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顺应了社会的需求趋向，国内经济学界近年来屡有关于消费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而且各家学说似乎各成体系，各有所长，分别从各自角度解释和阐述消费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应光荣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消费力经济学较为浓厚的书卷气息所不同，此次本刊报道的陈瑜的消费资本化理论研究，更注重实践性，也更注重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要找到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途径。”因此，有人称它为中国的“穷人经济学”。我们希望这篇生动、细致而深入的报道能够带给读者对于消费经济学更多的思考。
“2005年中国十大系列英才”获奖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立功、立德、立言和开拓、创新、卓越等方面卓有建树的成功者。组委会给陈瑜的颁奖词是：“陈瑜同志所研究的消费资本化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这一评价对陈瑜和他所进行的研究来讲一点也不过分。多年来，陈瑜一直致力于消费资本化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可喜成果。颁奖典礼结束后，各界人士对消费资本化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高度评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消费资本化开拓了经济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经济科学的重大创新，对研究消费、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具有重大意义。《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则评价道，消费资本化理论是解决地方和企业经济发展中资金和市场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2005年中国十大系列英才”奖项是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大学、《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国教育电视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评出。在这次评选中，百位各界英才被推选上榜，其中“航天英雄”费俊龙、聂海胜荣获特殊贡献奖。上榜英才还有中国工程院名誉主席宋健、中科院院士吴孟超、“神六”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作为被评选出的“十大财智英才”之一，陈瑜有幸与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同台领奖。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在经济理论创新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陈瑜因此被认为是经济学界的一匹“黑马”。他自己则笑称，他是经济学界的老“新人”。
谈到那天领奖的场面，67岁的陈瑜变得像孩子一般兴奋，声调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精心挑选了一套自己最喜爱的西服，早早来到政协礼堂，等候那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尽管排名不分先后，陈瑜依然能回想起，那天他是第三个登上领奖台。欢快的音乐、红色的地毯、不断闪动的照相机，当时的一切让陈瑜感到有些眩目。而当他从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手中接过奖杯的那一刻，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多年的付出总算有了回报。奖杯不沉，摸上去甚至有些凉，但陈瑜说，他当时的心里沉甸甸的。
在耕耘中结果
陈瑜1963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研究方向是：经济学理论、企业和城市发展。毕业当年，就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经济计量理论》一书。 后来，又先后出版了《美苏对外援助对比分析》、《新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英汉国际金融和贸易词典》等著述和译著。另外，他还在报刊杂志上约100篇。其中，《寂寞的哲学，活跃的经济学》一文被多次转播和转载。《罗斯托先生在经济科学院中所实行的改革》一文还被收入《首都学术界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集》。
谈到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研究，陈瑜感慨道，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在其中付出的心血。陈瑜介绍说，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核心，是将消费向生产和经营领域延伸。当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时，生产厂家和商业企业应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采购视同是对本企业的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给消费者。此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他的消费行为同时变成了参与企业运营的投资行为。于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投资者，消费转化为资本。
这段话看似简单，实则是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高度概括。为此，陈瑜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对于这样一项重大的经济理论研究课题，陈瑜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研究，他感到非常不容易。谈到研究动力，陈瑜说，在他即将出版的《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一书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他的心声：“本书的撰写，酝酿已久。每当想起这个新的理论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我的思绪就久久不能平静。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我，使我不能停下我的思考和写作。经济学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她犹如苍穹中无数耀眼的星，是那么神秘，又那么深邃。仿佛在提示：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呼唤新的经济理论诞生。”
陈瑜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已充分说明：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理论，也已进入终结时期。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经济理论，来诠释今天的经济，分析今后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规划今后的经济，显然是不适宜的。那将会使今后的经济运行走回头路、停滞不前，甚至会误导今后的经济发展。
陈瑜说，消费资本化理论，是意在构建一个共赢的社会。这个共赢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真正繁荣幸福的社会。消费资本化理论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找到了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途径。有人称它为中国的“穷人经济学”。陈瑜则认为，它更是一种“全富”的理论。因为它同时为社会构筑了一个富人、穷人都适用、共赢的经济平台。
在实践中完善
陈瑜早年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荪，恩师的谆谆教诲每每令陈瑜受益匪浅。他清楚地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经济学应该永远与生活、实践的活水源相连，从实际经济生活的争辩与对策中提炼出人类思维能力尚能解决的问题。如今，这句话在陈瑜心里已经扎下了根。在他看来，能够最终付诸于实践并开花结果，才是理论创造的最终目的，也才是理论创造者最大的愉悦。
陈瑜在消费资本化的研究当中，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设想。2003年，用陈瑜的话说，是消费资本化理论成型之年。就在这一年年底，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直接关心下，陈瑜发起创建了世界新经济研究院，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队伍。研究院主要从事国际、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科技、智力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为各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制定规划。研究院依托的主要经济理论正是消费资本化理论，而消费资本化理论也因为研究院的存在拥有了实践的平台。在这个时候，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应用，陈瑜心里底气更足了。
陈瑜在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工作多年。也许正是长时间的实践工作经验起了作用，他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实践一开始就比较顺利。
对于此理论第一次运用情况，他至今都记得十分清楚：那是在研究院成立不久后，深圳一家大型电子企业听说了消费资本化理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研究院为其做策划。此前，这家企业产品库存居高不下，难以找到解决产品积压问题的突破口。对此，陈瑜和他率领的专家团队在扎实广泛的调研基础上，以消费资本化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该企业实际，为其设计出一整套方案。在这本12万字的策划书指导下，该企业对原有的经营模式做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这次大胆的尝试给企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积压产品全部售出。此次实践的成功，对陈瑜和他的团队而言，更加具有历史意义――消费资本化理论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操作，带来实际效果。对于陈瑜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的了。
此后，世界新经济研究院的业务领域又有所拓展，消费资本化理论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在此理论指导下，研究院又先后为黑龙江省、辽宁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省等部分城市、地区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大中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并受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好评。最近的一次应用，是对国内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所做的策划，此次策划案的成功运作，得到了对方的充分肯定和赞许。此次策划的成功，也标志着世界新经济研究院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达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新高度。陈瑜和他的团队为此感到信心百倍。
陈瑜本人也因此广受欢迎。他应邀担任了无锡、大庆、泰州、聊城、海口等20多个地市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同时，他还是美国美中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发展中心、日本中国经济开发株式会社、加拿大中国科技产业协会、英国联邦认证有限公司中国地区、中国耀华玻璃集团、洛阳春都集团、中国东方国际拍卖公司、万思恒律师事务所等企业的高级经济顾问。
在“布道”中实践
翻开陈瑜的工作日志，你很难想象，每天担任如此繁重工作任务的，竟然会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现在，陈瑜对消费资本化理论及其应用充满了信心，他感觉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但就是怕自己精力不够。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最羡慕年轻人，有足够时间去干自己的事业，而且年轻人不怕犯错误，有的是机会去改正，“可以拿橡皮轻轻地擦掉，然后再重来”，陈瑜这样形容。陈瑜说，他现在身体还可以，最近做过一次全面体检，各方面情况都还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这让他感到很开心。当话题从身体状况转到他超负荷的工作量，陈瑜则笑称自己为“皮实”的陈老汉。他这个年龄的老人，理应在家安享晚年，保养身体。可是，陈瑜身边的人却说，陈院长有时候忙得连早饭都吃不上，每天中午也跟员工们一起吃盒饭。唯一跟大家不同的是，在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他会吃两次药，补充身体营养。而在忙碌或出差时，连这都不一定能保证。
身体状况、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这位67岁的老教授每天要在三者中寻找平衡点。他说他也没有办法。他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研究已经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而现在是该理论的推广期，正是此理论被广泛了解和认同的时期，对此理论的应用更是任重道远。对于他来说，现在由不得自己，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陈瑜那间位于西单首都时代广场的办公室，每天要接待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政界、企业界人士。多数人就是冲着消费资本化理论来的。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困惑，有的是关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有的是关于企业发展的。带着不同的困惑，这些新理论的领先接触者，常常不辞辛劳地来到北京，向陈瑜率领的专家团队请教，希望在各自领域的发展战略上得到专家们的指点。陈瑜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向这些来访者阐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原理及其针对不同领域的应用等问题。在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老师，对同样的话他要对不同的人重复很多次，直到对方听明白为止。
如今，在陈瑜的办公桌上，经常摆放着好几份针对不同行业、企业运用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具体解决方案――在一次次的“布道”中，熟知消费资本化理论的人士越来越多，邀请研究院做策划的人也一天天在增加。陈瑜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十分疲倦。他说自己很累，但累得很高兴。
除了主持世界新经济研究院的日常工作外，对陈瑜来说，还有一件事是他津津乐道的。那就是为消费资本化理论“布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会有邀请函转交给他，于是，他不停奔走于各级政府、各家企业和各大院校作演讲。他关于消费资本化的演讲总能让听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此理论已经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的关注、熟知和认可。去年3月，应卡塔尔王国第一副首相邀请，陈瑜赴多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精彩演讲，受到与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各国院校和社团纷纷邀请陈瑜去作报告。
陈瑜告诉《新财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作过演讲，聆听演讲的听众中不乏我国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他能感觉到，消费资本化理论正日渐受到关注和认可。对此，陈瑜很开心，他说他也因此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采访手记
本刊“经济学人”专栏连续做的两个专题都与消费资本化有关。记者在被这一理论深深折服的同时，内心也产生一些困惑：如此相似的经济理论，两位研究者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应光荣年轻，陈瑜年长；应光荣擅长文化研究，陈瑜自始至终活跃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应光荣困惑于理论的应用，陈瑜则将此理论的应用变成了常态。而在问到两位研究者是否认识对方时，他们竟然都并不相识，更不知道对方所做的工作。
理论创新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而言，就更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有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点自然也会有所契合。就比如应光荣和陈瑜，都看到了消费的巨大力量，他们对消费资本化理论所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该理论的研究，除这二位学者外，应该还另有其人。英雄所见略同也好，殊途同归也罢，感动于这些研究者默默付出的辛勤劳动之余，还是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吧。我们至少应该尊敬的是：这些开拓者的勇气、智慧，还有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
相关链接
中国消费经济学研究历程
严格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
1979年，湖南师范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尹世杰教授的《加强对消费经济的研究》一文发表，《光明日报》曾在头版头条用“打破了”对他在学术上“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予以赞誉。
1983年，尹世杰教授主编消费经济专著《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由此，他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消费经济创始人的地位。1988年，他的专著《中国消费结构研究》问世，被认为“是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消费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始人之一、国内消费经济学研究方向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刘方文集》出版。刘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消费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
关键词：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重庆市
引言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三个主要因素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不断完善，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消费需求、投资、出口都在逐年上升。因此，分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西部经济界限分明，所以本文采取了局部分析，本文选取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作为研究对象，从1997年直辖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水平明显提高。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理论模型对其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明确消费、投资、出口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一、理论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走出短缺状态的束缚，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十二五”规划再度提及消费、投资和出口，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因此分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针对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刘飞在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及贡献率持续下降的角度出发，探讨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制约因素与消费的内在关系。徐凤等依据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居民消费支出的有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在中国居民消费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中国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1978―2004）”（马光辉等），以我国1978―2004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基础，以计量经济学中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李欣则通过福建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研究，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陕西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研究（李红霞），运用协整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变化。
国内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均做出了巨大贡献，为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本文尝试运用另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重庆市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探讨，针对西部的代表性经济发展区，得出重庆在西部的大环境下结合自己特色，提出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建议。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并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基于数学理论的系统工程学科，是一种解决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的理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主要是根据不完全的信息，把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进行有关的数据处理，然后在随机的因素序列中找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由此发现主要矛盾，并找到有关的特征和对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对象时序数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进一步判断其关联状况，如果两条曲线越相似，说明其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说明彼此的关联度较小。
四、灰色关联度比较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我们得知重庆市消费与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96854，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921644，净出口对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836051。从数值上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最后才是净出口。这说明本市甚至于全国，都应该致力于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巨大潜力，联合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推向更高一个层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了重庆市消费、投资、出口对本市的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中得出，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现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几条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越快，消费需求会增长越快；而收入增加缓慢，则消费需求增长也缺乏动力；所以，通过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加大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渠道。由于重庆是个内陆城市、农村性城市，地处山地，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大，形成了重庆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或者外出务工的现象，造成了农村、城市大量的劳动力外流，消费需求也随之外流。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本地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三农”建设，使得城乡统筹发展。
2、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重庆市人多地少，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市场蕴涵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较快地提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具体可以采取：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订单农业，扩大无公害食品的生产，促进油菜籽、豆类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提高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加大贯彻落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战略举措，利用“家电下乡”，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
3、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消费信贷主要是把居民未来消费和现期消费结合起来，促使居民的消费计划成为跨时期的满意消费。要把信贷消费意识引入个人消费观念，重点是要引导中等阶层的收入消费，把自我积蓄型滞后消费转变为信用支持性的提前消费。加快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建设，统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把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如开放居民的消费信贷，推行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信贷，鼓励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4、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流通秩序
首先要改善消费市场的硬环境，加快生活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现代化流通设施建设带动市场持续的改善。其次要调整传统的流通方式，加快发展连锁、市场、购物中心等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流通方式。再次，要做好相关的售后服务、技术服务工作，是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无后顾之忧，为居民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要完善消费市场的软环境，将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措施法制化、制度化，完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体系，构建有利于各阶层提高消费倾向的软环境。
5、完善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消费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文化、旅游消费作为直接层次上的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消费上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引导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重庆作为一个山城，有它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山城棒棒军”，还有出了名的重庆火锅，更有着热情似火的山城人民。具体措施包括：开展大型文化旅游交流活动；扶持小农经济的发展，官民结合，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胜地；进一步拓展电子信息、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服务性消费，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结语
本文通过重庆直辖以来至今的年度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关联度，得出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国策的正确性，即经济增长最终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实现，特别是如今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无论如何，本国的经济最终还是要靠本国消费来发展，我们应该处理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分清主次、轻重缓急，共同又好又快的发展我国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高层次。（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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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节俭悖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2-0085-02
当今《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多数采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其理论主要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一般从讲述GDP核算开始，然后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因素，从宏观干预的角度分析两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可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原貌，而是融合诸多经济流派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
一、凯恩斯定律
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凯恩斯定律”，这是相对于“萨伊定律”来说的。“萨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认为，由于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场经济总能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然而1920年以来的大萧条使“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规律的存在，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程、大量失业、经济增长缓慢等经济萧条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宏观干预，以拉动需求、刺激供给。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给”。这在多数教科书中称为“凯恩斯定律”，其一般表达为：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总供给总能以不变的价格水平来满足社会总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无法理解凯恩斯定律，但如果结合大萧条的背景就容易认识其中的内涵。在经济大萧条时，大量生产要素闲置，在宏观干预下，最初总需求增加时，增加的供给不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价格水平是不变的。这仅是大萧条时期的短期经济现象。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要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要素相对变得稀缺，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
由此可知，凯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内容仅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经济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
二、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凯恩斯经济学术语，在现代宏观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混淆，此处从凯恩斯原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1.消费倾向的定义。“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名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定义为：“存在于Y（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来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由就业量（N）唯一决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资单位表示的消费量（C）。也就是说，消费倾向被定义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其实质是就业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而且，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ΔC和ΔY就会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一还是二？凯恩斯在《通论》的第8章中明确定义“消费倾向”为一种函数关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消费倾向”还表现出一种心理规律：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即0
在《通论》的第10章中，凯恩斯为了说明乘数理论而定义了“边际消费倾向”。他说：“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号，但ΔY>ΔC，其中，C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dC/dY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以上的论述表明，“消费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则主要描述消费增加量与引起消费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前者的内涵明显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时候，凯恩斯并不特别区分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通论》第9章中写道：“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3.消费倾向与消费收入弹性。有的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费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费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为：ΔC/ΔY・Y/C
三、节俭悖论与“节俭悖论”悖论
“节约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要解释“节约悖论”首先应分析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1.投资恒等于储蓄。凯恩斯在《通论》第3、6章讲解“有效需求理论”时，详细地讲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他说：“当就业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就是储蓄，投资等于储蓄。在《通论》第8章的结束部分，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关系。如果当前储蓄较多，说明人们更加注重未来的消费，满足未来的消费就必须扩大当前的投资，投资和储蓄就会趋于相等；反之，如果当前储蓄较小，说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可用于未来的投资资源就会减少，投资和储蓄也会趋于相等。总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储蓄总会趋于相等的。
2.“节俭”降低收入的“悖论”。按照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如果y、c、α、β、s、i分别代表国民收入、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消费函数为c=α+βy，储蓄函数为s=-α+（1-β）y。当投资（i）与储蓄（s）相等时，均衡的收入就会出现y=（α+i）/（1-β），其中，（1-β）称为边际储蓄倾向。节俭指人们更加偏爱储蓄，就是边际储蓄倾向较大。人们越节俭，（1-β）越大，则y=（α+i）/（1-β）越小，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但现实经济发展并非如此。二战后许多东方国家注重节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节俭悖论”，这被称为“‘节俭悖论’悖论”。
3.“‘节俭悖论’悖论”释疑。理解“节俭悖论”应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背景入手。在大萧条时期，大量生产要素闲置，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扩大有效需求来刺激生产和供给。此时如果强调节俭的话，有效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使经济更加萧条。
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资。投资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体自身的积累；二是引进外资。经济体自身的积累就要提倡节俭，把当期产出节俭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资本。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倡节俭以获得资本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来看，凯恩斯的“节俭悖论”并不适用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关注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乃至新宏观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也有凯恩斯主义左派与之间的争论，还有西方经济“滞涨”前后新兴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这些不同时代的经济理论，其间既存在继承关系，也存在颠覆关系。当这些观点放在一部教科书中，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困惑，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疑虑。如果能够结合某一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必须结合经济大萧条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特征 消费模 消费理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共计903万人,占我国城镇人口的1.8%。在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大学生占城市人口的比率已经达到4%左右。大学生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消费行为对城市整体消费,乃至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以下是我们对贵州大学生消费认识不足的分析。
一、 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描述不够清晰
虽然多数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但对各种类型消费占学生消费比例的统计不够细致,特别是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结构缺乏统计,这就使得人们难以系统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以及各种类型消费在大学生消费中的重要性。
二、 缺乏对大学生消费的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缺乏对大学生消费的实证研究,这使得人们无法认识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消费群体,其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地位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通过对贵阳市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调查,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大学生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方法:
(1) 贵州省大学生消费特征的规范分析。本文利用规范分析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类型消费在大学生消费中的地位,从而揭示大学生总体消费特征;分析不同学生群体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揭示不同群体大学生的消费特征。
(2)收入与消费关系研究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根据凯恩斯理论,影响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是收入,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支出越大,反之则越小,但消费增加(减少)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减少)的幅度。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建立的消费函数可以用下式表示:C=f(Y) 式中,C表示消费,Y表示可支配收入。
借鉴凯恩斯消费理论,我们建立了大学生收入与消费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C=C0+bY1 ,其中:C为消费支出;C0为基本消费支出,即指与经济来源无关的自主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指增加一元经济来源时,消费增加的数额。Y为可支配收入。
我们将根据这一模型对大学生收入和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大学生消费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
三、样本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收集研究数据,样本选自贵阳市高等院校,根据各校在校生人数占高校总人数的比例进行配额抽样。在每所学校内,各年级的样本也使用配额抽样。并按照隔5取1的原则对在校学生进行定点拦截式问卷调查。实际有效样本数为301,抽样比为2‰,剔除异常值后保留样本量294个。
我们将运用本节描述的统计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大学生消费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研究。
四、大学生消费特征的统计结果及分析 :表一
为了研究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我们对各消费项进行界定:将分布离散、变异较大的项定义为奢侈消费,将分布集中、变异较小,即消费人数多、消费额差异不明显的项定义为基本消费。鉴于各消费项性质不同,不能用标准差直接比较,因此我们使用标准差系数进行比较。表一比较结果显示,分布比较集中的基本生活开支项为食品、衣着、日用品和通讯(标准差系数均
参考文献:
[1] 刘利兰,2001:《市场调查与预测》,经济管理出版社
[2]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2:《经济学》,华夏出版社
关键词：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研究
1引言
中国当前经济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本文基于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就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2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2.1相关方法介绍
根据文章研究内容的需要以及计量经济学上对时间数据的处理原理，并且结合数据选取的特点，首先采用协整检验方法来处理时间序列变量的非平稳性，当然了，如果数据选取的很好，并不需要进行平稳处理，但是之前的检验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如果存在非平稳性，经过处理的数据还要进行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目的是检验时间序列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如前者与后者为同阶单整，且它们之间存在平稳的线性组合，就表明协整关系存在，否则反之。在进行检验时，主要采用E-G两步法、ADF单位根法，Granger因果法来具体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2.2数据来源说明
文章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水平两个重要的时间序列，在一般情况下，时序数列取对数之后一般不会改变其时序性质，不改变协整关系，故为了消除数据序列的异方差性，文章对经济变量数据进行了处理。其中变量GD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时间序列，变量PCC代表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数时间序列，对数曲线如图1所示。并且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的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段选取为1978年到2007年。
3分析
文章根据研究的方法一，利用协整分析来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从图1可以看出，GDP和居民消费水平PCC具有类似的时间趋势，这表明着两个序列可能具有共同的趋同成分，即：这两个变量均表现出非平稳的特征，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的两个序列基本平稳
3.1平稳性检验
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主要是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平稳性又在建模过程中有重要地位，所以文章便对经济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根据相关文献知道，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主要有自相关函数检验和单位根检验。目前采用最常用的是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中知道，样本区间内的GDP、PCC是非平稳的。而D(GDP)、D(PCC)却是平稳的。故D(GDP)、D(PCC)序列都是一阶单整所以GDP、PCC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3.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的相关步骤，可以知道：在进行检验之前，必须首先进行估计方程，这个步骤通常利用Eviews软件便可得，这里不需要做详细的论述，只给出相应结果为：GDP = 1.16*PCC + 0.88
(138.2) (33.4)=0.9985
F=19101.63
并且根据回归方程的分析看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对GDP的弹性约为1.16。说明对GDP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估计方程后，就要进行检验了，由上一步结果很容易知道估计的残差e是：e= 1.16*PCC-GDP+ 0.88
3.3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前2个检验并不能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最后我们进行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
同样从以上的图表分析可以看出，GDP与PCC之间的因果关系受滞后期影响，当滞后期为1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发现在1978～2007年之间，我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居民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居民收入增加，进而促进消费的增加。当滞后期为2期和3期时，GDP与PCC具有很强的Granger双向因果关系， 这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三驾马车”，尤其消费需求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一国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而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增加之间的相互推进关系也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会引起消费的增加，同时，消费的刺激也促进了经济的向前发展。
4相关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从以上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知道，居民的消费是与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这也符合经济学常识。并最终得出的综合结论为：
①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具体关系通过协整方程表现出来，居民消费PCC 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就增长约1.16个百分点。说明居民消费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是众多发展因素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作用明显。
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当滞后期为1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居民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会使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当滞后期为2期和3期时，GDP与PCC具有很强的Granger双向因果关系。近几年国内提出“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也证实了居民消费在促使经济增长上的持久影响。且经济的增长最终也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长期作用下，居民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会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状态。
4.2对策建议
目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水平要想提高，要想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以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①税收政策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角度，对现行的政策措施进行相应调整。适度降低居民个人的税负，相对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运用税收政策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②针对性地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将过去的引致消费转变为自主消费。如政府在鼓励消费者消费某一类商品或限制消费者消费某些商品时，可通过价格调控来引导，增加商议性价格的成份等等，注重闲暇时间消费的引导，尤其是对假日消费的引导，从而合理引导居民自主消费方向。
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这是刺激居民消费最根本的方法，可以促进合理的社会消费供需结构的形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消费顾虑，减少预防性储蓄，促使人们大胆消费。
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投资；消费；内部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88-05
Study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LI Xue-Lian，ZHU Zhong-guo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its breakdow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invest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is general excessive and partial lack；there are still enough input space f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investment； overall ，private investmen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but the investment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has been excessive， it should avoid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is field blindly； consumption is whole insufficient， and its breakdown a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Sichuan′s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are all less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Key words：investment；consumption；intern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近10年来全省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国民生产总值2001年仅为4293.49亿元，到2007年，快速突破万亿大关，高达10562.39亿元，截至2011年，增长到21026.7亿元，11年间，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率为17.22%，高出全国同期水平1.36个百分点①。现代经济学认为，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然而四川省是一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业大省，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历年贡献不超过5%②，因此，四川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消费拉动。而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机制，二者关系协调与否，从短期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宏观经济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则会影响该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978～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的视角，构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发展的协调性。
二、文献综述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宏观经济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国内外学者针对该领域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Etsuro Shioji用Panel Data模型就美国和日本地区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动态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资本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产出有显著影响，并且产出系数在0.1～0.15之间[1]。Jakob B.Madsen采用Granger-Sims因果关系测试方法，探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结果认为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并且指出增加设备和机械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2]；然而，M.Blomstrom、R.E.Lipsey和M.Zejan（1996）却得出了与Jakob B.Madsen文中差异较大的结论，他们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论述，文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促使资本形成的作用大于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3]。J.W.Fedderke和P.Perkins则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投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以1875～2001年南非经验数据为例，检验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南非经济增长的结论[4]；近年来，F.Ozkan、O.Ozkan和M.Gunduz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基础上，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住房投资、私人住房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住房投资对GDP有直接影响作用[5]。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在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吴忠群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了国际比较，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投资、消费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6]。徐钧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投资增长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结论显示随着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投资的产出效率会越来越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长期必然选择[7]；段忠东等[8]、闫海春等[9]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广西和湖南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检验，认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间有长期或者短期的因果关系；作了相似研究的学者还有刘金全等[10]、吴绪亮等[11]、李凤升等[12]，他们的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三者之间互为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王云等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他们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尽管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正动态冲击效应，但持续性不强[13]；宋丽智则认为当数据具有小样本特性时，运用传统渐进理论进行统计推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他采用了适用于小样本的bootstrap仿真方法，以1980～2010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协整分析表明两者间存在长期关系[14]；李静对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作了回归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比投资更能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绝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只是总投资、总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消费细分项目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此，加强对投资、消费细分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今后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故本文将根据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对四川省总投资、总消费进行细分，分别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它们所包含的细分项目入手，估计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并根据投资、消费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分析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而寻找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和消费率增长缓慢的原因，并进一步考察目前四川省投资总体过度中是否存在着局部不足，消费总体不足中是否还出现了局部过度？为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为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
三、四川省投资、消费的内部结构及发展现状
（一）投资现状及内部结构
本文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将投资划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16]，并结合四川省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建议，按主要行业分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划分。其中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私人投资则主要集中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是市场经济中私人部门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农林渔牧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17，18]。私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进入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特定领域和行业，因此，按主要行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比较有效地区分开来，二者的界限明确，所得出的关于一个地区的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结论也是相对客观真实的。根据以上划分标准，1978～2010年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图1所示①。
（二）消费现状及内部结构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四川省消费投入中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消费内部结构的划分标准是：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1978～2010年四川省最终消费现状和内部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
（三）1978～2010年四川省投资率与消费率本文中投资率是资本形成总额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消费率是最终消费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走势分析
四川省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本文分别计算1978～2010年四川省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析近32年间投资、消费对四川经济贡献度的变化情况。
如图3所示，1978～2010年以来，四川省投资率呈震荡上升趋势、消费率呈震荡下降趋势。投资率从1978年的25.72%增长到2010年的53.65%，而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74.12%下降到2010年的50.10%，下降幅度较大。并且通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钱纳里标准结构是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一个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比较，四川省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高于钱纳里投资率标准值，甚至在一些年份，实际投资率高达标准值的3倍，消费率也一直低于钱纳里消费率标准值。此结论引自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成果《四川投资于消费不平衡增长研究报告——基于1978～2010年代表省份数据及钱纳里标准》，已发表于《调研世界》，2012（5）：8-13.[19]因此，可以看出经济转型期以来，四川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平衡增长。
然而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是，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为寻找这一现象背后的合理解释，本文将对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以下几个变量：（1）经济增长（gdp），采用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历年人均GDP=历年GDP/历年年末户籍总人口数）；（2）公共投资（gfi），gfi=每年四川省公共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公共投资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3）私人投资（pfi），pfi=四川省私人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私人投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4）农村居民消费（njx），njx=每年农村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5）城镇居民消费（cjx），cjx=每年城镇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6）政府消费（zx），zx=每年政府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其中，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均按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的形式；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数据取自按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项目，分别用农村居民消费指数、城镇居民消费指数、政府消费指数将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为了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各变量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的人均量取对数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实证结果。
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选为1978～2010年，所有数据均来自1984～2011年四川统计年鉴以及由相关原始数据根据本文对变量的定义所计算的数值。其中，1979年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二）模型的设定及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
lngdp（t）=β0+β1lngfi（t）+β2lnpfi（t）+β3lnnjx（t）+β4lncjx（t）+β5lnzx（t）+μ1（t）（1）
模型（1）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用来表示四川省经济增长程度；gfi是人均公共投资；pfi代表人均私人投资；njx表示人均农村居民消费；cjx是人均城镇居民消费；zx是人均政府消费；并对以上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部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估计参数β1、β2、β3、β4、β5是对应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β0是常数项，μ1是残差项，t是年份。
因本文的样本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需要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法对序列变量（lngdp，lngfi，lnnjx，lnpfi，lncjx，lnzx）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属一阶单整序列I。鉴于此，为了保证模型（1）回归的稳健性和回归系数的准确性，需将模型（1）修改为如下一阶差分形式：
d（lngdp（t））=β0+β1d（lngfi（t））+β2d（lnpfi（t））+β3d（lnnjx（t））+β4d（lncjx（t）+β5d（lnzx（t））+μ1（t）（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①刘国亮（2002）在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将公共投资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第四类为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
②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如表1中所示，模型（2）的可决系数R2为0.67，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也达到了0.60，说明模型（2）对各变量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F统计量为9.72，Prob F=0.000036
公共投资（g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59，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公共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4.59%，也就是说公共投资与人均GDP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与本文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何刚（2009）、刘国亮（2002）、吴丽丽（2009）。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个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结论呢？前文提到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如铁路、水、电、气等行业，由于这些领域和行业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先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私人企业由于资本实力薄弱往往无法进入，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对这些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进而形成行业自然垄断，因此，这些行业和领域缺乏有效行业竞争，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的效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一些行业投资已经出现饱和时，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继续往这些行业倾斜，则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投资等严重问题，这样的结果轻则会造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重则会引起该地区经济衰退；另外，当公共资本试图进入私人投资领域时，必然会挤掉一部分私人投资而使经济社会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受到影响，从而阻碍地区经济发展。
私人投资（p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81，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私人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4.81%，私人投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作用明显；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27、0.12、0.16，即：当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27%；城镇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2%；政府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6%，可见，增加消费尤其是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公共投资（gfi）、私人投资（pf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从而导致四川省近年出现的“高投资、低消费”状况。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四川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必要从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的细分项目入手，探讨投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以便于决策部门根据所得出的结论适时调整各行业投资政策。本文将借鉴刘国亮[20]理论中关于公共投资细分项目的划分标准，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不考虑第四类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投资①。本文将采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私人投资的划分标准②。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两个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产出效应模型：
ln gdp（t）=α0+α1ln gfi1（t）+α2ln gfi2（t）+α3ln gfi3（t）+μ2（t）（3）
ln gdp（t）=γ0+γ1ln one（t）+γ2ln two（t）+γ3ln three（t）+μ3（t）（4）
模型（3）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gfi1表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gfi2表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3表示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α1、α2、α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α0是常数项、μ2（t）是残差项，t表示年份。模型（4）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one表示第一产业投资；two表示第二产业投资；three表示第三产业投资；γ1、γ2、γ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γ0表示常数项，μ3（t） 表示残差项，t表示年份。各变量均采用人均量，数据来源及处理、平稳性检验同上文相关内容所述，各变量水平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对模型（3）和模型（4）取一阶差分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模型（3）和模型（4）的可决系数都在0.5～0.6之间，说明模型对各变量样本值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结构性影响；在给定的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3）和模型（4）的F统计量也非常显著，表明模型的稳定性较好，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也较为准确。
模型（3）中公共投资细分项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10、-0.12、0.31；即，在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gfi1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10%；gfi2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12%，这里又出现了和模型（2）中公共投资对人均GDP产出弹性为负的情况，除了在模型（2）中的解释外，本文认为对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很难在当期直接对一个地区GDP做出贡献，反而对一个地区的GDP造成消耗，gfi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一个时滞期，也许要在以后几期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当期gfi2对GDP的影响就有可能为负，刘国亮（2002）估计的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产出系数也仅为0.03，得出了该项目对地区人均GDP影响不大的结论；gfi3 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
模型（4）中私人投资细分项目第一产业投资（one）、第二产业投资（two）、第三产业投资（three）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09、0.31、0.20；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第一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09%，说明四川省第一产业投资已呈现过度，不宜再继续加大投入；第二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第三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内部结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各个行业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一目了然，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清晰，更有针对性，便于决策部门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其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视角，构建了与之相对应的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产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对四川省1978～2010年间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四川省公共投资（gfi）总体过度中存在局部不足；私人投资（pfi）目前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拉动作用，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投资。将公共投资进一步细分，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仍有进一步增加投入的空间，而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由于存在时滞等原因，若进一步增加投入将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将私人投资细分后显示，第一产业（one）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此外，本文认为，四川省消费投入呈现总体不足。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最强的是农村居民消费。但从产出弹性来看，各消费细分项目要远远小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这又表明目前四川省消费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投资的增加。本文为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缓慢增长，以及在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合理解释。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使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公共投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引导有其客观必然性，就四川省而言，决策部门应在各个公共投资领域逐步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四川省经济和各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调整各公共投资行业的投资比例，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提供足量多的公共产品，提高地区交通条件，改善民生；另外，加大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有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领先的科学技术能够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高回报；同时，公共投资要力争做到严禁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投资，要适当控制投资大收效小行业的投资规模，尽力实现公共投资领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此，公共投资才能够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私人投资相对于公共投资，它的特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下更具有投资效率，应加大私人投资领域的投资力度。在新时期，四川省政府财政应对农、林、牧、渔业做出适当倾斜，加大对“三农”的各项补贴，积极推进农业向机械化、专业化、规模化迈进，提高农民收入，确保人民群众“米袋子”、“菜篮子”充实，保障国计民生。同时，结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事实，适当增加工业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四川省现阶段应大力发展工业，积极招商引资，可适当放宽政策限制，特别要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限制民间资本过多进入产能过剩行业，走出一条适合四川省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子。四川省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参照西方各国经验，四川省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文化、旅游、餐饮、房地产、金融保险、计算机及软件等服务行业的建设步伐，同时应对这些行业做到有效监管，防止由于这些行业的局部波动影响到四川省经济稳步发展。在加快私人投资领域建设的同时，要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适时调整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防止相关产业投资过度，力争依靠三次产业的协同作用带动四川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促进四川省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一度存在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其中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四川省居民消费偏低的两个重要原因。鉴于此，四川省应立足于扩大就业面，改善就业结构，以此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促进四川省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另一方面，应积极营造宽松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首先应加快完善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稳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其次，四川省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加大优惠力度，同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力度，鼓励农村居民消费。最后，鼓励各级金融机构放宽居民消费信贷政策，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为居民现阶段消费提供保障，拉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政府消费应有节制，要规范消费用途，政府所有的消费项目均要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年度计划，严格监管“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避免政府财政支出铺张浪费和个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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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潜力；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卷烟消费市场
在西方现代消费理论中，较有影响的是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1939年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1954年莫利迪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1957年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等。我国学者对消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始于70年代末，从探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开始，研讨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转轨经济中的消费问题，近年来又对启动消费、扩大内需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研究，多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和基础而进行的新探索和实证研究。[1]本文先后选取了15篇文献，探讨了对消费潜力、消费需求、消费能力的基本理解，并深入探讨了当前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进一步以卷烟消费市场为例，探讨了当前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现状。
一、对消费潜力、需求及能力的基本理解
消费潜力可通俗的理解为：人们究竟需要多少？需要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即从潜在的需要和现有的需求之间的差距来研究消费潜力的大小。“需要”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需要是指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提出的一种愿望或意愿。而《科林斯经济学辞典》对“需求”的解释是：由购买货币支撑的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需要或愿望。由此可见，需要强调“要”，是行为学意义的名词，而需求强调“求”，是经济学意义的名词。一般地，只有当需要转化为市场需求之后才产生消费，即消费与需求发生直接关联，而消费潜力与需要发生直接关联。消费潜力的开发也就是将需要转化为需求的过程，消费需求与货币收入有关，没有收入决不会有需求，但不是所有的收入都能转化为需求，还必须要有消费意愿。按照边际消费学说，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已经全部转化为需求，中高收入群体的需要有一部分没有转化为需求[2]。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并长期呈下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据此可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偏低。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或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衡量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其中，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其消费能力的强弱，而对消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则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而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3]
二、当前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
归纳相关文献，目前国内学者对消费潜力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大致包括三类。一从宏观层面分析预测居民消费潜力，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进行分析；二从微观层面对消费潜力进行论述；三从应用层面实证测度与评价消费潜力。预测我国消费潜力是当前研究消费问题的焦点之一，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当前消费现状的统计数据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分析预测。余芳东（2010）收集了近20年12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研究了限制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的基本途径。[4]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既包括扩大城市消费需求，也包括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近年来研究农村消费潜力的文献比较多，刘乐山等（2010）归纳了部分学者对农村消费需求潜力的基本估计，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农村消费需求潜力向现实消费需求转化的主要障碍及相应对策。[5]
从微观层面对消费潜力进行论述属于较为创新的研究范畴。黄娟（2011）从人性需要的微观视觉来研究消费需求的满足，提出人性需要内涵本身决定着消费潜力的大小。[6]进而从人性需要的内涵与本质来研究消费潜力。此外，对消费潜力进行实证测度与评价已逐渐成为主要研究范畴之一。常用的对指标体系进行测度与评价的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而常用于对消费潜力进行评价的方法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例如，郑直（2007）对中国城市寿险消费潜力评价，选取了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GDP，人口自然增长率等9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80个主要城市寿险消费潜力进行了科学评价。[7]由亚男等（2010）对新疆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潜力评价，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方法，采用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新疆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潜力进行了评价。[8]
三、当前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尤其是定量研究的文献较为少见。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分析影响卷烟消费的因素着手，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卷烟消费市场进行需求预测，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入手，尝试运用较为先进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均略显粗浅。
对卷烟消费市场进行需求预测研究的文献大致有：白远良等（2007）对比分析了我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卷烟消费的关联性，通过修正对数-线性需求模型，构建了我国卷烟需求的基础模型，继而运用1997～2002年我国烟草行业和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卷烟需求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卷烟需求增长的潜力市场在中西部和农村，当前卷烟需求增长是市场经济作用的客观结果。[9-10]周冀衡等（2009）在对我国2001～2006年间烟草税收、价格和消费需求变化趋势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我国烟草消费需求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世纪我国出现的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当前正处于吸烟高发年龄段，人口高峰所形成的叠加效应是造成当前烟草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经济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也是影响我国烟草消费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11]汤柱国（2010）采用我国30个省、市卷烟销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截面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吸烟危害性教育、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卷烟平均消费倾向和卷烟价格对卷烟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卷烟需求与消费者受教育水平正相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卷烟平均消费倾向和卷烟价格对卷烟需求有显著影响。[12]
对卷烟消费市场潜力进行研究的文献大致有：李阳等（2009）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运用四方参与模型，分析入世前后烟草品牌集中战略对卷烟消费影响，认为对卷烟市场真正起决定影响力的因素是卷烟消费者，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实施烟草品牌集中战略，未来对卷烟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偏好的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品牌集中政策实施的效果。[13]刘向峰等（2010）从把握卷烟消费市场真实需求出发，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在选定区域内通过多种数据采集方式获取消费者的基本特征、购烟习惯等各种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数据库系统。继而获取顾客轮廓描述、偏差分析以及消费趋势分析等数据，分析和研究市场发展趋势以及预测消费行为。[14]何建龙等（2010）采用在全国八省市开展的“云南高端卷烟品牌消费调查研究”市场调查数据，将影响高端卷烟购买行为的因素分为：参照群体、地方文化、社会文化、企业形象、营销、产品等因素。并运用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从购买地点、购买频率、购买量、支出和用途等方面分析了高端卷烟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15]
长期以来，烤烟与卷烟一直是我国西部多省的传统支柱产业和支柱税源，在西部各省经济建设和财源结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需要维护烟草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逐渐降低烟草消费，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达到2020年“健康中国”提出的目标，如何解决其中蕴涵的深层次矛盾，是我国政府、人民以及烟草行业未来需要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积累阶段，因而暂时无法规避吸烟所带来的种种风险。本述评有助于深入思考上述问题，并对后续一般商品消费潜力、卷烟消费市场潜力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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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