置到那些可以使该资源产生高效益的人手中。改变这些弊端，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施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精简机构，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同时，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后转型改革迫在眉睫。
3.后转型内涵的界定
经济体制转型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转变，包括所有制转型、经济运行机制转型和市场体系的构建。时间区间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十五大上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
随着1997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套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需要对上层建筑作相应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从经济体制转型开始的向上层建筑转型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学术界提出“后转型”这一概念来概括与经济体制转型相配合的上层建筑转型。
在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后转型解决“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市场经济和如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的问题。主要针对经济体制转型之外的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体制，如国企产权改革问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等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入和谐社会概念等标志着后转型的正式开始。
根据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和我国教育部的《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毛入学率要达到15%标准，而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的微动、教学方式的多样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也是后转型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白永秀，吴振磊.“后转型”的说法在2008年年初被学者提出，详见：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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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杰雷夫·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转型[J].经济学季刊.2003（4）.
[4]易宪容.生活中的智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8.
关键词：两极结构；二元结构；多元结构；中国转型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15-04
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衡量一个学科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的标志在于是否产生了一种规范或者范式。据此，“二元结构”被认为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式。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能否用“二元结构”作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范式来概括和分析中国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已成为我国理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国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复杂性，所以“二元结构”已表现出相当的“范式危机”。而对“二元结构”范式的借鉴性批判，正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一、二元结构：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学者们常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来描述中国的经济结构，殊不知，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建立的依据和理论背景分别是大不列颠史料和古典经济学，而中国与英国等国“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历史背景、国内生产要素的资源与供给条件以及面临的国际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再认识和对我国国情的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前的经济结构既不是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也不是国内学者所说的“三元经济”，而是经过特殊工业化道路所形成的“两极结构”。
1.中国两部门的特征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中两部门特征不符
刘易斯所说的传统农业部门有四个特征：(1)它比现代工业部门要庞大得多；(2)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微不足道，或是零，甚至为负数；(3)传统部门实行制度工资，这种工资既是传统部门的人均产品，又是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平；(4)这个部门只有劳力剩余，而无经济剩余。现代工业部门也有四个特征：(1)它十分弱小；(2)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工资，该部门存在经济剩余；(3)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4)现代工业部门存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这驱使资本家把经济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那么，中国的两部门是否像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呢?
首先，中国的传统农业的确比现代工业庞大得多，但这只是从就业结构而言的；若从产值角度来讲，农业创造的产值远不如工业创造的产值多；再从工农业产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角度看，就不是传统部门比现代部门庞大，而是相反。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为零，这可以从舒尔茨的理论中得到证明。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这一点与中国的国情基本相符。如果中国农业是没有效率的话，那么也不能为工业化积累如此多的工业资本。只是这种效率是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效率，该效率相对于现代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效率仍是很低的。再次，中国传统农业部门在精耕细作方面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该部门从未实行过制度工资，农民收入都是与农业生产周期同步的年收入。由于中国农民无制度工资形式的收入而使传统农业部门与刘易斯所说的传统农业部门不具有可比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也因此不能用部门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差异来解释。最后，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不仅有劳力剩余，还创造经济剩余，经济剩余成为联系两部门的纽带和桥梁。新中国工业化正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获得了农业部门的经济剩余后才建立的重工业。按照刘易斯的定义，传统部门是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现代部门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中国的传统部门是自给性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的结合体，虽然家庭工副业不代表现代部门，但却使用了生产性资本。中国的现代部门的确使用了再生产性资本，但却是低效率的。造成中国现代部门低效率的原因在于政府强制性地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并为工业品制定垄断价格而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利润率所致。进一步讲，现代工业部门不是以利润最大化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为目标，而是以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其经济剩余也未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是用于市民福利最大化方面。这说明，中国的两部门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中所说的两部门不能相提并论。
2.中国不具备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
这是因为：一是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供给”的发生也是有条件的，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存在落差和城市无失业，而且只有当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资(大约30%)才会使无限的劳动供给成为现实。而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比农业部门高出不是刘易斯所划定的30%，而是227%。但是，如此大的两部门工资落差却没有引发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转移。二是市场机制在无限劳动转移中已充分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中国自建国以来至改革前，是没有市场机制的国度。没有市场机制，自然没有劳动力市场，因此，这一段时间的工业化是由计划推动的而非市场推动的。“无限劳动”不可能通过根本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转移。这说明中国的确存在“无限劳动”，但却不存在刘易斯所说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无限劳动供给”。“无限劳动”和“无限劳动供给”是两个概念。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适合于中国，主要是基于“无限劳动”这一现实情况，而未考虑到“无限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市场机制。三是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会自由不受阻碍地流向现代工业部门。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还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等阻碍其自由流动，不存在刘易斯所说的自由的不受阻碍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流动态势。四是假定资本深化是引发现代工业部门扩张的主要源泉。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增长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当资本积累增长快于劳动增长时，工业部门的扩张才能使“无限劳动”转移顺利实现，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中国的现代部门支撑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是由资本深化引起的，反而是以高投入、高能耗为代价换来的；不是资本积累增长快于劳动增长，而是工资和消费增长快于利润和投资基金的增长。这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假定相去甚远。
二、两极结构：中国转型前经济结构演绎形式的基本解释原则
1.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国转型前是“两极结构”经济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一极结构”。“一极结构”的改变始于第一次被动的工业化和外生型城市化。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在无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情况下，被动的工业化孕育了“两极产业结构”，外生型城市化导致了“两极城乡结构”。具体来讲，就两部门而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和以现代技术为主的新式工业之间形成了各自系统不整合的“两极产业结构”；就新式工业而言，仍存在着具有侵略性、掠夺性、强迫性的外国新式工业和具有民族性、封建性、买办性的中国新式工业之间形成的具有不平等政治地位的“两极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产生怎样的城乡结构。外国列强的侵略不仅是中国被动工业化的外力，而且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力。这种外生型城市化引发了“两极城市结构”和“两极城乡结构”。前者一方面表现为封建主义性质的城市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并存，另一方面表现为完全殖民地型城市和半殖民地型城市并存；后者表现为城乡资本结构、城乡贸易结构、城乡生产组织结构等的严重失衡。这是其一。
其二，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赶超型工业化和限制型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以往历史中形成的种种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些矛盾，形成了倾斜的“两极结构”。倾斜的“两极结构”首先表现为停滞性传统农业和重型化现代工业相对立。改革前的民族重工业虽然不像20世纪初那样受外国资本控制，但那时的重工业仍然不是从传统农业部门逐渐分离出来的轻工业发展而来的，而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需要迅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这种在政府主导和计划推动共同作用下的赶超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之结果，与刘易斯所阐述的市场化推动下自由自发地形成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过程不相符。倾斜的“两极结构”其次表现为以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作为制度壁垒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城市化滞后。城乡差距拉大是建国前“两极城乡结构”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2.从文明类型和现代工业部门产生方式角度看，中国是典型的“两极结构”社会
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农业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第二次大变革产生的农业文明，而发达国家通过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则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第三次大变革的工业文明，中国的第二次重工业化是基于工业文明的落后遭受百年耻辱这一历史教训而发动的。两个产业部门分别属于两类文明，并且农业文明自身始终未孕育出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两极结构”而非“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刘易斯认为“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工业部门产生方式是内生的。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近代的第一次工业化，还是建国后的第二次工业化，都不是因农业的分工而引起的，而是非自然内生型的工业化。同时，这种非自然内生型的工业化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十分迅速而且庞大，与刘易斯所说“现代工业部门十分弱小”相矛盾。
三、多元结构：阐释中国转型过程的特定研究硬核
如果说“两极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前的历史结构的话，那么，“多元结构”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一般认为，转型是包括前苏联、蒙古、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和模仿的国家，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其实，这只是从体制的角度研究的转型，并未把握转型的全貌。完整意义上的转型是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统一。在以上所有转型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因为中国的转型不仅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而且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两极结构”状态。当我们将中国的体制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纳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定位并作历史的审视时，不应忽视了中国转型道路已显示出的成功性和独特性。而“多元结构”正是这一成功性和独特性转型的体现形式，或者说，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以“多元结构”为核心的基本范式又衍生出了其他范畴：“多元制度结构”、“多元利益结构”和“多元产业结构”等。
1.多元制度结构：体制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阻碍的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一步到位；又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与其整合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以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或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制度，是中国体制转型的过渡性特点。这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推出，主要是为了减少因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而造成的社会震荡。只有实行过渡性制度安排，才能逐渐实现对以往正式制度的更迭和替代，多元制度结构正是保持这种渐进性制度替代与更迭顺利进行的最佳途径。
多元所有制结构最大限度地化解了新旧体制更迭和替代所产生的种种风险。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所有制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认同，公有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型目标的确立，不仅要求公有制范围内的多元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并且必须存在，而且还吸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的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至此，形成了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其他制度结构的根基。当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因承包制的推行出现种种弊端而使转型步履维艰时，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弥补了因国企改革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这使得转型可以继续进行。
多元配套制度是对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延伸和拓展，它使中国转型带有复杂性和深刻性。实践证明，中国的转型是全面的和协调的，而体现这一特点的正是多元配套制度的改革与建立。“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可以用来对这种渐进式改革作形象的描述，即一项关键性改革可以带动相关制度改革，由此形成与转型目标要求一致的制度体系。对此，仅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便可略见一斑：分税制的建立，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结构工资制度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形成，劳动合同制的全面创立等等。在微观经济制度方面，改革亦是多元化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就曾先后试验过承包制、放权让利、股份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债转股等。除此之外，还有各项法律、法规的建立等。尽管这些多元配套制度自身还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配套制度毕竟使中国转型走向深入和协调。
同时，多元制度结构还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因城市和农村两个经济系统的不同，中国政府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制度改革时选择的制度创新方式也不同。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大多是自下而上型制度创新；对于城市而言，大多是自上而下型制度创新。前者的制度创新主体是村民，而后者的则是政府。由于地区间差别的存在，中国政府对沿海和内地实行了不同的政策，许多“三资”企业因在沿海地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而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当然也影响了中国内地企业与之展开的公平竞争的进行。中国政府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同样实行了差别待遇，并通过制度将差别待遇固定化。虽然多元制度结构降低了转型风险，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
2.多元利益结构：社会转型的逻辑性概括
最近20多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忽视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利益关系变化这一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体制转型必然引发社会转型，而社会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利益格局的分化方面，多元利益结构是中国利益格局分化的结果。相对于体制转型而言，社会转型更艰难。因为既要考虑各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又要关注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和利益补偿。如果各利益主体之间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的话，那么社会转型就会因失败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多元利益结构的存在恰恰是保证利益均衡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
由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样，必然有的利益主体从中受益，而有的利益阶层从中失去既得利益。多元利益结构的形成不仅鼓励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中坚阶层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又从另一个侧面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通过减少保守阶层的利益所得来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符合体制转型的改革者多得的利益正是不符合体制转型者失去的利益。追求更多的利益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
3.多元产业结构：经济转型的适应性选择
随着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进行，经济转型前的“两极产业结构”也一定会发生变化，至于变化的方向自然是与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方向大体一致。于是，多元产业结构应运而生。
从转型经济学角度看，多元产业结构一方面是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经济依托，另一方面使转型前的“两极城乡结构”有所改变。无论是国有制经济，还是非国有制经济，它们都是发展某一产业的微观经济主体，产业构成各种所有制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和农村面貌的改变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也离不开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支持。农业分工和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为城乡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条件，农村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第三产业的全面升级提高了城乡就业结构，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非农产业还吸纳了5000万～8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这些变化都是初级的、浅层次的，但从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刘易斯所说的由“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反而呈现出由“两极产业结构”向“多元产业结构”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性和特殊性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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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wo-extreme Structure to a Multi-element One ――the basic formula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economics
LIU Mei-ping(Institute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China‘s first passi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est-driven urbanization brought about the deformed “Two-extreme Structure” without autonomy; the second “catch-up-and-surpas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ontrolled urbanization after liberation caused a two-extreme structure with autonomy. The two-extreme structure has passed into history in China‘s reform. Meanwhile, China began to construct a multi-element structure in its thir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is is the realistic structure in harmony with China‘s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 words: dual-element structure; two-extreme structure; multi-element stru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economics in China
(责任编辑：育川 责任校对：延河)
关键词：转型；中国模式；挑战
中图分类号：F120.3；C9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2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56-03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
社会转型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朝着有进化意义方向转变的一种描述。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类型发生转变。正如亚诺什·科尔奈所言，“转型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1]即它意味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阶层、人文环境、价值观念和发展环境等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使得社会基本特征产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从崇尚权威和实行人治逐步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文化上实现由传统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从此，中国开创了一条在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下具有自己特色的转型道路，出现了“中国模式”之说。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与内涵
弗朗西斯·福山[2]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元素。首先，与西方多党制民主相比，中国具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一点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并不罕见，然其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即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第二个特征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的出口依赖管理、货币、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第三个特征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中国政府认为，与退休金、失业保险之类相比，创造价值更加重要。可见，中国的体制不像欧洲社会福利模式，把分配放在核心地位。国内学者胡钧、韩东[3]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赵辉[4]则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经济上，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政治上，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进行有机结合；文化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超越。
综上可见，对于“中国模式”特征的探讨，学术界是观点纷呈，莫衷一是。本文从宏观视角对“中国模式”这种转型路径的内涵特征做以下概括：
（一）社会转型是政治驱动型
中国的改革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共产党执政以及政府在社会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科勒德克[5]认为，“中国模式”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作用和国家调控二者间的完美合作。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下，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更多地强调政府力量对经济的干预。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曾评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正是在自己特殊的体制与文化之上，通过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相互杂交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为自己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社会转型的渐进性
“渐进式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大特点。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在于：群众易于接受，引起的社会震荡小，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改革领导者在改革进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从而探索和开辟改革的新道路。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在保持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逐渐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模式”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不同，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条件下推进的改革，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保证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
（三）社会转型是稳定的、按梯度发展的
由于改革具有“渐进性”，社会转型与变革相应的表现出稳定性与不均衡梯度发展。保持稳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动荡；其次是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经济高速可持续的增长；第三是政治稳定，通过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导向。这些“稳定”为制度转移的平稳过渡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由于各地区向现代化转型并非同步，出现了不均衡的梯度发展状态。大致的发展与改革格局为：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6]可见，其发展呈现一定的区域性和地域性。
三、“中国模式”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模式”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的因素，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一）经济领域
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改革过程中经济领域不可回避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长期的经济改革中，由于国家掌控经济主体并对经济活动实施干预，使得中国能在短期内集结力量应对大的自然灾害或者金融危机。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依赖“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调节才是“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控制市场运行，导致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加之市场力量受到约束，从而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使得就业问题、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借鉴了东亚模式，即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出口以谋得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导致中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变化的威胁，一旦外部条件恶化，将对中国外来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变的风口浪尖，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持自身的发展，形势相当严峻。
（二）政治领域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一直为中国转型过程的诟病。由于政府的过分干预，造成了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政权力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变为商品进入资本，资本又通过收买公共权力来牟利，使得行业内垄断和寻租腐败等问题频发。另外，政府主动型的社会改革需要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上体现的却更多的是效率优先的特性，加重了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倾向国家与集体，忽视了对个人分配机制的保障。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三）其他领域
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生态和能源问题。多年来，“中国模式”低技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接近极限，靠单位GDP大量能源消耗的粗放式经营已经难以为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经济模式得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的。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不久，中国依旧是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未来发展的现代化、城镇化、气候变化等诸多难题，将是中国面临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曾遇到过的挑战。
沉重的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资源匮乏等矛盾冲突同时显现，相互关联、相互叠加。中国这种高代价的增长模式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若干的不确定性，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中国模式”之争及对“中国模式”的评价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模式”的使用国内外学者争论颇多，一部分学者对此加以推崇并肯定，而有的学者则谨慎对待之，到底有无“中国模式”，学术界大概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改革道路，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不具有连续性，无法被复制和借鉴。正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有一部分因素是独特的，但这部分独特因素不能构成一个全面的一贯的“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并不存在。[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回避，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中国走向“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尽管“中国模式”还不够成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可以促进“中国话语权”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学派”的崛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到底是否能够成为区别于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中国模式”不仅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具深远意义，甚至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当抓住“中国模式”兴起这一契机向世界说明中国，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与误导，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8]
第三种观点提出慎提“中国模式”。这种观点承认中国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道路，但不赞同直接使用“模式”一词，主张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代替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模式”有定型之嫌，有示范、榜样之意。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尚未完全定型，还处于探索阶段，外来能否持续成功有待确定，此时提“模式”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他国也没有模仿“中国模式”成功的例子。因此，宜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较为合理，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上升留下一定的空间余地。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的提出无可厚非，它并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更是一套包含政道和治术的治理模式。我们不赞成一味吹捧该模式的优越性而遮蔽其严峻的挑战和缺陷，但也反对狭隘地认为现有的“中国模式”即是中国未来之路，忽略或者全盘否定其他模式。正如高尚全所说，如果因为“中国模式”而将政府主导、市场受控作为定型的东西，就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未来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不断开放和普世化的模式，能够借鉴和融合任何先进的人类经验和其他模式的成功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和推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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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第二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第二次转型
一般认为，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当代第一次的经济转型缘起于197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导致经济困窘、吃不饱肚子的局面，激发出中国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首创精神，推动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同时，逐步开启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
经过近30年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国带入了世界经济体第二的伟大阶段。但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困境，粗放经营的格局和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带来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以及环境污染严重，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淮河支流沿岸癌症高发，个别区域癌死亡率高于离河较远区四五倍，与水污染直接相关。巨大的污染损失与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的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放眼当今世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峻，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潮流和模式。早在2010年，就有专家提出“中国将进行第二次转型” ，而且，我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既不同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而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把这一次转型定位为“社会转型”。
就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而言，社会转型更为滞后，因而在新的经济转型期成为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着巨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新的经济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的经济转型的制约与保障
早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伊始，就指出：“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党的十报告则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协调。”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当今世界及中国发展大势的清醒认知。
“五位一体”总局布局对于新的经济转型来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新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指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矛盾，其根本在于对环境的破坏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正因如此，党的十明确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层面”，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从根本上讲，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心，使生态文明融入其他建设“位”之中，才能使复杂的矛盾迎刃而解。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就是要发展生态经济，大力促进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就是要以生态制度建设为重点，把优化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目标、措施落实到国家与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策设计及法律法制的各个方面；将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就是要发展生态文化，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将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生态社会。在新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使生态文明的理念，深深融入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个人生活的宏观与微观之中，才能有清新畅快的健康呼吸。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新的经济转型的新要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和趋于完善的理论总结。加强经济转型，既是中央的总体部署，也是中国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布局就是路径，布局就是指向。新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局部和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子系统。在当前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发展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连外国经济学家也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长时间的持续疲软，政府能否坚持得住。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能否落实，并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着力于指导经济体运行，还需要自上而下的强有力推动。我们也看到，在当前经济复杂局势面前，中央并没有像往年那样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保持冷静和审慎。决策层着力推动实现经济转型，不惜以经济增速放缓为代价，这是新一届政府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信心和力量的体现。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约和保障经济转型的顺利实现，还需要形成制度性力量与考核方式，将新的发展理念转换、落实成考量标准，对地方决策构成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将促使中国迈向更加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场变革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需要政府拿出极大勇气，攻坚克难，需要在观念、制度诸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刚刚闭幕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的贺信传递了中华民族向污染宣战的坚强决心。在新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力地实施“五位一体”战略，当代中国必定实现全面发展、进步，“中国梦”必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黄小军，《社会主义论坛》2012年12期。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孔凡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1期。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月10日,凤凰卫视、东方卫视等120余家电视、报刊或网站对该专题文章进行了转载、引用或评论。在许多网络论坛中,关于未来10大挑战的话题还在热烈讨论当中……
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本刊关于“未来10年的10大挑战”大型调查当中,5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各类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执政党和民众将面临严峻考验。您是如何看的呢?
迟福林: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环境、改革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有明显不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受到其他更为广泛的因素制约,比如说社会基础和行政体制。
第一,体制与政策的矛盾。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很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尚未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第二,体制与体制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解决投资消费失衡不仅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行政领域和文化领域。
第三,政策与政策的矛盾。上下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应当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解决前进道路上不断变化的矛盾和问题。
迟福林:确实,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当前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把过去30年的改革称为“第一次改革”,接下来10年甚至30年的改革应称之为“第二次改革”。两次改革需要解决的矛盾对象已有重大变化:
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
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需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人民论坛记者: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第二次改革”是一个系统性概括,其目标及主要思路有哪些。
迟福林: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第二次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能否全面提高消费率,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未来30年我国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核心因素。
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是第二次转型的战略目标选择,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为此,需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能否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取决于未来几年能否下决心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
人民论坛记者:第二次改革,如何与时代转型相适应?
迟福林:总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适应时代性发展趋势,推进相应的转型与变革。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随着我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长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围绕推动消费推进相关方面的重大体制变革。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与之伴随的是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需要加快社会体制的转型与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5%,未来10年左右投入15万亿元左右。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低碳经济涉及发展方式、制度安排。我国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环境产权制度改革。
政府转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可以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是政府转型。这就需要尽快转变“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专家点评
强国之路在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经济学家张卓元:未来10年至30年,是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否尽快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开放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未来30年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不少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
迟福林同志在文中提出,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大判断下,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过去30年中积累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过更大决心的改革进行全面矫正。为此,需要尽快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