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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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金融史的教育，目前并不受中国高校的金融系所重视。根据《挑专业选大学》（武书连，2008）一书的介绍，中国高校金融专业的主干课程不包括金融史。笔者抽查了该书中全国高校金融系排名前十名中的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发现这几所学校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主干课程都不包括金融史。该书中金融专业全国排名第一的复旦大学有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但金融史仍然不属于主干课程。
本文认为，金融史教育的冷落，将会严重影响金融专业大学生的创造能力的培养。金融专业大学生是中国未来金融从业人员的主力军，中国的金融深化，依赖于从业者在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文化和金融研究等方面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正确的观念是正确行为的基础，正确行为的统计显现即是人们所称的实践能力高下之别。金融史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对前述问题形成正确认识，因此，金融史教育是金融专业大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基础，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推动作用。
1金融史促进学生正确认识金融工具及创新
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历史看，金融深化过程、国家繁荣也是一个金融工具得到创新并推广普及的过程。古代罗马发明了“股份”这一融资工具，既是古罗马社会繁荣的基础之一，也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大的国债发行系统具有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英国战胜军事奇才拿破仑并确立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之所以执世界经济的牛耳，也正是因为华尔街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工具创新能力和推广能力。
但金融史也同样告诉我们，金融工具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典型的例子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表象是信用危机———次贷购房者的违约，但次贷危机更深刻的教训也许是：金融从业人员应该考虑，对于以风险转移为主要目的、具有不可保险性质、没有价格发现功能的金融工具，应该控制的合理规模及有效的审慎监管模式是什么？
通过金融工具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有助于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对中国现阶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在中国应该采取何种路径发展，形成清晰且较为正确的观点。
2金融史也是金融制度史，是中国金融制度建设的“活教科书”
金融专业的大学生，是未来金融业务的从业者或者中国未来金融制度的建设者，从业者的身份要求对金融制度加以遵循和合理利用，因此，创造性地履行这两个角色，都要求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充分掌握当前的金融制度及其演进过程和演进规律。
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会以理论的方式分析制度演进及规律，但那只是一般性规律。金融制度演进有其特殊性，而金融制度演进的特殊性，只有从金融史中才能获取。世界主要国家为何形成以市场为主和以银行为主的两套金融系统？中国为何会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为何全球出现混业经营趋势时，中国仍然坚持分业经营？为何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弱于很多国家？这些金融当中的重大制度性问题，都可以从金融史的学习中获取答案。
正如陈志武、巴曙松所言，中国相对于世界“金融技术”进展的缓慢，根源在于制度环境上的缺失。相对英美完善的法制，中国法律传统在产权保护方面不力，长期的集权历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包括金融活动的深度介入，这些制度性的因素阻碍了市场参与主体的创新活动。世界以及中国这些金融制度的演化，有助于未来的金融从业者或金融制度建设者认识到中国金融制度问题的复杂性、演进过程的路径信赖等问题，从而明白中国金融制度的建设，绝非一日之功，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不仅仅是改革者的勇气问题，更需要相关参与人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智慧。金融史的学习有助于从业者在业务过程中正确判断金融制度演进的路径及速度，从而制订正确的业务方案，也有助于金融制度建设者与时俱进地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3了解金融史，培养现代金融理念
从中国的传统分析，中国人的金融活动是以基本家庭为单位展开的（陈志武，2007）。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差序格局（费孝通，1948）在金融领域的反应。这一现象印证了格兰诺维特(1985)的社会镶嵌理论，即社会经济活动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这说明中国的金融活动，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要走出这一格局，实现金融活动的现代化，就要求金融活动的主体进行文化观念的更新，才可能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开展金融活动。
例如融资活动中，当代中国人应该跳出差序格局，将资金来源扩展到家庭之外，才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在保险业的发展方面，从保险产品的设计到销售，既要考虑传统中国人的“血缘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充分考虑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对社会网络关系依赖性减弱后对保险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提出更高要求的特点，及时推陈出新，以新的保险品种占有市场，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银行业方面，深圳发展银行的“1+N”模式（具有相同业务或因为业务链而有联系的多个贷款人之间的互保体系）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不足推出的一种过渡性策略，虽然在现阶段具有适应性，但在未来的业务拓展上，不能以此为重点。
由此可见，通过金融史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金融活动，同时，对于现阶段以及未来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当代大学生如何在未来选择金融活动方式或者从事金融业务，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4学习金融史，理解金融活动的复杂性，正确应用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和金融活动
金融从业者的身份和金融研究是当代学术活动的活跃领域，因为金融理论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至少也有4位。成果的丰硕并不代表现有金融理论就足以充分指导人们的金融实践活动。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活动过于复杂，而学者们的研究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对问题进行简化，其成果具有理论上的严谨和优美，但运用于现实时则往往效果难测。而金融史则为人们理解和开展金融活动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的素材。例如，从英国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到今天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人们可以看到金融学者们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的“理性”在人性的“贪婪”面前脆弱不堪，经常演化出金融危机。同样，在金融定价理论方面近年来得到充分应用的随机游走理论也无法有效解释投资者行为引发的价格波动。在定价模型日趋复杂和精细的今天，新生代的数量模型投资分析高手的业绩也并不比属于传统分析的巴菲特更突出。根据数量分析而开展的次贷资产证券化恰恰是引发最近百年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金融史上的现象充分说明，当代金融学的成就固然丰富且伟大，但过于强调量化分析而忽视了人性的丰富性、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其理论面对现实无力甚至酿成金融风险。在具体的金融活动中，对这些“人为”因素的忽略，对于投资者和整个人类，都将带来悲剧。而对金融研究者来说，如何在研究中既能看到这些因素的存在，又能避免这些因素的存在引发实证的混乱，从而得出面对“真实现象”的金融学，出路之一在于金融史的研究。金融史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人类在金融活动中的各种特征：贪婪、非理性、从众等，也只有金融史才可能全面丰富地展现金融活动中由人性的复杂而引发的丰富多彩的金融活动的各个侧面和全局。
[关键词] 金融中介理论 农村金融中介 显 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论(Arrow-Debreu Model，简称A-D模型)假定厂商与家庭可以无限制进入完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交易成本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金融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机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高度抽象的理想模型，但大量的实际运作却偏离了这一理想化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A－D一般均衡模型的突破，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假设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3.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资产转换功能
20世纪前期，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最有意义的是Fisher(1930)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后来，Fisher的观点得到了Gurley＆Shaw（1956）的进一步深化，他们在《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一文中论述了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认为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发行间接证券，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资产转换。由于该理论不仅揭示了金融中介具有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也被当作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
4.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金融中介的研究中，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基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及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的种种金融中介理论，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1)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
Gurley＆Shaw和Tobin在阐释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的同时，为降低交易成本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Gurley＆Shaw(1960) 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中提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Tobin（1963）在《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s of Money》一文中也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其后继者G.J.Benston＆C.W.Smith（1976），Merton(1989)， Chant(1989)， Freixas＆Rochet(1997)，Allen＆Santomero(1998)等也进行了探讨。
(2)基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息处理及监控功能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产生对金融中介需要。Leland＆Pyle(1977)在《Informational of 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一文中论述了资金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引致的逆向选择，因此客观上需要专门提供信息的人。Diamond(1948)在《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一文中对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委托监督理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就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解决道德风险的，这种做法节约了对单个项目进行监督所造成的成本。Chan(1983)，Mishkin等人也进行了解释与描述。
(3)基于消费不确定性的金融中介理论（流动性保险理论）和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金融中介理论来自于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流动性保险理论的代表人物为Diamond＆Dybvig。在Diamond＆Dybvig (1983)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这一模型后来经过Bencivenga＆Smith(1991)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发展，在Bencivenga＆Smith模型中，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
(4)基于风险管理、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交易、风险管理功能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金融市场更加完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事实上，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正是金融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结果。Santomero(1984)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 认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参与成本是和风险管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因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中介机构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5)基于价值增值与客户导向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
Scholtens＆Wensveen(2000)对上述Allen＆Santomero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诸如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正因如此，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需要一个解释有关金融创新和市场细分及其动态过程的理论。随着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如到期日、流动性、风险、规模以及区位等，金融中介增加了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 Scholtens＆Wensveen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
(6)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
Merton＆Bodie(1993，1995)针对人们长期遵从的机构观，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Bodie，2000) 。金融中介功能观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博迪(Bodie，2000)还曾专门以访谈的形式讨论过金融体系的功能观，并涉及了功能观的中国意义，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向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并初步涉及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接着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中介新业务的拓展，人们开始在交易成本之外，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应该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风险转移和管理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随之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具有的相应的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国前正推进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相容性，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显然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农户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添加这些要素。
二、中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功能定位及拓展
在长期金融抑制的经济中，我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是极不发达的，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类农村金融中介还会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1.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一般显定位
根据上述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一般具有信用媒介、信用创造、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功能。Merton＆Bodie更是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的六个核心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即为交易提供清算和支付条件；聚集资源和向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功能；提供跨时、跨地区、跨行业转移资源的服务；具有风险管理功能，金融部门提供管理风险的服务；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为经济部门分散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显然，农村金融中介也应具有以上功能，只是因为服务于农村和农民而更具有针对性，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发达的、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这和1978年改革后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相对应，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不仅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收益，而且由于分散性、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等因素，又必然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必须也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一般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看作显。
但应运而生的这些金融中介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从理论上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情况：和小额金融服务特质最贴合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逐渐缺失，在片面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考虑对小规模融资需求需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与监督成本，转而偏好与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建立联系；中国农业银行业务逐渐转向城市，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明显减小，而且在退出支持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储蓄，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长期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存款，这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业务单一、风险加大等困境，支农作用日益弱化；民间借贷虽然由于其地缘和血缘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要求，但由于游离于有效监管机制之外，问题频出。可以看出上述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在服务于农村和农户时出现了部分功能缺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近年来进行了持续改革，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逐渐过渡到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合作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小额信贷以及非正规的民间私人借贷等多种金融中介组织。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对村镇银行等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政策限制，目的就是健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显。
2.基于中国农村及农户特性的隐拓展
我们在理解农村金融中介组织显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农村生产工业化、商品化水平高，而且农村领域就业人数少；而在中国，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虽有大规模、专业性商品生产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更多的仍然是分散的、零星的种植业、家庭经营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农户）行为特征将对农民（农户）的信贷行为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定位有着根本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理性小农”说，代表人物为T.W. Schultz和S. Popkin。T.W. Schultz（1979）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1964）。另一类是“道义小农”说，代表人物之一J. Scott认为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我国农民普遍持有以家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且依附于土地，广大的极其弱小的农户作为经济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即便某些地方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但广大农户仍是 “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新型的银行类金融中介加入新的功能，诸如金融中介代替政府进行项目选择、经营指导、技术培训、信息传递、文化宣传等功能，这些功能区别于一般的金融中介，可以看作农村金融中介的隐。在具体的操作中农村金融中介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相对发达而广泛的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急需的致富技术和信息，帮农户找准新的效益增长点，当好农民的致富参谋和金融顾问；还可以通过送知识进农户等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和技术培训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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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性原则的出场:金融化的经济学研究限阈
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化被普遍视为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从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其研究路径依然体现着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分野。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在对银行、保险、不动产等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利润分割、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宏观收入变动、以及资产结构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将金融化理解为与金融相关的诸如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以及金融机构等金融部门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是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面临的投资和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等问题的有效手段。2]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不同，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资本积累的当代形态，并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与实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支配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它造就了一种实体部门投资积累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工薪阶层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积累和增长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恰恰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从经济学学科整体背景看，两者共同分享着三大固有的并值得进一步批判的理论逻辑。第一是对金融化认证的经验逻辑。对于金融化现象的确证，无论是依据现代金融急剧膨胀的新事实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基于资本积累形态的新变化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其背后都是直观的经验的实证主义。而仅仅依靠当前的经济现象与数据统计，脱离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大历史，很难解释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即“金融资本主义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而是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和资本积累超过正常投资渠道就出现了。”
第二是对金融化解释的抽离逻辑。经济学抽离了金融化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对金融化动因、表现与特征的分析主要以美国经济作为样本，仅限于企业经营投资、个人家庭消费、社会收入与分配以及政府财政开支等经济与金融领域。鉴于现实中金融对政治权力、国家战略、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如何确证金融化是标志当代资本主义整体新变化，而不仅是经济新变化？
第三是对金融化趋势的单向逻辑。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了金融化的发展逻辑。这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金融资本批判理论提出的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形成二元对立。这种单线思维导致各自存在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金融化的发展逻辑，如何解释曾促进经济繁荣的金融化为什么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如何解释导致种种危机的金融化为什么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共同选择？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经验、抽离与线性逻辑所导致的金融化研究的非历史性、孤立性与片面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一时代重大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决定了引入新的研究视域，即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
这里的总体性来自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解读，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在事物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分析与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总体性原则具有三个维度:一是历史性’即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去揭示相互之间的联系，“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二是整体性，即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体，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三是辩证性，即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中辨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关系，“把所有局部现象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通过对经验、局部、片面的超越和扬弃，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与整体关联，超越了实证的西方经济学，从而构成我们今天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的科学视域。
二、金融化的历史维度:演进历程与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金融化并非仅仅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周期性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的金融化演变方式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征。
按照布罗代尔与阿瑞吉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理解，金融化的演进始终都是围绕着资本积累获取利润这一内在要求而展开的。因此它早在16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w]这个时期以热那亚、荷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与创新，通过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建立中央银行与信贷系统，创建股份公司，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扩张。金融化主要体现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在国内商业、农业、采矿业以及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全面渗透与支配，“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
18世纪以来的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使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但是并未完全阻碍金融化的步伐。资本主义金融化采取了新的形式与途径。一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为金融化展开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发达的国家公共债务体系的出现使得国家政权的金融化程度提高，“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随心所欲制约的制度”；三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金本位制度得以确立，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金融化。
19世纪末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金融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化也随之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金融化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拉法格、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出现与扩张。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股份制”来实现对工商业的金融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寡头控制;在文化领域，倡导拜金主义与宣扬“镀金时代”来加强思想控制;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力受到削弱，金融化进程受到限制，但是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推动资本主义金融化进人到“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这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策的兴起增强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信息科技革命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形成提供物质技术条件;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加深了金融的知识化、社会化程度;跨国公司与跨国银行相结合的跨国银企成为充当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主要载体。所以，当代资本主义演进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本身就标志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最新形态。
三、金融化的整体维度:社会结构与世界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整体的总体。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通过各种纽带组成的一个不平衡、不对等的“世界体系”。而金融化问题也必须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
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金融化不仅仅体现为经济领域中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利润的增长、金融资本的膨胀，更体现在金融与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科技创新、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度融合。在金融化的形成过程中，金融势力逐渐向国家政权渗透，政府的组织架构、公共政策、权力运作等越来越被金融所挟持，形成金融资本与国家高度依存与融合的权力结构。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称之为“金融寡头统治”。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是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政商联合体。金融市场的成熟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卷人金融活动，导致家庭资产、社会分层与阶级对立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关系，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食利阶层: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借贷资本家;帝国主义时代凭借股票所有权为生的“食利者阶级”；当代转变为以华尔街金融精英为代表的“新食利者阶层”。在历次科技革命与创新中，“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高新技术产业的强大潜力和超额利润满足了金融资本的食利性冲动，成为金融化的一种重要财富创造工具。无论是19世纪英美的铁路建设高潮，还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都可以看到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投入到技术创新中，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殖。金融资本的牟利本性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冲动与食利心理：今天，年轻人的乐观与进取心和可能的投机资金相结合，确保能迅速、有效地利用变化莫测的投机机会。”人们总是力图不劳而获，直接攫取收益，就像马克思所言，“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看，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金融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呈现多种样态，而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越来越体现为金融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荷兰凭借巨大的商业贸易优势，走了一条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金融化之路。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英镑、美元等强势货币，控制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力量日益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代金融化过程中，推崇“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中，金融化主要体现为放松金融市场管制，鼓励金融技术创新;[M]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高福利社会政策的莱茵模式，扩大财政赤字和巨额公共债务是其金融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依附理论的发展主义，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模式的金融化表现为经济发展外资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与财政结构债务化的结合。每一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周期都会形成金融中心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建立金融霸权，形成对半边缘、边缘国进行金融剥削与掠夺的世界体系。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通过金本位制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建立的金融霸权，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有力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当代美国在金融化过程中借助于美元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四位一体的机制，建立了新的世界金融帝国。英美等金融中心国凭借金融霸权，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中，不但造成资本收益从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向发达国家，而且肆意转嫁金融风险与危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心-”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四、金融化的辩证维度:现实效应与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辩证的总体。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总体趋向，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解读:一方面以“两个决不会”论断以及“资本的文明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进步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以“两个必然”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被新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必然性。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机制，具有应对资本积累困境、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反而以新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化了矛盾，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
资本主义生产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一个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特征，即“积累悖论”。这是“由于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抑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来提高劳动剥削率，最终制约了资本自身的扩张”。21]为摆脱这一积累困境，金融化成为历史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种重要途径。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业务的扩展，金融工具的创新，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提供了集中性的、全面的、专业化的服务，提高了资本运动速度，缩短了流通时间，减少了交易环节，使资本周转的效率大大提升。虽然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在流通过程，但是流通过程节约的必要费用和时间，有利于资本积累;加快剩余价值的流转会提高剩余价值量，从而扩大资本积累的源泉。这种金融化积累机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大量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发展，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形成了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的投资格局，从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与金融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所以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2]而垄断时代的斯威齐、布瓦耶等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积累金融化制度的产生确实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光荣的30年’长期积累之后的困境和福特主义调节危机。”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作为金融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化固然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金融修复，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各种矛盾，不过是以新的方式积累与激化矛盾: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寻求以金融资产创造为方向扩展的历史，是一个寻求规避法律、政治或者文化力量对资产创造施加限制和监管的历史。”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金融化导致过剩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地产等经济部门，形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经济。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金融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金融资本家通过“金融掠夺”获得了日益增多的权力和财富，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金融分化日益严重。在国际领域，表现为金融霸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曾经指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国际剥削是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之一’“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与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这些矛盾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通过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作为总体的金融化：结论与展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正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金融与金融资本凭借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手段，不但在经济运行中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主导经济发展关键因素，而且向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全面渗透与扩张，将资本主义日益塑造成一个金融化的社会世界的过程。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总体性理解，一方面，是全面、系统、深人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与发展态势的有机环节。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暴露出金融化所导致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调整与应对，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而应涉及政府职能、社会福利、劳资关系、文化导向、全球战略等诸多领域。这自然会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与新趋向，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原则，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局部的加以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针对国际游资、人民币汇率、金融话语权博弈等涉及中国与全球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是应对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互联网金融、理财投资、家庭资产结构与收人差距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与利益格局的重大问题，都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中来加以考察。这是思考与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视域。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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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工程；学科定位；人才培养
一、金融工程是金融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金融学基本处于对事物的定性分析，即描述性阶段。它由描述阶段向定量分析阶段的转变始于马柯维茨的风险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定量分析的基础。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在结合奥斯本（Osbeme）的股票价格遵循随机游走的期望收益率分布的基础上，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资产组合选择一文，把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定义为其可能结果的期望值，把风险定义为平均值的方差，这种均值—方差模型使数理统计方法可以应用到资产组合选择的研究中。法玛（Fama）在奥斯本（Osbeme）通过理性无偏的方式设定投资者主观概率的基础上，建构并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设（EMH），并进一步细分了三种有效市场，从而说明了价格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已知的信息对获利没有价值的结论。随后的夏普（sharp）、利特纳（Litner）和莫辛（Mossin）将EMH和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说明了市场上的超额回报率是由于承担更大的风险才形成的结论。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等人进一步相继拓展了上述研究，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期权定价模型（OPT）等。至此，20世纪70年代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支撑的标准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正统定位，成为当代金融理论的主流和范式。80年代末期，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里兰得（H·Leland）和国际著名期权理论学者鲁宾斯泰（J·Rubinstein）开始提出“金融工程”的概念。1988年，金融学家芬纳迪（D·Finnerty）则基于公司财务对金融工程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价格波动频繁，风险与日俱增。为求生存和发展，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更深层次的金融创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成为了西方金融领域最为活跃和突出的变化之一，伴随着金融创新，发达国家公司理财、银行业和投资业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活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很快便渗透到了商业银行等金融实务部门。可以说，金融工程的产生顺应了国际金融经济竞争与发展的潮流。
二、金融工程的理论架构和技术基础
金融工程将工程思维引入金融领域，综合地采用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包括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网络图解、仿真模拟、分解与组合等）设计、开发和实施新型的金融产品，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其成果金融产品既包括原生和衍生的金融商品，也包括金融服务和解决金融问题的手段和策略。其创新和创造性既意味着金融领域思想和思维的飞跃，即一种革命性的全新金融产品问世时所具有的创造性，也意味着对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与运用，以及对现有产品进行的分解与组合。
金融工程的应用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应用已有的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对社会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控制风险和进行资本经营。二是开发、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来创造性地解决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问题，实现预先设定的金融目标。金融工程的核心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估价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定价均衡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有效市场的均衡理论、汇率与利率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的应用只有借助于技术方法的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操作工具。因此，金融工程更注重于综合采用决策科学、系统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智能化技术等当代前沿的科学技术方法展开实证分析，通过从基本的代数知识、微积分、线性代数到微分方程，运筹学和优化技术，乃至模糊数学、博弈论（包括微分对策）、概率论、随机过程和其他随机分析理论方法（包括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应用，设计优化算法或建立仿真模型，对金融活动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近年来，随着金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工程技术（如混沌理论、小波理论、遗传算法、复杂系统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知识工程、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模拟退火方法、面向对象方法等）已经或正在成为金融工程重要的技术基础与实践工具。
三、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科学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和发展金融工程对我国整个金融科学向更高水平层次发展的重要性。金融工程的产生不过十余年，在把金融科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对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金融工程的实践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化程度，而且由于金融工程大量运用运筹学技术、仿真模拟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先进手段对市场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使得金融新产品的定价更符合市场要求，使金融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更趋完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促进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传统的运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为更高层次的金融科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然而我国目前金融学科水平尚处于由描述性阶段向定量分析型阶段转变的时期，明显滞后于国际金融科学水平的发展。由于我国金融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传统内容和简单的政策研究上，忽视了数学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与金融实践的结合运用，使理论严重脱离实践，远远适应不了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相关理论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工程作为现代金融科学的制高点对现代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从现在起围绕金融工程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实现金融理论研究的定量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建立起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科学。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动因；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5-0107-02
央视头条2015中指出：“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引领中国”。按照创新力度强弱来分，创新力度最强的是北京，其次是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中国青年报有一文章，题目是“创业创新已成为2015年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国家及社会各界对创新的重视，同样，金融创新在金融行业的地位也不言而喻。
一、金融创新的相关研究
关于金融创新的含义，国内外没有统一的解释，但一直以来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大多衍生于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创新下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企业家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
基于金融创新的动因角度，刘迎春（2011）认为金融创新的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新主体自身的需求，主要包括追求利润、规避风险、控制成本等，这些都是创新主体要求创新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应用则是创新主体进行金融创新的外在条件。孙国茂（2013）在金融创新的本质、特征与路径的选择中，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基于金融创新的规避管制理论、约束诱导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创新理论的角度得到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创新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新的市场与消费者，从而使创新主体获得超额利润。文中还探讨了选择性创新、伪创新以及过度创新这三种金融创新方式，并指导提出金融创新中的路径选择。娜日、朱淑珍、洪贤方和吴晓（2014）研究了金融创新中的竞争情报机制，并按照金融创新活动涉及的过程，模拟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为金融创新中的竞争情报活动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刘迎春（2013）认为我国金融创新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变政府主导模式为市场主导模式，创新主体应综合运用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两种模式。成善栋（2010）根据金融行业的独特性，结合城市创新指数，提出并构建了金融创新的基本框架体系，并以该体系来衡量和评价金融企业的创新水平和总体发展能力。
本文通过对金融创新必要性以及金融创新历史发展进程的阐述，主要从金融创新的历史发展历程分析金融创新产生的动因，以及金融创新从微观与宏观层面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二、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创新是一个体制前进的不竭动力，一个体制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融入新鲜的元素，才能够获得新鲜的血液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创新就意味着在原有基础上，更新、改变甚至创造出新的东西。创新的产生使人们得以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尤其是创新在技术、经济上的发展促使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家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其金融市场就能够掌握自身的经济。现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竞争。所以，金融市场的发展之于一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市场联系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每一种交易活动，无论在哪一种交易中，都要涉及到货币的流通与资金的运动。缺少资金参与的交易也便不能谓之交易。从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关联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对整个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不管是为了市场经济的稳定，还是为了保持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金融创新是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地为金融市场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为金融市场带来新的生机，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某一角度来说，金融创新通过模仿与推广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当某一创新主体推出一种创新模式并从中获利之后，其他创新主体便可效仿，推动这种创新的普遍化，从而带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当这种创新带来的利润趋于消失，便需要由新的创新取而代之，如此循环，整个金融市场便会不断向前进步。
三、金融创新的动因
金融创新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创新主体发起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管制。1960年代的金融创新通常被称为避管性创新。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政府管制和控制，这些限制阻碍了金融机构获得盈利。金融机构作为利润的追求主体，势必会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政府的管制。在众多关于金融创新动因的研究理论中，以凯恩为代表的“规避管制”论和以西尔伯为代表的“约束诱导”论较为突出。“规避管制”理论认为，金融创新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约束诱导”理论认为，金融业回避或摆脱内部和外部的制约是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其中内部制约主要指的是金融机构自身设定的管理指标，外部制约主要是金融当局的各种管制和制约，以及金融市场上存在的约束。
上世纪七十年代，金融创新步入转嫁风险创新阶段。金融创新主体进行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转嫁风险，其中转嫁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以及通胀风险。研究这一时期金融创新动因的主要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促成”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出现主要是货币方面因素的变化所致的。1970年代出现的浮动利息票据、浮动利息债券、外汇期货等金融创新产物，都是因为这一时期与货币相关的通货膨胀的汇率及利率的波动反复无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创新阶段被称为防范风险性创新，这个时期的金融创新大多用于防范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格林包姆和海沃德的“财富增长”论认为，引起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增长。随着人们财富的增长，持有金融资产的增多，期望规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愿望就会增加，金融创新因此应运而生。
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改变，全球趋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各种金融创新涌现，客观上也放大了风险。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及发展，特别是在金融行业中的应用，是促成金融创新的重大因素，这便是“技术推进”论。韩农和麦道威的实证性研究也提出新技术的采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科技的进步及技术的更新导致金融业交易成本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论就把金融创新的动因归因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前进，各种因素的联动性也在不断增强，金融创新的动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一的侧面，金融创新也更趋于全面性与综合性。
四、金融创新的正面效应
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金融行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金融创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另一层面来说，金融行业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创新的历程。金融风险不仅成为最初创新主体规避政府管制的有力工具，更改变了金融业投资者的筹融资方式。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创新的发展带动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
第一，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创新能够分散风险、规避监管以及增加金融创新主体的利润。一项成功的创新，能够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创新主体对金融工具的使用及组合能够将集中的风险分散，降低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则是一种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关系。从金融市场的监管者角度出发，金融监管旨在降低或消除因金融创新不当而带来的潜在风险。但对于金融创新主题而言，金融创新则是规避金融监管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创新主体只会充分利用金融监管的边缘性，创造出更多新的金融创新品。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看，金融创新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金融创新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型金融工具，使得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的选择多样化，投资者可以通过不同产品的组合达到自身的预期收益。金融商品的复杂化可以使投资者的风险分散到最小化，因此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与融资者，同时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
另外，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金融市场上集中的潜在风险是可以通过金融创新的应用得到分散与规避的。虽然已有的研究大多认同金融创新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与不安，但是金融创新对于金融市场的正面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只要金融创新的应用适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散金融市场上风险的集中暴露，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五、金融风险的负面效应
金融创新在带来了金融市场繁荣与发展的同时，也被公认为是风险的转移与分散的工具，主要应用于套期保值或是风险对冲。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金融创新也不例外。金融创新犹如“双刃剑”，金融创新是为盈利而推动发展的，当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被套利者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时，便会给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是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创新是服务于金融机构的可以为其带来现有金融工具无法带来的利润的一种盈利方式。银行主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市场创新两种方式开展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意味着金融机构需要对金融工具或金融服务进行创新、改进，以符合市场上客户的需求。金融市场创新是指金融机构开发其自身经营环境中的潜在机会市场，创造出新的市场。对于微观主体来说，主要是创造出新的金融市场，以获取该市场的潜在利润。无论是微观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其开展的金融市场创新，都意味着要进入新的领域。金融机构要开展金融创新下不熟悉的金融业务、建立使用全新的业务流程、熟悉并建立新的客户群。这些不确定性都是金融风险潜藏之处，而金融机构要识别与量化这其中的金融风险却是难题。随着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以及创新市场的开发，创新主体很难对其风险进行识别与控制。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责任无法明确，金融机构对其自身应该承担的风险口径依然处于模糊的状态。由此带来的风险复杂化和突发性便更加明显。
第二，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通过立法对其国家的金融行业进行监督与管理，以维护整个经济的稳定。金融创新使用不当危及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是零和博弈，在交易中，风险并没有得到消除，而是发生了风险的转移。交易某一方获得收益的同时，必然有另一方承担其转移的风险。金融创新主体作为微观角度的风险规避者，确实能够得到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降低。但是，金融创新也只是分散和转移了个别风险，并没有消除整体风险。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创新是将风险转移给了风险偏好者，其总体风险并没有减少。
金融创新风险的来源一方面是对金融产品的使用不当；另一方面主要是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到位。金融监管不到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正视这次金融危机的同时，应该总结其中的教训。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金融创新也朝着更加复杂化发展，涉及的因素及主体不断增多。对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风险的监管如果不到位，就会造成风险的暴露。
金融创新为各机构间带来的业务交流，将各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机构间相关性的增强，一旦某一机构出现问题，必然会波及其他机构。当这种负效应在整个金融行业蔓延时，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便受到威胁。
参考文献：
[1] 刘迎春.金融创新的动因研究[J].特区经济，2011（12）：293～295.
[2] 孙国茂.金融创新的本质、特征与路径选择――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J].理论学刊，2013（6）：35～42.
[3] 娜 日，朱淑珍，洪贤方，吴 晓.基于金融创新过程的竞争情报保障机制研究[J].情报杂志，2014（1）：23～26.
[4] 刘迎春.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创新模式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13（2）：85～87.
关键词：企业融资；融资途径；融资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102-01
1.融资
“融资”也称资金融通，即经济中某一经济单位根据自身资金运用的需求，通过一定渠道，采取一定方式，通过自身积累或者从外部资金供给者处获取资金，以满足其因从事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对资金的需求。
科普兰通过对分部门资源流动账户的研究，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资金盈余部门、资金平衡部门和资金亏损部门，资金盈余部门收入大于支出是储蓄者，资金亏损部门支出大于收入是投资者，这就产生了对于融资的需求。融资实际上就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经济主体将自己积累的储蓄用于投资，称之为内源性融资；若从其它资金供给者处获取资金，称之为外源性融资。在外源性融资中，涉及三方面当事人，即资金融出者、资金融入者以及为融资活动提供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等。
2.企业融资
企业融资是指以企业作为资金的融入者，向资金融出者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资金的一种金融活动。企业融资的过程也是一种通过资金供求关系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的过程。资本的逐利性总是会使资金流向投资收益率较高的企业，这一过程可以将有限的社会资金配置于产出效率较高或者当前经济发展最为需要的企业或部门，这就起到了引导和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作用。
3.企业业资结构理论
（1）传统融资结构理论
传统融资结构理论分为净收入法、营业收益法和传统法。美国经济学家David Durand提出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按照三种方式建立起来，即净收入法、营业收益法和传统法。净收入法认为，负债是可以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的，并且负债的程度越高，企业的价值越大，所以，只要权益资本高于债务成本，企业负债越多，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会越低，企业的价值就会越大。当负债比率达到100%时，企业此时的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达到最低，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营业收入法认为，无论企业的财务杠杆的具体情况如何，它都不会对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及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后两者总是固定。这主要是因为当企业的财务杠杆发生作用时，就算企业的债务成本并没有发生变化，权益成本也会随之上升，所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企业的总价值就会保持固定不变。传统法是介于净收入法和营业收入法之间的理论。传统法认为，尽管企业利用财务杠杆会导致权益成本上升，但却并不会完全抵消利用低成本的债务所带来的好处，所以最终会使加权平均资本下降，并使企业的总价值上升。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程度来利用财务杠杆，债务的低成本就不再能抵消权益资本成本，就会导致加权平均成本以及债务成本的上升，并和权益成本的上升共同起作用，促进加权平均成本上升的更快。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是由加权平均成本由下降变为上升时的转折点所对应的企业负债比率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