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应用统计数学；寿险定价模型；无套利定价；资产份额定价；个体公平原则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no arbitrage pricing model，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life insurance product pricing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equity. Using the theory of backward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the policyholders and the insured were considered in the same system. First of all，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of the policy holder's investment decis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non arbitrage life insurance pricing model ，an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of the insurer's investment decis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asset share pricing model， and the explicit solutions of the two special linear backward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ere obtained. Then，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the life insurance pricing mode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equity. The model considers both the angle of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and obtains the pricing formula of the investment return. Finally， the insurance case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established model， meanwhile， the insurance company's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premiu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equity were calculated. The life insurance product pricing model considers both the insurer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insured. Therefore， the insurance product developed by this pricing method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the new products with stronge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insurance market.
Key wordsApplied Statistical Mathematics；Life insurance pricing model；non arbitrage pricing；asset share pricing；individual equity principle
1引言
寿险定价是寿险产品开发的关键环节，准确合理的寿险定价对寿险公司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随着保险业与金融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寿险投资越来越普遍，因此考虑金融市场的投资情况，按照随机投资回报决策目标，建立动态的定价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理论上讲，寿险产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商品，寿险产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即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共同决定，所以在无套利寿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在同一系统中分别对投保人和保险人进行研究，考虑各自随机决策目标下的寿险定价模型，按此定价理念开发出的保险产品，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研发的成功率，而且使得研发出的新产品更能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中站稳脚步.
目前，国内外对基于投资的寿险定价问题研究较少.Brennan、Schwartz（1976）最早将金融产品的定价方法应用到保险定价中，对保险产品进行合理定价[1]；Trowbridge（1977）考虑了利率波动和通货膨胀对寿险定价的影响[2]；Spellman（1975）等考虑了投资收入和需求弹性对寿险定价的影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建立寿险定价模型[3].Pardoux和彭实戈（1990）最早建立非线性下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基本框架[4]；石玉凤（2006）阐述了无套利寿险定价法及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法，根据保险公司的决策目标，计算出合理保费及投资策略[5]；郑鸬捷（2012）将无套利寿险定价运用到再保险定价中，加入时间序列预测方法，给出了基于投资的非比例再保险定价公式，为保险公司厘定比例再保险保费提供了新的方法[6].
在个人公平原则的基础上，从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角度出发，把赔付情况与投资收益相结合，根据投保人和保险人各自的随机投资决策目标，分别建立基于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无套利定价模型和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模型，给出保费的定价公式（以上内容主要参考文献[1]），在此基础上增加寿险产品成功定价的个体公平条件，进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的保费以及合理的投资策略.
2投保人无套利寿险定价模型
2.1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
投保人购买保险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初始时刻的投资金额是保费，到期时的预期投资回报是保险金额，因此对投保人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参与到投资市场中进行投资，在投保人虚拟的投资过程中，只考虑投保人初始投资金额在投保期间的变动情况，不考虑投保人在投资期间的收入和消费等资产的变动情况.对投保人运用最基本的无套利定价模型，根据其预期投资回报目标，建立寿险定价模型，鉴于寿险定价的稳定性要求，投保人把保费投资于两种资产：即无风险资产和有风险资产.
2.2符号及模型假设
2.2.1符号
x岁的人投保的初始时刻记为0，投保时间长度记为T，无风险利率记为r0（一般认为是银行或国债的当期利率），有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为μ，投资市场的随机波动系数为δ，t∈（0，T）时刻无风险资产的价格为p0（t），有风险资产的价格为pt，初始时刻需要缴纳的保费为P0，保费在t时刻的价值为Pt，T时刻的价值为PT=V即保额，保费中用于有风险投资的金额在t时刻的值为It.
2.2.2模型假设
（1）不考虑投保人在投保期间的收入、消费及投资交易成本；
（2）无风险投资定价过程满足：
由无套利定价公式可以看出，投保人预期的保险金额越高，则投保初期需要缴纳的保费就越高.
3保险人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模型
3.1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
对于保险人来说，面对的是真实的投资环境，寿险产品的定价除了要考虑利率之外，还要考虑死亡率、退保率、各种费用率、保险金额等多种因素.在寿险定价方法中，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法是一种能考虑多种因素并且得到广泛使用的定价方法之一，因此对于保险人可建立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模型.保险人在保险期初的可投资金额除了收取的保费之外还可以利用公司期初的资产份额进行投资 ，考虑到寿险定价的稳健性，保险人将期初的资产份额和可投资保费投资于无风险和有风险两种资产，并且考虑到保险人的无风险投资相比投保人来说投资渠道更多，收益更具优越性，因此认为投保人的无风险投资收益率要比保险人的无风险收益率高，在保险期间资产份额经投资而不断增长，在保险期末达到预期的资产份额和必要的给付目标.
3.2符号及模型假设
3.2.1符号
记保单生效的初始时刻为0，保单的有效期为T，由于资产份额定价法注重短期定价的有效性，因此建立一年期的动态资产份额寿险定价模型，即T=1.设无风险投资回报率为r，有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为μ，投资市场的随机波动系数为δ，t时刻无风险资产的价格为p0t，t时刻有风险资产的价格为pt，保险人年初拥有的资产份额为AS0，x岁的投保人在达到x+1岁之前的死亡率为q1x，投保人退保的概率为q2x，投保人生存并且不会退保的概率为p（τ）x，年末支付的退保金额为CV1，年末的死亡给付金额为B，初始时刻收取的保费为G0，与保费有关的费用比例为c0，与保单有关的费用为e0，t时刻动态资产份额的价值记为Ut，动态资产份额到T时刻的目标值为UT，其中用于有风险投资的金额在t时刻的值为It.
3.2.2模型假设
3.3模型建立
保险公司初始时刻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扣除保单费用和保费费用后可用于投资的金额；另一部分是保险公司初始时刻的资产份额.即预期资产份额的增长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无风险投资收益，另一部分是有风险投资收益.
4基于个体公平原则的保险定价条件
寿险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必须对寿险产品进行合理的定价，因此在定价的过程中应该从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角度出发，考虑个体公平原则，当投保人期望支付的保费大于或等于保险人期望收取的保费时，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保险定价，即在定价过程中需满足下面的定价条件
除此之外，在建立寿险定价模型的过程中，对有风险投资的回报率做出了假设，即有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不低于无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也就意味着我们利用无套利寿险定价模型得出的保费含有有风险投资导致的因素，所以假如在期初将可投资资金全部投资于无风险资产，则得出的保费应该大于等于无套利寿险定价模型得出的保费.因对于投保人来说并不会真正的参与到投资市场中，只是一种虚拟的投资定价，所以只需要考虑保险人的保费定价满足无套利定价条件，即
5案例分析
保险公司新开发的一种面向X岁人的一年定期保险，保额为1000元，X岁的人在一年内死亡的概率为q1x=0.15，在一年内退保的概率为q2x=0.25，在一年内既不退保也未出险的概率为pτx=0.6，与保费有关的费用比例为c0=0.06，与保单有关的费用为e0=2，保单年末支付的退保金额为560元，保险公司第一年初拥有的资产份额为AS0=180，保险公司第一年末拥有的资产份额为AS1=500，投保人的无风险投资收益率为r0=0.0258，保险人的无风险投资收益率为r=0.035，计算保险公司第一年初需要收取的保费，同时计算保险公司的有风险投资额和无风险投资额.
根据保险公司的有风险投资情况，引用文献[4]中的几组风险投资经验回报率的数据，见表1.
这个案例说明，保险人承保保额为1000元的保险，只需收取投保人387.737元的保费，同时将保险公司年初的资产和年初收取的保费进行投资，其中将226.27元投资于有风险资产，316.21元投资于无风险资产，一年后，保险公司就能够承担最高不超过1000元的赔付.
6结语
基于个体公平原则的无套利寿险定价为寿险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提高了寿险产品的成功率，也大大缩短了新产品的检验周期，通过合理的操作，帮助保险人获取更大的利润.在理论研究中，一般情况下我们只知道保险公司的期初资产份额，对保单期末的资产份额只能通过预测得到，利用基于个体公平原则的无套利寿险定价模型，可以根据决策目标，得出保单成功定价的期末资产份额所满足的条件，也即得出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保险人在可获得的利润范围内对寿险产品进行定价，基于该原则下得出的保费更合理，开发出的新险种更容易适应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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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Pardoux， S. Peng. Adapted solution of backward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J]. Systems and Control Letters，1990（14）：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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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泡沫”何来？
泡沫这个词在近些年来已经被广泛使用，频繁见诸报端，什么“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等等，最近有人又提出“保险泡沫”。经济学中所借用“泡沫”＿词，一般是说﹁个经济部门或很多部门生产的产品供求脱节，特别是供大于求，使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不能实现的那部分价值虽然也可以用货币计量，可能被计入GDP，但价值不能实现的那部分就是“虚”的，就是“气泡”，如果这种“泡”太多，大量“聚集”就会产生了“泡沫”，造成“虚假繁荣”。显然，这种“泡沫”对经济是有破坏性的，不仅仅是经济统计数字不真实，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就会造成某个生产部门或多个部门的危机。某些亚洲国家在1997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虚假繁荣”，GDP、GNP增长速度很高，人均GDP、GNP也比较高。但是国民经济中一些部门（如房地产、股市），“聚集的小泡”太多，加上国际大“炒家”的恶意炒作，最终导致资金链的大面积断裂，引发了金融危机。
有学者称，我国保险业近年的发展也有泡沫，而且泡沫数量相当惊人，有40%之巨。这种论断值得分析和推敲。目前，我国保险业中的供求关系还看不出有什么脱节，保险价格也未有虚高的问题，保险业持续以30%以上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保险公司实实在在收集了保险费，不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保险基金。保险资产到目前已达11000多亿元。即便如此，从各种分析来看我国的保险密度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相对较低的，我国居民的储蓄余额相当大，2004年前半年已经达到近12万亿元，对保险的购买力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适应居民需要的保险产品还不够多。就是说我国保险资源相当丰富，需求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掘。我国的保险供给不是太多了过剩了，而是需要增加。另一方面，外国保险资本、金融资本和其他产业资本、国内的各种产业资本都看中保险市场的巨大潜力，强烈希望投资保险产业。适应这种发展态势，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近几年履行人世承诺，批准一大批外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最近又新批了18家中资保险公司，增加了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以适应保险发展的需要。显然，“保险泡沫”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保险产品中的“投资”、“储蓄”部分不是“泡沫”
“保险泡沫”论者没有定义什么是“保险泡沫”，但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似乎是指近年在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的业务结构中，投资型和分红型保险产品所收保费在寿险公司的保费总收人中所占比例太大，或者说投资型保险产品和分红型保险产品，太偏重投资和储蓄功能而保障功能不足。认为投资和储蓄功能不能算保险，而是属于“泡沫”，应当“挤出去”。此观点持有者还引用某些不同于我国统计口径的其他国家保险现状作论据。
上述论断有两个误区：其一，投资型、分红型保险产品从原本来说都是“舶来品”，都曾经是保险业发达国家的保险创新产品，如今它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不少国家这类产品所收保费在寿险公司的总保险费收人中的比例是持续上升的，有的国家仅投资型产品保费的比例就超过了60%.尽管有的国家对于投资连结型产品不叫保险产品，但大多数国家都是将这类产品中的投资账户或储蓄账户部分算作保险费收入，并没有将这类产品计入保费要“打折”或者把“投资”、“储蓄”部分当作“泡沫”挤出去。因为无论投资连结产品还是分红型产品都具有风险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功能。保险产品和银行产品的根本区别是保险产品具有不确定性，而银行产品都是确定性产品。这是我国台湾省的一个界定。这种界定是有意义的。目前我国任何投连产品或分红产品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都是保险产品，购买这些保单的保费毫无疑问是保险费。至于这类保险产品中所谓“保障”的份额的大小，并不是区分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本质要素。
其二，不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统计口径并不一样，与有没有“泡沫”没有关系。至于寿险产品如何统计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所谓“国际惯例”。有的国家将养老险、个人年金等产品在统计时另列项目，只是为了监管的方便或者本国的统计惯例，并不表明这些国家是将投资类、分红类保险产品产生的保费当作什么“虚假”保费，或“泡沫”。如果说投资型或分红型寿险产品中的储蓄保费是“泡沫”的话，传统型生存寿险产品的保费中大部分也是储蓄保费，也该属于“泡沫”，如果这样推论，无论中外寿险公司其大部分保费都应届于“泡沫”了。这显然不是事实。可见，“保险泡沫”论者所作定义及其某些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三、分红等投资型产品本身不容否定
“保险泡沫”论者进一步认为挤出保险业“泡沫”的途径只能是让保险业回归保障，让保险业回归主业，即不是看中保险的投资收益，而是转向注重投保收益。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分红险等投资型险种本身。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保险业的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问题，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保险从纯保障走向在保障功能的基础上不断衍生新功能，既是产品创新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的需要，这是必须肯定的发展方向，不能因为新型产品发展出现一些问题就矫枉过正地全盘否定。
保险产品与任何其他有形产品一样，要适应市场，适应消费需求，必须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我们以手机为例，手机最初的基本的功能是打电话，但是现在手机衍生出一系列的新功能，摄影、文字、图像传输、上网、甚至用来进行银行无线结算等，而这些衍生功能正是消费者追求的热点，没有人认为手机新的卖点是泡沫。如果现在要求手机回归到打电话的单一功能，是非常可笑的。同样，投资型分红型理财寿险产品，都是在传统寿险产品基础上的创新，是在保障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功能，这是市场的需求。市场需求是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在美国诞生就是因为具有固定预定利率的传统寿险产品，无法有效对付通货膨胀对保险金给付的侵蚀。而投资型寿险产品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从趋势来看，股市指数与物价指数是正相关的。所以，这种新产品问世之后，很快赢得了消费者。如果当时不创新，寿险的发展就面临危机。在我国投资型产品的问世和受到欢迎，同样是在低预定利率的传统寿险产品缺乏吸引力，和保险公司需要对巨大利差损风险进行有效分散的背景下出现的，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消费者对其有购买兴趣。这就是市场，这就是需求，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判断，与“泡沫”毫不相干。保险产品无论寿险还是产险都还会进一步创新，与银行产品、证券产品结合，一定会出现具有更多功能的更加方便消费者的产品。记得有一位朋友介绍过香港一种与信用卡结合在一起的生存寿险产品很受欢迎，因为它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假如要这种与银行产品相结合的寿险产品也要回归，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否认，传统的寿险产品也还会有其市场，当然传统的寿险产品也需要创新。但是无论是谁既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只能卖传统寿险产品，也不能要求消费者放弃追求新型的理财产品。保险世界是多元的，因为消费需求是多元的，保险及其产品只会向前走，恐怕不会“回归”。
四、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弱化值得关注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分红险等投资型寿险产品中非风险保费收入视为“泡沫”是不妥的，将这类产品本身完全否定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保险泡沫论”者提出的另外几个问题确实很有警示意义：分红险等产品中投资功能和保障功能的比重失调、产品期限超短期化倾向以及趸缴与期缴保费比重失调等。
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逐年下降，分红等投资型产品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可观收益，而经营费用却有增无减，短期性新型产品弊病开始显露，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可观收益。事实上，投资型产品正是基于长期投资的理念设计的，所发生的费用期限一般都长达20、30年，是一种长线投资渠道。在国际市场上，它往往被投资者作为一种养老金的积累和孩子未来教育的资金。
因此，经营新型产品的公司要树立长期运作的理念，逐渐减少、甚至停止销售期限太短的新型产品，有必要将重点放在长期性新型产品的经营上来。
投资型产品自1999年在我国问世后遭遇到一些挫折，其重要原因是，产品销售过程中出现的误导和偏差，使得其投资功能被片面放大，再加上投资环境不佳，客户对产品投资回报率的心理落差过大。因此，在产品兼具保障、投资功能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现状，在发展思路上应适当扩大产品的保障功能。我国目前保单覆盖率很低，保障应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保险公司可以针对短期同类产品保障功能低的缺点，在加大保障功能方面多做文章。比如，可以期限较长的新型产品为主险，附加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等保障功能强的险种，附加险的保费较低，保额却很高，这样可以附加险为卖点，吸引客户购买其长期的投资型产品，从而很好地协调产品的多维功能。
同时，新型产品的发展不能以传统产品的萎缩为代价，二者应该相互配合，共同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共同把保险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国内居民的保障需求远未达到基本保障的程度，在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保障的特定环境下，大力发展保障型产品，是现阶段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寿险公司发展业务的基石和重点。当然，如前所说，传统产品也要创新，使其更加适合消费者的胃口。最近，央行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对于保险公司开发更加有吸引力的传统寿险产品也许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五、产品结构不合理隐含的风险亟需关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保险泡沫”论者的本意不是要否定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也不是认为保险公司的业绩有水分，而是需要优化业务结构。近年来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的确存在业务结构不够合理的情况。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和趸缴业务占比过高。比较而言，我国中资寿险公司和同台竞技的外资寿险公司有较大差距，外资寿险公司的业务结构相对较为合理，其期缴个险长期业务比重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003年，外资寿险公司的续期保费收人为30.61亿元，占全部保费收入的53.44%；趸缴保费收人为10.22亿元，占全部保费收入的17.84%，大大低于整体人身保险业务46.12%的平均水平；个人营销业务保费收人为50.44亿元，占全部保费收入的88.05%，大大高于整体人身保险业务57.20%的平均水平。
趸缴比例较高的短期分红型业务比重占比过高，其实是对保险资源的一种过度开发，其发展难以持续，目前寿险业增长趋缓的重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在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加息的市场环境下尤其如此，退保率有可能会上升、续保率有可能会下降，有些保单持有人很可能利用保单贷款等形式，套取现金从事获利更高的投资活动。同时，在物价指数和利率上升过程中，公司为应对竞争，需要提高分红保单的分红水平，实际负债成本也将随着上升。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业务结构主导的增长模式在未来若干年保险给付大幅增加，但其难以持续的增长却使未来的现金流量减少，甚至断流，最后有可能酿成现金流严重不足的流动性危机，严重影响甚至危及公司的财务稳定性。
另外，目前我国寿险业的投资资产主要由定期存款和固定收益证券组成。一方面，这种资产结构下投资收益率较低，这与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较高的负债结构下的分红压力不匹配。特别是在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下，物价指数上涨和利率趋升将使固定利率债券等固定收益证券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一旦寿险经营中新增资产投资收益跟不上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时，大量以保值增值为目标的被保险人，将退保而转向投资基金、股票等收益率能随通胀率变动而变动的投资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敏感型产品在资产构成中占比偏高，保险投资过度依赖利率敏感型产品，以至于利率的较小调整和物价指数的变化，都有可能对保险资产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金融市场普遍缺乏长期固定收益证券，公司难以通过对资产和负债平均期限的管理来控制利率风险。
综上所述，寿险业趸缴短期分红型占比过高的业务结构不合理，将有可能导致其未来的业务成长难以持续发展，如果不采取更大的力度优化和调整产品和业务，将有可能诱发现金流严重不足的流动性危机。而在通货膨胀压力下，水平低下的投资收益率将进一步降低产品的吸引力。随着客户以退保和保单抵押等形式的流失，现金流的流出将明显大于流入，这将进一步加大流动性风险，对此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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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Lucas(1988)以来，许多研究在Samuelson(1958)&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将养老保险、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相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本文介绍了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指出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新趋势，这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的养老金计划和制度的设计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
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在均衡条件下，考虑到社会福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等因素来分析一种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理论研究角度得到一致的精确答案。而在应用分析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差异，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效应也各不相同。
关键词:保险资金 市场风险 风险管理 模型选择
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分析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为无投资阶段、无序投资阶段、逐步规范阶段和拓宽投资领域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1987-1995),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1995-1998年),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8次利率调整,使保险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收益状态,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利差损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第四个阶段:1998年以后,为拓宽投资领域阶段。1998年以后保险公司陆续获准可以进行同业拆借、买卖中央企业AA 公司债券、国债回购、协议存款、企业债券及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保险公司又获准可以买卖可转换债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投资银行次级债。2004年10月24日,随着《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保险资金可以直接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投资。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存款在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中的比重一直比较高,是保险资金运用的主要方式,近几年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银行存款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对应,保险资金投资的比例则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状况。在保险资金投资中,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一直相对比较稳定,基本上保持在5%-8%之间。相比较而言,国债投资的比例则变动比较大,呈现出很强的波动性。此外,我们可以看出其他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也反映出保险公司投资能力的不断增强,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
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在提高保险资金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风险,这也迫切地需要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风险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而科学地测量风险,则是整个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重要环节。随着现代金融工具和技术的不断出现,应用数学模型来测量市场风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众多风险管理的要点,目前已经开发出一套较为成熟的风险技术工具体系,在所有风险技术工具库中,风险价值法(Value at Risk,VaR)应用最为广泛。
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风险度量方法
在运用风险价值法进行市场风险度量时可以采用两种基本的计算模型:参数正态模型和模拟模型。参数正态模型主要由以下四种模型构成:组合正态模型、资产正态模型、δ-正态模型和δ-γ模型。模拟模型主要包括:历史模拟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模型。保险公司在具体使用中,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地选择。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使用组合正态模型、资产正态模型和历史模拟模型来进行VaR的计算,基本上能够满足保险公司市场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要求。
(一)组合正态模型
该方法的计算非常简便,保险公司只需得到资产组合收益的标准差就可以迅速地计算出不同资产组合的VaR值。这样,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者可以随时掌握资产组合的市场风险状况,根据VaR值对资产组合头寸进行调整,为不同资产组合提取准备金或设置交易限额。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计算的结果不够精确。这种方法用公式可以表述为:VaR=。
(二)资产正态模型
这种计算方法的前提假设是资产组合的收益率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并且组合中每个资产的收益率都服从正态分布。这种方法是从现代组合理论直接推导出来的,计算的结果也比较精确,缺点是非常严格的前提假设和比较繁琐的计算。在日常风险管理中,保险公司需要建立组合中资产之间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然后借助计算机程序进行复杂的资产组合收益的标准差计算。这种方法用公式表示为:VaR=,而组合标准差是根据组合的协方差计算出来的。
(三)历史模拟模型
历史模拟法是个简单的和非理论的方法,它对潜在市场因素的标准分布不做假定。保险公司在应用该模型时,通常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选择合适的长期保险资产组合历史收益率受市场因素影响的时间序列,这可以通过相关的金融市场中搜集和整理获得。第二,根据第一步得到的时间序列,计算当前保险资产组合价值变动的时间序列。第三,把从历史数据归纳出的收益率实际分布情况列表显示,选择某一概率水平,计算该分布在这一概率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极值,然后据此计算VaR值。
保险资金运用市场风险管理的比较研究
(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市场风险状况分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参数正态模型虽然在计算市场风险时非常简便,但是其前提假设非常严格,要求资产组合或组合中的每个资产的收益率都要服从正态分布。如果保险资金运用中,实际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不能满足上述假设条件,则会出现高估或低估市场风险的状况。因此,需要对保险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实际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风险的计算模型。我们在下述分析中,以上证国债指数、上证基金指数、上证指数和上证企业债券指数近似描述国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和企业债券的市场风险状况。
1.国债的市场风险状况。上证国债指数是从2003年2月开始的。因此,本文选取了上证国债指数2003年2月24日至2006年10月31日的实际走势来计算国债的收益率。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上证国债指数日收益率的分布不满足标准的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的偏斜度为0,峰值为3。与正态分布相比,峰值更高且尾部更粗。在±σ的面积里,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14.27%,在±3σ的面积以外的部分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1.31%。
2.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风险状况。上证基金指数是从2000年8月开始的。因此,我们选取了上证国债指数2000年8月24日至2006年10月31日的实际走势来计算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
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上证基金指数日收益率的分布也不满足标准的正态分布。虽然偏斜度和峰值有所下降,但仍与正态分布有很大的差异。在±σ的面积里,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9.75%,在±3σ的面积以外的部分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1.42%。
3.股票的市场风险状况。上证指数是从1992年1月开始的。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不是非常规范,同时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此外股票市场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序列自相关的现象,近期的市场数据能更好地描述市场风险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了上证指数2001年1月2日至2006年10月31日的实际走势来计算上证指数的收益率。
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虽然上证指数日收益率的分布仍然不能满足标准的正态分布,但与其他指数相比其偏斜度程度和峰值陡峭程度下降比较明显。在±σ的面积里,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6.85%,在±3σ的面积以外的部分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0.81%。
4.企业债券的市场风险状况。上证企业债券指数是从2003年6月开始的。本文选取了上证企债指数2003年6月9日至2006年10月31日的实际走势来计算企业债券的收益率。
从表8和表9中可以看出:上证企业债券指数日收益率的分布偏斜度最高且为负值,是唯一一个右偏斜的指数,峰值也最高,显然也不属于标准的正态分布。在±σ的面积里,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达15.13%,在±3σ的面积以外的部分实际分布的值高于正态分布1.07%。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四类指数的实际分布都不满足正态分布。而正态参数法是在资产组合或组合中的每个资产的收益率都要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假设条件下才适用的。因此,使用正态参数法进行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可能会降低市场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导致保险公司进行风险限额管理的效率降低,从而影响保险资金运用市场风险的控制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历史模拟法是更好的选择。
(二)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风险度量比较研究
本文用组合正态模型、资产正态模型和历史模拟模型来计算在不同置信水平下的市场风险的VaR值,以比较三种方法的差异。为了便于比较和检验,本文选择了四类指数在同一时期的历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以时间最晚的上证企业债券指数为准。样本时期为2003年6月9日至2006年10月31日共828个四类指数的实际指数值为检验值。在计算单项保险资产的市场风险时,两种正态模型的计量结果是一样的,故在计算单项资产的市场风险时两种方法不作区分。
1.资产的市场风险度量。从表10中可以看出:
对于上证国债,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上,正态模型会低估国债的市场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上证国债指数的实际分布并不满足正态分布,实际分布中出现了粗尾的现象,同时国债的实际分布是右偏斜,导致异常损失的概率要大于正态分布下的概率。
对于上证基金,除了在99%的置信水平外,其他条件下,正态模型会高估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风险。这主要是由于在研究期内上证基金指数存在左偏斜的现象,导致在实际分布中异常损失的概率比较低。
对于上证指数,在三种置信水平下,正态模型的VaR值都大于历史模拟模型。从实际分布情况看,上证指数的主要指标非常接近于正态分布,同样由于上证指数存在左偏斜的现象,导致其异常损失的概率要低于正态分布。
对于上证企债,在99%的置信水平下,两种模型的结果差异非常明显,同时企业债券指数的偏斜度和峰值都非常高,说明企业债券发生异常损失的概率大大高于正态分布。
2.保险资产组合的市场风险度量。计算保险组合资产收益率时,需要设定每种资产的投资比例。为了计算和研究方便,本文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假设保险公司在国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和企业债券的投资比例分别为60%、10%、5%和25%,这虽然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但并不影响三种方法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制度要求对上述四种资产的比例进行调整。
从表11、12中我们发现,两种正态模型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两种模型虽然计算组合标准差的方法不同,但其假设条件是相同的,即资产组合或组合中的每个资产的收益率都要服从正态分布,同时每个资产的收益率之间是线性相关的。但两种方法在理论上存在差异,资产正态模型在理论上更加严密,他是从马科维茨的现代组合理论直接推导出来的方法,它的基本假定也是现代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
此外,还可以看出:
在95%的置信水平下,正态模型的VaR值高于历史模拟模型。这主要是因为在该置信水平下每一种资产正态模型的VaR值都高于历史模拟模型;
在97.5%的置信水平下,两种模型的计算结果差异不太;
在99%的置信水平下,正态模型的VaR值低于历史模拟模型。这主要是因为除上证指数外,其他资产在该置信水平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风险的情况,虽然上证指数的收益水平是整个组合中最大的,但其在组合的比例却是最低的,因此对组合的整体影响还不是特别显着,随着上证指数的比重上升,这种差异会有所改善。
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风险度量模型选择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所涉及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并不满足于严格的正态分布假设,使用正态模型容易高估或低估市场风险,造成市场风险度量的不准确,这样就无法正确地制定出不同保险资产的风险限额。历史模拟模型对保险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不做任何前提假设,保险资产组合的收益率都是观测出来的,能够完全体现市场因素的实际状况。同时,VaR值是一个静态指标,保险公司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不断地输入新的数据并根据实际的损益状况重新计算VaR值,据此制定出不同资产及其子资产的风险限额,并根据不同资产及其子资产VaR值的变动情况,适当调整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以减少组合资产的VaR值。历史模拟模型的计算结果非常直观便于理解和应用,计算过程也非常简单,其实际效果并不比需要大量复杂运算的计量模型差。因此,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过程中进行市场风险度量时,使用历史模拟模型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众筹;参与人;法律地位;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7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17
一、问题的提出
众筹起源于美国，指从大众手中募集款项较小的资金，解决小企业或个人融资问题。著名的众筹网站有Kickstarter、Kiva、Lending club、Prosper等，在我国则主要有淘宝众筹、天使客、拍拍贷等[1]。众筹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是金融创新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受众广、成本低的特征，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新兴动力[2]。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大部分众筹项目具有成熟度较低、预期过高、风控不完善等特点，项目失败或者违约的可能性很高，支持者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以预购型众筹为例，参与众筹的人在决定投入资金以生产或推广产品的过程中也承担了与之相关的风险，使得顾客的角色在此情景下发生了一定变革[3];以债权型众筹为例，参与人则面临着来自平台以及融资者的双层风险，其合法权益的保护面临诸多困难;以股权型众筹为例，其与常见的股票投资大不相同。由于缺乏二级市场，参与人很难在短期内赎回投资款，投资期限可能会很长，而且初创项目的失败概率很高。正是基于对上述风险的正视，以及项目参与人在众筹项目中表现的信息弱势、经济弱势地位，本文拟简单厘清众筹项目参与人的法律地位，因地位的不同，分别将其放置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证券法》与《公司法》等框架下予以保护。
二、众筹的基本类型
维基百科对于众筹融资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预购型众筹，投资目的在于获取产品;二是捐赠类众筹，对一些公益项目无偿赠予;三是商业投资类众筹，主要包括股权类、债权类众筹等。关于众筹的类型，学者在讨论与众筹相关问题时，都会有所论述。如刘志坚认为，众筹融资大致可以分为捐赠众筹、回报众筹、债权众筹和股权众筹四种类型[4]。本文主要介绍预购型众筹、债权型众筹、股权型众筹。
（一）预购型众筹
预购型众筹很多时候和奖励型众筹放在一起，有时候会被混用，如王晓东认为：“奖励众筹也称为商品众筹、产品众筹，它更像是一种商品的预售合同。”[5]对此，个人是持反对意见。预购型众筹与奖励性众筹还是存在差别。前者提供给参与人的是众筹项目的产品，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该产品的权利，而后者指众筹项目的发起人提供给投资者一定奖励作为回报，奖励不限于实物[6]。但无论是奖励型众筹还是预购型众筹，众筹参与人获得的大多是产品、服务或获得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并不存在任何金融回报。
（二）债权型众筹
由于参与人主要为个人，因此又被业界成为人人贷（Peer to Peer Lending，以下简称“P2P”）。在借贷环节，由网络平台充当中介的角色。借贷双方在网络借贷平台上自主消息，自主选择项目，基本上不需要借贷双方线下见面，也无需抵押担保，平台公司则为借贷两方提供资讯、评估、协议管理、回款管理等服务，并相应收取服务费。不过就目前来看，我国p2p模式同国外已有明显差别，以Prosper和Lending Club为例，平台所从事的业务是将债权凭证分销给投资者。国内模式虽然起源于国外，但已初步演变出完全中介模式、线下交易模式、标准债权打包转让模式，此外，如果以平台是否提供担保为标准，可分为单纯中介与担保模式（平台设置风险备用金担保或者第三方担保）。总体而言，网贷模式的演变与发展，某些似乎已经脱离众筹融资的概念，如某些平台专为中小企业服务，P2P网贷借贷平台所从事的行为类似于公司债的发行。即使是为个人服务的平台，也存在投资标的分级，构建投资组合，提供投资建议等行为。显然，债权众筹所涉关系较为复杂，后文详述。
（三）股权型众筹
股权众筹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投资行为，在国内则属于新型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但发展异常迅速，有名的股权众筹平台包括天使客、大家投、人人投等[7]。具体运作模式一般是项目发起人以出让股权的方式换取投资者出资。股权众筹中项目发起人通常为初创企业，而众筹网站则充当类似证券交易一级市场角色，投资者获得股权回报，与项目发起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由于股权众筹具有类似于证券发行的特性，美国证监会起初对上述平台是严格限制的，但伴随着JOBS 法案的推出，证监会放松了初创企业融资的限制，开创一种发行人通过中介向公众投资者募集小额股权资本的全新豁免形式――众筹，以促进初创企业的资本形成[8]。为了规避证券公开发行的问题，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股权众筹平台主要从事的是私募股权众筹，为了防止融资企业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平台通常采取“领投”加“跟投”的方式，参与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持有公司转让股权。虽然一旦初创企业获得巨大成功，参与人可获得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收益，但由于大多数初创企业运作模式不清，估值较为困难，因此流动性较好的二级市场一般也难以建立，参与人被迫做长期投资，变现困难，投资风险较高。因此，项目参与人尤其是跟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值得深入探讨。
三、众筹项目参与人的法律地位
（一）预购模式参与人地位
淘宝众筹每个项目中，都有如下风险提示：众筹项目非商品交易，项目存在一定风险。显然，同一般的网购模式相比，预购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在产品销售维度之外，参与人基于个人兴趣爱好，愿意帮助他人实现梦想，同时承担商品研发失败的风险，在此过程中，单纯顾客的角色发生了演变。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项目参与人投入资金，并没有任何金融回报，其所购买的是一种商品或服务或者以较低价格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其所承担的项目风险，可以视为以优惠价格购入产品或者最短时间体验产品的对价，参与人角色定位没有脱离消费者本质属性。关于预购参与人消费者的法律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检验。首先，项目发起人大多为公司――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参与人与其相对，且主要是购买商品或服务，显然它符合一般消费者的特征;其次，从面临的风险来看，除了商品研发失败之外，主要面临的是虚假宣传（欺诈）、质量问题、交易不公等。这点，在美国已有判例，在Asy-lum Playing Card案中，检方的依据是《华盛顿州消费者保护法》19.86.020（RCW19.86.020）条中有关不公平或欺诈性商业交易行为的条款。检方认为被告在众筹项目中存在对投资者的误导、不按承诺交付产品并在无法履约后的合理实践内不退还所筹资金，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和公共利益。最后从交易目的来看，虽然某些众筹项目具有梦想实现维度属性，资金提供者也不寄希望于回报，更多的是对众筹发起人想法的欣赏和支持，但这毕竟占少数。依据曾江洪（2015）的量化分析，投资者最看重的是项目所呈现的质量价值，精致的项目呈现是投资者感知价值的重要推动要素。因此，同一般的消费类似，参与人关注的重点在于商品的质量以及用户体验，一般也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将参与人认定为消费者，逻辑上均能实现自洽，至于他的权益保护，下文将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分析。
（二）债权模式参与人地位
同预购型众筹相比，债权众筹所涉关系更为复杂。基于前文对债权众筹类型的描述，我们可知，债权众筹参与人投入资金的行为应当是一种风险投资，希望在未来获得定额的收益回报。在对他的身份进行界定前，有必要先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因为结合债权众筹模式可知，由于项目回报并不是一种产品或服务。所以，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难以纳入到一般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当中，只能另辟蹊径。
金融消费者概念侧重指金融活动中相对金融企业的弱势一方，尤其是那些欠缺专业知识的自然人投资者[9]。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与外延，目前还在讨论当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有以下共性：（1）主体上，基本上仅限于非专业的自然人;（2）风险高低上，一般以中低风险投资标的为主;（3）交易目的上看，一般是非产生或营业易目的，将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一种个体金融需要。如陈洁认为：金融消费者是在金融服务法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内，为满足非营业性的个体金融需要而购买或使用金融产品或者享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10]。此外，由于我国依旧奉行的是分业经营与监管，从行业分布看，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是：将存款人、投保人均视作金融消费者，而股民、基民一般依旧被视为投资者[11]。结合上述分析，下文对债权众筹参与人的地位加以分析。
以拍拍贷为例，参与人如果参与项目融资，首先是在网贷平台注册，完善个人信息，绑定银行卡，然后选择不同风险级别、或者投资组合投入资金，同时与融资者签订电子版借款合同，整个过程中，网贷平台所起的作用包含以下内容：1.借款人的资信审核;2.标准协议的起草与制作;3.投资标的的分级与管理;4.帮助贷款人收款等。简言之，网贷公司作为中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金融信息服务，而参与人则是这种服务的接受者。从目前的收费来看，虽然平台并没有向投资人收费，但实质上，该部分成本已经转嫁到借款人手中，另言之，投资人牺牲了部分利息收益。综上，个人以为，在债权众筹模式中，将参与人界定为金融消费者，或许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权益。
这一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检验：首先，从主体来看，项目参与人以自然人为主，呈现“两高一轻”的特点，即学历高、收入高、年纪轻的消费者占比较高[12]。虽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接受能力，但互联网背景下，金融服务易得性与金融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衔接起来，大部分参与人还是缺乏专业知识，在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次，从交易目的来看，参与人之所以参与项目融资，很大一部分是认为该项投资收益高于一般银行存款，而且大平台风险也相对可控，依旧是一种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并不是生产交易目的。再次，从监管覆盖的角度讲，“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作为两个并列得概念，前者主要适用于银行业领域，后者则主要适用于证券领域[13]。目前我国较为统一的观点是，将网贷平台纳入银监会监管，而股权众筹则由证监会负责统一监管。结合前文论述，我们可知，金融消费者概念在银行以及保险领域运用已经相当成熟。如果将网贷平台归类为一个非银行金融机构，那么参照金融消费者概念在银行业领域的运用，债权众筹项目参与人的法律定位似乎也厘清了;最后，从面临风险来看，参与人面临来自融资者以及融资平台的双重风险，风险相对较高。但历经数年的发展，目前，网贷平台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控模式，网贷市场利率逐渐呈下降趋势，目前平均利率在11%左右。总体而言，网贷理财相较于股票、基金，风险处于中低水平。而在现代社会，个人所参与的中低风险投资行为应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将债权模式参与人定型为金融消费者逻辑上并不存在障碍。
不过，若是从资信授予标准对债权众筹项目加以考察的话，得出的结论与上述却有所不同。下面简单探讨，资信授予标准作为区别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客观标准，获得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债权众筹中，如果个人是发起人的话，显然他是资信接受者，平台以及出借人为资信授予者。此时，按照上述标准发起人更像是一个金融消费者。如何解释上述分歧，值得探讨。或许可以从分析投资者的消费者主体资格中获得些启示，伴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普通个体投资者的弱势地位愈发突显，因此，在其利益保护方面，投资性质应逐渐淡化，而应强调倾斜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14]。无疑问的是，项目参与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日益扩展之际，借由倾斜保护，或许更能实现实质正义。这点在美国已有司法实践，2013年12月，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了一家名为Cashcall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企业，原因是被告涉嫌不公平及欺骗易。这是该机构自成立以来首次针对网络借贷平台采取行动。因此，虽然，将债权众筹参与人定位为金融消费者还存在不周延的地方，但无论是从主体、交易目的、监管覆盖、风险高低等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的定位或许更能实现对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股权模式参与人地位
在大多数股权众筹项目中，发起人让渡的是公司的部分股权。因此，众筹项目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证券发行。项目完成后，参与人直接或者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持有初创企业的股权。以天使客为例，项目大致流程是天使客与初创企业深度接触，对项目进行审核，在此基础上确定估值，之后策划包装、确定领投人，领投人需提供项目尽职调查报告。最后是服务投资人、项目路演、项目打款等等环节。在此过程中，平台作为一个私募股权众筹平台，主要任务是：项目审核、包装、推广，以及提供相关协议制定、资金管理等中介。在此模式下，参与人投入资金相对较长，且收益与公司的运营密切相关。因此，除了欺诈风险之外，参与人还需处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融资者投机行为并承担相应成本。因此，同一般的股票投资相比，参与人面临的风险更高。因此，在法律定位宜将其界定为投资者，放到《公司法》、《证券法》的框架下予以保护。
这一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检验：首先，从主体看，各国监管者倾向于设立投资者准入门槛，英国《众筹监管规则》对投资者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即投资者必须是高资产投资人，或者经过FCA授权的机构认证的成熟投资者。美国一些众筹网站要求注册投资者必须按照美国证券法进行“认证投资者”资格审核。此外，我国推出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中对自然人投资者准入也有明确的限定。综上，在未来，项目参与人将以成熟适格投资者为主;其次，从交易目的看，项目参与人之所以会参与到股权众筹项目中来，大多数是基于对公司前景的良好预期，希望分享的是公司成功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应该说已经脱离一般生活需要或金融需要的范畴;再次，从监管覆盖的角度看，私募股权众筹属于证券非公开发行的一种，投资标的为股权，基于目前分业经营的现实，主要监管者为证监会。将项目参与人认定为投资者可以与现有监管框架与制度框架相衔接;最后，从投资风险来看，由于初创企业运营模式处于探索当中，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大部分难以存活。股权众筹平台的管理费用主要由融资者支付，此时就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众筹平台可能为了获得更多收益，而放松对项目的审核或者在宣传时误导投资人。总体而言，股权而言是一种高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股权众筹对投资者本身的经济实力以及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面对的风险更多来自于控制人的问题，因此法律保护的重点在于抑制控制人的问题[15]。因此，在其权利保护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尽管股权众筹投资者在法理上具有股东地位，但却缺乏介入公司治理的途径，也缺乏介入公司治理的组织化力量[16]。基于上述考虑，将股权众筹项目参与人定位为投资者，便于监管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
肯定股权众筹项目参与人投资者的法律定位，是否必然排除其本身所具有的金融消费者属性呢？显然不是，在接受众筹平台的金融信息服务时，如果面临平台的欺诈或者歧视，投资者依旧可以主张其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法律定位必然还需回到不同法律关系中，这样才更加周延。不过由于参与人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企业本身，因此，其投资者的身份相较于金融消费者属性更为突出。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虽有对众筹融资进行研究的文献，但大多是基于模式介绍、融资风险以及监管等，缺乏对项目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关注。即使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关注互联网金融，也是将互联金融参与者统一纳入消费者这个概念中加以保护[17]。这种大杂烩式的保护，显然是同现有法律框架存在冲突的，不利于众筹项目参与人寻找合适的请求权基础，或者向适格监管部门申请相应资质或者从监管部门处寻得帮助。
预购模式众筹，参与人的目的在于获取商品或服务，虽然同一般网购存在区别，但将参与人界定为消费者并无法律障碍。在此模式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重点关注参与人知情权、信息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等。参与人在获得产品之后，应当享有产品退换货等权利，项目发起人应予以配合。此外，如果项目研发失败，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起人应及时将相关款项退还给参与人，并说明相应情况。如果是由于项目发起人的重大过错导致，参与人可主张索赔，平台应当予以协助。
债权模式众筹，参与人从事的是一种理财行为，宜将其视为金融消费者加以保护。而对其权益的保护，则主要可以从权利义务配置、立法完善、监管机构设立等几个角度加以考虑。首先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包括财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知悉真情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同时对众筹平台课以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适当义务等[18]。其次，可参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实践，以特别立法构建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最后，可以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主要负责银行、网贷、保险等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股权模式众筹，参与人的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回报，从事的是一种高风险投资行为。对其权益的保护，应当放置于《公司法》、《证券法》的框架下予以考量。重点关注公司治理、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信息披露等问题。充分保证投资人作为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提案权、分红请求权等权利。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内降低中小股东所承担的成本，有必要建立体系化、制度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以降低项目发起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在监管主体上，除了由证监会负责统一监管之外，也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此外，可结合美国JOBS 法案，由股权众筹平台承担部分监管职责。当然，由于股权众筹的高风险，建立合格投资者准入制度也势在必行。
不过，无论是将众筹项目参与人定性为消费者，还是金融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其最终的落脚点是：认清项目参与人在众筹活动中所处的信息、经济弱势地位，基于实质正义的角度，而向其提供倾斜保护。不过由于不同模式下，参与人所面临的风险与交易目的不同。将其纳入到不同框架下，有针对性的加以保护，是本文的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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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科技中小企业 信贷融资模式 风险
西方经济学对信贷融资模式与风险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分别以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不完全合约等角度对信贷融资模式及风险进行了研究。
（一）信息不对称角度的研究
Masako Ueda（2004）从项目评估、筛选与所有权独占角度的研究得出结论：信息不对称和产权保护水平决定了企业选择银行融资还是风险资本融资。产权保护越弱，信息不对称越弱，企业越愿意选择信贷融资。
Massimo G. Colombo（2006）研究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发现信贷融资金额偏小，而初创阶段高科技公司的每一笔私人股权融资金额要比信贷融资金额大得多。高科技中小企业缺少抵押、担保，巴塞尔协议II客观上强制性地使银行将这些初创公司定为高风险级。银行审查流程判断公司业务计划的完善程度和创业人员的能力，从而发放贷款。由于筛选和监控高科技初创公司困难大，成本高，银行就通过减少贷款金额来限制暴露的风险头寸。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如高科技初创公司的运营更加透明，创业项目的预筛选，不需要银行面向高科技公司信贷风险的积极态度等。
郭嘉（2004）指出，近30多年来，发达国家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创造了多种信贷评估技术（如信贷评分、抵押品价值分析和管理）、多种金融服务产品（如信贷承诺、应收账款融资）以及多种信贷风险控制技术（如信贷配给、契约管理、期限管理、长期关系、信息共享、贷款定价）等。
谢沛善等（2009）认为关系型贷款有利于克服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获取企业信息的成本，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从而达到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质量的目的。
陈玉娟等（2009）在肯定抵押和担保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倡议：其一，知识产权、股权、企业固定收益都可以质押。其二，建立评级体系，奖励守信单位，并惩罚失信单位。其三，建立科技交流平台，利用现代交流工具降低交流成本，增加交流频率。
仲玲（2006）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理论与实践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比一般分散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众多优势例如交易成本优势、外部经济优势等，特别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二）不完全合约角度的研究
Jensen M C等（1976）指出，债务契约赋予债权人的特定权力将会产生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破产重组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人们可以通过契约的设计和履行降低成本，消化风险。Ahgion P.等（1992）提出，控制权应该分配给创业者，并且使用优先股融资。目前这种观点已经演化成通过可转换债券融资，以保证在融资的前一阶段的控制权为创业者掌握，而同时又考虑到投资者的后期利益。
秦兴俊等（2009）、谢涛（2009）将高科技创业形式分为三种，专利人不参与管理、专利人参与管理、专利人创业。不同的创业形式有着不同的契约安排，不同的契约安排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为了获得外部资金的支配和使用权，企业家必须将一部分产权让渡给外部投资者。企业家让渡“剩余优先索取权”和“赎回权”，留下了“最后剩余索取权”。而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实现与否最终要看控制权（决策控制权和经营决策权）的配置和执行状况。资产专用性和非人力资本投入大的人（Williamson，1975；Dow，1993）和团队中处于监督地位的人（Alchian，Demsetz，1972） 应获得“决策控制权”，要素贡献估价难度大、更不易观察和确认从而也更难监督的人（Holmstrom，Tirole，1989；张维迎，1996），间接定价成本高的人（杨小凯，黄有光，1994）和最能影响企业资产价值变化的人（Barzel，1997） ，应该获得“经营决策权”。
马永强（2004）将人力资本分为技术创新型、管理创新型和投资创新型三种。合约对人力的资本的激励较为困难，风险与收益的分摊较难。因为有限理性（西蒙，1961；阿罗，1974）、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三者导致了不完全合约。创业者和银行在合作前以及合作过程中尽量降低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即最小化事前的签约成本与事后的激励成本之和。
（三）生命周期角度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C Weston & Brigham提出了企业金融生长周期理论。叶山梅（2007）分析了不同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策略。种子期和成长期的“资金互助会”融资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资金互助会”将很多中小企业费集中起来，然后按照短期、小额的方式进行放贷，入会的会员都有机会申请到数倍于会费的贷款。成长期可以利用票据贴现融资，以及商品与贸易融资。成熟期可以申请银行贷款，以私募或可转换债券等形式发行债券。
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模式及风险
将现有信用风险模型进行整理，得到图1。
（一）专家分析法
“5C”包括：信用（Credit）、品质（Character）、企业能力（Capacity）、资本实力（Capital）、抵押物（Collateral）。
“5P”包括：个人条件（Personal）、目的因素（Purpose）、偿还条件（Payment）、保障条件（Protection）、前景预测（Perspective）。
“5W”包括：借款人（Who）、借款用途（why）、还款期限（When）、担保物（What）和如何还款（How）。
（二）统计方法
Altman & Narayanan（1997）提出了Z-score模型：Z=1.2X1+1.4X2+3.3X3 +0.6X4+1.0X5。其中，X1，X2，X3，X4，X5分别为营运资本/总资产比率，留存盈余/总资产比率，息税前收益/总资产比率，股权的市场价值/总负债的账面价值比率，销售收人/总资产比率。
（三）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方法包括模式神经网络（MNN）、概率神经网络（PNN）、扩展的学习向量器以及多层感知机（MLP）。Coats& Fant（1993）、Odom& Shard（1990）采用美国银行信贷数据，建立了神经网络信用评分模型，实证认为神经网络方法预测效果很好。
（四）非指标模型
Majd et al.（1987）讨论了分阶段投资期权的定价问题。在银行信贷评估方面，杨辉（2005）从银行角度出发，探讨了实物期权在信贷评估过程的作用。王文柯等（2010）则针对项目信贷，详细介绍了分阶段信贷期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将失业率、经济增长率、长期利率等当前宏观经济变量的值与违约率和信用等级转移概率联系起来。违约概率是一个变量为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stic函数：
。式中，X1、X2...X是宏观经济变量。
Credit Risk+模型是瑞士信贷银行金融产品部开发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债务人要么违约，概率P，要么不违约，概率1-P。不同债务人是否违约彼此独立，整体违约数目服务泊松分布。CSFP Credit Risk+模型利用了财险精算的计算风险的方法。
KMV模型是美国旧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来估计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它利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根据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资产价值的波动性、到期时间、无风险借贷利率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估计出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及其波动性。对于本研究来说，该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市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来说，无法应用该模型。
（五）综合分析
马欣等（2009）从风险定义、风险驱动因素、信用变动、回收率、数值方法等方面比较分析了VAR、Credit Portfolio View、CSFP Credit Risk+、KMV等风险管理方法的异同，并将实物期权引入了信贷风险评价，而分阶段信贷就是一种期权。对于将实物期权思想引入分阶段信贷，还有徐冬冬（2009）。
韩岗（2008）提出了我国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有个体因素、地区、行业、宏观经济因素四个因变量，行业i、地区r的企业j在第t年的违约概率Pj，i，r，t是自变量。
云俊等（2006）在做信贷风险评估时，既考虑了定性因素，也考虑了定量因素，共七大类因素。主客观评价后得到23个评估点的值，再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最终得到一个唯一的数值。根据数值大小所在的区间，可以对风险做出判断。
政府主导的信贷风险宏观配置体系
（一）政府引导的主要模式
投资公司模式，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形式。肖卓（2005）提出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自筹为主体，银行贷款为后盾，并以深圳为例。1996年，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引导下，深圳的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额从3%（生产型）到10%（开发型）。深圳市的博士后流动站也设在企业。印度的政府投入占R&D投入的90%，这意味着我国也应要加大政府对高科技的投入。
科技金融机构模式。Dorothea Schafer、Axel Werwatz、Volker Zimmermann（2004）研究了德国政策性科技金融机构KFW向金融中介发放再融资贷款的资助机制。银行按照KFW的条件发放高科技贷款，VC、私人投资者、银行、公司可以向高科技企业进行权益投资。
董彦岭（2000）详细研究了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担保机构。对信贷担保公司普遍缺乏规范的担保保证金制度、再担保制度、集体审核制度、风险内控制度、运行监测制度、代偿制度和债务追偿制度，以及担保过程中的行政指令、人情担保现象表示忧虑。
小企业管理局模式。范肇臻（2008）在研究美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金融支持时，发现以下规律：
小企业管理局（SBA）与全国7000多家商业银行合作，直接发放贷款、协调贷款或是担保贷款。这些贷款，从3-5年甚至到25年。1993年，美国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风险企业破产，政府负责赔偿90%，并有权拍卖风险企业资产。美国每年用于国防科研的资金占国防费的10%左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与国家研究发展经费的10%要用于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政府提供综合服务的模式。倪杰（2008）认为政府要：确保各种融资渠道和融资市场发挥作用的法律法规体制及市场维护制度，放松养老金、保险金等的投资限制，以扩大创业资本的供给，创新公司制度，允许设立有限合作制公司等。在信息服务体系方面，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流机会。例如建立创业投资者网络，设立高新技术企业风险评估机构，制定为企业进行技术定级的标准和办法等。
（二）比较研究
企业信用担保模式的比较研究。潘楚楚等（2007）利用张卓琳（2005）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理论模型假设，推导出在政策性担保机构、互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中，互担保机构较为有效的结论。
中英中小企业融资的对比。Javed Hussain等（2006）在对比研究中英两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时发现：在企业发展的前五年，英国人更多地依靠金融机构，而不是自己的储蓄。按照“啄食顺序”理论（Holmes and Kent，1991；Scherr et al.，1990; Mayers，1984），中小企业的融资顺序是：个人金融资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权益融资。中国由于缺乏长期的、系统的、统一和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难以向金融机构融资，其社会服务系统需要升级，税收需要改善。
对现有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可行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是建立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的，需要宏观配置、微观技术、合约等方面关键要素的组合，以缓解甚至解决信贷融资风险问题。但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综合研究。
一方面，发达国家如美国有着先进的信用风险模型评估风险，为市场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有着宏观进行风险配置的机制，再加上不完全合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所给予信贷双方的指引作用，从理论上说，高科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规模能够得到提升，风险能够得到控制。这些值得我国借鉴。
高科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模式，我国仍处于政府与市场皆不完善阶段，美国处于政府市场皆比较完善的阶段。对于从不完善阶段过度到完善阶段的问题，应完善政府宏观配置信贷风险的机制，为市场发育配置信贷风险的能力撑起一片空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条件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市场配置信贷风险的能力得到发育，如市场公平竞争、市场规模足够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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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保险； 项目投资损失保险； 旋转算法
1 引言
继2006年底中国保监会与科技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列出第一批6大险种进行推广后.2008年，我国第二批科技保险创新险种又新增了高新技术企业财产保险、项目投资损失保险等在内的9个险种.显然，无论是科技，还是保险，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保险作为二者的结合，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更具有重要意义［1］，因此科技保险投保问题的研究将是今后科技及金融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针对保险学领域，国外学者通过保险在收益和安全两方面的互相补偿性，与证券市场中组合投资理论的收益-风险原则相结合，分析了保险公司的决策行为.例如，hurlimann、gerber.h.g和d.c.m.dickson以保险公司的自留风险最小为目标函数，采用保费定价的期望值原则求解最优化问题［2］，包括比例及非比例再保险问题等 ［3-4］.我国学者邱菀华等人用均值-方差理论，对各种同类型保单分别考虑其最优化分配份额问题，以分析保险公司最优决策［5］.然而该类研究多以保险公司作为对象，且专门针对科技保险险种及投保企业的研究在现阶段并不充分.
本文将第二批科技保险中项目投资损失保险作为理论切入点，以科技保险投保企业作为科技保险实施的研究主体，通过构建均值-方差投保比例模型，并运用张忠桢等人提出的线性不等式组的旋转算法进行求解［6］.文章将以武汉市迪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案例，运用计算机编程求解该企业在4种项目组合投资中进行科技风险投保的比例优化决策.
2 模型设计与算法要点
科技保险中的项目投资损失保险是指科技企业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所承保的项目投资及其有关利益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然而，当投保人面临项目组合投资时，应使其能通过项目投资损失保险在最有效地分摊自身风险承担的同时得到最大的期望利润.
2.1均值方差投保比例模型
令某科技企业对n个科技项目进行组合投资，设n个项目的风险投资额为t=(t1，t2，…，tn)，投资总额z=∑ni=1ti,用l（ti)表示第i个科技项目的收益，按照期望收益原理，有l(ti)=(1+α)e(ti)，α∈r+.由于科技企业内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设α为风险附加系数，令li=αe(ti)为风险附加收益.其中第i个项目投资利润为：ri=l(ti)－ti，科技企业的总项目利润为：
r=∑ni=1ri=∑ni=1(e(ti)+li－ti).
假设科技企业对每一项目风险采取比例保险的形式，即从每一项目投资额中取比例xi(a≤xi≤1)，xiti部分为项目投资，(1－xi)ti部分作为科技风险保费.a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科技企业风险厌恶程度，另一方面在于现阶段我国科技风险化解体系建设的完善程度，相关专家认定目前a的取值范围一般为0.7≤a＜1.假设科技企业在项目投资预算中将划拨一定数额θ的经费用于科技风险保费，即∑ni=1(1－xi)ti=θ，则科技企业自留投资经费总额为：sr=∑ni=1xiti，科技企业的目标是使其投保后期望利润最大，即：
max e(r)=e(∑ni=1xi(e(ti)+li－ti))
=e(∑ni=1xili) .(1)
令项目i,j间的协方差为cov(ti，tj)=σij，投保后covr(ti，tj)=xiαjσij，则科技企业的目标应使自留的总项目投资风险最小,即:
min σ(sr)=∑ni=1∑nj=1xixjσij. (2)
经 济 数 学第 28卷第1期刘 骅等：科技保险中项目投资损失保险投保比例优化决策
按照均值-方差原则构造数学模型(3)：
max r(x)=∑ni=1xili,min v(x)=∑ni=1∑nj=1σijxixj,s.t. ∑ni=1(1－xi)ti=θ,a≤xi≤1，i=1,2,…,n.(3)
设x=(x1，x2，…，xn)t，l=(l1,l2,…,ln)，g为项目风险协方差矩阵，于是可将式(3)转化为单目标规划矩阵形式求解：
min ［wxtgx+(w－1)lx］s.t. －tx=θ－z,1≥xi≥a，i=1,2,…,n.(4)
w和1－w分别是风险和利润的权重，w可以看作科技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
2.2 旋转算法要点及计算步骤
因为协方差矩阵g正定或半正定，模型(4)为凸二次规划问题，可以运用线性不等式组的旋转算法进行计算［7］.用
symbolla@ 表示等式约束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μi和i分别表示xi≥a和－xi≥－1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模型(4)的库恩-塔克条件为：
2wσi1x1+2wσi2x2+…+2wσinxn+
tiλ+(w－1)li－μi+i=0,
i=1,2,…,n,μi≥0,i≥0, i=1,2,…,n,μi(xi－a)=0,i(－xi+1)=0,
i=1,2,…,n,－tx=θ－z,xi≥a,－xi≥－1, i=1,2,…,n.(5)
式(5)中共有5n+1个线性（不）等式和3n+1个变量，为了简化计算,将消去μi和i及相应的非负不等式，使旋转算法表的大小减少为(n+1)×(n+2).
对于任何不等式组(5)的任一解=(1,…,n)t和每个i∈{1,…,n}，xi≥a和－xi≥－1不可能都是紧约束，所以μi和i至少有一个为0.记gi(x,λ)=2wσi1x1+…+2wσinxn+(w－1)li+tiλ，若i=a，则不等式组(5)中的i=0，因而μi=gi(x,λ)≥0；若i=1，则μi=0因而i=－gi(x,λ)≥0；若i既不等于a也不等于1，则μi=i=0，于是gi(x,λ)=0.所以可以在计算过程中，或者仅使用gi(x,λ)≥0或者仅使用－gi(x,λ)≥0.不难验证，如果求得不等式组：
gi(x,λ)≥0,xi≥a,
gi(x,λ)(xi－a)=0,i∈i1,－gi(x,λ)≥0,－xi≥－1,
－gi(x,λ)(xi－1)=0,i∈i2,－tx=θ－z(6)
的一个解，并且它的每个分量还满足－xi≥－1(i∈i1)以及xi≥a(i∈i2)，则此解是不等式组(5)的解，其中i1和i2是{1,…,n}某个划分，即i1∪i2={1,…,n}，i1∩i2=，i1和i2可以有一个是空集.不等式组(6)的解法为：
首先不考虑模型(4)中所有变量的上界，解其库恩-塔克条件，即解不等式组：
2wσi1x1+2wσi2x2+…+2wσinxn+
tλ≥(1－w)li,i=1,2,…,n,－tx=θ－z,xi≥a,i=1,2,…,n,
［2wσi1x1+2wσi2x2+…+2wσinxn+
tλ+(w－1)li］(xi－a)=0 i=1,2,…n. (7)
在不等式组(7)中2wσi1x1+2wσi2x2+…+2wσinxn+tiλ+(w－1)li≥0和xi≥a两个不等式称为互补不等式，它们的系数向量称为互补向量.在式(7)中引入人工变量不等式λ≥－m（m是充分大的正数），－tx=θ－z和λ≥－m也称为互补不等式，它们的系数向量称为互补向量.
第i个不等式的系数向量为gi=(2wσi1,2wσi2,…,2wσin,ti)(i=1,2,…,n)，等式约束的系数向量为gn+1=(－t1,－t2,…－tn,0)，xi≥a和λ≥－m的系数向量为ei(i=1,2,…,n+1)，ei为n+1阶单位矩阵的第i行.根据基本解的定义，如果每一对互补松弛向量gi和ei中恰有一个是基向量，那么所有互补松弛条件将得以满足.由于人工变量不等式λ≥－m在开始两次旋转运算就会出基，所以m可以为任意数，为了计算方便，在计算过程中取m=0.
在考虑变量上界约束的求解过程中如果某个变量xi的值超过其上界，并且以－xi≥－1入基，则进行向量替换，此时旋转算法表格的大小不变［8］.不等式组(5)旋转算法的计算步骤为：
步骤1 确立初始表.以x1≥a,x2≥a,…,xn≥a,λ≥0为初始基本不等式，e1,e2,…,en+1为初始基向量，x(0)=(a,a,…,0)t为初始基本解.非基向量gi的偏差ζi=gix(0)－(1－w)li(i=1,2,…,n),ζn+1=gn+1x(0)－θ+z,各非基向量关于基向量的组合系数及其偏差如表1所示.
步骤2 预处理.任选一个i∈{1,…,n}，进行两次旋转运算：gien+1，eign+1，然后删掉入基向量gn+1所在列和出基向量en+1所在行.
步骤3 主要迭代（按最小偏差规则）.
(a)若所有非基向量偏差非负，停止.否则转为(b)；
(b)以偏差最小的非基向量入基，若该向量未列于表中，则进行一次向量替换.如果该行没有正元素，原问题无可行解，停止计算.如果该行在主对角上的元素为正，以其为枢轴进行一次旋转运算，转(a)；否则，以该行最大正元素及其对称元素为枢轴进行两次旋转运算转(a).
3 实证分析
3.1 企业概况
武汉迪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总投资2.3亿元人民币，是国内唯一专业从事半导体照明led外延片、功率芯片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为蓝光和绿光大功率led芯片.建立之初，迪源光电就承担了“100 im/w功率型白光led制造技术”和“宽色域白光led制造技术”两项国家863计划专项课题，2007年迪源光电项目又被列入年度国家火炬计划，2008年迪源光电申请的“100 im/w功率型白光led研究和产业化”通过评审，被列入国家863重大专项计划.
2009年，迪源光电对企业5 000万财产投保了科技保险的高新技术企业财产（一切）险，同时将该部分财产的风险防范预留资金中的50%投入到研发活动中，用于支撑新项目的研发，并准备于2010年在已有宽色域白光led生产线的基础上投资4条外延生产线以提升其现有产能.在项目投资前，企业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估算了4条外延生产线的投资额将分别为t1=20,t2=15,t3=30,t4=10（单位：万元），期望获得风险附加收益为l1=7,l2=4.5,l3=8.75,l4=3.75（单位：万元）.为了能有效化解科技风险.迪源光电决定从4条生产线投资中总共划拨8万元用于科技保险的项目投资损失保险投保.因为是对原led生产线产能的扩充，投资的各条生产线间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通过相关项目专家的评估后，运用dps3.01软件包对评价结果数据进行运算，得到该项目各条生产线投资的协方差矩阵g为：
g=0.416 70.166 70.041 70.083 30.166 70.416 70.016 71.250 00.041 70.016 70.208 30.125 00.083 31.250 00.125 00.083 3
考虑迪源光电企业自身实力后，企业决策层预估其项目风险厌恶程度大约为w=0.6，且每条生产线投保项目投资损失保险的保额不超过该项目投资额的20%.在上述情况下，企业决策层希望通过确定该项目4条生产线的最优保险投保比例，使其在获取最大项目利润的情况下，有效地通过科技保险化解自身风险.
3.2 算例求解
结合均值-方差投保比例模型及迪源光电4条外延生产线的实际数据可得：
min (0.6xtgx－0.4lx).s.t. -20x1－15x2－30x3－10x4=－67,1≥xi≥0.8，i=1,2,…,n. (8)
先不考虑变量的上界约束，即解不等式组：
0.50x1+0.20x2+0.05x3+0.10x4+20λ≥2.80,
0.20x1+0.50x2+0.02x3+1.50x4+15λ≥1.80,
0.05x1+0.02x2+0.25x3+0.15x4+30λ≥3.50,
0.10x1+1.50x2+0.15x3+0.10x4+10λ≥1.50,
－20x1－15x2－30x3－10x4=－67,
x1≥0.8,x2≥0.8,x3≥0.8,x4≥0.8,λ≥0,
(0.50x1+0.20x2+0.05x3+0.10x4+20λ－
2.80)x1=0,
(0.20x1+0.50x2+0.02x3+1.50x4+15λ－
1.80)x2=0,
(0.05x1+0.02x2+0.25x3+0.15x4+30λ－
3.50)x3=0,
(0.10x1+1.50x2+0.15x3+0.10x4+10λ－
1.50)x4=0.
令：
g1=(0.50,0.20,0.05,0.10,20),
g2=(0.20,0.50,0.02,1.50,15),
g3=(0.05,0.02,0.25,0.15,30),
g4=(0.10,1.50,0.15,0.10,10),
g5=(－20,－15,－30,－10,0),
e1=(1,0,0,0,0),e2=(0,1,0,0,0),
e3=(0,0,1,0,0),e4=(0,0,0,1,0),
e5=(0,0,0,0,1).
以x1≥0.8,x2≥0.8,x3≥0.8,x4≥0.8,λ≥0为初始基本不等式组，初始基本解x(0)=(0.8,0.8,0.8,0.8,0)t，初始表如表2所示.
由于g5是等式的系数向量，以g5入基，g5的偏差7是正数，以该行的最小负元素-30为枢轴进行一次旋转运算，结果见表3，其中入基向量g5所在列已删除.
在表3中以g3入基以e5出基，结果见表4，其中出基向量e5所在行已删除.
在表4中，由于e3已是非基向量且偏差是正数，需考虑x3是否超过其上界，即－e3的偏差是否为负数.－e3的偏差等于1，见表4的列.但g1的偏差为-0.065是最小负偏差，应以g1入基.g1行的对角元素是正数，作主旋转g1e1，结果见表5.
至此模型中所有非基向量的偏差为非负，可得出案例中原问题的最优解为： x1=0.8+0.119=0.919,x2=0.8,x3=0.8+0.154=0.954,x4=0.8.因此迪源光电在进行该项目的风险投资时，4条生产线的投资额分别为18.38、12、28.62和8万元，同时将该项目4条生产线投资预算中的8.1%、20%、4.6%和20%，即1.62、3、1.38和2万元，共计8万元用于支付项目投资损失保险保费.在此情况下，迪源光电可通过投保科技保险在有效地化解自身风险的同时获取该项目最大期望利润.
4 结 论
本文将企业作为科技保险工作实施中的研究主体，综合考虑了企业的期望利润和科技风险（方差），构建了均值-方差投保比例模型，针对当前我国科技企业在投保科技相关保险时面临的普遍问题，真实地反映了科技企业决策者的技术创新意愿和规避风险心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科技保险具有节约风险防范成本，节省风险防范预备金，使企业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科技保险试运行推广阶段，应充分分析企业高层决策者的保险意识，有选择的进行科技保险宣传与推广.因此，现阶段科技保险工作的重心应该是增强科技企业投保的需求，扩大保险公司承保的意愿，提升政府引导科技保险工作的热情［9］.
通过武汉市迪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保项目投资损失保险的具体算例可以发现：虽然在科技保险实施初期政府补贴成为引导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有效方式，但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政府的扶持政策将逐渐减少.而针对如何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使企业在投保科技保险相关险种时，降低和分散风险的同时获取期望利润，本文在对具体算例的运算过程中，通过自编程序对投保比例模型进行求解，从而得出了企业投资项目组合的最优投保费用，对现阶段同类型科技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决策行为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另外，在模型求解部分本文运用线性不等式组的旋转算法避免了通常处理二次规划问题所需的松弛变量、剩余变量和人工变量［10］，因而操作简单，计算效率更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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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即资金的融通。本文所涉及的融资是狭义上的融资,即资金的融入。融资管理是整个财务管理三项核心内容之一,另外两项分别是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在这三项核心内容中,融资是整个企业的资金运作的起点,并且通过融资获取所需的资金是整个企业能够正常开展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前提。因此,融资策略的选择对于一家企业的经营业绩,甚至是生死存亡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有通过公司内部积累资金、以股本方式融资和以债务方式融资等,捐赠收入等项目来源并不稳定,本文不将其作为主要来源之一。从另一角度上看,资金融通可分为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长期融资包括普通股融资、优先股融资和长期负债融资、融资租赁方式等;短期融资主要有商业信用、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券和短期借款等。本文以第二种方式,即以长、短期融资来将其划分。
流动资产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资产有着周转速度快、变现能力强、形态多样化等特点。流动资产的管理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如何采用合适的融资方式来对流动资产进行融资也是公司一项必须要解决好的课题。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重要性更是愈发凸显。我国目前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在流动资产的管理能力存在不足。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传统体制固有的问题,也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研究不发达的缘故。
本文将采用风险中性的假设来逐步推导,试图寻求一种适合风险中性世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并逐步延伸,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流动资产融资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中国国情和风险中性理论,来深入研究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以寻找出合适的资产融资策略。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的介绍;其次是理论的回顾,这部分将对国内外传统理论研究进行介绍——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此外,也将对在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风险中性假设的理论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是进行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假设,进而推导出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第四是放开假设条件,进而假设出一个介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第五部分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寻求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后是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作出概括性的总结和对本文的局限性进行解释。
第二章理论回顾
流动资产概念与特性
流动资产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循环一次,即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各种存款、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短期投资等等。
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所包括的项目,便使得流动资产拥有以下几点主要特性。
其一,是周转速度较快。在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流动资产一般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其二,是变现能力较强。这在流动资产的诸项内容的构成中可以看到,现金项目自不必多谈,存货等项目可以通过销售变现。其三,形态多变。流动资产往往从货币形态开始逐步通过供应、生产、销售等环节,经由多种形态如实物形态、债权形态等最终回到货币形态。
这三项特性,其源头还是在于流动资产的“高流动性”上。流动资产顾名思义,其流动性在所有的资产中最高,这点在会计报表中也可以轻易看出,资产负债表中将各项资产按其流动性从高至低排列,而流动资产囊括了其上方的诸项资产。但是,强劲的流动性固然为企业的财务安全提供了保证,但是根据财务学中“流动性往往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的原理,流动资产也是所有资产中盈利能力较薄弱的。持有过度的流动资产,将会使得公司盈利能力不足,而过度持有固定资产则会使公司财务风险激增。现代流动资产理论真正研究的重心在于在抗财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两者之间权衡。
(二)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
在斯蒂芬·A·罗斯所着作的《公司理财》一书中,对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的策略做了总结。在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中,斯蒂芬·A·罗斯认为流动资产可分为永久性流动资产和临时性流动资产。永久性流动资产是指公司的营运循环跌至谷地时,公司依旧持有的流动资产,投入其中的资金是长期的。而与之相对,临时性流动资产是指会随着营运循环中季节性和循环性波动而变化的流动资产。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由于销售水平的长期上升趋势,因而往往对于总资产的需求从整体上也不断上升。因此推演出对于一家成长中的企业,其总资产需求量随着时间而表现出有长期上升趋势、并且围绕着这种趋势有季节性变动和不可预测的逐日逐月波动。
可以将之形象的刻画成下图:
如图2-1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总资产需求曲线呈波动向上,并且这种波动趋势无任何规律可寻。在总资产需求曲线的波动向上的过程中,有一条向上的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的下限以上部分,就是临时性流动资产,在这一下限以下部分,就是由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的永久性资产。在图2-1中,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被严格区分为上下两部分,事实上这两部分都是永久存在的,并无明显界限的,只是固定资产在短期内不会上升,而永久性流动资产会随着经营业绩的上升而逐步上升。
在如何解决流动资产融入资金的问题的实质是资本收益与财务风险之间的权衡,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融资策略——保守型融资策略、进取型融资策略和适中型融资策略。
保守型融资策略采用了温和的策略,认为公司的稳健重于盈利,因而不仅以长期性资金(如股本、长期负债等长期融资)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更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通过临时性资金(如短期借款、短期有价证券等短期融资)融入。
如图2-2。
进取型融资策略则是走到了保守型融资策略的对立面,只采用部分长期资金来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及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都采用短期资金来融入。该种经营者往往将公司的利润置于第一位。
如图2-3
适中型是以上两种方法的折衷,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而用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如图2-4
这三种不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经营者价值观,很直白的体现了三种融资方式。但是其间的高下,并无法直接通过以上直观的表述得出,要结合确实的环境来得出。
以下,我将引入风险中性概念来进一步进行解释。
(三)风险中性世界概念发展回顾
风险中性定义始见于金融领域,主要用于对期权、期货的定价。风险中性假设和风险中性概率在赫尔的《期权、期货和其它衍生证券》等关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书籍中常有出现,风险中性概率在DarrellDuffie的“DynamicAssetPricingTheory”中有所描述,风险中性和风险中性概率在宋逢明着的“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中也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风险中性最初是在Black-Scholes微分方程[注1]中出现。
Black-Scholes微分方程是用于为期权或与期权相似的拥有选择权的投资项目的定价或估值公式而被广泛应用。在Black-Scholes微分方程中没有任何与投资风险偏好相关的变量,在该方程中出现了以下变量:股票的当前价格、股票价格方差、期权规定的执行价格、执行时间和无风险利率,这些变量都独立于风险偏好,这是因为与投资者风险偏好密切相关的股票预期收益率这一关键变量已经在方程的推导过程中消除。从而在对期权进行定价时,任何一种风险偏好都对期权的估值不产生影响了。
[注1]Black-Scholes方程的公式为;
其中Ct为t时刻看涨期权的价格;St为股票t时刻价值;X为股票的执行价格;
N(d2)为风险中性世界中期权的执行可能性,X·N(d2)为执行价格乘以支付执行价格概率;St·N(d1)·表示以下变量:风险中性世界中当执行时股价高于执行价时,该变量等于股价,其他情况下都为0。为股票价格波动的标准差;
rf为无风险利率,T为执行时间。
,。
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第11章,第216页,(华夏出版社)
在此以后,该方程还额外提出了一个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这个世界就是风险中性世界。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我们就可以用任意的收益率来代替预期收益率,进一步我们可以用无风险利率来替代证券的预期收益率。此后,有学者证明把在风险中性世界中求出的Black-Scholes微分方程解放到风险厌恶世界中时也是有效的。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投资世界的风险中性假设便是指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便蕴涵着: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无风险利率。
以上是风险中性在衍生证券定价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Hull从实用角度(1993),Wilmott、Howison和Dewynne从微分角度(1995)对衍生证券定价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使得风险中性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但其使用范围依旧被局限于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定价领域。
(四)风险中性概念定义
风险中性在之前的Black-Scholes微分方程在期权等衍生证券的应用的介绍中已经基本给出了基本描述:
风险中性是指投资者对于任何投资项目不考虑这一项目所包含的风险,不要求风险溢价,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的情况。
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世界被称为风险中性世界。
风险中性世界是与现实的经济环境不同,现实的经济经济环境被认为是风险厌恶世界。在现实的风险厌恶世界中,投资者并不会无视风险。对于风险厌恶者往往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而风险偏好者也不会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中所包含的风险程度,要求不同的风险溢价,以寻求风险补偿。
本文所采用的风险中性定义与在衍生产品定价中采用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在此后的论述中,将不再涉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问题,仅仅借用风险中性及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三章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原有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和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介绍后,本文将通过一系列假设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风险中性世界的概念进行介绍后,我在此处定义一个更为具体的“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以方便此后的分析,并且区分下文我将定义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
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的上升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将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在此处,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非常苛刻,与现实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对于简化讨论过程有着重大的帮助。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假设之后,实施上排除了以下几点因素:第一,风险对于企业的影响。第二,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因素。在进行了如此的假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项投资项目的价值的影响仅仅被限制在了流动性方面,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简化对于问题的讨论。
(二)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定义之后,本文将对市场对于公司采用的对于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的选择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论述。
1、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本文首先对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往往通过冒险的手段,不仅以临时性资金融入临时流动资产,更是以临时性资金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只有部分的通过永久性资金融入。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通过4.1节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只只取决于流动性,即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高于短期的融资成本。这样的话,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改变,则尽量采用临时性资金会貌似会更有利。
但是,采用临时性资金短期融资是否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呢?从目前主流的财务学中来看,将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划分为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及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等。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一般不会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而真正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下将从这两方面开展分析。
偿债能力分为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之分。考察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权益乘数和已获利息保证倍数等;考察短期偿债能力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长期偿债能力主要与企业的长期经营有关,而对于短期负债和刚性债务的偿还多与短期偿债能力相关,因此本文所指的偿债能力为短期偿债能力。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本文对其的假设条件1: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和假设条件2: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而提高要求的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因而,企业的破产风险被大大的降低了。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由于假设4: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和假设5: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公司即便风险已经很大,依然能够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融通足够量的资金。特别是假设2,由于在这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投资者不会因为一家企业的风险而选择规避。这就保证了企业无论面临何种财务困境,都能够轻松融到资金而度过难关。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任何的一家公司无论其规模大小或经营业绩和蕴涵着的风险,都没有因偿债能力被逼至极限而破产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的企业的偿债能力都趋向于无穷。
从获利能力角度分析,当公司所需求的临时性流动资产量一定时,在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下,流动资产的融资成本就可划分为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和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和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设融资总成本为A;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A长1,用来融入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1,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2。于是就有A=A长1+A短1+A短2。在这三项中,由于流动性越强,其盈利能力越弱,因而对于投资者来说,给出的临时性流动资金的使用价格低于长期资金的使用价格。因此,在资金的来源无限的情况下,更多的使用临时性资金的确使得资金总成本更低。此外,使用临时性资金还有另一项优势,那就是灵活性。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并不稳定,拥有临时性的资金可以迅速根据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省去了由于持有过量的流动资金而产生的融资成本。
2、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通过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与其相反的保守型融资策略进行比照。
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不愿冒着资金短缺的危险,因而不仅是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也有一部分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是通过临时性资金融入。
从偿债能力上来看,由于公司的一部分流动资产是以长期资金的方式融通,因而在一般状况下较进取型流动资产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但是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如前文所述,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是几近无限的,因而同样是抗风险能力是无限,因而事实上保守型和进取型在这个世界中的偿债能力是相同的。
再从获利能力角度进行分析,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采用了更多的长期资金来达到融通流动资产的目的。设融资总成本为B;用于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成本为B长1,用于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的长期性资金的成本为B长2,用于融入剩余临时流动资产的临时性资金的成本为B短1。于是有B=B长1+B长2+B短1。在这三项中,很明显,B的构成中,短期资金的比重远远低于A,(B短1<A短2<A短1+A短2)。短期资金的比重下降,会引起融资总成本的上升。此外,在采用了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后,由于长期型资金是无法在短期内增减的,因此当处于如图2-2中所示的总需求最低点时,多余的资金将造成无谓的损失。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成本高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3、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介于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之间,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以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在偿债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与以上两种策略相同,抗风险能力都是趋于无限。
在盈利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成本介于两者之间,设融资总成本为C,设用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C短,用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C长。在适中型中的短期资金比例介于进取型和保守之间,(B短1<C短=A短2<A短1+A短2)。此外,由于适中型采用短期资金融通临时型流动资产,因而不存在因为资金闲置而产生的无谓损失。因此,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盈利能力介于进取型和保守型之间。
(三)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通过上文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由于企业可以通过不受任何限制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因而无论采用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都没有因为财务拮据而发生财务拮据成本甚至是破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其偿债能力都趋于无穷。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采用何种融资策略都不影响其偿债能力。
再从获利能力上看,我们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分析,即RWACC,本文所定义的这种RWACC,不是以债务或股权来区分其资本结构,而是以长短期资金来划分其资本结构。设以L代表长期资金,S代表短期资金,RL代表长期资金成本,RS代表短期资金成本。因此,RWACC可以改写成: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由于RL>RS,因此使得S的比重增加,有利于使RWACC下降。在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前文已论述指出:
B短1<C短=A短2<A短1+A短2。因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取了最多的短期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其盈利能力最强。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其次,因此其盈利能力居中。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最低,因此其盈利能力最差。
我们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可以进行进一步推论:应当在资本结构中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进行融通。
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令L=0,S=L+S,则公式变为,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等于短期资金成本。
所以,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是采用极端进取的理念,将全部资产——而不仅仅是部分的流动资产,都以短期资金融通。
第四章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了分析后,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可以无限制地融通资金事实上就意味着市场上的资金是无限量。这一假设与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假设向左,因此,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我们就需要更改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进行了假设与分析后,本文将更改假设,使其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对于“有限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虽然不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这个“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投资者不再是对于风险完全漠然了,虽然市场上依旧不存在风险溢价行为,但是投资者已经是风险厌恶的了,他们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
(二)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对于不同风险的项目,投资者已经不再是毫无顾忌的进行同等投资了,因而在市场中不存在无限资金的情况了。因此,要对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重新分析。
1、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原先“完全风险中性市场”的第二条假设被打破,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已经改变。因此,本文将在这两方面重新进行分析。
从偿债能力上看,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对于不同风险的公司依旧不产生溢价,但是当公司的风险上升后,其能够在市场上通过信用或股权融到的资金总额会下降。也就是,之前完全风险中性市场中的无限偿债能力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不存在了。公司因无法偿还到期资金而将发生财务拮据成本,更为严重的会导致公司的破产。采用了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临时型流动资产的总额,当短期资金到期需要偿还时,发生流动资金不足以补偿债务的可能性很高,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临时资金用以融通永久型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往往是由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等构成,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往往较差,即便成功变现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折价,公司的财务风险极大。
从盈利能力上看,采用进取型的融资策略的融资成本中支付给投资者的部分,较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财务拮据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拮据成本中,不仅有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由于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强行变现而导致的折价损失,还有因为公司由于财务状况不稳而导致经营者无心经营,员工对于工作产生懈怠和对公司的信任度下降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对于生产经营需要有必要的流动资产,当被迫变卖流动资产以偿还欠款时,就会由于如原材料等资产的不足而无法充分的发挥生产潜能,造成机会成本。此外,财务危机的发生,也对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的信心产生打击。
因此,事实上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总成本为: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其中,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向关系,而财务拮据成本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正向关系。因此,在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不再简单地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比。
2、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相对于进取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缺点的逐渐显露,保守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却逐渐展现出其优势。
从偿债能力角度看,保守型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量少于临时型流动资产量,因而其安全性较高。由于长期资金往往会转换为存货等不易变现的资产,而短期资金会以现金和短期投资的有价证券形式出现,因此速动比率和支付能力系数会较进取型高,因此其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远远小于进取型。
在盈利能力方面,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上,依旧高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但是,在因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上却小于进取型。财务拮据成本是由于公司的不合理借债和过度借债产生,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其债务结构优于进取型,其长期资金比重高于短期资金。并且,如前文所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会极端地完全采用短期借款进行融资,而保守型策略的选择者,在长期资金的筹集中,相当一部分会采用股本这一永久资金形式筹集,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因此财务拮据成本小于进取型。
3、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与,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相似,其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依旧是介于保守型策略和进取型策略之间。
因此,本文在此就不再作更多的赘述。
(三)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对三种融资策略进行了逐项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不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风险对于投资者开始产生影响,偿债能力三种选择策略不再相同,进取型的风险上升至三者中的最高,而保守型为三者中的最低。
此外在盈利能力上,也无法简单地用RWACC进行完全衡量,除了在作出融资决策时可明确预知的长短期融资成本外,还要加上由于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
正是由于“风险”这一变量的介入,使得原先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作出的采用极端进取型融资决策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何种策略最佳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无法简单作出。
因为,融资总成本=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流动资金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再是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那样永远地与融资成本成反比,它与财务拮据成本呈正比。因此,无法简单地得出结论。
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为合适,要结合经营管理者对于可能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预期与其自身的风险厌恶程度,方能得出。
第五章在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下策略的选择
在对完全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回到现实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此,针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本文对其现实世界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有风险溢价,对于蕴含着不同的风险的投资项目,要求不同的投资回报率。
在“真实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不仅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还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有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成本包括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外,还有交易费用、税收等。
资金的融入是有时间间隔,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在作出融资决策后,无法立即获得所需资金,要通过一定交易时间间隔,如谈判时间等。
发行股票或债券有准入门槛。
存在政府,即有政府的市场干预和税收问题。
现实经济环境并不符合任何的一条完全风险中性或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风险中性假设的理想世界的彻底被打破引入了更多的将会影响决策的变量,其中发生了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风险溢价的被引入。
风险溢价使得原先在分析盈利能力时,对于投资者不会因为风险增长而造成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的假设被打破。当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时,其所蕴涵着的风险上升会导致资金提供者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率。债权人会提高借款利率,而股东会要求更高的分红比例,以求抵补他们可能遭受的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时,会带来的损失。因此,公司由于大量地采用了短期资金进行融通而产生的较低的融资成本,会被资金提供者所要求的更高的回报率所缩小,甚至是抵消。因此,原先进取型融资策略在融资成本——也就是盈利能力上的优势被进一步缩小。而其所可能遭到的财务风险并没有因为融资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反而因对于利息或股利欲求的膨胀而雪上加霜。
与进取型策略不同,保守型策略所遭到的风险溢价将会较小,因为其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远比进取型来得小。同时,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抵抗财务风险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反而增大。
最后,结合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即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保守型流动资产管理策略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
由于中国目前公司的诚信度较低,因而理性的公司应当采用相对较紧的信用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因而在中国如果采用短期资金融资,就有可能要面临更短的还款时限,和更多次数的进行借款。这对于一个有摩擦的市场是不利的,因为每次签订借款合同并不能及时履行,并且交易成本的介入会加大其财务成本。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往往较为薄弱,这也就意味着发生超出公司原先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现超出原先预期,当短期资金到期,而流动资产中的非现金项目又无法按照原计划转换成货币形式时,财务危机就发生了。因此,比照发达国家的流动资产管理体系,中国薄弱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又加剧了风险。
结合以上两点,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和流动资产管理现状,本文作出以下结论:在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下,应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第六章总结及局限性分析
本文采用了两种风险中性假设来逐步分析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其适用范围最为有限,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得出的结论却最为明确而又直接:采用极端的进取型融资策略,即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融通所有资产,可以使得融资成本最低。这是由于在完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公司的偿债能力是无限的。
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将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放宽成后,风险开始产生影响,进取型的融资成本优势就被由于风险而造成的财务拮据成本而减小。
最终,所有条件放开后,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现实情况,风险因素进一步加强。因此,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更为有利。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假设进行分析,这也就使得本文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于风险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因素被弱化了,可能导致本文结论的失真。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倾向于定性分析,而缺乏数据的支撑,使得本文结论与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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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option_pricing_the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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