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钱玄同指出，言文分离是独夫民贼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胡适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胡适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摘 要： John Schumann 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了文化适应理论。该理论从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和洋泾浜化现象。而之后Anderson又进一步提出二语习得要经历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过程，即本土化模式。本文着重阐述文化适应模式以及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基本内容，并试图探究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现象及对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文化适应；语言休克；本土化和半本土化；教学启示
一、 文化适应理论和本土化模式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 社会和心理结合” 。早在1978年，社会心理学家Schumann就提出：二语习得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的适应程度决定了其二语习得的水平。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学习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与目标语群体接触时所产生的影响因素”（武英杰、张玉双，2010）。而心理距离是指学习者作为个体的情感因素。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
此外，Schumann还从文化适应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中的“洋泾浜化现象”。当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较大时，学习者就会停留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语言也出现洋泾浜化趋势。而Anderson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角度提出了“本土化模式”（the Nativization Model）。他将二语习得视作本土化和去本土化的结果，进而形成了本土化模式。
二、 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休克现象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决定了学习者接触目标语的量以及面对语言输入时的接受程度，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在目标语环境下习得二语时，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因素只在社会距离无法确定时才发挥作用。而在外语教育环境下，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本文中所指的语言休克主要是指本土化阶段、半本土化阶段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错误。
关于语言错误的探讨并不少见。然而，这些探讨多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却很少从认知角度出发。事实上，“语言并非是独立的自然现象，语言意义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李颖，2013）。正如王文斌转引Humboldt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折射出一个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王文斌，2013）。因此，中英文缘于各自不同的人文历史递演，衍生出殊异的表达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这也成为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根据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二语习得要首先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想方设法使输入的目标语符合“内在规则”（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即不断地通过已掌握的语言知识构建语言假设。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主要是在母语思维模式上构建起来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认知和思维模式的相似程度影响了二语的习得水平。这也就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母语的正迁移和负迁移现象。当相似程度高时就产生正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有助于二语的习得；反之，当相似程度低时就产生负迁移，母语语言系统就妨碍二语的习得。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本土化和半本土化阶段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1、 思维模式迥异引起的问题
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演变也各异，所以不同民族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民族思维模式的迥异，而这种差异也进一步体现在语言上。因此各民族描述同一个事物时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差异。
汉语思维模式体现了整体性的特点，而英语思维模式则具有分析性的特点。中国人自古就对“现象”有着特殊的兴趣。因此，也就有了“格物致知”一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各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事物有着密切联系且富于变化的。故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整体性和辩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置于一个整体中来考虑问题，因此事物所处的背景和环境不容忽视。汉语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大多数时候，词语、句子和片段无需通过各种连接手段就可以自然地放在整个语篇中。通过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实现行文意义的连贯。这也就是常说的汉语是“意合”语言。与此相反，英语思维模式则更具分析性。古希腊人喜好哲学，乐于探究事物自身的特性及其永恒不变的本质，故而，一元性、分析性思维更加突出。所谓分析性是指将一个完整的对象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属性、特点。因而，英语中的每个语言元素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相对完整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通过连接词等手段标明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英语“形合”的特点。
2、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
除了思维模式迥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之外，在英汉语码转换时，中国学生往往也会面临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困扰。这些困扰分为两类：其一，“文化空白”；其二，“文化陷阱”。
首先，来看“文化空白”。顾名思义，“文化空白”就是指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在另一种文化中却不存在。
其次就是“文化陷阱”。 “文化陷阱”实质上就是一个一个的雷区，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物，表面看起来是差不多甚至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内涵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如果在学习语言时，仅限于语言表面的对应，那么就很容易踩到“地雷”。 一旦掉入这些 “文化陷阱”，就会导致语言休克。
“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吉祥，那么英语中“see red”和“in the red”是否也象征着喜庆呢？事实上，英语中红色常常代表着血腥、危险、生气和亏损。所以，“see red”是生气、勃然大怒的意思；而“in the red”表明一个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想当然地忽视英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那么英语学习中就会遇到许多语言休克现象。
三、 给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文化适应理论是针对二语习得提出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无法有效地缩短心理距离，克服语言休克，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就很有可能出现洋泾浜化现象，进而阻碍学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而如何帮助学生调节心理距离，缩短本土化和半本土化的时间，尽快做到去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去本土化呢？Schumann的文化适应理论和Anderson的本土化模式为我国英语教育工作者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一） 心理调适
为了更好地掌握一门外语从而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交际，必要的心理调适是不可或缺的。根据Schumann的文化适应论，二语习得同文化适应一样，都要受到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制约.但是由于中国英语教学基本上与目标语群体没有直接接触，因此社会距离的影响就微乎其微。看起来问题似乎简单了。教育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缩短心理距离。根据Schumann所述，从影响心理距离的四个因素着手即可：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选择合适动机，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以往对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休克，怎样选择合适动机的研究较多，却对如何提高语言的自我透性谈及较少。
所谓心理调适就上要在宏观上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承认英汉两种语言折射出的是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思维方式。因而，在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时就能理性对待，从而减少困惑、 焦虑和恐惧等语言和文化休克现象。本土化和半本土化中对待英语输入也不会一味地朝着汉语语言系统靠拢，而是尝试着去了解英语语言系统，逐步构建起目标语语言系统，从而达到去本土化的效果。而教育工作者就需帮助英语学习者形成这种意识，在英语学习的初期阶段就向学生传递这样一个概念。
（二） 跨文化知识学习
心理调适让英语学习者找到一种积极良好的心态，就好比磨好了刀，接下来就要“砍柴”了。所谓“砍柴”就是一点一点地积累跨文化知识。跨文化知识至少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1. 英语语言学知识。语言学知识涉及语言的各种属性、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习得等。从微观的构词法到宏观的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知识可以有效地帮助英语学习者构建起英语语言语法规则，形成一整套相辅相成的英语语言系统。
2.英语语言发展史。正如前面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带有历史的痕迹，英语亦然。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英语（Old English），中世纪英语（Middle English）和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尽管85%的古英语词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但一些常用词汇还是保留下来。中世纪英语（11001500）时期，法语一直是英国的官方语言，成为统治阶级用语，而平民百姓说的英语被认为市低等语言。在近四百年时间里，诺曼人给英语带来了近一万的外来词，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社会和生活。英语语言在这一时期借用了较多法语中的派生词缀。当然也有一些拉丁语直接进入英语，而且多用于书面语。由于贸易的发展，还有少量的荷兰词语在这时期融入英语中。 现代英语（1500至今）时期词汇拼写开始趋向规范化，标准化，固定化，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差距扩大。另外，随着探险、殖民、以及贸易等各方面走向世界化，给现代英语带来一定的冲击。超过50种语言的外来词涌入英语，如阿拉伯语，法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汉语，意大利语等。另外，一些外来语仍保留了原来词语的复数形式。还有一些更保留了当时的拼写和发音。
英语语言发展史有关知识的输入使得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各种现象，譬如大量不符合英语构词法的外来词的输入等等。
3.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
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涉及对方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语言背后的故事，对于揣摩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大有裨益的。此外，这类知识的补充对于英汉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俗语、谚语的习得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这些跨文化知识的补充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青少年来讲，这些知识可以是循序渐进，即需即学的；而对于年龄较大、思维较成熟的成年人来讲，这些知识的补充可以是集中的、系统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Ellis，R.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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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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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恪的文学道路正式开始于1983年。作为小说家的刘恪，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城与市》《寡妇船》《蓝色雨季》《梦与诗》，中短篇小说集《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等作品，400多万字。2005年进入高校任教，开始大量理论写作，主要集中在现代小说理论、先锋小说理论、小说语言美学、文学基本理论等领域。2005年至2013年出版理论著作有《诗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七部，逾300万字。其中《词语诗学》（“空声”“复眼”）荣获“河南省文艺成果理论奖一等奖”。
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围绕着现代小说理论，一方面是围绕着刘恪2013年新出版的两部厚厚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研讨。
一、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学科意义
刘恪教授集三年之力完成的两部关于小说语言美学的巨作，从本体论角度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发展、演化及特征予以梳理和反思。那么，这两本著作的对现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小说理论体系的建设有何意义呢？与会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而持续的讨论。
王一川指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一书中，由于刘恪深谙小说语言创作之道而首创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构架，堪称文学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收获。这本书的建树突出地表现在，在中国学界首次理性地和全面地分析了现代小说语言形式要素，首度建构起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把这部书视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新突破。此外，刘恪直接接触到了语言创作的核心，他能提出一个语言学的分析理论并能落到实处，落到文本。深入创作之道的核心去研究，把握语言的类型，加以分析，说出创作的优劣、创作成败的得失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
贺绍俊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是在完成同一个理论建构，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真正针对当代文学实际的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引导作用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不重视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现代小说的语言至今，依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说，刘恪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他在文学语言还不成系统，还支离破碎的时刻，先行开始了他的文学语言美学研究。由于现代小说最开始是和启蒙运动联在一起的，被当成了思想的武器。而且现代小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对文言文采取决绝的态度，造成文化的断裂，导致古典文学的精华难以顺畅地延续到以现代汉语的基础的现代小说中，这导致中国现代小说迟迟不能解决语言问题。刘恪的思路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上的，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使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仅仅是前瞻性的，而且是实用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张颐武提到刘恪的小说理论因资料的丰富性而具有可操作性，学生依此可以进行训练。所以，他的理论对教学法就是有很大的作用，他对现代主义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他的理论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希望他做北京的定海神针，将古都开封的文化底蕴带到北京。李春青称刘恪的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研究而且切入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等，把理论和当代文学连接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研究本身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脱节――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文学理论家应该以刘恪为榜样，找一个契合点进入到当代文学中。通过对创作现象的一些分析，才会有一些比较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李海英认为刘恪从美学角度来讨论一百年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个人探究，可以说，既是语言本体论，也是语言分析方法论的。
二、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成就与创新之处
刘恪两本专著的选题都是围绕1902至今的一百年中，现代小说语言的成败得失问题而讨论的。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依据，以语言自身元素的结构规范为标准，用专题形式探索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在小说语言类型的研究及方法论的使用上皆有创新之处，其成就也在于此。
1.史论结合的方法
何弘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实现了宏观建构和微观实证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实践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有机统一，它是概括的，又是及物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虽然名为“史”，但并没有简单按时间顺序线性推进，对不同时期的作品语言特点作些简单分析，而是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总体的发生开始，对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的发生演变分别进行描述和阐释，使读者在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总体发生演变特点有全面了解的同时，对不同类型作品语言特点的产生原因与演变过程及现实形态等，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这部著作虽然名为史，其实是史论结合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所做的是对小说语言学的完整学科建构，它涉及到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当然还有文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创新型建构。而这个学科建构，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部著作没有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有着扎实的文本支撑。所以这部著作虽然是论，但有着史的坚强支撑，既有全面概括的理论高度，又能经起实践的检验，这是其可贵之处。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刘恪对现代小说的考察，向上追溯至1902年产生的“新小说”，向下延展至2012年的当下，整整一百年，视野宏阔。现代文学从诞生至当下，已经有了百年历史，而百年历史的时间跨度也给当下研究者提供了纵横驰骋与无尽想象的空间。立足当下，对百年文学的历史，进行史料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阐释，是对现代小说语言百年发展历史的详尽勾勒和梳理。周志强发言时提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一书以语言史为视角重新书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在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督显了现代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小说史与语言史的结合实现了社会学分析与修辞学分析的结合，从而突破性地将小说语言的研究拓展为小说语言的社会学形态研究，同时将小说的文体研究拓展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若将刘恪教授的两本书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分析和语言史的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把语言的形式的分析、语体的分析和修辞的分析三个领域通串起来，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对语言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这三个层面进行了一个描绘。李海英她认为刘恪以语言史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在国内主流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2.“体验的原创性”
刘进才基于刘恪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来源于自身的小说创作的语言实践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直觉的有机结合，提出刘恪小说理论的“体验的原创性”概念。两本书从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和形式到语言的文化建构及无意识结构，从现代小说的语体、情感到语感、语式，乃至细微的语调和语象均一一论述，“几乎包括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全部命题”，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探索现代小说美学的全息图像，从这幅图像中可以察觉到刘恪总是在体验中去阐释理论和建构理论。胡继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刘恪“体验的原创性”表现在演示词语之动象、讲述词语之血缘。其词语诗学约显三维，即体验之维，思辨之维，叙事之维：第一，先锋体验及其艺术精神，恰在追逐以及冒险地思考、呈现、铭刻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第二，置身于多种文体的交互作用中，归回近代中国文学的源头处，往返在中外现代小说的多元风格中，刘恪宛若诗学王国的缀梦者，执着地要为现代小说语言生产打开一道可能的通途；第三，中国现代百年历史进程，乃是中外涵濡且在西方的宰制下由亚洲的中国通往世界的中国。小说语言形式的选择策略也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幽情与壮采，恢宏与屈折。石天强从“痕迹”这一概念出发谈到了刘恪小说理论中的“痕迹”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要害，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与象外相和的世界中，悄然留下无痕的一笔，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逻辑展示，还是小说语言编织的美学世界的呈现过程。作家、评论家舒文治说他在刘恪的文本里感觉到刘恪像庄子一样有一个自由灵魂在语义场中的逍遥游，语言哲学、通感全部打通，来接近这个语言的原型，也接近语言美学的标准。他提出这种极致化的语言标准，从而描述为我们绘制了小说语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版图，也创作了一种能够发现存在秘密的语言的炼金术。
3.文学语言的类型及形式研究
刘进才、刘涛、周志强等学者均谈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刘恪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其中社会革命语言和自主语言的概念及类型均是由刘恪第一次提出，并在诸多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详实而术有见地的论证。何向阳认为这本书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它的出发、它的立论何其精准、精确而精彩。他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一共有四章所论，无论是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还是文化心理语言，这四个章节及概言之外沿的浩瀚程度不亚于从四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以及20世纪这100年来，以及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历史文化风云的某种概括，但是他所选的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的、小的切口，这种治学之严谨较之当今假大空伪盛行的不良学风不啻是一种矫正。《社会科学辑刊》杂志副主编刘瑞弘从编辑学的角度认为这本书的选题非常准，其学术探索的价值非常珍贵。虽然顾彬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在当下最缺乏的就是对语言的关怀，但刘恪说有小说的语言意识才有我们真正称之为小说的东西，这说明中国作家注意到了语言及语言研究的价值，这样我们就更接近于文学和小说的核心和本质了。这本书，涉及到了文艺学、语言修辞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呈现了刘恪强大的储备和学养。
李春青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重要性在于：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刘恪对“文学性”的精彩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文学语言诸要素，例如语体、语感、语式、语调、语象的分析专业而精到。周志强认为刘恪依照他所主张的“文体即语体”的思想，提出“语言和事物之间还建立一种想象性关系，这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性”从而将具体文本的语言修辞和特定历史时期内文体的话语类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意识与文体意识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小说语体特征，从而打通了小说（文本）形式与历史（现实）机制之间的关联。过去这种关联基本上是叙述性的和指称性的，现在刘恪将这种关联变成了隐喻性的和写意性的。这事实上解决了小说语言史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的形式，语体或者文体从来不是“回答”或“反映”特定历史或现实的问题，但是却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的后果。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说语体或者问题的传承性和美学性，却较少能够看到语体和文体的修辞意识和话语类型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生与转变。
余三定教授认为，刘恪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都是这样。而从整体上看，刘恪对于每一个他所抓到的文学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全书十章除了第一章以外，后面九章，能够涉及到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问题都涉及到了，真正是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注重人文学语言的形式研究同时，又能够做有力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同时余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作为学者的刘恪能够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刘恪的小说理论具有原创性的原因。这在课题主导的高校显得尤为难得。
三、刘恪理论写作的独特性
南帆认为，刘恪非常重视语言，甚至意识到语言对于主体的囚禁作用、支配作用，但是文学是一种反抗这种囚禁、反抗这种支配的叛逆性力量。南帆教授的一个想法就是：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叛逆的力量，其体系从古到今不断地演变，应该承认它有多种原因，文学对语言的冲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种叛逆的冲击、文学语言的冲击等等，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后面有很多细致的方面。南帆说，在这些方面刘恪也作了非常详细地研究，比如说语式、语感、节奏、语调，小说这方面的语言跟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小说的独特方面，像这些方面的研究汇聚起来恰好是对结构主义给我们描述的整体的、抽象的语言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南帆说，他在阅读刘恪的著作中有很大的体会，一方面刘恪的作品中已经意识到主体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语言结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只能深居其中的一个城堡；另一方面，刘恪还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语言的信息，所有这些，包括刘恪对这些语言技巧的研究，语调也好，节奏也好，都是冲出原先语言结构的道路，而这些东西恰好从这个意义上表明刘恪是一个语言的探索者。南帆认为，他与刘恪的语言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认为：语言是决定我们主体之前的一个先在的秩序，而文学对语言的冲击也就是再造我们认识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刘海燕认为，刘恪这种自由的天性，就是没有受到体制生活同化的东西，使他的语言出现了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气息。具体来讲，我们大部分评论语言用的是搜集的、继承的、共性的词，而且是用了完成的时态，论断的语式，表达也是直接概括性地表达。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刘恪的理论语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的方式，他的语言是有呼吸、有生长的一种表情，而且他语言中的语际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它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密切，而且它使用的也都没有大词汇，没有翻译过来的硬性的词汇，没有很重的语言，都是很普通的词汇，但组合起来却非常奇异。继而她谈到刘恪有一个独特的自己批评的语言语系，而且这个语系是惊人地准确，因为它准确所以它表达出来新意，并且刘恪的语言里有水文化的这样一种表情，它是柔和的、灵动的语言的一种，它的表达非常有耐性、细致而有粘力。刘海燕还认为，刘恪独创性的理论语言还得力于其作为一位优秀读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在感受文学，而不是像一般评论者那样居高临下地评论，他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读者，就是以这样一种可信的眼光和结论，才能鉴定。比如他总结沈从文的乡土语言，他告诉我们的都是关于物质语言的，语言到底好在哪，事实是什么，他就总结说它就在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那么语言的文学性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总结沈从文乡土语言的时候，说它就存在于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所以刘恪告诉我们的都是文学的真经，直接地告诉我们他所发现的真实文学的最奥秘的东西。
吴义勤从两个方面对刘恪的理论语言进行评价。第一，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对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作品的、作家的认识。吴义勤说，要真正从语言本体来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它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而忽略了它语言意义上的局限，我们经常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比较，但是单从语言角度，也就是单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美学功能的成熟和建构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要超过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吴义勤认为刘恪做了非常好的实践研究，对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非常大的思路。第二，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为我们进行及物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也就是说刘恪为我们今后的语言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怎么从语感、语式、语项、语调等层面去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张云鹏认为《词语诗学》从技巧到词语已经显露出刘恪对语言的一种痴迷。他对语言不是纯粹只把它作为工具，只作为一种实用的东西，他力求通过这些词语的网结把语言的特性揭示出来，所以他就走到了词语诗学，这个再继续往下走，肯定是语言美学。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前后虽然有重复、有交叉，但是最终落脚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语言美学上面，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张云鹏认为刘恪是一个超越，他的整个语言在他的心中是一种源头活水似的清亮的东西，这就使他对语言的关照有一种新的眼界和境界，他对语言的感受既有的新的眼界，也有新的境界，还有一个提升和超越。耿占则曾称刘恪的写作（小说和理论）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做到了尽可能的丰富性。
一、孕育欧洲俗语论和中国白话论的文学土壤
在欧洲，系统地探讨俗语作为文学语论文联盟言的问题，大致出现在但丁(dante，1265－1321年)的时代。而在中国，这个时间被延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时期。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在诗人或文论家们意识到俗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提倡俗语文学之前，民间的俗语文学早已开始悄悄地伸展触角，在文学领域内寻找自己的空间，并在宗教和官方体系之外的民间世界寻得了栖息之地。
与俗语相对而言的文言，曾经桎梏过文学的发展。在欧洲和中国，言文离异的现象在较高的社会阶层曾经较长时间普遍存在过。那个时代人们在生活中用的是俗语，写作时用的是文言，不经过专门的学习无法明白文学作品。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已经严重背离实际生活，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抵达文学的便利性，成了人们接近文学的障碍。欧洲俗语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
欧洲俗语文学兴起时，拉丁语在文学领域还处于主导地位。欧洲的文言——拉丁语是中世纪教廷及贵族使用的语言，代表着高尚、典雅、规范。拉丁文属印欧语系，原本是古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地区和罗马帝国的语言，曾经是正统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后来，罗马人征服了欧亚大陆，拉丁文的影响也就随之而扩大。拉丁文在欧洲中世纪重要地位的确立，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中央集权统治紧密相关，也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形成紧密相关。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文的影响力更为广泛，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拉丁语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宗教学术上的论文也大多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后来，由于西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拉丁文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受到各个民族国家俗语的冲击。在拉丁语作为教会和国家官方语言的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天主教势力区以拉丁文写成的教会文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用各民族俗语写成的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传奇、市民文学等代表世俗生活的俗语文学。例如古英语写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还有法国的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用当时法国民间通行的俗语——罗曼语(romance)写成。罗曼语是在2—6世纪民众所使用的白话文“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此外，骑士文学著名的抒情诗“破晓歌”产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用普罗旺斯俗语写成。3世纪初很多普罗旺斯诗人流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又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俗语诗歌的发展。除法国外，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些用当地俗语写诗的骑士阶层的诗人。另外，英、法、德等国还有俗语写成的骑士传奇名篇传世。但丁在著作中写道：“……最辉煌的作家无不用俗语来歌咏这些主题：例如伯尔特兰·杜·波纳之歌咏武功，阿诺特·但尼尔之歌咏爱情……”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当时欧洲俗语写作的盛况。
由此可见，欧洲俗语论出现之前，用拉丁语写成的正统的宗教文学和用俗语创作的世俗文学已经大体上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展，文学话语工具长期存在着文言与俗语共生的局面。当时个体的诗人甚至同时运用文言与俗语进行写作。例如但丁与他的后继者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就是同时使用两种工具进行写作的典范。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三人的诗大部分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而论文则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但丁及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身处新与旧之间的过渡时代，他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所以用俗语写诗，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拉丁语这种正规典雅的语言来深入古代罗马，寻找那些已经散失了的文明，阐发自己的见解。在但丁以后，俗语成了一股不可更改的潮流，逐步取代拉丁语写作，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
随着民间俗语文学的兴起，宗教界也相继有一些人放弃拉丁语转而用俗语来表达他们一心伺奉上帝的心灵历程。例如西班牙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和圣胡安，他们写有大量用西班牙俗语写成的抒情诗。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推动了俗语的发展。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了宣扬新教伦理，让宗教教义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用俗语写成了《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小问答》等小册子。后来，在英、法等国，相继有一些新教的传播者用俗语翻译《圣经》，他们还印制书籍和小册子到处兜售，因为这些活泼而激烈的异端思想是用俗语写成的，通俗易懂，因此人们一读到它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宗教改革对欧洲各国俗语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丁等人的俗语论思想其意义深远，对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学运用各国俗语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绝非凭空而生，而有其深刻的文学实践背景。
(二)中国白话文学的孕育
在中国，虽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和文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用不同形式的白话写作的文学却自古就有。
按胡适的说法，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文传统史”和“白话文学史”，而文言与白话分道扬镳的趋势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以文言为工具的“古文传统史”是中国封建时代诗文之正宗，这导致白话文学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人们所重视。文言来源于白话，很多作品如《诗经·国风》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学。只是到了汉朝，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变化才成为了古文学。那些古文经典形成以后影响到文学，就与用通俗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向。从孔子到秦汉，中国文体日臻完备，到了六朝骈俪之体大盛，文章工巧雕琢，将文言的富丽典雅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就在汉朝的文人们以文言作辞赋的时候，民间的百姓也在用浅显俗白的语言吟唱表达自己心声的民歌，在《晋书·乐志》里便有这样的记载：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汉代所采集的乐府诗，是古白话诗的代表作，从这个时代开始，民间俗语所写的歌谣，不断为中国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后世有很多诗人倾慕乐府的活泼晓畅，多有拟作。到了唐代，除李白、杜甫等诗人拟作的乐府诗歌之外，后来更有白居易、元稹等人大力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文人对乐府诗歌的热衷，虽然不是完全采用白话进行创作，但是却反映了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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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对于俗语表达之流畅的推崇。由此可见，汉唐以来，虽然经典的文言在文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古白话文学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除了以上所述本土古代白话文学自身的发展之外，自汉代以来的佛经翻译工作更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传授佛理，方便人们理解佛教经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都采用朴实无华的白话来翻译佛经，其中的偈句诗对唐代白话诗人王梵志、寒山及王绩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那些寺院僧侣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佛经故事的唱导之文，在唐代逐步发展成了用俗语讲唱的“变文”，现存的敦煌变文，有讲佛经的，如《维摩诘经变文》等；有讲佛教故事的，如《破魔变》等；也有讲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现实内容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些俗语变文对唐代传奇乃至后世的话本和小说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到了宋代，人们谈论哲理时，又深悟文言不适于哲理的阐发，于是语录体开始兴盛。程朱语录其实就是用白话来阐发深刻的哲理，使之更易于理解和传播。而语录这种体裁最早就是为禅门讲解佛理所用，以俚语来说理纪言的。
在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日渐深入的同时，宋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白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审美娱乐需求，当时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技艺集中的勾栏瓦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大量场地。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同时元代白话的兴起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元代科举被废近80年，文人以科举入仕的道路被封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文人与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一方面向民间艺术学习，另一方面也以一己之长写作剧本、词曲等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用白话写成的词、曲、小小说、剧本开始流行起来。从现存的一百多种元杂剧和锺嗣成的《录鬼簿》、夏廷芝的《青楼集》等相关资料来看，元杂剧最兴盛的时期在前期。当时的杂剧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成，为明清以后戏曲、小说大量运用白话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创作的反映世态人生的高质量的白话小说不断出现，形成了一个白话小说的高潮期。
清代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如黄遵宪等开始尝试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初步展现出近代知识分子“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气势。梁启超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白话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钱玄同对中国白话文学的演进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的起点。”“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另外，从清末到文学革命时期，即中国文学话语工具由文言完全转向白话的过渡时期，还存在着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两种话语形态写作的情况。裘廷梁、胡适等人都一面用文言文来说理，一面用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在胡适明确提出他的白话文学主张之后，白话文渐成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
(三)历史的交集与分野
综上所述，欧洲俗语文学和中国白话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发展态势和一些异质性因素。
首先，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曾经长期存在文言与俗语(白话)文学共存的局面。在由文言向纯粹的白话过渡的时代，个体的作家甚至还同时运用文言和白话这两种工具。但是，在中世纪由于欧洲由罗马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走向多个民族国家共存，因此，欧洲的俗语实际上包括法、德、意、英、西、葡等多个民族的俗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中国汉代以来的封建时代，虽然出现过外族入侵的现象，但是汉语始终在文言和白话两个领域内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白话作品，虽然带有时代及地域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呈现出的是汉语大一统的态势。
其次，在欧洲和中国都曾经通过俗语文学来宣扬宗教教义。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为了方便教民理解教义，各国都有用自己俗语写成的小册子。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明白简易的偈语诗、变文等俗语文学形式都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宋代程朱白话语录，则是受到信佛师徒探讨佛理的语录的影响，通过浅易的形式来探讨艰深的哲理或佛理。笔者以为无论是传播基督教伦理，还是宣传佛教教义，为了深入民心都必须以白话而非文言作为话语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扩大其宗教的影响，达到传教的目的。
二、欧洲俗语论与中国白话论的语言观分析——以但丁和胡适为个别案例
(一)欧洲俗语论
欧洲的俗语论是以但丁思想为代表的。但丁说：“因为我们觉得以前尚未有人讨论过俗语这门学问，而事实上我们深知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但丁是较早系统论述俗语这个问题的人。作为欧洲民族语言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关于俗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俗语与文言相比，俗语更可贵。但丁把俗语称为第一语言，把文言称为第二语言。文言来源于俗语，在俗语的基础上产生。但丁认为，在这两种语言中，俗语更为可贵，因为俗语是自然的，而文言(也就是拉丁文)却是人为的。
第二，应该寻求一种“意大利俗语”。这种俗语被但丁称为“光辉的、法庭的、中枢的”语言，它不是专属于某个人、某个地区，它是“那种属于全意大利的俗语……因为全意大利用俗语写诗的光辉的作家都曾使用这种语言”。总之，但丁追求的实际上是理想化的意大利俗语，这种意大利俗语和那些较低级的俗语相比，只有最有才能的诗人才能使用，也只能用这种光辉的俗语来表达最好的主题。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语言，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是“照耀它物而本身又受照耀的东西”，“……这种语言是因训练和力量而提高的；同时又以荣誉和光荣提高它的拥护者”。这种语言也是“中枢的”，“正如门随枢而转，枢转向哪方，门也转向哪方，向里或向外，同体所有城市的方言部随着这种光辉语言动、静、往、返，论文联盟它真是像一家之父”。由此，但丁确定了意大利俗语的中心地位。这种语言还是“法庭的”，像法律那样可以成为衡量其他意大利俗语的一条准绳。可见，但丁所说的俗语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日常的口语，而是在意大利各地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和提炼，能够体现文学“光辉”的语言，是“意大利俗语”化的书面语。
《论俗语》出版于1529年。20年之后，法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七星诗社诗人杜·伯雷在但丁的影响下写成了《法兰西语言的辩护和光辉化》，为近代的法文诗歌写作辩护，从而为俗语写作的法语文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他在但丁“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论的影响下提出要改变法语贫乏、粗陋的状况，向古代希腊、罗马借鉴，改换旧词熔铸新意，结合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方言、土语，创造新词以丰富法语。可以说，但丁的俗语论影响了整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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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白话文论
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少学者主张言文合一，提倡以俚语俗字来增进表达的通畅性。在言文开始发生明显分化的汉代，学者王充已经认识到了文言与口语的差别，他主张著作应该明白晓畅，“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论文联盟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他认为经传所记的圣贤之语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而今人故意模仿古人做那些叫人不明白的文章是愚蠢的。王充身体力行，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写成了《论衡》和《讥俗节义》。
到了唐代，白居易也明确提出所谓“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要求诗歌表达直白流畅，让人容易接受。此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的“唯陈言之务去”后来被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直接引用。韩愈还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明代的公安三袁，长兄袁宗道认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辩也”。他把文章是否明白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志。王充和袁氏兄弟的文论，及此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黄遵宪，都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倾向，从反对泥古、复古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
到了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这为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开了风气之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后的白话文运动，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影响，陈荣衮、裘廷梁等人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主张，认为文言祸亡中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裘廷梁在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提出了非常系统而明确的白话文主张。他把白话文的地位提得很高，将白话文视为“维新之本”，因为白话文通俗易懂，与实际语言相一致，具有文言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还通过与“成周”、“泰西”、“日本”等的比较，用事实证明白话文的实际功效，并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使用白话文的“八益”。由于裘廷梁等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提倡，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大量出版，用白话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也蔚然成风。为了做到语言和文字统一，拼音文字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进而代替文言的统治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文言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最终在文坛取得决定性胜利打扫了战场。
此后的文学革命也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但是这个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又有根本上的不同。有学者认为“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只是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作为思想和思维的层面上则根本不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文化大众化运动。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新思想虽然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但从本质上不是大众化的。瞿秋白把五四白话称为‘新文言’，深刻地说明了其性质。五四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主要是新与旧的矛盾，而不是懂与不懂的矛盾。不一定是白话大众就一定能懂，康德的思想无论怎样用白话来表达，不懂终归是不懂。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文化大众化运动，它的目的是把大众本来应该懂却因为语言(文言)的阻碍而不懂的思想翻译成白话以便让大众懂”。
但是，这种认为思想层面的根本不同造成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差异的观点，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是逐步被接受、被认识的。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对白话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他们个人对白话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来自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思想的不同理解。
三、但丁与胡适俗语文论的比较
(一)事实的联系
在胡适本人的著述中曾多次谈到意大利及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外来思想对他白话文学观的形成有着非常直接而明显的作用。胡适认为“但丁、路德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以代起。路得(lur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此。今世通用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通过审视欧洲中世纪拉丁语在著作中的统治地位以及欧洲各国特别是意大利俗语文学兴起的过程，胡适发现中世纪的拉丁语著书与中国文学革命前以文言著书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地用于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文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带汉文，有同样的艰难……(在意大利)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地创造过于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他还发现，几乎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中国元代的“中国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语言，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但是由于明代重新以八股取士，而前后七子又以复古为高，遭此阻碍之后，中国言文合一的机会于是中道夭折了。比较欧洲各国俗语文学的兴起，胡适以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白话文学必定代表将来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影响胡适白话文学观念形成的欧洲文艺巨子中，但丁最重要。胡适曾经用一种仰慕的口吻谈到但丁的伟大功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到了14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的俗话……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⑤”在此基础上，胡适大胆地设想了新文学所用的白话对于将来国语的意义：“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因为这种美好的愿望，也因为要努力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实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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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理想，胡适创作了《尝试集》。
(二)理论的交集与分野
14世纪但丁所论的“俗语”与20世纪胡适提倡的“白话”，如果仅从工具论的语言观来看没有什么两样。比较但丁和胡适的语言观发现所身处的时代及历史所赋予二人的使命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丁处于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阶段，他的光辉的“意大利俗语”理想既寄寓了他对统一意大利民族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追求。而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时代，中国也处于一个新旧转换期，虽然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文学传统来“再生”出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却可以借助西方的思想，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理论中，“白话”同样承载了思想革命的重任。无论是但丁的俗语论，还是胡适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都承载了时代赋予的重任，有着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
另外，但丁和胡适都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俗语和白话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但丁认为，人类是最无恒最善变的生灵，所以人类的语言不可能持久不变，好象人间的其他事物，例如风俗和服装，必然也会因为时代和地区的远近而有所差异。而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正受着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生物进化的理论移植到文学领域，使胡适和很多提倡新文学的人都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白话的将来。胡适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胡适认为，文言作为一种已经死去的文字，理所当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只有用活的白话写的文字，才能够算是活的文学。
令人奇怪的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观虽然受但丁俗语论的直接影响，但是这二人在给俗语和白话下定义时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角度。
但丁认为，“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悉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而胡适所说的白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但丁从语言的习得角度来对俗语下定义，认为俗语具有自然习得的优势，强调语言使用者与俗语的来源之间的关系；而胡适则是从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这个角度来对白话下的定义。与但丁相比，他更强调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语言观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但丁认为意大利俗语优于文言(拉丁语)，但是他并不完全排斥文言。因为但丁本人精通拉丁语，通过拉丁语，他熟悉了维吉尔等古罗马诗人。他认为，所谓文言，其目的不过是要求一种语言历千载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罢了。这种文言既然为许多民族所公认而稳定下来，它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从而不可能再发生变化。之所以有人要发明文言，是为了避免个人的窜改而变动不居，以免对古代人或外国人的奇言奇行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而胡适虽然也精通中国的文言，但是对于文言却是深恶痛绝的。在很多文章中，他都把文言文贬到了“死”文字的行列，认为文言写作贻害千年。
笔者以为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但丁生活在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那时很多人越过中世纪教会统治文化的黑暗，通过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并试图通过古代文化再生出新的文明。而胡适所处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对他而言，中国古代不能提供给他一个人性解放的梦想，更不可能再生，因此，承载封建时代道德的“文言”自然成了他炮轰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他和那些新文学的提倡者们稍微手软一点放文言一点生路，那么几千年来形成的强大的知识界的文言传统势必卷土重来，胡适们好不容易夺得的白话文的阵地只好拱手送人。
其次，但丁所说的“意大利俗语”，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光辉的、中枢的、法庭的。换言之，也就是在意大利各地俗语的基础上经过提炼的语言。作为意大利人，但丁最关心的当然是意大利的“俗语”。但是当时意大利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在意大利半岛上，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俗语”。在这许多种“俗语”之中，要有一个符合但丁理想的标准语，但丁把这理想中的标准语叫做“光辉的俗语”。他逐一检查了意大利各地区的“俗语”，认为没有哪一种够得上标准，但是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标准的因素。他说，在实际上意大利的“光辉的俗语”属于所有的意大利的城市，但是在表面上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这就是说，标准语毕竟是理想的，它要借综合各地区俗语的优点才能形成。要形成这种理想的“光辉的俗语”，就把各地区的俗语“放在筛子里去筛”，把不合标准的因素筛去，把合标准的留下。所以，但丁的“意大利俗语”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然口语，而是经过提炼、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种理想化的语言。
自索绪尔起,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似乎可以被称为“语言学世纪”。20世纪之初由索绪尔发起的语言研究的历史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语言学还极大地影响了一系列相关科学领域。据外研社出版的《现代语言学名着选读》(上下册)中收集的名家流派来说,从索绪尔开始,现代语言学至少包括下面几个流派: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从中不难发现,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语言与思维、心理、社会、文化互相渗透,导致语言学在传统的与哲学、逻辑学发生关系的基础上,又与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社会学、民族学、神经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以及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现代科学的新理论交叉渗透,为语言学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现代语言学都被认为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其他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领先学科。因此,要想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一门语言,就有必要首先将这门语言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或者说将这门语言在现代语言学诸领域中的研究情况做一番系统的梳理。本文从这一需要出发,分别从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或叫纯粹语言学:(pure linguistics)和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1]两方面探讨了目前国内外韩国语的研究情况,目的是归纳并寻找现代语言学在汉语和韩国语语言研究中的发展轨迹。
二、本论
(一)理论语言学研究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他所区分的语言和言语、语言的内部和语言的外部、共时语言研究和历时语言研究、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以及语言是关系而非实体的集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等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的语言哲学观,只把语言看作是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系统,将语言使用中因使用者或使用情景不同而产生的变异,都当成是基本而固定的语言形式以外的非本质现象。在这样的语言观里,只有语言系统中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才有研究价值,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言发生的语境等都被排除了,仿佛语言可以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
这样孤立的研究取向长期占据语言学的主导地位,并在乔姆斯基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乔姆斯基也把语言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两部分,但他与索绪尔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尽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乔姆斯基对自己研究中出现的“人”是这么定义的:“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处的集体的语言是最最纯粹的,他对这一集体的语言的了解是最最熟悉的,他在把语言知识付诸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转移以及(偶然或经常性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法无关的。”[2]
当现代语言学在乔姆斯基的引领下直奔“语言的最中心部分”而去的时候,海姆斯等人的“交际能力”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视线投向了语言与其外部世界的联系,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观提出了“交际能力”观,强调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行为[3]。另一位语言学家甘柏兹则注重对动态的语言交互过程进行研究,主张把语言放置在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认为那种脱离社会文化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误导也是十分片面的[4]。他们都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语法”,而是多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语言使用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也不能脱离语境和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讨论。此外,比合乎语法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使用要符合社会文化规范。“交际能力”观点的提出对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而言,其意义之深远可以说并不亚于当初乔姆斯基带给语言学的革命。
我国的语言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世界上三个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之一,曾有过众多领先世界的语言学理论。但进入现代后,随着西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异军突起,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却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低谷,期间鲜有成果问世。直到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在湖北武汉宣告成立,此后,在广大语言研究者的努力下,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此间不仅有大量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被介绍到国内,还有很多中国语言学家针对汉语的特点提出了独特的新语言学理论,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许多欧美创始的语言学理论,在汉语学界都有学者提出补充或修正,例如王洪君先生的“叠置式音变”,是对于“语言接触”相关理论的补充;而新加坡的徐大明先生曾对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项”提出功能性的的界定方式;优选论诞生之后,许多华人学者也针对汉语提出过各种制约条件。单就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王士元先生就提出过“词汇扩散理论”;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提出过“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的理论,还有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论”,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而韩国的情况在闵贤植(2000)的研究中将理论韩国语的研究划分为音声学、音韵论、语法论(包括形态论和统辞论)、意义论、词汇论、文字论、方言学、系统论、国语史、国语学史等10个领域。各个领域一般都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本国的语言相结合进行研究,在具体描写方面研究颇丰,但似乎并没有提出过属于自己的权威理论。
(二)应用语言学研究
1970年,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特纳第一次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用以区分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但直到1964年,伴随着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的宣告成立,应用语言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问世。此后每隔三年左右,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世界不同城市举行一次。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在随着社会发展得到广泛应用的实践中,通过语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所产生的。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去理解应用语言学,并运用理论模式去描述语言事实的,其研究对象就是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实际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随着对语言学研究的逐步升温而不断扩大,在1964年法国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只有两个分组——语言学习与教学分组及篇章语言学、语言处理和翻译分组;而在1990年的会议上已列出了31个分组并有19个学术委员会;1999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会上,讨论的主题已经扩大到35个。(杨瑛,2005) 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90年代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第一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入校;1980年,由广州外语学院和上海外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召开;1981年在杭州成立了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1984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简称“语用所”,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成立;1988年,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何自然教授撰写的《语用学概论》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应用语言学专着;1992年,由龚千炎先生首任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这标志着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一直到2002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才正式接纳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为会员单位。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开放,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比较通行的主要有四大块:语言教学,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计划(于根元,1998)。
韩国应用语言学会(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Korea, 简称ALAK)成立于1978年,同年即加入国际应用语言学会,从此每年学术会议均有参加,在将各种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韩国并与韩国语进行嫁接,在探究应用韩国语的诸方面研究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范围涉及以下15个方面:
1.母语教育研究
包括(对内)国文教育、儿童语言、(对外)韩国语教育、(对在外韩人)韩文教育等。
2.外国语教育研究
包括作为二外或作为外语的英语教育、双语教育、多语教育、早期英语教育、目的性英语教育(如商业英语、贸易英语、医学英语、看护英语、观光英语、技术英语、产业英语、军事英语、政治英语、外交英语、法律英语、艺术英语等)等。
3.语言政策和计划以及标记问题研究
包括国家语言政策和计划、国语拼写和标记的机械化、国语标准化、国语净化和纯化运动等。
4.翻译和文体领域研究
包括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解释的理论和实践、文体理论和翻译技法等。
5.词汇和谈话分析领域研究
包括对句子构造的理解和生成、制定词汇目录及字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谈话分析诸研究等。
6.语言和舆论、经营、社会领域研究
包括广播(电视)语言、语言信息科学、法庭辩论语言学、政治语言学、经营语言学等。
7.语言病理学领域研究
包括语言矫正学、话语和语言障碍学、聋儿语言学和盲文符号、手语的理论和实践、听觉听取理论、发音发声学、音声障碍指导、口吃指导、口腔障碍指导、失语症指导、声带障碍指导、语言发育指导等。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wWw.lw881.com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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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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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发展现状;问题;探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和相关的文学研究技能，就业方向侧重文学类的工作，例如新闻出版、文学评论、文学教学等。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比较古老的学科，其发展来源是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形成现代化的学科是19世纪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文字、人文情怀、思想行为、道德风尚、习俗礼仪等一系列的我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活动的总称，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着我国民族的精神面貌，指引着我国人民的行为规范。在高等教育中，汉语言文学浓缩为一门研究汉语言理论知识和实践运用的专业，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素养。
一、我国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教学方式的单一性，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转变单一的理论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1］。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应该以灌输式教学为主，应该运用探索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使得汉语言教学更加现代化和生动化，摒弃以往的单一式理论教学方式，以学生的求知需求作为落脚点，选取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实践中，教师在课堂上高高在上，只注重传授知识，不注重学生的吸收知识，基本采用的都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困乏。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严重降低了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积极主动性，导致“教”与“学”的效率难以提高，汉语言文学的知识结构尚未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致使知识老化严重，与现实社会相脱节。在这种“学术型”的教育模式中，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往往定位于理论性人才的培养，而忽视对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构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学生无法形成系统性知识
在教学实践中，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计注重于理论构建，对于实践运用汉语言文学的方式方法很少加以传授，导致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无法同步［2］。例如，在学习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知识的时候，教师过于注重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的讲授，对于批评文学的方式方法很少提及，也很少引导学生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和实质批判。而且，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课程构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之间衔接性问题，写作和文艺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等等。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计虽然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由于授课教师在上下年级之间会进行更换，导致汉语言文学的细节性的衔接落不到实处，各门课程之间往往形成片面化的知识，结果学生的系统性的汉语言文学框架就显得极为薄弱。同时，汉语言的考核制度也过于单一化，只注重死记硬背，没有将评论性写作、创新性写作、文学辩论等考核方式融入其中，使得汉语言文学丧失其时代性和批判性的特点。另外，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没有彰显教学语言的魅力，导致课堂气氛过于沉闷，难于让学生配合教学活动，使得学生的思维过于局限化。学生不能进行自我发挥，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的综合素质不高造成的。
二、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走的发展道路
(一)调整汉语言课程结构
在课程设计方面，高等院校应该避免选取各大高校统一的教材，应该结合时展，依据市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需求，选取适合学生的专业发展的教材。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构建实用性的汉语言文学课程，将评论性写作、创新性写作、文学辩论等富有实践意义的教学融入其中。所以，汉语言文学的课程构建要以时代需求为落脚点，将学生打造为具有语言交际、文学写作和文学审美的专业型人才。教师应该根据课程设计转变教学方式，确保汉语言教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并轨，使得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有趣，从而突出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时展上的优势和重要性，使得学生乐于学习汉语言知识并富有一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转变教学方式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该摒弃以往的单一式教学手段，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鼓励学生在教学实践中表达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想法，加强师生之间相互交流和同学之间相互讨论，教师通过对学生提问－让学生分析－让学生自主讨论－让学生回答这一教学课堂模式，不但训练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还会影响学生对于艺术的感染能力。
(三)培养汉语言专业人员的就业能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应试教育的缺陷，导致许多汉语言专业的毕业生理论知识较强，但实践技能偏弱，往往无法满足现实的岗位要求。汉语言专业毕业生会从事语文教师、文秘、公务员、营销人员、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文案编辑人员等相关工作，这就要求汉语言专业人员要具备较强的口才，较广且扎实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较强的写作能力等等。所以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以文学类课程为主，语言类、写作类、实践类课程都得到具体落实。这样才能解决他们就业面临的困境，适应社会的需求，为其铺垫一条专业发展道路。
三、结语
学习汉语语言专业，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品行，丰富一个人的知识面，开拓一个人的思维和眼界。在日常生活上，汉语具有广泛的运用，与衣食住行密不可分，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语言工具。在高等教学中，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还存在一定问题，教学方式的单一性、课程构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教师综合素质有待于提高等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要调整汉语言课程结构，转变教学方式。
［参考文献］
［1］杨春波，黄立珠．浅析我国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现状与问题［J］．参花(下)，2015，11(24):147－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