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2007年才开始实施，在短短3年之内就实现了基本全覆盖，因此，为了考察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选择效应，只有新农合是合适的对象。本节的实证分析利用Culter等人（2007）的思路，通过考察风险态度这一“隐形的手”分别对是否参保和是否生病的影响，并以此来验证是否存在选择效应以及选择效应的方向。
（一）计量模型与策略
关于医疗保险中的向选择问题的计量模型为：；其中，Ii,t为表达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di,t为表达疾病史的虚拟变量，xi,t为表达其他个人特征的变量，bi,t为表达健康习惯的虚拟变量，si,t为表达是否生病的虚拟变量。对于上述两个方程，结果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我们分别在线性概率、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其中，线性概率采用最小二乘法，Probit和Logit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二）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是针对中国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与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status）和健康状态最完整、跨度最长的面板数据。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到2008年末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由于业务办理时滞等问题，在数据中2009年尚有少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合，因此我们使用的数据为2004、2006和2009三次调查。我们只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并且删除了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只考察男性成年人。CHNS调查记录了受访者的保险状态，据此，我们生成二元变量“是否参加新农合”，即计量模型中的I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的疾病史，我们定义了一组疾病变量（主要是慢性病）：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患有糖尿病和是否患有心肌梗塞。根据疾病史，我们也生成了“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即第一部分模型中的d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就医和发病情况。我们生成“过去四周中患病”这一变量，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si,t变量，将过去四周中患有如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记为“过去四周中患病等于1”。CHNS记录了个人的吸烟、饮酒情况。我们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是否有吸烟习惯，二是是否饮酒，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一部分。CHNS记录了受访者是否常规性参加跑步、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如果受访者汇报参与任何一项运动，则我们将其“是否体育运动”这一变量记为1，这是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另一部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即计量模型中的xi,t变量。
（三）计量模型结果
因为本文采用吸烟、喝酒和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等指标来揭示个人的风险态度，因为吸烟、饮酒和体育运动多发生于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在考察模型时只保留男性样本。我们发现，就男性样本而言，“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参合”有弱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代表健康行为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方向与“是否饮酒”保持一致。我们接下来考察健康习惯对是否生病的影响，见表2。与考虑健康习惯对是否参合的影响一样，我们发现，在男性样本中，“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生病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四）分析与推测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如果将健康习惯中“是否饮酒”作为度量风险态度的好的衡量指标，则在男性样本中，我们认为新农合参保过程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因为饮酒同时可以导致男性更可能生病和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因此更可能生病与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同时出现，这表明了逆向选择的存在。但是，由于只有少数变量验证了新农合发展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新农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推动的作用，因此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则弱逆向选择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以男性样本中的“是否饮酒”变量为例，饮酒表明风险偏好，这一方面导致更高的生病概率，从而使得个人更有可能参加新农合，但在另一方面，风险偏好直接导致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以饮酒来衡量的风险偏好，对购买保险行为的效应小于风险本身的效应，这与Culter等人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吸烟和参加体育活动并没有对保险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的相互抵消。与本节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的是，刘宏、王俊（2012）虽然从自评健康等表示健康的指标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选择，但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吸烟与预防保健等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无显著影响，类似地，我们推测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相互抵消。
二、结论
[关键词] 中医药；健康产业；中医药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4（a）-0075-04
Comment of the influence to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produced by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TIAN Zhenyuan WEN X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is a hot topic in current socie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supplies a broad developing room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advances higher demands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the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not only inheri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hearth， but also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 new health products and treatment methods.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djust specialty struc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ivate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industry；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持续水平提高，时展的需求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健康理念和健康状况。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环境适应、寿、德、智、美、乐等因素”所构成的21世纪新型大健康理念己成为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目标。我国70岁以上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加大，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中国渐渐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日益明显。于此同时，不断增大的亚健康人群也使公众对健康提出新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产业作为健康产业的主要分支，势必会推进健康产业发展。同时，意见中提及：要重点培养一些医疗器材、中医药品等健康服务业周边支撑产业，创造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对中医药而言，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给中医药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1.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健康产业在近几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健康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市场的占有量也在不断扩大，健康产业已经逐渐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兴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基于我国巨大人口数量形成的市场需求促进了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不论是在产业规模方面还是在总容量方面都在持续增大。现在，我国的健康产业已经由最初的松散型结构逐步发展形成包含健康服务、健康管理和一站式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健康产业链[1]。中医药健康产业是我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产业和国家战略产业之一。1996年我国启动“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医药产业飞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大中医药”产业。2010年以前，我国中医药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总计已超7000亿元，其中中药工业2000亿、中药农业590亿、中药商业800亿、中药保健品800亿、中药食品1500亿、中药化妆品330亿、中药农兽药5亿、中药加工和检测仪器及设备200亿，按年增长8%计算，2015年我国“大中药”产业总产值预计可达1万亿元[2]。
1.1.2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保健产业、健康产业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占到GDP的15%左右，而在我国仅占4%～5%，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末期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对自然健康食品的需求逐渐超过了保健产品。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全国13亿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问题。简而言之，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健康产业成为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朝阳产业[3]。中医药健康产业属于健康产业的一个主要分支，健康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医药健康产业快速成长。当前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特性：
一是全程性。中医药健康产业已经涉及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医药健康产业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大健康产业链，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产品需求。从第一产业的药物栽培、有机农作物种植，第二产业的保健产品制造、新型健康保健器械的研发，到第三产业的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和咨询集团的兴起，都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全程性发展趋势。
二是整体性。早期由于受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控制，原来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就是“不生病”，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只有生病了才会就医。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大家对健康的理解除了生理上不生病以外，还要加上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诊疗模式也由原来单纯满足疾病治疗需要向满足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多种需要方向发展。
三是多维性。当前蓬勃发展的中医药健康产品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医药健康产业在保健品、保健器材和保健方式如美容等多个方面同时飞速的发展，其中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业的产值已达到6600亿。
1.2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相关人才支撑
1.2.1 健康科技研发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永远是走在产品创新前面的，所以中医药健康产业的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科技研发人才。例如健康预防技术的研究人才、新药的开发人才、健康安全技术的研究人才、全民健身技术的研究人才等。
1.2.2 健康产品生产管理人才 在中医药健康产业链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基础，是中医药健康产业稳定发展的保证，人们对健康保健产品需求日益增多，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来进行药物栽培、农作物种植和保健产品生产等健康产品生产管理人才。
1.2.3 健康咨询管理人才 健康咨询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第一批健康管理公司在2000年成立；第一家网上健康管理公司2004年成立；2005年9月，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健康管理中心；10月，健康管理师正式为新职业；2007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自此，健康管理成为我国居民健康服务体系中的一个独立产业[1]。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依然稀缺具有现代健康管理经验和理念的人才，而国内高校还无法培育出与健康产业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健康管理人才[4]。
1.2.4 健康服务人才（养老服务业人才） 健康服务人才，特别养老服务业人才是中医药健康产业所需人才的重要一项。有学者研究表明京津地区密集而数量较大的健康服务消费群体需河北培养大量的健康服务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全程服务，增加了健康产业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卫生背景的人通过健康相关的职业培训能够快速上岗[5]。
一方面，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另一方面，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高等中医药教育长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中医药教育学科特色不突出，中医药人才相对缺乏，大师级专家越来越少，健康科技研发人才和健康管理人才极其缺乏，致使中医药健康产业竞争能力不强。可见中医药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与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有还有一定的差距。
2 中医教育支撑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几年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中医药教育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应处于引领地位，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需求也需要中医教育的支撑，中医药教育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前推后引”的角色，是中医药健康产业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给中医药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医药教育的发展与中医药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不匹配，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当下摆在高等中医药院校面前的重要问题。
2.1 中医药院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脱节
中医药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还停留在几年前的情况，远远跟不上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中医药健康产业需要的学科类别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并没有开设，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无法与社会需要相同步，健康产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人才学校无法提供。教育的滞后性也使得大部分学生毕业上岗后还要重新学习，大大降低了中医药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延缓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
2.2 中医药院校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支持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我国目前中医人才的现状是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淡薄，创新思维学习不够，实践能力不强等。高等中医药教育仍然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很多老师讲课形式单调，缺乏师生互动，加之中医本身理论知识就比较枯燥，学业任务又较重，学生听课往往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以通过考试为目标来死记硬背。中医过高的学科壁垒使中医学专业学生知识面难以和其他学科相互交融，导致了中医药学生思维呆板、缺乏创新。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兴起，欲在健康产业科研创新能力上有所突破的大学院校越来越多，但由于师资力量匮乏，很少有高校能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具有理论、临床、教学三方面能力的教师很少，在青年教师中就更少。现在的医学教育者很少有同时从事科研、临创和教学的，这就导致中医药健康产业所需要的高新科技产品很难被研发出来，或者研究成果和产业需求的切合度不高，再者就是研发的东西很难转化成产业需求的成果。
2.3 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是评价高质量人才的关键标准，也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医药院校教育规模的扩大，“一刀切”的教学方法难以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和基础，提出不同的正面的学习期待，从而产生积极的心理定势，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其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逐步丧失探索和钻研的兴趣，因材施教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无法落到实处。中医药健康产业这种新兴的产业对实践能力要求很强。而中医教育又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过程，中医药的发展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而院校所进行的基础理论教育、专业理论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人为地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6]。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但是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完善致使产业需要的中医药人才相对不足，中医大师越来越少，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研发领军人物及战略管理人才极其缺乏，致使中医药产业竞争能力不强，中医药服务水平不高，不能充分满足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7]。
3 中医药健康产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思考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有着特殊的关系。新世纪带来新的思维理念，也使中医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应清醒地、现实地、用新的理念思维审视中医药教育，加快中医院校改革与发展步伐。
3.1 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创新健康理论
中医教育水平要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主要是在继承和发扬两个方面，中医药是传统文化，首先要很好地继承，然后才能谈发展，以往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过于强调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经典的学习和继承，许多名老中医已经站出来对此做了严历的批评。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创新健康理论。中医的精髓部分要讲深、讲透、讲广，使学生深入理解而触类旁通，可适当借鉴效仿，让刚步入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早早接触到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领略他们的医德医风，学习他们的技艺，将有助于坚定学生的信心[8]。然而，单纯师承模式因导师知识结构、阅历、性格、临床技能和擅长的不同，过于强调一师之技、一家之言，难以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往往使学生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受到局限，对发展现代中医学术不利，也难以大量培养适应中医药健康产业需求的中医药人才[9-10]。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宽厚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强调中医药传统教育与创新理论教育并重，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新型健康理论进行理性思考、解析和发掘 ，如中医药健康产业中比较热门的中医推拿、按摩、经络通畅等方面，探索一条既遵循中医药教育规律又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中医药学与新型健康理论融合的教育之路。没有中医精髓的传承，中医教育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3.2 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研发新品型健康产品和诊疗方法
中医药科技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前者主要是科技创新的思维理论的构建，而后者则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在实际应用中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应表现在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管理创新体系三个方面。中医药教育要加强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健康理论体制和机制；创新健康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中医药健康产业平台建设；研究新品型健康产品和诊疗方法，创新产业项目和成果；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等。科技创新的重点在高校，高校在其中要发挥领导作用：首先，大力开展校企合作，而且要打破常规，组建适应课题需求的科研团队，突破界限，构建科技资源有效利用新模式；另外，鼓励多学科交叉，解决中医药的重大科技问题及难题；同时，转变观念，不断创新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
3.3 调整中医药学科专业，培养中医药健康人才
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而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在本科教育应注重夯实基础，而研究生教育则要在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的锻炼。首先，应将中医药学的师承教育和现代院校教育有机结合，调整中医药学科专业来更好地适应健康产业发展的要求。如开设仲景学术传承班、构建特色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拓展学习第二课堂、建立模拟实习医院、组建教学研究机构、实行多向联合培养、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开展实证对比研究等措施等[5]。其次，在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注重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广博的知识与合理的知识结构、时刻准备创新的意识、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灵活的创新思维、有计划的创新学习和努力的创新实践等基本素质的21世纪新型高等中医药健康人才。另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应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在中医药健康产业战略发展方面向政府和中药企业提出合理的建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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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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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7.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5（b）-111-01
亚健康（sub-health）是指人们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健康低质量状态及其体验。我国目前70％的人处于程度不同的亚健康，有着亚健康的体验。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中发生率可高达85％以上［1］。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平衡观等基础理论在指导调治亚健康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亚健康的病因病机和表现形式
亚健康可见于中医学的虚劳、郁证、失眠等病证中。中医认为，亚健康主要的病因病机是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志不遂、劳逸无度、年老体衰等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或内生五邪，或耗伤正气［2］。其具体病机为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脾失健运、痰饮中生；思虑过度、劳伤心脾；肝肾阴虚、阴虚火旺；脾肾阳虚、下焦虚寒等。
亚健康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慢性疲劳综合征（包括体力疲劳和心理疲劳）、时差综合征、信息过剩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焦虑抑郁、肥胖、骨质疏松等多种心身障碍［3］。广义上“七高三低”，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高血糖、高血酶、高体重、高负荷及免疫力低、活动量低、生活情绪低等，实际上都是人体基础能量过度消耗、器官活动异常的一种状态，是生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变的一种中间形式，是可以逆转的一种机能混乱和低迷状态。
2 亚健康的中医预防与调治
2.1 中医学倡导未雨绸缪，“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
“治未病”理论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也涵盖治疗非显性疾病，即注重疾病的临床前期、先兆症状的干预［4］。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起已成”。《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对于亚健康，中医强调应仔细检查，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先按未受邪之地，防止传变。古代医家张仲景倡导“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2.2 调节体质类型改善亚健康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不同体质类型的人，体内阴阳气血盛衰不同，对致病因素的反应及发病的阈值也各不相同［5］。《灵枢・百病始生》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可见注重体质状况、及时调整体质偏颇、积极改善特殊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就成为一级预防（针对致病因素预防）的核心。
2.3 亚健康的中医辨证论治
《内经》把“阴平阳秘”的“阴阳和平之人”作为心身和谐的健康标准。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通过调和阴阳，扶正祛邪，进行全方位的辨证施治，克服了许多有症状而无疾病的困惑，使中医对许多病与未病的症状认识更深入、更具体，组方用药更有针对性，大大提高了亚健康的调治效果。主要方法有，针对肝郁气滞型，治则疏肝理气解郁，代表方柴胡疏肝散加减；痰湿内生型，治则健脾祛湿，代表方二陈汤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心脾两虚型，治则补养心脾，代表方归脾丸加减；肝肾阴虚型，治则滋补肝肾，代表方六味地黄丸加减；脾肾阳虚型，治则温肾健脾，代表方金匮肾气丸合理中汤加减［6］。通过辨证论治，使气血通畅，邪去正复，脏腑阴阳复归健康平衡。
2.4 中医养生预防亚健康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灵枢・本神》亦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现代张庆祥教授［7］强调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外避邪气，防止邪侵；应用药物，防病发生。预防亚健康的发生具体应做到顺应自然，注意锻炼，劳逸结合；合理膳食，营养平衡，饮食规律，勿暴饮暴食；节欲保精，防止过劳，调畅精神，淡泊名利，保持心情愉快。此外，中医独具特色的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拔罐、刮痧、推拿、食疗、洗浴、导引、吐纳等的使用，“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也是中医干预亚健康的理论宝库。
3 结语
目前，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如何系统化中医诊治亚健康的规范，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①完善中医关于亚健康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②中医药要跨上基因平台；③坚持中西医结合探讨亚健康，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挖掘中医学的潜能，促进整个医学的调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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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从1993年天津体育学院开设了社会体育专业至今,社会体育已成为体育专业教育中的主干专业,办学规模仅次于体育教育专业,布点院校也从单一的体育类院校扩展到师范、综合、工科、医药、财经、农业、民族等类型院校。[1]但其毕业生改行易业的现象严重,这与课程本身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在《专业规范》中,设置健身与休闲运动指导、健身与休闲俱乐部经营管理、体育社会工作三个专业方向。陈章玉在《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社会体育专业方向设计及其课程设置的研究》中指出在社会体育大专业下细化专业方向的必要性,提出体育健身指导与管理、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保健康复专业(医疗体育和矫正体育)三个方向。[2]本文就健身指导这一专业方向的运动人体科学知识体系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适用性进行判别,其依旧沿袭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的课程体系,例如以生理学、运动医学和生物力学等为代表的传统学科体系,其服务对象仍然限定在部分高水平的运动员,目标也只是提高运动成绩。尽管有的学校也开设了一些符合专业特色的学科,如华南师大开设的《运动与健康促进》,但就全国范围而言,预防的观念、服务于“亚健康”人群的观点还需要一个讨论、推广的过程。大多数高校如成都体院、华东师大、首都体院、广州体院、广西师大、湖北大学、湖南师大、云南师大等学校的运动人体科学课程以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保健学为主,[3]这些课程的设置与运动训练等专业的课程区分不明显,沿袭了传统的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服务于正常人运动状态下人体的变化,并以此为研究基础。其理论基础的构成是“运动”,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体育专业服务于大众体育健身的特色。显然,这与社会体育培养的目标———即大众体育健身的专业体育指导人才是相悖的。预防医学作为与人群健康有关的卫生学基础理论,必然与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与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逻辑关系,其中的“一级预防”是最积极主动的预防,更是与体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体育运动是预防医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级预防”。而传统预防医学从中医“治未病”的角度出发,对影响大众健康的社会、心理、生物等因素有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尤其在亚健康预防与调治上也有着独到的优势。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会体育课程体系,把“预防医学”理论引入大众健身指导的理念中,从而培养出能够运用专业的体育健身和预防医学知识来指导大众健身、缓解社会亚健康危机的专业人才。马玉成在《体育学科加强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提到:在当前的专业设置下,改革课程,加强体育专业中健康教育的比重或加强预防医学专业中体育的教学内容。[4]
2预防医学理论对大众健康的理论指导
数据表明我国大多数人群属于亚健康状态,而预防医学理论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传统中医中,都是维护人群健康的主要理念;以预防医学理论为基础的大众体育健身是缓解亚健康、促进大众健康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
2.1中国的人群健康分类和亚健康人群
众所周知,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人们对于健康的诉求超过以往任一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文明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并且使疾病谱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这些“文明病”的产生与病变,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属于健康与疾病的中间状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学者将这种非健康、非疾病的中间状态,称为亚健康状态。根据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人群健康基本分为健康、不健康和亚健康三类,分别占的比例为15%,15%,70%。(见图2)对于这70%的庞大亚健康人群,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临床医学对此人群的干预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被动性。它是一个动态的状态,或者向疾病状态转化,这是自发的;或者向健康状态转化,这就需要自觉,需要付出代价和努力,同时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
2.2预防医学思想与运动干预理念对预防、治疗亚健康的指导
预防医学是研究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学科。中西医的预防医学思想同多异少,双方的预防手段都多样而有效,两者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2.2.1现代预防医学
现代医学由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三大部分组成。应该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预防医学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以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预防为主的思想,探讨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分析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规律,研究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通过公共卫生实践,达到预防疾病,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5]促进健康和防止发生健康向疾病转化正是预防医学所研究的范畴,亚健康也成为新世纪预防医学所面对的重要研究课题。
2.2.2传统预防医学
传统预防医学即中医预防,早在二千多年前,《黄帝内经素问四季调神大论》中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的观点,已经孕育着“预防为主”的思想。它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从预防观点出发,通过研究人类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和传变规律,探索消除对人体健康有害因素和利用有益因素的措施,以预防疾病发生发展和传变的系统理论。[6]现代预防医学重视外因,重视群体,主要是针对疾病,尤其是流行病、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发展规律,探索和分析环境中主要致病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达到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目的。而中医“治未病”思想则更重视内因,重视个体,主张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等个人养生保健方法和手段来促进人体的阴阳和谐,提高机体内在的防病抗病能力。[7]在新的健康医学观的指导下,中西医的预防医学体系正在走向融合,并将成为指导大众健身、促进民众健康的理论基础。体育健身在各个方面都对人们的健康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其一,体育运动能够有效治疗心理疾病,排解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其二,长期合理的体育活动能够有效延长寿命、增强体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其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使大众的娱乐生活方式体现健康、阳光、科学和文明的特点,防止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侵蚀人们的健康。通过专业的运动健身指导,充分发挥预防医学的理论优势,现代预防医学能够为社会体育工作者开具“运动处方”提供理论基础,而推广传统预防医学的健身气功及一些养生术可以有效促进大众健康。总之,社会体育工作者应该合理运用预防医学知识,及时把介于健康与非健康之间的“中间人”拉回到健康人的队伍中来。
3“医体结合”与健康促进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优异成绩,奥运争光计划基本完成。北京奥运后,作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健身计划,也借着奥运之东风开展的如火如荼。而要想真正在理论上对体育的健身意义和作用有较高的认识,必须借助于预防医学的深入发展。因为社会体育的服务对象是人群,调查研究人群的健康与疾病状况,了解引起疾病和健康的背景和原因,是制定体育保健措施的基本前提。没有基本的预防医学的理论指导,全民健身运动就难以有的放矢。[8]在预防为主观念上建立起来的三级预防原则是预防医学的核心,它体现在对个体及群体在疾病发生前后的各个阶段的全方位预防,其中的一级预防是指控制和减少有关危害健康的任何危险因素,建立并维护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体育运动正是属于“一级预防”。[9]医学家认为,当代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主要在一级预防上下功夫,因为这些疾病的病因都来自不合理和不正的“生活方式”。而体育的本质和特点决定了体育是促进人类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价值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培养人们的生命活力、心理品格和社会能力。[10]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体育锻炼和预防医学的根本宗旨都是预防疾病,提高大众抵抗疾病的身体素质。那么,两者在具体的实施途径上都有众多的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可见,医体结合对健康的促进是全方位的,“医体结合”的健康中心是防治生活方式疾病的新载体,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保健措施,在健康促进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0]所以在体育基础理论教学中将两者紧密结合就具备了足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医学逐步形成了“治未病”的理论体系，并形成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技术方法，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治未病”的思想和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的著作中随处可以见到“治未病”的理论及其应用。炎帝在创造农耕文明的同时也尝百草治病防病，造就了中华民族以素食为主的传统饮食文化，所以自古代以来就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食五谷而治百病”之说；同样《黄帝内经》把养生划分为饮食、起居、运动、精神4个方面；唐代药王孙思邈提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的养生理论；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强调“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当前，甘肃省中药材产量在全国领先，而甘肃历史上也是中医人才辈出。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岐伯问道、敦煌医学、皇甫行针和武威汉简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治未病”有着巨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能起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作用，能强身健体、提高大众平均期望寿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时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推动了五千年的文明史，至今仍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
2现代健康教育的防病理念和活动成效
全球60%的死亡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造成的［4-6］。而健康教育正是通过传播、教育、干预等手段，以帮助个体和群体改变不健康行为和建立健康行为为目标，以促进健康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及其过程。健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卫生宣传，每一项活动都要设计方案，包括考虑目标人群、表达的核心信息、达到的预期效果，最主要的是一切活动围绕如何有效提高目标人群知识知晓率和建立巩固健康生活方式为核心，特别是对活动的方式、效果有其科学的评价指标。健康教育是卫生防病关口前移的最佳措施，是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有力措施。近年来，随着新医改逐步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健康教育项目的实施，甘肃省通过“健康教育进家庭”“健康教育‘十个一’工程”以及“健康教育巡讲”等方式不断深入推进各项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尤其重视中医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比如对健康巡讲工作的要求：中医药养生讲座次数不应少于总巡讲次数的50%［7］。通过近年来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我省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正在不断提高。健康教育工作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降低社会医疗成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中医防病思想符合新形势下的医学模式转变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有着许多契合之处。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和化学药物毒副作用等问题的困扰，而传统中医“简、便、验、廉”的特色和优势以及以患者为主体的预防与治疗思路为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为了全面推进中医药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关于支持甘肃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同时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签订了《建设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协议》；在新医改中，甘肃省加大了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实施办法(试行)》。省政府要求在基层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推广中医药特色进基层，用中医药手段实现甘肃基层医改目标。甘肃省卫生厅借新医改的东风，把发展中医药事业作为甘肃医改的特色和亮点来抓，特别是把中医药养生保健与健康教育巡讲紧密结合起来，在社区、机关、学校、农村普及传统养生保健知识，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一套集预防、保健、养生、康复于一体的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正在甘肃形成，并向全国推广。
4健康教育为中医防病提供了有效的传播载体
关键词：健康传播；健康传播教育；传播健康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65-02
2010年，“京城最贵中医”张悟本，举着“中医食疗第一人”的专家旗号，宣扬“绿豆治百病大法”，并携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走进媒体，做客湖南卫视《百科全说》，随即“神医”张悟本瞬间红遍大江南北，其专著更连连高居各个书店、各大网站畅销榜。然而，“高处不胜寒”，卫生部在5月28日上午首次回应张悟本“身份”并非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接着自28日始，其主要坐堂地点――北京“悟本堂”也被有关部门上门调查，暂停营业；之后6月1日晚，“悟本堂”因“整体建筑风格跟奥体不符”，被连夜拆除。自此“养生专家”张悟本的身份、学历不实的相关事件暂告一段落，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未停止。从上述例子或可管窥在中国健康传播中，是否能够及时准确的传播健康信息，是否正确选择传播健康信息的途径，以及是否能够恰当地运用健康传播技巧来实现“健康传播”。伴随着“张神医”、“冰火两重天”的人生剧变，传播的焦点不仅应是造假事件本身的成因，更应该是造成“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现象的健康传播过程的研究思考。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阐述与解读，透过各种观点的交锋，借助传播学理论及其各种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知识体系分析，揭示时下流行的大众“健康传播”中传播健康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与之面临的困境，进而避免一个张悟本倒下了，N个悟本又站起来的局面，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以小见大”彰显健康传播之重要
健康传播主要是指健康信息的传递和分享的行为与过程[1]，从大众传播的视角看，健康传播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2]。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以网络和手机通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日渐强大也是不容忽视的。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传播渠道，传播“真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的健康传播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相比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我国的健康传播学研究仍是相对薄弱的。近几年，虽然受到“非典”、“口蹄疫”、“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健康越来越受到学者和普通大众的一致重视，中央政府也在2006年2月26日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但这些仍不足以遏制那些“见缝插针”企图以治病救人为幌子，并从中谋取暴利的邪恶之徒的泛滥。
另外，关于“养生”话题源远流长，历史上一代帝王制药炼丹追求长生不老，如今平常百姓倡导绿色饮食渴望健康长寿。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健康文化，以及当代社会普遍的快节奏生活，所导致的“亚健康”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让人们本来无可非议的追求健康变得有风险。社会上的伪“养生专家”更是东山不倒，西山再起。而今举国上下刮起的“张悟本神话”之风也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早在2008年，在台湾就有一个号称“排毒能治癌”的“林博士”因欺诈罪被判刑两年半；在2009年，中国内陆有一位自称是明朝太医“刘纯”后人，获联合国科学与医学双博士的神医也因制售伪劣产品罪被。那么，这些严重违背科学和医学理论的观点屡屡叫嚣于市井之间，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为何有前车之鉴还屡次重蹈覆辙？
二、“以管窥天”浅谈健康传播之缺陷
（一）有机可乘
大众健康传播媒介缺乏管制使得伪健康信息传播有机可乘。就在张悟本造假事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播出了一期题为《“神医”张悟本的红与黑》的访谈节目，由著名主持人王小丫主持，由张鸿和霍德明两位评论员参与。随后，各大媒体、各个网站也相继进入“角色”，对张悟本造假事件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一方面，这种现象显示出我们媒体从业人员紧抓时效性和时新性，抢占收视率和网站点击率的职业精神；另一方面，也难逃“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之嫌。笔者认为，媒体如此盲目跟风，势必再引小人关注，张悟本的红火也非“一日之寒”，所谓专家为何不早日点破，而今媒体过多评论，“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实为欠妥。
反观张悟本的成名过程，不难发现这个造假团队是如何巧妙运用“议程设置”的，他们未放过任何传播媒介来大肆宣传张悟本的“养生理论”，以赚取更多人的信任和钱财。教学光盘、《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上节目谈养生、开博客讲食谱等等包揽了从纸媒到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一举成名。在媒体轮番“轰炸”的宣传下，普通老百姓对于那些颠覆医学常识的理论能否准确的辨别出真伪十分困难。文汇报载文说，百姓被张悟本之流忽悠，那些急于抓取收视率、销售量而疏于把关的电视台、出版社难辞其咎。
（二）有利可图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差钱”的对策，当然，更多的人心急如焚的为解决自己或者亲人的健康问题也时常面临“就差钱”的尴尬局面。在这种贫富差距明显对比的背景下，有利可图便是这些伪专家们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张悟本这样倡导要多吃绿豆、苦瓜还有长茄子的“养生专家”因价格公道且操作简单方便，很快便有了固定的群众基础。为那些长期“看病难”、“医疗费用高”而头痛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造就了隔壁菜市场卖的全是“药”，自家厨房便是“熬药锅”，稍加处理并长期服用便有“药到病除”之效的误导。加之“是药三分毒”、“看病不求医”等民间说法的文化影响，更是把原本“略懂”医术的张悟本推至“神医”的最高荣誉。由此，获“京城最贵中医”的称号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如何制造大范围的影响以牟取暴利是张悟本本人或是造就他“养生光环”的“背后推手”的最终目的。《中国新闻网》有文章说，养生有益身体健康，如果是“真专家”老百姓也会是受益者，如果养生专家是冒牌货，如果只是忽悠老百姓的钱，那绝对是不允许的。此外，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力度和范围不大使得健康信息传播困难重重。日前，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也就是说每100人中，不到7人具备健康素养。[3]这份数据说明，在普及健康教育知识，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和自身辨别力方面仍收效甚微。究其内因来讲，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地区贫富差距也不可小觑，必然导致对追求健康有不同要求，由此在鉴别健康信息真伪的层面上略有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从外因上来讲，家庭生活水平不同，人们在接触大众健康传播媒体的频率、深度、方式和范围方面也不尽相同。且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被那些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和富有诱惑力的画面干扰，人们往往很容易就融入到伪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这也恰恰应和了那些危害大众健康的伪专家们的阴谋。
三、实现“健康传播”的相关对策
其一，媒体“把关”要尽责。在传播学领域中，“把关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大众健康传播中，笔者认为大众健康传播媒体的严格“把关”可以对遏制伪健康信息传播起到决定性作用。为何张悟本单借湖南卫视走进荧屏，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各省级卫视岂不是更好选择。在这里笔者绝无诋毁他人之意，而是期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媒体绝不要以娱乐大众为由，而不以逃避道德之谴责为过。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养生专家”张悟本在电视节目中频频露脸后，其绿豆汤、长茄子、白萝卜等普通蔬菜能包治百病的理论立即引起中国亿万观众注意，更有甚者如醍醐灌顶而豁然开朗，随即张悟本成名于江湖。首先，对于张悟本现象媒体应以此为鉴并有义务承担这个有心或无心之过，严格“把关”节目质量，包括专家身份是否属实，所讲内容是否可靠，是否有益于百姓健康，而不是只为追求高收视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传播伪科学的理论。其次，媒体从业人员作为“把关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时时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约束，恪守人文科学的底线，实事求是，而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力求保持受众信任度不减。最后，正如诗中所言“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因此，“神医”张悟本必定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重要的是伪健康信息传播不仅伤害受众的利益，同样也伤害媒体自身的利益，因此媒体“把关”务必要尽职尽责。其二，“健康传播”教育要跟上。健康传播学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一交叉路口时“逗留”下的产物……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进行的时间并不长。[4]在健康教育传播方面，理论的深入性和实践性仍有待提升。具体来讲，国内健康传播学研究的相关论文的发表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其中大部分都零散分布在与医学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仅有为数不多的论文集中在传播学或是健康教育学领域。笔者在中国期刊网CNCI（电信）中，勾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输入题名“健康传播”四字，默认时间段为1979年～2010年，共得期刊论文总数为150篇。其中37篇在传播学专业领域的相关杂志，如《新闻爱好者》、《今传媒》等期刊上；有42篇在卫生系统关于健康教育的杂志，像《中国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其余大部分不均匀的分布在地方性杂志或是专业特征比较明显的杂志范围内，如《江苏卫生事业管理》、《安徽预防医学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航空军医》等等。由上所述，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健康传播研究“失衡”状态，让其真正回归到传播学领域的“怀抱”中，最终实现理论指导实践。此外，全民普及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健康教育知识的传播，丰富传播渠道，培养健康传播专业人才，让人们了解如何才能健康，懂得选择正确途径追求健康，并且由被动变主动学习有关健康传播的知识理论，以避免被那些“伪专家”、“伪科学”、“伪健康”之类再忽悠。其三，以法律为依托“对症下药”。有法可依，一直是我国立法部门所努力的方向，也承载着无数公民的殷殷期望。在面对类似“养生专家”造假事件时，我们的工商部门和卫生部门一直都无法找到明确的相关法律条规对其整治，往往采用的罪名是诈骗、违法兜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为防止那些伪专家们再次打法律“球”，一方面，政府应保持严谨的态度时刻为人民服务，卫生部门严格审查医师资格，执法部门更要敢管、敢抓，从行为上形成一定威慑力；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要切实的执行，争取早日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还有，正如《“神医”张悟本的红与黑》访谈节目中，霍德明评论员谈到“政府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针灸师可以定一个证照的标准，今天的养生师是不是也能定一个证照的标准……”。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能够予以重视，对类似像张悟本等一系列造假现象引导之，规范之，重建全民健康传播新天地，最终实现利国利民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北京医科大学.健康传播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2] 张自力.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J].新闻大学,2001.
关键词：健康教育；网络健康信息；Android；医患沟通；移动APP
中图分类号：TP3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59（2017）13-0033-03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系统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健康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1]。世界各级医院都非常重视住院患者的健康教育，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包括疾病知识讲座、宣传展板、患者谈话、电话回访、短信回访等[2-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部分医院逐渐开始利用飞信、微信平台等具有互动功能的工具进行健康教育[4]。通过文献来看，不管哪种手段，健康教育都增加了患者的疾病知识，提高了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满意度，缓解了紧张的医患关系。但目前能完全实现患者健康信息查询、医患沟通的专业工具都是基于不同目的，如乐乐医的医患咨询是收费项目等。为了提升住院患者教育效果、满足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加强医患沟通效果，方便患者出院后的随访，构建良性的疾病知识-患者-医生信息生态体系，作者尝试开发了基于Android的健康信息查询、健康教育与医患沟通的APP。
1总体设计
健康信息查询与健康教育医患沟通APP平台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前者负责数据库管理、基础数据维护和后台管理；客户端分为医生客户端和患者客户端端，患者客户端主要实现用户注册于登录、健康信息查询、信息评论、医患在线沟通交流等功能，医生客户端主要实现信息简单编辑、添加与删除、医患在线沟通交流功能、信息推送、出院患者随访。
1.1设计目标
系统设计目标是构建一个经过医疗专业人士提供并审核的、适合患者的、免费的疾病信息查询与医患沟通平台。由医生编辑、审核与（含推送）信息，患者可以浏览与查询，订阅相关疾病信息，评论信息，医患在线沟通，出院后的随访等功能。
1.2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Win8.1中文版；内存：8GB；处理器：i5-5200U 2.20GHz；系统类型：64位。
1.3开发工具
服务器端开发工具采用XAMPP（Apache + MySQL + PHP + PERL）。在服务端编写PHP语言管理MySQL数据库保存为PHP网页文件，在客户端以Post方式请求服务端编译相应PHP网页文件，最后通过JSON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返回结果给客户端。
客户端开发工具采用Android开发工具：ADT-bundle和Android Studio，使用Java语言进行开发，首先需要配置JDK，然后安装相关的工具。
2系统结构
该系统的结构主要由3部分组成：服务器端的基础数据维护平台、医生端APP和患者端APP等构成，见图1。
2.1服务器端的基础数据维护平台
服务器端的基础数据维护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数据的采集、编辑、添加、删除、保存等功能；医生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消费者个人注册信息维护等。
2.2医生端APP
医生端APP可以实现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①对健康信息的采集、审核、；②对信息进行评论及回复；③与患者进行在线沟通与交流；④出院患者在线随访。
2.3患者端APP
健康信息消费者客户端APP可以实现的功能包括：①注册、登录、修改密码；②在线检索健康信息并能实现对健康信息的评论，收藏重要的健康信息；③浏览查找医生并实现与医生的直接在线交流。
3系统实现
3.1 My SQL数据库连接
4结论
该APP功能实现了由专业人士对健康信息采集、审核与，避免了患者由于专业知识缺乏而被其他质量不能保障的信息的误导，满足了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需求，提高了其参与临床决策过程的积极性和依从性，缓解了医患矛盾，也M足了医生对健康知识的传播，出院患者的随访需求。
参考文献：
[1]娄元霞，梁时荣，刘承志，等.开展医院健康教育工作的意义与策略[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25（6）：765-766.
[2]邵霞，李瑾瑛.健康教育对支气管哮喘患儿疗效的影响[J]. 中国医疗前沿，2011，06（11）：7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