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本就沉重的我国就业市场更趋严峻。那么，我们应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率呢?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解决就业难题，关键在于加强职业培养基地的建设，大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使得我国本就沉重的就业形势更趋严峻。那么，社会、政府、职业教育学校或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应当如何共同努率提升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率即就业率?解决就业难问题，关键在于加强职业教育培养基地的建设，大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整体素质，也就是说提高劳动者的就业与择业能率，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执政地位的巩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家，都把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整体素质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增强国率的战略选择。因此，加强职业教育培养基地的建设、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是解决劳动者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一、我国劳动者就业状况调查与分析
(一)劳动者数量庞大、劳动率技能素质普遇偏低，就业压率巨大
(1)劳动者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据国家统计局一项数据显示:至zoo4年底止，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s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城镇调查失业率在7%-8%左右。2005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2006年为840万人，2007年为830万人，2008年由于受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大量从业人员因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由“从业人员”转变为“失业人员”。因此，城镇每年仍有1000万以上的劳动率得不到工作岗位。而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76823万人①，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83.3%，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2008年度人率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0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90万人，我国城镇就业人数为30850万，比上年末净增加86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较2007年上升0.2个百分点，城镇实际失业率却达10%。而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者1113万人，仅有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143万人，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每年将新增劳动率700万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剩余劳动率，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率每年向城市转移约1000万人，而在经济每年增长8%一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只800一900万个。
从宏观上来看:一是劳动率总量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变。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宏观分析，近几年来，城镇劳动率就业的技能岗位缺口还有1200万左右，而根据劳动保障部对全国103个劳动率市场的监测，2007年前三季度，市场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98%)。二是劳动者整体素质不能适应就业需要的矛盾依然存在，技能型人才数量极少。目前，全国技能劳动者仅有872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32.9，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360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4%，而登记的求人倍率均大于I，对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3.3,2.2,2.1。技能型人才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地区、企业、职业间分布不均衡，从而导致: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了大批下岗失业者，相当一部分技能单一、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却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行业和技能性职业所需高技能人员却供不应求，这也成了阻碍产业升级和创新能率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因此，劳动率总量供大于求和劳动率结构不适应就业需要的矛盾，是我国就业形势的基本格局。
从微观上来看:一是青年人的就业压率越来越大。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迅猛增加。由2003年的212万人猛增到2009年的610万。根据近几年来教育部门的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左右，每年有近30%的毕业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毕业生，大学生就业大军高达1000多万人，成为新增劳动率就业中的突出矛盾。二是农村富余劳动率约1.2亿人，外出农民工连续保持在年均5%以上的增长速度，农村富余劳动率转移就业任务依然艰巨。三是就业困难的劳动者问题突出。没有彻底完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任务，加上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下，帮助零就业家庭实现至少一人就业成为解决劳动者就业困难的经常性工作。
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率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向城镇转移的1000万劳动率，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十一五”期间可能有4000-5000万劳动率需要就业。因此，“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也是就业压率最大的两年。因此，就业总量矛盾突出，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率。
(二)劳动者整体职业素质偏低，就业率下降
国家统计局一项城市调查统计显示:2003年末，我国受小学教育文化程度者的失业率为15.2，初中的失业率为13.3%，高中的失业率9.7，大学及以上的失业率为3.2%；2005年初，全国就业者受教育情况: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占6.2%,小学教育水平的占27.4初中教育水平的占45.8；高中教育水平的占13.4；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7.2%；2005年的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占37%)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占30%)比重最高，高中、大专的比例均为13%，大学生的比例为5%，而实际上职业中等专业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失业率要高于各类专科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的平均失业率。此组数据表明:我国劳动率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事实上，受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程度与失业率密切相关。
(三)劳动率资源结构不合理，职业技能人才总量过少，就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
在从业人员中，专业技能人才总量过少是我国人率资源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尤其在我国农村，专业技术人才极少，每万人中只有66人，在农业一线从事农业技术的专门人才更少，每467公顷耕地才有1名农技人才，而在机关、院校的农业科技人才却较多。另外，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只有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四省市从业人员中每1000人拥有专业技能人才超过50人；而河北、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等l4个省市低于25人。我国的技能型人才总量也严重不足。在技能型人才中，高级技能人才更为短缺。据一份权威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的技能型劳动者仅7000多万人，其中，初级技工约4200万人占60%，中级技工约2520万人占36%,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在内仅280万人约占4%a青年中多以初级和中级技工为主。而在劳动率市场中，高级人才供不应求，中、高级技工的缺乏尤为突出。“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己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增长l5%^-20%,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翻了一番。照此推算，我国目前高技能人才数量对比企业需求，还有几百万人的缺口。
因此，劳动率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需要，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也成为制约扩大劳动者就业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劳动率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大
我国劳动率资源分布主要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和部分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西部地区的从业人员与中部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在西部地区各省市中，接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的人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而不识字人口的比重却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率资源集中于少部分地区，而大部分地区的劳动率资源仍处于短缺状态。劳动率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又将会导致新一轮劳动率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这将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恶性循环过程。
(五)我国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偏差。自我国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来，证书代表能率成为一种竞争就业导向。考证书，意味着多一种能率。于是，在就业岗位竞争激烈的劳动率市场里，多考证容易就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但是，由于体制等诸方面原因，一些地方对证书标准的制定偏低，对考证质量把关不严，导致出现重考证，轻质量的不良后果:考证通过率高，证书含金量却很低。
长期来，影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矛盾是:市场对技能人才迫切的需求与国家技能人才培养能率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换而言之，是技能人才供与求的矛盾。这既是数量的问题又是质量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国家技能人才培养能率严重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
学生对技能学习的质量要求与教师技能传授水平二者不相适应的矛盾。换而言之，是技能人才的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这既存在专业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是否一体化的问题，也存在所学与所用是否相匹配的问题，而教师技能传授水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从全局来看，培养技能人才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
(2)技能人才待遇“两不高”问题仍较突出。与改革开放以前比，技能人才的工资收入不仅提高了，而且幅度还不小。但其它职业人员收入提高的幅度大于技能人才。以深圳为例，2004年，深圳市中级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2120元，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却为2661元(见《深圳市劳动率市场工资指导价位(2005年)》表8和表II)，中级技能人才的月均收入远低于全市职工月均收入；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不高。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明显得到了改善，但仍有如下表现:经济收入偏低；企业用人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技能人才的排序均偏后；企业表面上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统称为企业员工，实际上，等级区分仍然十分明显。
(3)政府投入不平衡。受体制影响，我国当前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有:劳动保障部门管辖的技工学校和教育部门所属的职业院校。从全国角度看，教育系统的职业院校享受《职业教育法》规定的教育费附加，劳动保障系统的技工学校却尚未享用这种待遇，企业投入不平衡。按照“谁使用，谁培训”原则，企业是技能培训主体。通常，国有企业能够按有关规定提取职工工资总额L5%-2.5%用于教育培训，一些品牌民营企业也投入资金用于培训本企业技能人才甚至于开展社会化的技能培训。但是，数量庞大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却不愿投入资金培训技能人才，而是直接到劳动率市场聘用技能人才或挖“墙角”来解决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全国技能人才队伍普遍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初级技能人才多，高级技能人才少；单一技能型技能人才多，复合技能型技能人才少；传统型技能人才多，现代型技有人才少；短训速成的技能人才多，系统培养的技能人才少。因此，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就只有加强职业教育基地建设，大率推行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
二、加强职教基地建设，提高劳动者就业率
显然，在职业教育的培养过程中，每一环节都以掌握职业技能为目的。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技术性，能有效减少技术性和结构性失业。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质决定了它能有效地降低由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技术性失业，以及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率资源的要求与劳动率现状之间的矛盾，就有赖于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一方面能增加受教育者的人率资本含量及其未来收入、缓解就业压率，另一方面能有效地促进劳动率市场供求信息的对称性与完备性，让劳动者更多地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从而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一)有梯次地发展培养专门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我国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要参与国际竞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量出现，以信息、金融为主导的新兴第三产业飞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率大量向城市转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劳动者的就业率和人才结构的要求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掌握实际应用技术和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专门技能人才#}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为此，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启动了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2003年实施“三年50万新技师培养计划"；至2004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取得技师和高级技师取业资格证书的达70多万人。从2004-2006年的3年内，我国还在制造业、服务业及有关行业技能含量较高的职业中，有梯次地发展培养高、中、初级职业技能人员；此外，200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这己经是近三年来有关大率发展高级技师的第五个部级动作了，而且“十一五”期闻，我国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诚然，职业教育具有周期短、见效快、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实用性强等其他教育形式所不能比拟的特点，能很好地与地方产业进行有效地对接，建立职业培养基地，并通过职业培养基地尽可能地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开发本地的劳动率资源和劳动率市场，进一步解决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
(二)创新就业门类，开拓就业岗位，改善劳动率资源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扩大就业的总方针到具体政策措施，从鼓励劳动者积极创业到扶持困难劳动者就业，从健全市场体系到改进劳动者的就业服务作了全面论述。为缓解劳动者就业压率，党和政府积极应对，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就业面。如“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措施，鼓励劳动者积极创业，在创亚过程中增加新的就业门类，拓展新的就业岗位；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目的在于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逐步改变劳动率资源结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应紧密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劳动率市场的实际情况，举办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依托职业院校和职业培养机构，积极向用人单位了解用工需求情况，发展培训订单，增强技能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地方政府、教育和人事劳动主管部门也应充分发挥部门资源优势，拓宽就业门路，主动地为职业培养机构提供服务，并通过“订单式培养”，使职业培养单位能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固的劳动率供求关系。
(三)紧贴市场，提高劳动者与就业需求间的匹配性，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在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培养过程中，要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衔接，使两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为提高劳动者就业率服务；同时，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与课程设置，要以“职业”与“技能”为基础，以市场对专业技能的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设置专业和课程。专业按岗位设置，课程以岗位或职业所需要的能率元素为核心配备。这种按岗位要求设置专业和课程的特点，既提高了受训劳动者与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又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就业的成本，有效地增强了就业的稳定性，很好地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此外，要充分发挥人事劳动部门就业服务主渠道作用，建立就业服务网络，广开就业门路，指导职业培养单位及时调整专业，调整培养目标，提高职业教育培养的实践性和有效性。
当下，我国一些职业学校正在积极推行的一年学基础、一年学技能、一年顶岗实习的“三段式”培养模式，己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提高劳动者就业率的培养模式。这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使得职业培养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一方面有利于职业学校及时把握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及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风险教育，有效增加毕业生的就业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受训者在直接参加岗位锻炼的同时，了解产业和岗位需求及发展动态，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创业和就业能率。
据《公报》显示，2008年末全国已有99.65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占零就业家庭总数的99.9%。同时，国家还组织了3.4万名大学生从事“三支一扶”的工作。
(四)创新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和教学模式，提高劳动者再就业率
在传授并培养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时，职业教育机构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采取多层次、多角度、多手段且具有实效性的教育培养模式。其教与学的场所不受校园场地的限制，或在工厂或在田间地头或在其他职教培养基地。这样既不受传统学历教育所要求的学制年限的制约，又可根据学生所学内容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弹性，即采用学分制。这种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可为劳动者拓展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前提性的基础和条件。
1.有不少孩子由于不良的家庭习染，鄙视普通劳动者一些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总用“现在你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就去扫马路、掏大粪、当工人”之类的话教训孩子，于是，这些普通体力劳动就成了孩子心目中“下贱”的代名词，干这些活的人在他们心里缺乏了应有的地位，躲避、鄙视劳动成了一种必然。
2.有的父母无意间挫伤了孩子的劳动兴趣当孩子对劳动表现出好奇和兴趣时，有的家长总认为“孩子太小，与劳动无关”，更有甚者对孩子说：“一边去，别给我帮倒忙，不用你插手！”也有一些家长，总认为孩子干不好，不如自己干，排斥孩子参与。这样，挫伤了孩子的劳动兴趣，让劳动慢慢远离了孩子。
3.有的家长把劳动当成了影响孩子学习的负担，怕一旦让孩子参与劳动，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要劳逸结合，适当的劳动是学习的调节和放松，也是孩子所学知识的运用和检验，同时也是对孩子意志品质的磨炼。其实，学习并不是孩子的唯一任务，也不是成长、成才、成功的唯一条件。
4.有的家长认为“现在生活富裕了，没必要让孩子劳动”有了劳动自己干，或者干脆花点钱雇人干。这种意识无形中剥夺了孩子的劳动体验，让孩子丧失了获得劳动技能、检验劳动技能、提高劳动技能的机会。这些年出现的大学生不会洗衣服、离开父母生活不能自理、孩子一升学父母必去当“搬运工”的现象，就是教训。
5.有的家长在管理孩子时把劳动作为惩罚孩子的一种手段有的家长，孩子一旦犯错，就用劳动来惩罚，这使得孩子从小对劳动产生了不良的心理阴影，时间长了，即使家长有心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也很难调动起孩子的劳动热情。鉴于此，我们学校、家庭都应重视这一问题，形成联动机制，应从培养孩子的全面人格，促进全面发展出发，积极引导。
二、正确树立家庭劳动启蒙教育观念
1.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有着丰富博大的素材，足以让孩子感受劳动的无穷魅力。关键是家长要有正确的劳动观，才能引导、教育孩子放弃对劳动的鄙视和厌弃，从而正视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把劳动看做是创造现实与未来的力量源泉，看作是一种生命运动的艺术。生命离不开劳动，生活离不开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不仅是生存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2.引导孩子积极参与劳动
劳动和学习是不矛盾的，二者相辅相成。况且孩子的劳动毕竟在量上和强度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劳动可以增强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和丰富创新能力，学习可以促进劳动技能的改进和提高。同时，劳动有利于学习疲劳的缓解，有利于健康体魄的培养，可以为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学习强度很大，更需要适度的劳动活动调适孩子的学习生活。
3.劳动体验有利于良好品质的养成
无忧无虑的幸福环境，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通过必要的劳动体验和磨炼可以让他们体味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财富的创造凝聚着许多人的汗水。这样，就可以逐渐养成他们节约、朴素、勤快、吃苦的人格品质，对于全面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人格、意志品质大有益处。
4.劳动可以提高孩子的生存能力
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人才竞争异常激烈，许多经济、教育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加强学生的生存教育，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适当施加劣性刺激，给以必要的挫折教育等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必要途径。我国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强学生的生存教育、挫折教育，不少学校也增加了以磨炼意志、培养坚强性格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学生在战胜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培养了不怕吃苦、敢于挑战的品质，增长了解决问题、勇于创造的才干，提升了生活、生存的能力。
5.通过劳动可以增强创造的快乐
关键词：生产劳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演变；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时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公益社会劳动
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绿化学校和街道、在实习园地工作等，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曾经掀起了“红专问题”与“参加体力劳动”的辩论，引出“参加体力劳动是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等争论，并使得大学生纷纷走出课堂，在公益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勤工俭学
随着报刊、杂志发表的大量宣传勤工俭学文章，勤工俭学活动在高校开展起来，形式主要有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工地和运输业的劳动、校内外的服务性劳动和工业生产劳动等。[1]
（三）校办工厂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大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一切有条件的大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高校六十条”中还明确规定校办工厂必须安排学生劳动，并规定了学生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由此，校办工厂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进行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形式。
（四）大炼钢铁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同年9月26日《山西日报》的社论《以钢为纲大搞教育革命》，号召教育也要以钢为纲。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停课，有的高校还建立起小炼钢炉、小炼铁炉，各地高校师生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党非常重视劳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就提出，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当把学习与参加劳动生产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大的成效。通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2]其次，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还存在劳动过多、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的质量以及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摆正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纠正高校师生在生产劳动上过多、过长的问题。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过程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被当作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3]“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4]形式主要有：隔周轮换、隔双周轮换、隔三天轮换等办法，后来还补充了“四四制”的形式，即“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这是厂校完全结合的”，“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5]高等学校是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有的通过厂（农场）校合一的途径实行半工半读；有的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确定大学的办学方针为“两个结合”，即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有的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截止到1965年底，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中，已经试行半农半读的37所，半农半读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15%。[6]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一时期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一律称为“四清”运动。[7]自浙江省委组织1963年大学毕业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从1964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从暑假起分期分批参加“四清”运动。有的高校利用原定当年的劳动时间、社会调查时间进行，有的高校利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进行。
反思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是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产物，“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最佳方式，代表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9]究其实质，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左”的指导思想色彩，过高地估计了当时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错误地认为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在这场由高校文科生为重点、理工科生后来也加入进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采取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促使大学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在“”中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
“七・二一工人大学”源自1968年7月21日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0]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各地纷纷效仿。至1976年7月，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增加到一万五千多所，学员发展到七十八万多人。[11]“七・二一工人大学”被当作实现“两化”的重要途径，即：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按照规定，整个大学期间，学员既要进行脱产学习，又必须定期回到车间参加劳动。
（二）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
反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无论是“七・二一工人大学”里的“两化”，还是朝阳农学院的“几上几下”，都带有深深的“”时期的历史烙印。首先，它们与这一时期“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早在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中央和的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提出“学生每年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13]同年底，中共中央指示，认为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68年底《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要从“土专家”中招收、教学内容要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从1969年起，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全国各级学校以“五七指示”为纲领，组织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实行“开门办学”。生产劳动，成为转变学生思想的主要手段。其次，它们最终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负面影响。“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学。”[14]最终沦为破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的过程中，朝农经验被散布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要把各类大学办成“政治大学”等谬论，一些农、林、医、师范等类院校纷纷迁往农村，或建立分校、教学点等，不少农林院校几经搬迁，一些工科院校也在农村建立分校，不仅耗费了大量物资和资金，而且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图书和仪器等设备被毁坏，造成很大损失。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生产劳动形式
（一）“以知识服务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教育部号召大学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群众和社会服务，“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1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级各类学校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各地高校掀起了“以知识服务社会”的多种劳动形式，例如，清华、北大等首都14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利用暑假期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参观团”；南开大学团委组织学生利用寒假期间开展“让南开校徽在祖国各地闪光”的为民服务活动；辽宁省各高等院校组织大学生开展“把知识献给人民”的活动；上海高校发起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大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社会提供技术性劳动服务；有些高校激励大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创业；还有些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到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或机关服务社会。
（二）社会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是促进理论与实际、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高等学校把劳动教育、军政训练等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一时期，部分高校开展了“社会实践周”活动，更多高校与社会企事业、部队、农村和机关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积极探索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与服务社会、与勤工助学、与择业就业以及与创新创业等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引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反思这一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肯定课堂教授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仍然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必要性。不过，相对于此前的劳动形式而言，这一时期的生产劳动已经抛开单纯的体力劳动形式，更强调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来服务社会。同时，为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提出了“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实践的形式之一，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一起纳入教学计划，并在争取和借助社会各种教育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实践教育基地，为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实践活动形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过，如何在新世纪新阶段充分发挥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难题，更是一个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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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需求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
2．在十八世纪的近代普通教育初期，自然学科、人文学科被逐步纳入课程，形成近代的智育，后发展到体育、美育。但在总体上说，这种教育基本上属于“文化知识”教育。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生产与各种社会职能的技术性质发生变化，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体的普通教育模式，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当今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算是技术社会。现代技术不仅广泛渗透在生产、各种工作职能与管理之中，而且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家庭生活圈子。虽有知识而缺乏足够技术、技能的人，不仅越来越难以胜任工作和参与社会交往，甚至面临生活与生存的困难。因此，把以劳动技术为主体的技术教育引进课程，这是学校教改的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也有这种情况）的共同趋势是必须把理论、技巧和实践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同类型的教学-----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别必须加以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许多国家在小学开设劳动课、手工课，或创建综合中学，本世纪上半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合格人才和劳动者。
我国中小学教育在旧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始终没有突破应试模式，存在着脱离经济、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弊端。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还是实践能力，都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把劳动、技术教育引进教育领域，可以促使年轻一代手脑并用，学用结合，既懂科学知识，又具有一定的技术技能，从根本上改善一代人的劳动素质，以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可见，劳动、技术教育正是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轨道转轨的不可缺少的运行机制。
3．在初等学校里实施劳动、技术教育是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源泉，是人的神圣义务和培养个性的基础。学生只有通过亲身劳动，体验创业的艰苦，才能养成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品质以及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态度。
为了使未来一代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发展，还必须通过劳动、技术教育，使青少年学生掌握现代生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懂得现代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对小学生来说，主要是能学会一些最基本、最初步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受到现代化的启蒙。值得重视的是，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新一代人不仅具有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具有一定的基本技术和技能。技术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是错误的，非人文的技术教育和非技术的人文教育都不完全，教育应该是既传授技术又启迪智慧和理性的。
21世纪的学校教育应该在加强科学教育的同时，加强技术教育，正如《学会生存》一书在谈到传统的科学教育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所指出：“传统的科学教学很少致力于把课堂知识和科学实践联系起来”，“这种旧的课程计划很难启发科学活动中的创造性、直观、想象、激动与怀疑的态度，而观察、搜集数据、归类以及证明结论的能力都不应只是科学家的任务”。该书还指出，传统的科学教育存在同技术教学脱离的倾向，科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强调知识与行为相互依赖的关系，促使科学教学和技术教学两相结合，就应注重科学研究与实际发展及应用之间的关系。当前“教育体系往往引起了这两者之间的严重分离-----这种分离既损害科学研究，又损害实际发展”，“在普通教育方面，课程计划过分倾向于重视科学，而忽视技术。”而使科学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相互补充，可促进手脑并用，充分发挥大脑两半球的作用，使左脑型教育与右脑型教育结合，理性思维与感性直观结合，基本理论与应用实践并重；有助于扩展眼界培养整体思维能力，锻炼身心的灵活性；能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意识和创造思维能力。
[关键词] 教育 经济增长 劳动简化法 生产函数法
教育经济效益，从宏观来看，指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与社会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之比。计量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方法较多，有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舒尔茨分析法、丹尼逊法、修正的劳动力简化法、多因素分析法等。根据资料的可取性原则，本文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将采用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分别进行测算。
一、劳动简化法
劳动简化法是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提出的。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以及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简单劳动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此法用劳动简化系数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劳动总量中由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量，进而确定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由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代表报告期，0代表基期，K、L、Y分别表示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人数和GDP。
为了便于计算，劳动简化法有以下几条基本假定：被计算的社会劳动者所接受的某一级别或年限的教育在概率的意义上是同质的；相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同质的；社会劳动者因教育程度不同形成的不同劳动复杂程度可以用一定尺度来换算；教育对社会劳动者所造成的无形收入、无形支出以及教育接受的其他影响和教育的其他功效都被视为常数略去不计；把GDP的创造视为全社会劳动者的贡献。
采用劳动简化法测算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是要把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力以一定尺度简化成基准劳动力或标准劳动力，建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系数关系。确定劳动力简化系数的方法有四种：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别为尺度；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为尺度；以培养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费用为尺度；以劳动生产率大小为尺度。为收集数据的方便，本文采用教育年限的长短为换算尺度。将劳动者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教育年限按3年计）、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5个层次。以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作为标准劳动力，则文盲半文盲的劳动简化系数为0.5，小学为1，初中为1.5，高中为2，大专及以上为2.66。
要得到社会劳动平均简化系数，还必须获知全社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构成，即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而这个资料一般只能从人口普查资料中获取，于是将研究的时间取为1990年至2000年，因为我国在这两年分别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年》及相关计算，结果如下表。
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06年》，江苏省1990年和2000年社会劳动者人数分别为4225.02万人和4418.14万人，1990年和2000年江苏省GDP分别为1416.50亿元和8553.69亿元，即:,,则根据教育贡献率公式计算得199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6.49%，表明在此期间，江苏省GDP增长额中有26.49%是教育投资作用的结果。
二、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是描述因素投入量与结果产出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利用具体类型的生产函数，应用回归分析计算出教育投资社会经济效益，避免单个方法计量结果的片面性。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何种生产过程，都可以把它看成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下，一组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生产函数就是在某些前提假设下，描述这一过程的经济数学模型。利用生产函数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把教育的作用分离出来。
C-D生产函数是最著名的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是，其中Q代表产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技术进步因子。为了更全面的反映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变形，引入教育投入因子E，则C-D生产函数变形为为教育投入因子的产出弹性。C-D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变形后为
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劳动力投入L是同质的。此外，还必须在可获得的资料范围内对各种产出与投入的描述指标进行选择确定。对于总产出Q，选择GDP较为合适，因为它全面反映了江苏省的经济总量水平，而且数据易取得，具有权威性。对于资本投入水平，一般经济计量学认为最好用固定资产值加流动资产，但由于流动资产统计资料难以取得，此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投入。K为劳动力投入，L用社会从业人数表示，教育投入因子E用在校学生数表示。江苏省具体指标数据如下表。
根据数据资料运用SPSS软件，得到江苏省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1.784，即全省受教育人口数每增加1%，则其GDP将增加1.784%。
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弹性系数）÷GDP增加率×100%
江苏省1990年至200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9.70%，全省受教育人口数年均增长率为2.47%，则得到教育投资贡献率为22.37%，即江苏省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为22.37%。
三、结论
通过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对江苏省教育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其结果分别为26.49%和22.37%，具有一致性，结论是可信的。此两种定量分析表明，江苏省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作的贡献是很显著的，处于较高水平，这与江苏省历年来重视教育投资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应当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注重教育投资水平和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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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邓小平/教育/经济
【 正 文 】
在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了顺利实现旧的计划机制向新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思想包括教育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体制等方方面面。邓小平的教育经济思想体系，作为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深刻、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有其理论发展的清晰线索，它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目标的胜利实现作了重要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准备，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教育在新时期的实际条件相结合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是发革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教育战略、方针、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鉴于邓小平教育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在此仅对邓小平如何站在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战略位置，以及如何据此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教育经济思想作一粗浅探讨。
一、教育的经济战略地位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科学态度，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视野，把教育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范围和宏观战略高度上，把教育摆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背景下，一方面突出强调教育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另一方面强调教育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改革和发展教育，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教育的经济功能
邓小平肩负着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他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日益增加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国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关注并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1〕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需要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新态势，邓小平做出了将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抉择。不仅如此，他还高瞻远瞩地洞察到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是衡量社会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主张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认为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关系到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在实现“三步走”经济发展宏伟目标的工程中要讲战略重点，其中的“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一战略重点“是关键”。〔2〕这是因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3〕。改革开放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改变过去把教育简单归属于“上层建筑”，把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单单突显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忽视教育经济功能的态度和实践。邓小平敏锐地把握着这一时代的脉搏，在他的教育经济思想中，对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教育的经济性、教育如何为经济服务、如何依据经济发展需求促进教育的发展等问题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论述。他不仅将教育的发展看作是百年大计，看作是一种基础产业，看作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他还旗帜鲜明地主张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
即使在教育的政治属性方面，邓小平也从经济的角度论述其存在的意义。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因为人的劳动能力中既有技术文化上的因素，又有思想道德上的因素。因此，“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5〕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要体现时代特色，满足现实需要，就要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同时，确立建设者的社会主义信念，不仅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还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对内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对外增强我们抵制“和平演变”、“西化”和“分化”的能力，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鸣锣开道，这是教育与经济建设互动发展的又一结合点。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新时代，教育具有的政治属性已经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提出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是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加强和深化。
（二）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动力
邓小平教育经济思想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现代化建设发展动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地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6〕近一二十年来，世界高科技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为了使整个国家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必须搞好科技，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7〕他还指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8〕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9〕。显然，邓小平把教育看作是传播和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看作是培养和输送各种科技人才的园地，看作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结合起来的纽带，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如果说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目的，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是途径，科学技术是关键，人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教育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科技和培养人才离不开教育，这就是邓小平教育经济思想中一条清晰的思路。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10〕人口众多是我们的国情，如果人口素质高，便是最宝贵的财富，否则就成了沉重的包袱。如何化劣势为优势，如何变包袱为财富？只有依靠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1〕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有把握达到”。〔12〕因此，不能将工作重点的转移单纯地看作只转到经济建设上，还应转到教育上。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3〕
在邓小平教育经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地位，党的十二大将教育和科学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培养大批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14〕
二、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经济快速稳步发展
邓小平的教育经济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阐释和逻辑推理，而是为了解决整个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求真务实、精辟实用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实现经济增长、教育进步的良性循环
邓小平教育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教育必须与经济密切配合，教育事业在发展计划、规模、速度以及人才质量上要力求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包括适应经济对教育超前的要求。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5〕，“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6〕
他还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高度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赋予了新的内容，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在提倡和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邓小平纠正了文革时期把生产劳动简单地理解为具体的体力劳动和改造思想大熔炉的错误思想，也纠正了文革后“一朝被蛇咬”而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完全否定的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7〕显然，邓小平认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新时期培养合格建设人才的需要，生产劳动不再是片面的体力劳动项目，而是泛指社会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
邓小平还强调说：“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18〕也就是说，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要讲方向、讲策略、讲科学，要与国民经济的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相适应，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实质，避免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相脱节，培养和造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提高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劳动经济的实际需要。
邓小平教育经济思想站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教育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把教育的立足点放在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上，放在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上。不仅教育“生产”出来的人才要与国民经济建设相结合，教育自身也要根据劳动就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这为如何“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指明了“根本途径”，〔19〕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使学生所学知识与将来进入社会所要从事的职业相适应，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邓小平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教育，着力构建一个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结构调整、面向经济发展态势，能主动应变的，能适应时代潮流提供合格的社会生产工作者的教育系统。教育只有与科技含量极高的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由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动向引导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适者生存。正如邓小平引用列宁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所指出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2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各行各业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上千万专门人才，为21世纪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近年来，地方政府继续推进城乡教育的综合改革，对当地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在城区积极进行社区教育试点，探索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和城市教育管理新体制；在农村继续实施“燎原计划”，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需要。教育系统自身也在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促进教育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