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培养护理专业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史韦泽强调人应该敬畏生命，护理是维系人类生命健康的神圣职业，由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就要求我们的护理从业者应该树立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理念，这是护理职业道德教育教学的理念，也是始终贯彻我们教学的一条主线，这是前提和基础。通过护理伦理学的理论教学要让学生明白选择护理专业，就是选择了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其次，增强护理专业医学生的道德素养。从事护理专业的主体应该是一个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古人讲“医乃仁术”，学医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技，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护理伦理学教学就是要培养道德素养较高的护理人员。在护理伦理学教学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与实际案例的分析，使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握处理各种医疗人际关系的准则，增强医德情感，进而转化为医德信念和医德意志。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提升医学生道德素养的又一个着力点。最后，提升护理专业医学生职业良心。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说：没有同情心的医务人员是不合格的。护理学生职业良心的形成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对病人的爱和同情心。2011年刚走上护理岗位不到半年的护理专业的学生，在网络爆料“希望患者在自己下班之后再死，免得自己麻烦”等一系列紧张的护患纠纷事件，引起社会一片唏嘘之声，究其原因不是护理人员缺乏专业的护理技能，而是护理人员缺乏对患者的同情、怜悯之心。护理伦理学教学塑造护理医学生道德人格的过程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职业良心。
2医学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改善的途径
（1）更新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
护理新技术、仪器设备的应用和新理念的出现，都对临床护理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我们的教科书对临床的护理实践活动的伦理指导还仅仅停留在基本的护理活动中，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再加之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不信任危机的出现，都使得护理实践活动中出现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患者知情权的实现与护理人员保密义务之间的矛盾，护理人员在遵守医院制度与维护患者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也仅限于告知我们在护患关系，护际关系中应该怎么做，并没有针对特殊的实际问题给出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很多护患矛盾问题的解决中当法律没有涉足的时候，伦理上最多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具体的指导方法。中南大学护理学院的杨丽教师在其护理伦理学教学调查结果中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涉及面太广，但是具体内容不叫局限，欠缺目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未能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突出反映了护理伦理教学内容构成上的问题。所以，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护理伦理学，在知识体系的设置上，要着眼于护理的实践活动本身，给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方案，让学生能够了解面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2）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在护理教学中的地位
从2009年、2013年全国两次医务人员从业调查结果来看，从业者自身的职业素养对医疗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合格医护人员的核心场所，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正如吴阶平先生所说，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首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医护人员高尚医德的培养，首先就要来自医护学生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从而把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医学生一种内在的自律性的道德良心。因此在医学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中，护理伦理学课程应该具有和护理专业基础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实在在地赋予护理伦理学一定的地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上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
（3）增强护理专业学生对护理伦理学学科重要性的认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学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适应社会的高素质护理技术应用型人才成为护理教学研究的热点。而仅有的护理学专业知识不足以满足这一实际的社会需求，简单的护理伦理学理论也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强化考试或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实效性，这一手段作为提升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4）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的教学方法
1.1医学检验后废物的处理存在不适当的情况
医学检验后的废弃物主要有标本、菌种、自动分析仪器的废水等，如果不能够对医学检验后废弃物进行妥当的处理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伤害，造成污染情况的发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医院交叉感染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1.2在检验过程中标本周转的时间过长
检验过程中标本周转的时间又被称为结果回报的时间，就是指从申请检验项目时候起到取回相关的检验报告时为止。笔者认为，在整个检验的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标本周转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指标能够反应出实验室工作的效率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影响标本周转时间的因素主要由实验室的信息系统、实验室分析系统、实验室人员的基本素质、需要检验的标本数量。从标本数量这一方面的因素上来看，这一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医院检验科需要检验的标本量过多，而相关检验的人员人手出现不足的情况，因此会出现标本周转的时间过长的情况；
2）、部分医院中标本量过少，而少量多批地对样本进行检验需要的检验成本过高，因此会人为地延长标本周转的时间，进而出现标本周转的时间过长的情况。
1.3在发放报告单的过程中会暴露患者的隐私
此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小医院，检验科的人员会将检验的报告单放在固定处，让患者自行认领，但是患者在认领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随意翻阅的情况，从侧面泄露了患者的隐私。就算有些医院使用工作人员发放这一方式，但是如果遇到重名、音同字不同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发放错误的情况，进而暴露患者的隐私。
2医学检验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伦理原则
上文中论述了在目前医学检验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在检验过程中遵循下述的伦理原则就能够有效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2.1自主性的原则
在标本采集前患者会出现过度担心的问题，例如具有创伤性的标本采集而带来的疼痛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情绪上的变化，这种情绪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验的结果，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需要做到自主，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梳理。另外还需要告诫患者标本采集需要注意的问题，主动履行告知的义务。
2.2保密性原则
保密性原则是医学检验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原则，虽然属于较为古老的范畴之内，但是生命力较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依然适用。在保密性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总需要尊道以下两个方面：
1）、不有意探听患者的隐私，如果患者检验的结果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打击需要保密；
2）、在检验报告单发放的过程中需要核实患者的信息情况，减少错发情况发生的几率。
2.3效率性原则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尽量减少检验过程中标本周转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检验的过程中相关检验工作人员需要考虑患者的特殊情况，尽快检验出急诊的结果，这样能够对患者实施及时的治疗。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1.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差异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核心和价值取向折射到医学伦理学领域里，形成了许多相映成趣的对比。
1.1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医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是比西方医学体系中的那种工具主义理念复杂得多的文化内涵。古人就有“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
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善之德……则医道无所滞碍。”之说，现代行医者更需浏览诸家，博采各科，以适应医学日新月异的变化。西医理论体系则以科技为基石，以实验医学为基础，以循证医学为先导，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完善。
1.2以外向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核心的西方伦理观在健康责任上的观点冲突显而易见不同的伦理学背景对医学伦理学发展走向也有直接影响。西方医学伦理思想是“着眼个体，注重权利，主张人道主义”，而我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则是“着眼群体、强调义务、主张济世救人”。中西伦理学存在五个重要区别，即：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道德与宗教结合;中土道德以家族为主题，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位；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权利平等；中土重私德，远西重公德；中土家族崇尚尊敬，远西家庭崇尚亲爱。这些构成了中西方医学伦理的各自特点。
2.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医学伦理的冲突
中国传统伦理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土壤，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及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伦理对当代医学伦理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伦理便与当代伦理格格不入，无法相容终致冲突。表现在:其一，二者在义与利辩证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宏观冲突。传统伦理贵德尚义，义尊利卑，主张“安神之志，无欲无求”当代医学伦理强调估计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义利并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重新审视义利观，树立人道主义功利观，构建医德基本原则层次论是当代医学伦理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当代医学伦理不断充实、变化和发展，具有变革性和突破性，而传统伦理则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继承性和保守性。其三，在对待人、研究人的问题上二者不能相容。传统伦理片面夸大道理的超现实能力而忽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实质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当代医学伦理则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其四，在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上，二者也存在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正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动力。
3.市场机制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细化则不可避免的迫使政府结构进行职能分化以适应经济发展要求。面对“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的现实，如何在市场机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伦理共同体、认识卫生大部制的伦理意蕴是我国医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群负责的关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社会进步与道德进化相背反的现象。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对医德建设及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否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伦理是非判定标准的认同上是一致的。在社会的任何改革中，都必须以大多数人群利益的实现为其改革的目标，同时重视道德舆论的辅佐作用，否则改革极易招致非议，乃至最后的失败。从大多数人群利益的角度出发，坚持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协调性与进取性，医学关注视角从对高新技术应用、危重病人的关注向健康伦理及卫生保健研究转移，优化有限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开展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致力于心身健康教育和和谐社会外环境建设，坚持以大众利益为导向，强化国家和个人的健康道德责任，深入实践，探索和完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健康伦理，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健康利益实现的行为实践，这些则是探索创立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必由之路。
4.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4.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视阈下“生”与“死”的审视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被刷新，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的生命，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更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为一个人，优生和优死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人都有选择优生和优死的权利。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介入人的生死过程，不仅能改变人“生”的方式，也能改变人“死”的状态，从而使一直以来的自然生死过程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过程。生之神圣的淡化、生之过程的技术化、生之构成的社会化，将对自然生殖方式的神圣性带来震撼性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育价值观。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应被经济发展的中心所忽视，也不应成为被医学人文和爱心奉献“遗忘”的角落。与西方大众相比，我国人民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强调晚辈对长辈的孝心。这种孝心，一是生前尽孝;二是死后尽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一种盲目的道德力量庇护着，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直观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和寿终正寝，而且离死愈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采取惧之避之的消极心理抵御态势。安乐死和临终关怀在实现优死方面各自有对方不可替代之处。实施安乐死的需求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大，让病人无痛苦、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去，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它受到传统伦理意识、经济文化和现行法律条文的限制，安乐死在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尚无定论，在临床工作中也不能全面实施。临终关怀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足迹，顺应了经济发展、精神文明进化的潮流，满足人在临终时优死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临终关怀实施成为可能。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医院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和获赠，体现了时代所需要和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因此，引导大众转变对死亡的认识积极开展安乐死多学科研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临终关怀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4.2医学伦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平台搭建
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教学和传播，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伊始，我们就很重视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西安创刊。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较多地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创刊则壮大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宣传、学习、研究和交流的阵营。时值《中国医学伦理学》刊庆20周年，作为该刊的首任主编、作者以及读者，内心无比的欣慰，在此表示我衷心的祝贺。文以载道，道以医显，改革开放为恢复我国医学伦理学深入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医学伦理学》自创刊以来，不断成长进步、健康发展，被学者们称为一片面向全国的专业学术“热土”、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净土”和影响巨大、收获颇丰的“沃土”。
4.3医学伦理学研究本土化与文化背景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不适合完全采用或过度吹捧纯粹的案例教学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原因有二：首先，中国的医学生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医学生一样，在进入医学院校(medicalschoo1)之前已经读过四年普通大学(college)，所以缺少进行案例教学和PBL教学所需的知识前提，尤其是像医学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学习，首先需要的是理论准备和知识拓展，缺乏理论背景的案例分析和讨论是盲目的；其次，案例教学尤其是PBL教学对学生人数和师资力量有比较高的要求，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形式下，多数医学院校施行大班授课，学生与教师数量之比不能满足全程PBL教学。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思考，我们探索出一种相对比较适应目前学科建制、学生情况、师资力量等情况的教学模式，即：两块教学内容、三种主要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
1．1两块教学内容：理论部分及专题部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人的行为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并且认为“德行是可教的”，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智慧，就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1]。伦理学理论是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确立个人价值观的指引和标杆，理论学习和探索可以使学生从案设计上要兼顾理论考试、实践考核与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其中践行医生职业道德的能力测试放在本科教育第五年进行，与临床实践挂钩，进而指导医学生的临床实践。
2教学方法改革
来自全国多所医科院校的一线教师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各自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李本富教授对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医学伦理学教育要注重多层次、不同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根据在校教育、毕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设置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关注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效性。第二，将医疗卫生行业的热点难点问题与医学伦理学教育相结合。中山大学吴素香副教授介绍了该校开展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的经验和体会。聘请医学专家讲授临床诊疗伦理，以及学生分组实践的实践教学环节，既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的意识和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社会沟通、社会实践和创新的能力。开展实践教学的体会是实践教学必须制度化；必须与临床医生建立同盟；必须克服自身的惰性。南方医科大学雷锦程教授以“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和案例教学的功能”为题做主题发言。雷锦程教授主张医学伦理学教学只能达到启蒙目的，为医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修炼提供启蒙。并将医学伦理学教学目的总结为三点：(1)唤醒医学生的伦理意识；(2)训练医学生的伦理分析和伦理决策能力；(3)培养医学生的伦理情怀与职业精神。同时，介绍了案例教学的课堂设计环节，以及案例教学中重点难点问题。四川大学李琰博士介绍了该校以科研伦理作为推动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切人点，培养医学生科学思维和伦理意识的教学改革。山西大学邓蕊副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介绍了医学伦理学三阶段教学模式：(1)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一年级，设置4学时～6学时伦理学课程。侧重为医学新生分析医学职业理想，树立“无德不从医”思想，教学内容为讲授基本的伦理学理论；(2)临床医学教育阶段，即大学三年级，设置2o学时左右伦理学课程。侧重让学生掌握医学伦理学原则和规范，帮助学生学会用伦理学的理论原则分析医疗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3)临床见习阶段，以问题、专题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学会用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进行临床医疗决策。昆明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张瑞宏教授探讨了医学伦理学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问题根源于道德说教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单一的课程模式不能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实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需要改变观念，师生互动，教学的形式多样化。可能途径包括深化理论、尽早接触临床、开放的结论。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廖绮霞介绍了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结合医学伦理学实践教学开展医学伦理查房的经验与体会。
3教材建设
加强教材建设是促进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广东省委党校吴灿新教授从普通伦理学的视角归纳了一般伦理学教材的三种范式：(1)以罗国杰教授为代表的，基于社会道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范式；(2)以廖申白教授为代表的，基于个体道德、以美德伦理为框架的范式；(3)以王海明教授为代表的，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相结合、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相结合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医学伦理学教材和教学的五个问题：教材的范式是研究型的，还是教学型的?教材是以社会道德为主，还是个体道德为主?医学道德是研究医学关系，还是医德关系?教学是重原理，还是重实践?医学伦理与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广州医学院陈化副教授通过对比十五种国家规划教材，发现现行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在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医患关系和预防医学伦理等多个领域存在教学内容的设定和程度上不统一的问题。进而指出，为了实现教考统一，医学伦理学教材有必要在某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使考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点评了现行诸版本医学伦理学教材存在的三大问题：(1)内容雷同；(2)目的性不强；(3)重知识传授缺能力培养。《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李恩昌教授在发言中重申了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都要兼顾其特点才能促进该学科的良好发展。
1 贡献率的概念
贡献率是一个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有效或 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 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它是用来分析 经济总体的各个部分对经济总体增长作用大小的常用 指标，也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 一 308 — 度。2学科贡献率，我们认为是某一门学科运用全部投 入为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提高学科服务于社 会的贡献率，是衡量和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医学 伦理学作为医学人文学科的主体学科，它强调医学科 学与人文的结合,注重培养医者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 医者融入人文精神价值指向的医疗行为，更重视它在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作用发挥。 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学科在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对 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健康 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障，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审视， 从当前医疗实践中践履医学人文精神仍然存在的诸多 问题进行剖析。我们应从我国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视域，立足当前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分 析政府的政策、资金投入、学者研究的智力投入、医学 院校的培养投入等,理性把握医学实践中的服务层面、 制度层面、管理层面体现人性化要求的现实状况和不 足，找准医学伦理学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 不高的真正原因，努力打造既有全球视域同时更适合 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切实提高 该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的贡献率。
2 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对卫生事业有较大贡献率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曰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医改的基本 目标是立足于人民的健康利益，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 更好的卫生服务。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要切实对卫生事业发展起到应有的伦理指导作 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指向,必须深深扎根 于医学实践,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国情的伦理指 导作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符合卫生 事业改革与发展实际的学科体系、正确理论和内容 要求。
2.1 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医学伦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中国优秀传 统医德的丰厚理论和观点为基础，借鉴吸收了西方医 学伦理学的主要观点和经验，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在这里，既有中国本土的适合 中国国情的医德理论，如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道德学 术讨论会提出确定的社会主义医德的基本原则，成为 了我们进行医德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和基本指导思想； 又有从西方国家借鉴引进源自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四 原则”，即有利、公正、自主、不伤害；还有充分体现对 患者自主权利尊重的知情同意原则等。从事实上看，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 统基础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在具体应用中遇到了中国 传统家庭主义伦理文化的冲击，患者很难体现真正意 义上的、完全彻底的自主，医方也会面临救与不救的伦 理难题等。因此，该原则在中国并未体现出实践方面 的现实意义,抑或成为医方推脱责任的理由？借鉴吸 收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使理论切 实指导医疗实践。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必须立足于 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观念,必须坚持 医学的仁学性质和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宗旨，以中国的 文化背景为基础，以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为基点，打造 中国化的、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才 是管用的，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
2. 1. 1 切合卫生事业的实际。
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目的在于调整和处 理医学领域中各种纷繁的医疗纠纷、道德事件，尤其是 高新医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对传统文化维度下的伦理关 系提出严峻挑战后引发的种种困惑，从而建构新的医 学伦理关系，稳定我们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显著提高。3 当前卫生事业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确保公益性、医疗 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医院 被推向市场、如何体现公益性”的难题依然存在，由此 所引发的医患冲突，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凸显，医 疗公正,义与利的冲突等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 点问题。长期的矛盾对峙和众多问题的存在，既不利 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也不利于医者的正常行医，更不利 于医疗行业和社会的稳定，更有违医疗行业所担负的 为人类健康谋利益的基本宗旨。因此，医学伦理学作 为生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的纽带，作为医学人 文学科的核心学科，要唤起和培养人类发自心底的理 性,彼此关爱的友爱精神，就应该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 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当前存在的群众最关心、最迫切、 最急需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来针对性地解决 问题。那种强调借鉴引进西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成果 而发展壮大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不顾及现实国情和 文化背景的不同，脱离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生搬 硬套而不善于消化吸收的观念和做法，是无益于指导 人们更好地处理医学伦理关系，无益于医者做出正确 的医学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当前，中国卫生事业 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于中国卫 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是当前医学伦理学学科承担的基 本任务。
2.1.2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 的价值观,而其中的主体和灵魂就是核心价值观。4十 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明确提出了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5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指导行业文化建设、职业道德 建设是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医学伦理学 作为医疗职业道德，核心价值观对其主导引领作用十 分明显，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德基本原则是其最基本、 最直接的体现和要求。
当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医学科学 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 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疗技术的信任危机、重利轻义的价 值选择、医疗服务人性化的缺失等等，如何将医务人员的行医理性与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的终极目的相契合 成为了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医学伦理学在经 历了一个迅速发展、普遍研究的时代之后，面临着这样 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 学伦理学？其核心价值指向是什么？对卫生事业发展 应作出怎样的贡献？尤其是，它的核心价值指向是否 应该脱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一味秉承所谓的医 德全人类性？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 医学伦理学学科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在我们缺少必 要的理论时代,移植借鉴西方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和经 验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对完善中国的医学伦理学 系统发挥了重要的过程性价值。H但是当前中国的医 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已面临着‘‘公益性与市场化”的现 实问题，我们在不否认医德全人类性、保持医学伦理学 基本理论体系的同时，更应该在吸收借鉴西方医学伦 理学基本观点并加以融合创新，建立、完善适合解决中 国现实问题的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这样的医学伦理 学,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主导之下， 重申我们坚定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 向，坚持借鉴吸收和完善创新相结合,为我所用，逐步提 高服务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贡献率。
2.1.3有创新性的完整体系。
医学伦理学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有它特 定的、规范的学科结构与学科体系，这是发挥其学科功 能、服务于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提。应该说,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卫 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对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 献。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高新技术的应用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伦 理难题也不断产生：医院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模式冲 击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崇尚仁爱的医学服务宗 旨，医患矛盾持续加剧，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也在冲击 着人们原有的道德底线等，当原有的医学伦理理论无 法做出合理解释、给出科学答案时,创新医学伦理学学 科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与社会发展进步相趋 同，又是医学科学技术、医患冲突、医疗公正以及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急于给予理论回应的必须。如在 我国已出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中，已陆续增加有‘‘人 体器官移植伦理’、“前沿医学技术伦理’、“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伦理”的内容。随着医学科技服务范围的不 断扩大，医学服务领域的伦理问题会不断出现，加之当 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有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 决,而解决新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新是医 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源动力，适应我国卫生事业改革 与发展的需求，不断创新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是提高 对我国卫生事业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2.2 敢于直面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中国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学科具有很强的 实践性,在其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对医学领域及 生命科学领域现实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在我国 医学教育的相关文件、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器官移植 以及试管婴儿的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相关限制性伦 理规范和要求愈来愈多地体现了伦理精神，尤其是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出现。这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 展和应用的肯定，当然同时也在警示我们理论研究工 作者，中国医学伦理学必须立足并面向医疗实践，只有 敢于直面医疗实践中所涌现出的、与健康息息相关的 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才能有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只有敢 于提出创新性的理论、相应的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其真理性和实用性，才能不 断完善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学科的实用 性和服务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 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仅 举我们近年的两项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尚显粗浅，但 都是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简述,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促进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之效。
2.2.1由健康伦理学到科学健康观。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尽 相同。长期以来，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无病即 健康是人们对健康的基本认知。这种单一维度视野下 的健康模式忽视了疾病的预防，忽视了心理、社会因素 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健康观。随着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断深入，其 中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提出了健康的新定义，即健 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之后，其把健康的 概念扩展为：健康不仅仅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 会适应良好，而且还包括道德健康。有很多学者对健 康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健康伦理学的新概念。应该说，这反映了人们对健 康的认知是由单一维度、消极的健康模式向着多维度、 积极的整体健康模式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包含着 学者对医学-人-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极大关注，反 映了他们对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健康影响因素的理 性认知过程,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这里内含着新 理论和新概念的提出。这些对健康认知的新理论对提 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促进医者行医理念的转变，甚至 对我国卫生政策的调整等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当人们详细考察了新医学模式转变25年以来 的人民健康水平状况发现，中国卫生事业绩效未增反 减。出于学者的学术研究责任和道德，我们对改革开 放前、改革开放后以及国家实行的各项卫生政策做了 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执政理念与医学观念有 机结合的科学健康观，[7]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吴孟 超院士，杜治政教授，沈铭贤教授等予以赞扬。这是对 健康观念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提升，可使国家更好地 认知其在提高人民健康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 是别的任何一个主体无法做到、无法取代的。国家在 维护人民健康方面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应把健康 作为反映和评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 优劣的主要综合指标之一。[7]科学健康观的提出，是直 面我国20多年来卫生事业发展绩效和人民健康指标 变化起落而敏锐地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成果。但它目 前仅是一株幼苗，要长成为人民健康发挥栋梁之材的 参天大树,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浇灌和培育。 2.2.2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
经过努力，目前在我们国家,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十 分成熟,器官移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器官来源紧缺 仍然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器官需求数量 与供给数量的比例（150:1)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所 统计的全球平均数（20~30：1),其中美国是5:1,英国 是3:1。[8]究其原因，除了遭遇法律瓶颈外，主要原因 在于能支持器官捐献的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它在改造人类、造 福人类的同时,也总是在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从而改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必然会伴随新的伦理观念的出现,对人们的传统 伦理观念形成冲击。当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规约 不可缺位,传统的伦理观念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器官 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但是却无法让科学技术停滞 不前。只要技术的应用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利益,体现 的是正方向意义,科学技术迟早会打破传统伦理思想 的禁锢。针对当前器官来源匮乏严重制约我国器官移 植发展瓶颈的现状，我们应打破固有的传统伦理观念， 进行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如2007年发生的交叉换 肾‘‘广州受阻海南放行”的戏剧性变化曾引发了激烈 的争论，原卫生部最后给出了“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 叉供肾是合法的”之结论。这种尝试性实践让我们认 识到，当社会出现这种现实性新情况时,不管是法律还 是伦理也应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可以不可以” “应该不应该”。法律与伦理的精髓本都是尊重生命、 维护生命，当法律与情理发生冲撞时，尊重生命才是真 正的法律要义。对此，我们进行研究，写出了《多维视 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国家倡导是推动器 官捐献工作的关键》两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伦理、 中国当代的主流道德以及国际生命伦理学所倡导的理 念来看，开展器官捐献有着充足的伦理依据。而打破 其僵局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倡导。一方面，从伦理角度 讲,这是国家的必然之义和应有职责；另一方面，从国 际范围讲，国家倡导器官捐献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因此，为了推进器官捐献工作，国家应加强立 法、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大力倡导支持 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给予捐赠者家庭适当补助，并严 厉打击器官买卖；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
2.3 研究人员有相应的较完备的知识体系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相伴而生，源于医学实践,又服 务于医学实践。在不断正视、解决医学实践中的伦理 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 它解决医学实践伦理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有赖于医 学伦理研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洞察和解决 途径的探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研究领域的扩 展，医学伦理学在医疗保健、医学研究、生命科学、技术 应用、卫生政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加之影响健康社会因素的增多和复杂化，如何 科学、准确地把握并解决现实的伦理问题，促进我国卫 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医学伦理研究人员的知识体 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学伦理研 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认知和把握，不是单 纯的理论研讨，不是单纯个人的自我认知的体现，它是 建立在多种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医学技术 应用过程的把握之上，建立在对卫生政策实践应用的 把握之上，建立在影响健康的多种真实的统计数据之 上，建立在综合考察和归纳推演的能力之上……而提 出，并进而寻找解决途径的。因此，医学伦理研究人员 不仅应具备最基本的医学知识、伦理学知识,还应具备 社会学知识、数理统计知识、政策管理知识以及外语知 识等，否则,对伦理问题的发现和归纳就会存在一定的 缺陷，就会是不完全的，有可能背离医学的实践事实。 研究人员具备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具备洞察问题的敏 锐性和正确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3我国医学伦理学目前的一些不足
对照以上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医学伦理学虽然取 得了巨大的收获,但还有许多不足，致使其虽然对卫生 事业和人民健康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尚不能令人满意。
3.1 创新性概念较少，一些重大问题研究较少
我国医学伦理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过医学伦 理学工作者的努力和探索，学科体系虽逐步完善，但是 在一些方面“拿来”、借鉴的痕迹严重，立足解决医疗 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理论偏少,创新性概念偏少,缺乏针 对性和实用性，致使学科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医学伦理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医学实践，脱离具体 的医疗实践来构建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缺乏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洞察、分析并探寻形成正确的理论，这是医 学伦理学学科对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不高的主要原 因。当前，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 战,如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医疗技术发展与医疗费 用增长的问题、从改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着手来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问题等。这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 和深层次的问题都亟待通过开展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对卫生改革伦理学、政策伦理学虽 有关注和研究,但是却缺少深入研究、战略性思考和长 远的设计,更缺乏具体的调研、数据、常数、曲线等的实 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没有形成适应中国卫生事 业发展实际的完备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致使其贡献 率不高。
3.2 —些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
这方面的问题是:①一些研究者只有哲学知识，而 医学知识较少。目前我国从事医学伦理学工作的教 师、研究人员，学缘结构基本保持了 20世纪80年代初 学科开设和建设初期的现状,许多人只有哲学、思想政 治教育的学科背景，缺乏医学知识。这对解决“伦理 学中的医学问题’正确认识、分析和把握现代医学与 技术、医疗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实际参与医疗事件的伦 理审查等，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伦理学者的话语权 不被重视就成为了一种必然。②有些研究者有医学知 识,但伦理学知识较少。在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时，往 往会偏重技术主义,把握‘‘医学中的伦理问题”会缺乏 基本的推理研究能力。③一部分研究者缺乏医学伦理 学基础知识的储备。更不懂东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史和 其差异性，其就无法把握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当代的发 展与变化,就会缺乏从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医学科技发 展给人类未来带来的伦理困惑与挑战的能力，就不能 给出医学高科技背景下的令人信服的伦理选择，更无 法预示医学高科技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等。
这样的不足，在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多年时间 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和 学界应站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高度，也从卫生事业发 展的高度，重点解决的问题。
4 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措施
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强盛，有赖于医学伦理学工作 者对卫生事业发展现实问题敏锐的洞察力、研究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是提高医 学伦理学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的基本方法和明 智选择。
4.1注重学科发展趋势与规划的研究
学科发展的规划对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我国医 学伦理学发展几十年来，一直少有学科发展宏观规划 方面的研究,对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学会应发挥重要作用。应在我国已有中华医学会医学 伦理学分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 委员会等，或在国内已成立的几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 心成立专门的学科发展趋势和宏观发展研究组织，进 行专门的学科发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沟通，为其从基金方面支持 重大而短缺的研究提供参考。
4. 2 注重知识创新、注重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议题必须立足并来源于医疗、 保健、生命科学研究的实践,并落脚于生命和健康的基 点，促使医学更好地实现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的。随 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伦理与技术的矛盾始终存 在,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创新过程， 就是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过程。要培养医学伦理学 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把创新作为衡量和评价其科学研究能力的主 要指标,在研究课题立项、职称晋升、工作业绩等方面 予以鼓励和体现。创新性思维是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 的首要条件。
4.2 注重数学方法的应用
当前，医学伦理学研究者把握医疗实践中伦理问 题的方法主要靠单一的推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思维 起主导作用。这种抽象概括的思维方式带有相对性， 会导致结论的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转换思维方式,坚 持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方式的结合，用 实证的科学思维来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对伦 理判断和决策进行佐证和检验。数学方法进入该领 域,是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巨大推动。通过部分学者 的尝试性应用，对某些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调研,通过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对 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相对科学 的依据,增加了我们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当然，现在学 者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是尝试性的，由于数学知识 的缺乏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医学伦理学研究者 与掌握数学知识的研究者相互团结、协作，以弥补当前 存在的不足。
4.3 注意引进其他学科知识
培养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的研究者尚需时曰，目 前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自学来自主学习 引进其他学科知识。 如有卫生统计学专业的高等医学 院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开展专题 培训；有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管理学专业的高等医 学院校，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可以深入课堂听课来学习 管理学、卫生政策、 医学心理学、 社会医学等知识。 多 学科交叉知识结构的建立，对医学伦理学研究会起到 极大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科研；教学；医德
1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及现状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医学技术在西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1968年美国医学会颁布了针对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同年哈佛医学院特别委员会对死亡定义与标准提出了全新概念，其后美国国会颁布了《统一解剖捐赠法》，这一连串的举措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自此开始，对于与生命有关的各类伦理问题的研究，成为西方医学界及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1969年美国纽约海斯汀中心（TheHastingsCenter）成立，该机构主要致力于独立研究现代医学、人类健康、资源与环境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也正是从该中心成立之日起，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在美国正式诞生。自此，医学伦理学在美国犹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卫•乐富门编著《床边的陌生人》一书的出版以及《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成功发行，标志着美国医学伦理学进入了成熟期。截至目前，研究医学伦理学的专门学刊已达数十种，此外许多著名的大型医学刊物都纷纷开辟医学伦理专栏。可以说，医学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就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发展势头与极快的发展速度。
1979年，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首次访问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美国伦理学家第一次向我国学者介绍脑死亡判定、辅助生殖技术、安乐死等生命伦理热点，标志着医学伦理学正式传入我国。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该书第一次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引入国人视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医学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从零到逐渐规范的转变，2000年卫生部首次成立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2003年卫生部联合科技部专门针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胚胎细胞研究等高科技医疗手段颁布了伦理指导规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组建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目前，医学伦理学已作为必修课进入所有医学院校课堂。这些标志性事件表明医学伦理学研究在我国正式展开并日益受到重视。
2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缺少自身文化作为学科发展的基
石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西方文化，他们往往更推崇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国家的发展强大直至最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被认可、接受、甚至推崇，都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文化基础支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被正式引入我国，其就成为现实生活中困惑世人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医学伦理学在我国发展的三十多年，大多数时候是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照搬和套用，极少考虑是否与自身文化环境相适应，没有形成真正属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价值体系。当今学术时代，我们不能只是按照固有陈规而止步不前，将当代医学伦理学研究机械地归结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研究领域；也不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经典著作解读，而应该以更博大的胸襟、更宽广的眼界，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掘传统文化新时代内涵，让其得以在更宽广的领域继续匡正当代人的思想、规范当代人的言行，发挥出新的作用。作为新一代伦理学研究者，我们应该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挖掘、寻找能够塑造现代社会人品质的方法，这对于我们有效继承、弘扬祖国自身优良伦理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实践价值。
2.2缺少对医学伦理学学科性质的客观认识
着眼于当下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工作，普遍存在将医德和医学伦理学混淆不清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境之下甚至出现了片面重视医德而忽视医学伦理学学科本质的现象，这种让医学伦理学简单降格为医德说教的做法可谓是倒退。医学伦理学虽然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医学和伦理学相关理论知识作为依托，但其首先是伦理学,隶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种，而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特质决定了其根本属性是以研究人类生活当中的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简单来讲，伦理学试图从理论层面建构一种指导行为的法则体系,即“在一种道德境遇中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处理某种道德境遇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并且对其进行严格的评判[1]。由此可见，伦理学核心任务是针对人类的道德进行研究,而并非对人类进行某种教化。相应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其学科任务不应该是教化医学生，而是要针对医学中的善恶进行研究，并指导医学生在学科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区分善恶、明辨是非，最终确保医学生能够在相应的医学相关道德情境中做出善的选择。当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医学伦理学相关理论的讲授，可以从某种层面对学生进行道德熏陶，但必须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其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在形成一定思辨能力的更高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伦理道德规范的普世性、共通性及特殊性与特定医学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3解决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方法
3.1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我国医学伦理价值体系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浩瀚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意识形态，能反映出炎黄子孙的人格特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所以，作为完全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学科，医学伦理学要想真正在我国生根发芽，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如千百年来一直被国人推崇的儒学，一直在规范国人的伦理道德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学者曾指出：“传统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厘定问题的观念背景，分析问题的主要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核心价值。儒家伦理学作为一种传统伦理学，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一种观念背景、分析工具和价值选择。”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问世，最著名的当数1999年出版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李瑞全著）和2011年出版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范瑞平著）。其中，李瑞全先生用儒家伦理思想对包括无性生殖技术、人类基因研究等在内的生命伦理困惑进行了解答，并以所得结论为基础构建了儒家生命伦理学。其理论框架为：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4个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平衡，做出道德判断[3]。范瑞平先生则以儒家文化传统为基础，重构以下4条生命伦理原则：仁爱原则（爱的基础在于人的恻隐之心），公义原则（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以美德考虑为依据，强调一种尊德、尊贤的价值体系），诚信原则（超越了狭隘的讲真话要求，可以填补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和谐原则（强调差异、合作、妥协，建立一个平和、怡悦的社会）[4]。
3.2理清思路，重新认识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目标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兹（Miles）及其研究团队曾明确指出，美国医学伦理学界存在一些“令人向往但又不现实”的看法，其中包括“不应当希望通过医学伦理学来培养高尚的医德修养”[5]。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整个医学过程当中的善与恶，让医学工作者在仰仗医学技术“为所欲为”的同时又能做到有章可依。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要将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作为根本教学目标，切不可片面追求对于神性医者的培养。笔者认为，医学伦理学应该将学科教学目标恰当地设定为指导医学生明辨善恶、分辨价值，进而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工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基本哲学及伦理学知识的讲授，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引导医学生在所处专业领域的善与恶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培养医学生在医学伦理问题面前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最终保证其能够在日后的临床实践中知善恶、明是非、守伦理，真正将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云岭.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反思[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4）：23.
[2]程新宇.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J].伦理学研究，2009（3）：55.
[3]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M].台北：台湾鹅湖出版杜，1999.
[4]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11.
伦理学论文1900字(一)：融媒体时代“辫子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学考察探析论文
摘要：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传统媒体是主要的消息生产者与者。但进入融媒体时代后，信息源与新闻观点开始成倍递增，许多公共事件或新闻故事均呈现出“辫子新闻”的特征，由传统媒体、自媒体和社会性媒体共同编织。三方共同对事件进行报道，一方面拓展了新闻事件的厂度与深度，形成了观点与意见的叠加与共振效应，另一方面，过于庞杂的信息量，也会让新闻事件陷入虚虚实实的叙事迷雾中。为此，如何让“辫子新闻”的产生与传播更具规范性，并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原则，已然成为融媒体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融媒体；真实性；“辫子新闻”；考察
一、“辫子新闻”的缺陷
今天的融媒体呈现出一种矛盾性：既大又小，既真又假。首先大规模的主流媒介公司继续存在，而且只增不减。但不计其数的个人自媒体与社会陛媒体，又频频在新闻阵地上不断发力，甚至将自己打造成了更为抢眼也更具存在感的信息传播者。且相对于传统媒介，这些自媒体与社会性媒体在对“辫子新闻”的参与与传播上，由于不受时间、空间与体制的限制，更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传播的巨大功能与潜力，以最快的速度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与传播。
许多新闻發布者没有经过专业素养的培养，对传播内容的选取相对盲目、主观，甚至是偏见。同时，有些自媒体人出于“制造话题，引发关注”的企图，也很少会从价值角度去对报道的内容进行评估与取舍，因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来自真实性层面的缺陷。而且，这些内容空洞、观点偏激的话题性新闻一经产生，就会以转载、转发等方式快速进行片面化传播，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新闻媒体人所禀持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专业操守。
而且，越来越多的媒介公司与知名门户网站，也正在向不聚合类平台转型，并将自身的聚焦点放在为用户提供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场所上，由此催生了大量杂合着流言、事实、猜想的信息内容，严重影响了受众的认知与判断。
二、“辫子新闻”的反思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缺陷，但依然没有改变其作为新闻的本质，也必须要遵从最基本的行业准则。不实的内容和偏颇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为。
毕竟人们都是通过所有个人接触范围内的资讯，去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时事变化与未来趋势，从而为自己的即将要做的决定选择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如果信息失真，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源与真象，就会让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偏差和错误。
三、“辫子新闻”的规范化路径
（一）政府法制层面的治理
由于受质疑的“辫子新闻”越来越多，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不得不针对互联网的新闻传播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行为，严惩了为谋私利、枉顾正义的信息传播者，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知名的法规，但鉴于融媒体时代的良莠不齐的特殊属性，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予以否定，但也仍然需要跟进“辫子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继续完善和加强法律化的规范治理。
（二）主流媒体的论证与引导
虽然自媒体的风头正盛，但传统媒体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能对一个事件或现象剥茧抽丝地进行客观深入的报道，并充分发挥出专业记者对专业媒体人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客观、公正的还原能力，就此形成两个--观点与境界不同，但又相互论证、竞争的舆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是评判者。相信这种互动越深入，越能引导民众对新闻真实性伦理的认知与接受。
（三）公民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著名的传播学者克罗斯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谣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事件的重要性、模棱两可的程度与公众判断能力的对比，直观地反映出了批判能力在甄别真假信息时的关键作用。
而且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确保新闻真实性的行业伦理只是对专职业人员提出的要求。但在融媒体时代，这个伦理法则却覆盖了社会舆论场中的每一个人，传播权力不再只属于职业媒体人，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成为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因此培育和提升他们对谣言和真假的判断力，也应该纳入伦理规范的完善路径中，必须让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的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
四、结语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很多伦理层的缺陷与问题，但它作为融媒体环境下的一种新闻形态，只要在政府、主流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生态与法治环境，反而有助于增加新闻的多元性与人性化的一面，也更有利于促进融媒体的长远发展与繁荣。
伦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医教协同背景下，实施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主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教育，其目的是对学生医德有效提高，以各种不同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促进医学伦理学教育改革的稳定顺利发展。
【关键词】医教协同；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2095.6681.2020.8..01
医学伦理学主要对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重视关心和尊重病患尊严、价值、利益等，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有重要作用。因此，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实施教学改革要有新思路和新思想。
1进行课程定位提高，实施课程设置优化
现在的很多医学院校都设置医学伦理学，并设置成专业必修课，可是与医学专业的必修课比较，地位比较弱。进行课程设置优化能帮助提高医学伦理学课程定位。一些学校只是在低年级设置医学伦理学课程，学生也只是把它作为结业考试拿学分的课程。医学伦理学和临床医疗实践关系密切，医学伦理意识与临床思维互相促进和影响[1]。医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接触临床的机会很少，进而不能做到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不能对这门课程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深刻体会，也不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而欧美有些国家的医学院会在各年级开设医学伦理学课，有不同开设方式。课程时间安排也分多个时期，比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各种教学时期，也有的学校设置在临床实习时期。
2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目的分时期设置
2.1基础医学教学阶段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是这门课程教学的第一个时期，其教学对象是低年级学生。主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初步了解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基论知识，打好理论基础，使学生明确医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这个时期的教学内容通常会有传统医德、医德理论、医疗人际关系、生命伦理等内容，其重点是医疗人际关系和生命伦理。如今医患关系是社会热点话题，要对医疗人际关系的性质、方式进行理解，给医疗实践的医患矛盾、和谐医患关系打好基础。
2.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的教学目的和内容
臨床医学教学时期是第二个时期，教学对象是高年级学生。其主要教学内容有临床常规诊治、临床特殊科室和特殊疾病诊治、医学科研、医学决策等伦理，他们具有很多理论知识点，可是因为和医学科研及诊疗等实践有密切关系。所以，高年级学生了解了医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接着实施教授，有些教学可以在医院门诊或病房实施，会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个时期的教学让学生利用医学伦理学理论及原则进行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活动中伦理难题有效解决，明确进行医德规范遵守的重要意义。
3不同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不同
3.1基础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教学内容只是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伦理原则。这些内容具有很大理论性，要有选择性讲解知识点，可以应用问题式的教学方法[2]。老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问题，在课前或者课堂中让学生对这些问题思考和解决，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师结合课程内容实施讲解，同时给出问题解答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使学生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和区别，进而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应知识。另外也可以应用案例教学法，并注意选择案例及实际实施过程。应用的案例有教学和时事案例两种形式。教学案例比较简单，主要阐述和讲解知识点，使学生和案例结合理解理论含义，教学案例选择时，要重视例子的有针对性。而时事案例比较复杂，时事案例的选择要关注其典型性和时效性，比如，进行基因伦理讲解时，会选择“基因编辑婴儿”作为案例，进行患者知情权知识点讲解。
3.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临床医学教学时期主要使学生对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难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所以，教学方法要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可以应用情景教学法，要根据场合不同应用不同实例，使学生融入情景，以当事人的心理进行分析、解决问题。这个时期的教学比较重视实践，可是要注意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需要老师进行指导和引导，帮助学生寻找问题重点，并总结选择依据及利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