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2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
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ε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j=1，…，n)，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令非限制性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限制性变量(5)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则F(SSE2-SSE1)/nSSE1/(T-n-m-1)应服从自由度为(m，T-n-m-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0，则X是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0，说明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
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1]石爱虎，霍学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1996(2)：35-38.
[2]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18-120.
[3]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EB/OL].2003-11-19..
[4]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论文关键词：北京市通州区设施农业高产高效种植模式
草莓，主要品种有红颜，章姬等，9月上旬定植，第二年1月—5月中旬收获，产量3000多公斤，定植密度8000棵/亩，亩产3万多元。套种小西瓜，主要品种有京秀、京玲、L—600、黄晶1号等，2月上旬育苗， 4月初定植在草莓畦上，隔行种植，定植密度900株/亩。6月中旬至7月份收获，亩产2200公斤，产值1.3万元，亩总产值高达5万元中国学术期刊网。
2、日光温室草莓套种小番茄种植模式
草莓，主要品种有红颜，章姬等，年9月上旬定植，第二年1月—5月中旬收获农业论文，产量3000多公斤，定植密度8000棵/亩，亩产3万多元。套种小番茄（绿宝石、小黄玉等）2月初育苗，3月底—4月初定植在草莓畦上，隔行种植，定植密度1500株/亩。6月中旬开始收获，亩产2000多公斤，产值0.8万元，亩总产值高达4万元。
3、日光温室草莓套种甜瓜种植模式
草莓，主要品种有红颜，章姬等，年9月上旬定植，第二年1月—5月中旬收获，产量3000多公斤，定植密度8000棵/亩，亩产3万多元。套种甜瓜（京玉4号、京玉月亮、京玉352、京密11、密脆香园等）2月中旬育苗，4月初定植在草莓畦上，隔行种植，定植密度1200株/亩。6月中旬开始收获，亩产量1400公斤，亩产值0.7万元，亩总产值高达4万多元中国学术期刊网。
（二）生产型高产高效种植模式
1、日光温室生菜﹢嫁接黄瓜﹢生菜种植模式
第一茬生菜，品种射手101，10月4日育苗，10月31日分苗，第二年1月初定植，定植密度5300株/亩，3月20日收获，1.4元/棵，亩产值7420元；第二茬黄瓜，品种中农16号，砧木品种京欣砧5号，2月20日播砧木，2月23日播接穗，3月中旬嫁接，采用插接法，4月中旬定植，定植密度3000株/亩，5月13日开始采收，9月15日拉秧农业论文，亩产量8100公斤，亩产植1.1万元；第三茬生菜，品种射手101，8月4日育苗，9月5日分苗，定植9月15日，定植密度5500棵，亩产植8400元，三茬总产值2.68万元。
2、日光温室生菜﹢番茄﹢芹菜种植模式
第一茬生菜，品种射手101，10月初育苗，10月底分苗，第二年1月初定植，定植密度5500株/亩，3月中旬收获，亩产值7000元；第二茬番茄，品种中研988，2月初育苗，3月下旬定植，定植密度3000株/亩，5月下旬开始收获，亩，亩产量5000公斤，亩产值4200元；第三茬芹菜，品种文图拉，7月中旬育苗，9月下旬定植，定植密度2.2万株，12月中旬开始收获，亩产量8000多公斤，亩值8000元，三茬亩产值1.92万元。
3、日光温室春白菜﹢苦瓜﹢番茄种植模式
第一茬春白菜，品种良庆（日本），12月下旬育苗，1月底定植，定植密度3200株/亩，4月上旬收获，亩产量5500公斤，亩产值1.1万元；第二茬苦瓜，品种美王绿剑农业论文，2月初育苗，4月中旬定植，定植密度700棵/亩，6月中旬收获，8月上旬拉秧，亩产量3250公斤，亩产值4550元；第三茬番茄，品种拉比（以色列），7月下旬育苗，8月中旬定植，定植密度2500株/亩，11月下旬开始收获，亩产量6500多公斤，亩值1.3万元，三茬亩产值2.85万元。
4、日光温室春白菜﹢豇豆﹢杭椒种植模式
第一茬春白菜，品种良庆（日本），12月下旬育苗，1月底定植，定植密度3200株/亩，4月上旬收获，亩产量5500公斤，亩产值1.1万元；第二茬豇豆，品种901，3月下旬育苗，4月中旬定植，定植密度3200棵/亩，6月上旬收获，8月上旬拉秧，亩产量2400公斤，亩产值3360元；第三茬杭椒，品种杭椒1号，7月上旬育苗，8月上旬定植，定植密度3300株，9月下旬开始采收，12月底拉秧，亩产量3000公斤，亩产值6000元，三茬亩总产值2.03万元。
5、大棚生菜﹢生菜（套种冬瓜）﹢生菜种植模式
第一茬生菜，品种玉湖农业论文，10月中旬育苗，11月上旬分苗，第二年1月底定植，定植密度5500株/亩，4月12日开始收获，0.8元/棵，亩产值4400元；第二茬生菜套种冬瓜，生菜品种射手101，育苗3月初，定植5月初，定植密度5500棵/亩，亩产值2060元，冬瓜，天津绿皮品种，2月中旬育苗，5月初定植，定植密度550棵/亩，7月11日开始采收，8月25日拉秧，亩产量3100公斤，亩产值2490元。第三茬生菜，品种玉湖，8月6日育苗，8月20日分苗，8月底定植，定植密度5500棵/亩，11月初开收获，亩产值3300元中国学术期刊网。总计大棚亩收入为12250元。
6、大棚生菜﹢嫁接茄子种植模式
第一茬生菜，品种玉湖，10月中旬育苗，11月上旬分苗，第二年1月底定植，定植密度5500株/亩，4月12日开始收获，0.8元/棵，亩产值4400元；第二茬嫁接茄子，砧木品种茄砧1号，接穗早熟京茄1号，砧木播种日期12月初，接穗播种日期1月10日农业论文，定植日期4月中旬，定植密度2000株，6月初开始收获，11月初拉秧，亩产量6500公斤，亩产值6700元，合计亩产值11100元。
7、大棚嫁接西瓜+生菜种植模式
先进设施农业机械装备发展后劲不足如超低量喷药、大棚温度、湿度控制、声波助长、空间电场防病等先进设备在技术应用上很不成熟，有待于今后加大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实践证明，先进的设施农业农艺技术，只有以机械为载体，才能有效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生产率低、费工费时、农民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低下等问题，实现高效率、规范化、低成本生产，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设施农业生产急需试验、示范和推广配套的设施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为加快设施农业发展提供装备保证。
2设施农业配套的主要机械设备
目前，石嘴山市设施农业配套的主要机械设备主要有：淤棚、室内环境控制设备。包括各种机械加温设备、补光设备、通风设备、灌溉设备、二氧化碳气体施肥设备等。于棚、室内作物栽培（育苗）机械设备和各种作业机械。主要包括小型土壤耕作机具、地膜覆盖机具、种植机具、植保机具、育苗机械设备、支撑架系统设备等。盂附属机械装置。如卷帘机等。
3设施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内容
目前，石嘴山市的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还处于低层次阶段。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有机械耕地、机械整地、机械卷帘、机械增温、二氧化碳发生器增施气肥、机械植保、机械灌溉以及物理农业等技术。在实际生产中，有的机械化技术已较为成熟，适合大面积推广和应用。
3.1机械耕地、整地技术选择购置适于温棚蔬菜、瓜果种植需要的小型田园多用微耕机，重点开展耕地、整地、中耕除草、灭茬等室内作业，从而充分发挥疏松土壤、改善土壤结构、积蓄养分与水分、消除杂草等作用，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几年的试验研究和筛选，确定了山西省运城市昌兴农机有限公司制造的关圣牌1WG-6型多用微耕机适合本地区使用。
3.2机械卷帘技术购置和使用大棚卷帘机，提高放帘、收帘工作效率，延长大棚采光时间，减轻农民劳动强度，节省大量人力，提高设施农业产品产量和品质。研究表明，山东寿光中昌卷帘机有限公司制造的天成中昌ZC-QS-150型等系列卷帘机较为适用。
3.3机械增温技术利用热风炉、地热等设备，主要用于冬季室内增温，保证蔬菜育苗和生产达到合理温度以上，同时在抗寒、抗冰雪中发挥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宁夏银川华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制造的LRFL0.03型热风（暖风）炉和宁夏平罗县陶乐农业机械厂制造的NFL-500型热风（暖风）炉较为适用。
3.4二氧化碳发生器增施气肥技术二氧化碳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之一，温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日出后随着作物光合作用消耗，使温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急剧下降，影响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因此，采购二氧化碳发生器，利用其在日光温室内增施二氧化碳，以提高日光温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植物光合作用强度，达到提高定植作物产量和改善品质的目的。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山东淄博制造的二氧化碳发生器。
3.5机械灌溉技术根据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采用滴灌技术，利用滴灌设备将水增压、过滤，均匀地灌入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同时可将肥料随水一同施入土壤，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求。北京双冀牌软管微喷灌设备效果较好，喷头堵塞率明显下降，是取代以色列进口设备的最佳选择。今后的设施农业生产，就是要加大农业机械化技术在设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力度，通过机械化带动，进一步增强农机服务功能，促进石嘴山市设施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发展设施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建议
4.1加大对设施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扶持力度要设立专用资金，扶持农户用于设施农业发展配套，提升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
4.2加强政府引导要根据全市农业机械化发展实际建立特色设施农业机械化生产基地，以项目为支撑，加大管理力度，打造强势设施农产品品牌。
4.3搞好科技培训要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户的机械化生产技术质量和科学应用水平。
4.4发挥好农机购置补贴的作用要将农机购置补贴项目与设施农业发展有机结合，重点在设施农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中加大机械设备补助力度，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1.1基于ARM的嵌入式控制器
嵌入式控制器一般是由ARM9处理器、SDRAM、FLASH、电源及复位模块、人机接口LCD触摸屏及相关电路组成。笔者选用的S3C2440处理器，是SAMSUNG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ARM9内核的微处理器。S3C2440是基于ARM920T内核，0.13UmComs标准单元和存储单元复合体。它的特点是功耗低、简单、稳定、功能强大、性价比相对高，并且还具有丰富的扩展功能接口，便于构建电路，如图3所示。嵌入式控制器作为数据信息收集处理的主节点，通过SPI总线与ZigBee模块通信，用于和无线传感器节点进行数据传输，该ZigBee模块作为ZigBee网络协调器负责整个网络的组建和给加入节点分配地址；嵌入式控制器通过UART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用于接入Internet网络实现数据上传web服务器，同时可以接入GSM网络，实现手机信息收发功能。在传感器节点发来的数据存在温湿度异常时，启动报警信号。嵌入式控制器上植入linux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监控程序，系统启动后依次加载各种驱动程序，并运行监控程序，
1.2基于Internet的远程在线客户访问服务平台
数据管理级远程综合服务平台基于B/S（Browser/Sever），形成所谓前端Browser浏览器、中间层应用程序（Application）、后端数据库（Database）的3层3-Tier结构。主要事务逻辑在服务器端（Server）实现，极少部分事务逻辑在前端（Browser）实现，用户工作界面是通过www浏览器来实现。实现不同的用户，从各自的所在地点，以各自的接入方式（比如Internet/Intranet，LAN，WAN等）访问和操作共同的数据库。从而简化客户端电脑载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工作量，节省了用户的总体成本，同时它还能有效地保护数据平台嵌入式控制器软件结构图和管理访问权限，服务器数据库也很安全。
2温湿度监控系统在设施温室的应用
2.1设施蔬菜温室中温湿度监控设备的应用
所选温室为天津应用广泛的温室之一，覆盖范围广，此设备是一套集温湿度为一体的无线网络监控设备，有着监控点分布广泛、实时收发数据的特点，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设定收发间隔，可广泛应用在大棚生产、温室生产、特殊环境监测等。即使遇到恶劣天气，信号收发功能也能清楚地接收监控设备的信号，实用性和适用性都符合天津现阶段的要求，在农户应用中口碑很好，而且设备占用空间小，在温室本来就有限的面积内，有着良好的空间优势。操作简单，只要简单培训，农户就可以上手，不需要专业的知识背景，界面人性化设计，可语音报数，提供良好的服务功能。
2.2设施食用菌温室中温湿度监控设备的应用
天津市北辰区下河头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以工业化厂房为标准规模的大型食用菌种植基地，主要以生产白灵菇为主，其他食用菌为辅，现占地面积3.3hm2，共建5个大型的工厂化车间。在已开发的温湿度监控器基础上可以增加光照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实现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氧气的实时数据在远程电脑端显示，实现温室环境因子监控的阈值报警功能，实现3个温室的统一监测管理平台等实用功能的专业性管理系统。可有效地节约管理资源，提高业务产能，规避操作风险。
3小结与讨论
关键词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作者简介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32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047―0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
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VAR模型；协整方程；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经营方式；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对称博弈
中图分类号 S2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4-0162-03
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由普通的生产者转变为农地经营者，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作为细碎农地经营者的农民没有动力和能力充当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主体[1]。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在土地流转下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问题。从两者关系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水利设施较完善的农地易于流转，水利条件改善提高了土地耕作效率，从而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2]。一方面，指出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转变进一步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林细华[3]以福建省南靖县为例，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建立股份合作制、改革产权制度等农业水利建设产业化转变方式，提高水利利用率，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土地适度流转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随着规模经营效益凸显以及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得以不断提高[4-5]。Frisvold等[6]分析了农场规模对投资改进灌溉设施的影响，发现小农场经营者投资可能性较小。部分学者研究了在农业有序流转的政策下农民参与农业水利设施供给合作行为，认为在农业适度经营的条件下，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更强烈[7]。广西富川、寿光等地以土地流转政策为契机，推进全县农业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8-9]。
随着我国农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农业要素与资源的流动性提高，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凸显[10]，我国需要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11]。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模式也在发生转变。首先是投资与治理主体的转变：Tambudzai等[12]和吴泽俊等[13]提出我国农业水利建设将向股份合作制、农户自治等模式转变。其次是动员机制的转变。周洪文等[14]认为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国家强制性动员机制逐步被市场体制下的动员机制所取代。胡继连等[15]从理论上证实了农业水利建设向产业化转变的可行性。而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需要在规划引导、监督协调、服务体系三大模块发挥作用[16]；与此同时，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需要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股份合作制水利企业与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17-18]。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到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并对此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在研究内容上，鲜有学者考虑到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不同供给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研究方法上，很少有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农户的决策。在研究视角上，忽视对农户与农户之间决策影响和政府在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行动以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的探讨。基于此，本文构建新经营模式下农户对称博弈模型，以供参考。
1 新经营模式下的农户群体对称博弈
1.1 模型假设和构建
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具有2种不同的物品属性，一种是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例如大中型水库、堤坝、水渠和提灌站等，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中，一部分为政府单独出资修建的大型水利设施，为纯公共品；另一部分则由政府与农户共同出资，为产区内所有生产者共有，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是一种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另一种是农田水利设施，如田间沟渠和水井等，属于私人物品，以农户个体投资为主。因此，农户在进行农业水利建设投资时会有两方面的投入。本模型是以政府辅助下村集体农户合作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研究对象。
在博弈中，博弈方1和博弈方2是普通农民，他们都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E1、E2表示博弈方投资资金总额，If1、If2分别表示博弈方1、2对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资金总额，Ifp1、Ifp2为博弈方投资私人属性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额，Ifc1、Ifc2为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探讨农户1和2分别以Ifp1、Ifp2投资私人水利设施和以Ifc1、Ifc21投资公共水利设施时他们各自的收益，分别用R1与R2表示。
1.2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农户对称博弈模型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影响农户对公共属性的农业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的因素多样，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舳怨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双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直接相关。其中，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成正相关，而与其他农户公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成负相关。而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预期、政府投资、博弈对立方以及自身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有正相关关系。
（2）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受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的影响。同时，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对农户在私人水利设施的投资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会刺激农户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积极性，抑制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农户获得规模报酬，可用投资资金不断增加。除此之外，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农户经营面积增大，进一步刺激农户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使农户增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
（3）农户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分配存在选择性。即农户可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做出选择，假设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不变，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对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更倾向于将投资资金用于私人农田水利设施，也就是说，农户会相对减少其对公共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从而增大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即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增大，以获得最大化期望收益。
2 结论与建议
模型分析结果不仅从内容上丰富了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研究，从方法上运用博弈论对农田经营方式下农户的决策进行了补充；并且在当前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具有现实意义。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得农户经营面积逐渐扩大，有利于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在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的背景下，农户对于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会不断提高。二是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规模报酬增加，农民可用投资资金呈上升趋势，因而能有效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能力。三是农户为获得最大化收益，其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会合理分配到具有公共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具有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比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会更倾向于将较大比例的投资金额分配给私人农田水利设施。因此，政府应合理把握公共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和调节农户在公共农田水利设施和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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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1-293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1.058
共建共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既是改革成果的创造者，也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以此为理论基础，中国各项改革工作与事业建设逐步增强了对公民社会的侧重，从公众现实需求出发，推动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201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将共建共享列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期待达到“优化配置各方资源，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发挥整体优势，提升综合效益”的目标。现实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仍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必须从农村发展现状出发，以营造共建共享氛围为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资源调配机制，形成协同效应。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机制与策略，对促进中国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内涵
虽然国内学者很少从共建共享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进行专门研究，但在有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论述中往往涉及共建共享的内容。李少惠等[1]认为，随着农村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张，与此同时，政府却无法为农村提供高效充足的公共文化服务。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化就是适应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必然选择。周和平[2]专门论述了文化共享工程的意义，认为共享工程的实施不仅填补了基层文化需求的空白，丰富、活跃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于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曹海林[3]也在有关文章中谈到，税费改革以来村级公益事业经费投入不足、村级组织功能弱化以及公益劳动力流失等问题构成推进村级公益事业的投入机制创新的社会动因。应创新议事机制，激发农民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激励拓宽融资渠道，开辟村级公益事业多元化投入新路径。由此可见公众需求导向、多元供给主体、区域协调统筹已然成为国内学者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论述上的共识，而这恰恰属于共建共享机制内在逻辑的外部表现。因此，可以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并不是单纯的制度设计，而是多种协调机制的集合。具体而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是指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由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村级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村民筹资投劳，以利益协调和区域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构建与利用机制。
毋庸置疑，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需要厘清农民诉求的表达方式、建设共识的达成模式、文化资源的调配机制以及共享权益的界定规制。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存在着严重的“非对称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建设与使用的脱节”、“形式与内容的脱节”[4]，在乡镇政府与农民的供需信息对接上存在民众需求“多样性、动态性、世俗性”与政府供给“有限性、迟滞性、高姿态性”的矛盾[5]。因此应“建立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6]，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共建过程之中，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模式。为进一步解决供需矛盾，在农村地区推行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几乎成为学界共识，主张通过税费减免、项目帮扶吸引乡镇企业、村级民间组织参与到设施共建体系，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建设合力。但仅部分学者注意到多元供给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组织都存在无法自适的内在困境：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企业社会责任淡薄与完全逐利倾向，公民的散沙状结构与集体行动困境。这些多元主体自身或交互形成的困境使得主体搭配规则成为设施共建的关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主体拓展只能为基层财政压力寻求出路，而市场、公民社会的内在困境则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解决多元协作实践中的“主次地位”、“利益分配”、“行动方案整合”等问题，形成建设共识。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与共享二者紧密结合，共建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结果。共享效果的优劣往往决定着文化设施服务效能的高低，与农民文化权益密切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研究者将视角转向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层面，试图通过文化资源区域调配来确保设施共建效益的提升。与国家政策相关，较多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进行探讨，主要涉及均等化的内涵、特征、意义、原则和具体路径等。均等化是推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正如陈立旭[7]所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以人为本、公正平等理念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应重视农民对城市文化设施的平等应用。韩立红[8]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到，小城镇作为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纽带，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充分发挥小城镇对村级公共文化服务的带动作用，对于城乡资源共享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相对于均等化的宏观策略，共享权益界定这一微观举措往往遭到学界忽视，共享本质上是指农民个体、群体或组织分享文化设施体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机会均等，惟有权益得以明晰才能保障共享效果的实现。“权”是指权利，“益”是指利益，参与主体既有享用公共文化设施的权利，也要有参与设施运管的权限。具体来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体系须囊括利益协调机制与设施运管机制，从而保障共享权益的持续增长。
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困境与成因
作为推进区域文化资源合理调配的发展策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受到发展理念、共建规制以及共享机制的制约，而其实现梗阻也相应地表现在这3个方面。
2.1 自利趋向，公共性遭消解
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取向是共建共享主体行为特质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政府“政治锦标赛”式的运作逻辑[9]。压力型体制下，对数字化绩效的崇拜使得乡镇政府的自利倾向凸显，利益丰厚领域出现“越位”，利益纠结领域产生“错位”，利益寡淡领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成“缺位”，此种情形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供给往往被忽视，共建共享仅存在于政府文件之中；虽然经济利益激励有利于扩大乡镇企业参与设施共建的广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现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不明、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缺失，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淡薄，逐利倾向造成企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共建的深度与效度不足。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供给往往被定义为一种“文化福利”，农民视这种福利为理所当然，参与供给决策与设施规划的主动性与自觉性遭泯灭。吴理财[10]认为，无论是“权利”还是“权益”，其实质都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这种个体化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定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育导，往往会滑向自利的一端，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在中国农村，受建国后政治动员及经济改革阶层分割的影响，农民乡土宗族理念逐渐被打破，而新型公民意识尚未建立，价值导向的空白使得文化设施共建共享只有依靠财政刺激（如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才能勉强演进，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迟缓。
2.2 责权不明，职能转承遇阻
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已得到学界的重点推崇。在多数学者看来，多元化市场供给可有效缓解政府和村民间的供需矛盾，有利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提高设施供给效率。但从实践运行上看，多元主体供给的“表现”却不容乐观，甚至遭受重重困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乡镇文化企业、村级民间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承接能力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责任独立承担能力差、服务持续供给能力弱、风险应对能力不强等。“发育不良”的承接主体无法高效参与设施体系共建，政府文化职能转移遭遇梗阻。这与不良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较“压抑”的生存环境有关。由于缺乏明晰的组织管理规制，村级民间组织内部管理不科学、组织涣散，加之行政权力对农村社会的长期控制，公民组织面临严重的信任和道德危机。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的资源投入机制、分工协作机制、设施运维机制并未明晰，多元协作过程中时常出现资金短缺、责权不明、运管缺位的情况。“制度设计不科学，主体间协调性弱”成为设施共建中“搭便车”行为的生长土壤，承接主体间责任推诿、争夺利好的现象频生，多元共建的规范性不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政策不均、监管短缺加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困境，多元共建步履维艰。作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急需落实政策倾斜，弥补机制漏洞，提高多元共建的组织性与协调性。
2.3 协调低效，农民权益受损
设施资源共享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策略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农民文化权益的基础。总体来看，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虽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文化资源的区域调配与共享水平仍比较低。主要表现为：①城乡文化资源不均衡。城乡文化设施建设协调性差，城镇投入大、发展快，农村投入少、发展慢，城镇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各自为政”的局面，村民与市民文化交流偏少，农民被排除在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②村际设施资源共享性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大多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布局，缺乏对农民实际需求的考察，产生大量重复建设。又因设施资源的整合力度不足，村际文化共享缺少平台支撑，村民文化遭割裂。其实，即使城镇与乡村设施数量、覆盖面积得到协调，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上的均等，但在规划编制与落实中对设施使用效果、服务提供效果的忽视，同样会给设施共享带来梗阻[11]。时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文化设施服务效能较低，实用性与持续性不强，给农民充分享用文化资源造成障碍。深层次上看，这些都与农民共享权益尚未界定有关，何种文化设施农民急迫需要，何种文化设施农民可无偿享用，何种文化资源须区域统筹，只有进一步明晰农民共享权益的内容，了解农民真实需要才能真正实现设施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3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协同路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公民环境、协作机制、共享举措的“集体失灵”造成了设施共建共享的实现困境，必须系统地加以改善。换言之，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必须从问题源头出发，更新共建共享理念、引入协作规范体系、健全共享保障机制。
3.1 共建共享理念的更新
意志理念是人行为模式选择的逻辑线索。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制度完善与机制再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完美的共建共享设计、高效的共建运作以及恰当的共享保障都源自于深层次的理念创新与塑造。只有对农村社会共建共享理念全面革新，才能实现共建共享机制与农村社会环境的精确匹配，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具体而言，应从政府、企业、农民3个层面进行理念革新：①将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仅是政府向农民提供的一项福利，亦是承担民主教育的机构，是社会规训和文化治理运作的政治场域[12]。乡镇政府应革新文化治理的思路，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作为重构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的推进举措，以建构文化认同为目标，提升农民文化生活水平。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意义也在于此。②增强乡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外包过程中，设置企业参与农村文化设施共建的荣誉冠名，激励文化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文化企业应主动改变发展理念，将参与文化设施共建列为社会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以促进自身持续成长。③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加强共建共享宣传，让农民了解共建共享的真正意涵与实现策略，扩大设施共建共享的认同范围。乡镇政府应健全村级文化设施共建的村民参与机制，拓展村民参与渠道，打破政府与农民的信息壁垒，在设施共建共享之中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
3.2 协作规范体系的引入
构建和完善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及农民4个主体的积极性，可增强对农村公共需求的回应力，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13]。乡镇政府在借助公民社会力量的同时，应建构其力量发挥的保障机制。改善乡镇文化企业、村级民间组织的成长环境，对参与设施共建共享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可实施免税政策，减少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行政控制，宽进严出，增强其独立性。鼓励文化企业、民间组织进行内部治理结构与文化服务技术革新，提升职能承接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乡镇政府文化职能的转承有赖于文化企业、村民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文化设施共建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则更强调各主体的优势发挥与资源互补。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多元共建，必须进一步明晰乡镇政府与承接主体的职责关系，引入多元协作规范：①明确政府职责。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设施共建上具备独有的地域优势与信息优势。因此，应确立乡镇政府“掌舵者”的角色，充分发挥自身政策制定、组织动员、利益协调的功能，整合各方面力量，培养设施建设共识。②理清政府与其他主体的权责关系。伴随农民需求多样化与公共文化产品的分化，设施共建应根据文化产品性质规约恰当的供给组合[14]，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性与市场、社会投入的回报性。同时，制定合理的共建协作规范，明确各方职能，析清责权关系，理顺共建秩序。③加强共建监督。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供给的流程监督，保障设施质量，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提高行政效率，杜绝权力寻租的产生。
3.3 共享保障机制的完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享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施布局的科学性与设施服务效能的发挥程度。而农民共享权益的界定则是文化设施优化布局的关键。曹凌等[15]从人的发展视角探讨了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问题，认为文化共享不仅是文化信息资源的需求、选择、获取、利用问题，其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先进文化和先进生活方式对人的培育问题。农民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享用主体，共享权益的保障必须将农民的需求和发展作为设施共享广度与深度的拓展标准，设施布局中增加对时间可达性与人群可达性的考量[16]，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增进社会公平。此外，要重视文化服务设施效能的发挥，革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制度，将设施质量、设施应用率、农民满意度纳入供给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设施供给的流程监督，引导农民参与设施体系效用评估，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整体质量，保障设施共享的可持续性。最后，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技术水平，在扩充原有数据库容量的同时加强信息网络构建，增大文化信息资源传输速度，实现城乡、村际文化资源的存储、交换与整合。重视对国内先进地区共享技术的引进，增加文化服务内容的保存期与可获得性，提高文化资源供给的速度与便利性。在此基础上，加强设施应用技术培训，通过设施应用宣讲会、文化服务体验等途径转变农民共建共享的技术观念，扩大农村文化服务设施的受益范围。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水平，应在发展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切实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不断提升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然而，文化设施共建共享并不仅是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演进模式，也应是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策略选择。在今后的共建共享进程中，应重视城乡文化资源互补，充分发挥城镇对乡村文化服务的带动作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政府、市场、社会携手并肩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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