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6 18:40:0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区域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本文使用C－D生产函数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及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构造出生产函数。式中：为统计误差，系数分别是DK、FDI、L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截距项表示个体影响的差别。其中GDP用各地区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来衡量。DK表示各地区的国内投资(亿元)，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计算。FDI即为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L代表各地区的劳动力投入(万人)采用各年度年末就业人数总数衡量。本文采用2002～2012年江苏13个市的数据，将江苏省分为三大区域，苏南5市(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和镇江)，苏中3市(包括南通、扬州、泰州)，苏北5市(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分别对上述三个区域采用广义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以此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1.2计量检验本文通过估计FDI对苏南、苏中和苏北经济增长的具体效果，并据此分析各个区域吸收外资情况差异。同时比较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来找出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通过运用Eviews7.0软件对计量模型(4)进行估计，本文得出了苏南、苏中和苏北各地级市的三个面板数据，其结果如表2、3、4所示。对苏南5市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FDI对GDP的增长有很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0.141，且在t=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K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比外资的影响系数更大，为0.358。方程调整后为0.967434，F值为208.9451，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表明苏南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具有很高的拟合度，能对此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计量苏中3市的地区数据中，FDI的系数为0.069，DK的系数为0.458，并且都对GDP的增长有较显著的影响，分别在t=0.05和0.0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模型同样显示内资的对区域经济增长要大于外资的影响。这可能是外资相对于内资的规模较小的原因。方程调整后为0.993330，拟合度相当好，F值为864.7418，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在对苏北5市的计量结果中，FDI对GDP的增长有较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0.063，在t=0.0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DK的系数为0.42，表明在经济增长中，外资的确起到了作用，但是相比于内资而言影响力相对较小。方程调整后拟合度相当好，F值为563.9200，说明苏北的面板数据方程整体显著，可以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实证基础。
1.3结果分析针对以上各个模型的计量结果，本文进行了如下分析：(1)江苏各区域的外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由上述计量结果可知，三个区域的FDI系数均为正，且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中苏南的系数为0.142，苏中的系数为0.069，苏北的系数0.063。这表明苏南地区FDI每增加1%，GDP将增加0.142%，苏中地区FDI每增加1%，其GDP将会增加0.069%，苏北地区FDI每增加1%，其GDP将会增加0.063%。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先进技术的传播和高效的管理手段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2)从FDI边际产出的回归系数看，苏南的数值最大，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较小。这说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省内呈现较大的差异，FDI对苏南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区域。由于在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扶持、地理位置优势方面的差异，苏南的外资配套体系更为健全，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此后又通过外资存量和资源集聚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进而FDI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累积效应。而苏中和苏北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外资在经济差距的扩大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3)江苏省各区域的内资也都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系数分别为0.358，0.458和0.42，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且都远远大于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这表明在江苏区域经济中，内资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外资，内资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更为明显。这可能与江苏内资实力雄厚，国内企业发展良好有关，其整体资金的整体规模大大地超过了FDI。由此可见，重视内资发展，合理的布局省内国有和私营企业也将大大促进经济发展。(4)从各区域的劳动力系数看，苏南为0.579，苏中为1.901，苏北为0.889，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由此可见劳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数据中可以发现，苏南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明显不如苏中、苏北地区。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不难解释，由于人力资本的发挥与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苏南更多的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劳动力的依赖大大降低，因此劳动力贡献值就相对较少。然而苏中、苏北大量劳动力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其劳动力的产出效应就更明显。
2江苏省各区域利用外资协调经济发展的建议
上述面板数据结果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同时省内各区域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逐步缩小江苏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差距，应坚持协调发展为本，动态发展为核心。下面对如何合理利用FDI，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优化布局生产力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2.1要实现苏南引资侧重点和引资方式的转变投资领域的拓展是苏南地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重心。政府要更多吸纳高质量和高层次的外资，而不是一味追求外资的数量。这样的外资具有更强的溢出性和带动性。苏南应优先发展一些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为主导产业，如微电子、IT、生物医药等产业，引导FDI有秩序地进入，提升外资质量。同时，采取鼓励先进技术、允许适宜技术、限制传统技术的技术引进方针，确保FDI转移技术的较先进性。
2.2改善江苏省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分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为了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转向苏中、苏北地区，应努力提升公共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加快建立高效便利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以缩短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的地理距离。可以通过省财政资金拨款和国家贷款以及其他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来充实投资硬环境的资金。其次要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比如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完善公开化的市场机制，规范现代化进程等等，达到降低外资进入的制度成本，优化投资软环境的目的。
2.3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首先，必须落实科教兴省，人才强省的战略，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加强苏别苏北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整体人力素质，吸引更多的FDI。政府需要探索有效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产学研结合机制，在吸引人才方面努力营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尊重知识、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
第一类:高校实施服务区域计划，推进互动发展的模式。
青岛大学等8所高校通过制订实施服务地方行动计划，用计划统领和推动服务区域工作，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成效显著。青岛大学早在2005年制定实施了《青岛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行动计划》，德州学院2008年制定了《服务德州行动计划》，济南大学2009年制定实施《服务济南行动计划》。这3所高校是全省地方高校通过实施行动计划，推进与地方发展全方位互动的排头兵，标志着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工作由粗放趋于精细、从分散臻于系统，搭建起了“学校为主，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共同发展”的互利双赢的发展平台，发挥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近年来，滨州学院实施“服务滨州行动计划十大工程”，济宁学院全面推进《服务地方行动计划》，潍坊学院实施《服务潍坊行动计划(2011－2015年)》，临沂大学于实施《服务沂蒙行动计划(2012—2015年)》，对加大服务区域的力度统一思想认识，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以课题项目为纽带，突出知识创新与管理创新，全方位实现校地对接，使大学成为引领和助推地方发展的强大“引擎”。
第二类:建立服务区域工作机构，推动互动发展的模式。
潍坊学院等3所高校通过建立健全服务区域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大服务区域工作力度，建立完善服务区域工作体制机制，促进了互动发展。潍坊学院成立服务潍坊工作领导小组，校党委书记、校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学校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协调推动，定期召开会议调度服务工作成效，研究解决重要问题，主动与地方政府交流沟通，统筹校内外资源，有效地推动了校地互动发展。青岛大学先后成立了服务地方工作办公室、战略发展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从全校抽调和配备得力的干部和人员，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以此来构建学校与政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学校与各学院、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临沂大学成立了以校领导及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服务沂蒙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工作的部署与调度。设立“政产学研”工作办公室，负责服务沂蒙工作的落实与推进。与临沂市科技局、临沂市经贸委、临沂市中小企业局等机构合作，在共同搜集和整理地方或企事业单位服务需求基础上，组织临沂大学专家或团队开展与地方服务项目的对接，统筹本单位人力、智力、技术和信息资源，按任务分工统一组织实施。
第三类:通过省市政府共建高校，促进校地互动发展的模式。
部分高校通过省市共建这个平台，积极推动落实省市共建协议，争取所在地市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融入地方发展，在互动发展中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服务能力，实现互动双赢。2009年，济南大学通过省市共建，争取济南市政府将济大纳入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校发展和建设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市政府在规划建设体育场馆、人文景观、信息中心等基础设施时，与济大共建共享。2012年，青岛大学借助省市共建，争取地方政府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进而更好地融入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支持青岛大学申报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青岛市政府与省教育厅签署了共建青岛大学的协议，在“十二五”期间安排不低于5亿元的资金支持青岛大学。青岛大学利用青岛市政府5亿元重点支持资金，重点建设11万平方米的科技研发中心和医学教育综合楼，并顺利获批山东省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第四类:高校发挥人才和学科专业特色优势，与区域发展紧密联系的互动模式。许多高校注重通过将学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动出击，提升了服务能力，进而更好的实现了校地互动发展。青岛科技大学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建立起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良好的科技服务和信誉，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滨州学院积极发挥人才优势，主动与全市六县两区开展对接洽谈，确立科技研发项目，组建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化工新型分离技术、印染品牌设计等26支重点服务团队。聊城大学充分利用学校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思想库”与“智囊团”的作用，通过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等方式，在培养输送人才、提供科技和法律服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枣庄学院坚持立足地方，探索与区域经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之路，贴近地方，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的学科专业集群，服务区域，架构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互动协调机制，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的同时，进一步彰显了办学特色。第五类:搭建合作平台，助力区域发展的互动模式。有的高校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与地方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协议，广泛搭建合作平台，进行项目化运作，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烟台大学积极与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签订了共建三校科技园基础协议等等，与烟台的蓬莱、海阳、莱州、招远等县市区进行对接，签订烟台大学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合作协议书。抓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整合校内人才和科研资源，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研究院及相关机构;与山东核电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山东理工大学实施《服务制造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并在科学论证和充分调研基础上，与山东省经贸委签署了《服务制造业强省建设科教合作协议书》，与企业联合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共创科技产业，共享科技成果，在“知识对流”中找到研究方向，打造科研成果孵化平台。
二、美、日高校服务社会模式比对
(一)高校主导是美国州立大学与地方互动发展模式的特色
美国州立大学自成立之初就立足于服务区域，高度重视与政府、企业的积极互动，逐渐形成了以高校为主导的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成功模式。1．美国高校与政府互动。美国政府对高校服务社会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莫雷尔法案》的颁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高校服务社会工作，也以法律形式保证了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1965年，美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加大了地方政府对高校的财政资助力度，加上后来出台的政策，逐步放宽技术转让政策，有效地调动了政府和高校互动发展的积极性。在美国，高校一般都通过政策咨询、信息提供和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等为地方政府服务，根据政府需要和学校特色优势设立政策咨询中心，帮助政府进行政策、决策、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另外，美国高校通过选派学校教师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充当部门高参，同时及时向学校反馈政府需求信息，以此来有效地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的互动。2．高校与企业互动。积极与企业互动发展，是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核心。高校主要是通过提供科学知识、高端技术、学术成果、高素质人才等为企业管理理念、营销策略、技术研发、新产品创造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企业主要是通过为高校提供经费资助，实现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在美国，高校与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种互动方式:一是与企业合作共建研究中心;二是建立科技园和创新中心;三是通过专利入股形式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四是建立科技孵化器;五是联合办学;六是开展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日本高校服务区域是政府主导
在日本，各地政府积极推动高校与政府、企业的互动。二战后，日本政府意识到高校社会服务的重大意义，积极鼓励引导高校与政府合作。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和经济资助等方式引导大学和企业开展合作，出台了委托研究制度、委培制度、共同研究制度、人员互派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以此来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日本制订的《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高校与企业的互动。［1］
(三)美日高校与地方互动发展模式的启示
通过美日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模式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大力资助，政府颁布实施鼓励高校服务区域的政策法规是促进高校与地方互动发展的根本保障。二是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互动互惠的，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是关键。三是双方互动发展需要通过建立研究中心、科技园、资讯中心等一系列平台，这是确保和提高互动发展实效的重要载体。
三、结论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彼此作用的影响程度［6］。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建立多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对判别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的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能说明两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例如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也可以得到两个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而协调度可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协调状况好坏程度，也就是说可以真实地反映其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此有学者引入了协调度的概念，将模型加以改进，构造出了一个可以反映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价系统相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计算模型根据公式(3)和(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同时采用极值变换法进行标准化，为了满足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数据非负的要求，借鉴杨慧的处理方法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加0．01做非负化处理［11］。对于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法。
(三)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综合参考陈基纯、暖［12］以及杨慧［11］的分类方法将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成都作为中西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成为许多知名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西部地区的首选城市和投资热点区域，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为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各个要素，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动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了衡量二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数据来源如下:土地价格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其余土地市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分析报告》和《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研究年报》，2005－2011年区域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成都统计年鉴》，2012年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201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的各指标的权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首先根据式(5)和(6)，计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式(2)和(4)，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根据计算出的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α，β分别为0．386和0．614)，结果见表3。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及表1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划分标准，将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的评价结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长6．14%。由此可见，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作用在逐渐增强，系统运行绩效逐渐提高，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趋向良好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分比较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320，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结合表1和表3中的数据，绘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图，由图1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6年，此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极度失调衰退类转变为一般失调衰退类。在该阶段成都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规模扩张效应、激励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均较低，造成耦合协调度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1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一般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区间由不可接受区间跨到过渡区间。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复合系统的发展由区域经济滞后型转变为土地市场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市场的资金支撑效应和激励效应得到发挥，造成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2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过渡到初级耦合协调类，虽然二者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导致该阶段耦合协调区间仍属于过渡区间。综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过程可以用“二三四”来概括，即耦合协调过程跨越不可接受区间和过渡区间两个区间，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三个变化阶段，耦合协调作用遵循了极度失调衰退一般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四个路径。
(四)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根据表3中的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分值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值绘制出图2。由图2可以发现，2005－2012年土地市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速缓慢。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跌到最低，这可能与“5．12”地震的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区域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变化，可以较好地面对危机，保持自身的缓慢增长，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却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达71%，之后连续3年的发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因子变成了制约因子。这说明与区域经济相比，土地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较低。土地市场发展的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幅较缓慢，从而造成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由此可见，土地市场发展失衡是导致近几年来土地市场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协调类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1）打破区域发展局限，实现开发区域的扩展。这主要是打破传统的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避免出现经济开发过程中，划分区域占用大面积土地，建立收效甚微的经济项目开发，浪费大面积的土地资源，还不能让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在土地的无效利用过程中，还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甚至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大量废水废气废料。所以，我们要在充分考虑了潜在增长质量以及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环境承受能力、地区人口分布情况以及资源利用角度，调整创新系统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2）确定经济发展的核心。这需要我们在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区域经济分布特点，城镇结构特点，以及企业发展特点将一个大区域，划分成不同的小区域，并围绕核心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以此保障经济能力相似，人口分布相似，产业结构相似的区域，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建立一个产业发展群，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链，壮大相似区域的经济规模。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能够优化产业转型，推动区域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比如，我国在加强对中部区域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借助中部区域原有的基础设施，进行企业转型，提高以提高该区域产业水平，作为促进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手段，通过我国中部区域产业特点，进行产业优势强化，进而得到承东启西的效果。同时，将中部区域的现代农业发展作为核心，建设中部地区特色化的粮食主产区，同时不断增加对中部地区农业方面，建设基础性设施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提高我国中部区域粮食方面，主要农产品的批量规模化生产能力，提升我国农业方面农产品生产，以及加工的产品增值。并且我国还加强了对山西、河南、安徽等盛产煤炭地区，企业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持，还研究开发有关坑口电站，以及煤电联营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并结合中部地区，企业经济特点，调整有关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支柱性产业的生产结构，建立具有中部地方特色的，精品原材料生产加工基地。中部地区也大力发展矿山机械方面的技术以及功能齐全的输变电等装备的生产与制造，甚至为了增加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力，中部地区已开始研究建设涉及软件、光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利润丰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拓宽技术合作研究领域，以及企业经营的范围，中部地区建立多个综合通运输体系，将运输便捷、快速的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境内外港口，以及通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机场建设作为运输体系的重点兴建项目。不断完善中部地区物流方面设施的建设工作。
（3）统一调度，平衡发展过程中各功能项目的进度。这需要我们适当根据总体发展状况以及核心区域发展情况，限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产业大规模聚集，或者是人口的超载负荷现象，避免个别发展过快，或者经济突发状况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问题。所以，必须对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位，规范经济发展空间，建立科学、有效的开发空间结构，及时调整人员分布以及经济合作调度。比如，我国在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施了倡导东部地区率先进行经济发展的政策。政策中明确：要我国所处东部的区域，不断完善自主创新，做到优化自身经济结构，以及适当根据形式转变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作为领头羊，带领其他区域共同完善，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从而帮助我国发展较慢的中西部区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努力开创具有东部特色的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以及基础综合型服务业，推动经济建设过程中，产品的精加工细加工，进一步开发我国自有的高端产品，推动我国经济贸易加工的地位升级，提高我国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保护我国特色，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对我国耕地保护的提高，加强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加强对我国土地，能源等各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通过结合可行性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加强东部地区经济特区以及上海浦东新区等在推动区域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强合作联系，传授经验推进我国对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接受国家宏观的经济调度。其次，要在思想上打破传统束缚，在坚持正确原则基础上，适当引进适合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西方先进思想，做好中西方结合。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作为理念，积极将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发展具有竞争实力的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积极促进企业经济模式的转型，根据我国有关企业创新“着眼长远发展，优化整体布局，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创新能力”的规范，实现企业资源的创新整合，建立完善的创新结构，努力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比如，我国在建设区域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中，明确提出：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协作，创建一个科学、健全、完善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它不仅要包括市场机制，还要包括必备的互助机制。这就需要地区在执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不断突破区域限制，推动市场的产业，以及机制的合作与转型。积极号召全国各区域，实现多样化创新建设，综合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研究、加强掌握创新型技术人才的密切合作。同时，在国家不断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给予政策，资金扶持的时候，需要在经济发达的区域，施行不同区域的最后，就是做好创新
二、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1）推进经济信息化建设：现阶段全球都处于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所以，建设区域创新系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就要寻求高效率的创新方法。由于，信息化便捷，快速的特点，只有信息化才能满足区域创新系统在建设方面的需求，所以，在区域创新系统利用信息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根据自身创新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推动了信息化的发展。让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完成数据信息的交流以及共享。促进技术发展：由于建设区域创新系统，需要一定的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国家及区域在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提供基础服务的部门，构建一个创新的结构体系平台，这样才能满足区域创新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才能满足我国自主创新的需求，才能推进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可见建设区域创新系统，可以促进技术的全面发展。加强地区间合作交流：由于建设区域创新系统，需要借鉴发展较快的区域的经验，甚至引进先进的外国知识技能，指导不发达地区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所以，这个互动的过程就打破了传统的区域限制，促进了地区甚至境内外的合作交流。提高地区竞争力：由于建设区域创新系统，需要根据区域特点，不断优化区域企业产业结构，协调区域间合作交流，提高区域综合实力，促进交流合作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这样就可以提高地区的竞争力，增强企业产业配制，全面围绕经济社会，提高区域发展的经济能力。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一）传统教学方式与区域经济学教学特点的不适应
区域经济学学科具备综合性、应用性与区域性特点，这要求教学中注重理论教学之外更要注重应用性，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从而具有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能力。传统教学往往忽视实践教学环节，教学重心局限于理论，学生只是掌握或记忆理论和概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根本没有掌握具体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必然要求由传授式教学模式向探究型教学模式转变，加强实践教学，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参与知识交流和沟通，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积极性。
（二）课程体系的滞后，缺乏地域性
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中最年轻的的学科之一。在我国，区域经济学起步更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经济问题，如不同地区发展路径问题、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等。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区域经济学科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但因为本课程开设时间不长，经典教材不多，如现在为众多高校使用的孙久文的《区域经济学》，该类教材大多都是对于经典理论的梳理和介绍，案例引用并不多，而且案例大多是国内或国外发生的经典性案例，缺乏地域性特点，难以培养学生关注、分析和解决地区性经济问题的能力。
（三）师资力量薄弱
西部高校地处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落后同样带来了教育资源的缺乏和教学理念的滞后，难以吸收经济学类精英人才。现有的经济学教学者大多为新毕业的硕博士研究生或由经过短期深造进修的老教师承担，区域经济学学科教学经验缺乏，甚至缺乏对经济学科体系的完整把握。地域的偏僻使得教师与国内及国际先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有所脱节，缺乏敏锐的经济学触觉，难以把握经济学发展动向，无法进行深入的相关科研工作。以上这些是地方高校开展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碰到的最常见问题，要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突出探究式教学的地位。
二、探究式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方式
（一）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加强案例教学
区域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着重提升学生主动学习能力，转变教师“一言堂”的被动局面，关键在于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我们着重于侧重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着重案例教学方式的引入，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具体有如下几种形式：
1.案例穿插讲授
在校大学生缺乏对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就理论言理论，学生很难予以理解。因此，教师在讲解本课程的重点或难点时，应穿插使用案例，用大家熟知的案例来分析说明深奥的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解释区域开发中的政府作用时，可利用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模式这一经典案例。但在案例使用中需要注意案例与学生生活的可连接性，书本上许多案例距离学生比较远，如这里提到的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案例的引用，对于中国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学生而言太遥远，如果能在备课中将本土或本国大家所熟知的案例引入，则更具有现实性，也更容易让学生理解现实并掌握分析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能力。
2.热点问题讨论
为保证理论和方法的实用性，在某章节或某问题讲授之后，教师可结合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热点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案例及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如针对均衡增长理论与非均衡增长理论，可以引导学生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以及西部大开发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于梯度理论，可以引入中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案例，激发学生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展开讨论。这种热点讨论的形式使得学生了解经济事实发生背景和原因，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活跃气氛，锻炼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种形式更是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创造了条件，促进教学相长。本方式需注意教师仅仅是指导，而要避免给出固定标准答案，禁锢学生思维。
（二）灵活多样的课外辅导
教学应当不局限于课堂内，应该开展各式的课外辅导与教学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巩固学生所学的的相关理论。
1.开展专题讲座
教师应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从高校、知名企业或是政府经济部门邀请一些专家、企业家或政府官员来校召开专题讲座。这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加深他们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理解。这一形式在开展过程中要求教师做好专家、学校、学生等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并最好能在讲座结束后安排学生与专家直接对话和交流。
2.组织学生亲身实践
在搞好课堂案例教学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课外的教学实践活动。一是情境案例，即设计一个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在体验情境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在讲区域政策制定时，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政府区域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或到企业参观学习，以使学生能够更感性、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学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完善学生学业的考核机制是真正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考核方式大多是闭卷笔试，弊端有二：一是扼杀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二是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因此，应当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实行多样化考核。建议将最终考核成绩的评定分为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以及出勤率三个版块，从学生科研论文的情况、学生平时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学生平时完成作业的情况等对平时成绩进行综合评定，甚至可以采取面试和口试方式，以综合性案例来考察学生在事实获取、探索研究、思维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探究型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着力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