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不难发现,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但是自秦汉之后,占统治地位的是儒、释、道三家,它们的思想内涵影响了以后的历朝历代。因此,我们讨论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必须要了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内涵。简单来讲,儒家的道德观念主要表现在“仁爱”这两个字上,自汉代以后,儒家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释家的道德观念主要表现在“慈悲”两个字上,主张众生平等,与人乐、怜人苦;道家强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三种意识形态有着共通的主旨,表现为“仁”、“善”两个字。笔者在这里主要论述“仁”所包含的内容。“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所在,其本质为“爱人”。“仁”字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亲相爱、和谐共处。人在肯定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肯定,这种“爱人”的精神与行为,与释、道两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价值与应用
(一)“仁爱”精神的价值与应用
“仁爱”精神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之一,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建立了准则。根据这一准则,我国在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加强自我修养、宽以待人、舍己救人。从“仁爱”精神层面来看,它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时代已经来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然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交往更加频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需要学会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如何融入社会,如何与大自然相处,这些都是每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我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中获得经验,即坚持以人为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必须从小培养他们团结友爱、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如此我们的祖国才更有希望。
(二)自强不息精神的价值与应用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今天,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这种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才能够顺利进行,才不会出现中断。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才取得了今日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必须发扬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中汲取养分,才能够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公”、“忠”精神的价值与应用
“公”与“忠”这两种道德观念指的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大公无私,要对国家、民族、集体绝对忠诚。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抛弃个人利益,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集体利益,这是一种爱国情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更加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知道,现阶段我国正在逐步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道德文化建设仍然是以集体主义为主。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公”、“忠”道德观念是现代集体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源泉。因此,我们要在继承与发扬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不断加强现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使之更具中国特色,以期焕发出新的光彩。
(四)伦理关系的价值与应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非常重视伦理关系,这里的伦理关系主要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进而推及他人、社会,以此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在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西方生活理念对东方生活理念的巨大冲击,使现代人的家庭观念十分淡薄,离婚率居高不下,很多儿童成长在单亲家庭,缺少必要的爱护与教育,使部分儿童误入歧途,致使青少年犯罪率不断增长。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经济发展越快,物质生活越是丰富,越要提倡传统伦理观念,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以牺牲传统社会道德为代价,这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培养与教育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加强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重新焕发光彩
我们在构建现代道德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当代道德体系建设,应是以现代的形式出现,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我们仅仅是从中汲取符合时展的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够使现代人接受,更容易扩大影响。绝对不能将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强加给现代人,否则,就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反倒成了一种历史倒退。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今日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平显然比封建社会进步得多。所以,需要将现代道德观念放在主体地位,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提炼、整合,巧妙地融入现代道德文化体系之中,使现代道德文化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具有现代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道德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二)继承优秀的传统教育方式
传统教育方式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普遍,主要有观念灌输、行为表彰等方式;二是借助宗教进行传播,虽然宗教普遍带有唯心色彩,但是它在“劝人向善”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民间传播,比如以评书、戏曲的方式进行;四是文人雅士的名言名句;五是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比如《三字经》《弟子规》等文学作品的流传。这些传统教育方式对于我们进行现代道德文化建设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比如在对“见义勇为”事迹的宣传上,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的层面上,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这些事迹就会慢慢淡忘。如果借鉴古代的教育方式,就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比如通过各种媒体对英雄事迹进行表扬之后,再配以物质奖励,同时完善法律制度,使被表彰者能够享受长期有效的优惠待遇,这样其示范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再比如重视民间传播、启蒙教育等,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借鉴意义。简单来说,我们在构建现代道德文化体系的过程中,要更加生动、具体,这样才能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使宣传教育工作更具实效。
关键词:道德传统道德建设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创造出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而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秩序和自我人生规范的自觉理性约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主宰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含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和内容，今天社会所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我国优良的文化道德中找到渊源。
如“夙夜在公”、“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献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气节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节约精神;“满招损，谦受益”、“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吾师”的谦虚谨慎好学的精神;“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言为重百金轻”的诚信美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待人处事原则;“克已”、“内讼”、“养心”、“慎独”的道德品质要求等等，都是我们应加以推广的优良传统。无论时生怎样的变迁，也无论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文化内核都会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坐标和导向作用，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正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富裕发挥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拜金主义、坑蒙拐骗、黄赌毒等消极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沉渣泛起，本只限于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却被一些人当作基本的人生信仰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方式。这些就为我们今天的道德体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要求，而对传统伦理道德精华的提取与吸纳就有了其现实的紧迫性，下面我们就从现代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三大领城，探讨一下中国传统道德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传统伦理道德对杜会公德建设的价值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对社会风气的好坏起着最直接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德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完善，因此全社会应承担起促进我国社会公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但其需多层面去努力。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家国同构”，因此，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四端”以及董仲舒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理论，都含有基本的公德规范在内，这些规范只要剔除糟粕，经过加工改造，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德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就爱国而言，当今社会尽管每个普通公民与国家的利益关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每个人在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的地位也会不断的调整变化，但每个人所负有的维护国家尊严、统一和声誉的义务是永远不会改变和不可推卸的。古人“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的古训，近代梁启超“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的名言等等，这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就团结友善而言，是我们待人乃至于对待其他动物和自然界必须遵守的道德信条。我国古代贤哲历来主张以“仁爱”、“友善”待人。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孟子也说:“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孔孟的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思想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利益矛盾频生，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精神，仍然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安定，民风美善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公德建设的价值启迪，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讲，还体现在诸如“慎独”境界的追求和敬畏之心的培养等，《中庸》曾有“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有极多的诸如元代哲人许衡不食无主之梨的道德佳话流传。在我们的公德建设中，“慎独”境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生活通常是与众多陌生人相处，因此公德最需要人们有高度的自觉性去维护。
二、传统伦理道德对职业道德建设的价值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中关于职业道德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尚书》中记载了官吏的道德规范，“宽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孙子兵法》中对军人有如下的规定:“将者，智、信、仁、勇、严”。对医法的记载，有从《黄帝内经》中“疏五过”、“征四失”到扁鹊“随俗而变”的高尚医德，这都表明我国古代职业道德思想的产生几乎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一样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现代启迪，首先表现在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干的传统伦理的“义利合一”这一基本原则的现代意义上。职业道德与职业的功利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如何在职业谋利行为中遵守基本的道义原则，使谋利行为与道义行为达到内在的统一，是职业道德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一个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传统道德历来主张义利合一的基本原则:见利思义，不谋不义之财，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意在此;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自觉遵守义大于利的原则，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
这些思想对我们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义利观，改变某些领域里维利是图的不良倾向，有着极富针对性的启迪作用。传统道德对职业道德的价值，还体现在许多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如为政者的职业道德，孔子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一思想对今天为政者形成正直、清廉、刚正、公正的职业道德无疑有重要意义。又如教师的职业道德，韩愈在《师说》中把师德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基本规范，这对今天的师德建设有启迪意义。还如医生的职业道德，古代医学著作中有不少内容:“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亲、无自妄尊、不可骄饰”;“疾小不可云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用药无别”等等，这些对今天的医德建设显然有着借鉴意义。
三、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道德建设的价值
家庭美德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根据其总的道德要求所制定的，调节人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家庭道德反映出一定阶级社会整体道德水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道德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家庭暴力、离婚率上升、虐待老人儿童、重婚现象增多等等。这些不道德行为破坏了家庭婚姻关系，危害了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对公民进行家庭美德教育。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言行严格地受到道德价值的制约和与牵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事物和行为的好坏，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遗产。这些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先秦时期的孕育发展，到汉唐时期的抽象发展，再到宋元明清的辩证综合阶段，它是在儒、道、佛、玄、理等各种思想文化之间长期接触、冲撞、交流、认同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整合而成的。
1、先秦时期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孕育发展于先秦时期。从上古的神话和《周易》中，我们从中就发现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某些基因。中国古神话极其丰富，从中传达出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极其丰富，概括出来有：崇尚道德而不崇尚武力；惩恶扬善，善恶报应；重天命而轻命运。而《周易》则构建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框架：“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等。这是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给后世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以深刻而永恒的影响。西周时期，为适应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换的需要，确立了一个适合其转换需要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周礼，这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范式。西周以后，开始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百家争鸣，以此为契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孕育、发展起来，它吸收了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其中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发展的主流。
面对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子力图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他在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者爱人”，因此,“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其出发点是以“孝悌”为核心的未未之情，“仁者，人也。未未为大”；由此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展为整个社会的伦理原理和道德情感。“仁”是一切德性的生命根源和发端，又是最高层次的品德和德性的最高境界，同时还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并将其系统化，他提出的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说，性善论、修养论、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成为整个伦理道德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本的框架。
2、汉唐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正统的思想。董仲舒改造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提出了适合大一统封建社会需要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至此，影响中国长达几百年的封建伦理体系初步形成。董仲舒抓住了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妇“三伦”，以此最为人性的根本，这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最本质的方面。在先秦时期的“五伦”关系中，虽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有可能被歪曲而片面强调单方面的忠、孝和敬爱，但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的，具有道德价值的相对性，特别是它强调了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在上的率先垂范作用，颇据人情味，而董仲舒的“三纲”，强调的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是双向的人伦关系蜕变为一方绝对服从或遵守另一方的分位和特权，绝对履行一方对另一方的道德义务，并在父子、夫妇关系之上，冠以君臣分位，君成为凌驾于诸伦之首的最高道德权威，全体臣民都要无条件地向君履行道德义务--尽忠。这样一来，中国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就开始被凝固化、教条化、绝对化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受到冲击，在儒道伦理道德思想的相互激荡中，产生了玄学伦理，它企图将道家的“自然”价值观和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的矛盾，但由于它片面地吸收道家的思想，以至于形成了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稳定发展时期，与这种社会环境相适应，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又出现了新的精神形态：隋唐佛学。隋唐佛学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的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和“得”、道德和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向契合，特别是禅宗的顿悟、体验的修行方式与儒家修身养性理论实践有相通之处，因此，它又成为向儒家伦理回归的中间环节。
3、宋元明清时期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单一的儒家伦理与儒道释相结合的伦理道德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于是，一种融合了孔孟儒学、董仲舒官方儒学以及玄学、道家思想、佛学伦理的“新儒学”伦理--宋明理学伦理诞生了。
新儒学伦理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据代表性。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天理”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人伦者，天理也”，(二程《外书》）“理者，五常而已”，(朱熹《庵文集》）这就说，人伦五常即天理，这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样一来，人间的伦常之理便上升到天道的法则，纲常名教不仅具有本然的根据，而且具有了神圣性与永恒性。程朱理学伦理把这种“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灭尽人欲之私利，方可恢复和光大天理，完全把所谓的道德、正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以抽象的道德原则抹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要与追求。在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的正当需要被漠视，社会的本质被扭曲，国家的贫困被保护，造成一种越远离物质利益，品德就越高尚的虚假道德形象。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这种伦理道德思想在与封建政治相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则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
陆王心学则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即“理”不在“心”外，而在“心”或“良知”中，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主观的道德观念都根源于人心，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也就是经过“破心中贼”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的功夫，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宋明理学伦理在沦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被新的伦理道德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
1、道德范畴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道德范畴，概括起来主要的道德范畴有：仁、义、礼、智、信、诚、孝、悌、忠、廉、耻、勇、德、谦、和、勤、温、良、恭、检、让、宽、敏、惠、直、中庸等等。现在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其广泛的道德范畴。据统计仅在《论语》中，孔子讲到“仁”就有109次，基本的含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人之为人就是在于有一颗真诚的爱人之心；“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实行的方法。
义，《礼记.中庸》讲：“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指出：“行而宜之之谓义”，义的内涵是适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主要用来区分和处理公与私、付出与获取、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儒家强调义，而轻视或否认“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强调义，孟子更是主张舍生而取义。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即“义者，利也”，王夫之、颜元等也主张义利并重，颜元更是提出提出“正其谊（义）以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的主张。
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伦理范畴，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见，礼的内涵是理，理是内在的根据，节是言行的限度。君子无理则不敢妄动，无节则不敢妄为。“不学礼，无以立”，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礼，言行没有节制，是不能被社会所接纳的，也就无法立身成业。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恭、慎、勇、直固然是非常需要的，但仅仅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恭而无礼则劳（即劳烦），慎而无礼则葸（即畏惧、怯懦），勇而无礼则乱（即闯祸），直而无礼则绞（即尖刻）”(《论语.泰伯》）。礼又是要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安宁、家庭的和睦的主要手段，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之所先，莫大乎敬”、“安国家，莫先于礼”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智的内涵是思维，其外在形态是知识，其最高的能力是智慧。孔子认为，智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一个智能很低的人，不可承受重大的责任。因为力不从心会毁了他，不能驾驭局势就会祸国殃民。在这个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智与德是紧密相连的，智的内涵是思维，但并非所有的思维都能成为智慧，有的产生奸诈，有的产生虚伪，能否产生智慧，取决于品德，为国为民，必生智慧，损人利己，必生罪恶，而品德源于心灵。心正自然生慧，心邪自然生奸。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
信，是威信，是信用，是人格，是人心。所以，信用是人格的证明书，是社会的通行证，是权威的分水岭，是人心的试金石。孔子看到信用对个人、对国家的作用。对个人而言，信是人格，言而无信的人是没有什么人格可谈的，所以他要求人们能：“言必信，行必果”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的秩序的维系靠权力，权力的行使在于威，权威的树立在于信。事实上，德者生信，信者生威，威自信出，信自威行。
廉的涵义是公正廉洁，廉是是一种政治伦理。明代的洪应明说：“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由此可见公正与廉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控制的功能。廉是“吏德”，“居官廉，百姓福；居官贪，百姓害”，因此，“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廉事关政权的兴衰，“廉者，政之本也”，公生明，廉生威，廉才能“政通人和”、事业兴旺，天下太平，而“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则祸败敌亡亦无所不至”，灾祸、失败、动乱、亡国，就在眼前了。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是一种道德意识。耻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错误行为的否定。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在国家兴旺是，自己贫贱，说明你没有为国家尽力，而引以为耻；相反，在国家危难时期，你个人却发国难财而富起来，更是可耻。耻辱还是个人对自身行为社会评价的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悟性，一个人有羞耻之心，才能保持自尊和人格，才能弃恶从善。
三、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及其丰富，这些思想当然并不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一些包含封建糟柏的东西，对于至今仍然有正面影响的传统美德我们应加以发扬光大，而对于糟柏则应抛弃。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概括，中华民族有十大传统美德：
1、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仁”的根本是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家庭内部的孝悌之情扩展到社会就有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的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
2、谦和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处世的重要美德。所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作为伦理制度的“礼教”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作用，但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通过礼，节制人们的行为，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讲礼貌，守礼节的传统美德。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的美德。所谓“谦”，即谦虚、谦让，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所谓“和”就是和气、和睦、和谐，其集中体现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和睦相处，因此，“致中和”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认为是君子的重要品质。
3、诚信知报。中国传统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其道德理念中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的基本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所谓诚者，毋自欺也”(《大学》）“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美德，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追求内心的光明真诚。“信”与“诚”是相通的，诚实不欺，谓之“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报”即知恩思报，这是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又一传统美德，所谓“投之木瓜，报之桃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都表达了这种思想，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不能忘，应当知恩思报。
4、精忠爱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生存与发展中，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了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对其具有强烈的依恋意识；同时它又是爱家爱亲情感的升华，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道德中，爱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这种观念被提升为精忠报国爱国主义精神后，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这种精神成为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它对于中华民族重气节、尚情操的风尚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正是在这价值取向的影响下，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成仁成义”的正气歌。
5、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熏陶了一种群体本位的精神。国家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体现。在大一统的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以国家统一为乐，维护国家统一是民族之大义，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最大的群体利益，人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人们以江山分裂为忧，以分裂祖国为耻，凡是卖国求荣、分裂祖国的，都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传统道德认为，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孔子就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自我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立人达人，首先以立已达已为前提，同时，主体在立已、达已时，又应推已及人，由立已、达已而推展到立人、达人。把立已与立人联系起来，也就意味着人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导向群体的认同，群体的认同在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便表现为“群而不党”的原则。
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中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然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6、修己慎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端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
7、见利思义。义指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则泛指个人利益、功效。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贷》），他要人们努力去追求义，即社会公利，为社会多做贡献，用社会公利限制、约束个人私利。中国传统道德并不否定利，对于合“义”之私利是承认的，“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二程集》第365页）。不过，利固然不可一般排斥，但利的追求必须始终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子贡向孔子请教“完人”的条件，孔子说了三条，其中第一条是“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很明显孔子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孔子还要求人们“欲而不贪，正确地对待利益的“得，而对待利益的“失，要做到没有怨悔。但是传传统道德对于合义之私利，并不加以提倡，有时对于私利是轻视的，并把追逐利的人称之为“小人”，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8、勤检廉正。中国人民历来以勤劳节检、廉明正直著称于世。孔子提出“温良恭俭让”为重要的道德要求，老子提出人生有“三宝”--慈爱、勤俭、谦让，墨子提出了“节用”，反对浪费。中国古代道德还十分重视清正廉洁，儒家就非常推崇尧、舜、禹的廉洁勤政品质，“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丨”（《论语.泰伯》舜禹是多么高尚啊丨身为一国君主管理着天下，整天为老百姓操劳，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儒家主张“非其道”、“非其义”不取（《孟子.告子上》），反对官吏贪污受贿，那些“不辨礼义而受之”的贪官污吏，是“失去本心”（同上）的人。儒家廉洁勤政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道德。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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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一、把传统美德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爱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大节”，我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仁人志士，如“北海牧羊”的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等。这些仁人志士至今受到人们的称颂，这是因为他们具有“舍己为国”的高尚精神。教师应通过讲解爱国志士的感人业绩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从而增强学生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二、把传统美德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中国人历来把“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价值坐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为历代所颂扬。我们可以把“先忧后乐”作为青少年的格言和道德准则，用以激励中小学生热爱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三、把传统美德教育与遵纪守法的行为规范教育结合起来。早在两千多年前，曾子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古人还倡导“责己严，待人宽”的原则，这都说明我国古代就有勇于自我批评、加强自身修养的传统。这对教育、引导中学生严于律己，加强道德修养，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孝敬父母、尊敬师友结合起来。古人所讲的“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思想精华。“仁”的核心是“爱人”，即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只有在家庭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在学校尊敬师长，尊重同学；在社会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好的社会风尚才会蔚然成风。
五、把传统美德教育与文明礼貌教育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文明礼貌。“与人为善”、“平易近人”、“推心置腹”等成语即说明了人要以善良、谦让、诚恳、宽容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只要教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六、把传统美德教育与立志成才教育结合起来。古人在成才教育上倡导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精神。如大禹为根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屈原为挽救楚国的危难而“上下求索”，还有“铁杵成针”、“羲之墨池”等故事，表现了古人有一股为实现理想而甘愿吃苦的决心与恒心，这无疑是我们民族精神中的精华，对教育学生成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浅谈中学生心理障碍与疏导
怀集一中黎丛祥
所谓学生心理障碍是指学生在校正常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不健康心理症结及言行表现。在多年的班主任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些学生不认真学习，成绩不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学习中的心理障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过调查、研究和观察发现，影响学习的不正常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1、恐惧心理。这类学生学习基础差，常常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学习任务。他们既怕老师检查作业，课堂提闪又怕在家长面前暴露自己的学习实际，受到训斥、和惩罚。经常处在恐惧状态中。
2、对学习冷漠，绝望心理。这部分学生多是学习后进生，由于长期学习上的后进状态，失去学好功的愿望和信心，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整天抱着混日子的态度。
3、怀疑心理。这部分学生智力同有缺陷，也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但缺乏自信，总是对自己独立完成作业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在独立思考总要和别人对答案，甚至抄袭别人作业，影响了学习成绩的提高。
4、依赖心理。这部分学生的主要表现是缺乏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性，对学习不刻苦，不认真，常需寻求他人的帮助。这些学生家庭生活条件好，请有家庭教师或父母辅导功课的能力，认为课堂上听不听，会不会没有关系，反正有家庭教师或父母辅导、帮助，久而久之，养成学习依赖别人的习惯。上述不良心理状态构成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心理障碍。为了排除学生的心理障碍，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可以开展“我的理想是什么?”、“寻找身边有理想的人”等活动，使他们正确对待人生，树立远大理想，消除前途渺茫的消极情绪。
(2)创造教与学的最佳情绪和环境。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其理”。只有当学生认为教师可亲可信，感情和谐、融洽，乐于接受教师的教导时才能有好的学习效果。总是在课间和学生一起玩、谈心、说笑话，帮助学生精神放松。上课前注意安定学生情绪，组织好纪律，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下听课，思考和做练习。这种良好的教与学环境，对消除学生学习的心理障碍起到很好的作用。
(3)对学生以诚相见，以心换心，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我在和学生接触中，主动告诉学生我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存在许多缺点和弱点，也经历过青少年过渡期，在思想上也有过许多矛盾和烦恼。学生的情感和我融于一体，使他们感到我是真正理解他们的欢乐与痛苦的，是他们可以信赖的真心朋友，因此，愿意向我倾吐内心的烦恼与秘密，这就使我能够及时地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帮助他们解除烦恼，保证他们专心学习。
(4)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不断加温，使冷漠变热情。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及时综合给以音定和鼓励，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培养其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不断加温，这样，就会使冷漠变热情，使对学生有绝望心理的学生变得积极奋进。
解开思想疙瘩，排除心理障碍，这是一门教育艺术。每个学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各种思想疙瘩，老师要努力使他们早日放下包袱，轻松愉快地向着全面发展的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班级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基层组织，班主任通过组织和领导班集体实施对全班学生的教育工作。加强班级管理，则是班主任这项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形成具有崇高的统一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集体舆论、自觉的纪律和优秀的传统的集体，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若能有效地利用人、财、物、事件、信息等管理要素，加强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心理指导和情感沟通，就能协调步伐，从而和谐、愉快地共同创造一个有凝聚力、有朝气、有活力的班集体，实现班级管理的高效率。
一、要加强心理沟通，以求得班级群体对管理目标在心理上的认同
在班级管理理活动中，经常出现学校和教师对班级提出的要求与同学心理有差距，班主任要从全局出发，及时沟通，纠正学生心理上的偏差，使学生的心理趋向与群体目标保持一致。如学生对学校分配的任课教师有看法，班主任就要及时协调、沟通。94年学校安排了一位老教师来任教本班的语文课，一段时间后，学生纷纷来我处反映该老师上课节奏慢、音调低、不善于课堂管理等，要求学校撤换其他教师来任教。我了解到一方面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过于偏激，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学校不可能就此撤换一位勤恳工作多年的老教师。我当机立断决定对学生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和协调，一方面对学生的要求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向学生介绍该教师的光辉历程及教学长处，提到该教师有多篇论文、论著在部级杂志上发表，特别提到该教师曾为名曲“二泉映月”填词并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学生听了渐生对该老师的崇敬之心，仰慕之意。加之该老师主动找学生谈心，慢慢地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接近了，感情加深了，学生在课堂上与老师的配合也默契了。由此可见加强心理沟通以求得学生的心理认同，融洽师生关系，从而可以达到培养健康、和谐的班集体心理氛围的目的，使每个成员都感到生活集体中的满足感和责任感。
二、要注意心理换位，以化解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矛盾
中学生在人际交流上具有这样一种心理特征：他们一方面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但同时又很少主动地去理解别人，在对待老师方面，这一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班主任，平时就应该指导学生学会理解他人，而在处理师生关系问题上，则应该学会理解老师，其具体的做法是“心理换位”，把自己当作老师，学着用老师的观点去分析看待问题，从老师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出发，来理解老师这样做的理由，这样，许多矛盾便会被化解、消散了。在班级生活中，同学间出现分岐或矛盾，在所难免。班主任要作耐心的心理疏导，一方面要让学生懂得，人生在世，各种矛盾冲突也是难免的，涉及原则性的矛盾冲突，当然应该争出个是非来。在非原则性的矛盾冲突发生后，即便是自已有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如果因为自已有理就去“据理力争”，不愿退让，其结果必然是让对方、更让周围其他人难以接受，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应本着“有理也要有礼”的原则；若是在矛盾冲突中自己是无理的一方的话，那更应该主动认错，多陪不是。另一方面要引导双方心理换位，设身处地进行体验和思考，这样有助于理解对方，减少误会。这样，学生就会认识自身欠缺，主动与他人协作，在更高层次上恢复心理平衡。
三、要从个性特点出发，注意到班级中学生个性的相似和相容
人的个性影响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发展。学生在信念、态度、价值观，或身份、文化程度、社会背景方面相似程度高，彼此间就容易接近，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而相似程度低，则容易疏远，或否定的人际关系。作为班主任，应特别重视那些因在消极的因素上有其相近性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因为这种群体有可能产生偏离集体倾向，我们应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班级活动来转移他们的兴趣，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并通过有重点地做好部分学生认识转变工作来降低这种群体的相似性，使他们能更好的溶入整个班集体中。一般情况，对个性不同的人，可以利用个人需要上的互补性来调节心理上的相容或人际关系的倾向性。如教室座位安排，班主任在了解学生个性的基础上，把主动与他人来往和期待他人接纳自己的人组合在一起，把对他人表示亲热与期待他人对自己表示亲热的人组合在一起；把喜欢支配他人、帮助别人的人与期待人引导帮助的人组合在一起，相互有满足趋向，能相处融洽。这种互补性的心理调适，有利于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稳定班级群体的乐观情绪，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默契，使班集体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要教会学生心理相容
所谓心理相容，即要求班主任在具体工作中促使老师间、同学间心理上相互认同，情感融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受教育者只有在心理上承认、赞同、愿意接受教育者和能对教育内容认同、相信、信服。中学班集体是为了实现中学教育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有纪律、又有凝聚力的一个中学生群体。一个良好的班集体会有利于促进班级成员德智体的良好发展。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常易产生误解，因误解而心生芥蒂，因误解而离心离德，如果一个班集体人心涣散，那么教化功能便无从谈起。只有班级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整个班级才是一个和谐的班集体。良好的班风有利于学生达到学习上的满足，如学懂，会用；达到情感上的满足，如幸福，快乐；达到道德自我实现的满足，如认可，获得成功等。在这样一个班集体里，学生之间能够相互合作，相互关心，富有同情心，利群，和谐，积极向上，不仅有利于班主任的班级管理，从长远的止光来看，更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健康发展。
总之，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做好学生的心理指导和调节工作，不但能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而且可激发出每个学生为集体做贡献的潜能。使班级进入高层次的管理。
[来源]:丹徒县大港中学
禁网了，中学生哪里去？
蛊人心神的网络游戏，钱昧良心的网吧经营者，以及没有严格执法的相关部门。这一切导致了发生在网吧里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终于震惊全国，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为了给十六大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了使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中央八部委联合出台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未满十八岁者一律不得进入网吧！
且不问一切恶果的罪魁祸首是谁，且不问执法者之前为何对诸多问题熟视无睹，且不问学校、家庭在正确运用网络方面对孩子进行过多少教育。我这里要问的是：强制性的“禁网”手段能起多大作用？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影响上，因此外因作用再大，也必须通过内因，而不可能撇开内因单独地起作用。强制性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青少年对网络的认识，使其自觉远离网上的不良内容。只要他们心中仍有网络游戏的阴影，只要他们稍微产生一点叛逆心理，“禁网”条例便不能贯彻实施。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意改动年龄的学生证、团员证以及伪造的身份证成了未成年人出入网吧的通行证，这是网吧经营者所视而不见的，这也是检查人员所不及细查的。当年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今天的我们又怎能重蹈鲧的复辙。若不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其结果只能摧生一个个的应对手段。要知道，处所隐蔽，铁门紧锁的“黑”网吧是最危险的，“蓝极速”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中国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拥有了3500万网民，其中有1000万左右的在校中学生，而当今中国的发展情况使得网吧成为了多数学生的上网场所。网上有令人废寝忘食杀人于无形的网络游戏，网上有充满欺骗，令人作呕的聊天话语，网上有腐蚀人灵魂的色情内容。可网上有的更多是与我们生活悉悉相关，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使我们潜能得以发掘的东西——资迅、通信、科教······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防止面片性。网络和其它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如同一把双刃剑，我们不可以只注重它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双刃剑丢了，刀刃不会向内砍伤自己，可我们也失去了一把披荆棘的利器。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拒绝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网吧”政策的实施对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是一把保护伞，但他同时也将学生与网络隔绝开来。二十一世纪是网络的世界，二十一世纪由我们把持，接受和熟悉网络，已成了我们必须拥有的一项技能。中学生思维活跃，接受力强，兴趣广泛，这一时期的发展关系着人的一生。禁网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但这也可能扼杀中国众多未来的科技人才和TT精英。
北京一位十五岁中学生在父亲带领下进入网吧，通过北京四中教学网站进行学习，而此举却被相关部门处罚。禁网了，我们往哪里走中国的明天怎么办？
何妨把网吧开到学校？这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我之所以要提它，是因为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某些地区早已这样做了，收效显著，学生也比较欢迎。
一、师范德育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忽视师德教育，功利性倾向明显。这里所说的功利性倾向主要是指在当前的师范德育中多围绕社会政治中心展开，相关院校在德育过程中忽视了育人价值，盲目追求社会价值，忽视了德育在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方面的长期效益，大多强调政治服务功能。比如，许多高校在德育课程设置中多轻视品德教育，而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在德育评价过程中，也更加关注师范生的政治立场评价，而轻视道德品质评价。在实践过程中忽视学生的品质培养，重视学生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德育虽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政治，但若将德育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导致德育丧失自身的独立品格，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师范生全面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对德育概念缺乏清晰认识。长久以来，我国多将德育视为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时事教育、人生观教育。但实践表明，人类政治立场和思想素质的形成，与其觉悟的提升各有规律，若简单的将德育机械归类，势必导致德育模式僵化。其次，德育教学内容陈旧。若要提升我国德育的效率，就必须制定具体的德育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德育循序渐进的开展。然而调查显示，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师范德育多以两课为主，教学内容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课堂内容多为抽象的理论知识，这极易影响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二、传统道德在师范德育中的作用
1.有利于培养师范生的集体主义意识
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这种道德传统表明我国传统道德更加关注群体利益。儒家学拍创始人孔子就曾明确提出应当“见利思义”、“君子义以为上”，主张人们将整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前，运用这种传统道德加强师范德育，有助于培养师范生的集体主义意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自觉抵制利己主义。
2.有助于唤醒师范生的良知
传统道德讲究“仁”、“爱人”，提倡人们真心爱护自己的亲人，同时还应当善待万物、仁爱民众。仁爱思想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道德体系中，仁爱思想被视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师范德育中合理引入“仁爱”的传统道德，可以唤醒师范生的良知，引导他们主动关心人、帮助人、爱护人和尊重人，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有助于增强师范生的责任意识
首先，我国传统道德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继承这种传统道德能够有效改善当前师范生人际交往荒漠化的现象。引导他们宽容、善待他人，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进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勇于承担责任，并为责任不断努力奋斗。
4.有助于培养师范生的坚强意志
我国传统道德重视磨练人的意志，并认为只有经过艰苦磨炼才能够培养人的才智与道德，只有经过无数考验和挑战，人们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孟子就曾明确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认为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时，孟子还提出即使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也应当做到舍生取义。这些传统道德在我国各个时期都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鼓励人们为了正义事业风险自身，不畏惧艰难险阻。当前，许多师范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宠爱，很少经受磨难，这导致大部分师范生心理极为脆弱，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时常产生沮丧、灰心、焦躁等负面情绪，这无疑对其健康成长极为不利。因此，在师范德育中引入传统道德可以引导师范生自觉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以坚强的意志力克服各种挫折，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5.有助于加强师范生的诚信意识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视为立政之本和立人之道。朱熹认为“诚”是指“表里如一”。荀子则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孔子也明确指出“民无信不立”。可见，在我国传统道德中，诚信被视为做人的根本和基础。在师范德育中加强这种诚信教育，能够增强师范生的诚信意识，促使他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遵守诚信原则。这不仅是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的内在需求，也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岳丽.浅论我国传统道德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10.
[2]王文雄.浅析传统道德在师范德育中的作用[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
[3]郑文莉.儒家传统道德教育对当今学校德育的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11.
摘要：中国是世界文化史上唯一经久不衰的文明发源地。在远古时代，中国文化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古时代，中国文化就屹立于东方，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交相辉映；欧洲自中古以后，进入历史上所称的黑暗时代，而中国文化却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不免落后，但中国文明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并未消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曾为、正为丰富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学校德育、启示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伦理道德，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和积极作用，其中蕴含的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和方法等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的开展更是具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吸收借鉴合理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将有助于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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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借鉴传统伦理道德的整体主义精神。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怀
群体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贯思想(这也与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它强调自觉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的群体和谐而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公忠观”是其集中的体现，这种群体和谐精神曾培育了一代代爱国志士，对历史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令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借鉴。
眼下，虽然我们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振兴中华的大业远未完成。一方面，我们的国土尚未统一，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状况未能改变；另一方面，国际上企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依然强大，而且出现了与国内一些反动势力(诸如法轮功骨干分子、西藏分裂主义者等)相勾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处于新世纪、身负重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更要坚定爱国情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学校德育要吸收传统道德的“天下为公”的和谐群体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以古代公忠为国的英雄事例和警言教育，激励青少年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做新世纪“公忠为国”的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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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鉴传统道德的“以义制利”的原则。启示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利轻义、以义制利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是有其进步性、合理性的。
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与金钱的关系问题随之明显地凸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允许经营者在市场上追逐利益，另一方面，从社会公德来说，又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就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不当乃至错误，会诱发为攫取金钱、财富而不顾信义的丑恶现象。当今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见利忘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种种丑恶现象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正确对待“利”，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为了净化未来社会，培养社会公德，应带头反腐倡廉。因此，学校德育必须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义利观”提到重要地位，充分挖掘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的积极素材和思想，结合实际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待物质利益的健康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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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德育要借鉴传统道德中的气节观念。培育青少年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格精神
重气节，维护人格尊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独立人格在个人的立身处世中的重要地位。传统道德的“气节观”不但影响了志士仁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而且在激励志士仁人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抵制邪恶势力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渗透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是改革开放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它的负效应所造成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拜金主义思想对学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对学生进行义利观教育已是当务之急。等价交换是经济生活中的通行原则，但有人把它引申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出现了“权钱交易”“互惠互利”等，奉献精神被淡化。因此，让传统道德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弘扬光大，很有必要。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新世纪的一代，我们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他们这一代是否具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是否具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根据时代的要求，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美德，已迫在眉睫。因此，渗透传统道德教育是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
二、渗透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爱国主义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时代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孔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凡有治国平天下抱负者必须从修身做起“，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此后，爱国爱民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豪言壮语不绝于耳，有了这样的宏大志愿，就有了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有了一颗跳荡的火热之心。像、、雷锋、孔繁森、梁世奎、杨利伟等杰出代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这些都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青少年学习的楷模。
2.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非常突出的内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优生优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学生中多数为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是：家长娇惯溺爱，孩子任性自私，他们怕吃苦不愿劳动，遇挫折灰心丧气。对他们进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教育尤为重要。奢为恶之首，俭为德之最。奢侈历来为人们所反对和痛恨，它是亡国、败家、腐化堕落的重要根源。我国古代文人、政治家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唐代诗人李商隐形象地概括了这一历史经验：“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代司马光位至宰相，但他教育儿子要崇尚节俭；清代诗人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上这些古人的思想对于我们培养青少年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顽强拼搏的精神都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古人对“立志勤学，谦虚戒骄”“，遵纪守法，改过从善”等都有精辟论述，在思想品德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学生实际情况有机地渗透，并与当前反腐倡廉，勤俭节约的大背景紧密结合，有助于初中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以达到培养“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一代新人的目的。
三、渗透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主要原则
1.扬弃的原则
中国传统道德浩如烟海，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道德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需要我们分析鉴别的，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伦理规范以及重男轻女等不健康的东西，至今沉淀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之中，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应该抛弃。
2.推陈出新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