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 中国 社会 学 研究 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 影响 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 农村 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 发展 》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 经济 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 问题 。”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 现代 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 英语 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 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 理论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 总结 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
国有资产是国家依法取得和依法认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它包括3种资产：（1）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2）国家以拨款等形式收入到行政事业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3）资产性资产，即具有开发价值的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资产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近来，伴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使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有资产转型、债务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现有的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结果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一、 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种形式。 近年来，造成中西部地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复杂，流失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在一些非法转让、租赁、不合理的评估国有资产或对国有资产产权的非法变更、交易等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为达到均有利可图的目的，采取串通的方法，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而当事人双方对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法院又无法启动司法程序主动进行干预，自然形成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空白”，凡此种种。总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8种：（1）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和滥用经营权；（2）股份制企业产权混乱；（3）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出现的脱管失控；（4）处理资产和转让产权中的收益流失；（5）因逃避债务和税费造成的流失；（6）经营管理人员失职、渎职造成的流失；（7）因贪污贿赂、挪用、盗窃私分、侵占等犯罪行为造成的流失；（8）因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当行政行为造成的流失。 二、 国有资产流失的追偿对策。 1、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解决目前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国有资产因产权职能不到位和产权市场行为不规范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等一系列有关产权约束机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企业、单位全面承担对国有资产的保值责任，促进有关职能部门对其分工监督的企业建立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 2、完善司法追偿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所谓司法追偿是指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来确认、保护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完整性，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恢复原状的司法活动的总称。司法追偿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作用。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其立案管辖的案件中主要的追偿途径有两种：即刑事追偿和民事追偿。刑事追偿主要是依法追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民事追偿包括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支持诉讼和原则，对侵害国有资产的民事行政侵权案件，支持国有资产管理者或所有者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等，而审判机关受理的确认明晰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的案件，保护国有无形资产的案件，以及依照法定程序宣布侵害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解除非法的民事偿付关系，从而责令长期无偿占有、使用国有资产者赔偿国家损失、返还财产、依法追缴非法所得等追偿途径。 3、追偿国有资产的法律问题。 （1） 明确国有资产流失中的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归责。所谓归责，就是行为者对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并对损害的结果给以救济。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它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没有具体的代表者和具体的责任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须明晰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来增强司法机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性。 （2） 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完善刑法的调控机制。刑法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司法追偿的有力武器，刑法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刑罚的严厉性。刑法的调控范围直接关系到司法追偿的有效性。为此，在刑法调控上，要运用刑法规范法人的行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途径是法人财产权，法人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则直接表现为法人对国有资产的支配不当。因此，刑法应进一步扩展或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在刑法调控力度上，对侵犯国有资产的犯罪，扩大罚金的适用范围，如没收财产等，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者在财产方面无法再占国家的便宜。 （3） 赋予检察机关对侵害国有资产案件的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权。对侵害国有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民事、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应当有起诉权，要求法院撤销或宣告此种行为无效，用以纠正违法、追偿损失。以便更加有效地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势头，保障国家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侵犯。
关键词 水工环地质；岩土工程；核心理论；理论体系；发展与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TU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21-0113-01
在岩土工程学领域中，水工环地质以及岩土工程学理论的形成，最早是从相对比较分散的水文地质和工程理论中结合发展与延伸形成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成熟，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关的理论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体系，在岩土工程施工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指导性作用和意义。根据目前已经形成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来看，完整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理论内容主要有，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环境水文与环境工程地质理论、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生态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生态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等，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理论技术，在岩土工程施工建设中具有相对广泛的应用实现，并且各理论技术的相互结合应用现象也比较突出。本文将对于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进行分析论述。
1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1.1 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对于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要从世界性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和我国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概述。而世界性和我国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包括水文地质核心理论、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环境地质核心理论。首先，世界上水文地质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世纪50年代中期达西定律的建立为标志，发展至今，水文地质理论的形成建立已经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而在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在解放之前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方面都是空白，后来随着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地质学院的成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别才在我国首次进行建立和实现，并且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建立初期使用的教材是前苏联教材，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了自己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教材，并逐渐的发展成熟起来。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到80年代逐渐转移到地下水开采上，后来随着地下水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在面临国家经济发展与地下水资源消耗过大的情况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正式进入到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阶段中，当代的水文地质理论应用也全面的进入到了水资源科学调配以及管理、利用发展时期，并且形成了水文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技术量化以及社会的以人为本良性循环理论系统。其次，世界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并且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我国工程地质学理论随着大型工程建设需求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工程地质的勘查，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与发展需求，得到飞快发展，并且在工程地质理论与实践水平上，逐渐进入到世界前列。最后，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世界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环境地质同步。
1.2 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分析
世界岩土工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次发展大浪潮。其中，第一次发展浪潮是岩土工程的出现，它的时间比较早，达到数十万年；第二次发展浪潮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第三次浪潮则是以太沙基土力学名著的发表为标志；最后，第四次浪潮是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出现的。我国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最早以改革开放后为起始，主要将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互结合，实现生态岩土工程形成基础上，与水文地质学以及工程地质学、岩体力学、土力学等结合学科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
2 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1）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水文地质理论体系最早形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是以地下水资源寻找技术为核心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工农业发展以及现代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服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贡献。目前，我国的水文地质基础理论比应用技术发展要快，整个理论体系分为三大类型，即标准规范和手册类、标准教材、行业学术理论的研究刊物等。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水文地质学理论与技术也在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开创与发展成果。在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工程地质理论体系最早是应用在环境地质研究中，而环境地质学理论成果是以适应工程地质为主。
2）岩土工程地质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应用，与其核心理论形成几乎同步，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是工程地质学与水文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实际应用主要是以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应用到工程建设的各个领域为主，随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技术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3 结束语
总之，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对于工程建设尤其是岩土工程施工建设具有极大的影响与作用，进行其应用与发展分析，有利于促进在岩土施工建设中进行应用，对于岩土工程建设发展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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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理论，促进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为正确分析世界局势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地缘政治的概念
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内涵具体指什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地理位置及其附属于地理位置上的各种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一些特性为背景材料如疆域、气候、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性。
地缘政治采用整体论的研究思路，其目的是把不同种属的现象综合起来并将它们当做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和阐释[1]。在地缘政治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从军事上单纯的指地理位置到与地理位置有关的附属物如文化、民族等，从单纯的军事战略到国家发展的指导战略，在时展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二、地缘政治理论思想的发展演变
地缘政治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在古代就有关于地缘政治思想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地缘政治这个专业术语。在中国历史上、军事上、政治上就有地缘政治思想的运用，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思想和三国时期的均势等就是对地缘政治的典型运用。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对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康德最早提出地缘政治学的思想[2]。
但现代地缘政治思想最早由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于1897年提出，他在其著作《政治地理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缘政治思想，这部书被称为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拉采尔因此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之父”。德国地理学家、政治家鲁登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地缘政治”一词，1916年他在其著作《生存形态的国家》一书中第一次提出。
(一)国家有机体理论
拉采尔是首位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学者并首创“生存空间”一词，是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奠基者。拉采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进化和科学原理上，把国家看作是置于土壤中的有机体，其生命来自人与土地的关系，他的地理法则以“空间”和“位置”为重点，前者取决于同时也增进着居住在空间中的群体的政治性格，后者赋予空间以独特性，边疆是国家的“皮肤”或边缘器官，反映着国家的增长与衰落[3]。契伦发展了拉采尔的思想，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能生长、发育和消亡，并提出“生存空间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地缘政治学者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为纳粹德国的扩展提供理论支持，提出了“生存空间论”，认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满足它的生长，必要时可以向外扩张。“国家有机体理论”对德国的影响比较大，德国就是利用这一理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生存空间论”是一种侵略性的地缘政治理论，为德国的对外扩张提出了理论支持。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有机体理论”已经失去了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空间理论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主流思想。
(二)空间理论
空间地缘理论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由最初的海权论、陆权论，发展到空权论、深层空间论，由一维空间理论发展到多维空间理论。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国家不断加强对亚非拉的殖民掠夺和西方国家间的争夺，海洋和海路成为国家称霸的重要因素，技术和蒸汽动力的发展使大吨位的更为机动的舰船成为现实，西方国家都开始加强了海军建设。
美国实行门罗主义，不干预欧陆事务的同时加强了对亚非拉的掠夺，企图与欧洲国家共同主宰世界，海军的发展就迫在眉睫了。美国地理学家、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马汉认为，海上力量对国家力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有效控制海洋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是控制海洋的基础;要想有效的控制海洋，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主张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用海军力量保卫国家的利益。
海权论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第一次重大发展。马汉的理论为美国的海军和海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奥多·罗斯福于1890年读到《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立即给马汉写信说：“该书是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讲的最透彻、最有教益的大作，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书，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4]西奥多·罗斯福一上台就开始修筑巴拿马运河，加强了海军建设。美国人将马汉的海权理论奉为圣经，因为它支撑起一个建国仅仅百余年就跃居世界任何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上的大国[5]。德皇威廉二世的床头就放着《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经常阅读，促进了德国加强海军的建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大国就进行过海军军备竞赛，以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由此可见海权理论的影响，至今海权论仍然是西方大国称霸海洋的指导思想，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并控制着世界海洋的重要交通要道，同时也就控制了其他国家的命脉。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尤其是铁路的快速性和机动性使陆路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陆路运输的快捷便利使陆地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海洋，这一时期陆地尤其是战略要地成为了西方国家争夺的重点。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和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于1904年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成为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点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
麦金德于1919年和1943年发表了《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全世界赢得和平》两篇论文，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证。麦金德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权强国占过优势，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由于陆权国家有丰富人力和物力资源，随着交通工具的日益进步和交通的改善，陆权强国最终将战胜海上强国。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大陆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具体指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北至北冰洋这一封闭地区。
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而占据心脏地带的国家却可以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麦金德认为，铁路的出现和进步已经大大降低了单一强权主宰中心地带的难度，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将主宰这片自东欧门户开始的广袤土地。据此，麦金德认为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3句话：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6]。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东扩，企图控制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区以达到控制亚欧大陆进而称霸世界的目的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以欧亚大陆为棋盘的思想就是陆权理论的反映。可以说陆权论对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
随着苏联在欧亚大陆占据绝对优势后，美国地缘政治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对此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以遏制大陆的理论即“边缘地带理论”。边缘地带指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中东等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认为占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遏制大陆强国，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7]。对于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是控制欧亚大陆和争夺世界的关键。
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来遏制苏联和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理论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影响极大，美国在韩国、日本驻军，在关岛建立军事基地，就是美国加强边缘地带的控制来遏制中国。
随着飞行技术的发展，地缘政治的争夺由地面扩大到了空中，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空间也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争夺的战场，在空中争夺的主要是制空权，利用制空权来赢得战争的胜利。1921年，意大利将军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提出“空权论”，认为空中作战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空中战场对战争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空中战场只是起着辅助作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中战场已经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科索沃战争期间，空战成为了主角。随着科技的发展，空中武器和信息的结合，空中战场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杜黑首次将地缘政治理论扩展到空中，扩大了地缘政治的范围空间，使地缘政治从平面空间走向立体空间。
1957年10月4日苏联向太空发射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掀开了人类进军太空的序幕，人类把目光投向了外层空间，由此太空也就成为争夺的空间，以争夺轨道和频段的太空地缘政治开始了。在空间时代，谁能够占领太空，拥有太空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国家权力的源泉，太空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地球上的领导权[8]。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进行太空竞赛争相向太空发射卫星以夺得优势。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拥有丰富资源的海底也成为21世纪国家争夺的空间。由于北极冰层下蕴含丰富的资源加之北极战略地位重要，全球变暖加速了北极航道的开通，俄罗斯、美国等环北极国家加速了对北极的争夺[9]。太空和深海的争夺使地缘政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延伸。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地缘政治的范围空间会不断地扩大。
(三)人文地缘
地缘政治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扩展，由自然地理向人文方面扩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是地缘政治由自然地理方面向人文地理方面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地缘政治的范围。他认为冷战后，人们由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对文明的忠诚，他把世界划分为六大文明，冲突将在这六大文明之间展开，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联合对抗西方文明。而文明是按照地缘划分的，文明断层线的战争也可以认为是地缘政治。
人文地缘政治将是未来研究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人文地缘方面的发展只是融于政治理论层面，很少有专门关于人文地缘方面的著述。
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有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边缘地带论和文明冲突论几个阶段，每一阶段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根源和学者对前一阶段的反思，从自然地理到空中领域和人文地缘，地缘政治理论的空间和范围是不断拓展的。地缘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理论，促进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为正确分析世界局势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冷战结束后，深受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冲击，地缘理论的学理依据发生了巨大变化，“去国家中心”与“去领土化”的趋势鲜明。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冷战后的地缘研究在延续诸多“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地缘经济、地缘文明和批判性地缘政治等新的学说及方法。地缘经济理论与地缘文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地缘研究的理论框架，扩大和延展了地缘理论的学理内涵，同时继承了传统地缘理论的命题假设和哲学基础。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三个层面，系统批判了传统地缘理论，其强调深入研究地缘理论的文本与论述，重视人的“认知”和“理解”对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73-07
地缘理论与空间地理的区划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20世纪初期，受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政治地理学》一书的影响，瑞典人约翰·契伦（Johan R.Kjellen）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概念。此后，地缘理论既经历了卡尔·豪斯浩弗（Karl E.Haushofer）的“生存空间论”的挫折，也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等学者的推展之下见证了辉煌。冷战结束后，地缘学说步入到理论范畴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认知视角不断深入的新阶段。传统地缘理论与新地缘理论共时发展的现状，既勾勒了冷战后地缘研究的新主线，也开创了地缘研究的新局面。
一、学理依据的变迭：冷战后地缘理论变迁的新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加快建立和日臻完善，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促进了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跨越国界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提升了不同人群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程度；多极力量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社会，增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也面临着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生存方面的共同压力，遭受到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等共同威胁。因应时代背景的更迭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地缘理论的学理依据亦发生着变化。
（一）全球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全球化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日趋网格化与密集化，从而使“世界规模”的距离趋于缩小和变短。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并编织起规模更加宏大、体系更趋一体的跨国金融网络，塑造了更加透明和高效的国际机制，见证了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物流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三大平台为核心，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汹涌浪潮湮没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边界，这为进一步丰富地缘理论提供了新的背景。首先，民族国家地缘关系从传统的冲突性转向了新型的合作性。在一个地缘实体更不稳定、更加动态、更不单纯的世界，坚持认为地缘实体处于“永久性冲突”的观点显然不切实际。人们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其次，国际社会的“去国家中心化”与“去领土化”的趋势加强。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不断创新和超越传统的国家观。当代世界出现了“地缘政治眩晕”的局面，全球空间难以透视且混色浓厚，在国家之上以复合多样并偏离中心的脚步不时摇摆。最后，国家权力与资本运作的离心力增大，这在欠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欠发达国家希望融入全球化进程，以便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但它们因此遭受金融风险或合法性危机的概率亦不断升高。这使得部分非西方国家民众开始抵制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更加强调民族或地区的“本土特色”。
（二）信息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冷战结束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进一步压缩了地缘空间与时间，大众传媒、冲突战争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为地缘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书写了新的背景。首先，大众传媒在影响国家外交决策、塑造国家间地缘关系方面获得了巨大权力。某些持续性的影像信息可以制造强迫的责任和义务，广大网民甚至通过互联网来影响国家意志。地缘关系在信息化的进程中发展为技术、传媒和领土相结合的稳定态势。其次，当代战争日趋依赖于由通讯技术为支持的精确制导武器和遥感武器系统，辅以渗透、干扰、压制敌方通讯系统。伴随信息化的发展，现代战争正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最后，通讯技术的腾飞建立在实力不均衡的基础上，地缘整合的表层下掩藏着极大的信任危机。在传媒领域，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话语霸权、佩戴有色眼镜，将由全球化和信息化拉近的地缘距离再次拉大。在军事领域，一国武装力量的强弱，由其信息化程度的高低所决定，这必然会加剧国际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化。
（三）多极化与地缘理论发展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大国的权力不断向外转移和分散，多极化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不断增多，这也为地缘理论勾勒了新的背景。首先，由于东亚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速和活力，从而促使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不断“东移”，美国最终将太平洋地区锁定为新的地缘战略着眼点。其次，世界地缘政治版图更加复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其边缘范围辐射到了中东、北非和阿富汗。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专家也克服了地缘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扩散。最后，多极化进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为地缘理论的发展渲染了新的底色。随着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不再限于政治与军事领域，地缘理论与之相应，经济与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地缘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研究框架的丰实：传统地缘理论与现代地缘理论的分歧和共鸣
按照理论的兴起时间、研究范畴和哲学基础，地缘理论可分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大类。传统地缘理论是指地缘政治理论，现代地缘理论是指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明理论，后现代地缘理论则是一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传统与现代地缘理论在冷战后的发展进一步丰实了地缘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冷战后传统地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后冷战时代，围绕国家领土和自然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不会因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项主要思考治国之术的研究，传统地缘理论对国家关系的现实关注决定了其继续存在的重要价值。虽然地缘理论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地缘”与“政治”依然是核心变量和关键要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是坚持将地缘政治作为分析视角的佼佼者，两人的代表作《大棋局》和《大国政治的悲剧》在冷战后相继出版。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冷战思维”，把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影响政府的战略制定作为其地缘理论的研究目的。布氏认为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由此，他将法、德、俄、中、印视为“地缘战略棋手”，视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米氏也继承了传统的“空间思维”，回归陆地一海洋逻辑，在批判海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陆权更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庞大的陆军”。美国应当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防止任何地区霸权的出现。米氏反对中美接触的政策，坚持“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立场，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继承了20世纪早期由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麦金德等人发展完善的传统理论。当前，地缘政治的“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依然存在，地理因素仍然十分重要，民族国家仍然为了争取权力和领土而斗争，军事权力依然胜过经济实力。同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理论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首先，全球化推动地缘政治理论跳出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国际体系，改变了传统地缘理论的空间视野。其次，信息化开辟了新的空间领域，存在未知空间的可能性提高，对新空间控制权的争夺随之展开。最后，多极化代替了冷战式的两极局面，地缘政治理论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关注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和新兴发展中国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勃兴及其主要观点
地缘经济理论（Geo-economics）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Luttwak）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1990）一文中提出。他认为“随着海外投资替代军火，民间创新替代军事科技进步，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基地，现在每个人都同意商业工具正代替军事工具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他指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贸易争端等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只有以共同利益和战略合作为工具的地缘经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与斯蒂芬·柯亨（StephenS。Cohen）等人在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也涉及了地缘经济。他们认为，地缘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在固定的地理环境下通过经济互动来实现国家利益。
地缘经济理论与传统地缘理论既有分歧又有共鸣。分歧在两种理论中普遍存在：第一，在地缘经济的世界中，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经济优势，占领市场比扩张领土更重要，这与侧重政治和军事领域竞争的传统地缘理论不同；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合作与协调是地缘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改变了传统地缘理论对霸权性和冲突性的强调；第三，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均可以影响到地缘经济发展；最后，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是美、日、欧等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另外，这两种理论也引发了多种共鸣。比如：地缘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地缘理论，其与传统地缘理论有相同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地缘经济理论依然把地缘因素作为理论的重要基石，开展经济合作时往往首先考虑地缘的邻接性；地缘经济理论认识到政治冲突的弱化趋势，但其注意到这种“非暴力性”也具有对抗性和残酷性；地缘经济理论强调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但它仍把民族国家视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可见，地缘经济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取代了传统地缘理论。
（三）地缘文明理论的突起与持续性论争
“地缘文明”（Geo-civilization）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术语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较少出现，但从文明的角度审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存在。冷战结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如春风野火般突起，迅速席卷各国朝野。他认为，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全球化进程加快，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下降，建构于地缘空间之上的“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决定吸引和排斥的磁石。总体来看，“地缘文明”是对一个地缘体系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处空间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综合考量，它更加注重特定地缘——自然环境对“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产生的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影响。
亨廷顿在1993年率先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根源主要是文明而非政治和经济的。该理论的分析逻辑是地缘建构文明，而文明差异导致国际冲突。亨廷顿从地域的角度谈论文明，将当今世界文明分为八种，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不同文明在断层线上的冲突与碰撞，构成了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模式。所谓断层线，是指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有着较大差异的交汇处。在欧洲，这条线从北开始，沿着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最后到达前南斯拉夫境内。该理论提出后，引来了众多争议并持续至今。有学者认为，文明区分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关键；有学者提出，该理论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还有学者指责亨廷顿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美国政界人士也在多个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一观点，声明不会把“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预设为潜在对手。
不过，地缘文明理论为研究地缘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其强调的文明在国际格局和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成为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主要分歧。由于文明受制于无法改变和不可复制的地缘环境，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地缘文明”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对人们和决策者理解国际发展与冲突具有极大的影响效力。不过，由于地缘文明理论尚未形成独立规范的理论体系，它与传统地缘理论的共鸣更为普遍。首先，地缘文明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一样，属于现代地缘理论，其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基础并未超越传统地缘理论。其次，地缘文明理论依然强调冷战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这在“文明冲突论”中有所表现。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载体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间接强调了国家行为主体的关键地位。最后，地缘文明理论具有显著的地理性。不同文明区域的形成是由核心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能量，把自己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凝聚成一个具有高度集团效能或“合力”的地缘共同体。
三、后现代转向：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建构及问题
质疑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后现代地缘理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Critical Geopoli-tics）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直到90年代初期才开始引起地缘理论学界的重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全球化、信息化压缩了时间与空间，扭曲了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把人类引入混乱的后现代社会。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尽管地缘理论形成了政治、经济与文明等多种视角，拥有了丰实的理论框架，但它对“什么是地缘政治”和“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回答仍有问题。由此，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在批判传统地缘理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面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理论背景，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不断质疑传统地缘理论的方法论、本体论与认识论，通过批判来解构传统地缘理论，重新对地缘理论进行解读。
从方法论看，传统地缘理论坚持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从民族国家出发，按照理性的逻辑选择，解释和说明地缘战略选择的事实与规律。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反对使用这种高度科学主义化的研究思路。在《后现代主义的条件》一书中，让·弗朗索瓦·列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后现代世界视为知识主导的历史阶段。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建构地缘理论的重要方法是掌握“看到”全球政治地图的技术，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创造地缘知识与对应类型知识的组织和个人。D4]（P97）他们运用后实证主义的方法，使“理解”成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知地缘分布的重要途径。
从本体论看，传统地缘理论坚持物质本体论，独立于人的话语与观念之外，强调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领土国界对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则赋予了论述与实践以本体的地位，指出地缘理论是关于空间与政治的论述（dis-course）、再呈现（representation）与实践（prac-flee）的复合体。一些学者还尝试从地理、技术、媒体与历史等方面，重读传统地缘政治文本并转换传统地缘论述，进而挖掘其埋藏于文字和语言之中的发展轨迹与意识形态，最终探索地缘政治的本质规律。事实上，地理空间所反映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性和民族性所反映的精神景观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
从认识论看，原有的地缘理论坚持价值中立的认识方法，认为主体与客体可以完全分离。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质疑这种认识方法，认为所有知识均反映了此前即已存在的社会目标和利益，研究者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以麦金德的“陆心说”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为例，其目的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在批判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研究“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研究者们不可能超然于国家、民族、个人利益之上，因此理解地缘政治必须考虑研究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主观因素。
（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
第一，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在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突破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路径。它在方法论上突出了人在创造与理解知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本体论上强调研究对象的物质性与表述性并存，在认识论上坚持考虑研究主体的非中立性。人的意义与作用被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纳入其中。奥特瓦塞尔（Gear6id O Tuathail）认为，地缘政治为官员与领导者所引用和使用，以他们的构成地点、关键剧本、主要角色来建构并再现世界事务。除了关注领导人、决策者等政治精英外，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还关注大众与媒体对地缘政治自下而上的塑造。
第二，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深入探讨了“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发展，电视和互联网塑造大众认知的作用不断提升。以CNN、BBC、ITN为代表的国际传媒力量不断壮大，依赖其舆论监督的地位和影像信息的力量，大众传媒占领了道德判断的至高点。由此，他们不断推动甚至强迫着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采取相应的行动。借助高科技的信息化载体，文学、电影、音乐等通俗文化，也在重新建构人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地缘政治想象”的过程随之在人类社会中推展开来。
第三，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尝试解构原有地缘理论使用的文本和论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思想对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影响很大。在此，“解构”是指通过对理论当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其哲学基础。德里达希望借此使人们从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指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与事实永远存在。与德里达的思路相类似，奥特瓦塞尔认为地缘政治研究受到了原有理论“论述”的限定与规范，从而陷入了从地理条件出发考察国家战略与安全的定式思维。为突破传统理论的话语体系，他强烈质疑大国在地缘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并把地缘政治解构成“地缘政治”，把“地理学”（geography）解构为“地理图”（geo-graph）。
第四，地缘政治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进行的理论分类中可见一斑。奥特瓦塞尔将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学术的地缘政治（form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学术界的认识和观点；实践的地缘政治（practic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决策者的具体战略和行动；通俗的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大众文化对国家认同与地缘理解的建构；结构的地缘政治（structural geopoli-tics），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可见，学者、政府、群众和国际社会现状均是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其研究对象是多元化而非单一性的。
（三）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问题
首先，批判理论渊深艰涩。理查德·阿希利（Richard Ashley）、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晦涩难懂，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也有类似的问题。虽然新术语和新思维的引入丰富了研究框架，但也造成了理论过于抽象等新问题。人类建构理论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实并预知未来，如果理论家在描述事实之初就陷入了玄妙的思辨中，那么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其次，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范畴过于广泛，话语体系庞杂，其中有些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混乱。该理论在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过于强调话语、文本、观念的作用。这导致该理论忽视了“地理性”，对传统地缘的理论认知造成了巨大冲击。学术概念的多元混乱与理论范畴的过分扩大，给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带来了认同危机，容易使其向着更加边缘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对传统地缘政治的解构令人费解，亦与现实脱离。马克·巴森（Mark Bassin）指出，当前的地缘政治发展呈现两大方向，一是回归传统的“新古典地缘政治”，二是批判性地缘政治。传统地缘理论的回归能够更好地指导政策、适应现实的发展，这会阻碍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可见，虽然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展示了新的研究天地，但现实支撑和科学论证的缺乏，使其依然没有占据主流的理论地位。
关键词：人文地理 发展
一、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二、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2.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3.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5.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
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入微观。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了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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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志英服务业地理学的理论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革新探讨[J].人文地理，2006，(6)。
一、理论创新，匠心独运
国际政治理论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及各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基础。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 研究兴起于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来的建构主义，其研究的立足点都是以 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借鉴 性研究，这是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每一位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剧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 全球化步代的加快，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如何将 文化因素整合进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众多学人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何从基础理论的视 角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间。作者建设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全书的基础。同时，作 者对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即国际政治领域中文化的涵义、文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文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文化对国际机制及国际规范的 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进行了梳理。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为我们分析文化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及国家战略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对于国际政治学研究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一方面指 出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并没有一味强调文化因 素具有决定性地位，“文化只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因素，它只有和其他因 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文化如同其他观念因素，尽管不失其相对独立的能动作 用，但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国际关系演变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因 素”。由此可见，作者的理论分析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论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 文化学导论》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用为一种‘软权力’，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文化对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即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变化，以文化对政治、 经济具有渗透性和导向性等功能为切入点，深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国际政治文化学的内 涵、特点和作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如作者提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总 是与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一个缺乏优秀文化的国家，无论其在社会制度如何优越， 物质生产水平如何发达，都难以保持持久的凝聚力”。“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扩张意味着 某一国际政治力量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无论何种扩张都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道德诠 释赋予合法性，都需要非暴力力量的支持。征服和控制对象不仅在于人们的肉体和国家政 权，而且包括对灵魂的慑服”。这可谓是独具匠心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于人们 分析文化与国家合法性建设、文化与国家安全、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且对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不 断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即文化世界化和文化民族化，客观地指出文化 的民族主义趋向不是文化建设的目的，而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的文化世界化也不应该是 文化发展的唯一目标。
三、体例完整，内容充实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