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自己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传奇。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这种职业信仰构成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脊梁。医为仁术、割股之心，遍尝百草、以疗民疾，是医生的职业信仰；循循善诱、教学相长，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教师的职业信仰；货真价实、信守承诺、童叟无欺、取之有道是商人的职业信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愚公移山、吃苦耐劳，是农民的职业信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过门不入、夙夜在公，是为官的职业信仰；程门立雪、铁杵成针，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是学子的职业信仰，职业信仰好比一种工作作风，一种道德精神，一种价值理想，影响或正在影响着无数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对于职业的记载与阐述也是比比皆是，但明确记载职业信仰的相关文字材料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高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信仰的研究非常少，笔者翻阅古籍、阅读相关材料，寻找从古至今有关职业信仰相关方面的研究材料，将前人对于职业信仰的相关记载材料分类，依次整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信仰的论述研究
1.爱业。爱业的实质意义在于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岗位上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去除个人能力因素，更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事本工作人员的从业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热爱程度。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其意义显而易见：学习本领和从事工作，了解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喜好它的人又不如以此事为乐趣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只有深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够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论语中的道理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如何才能够胜任某种工作？深究其本源是在于工作者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就是说“爱”是我们学知识、做事情的动力之源。环视古今，爱业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王进喜精神等等都是爱业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把自己平凡朴实的工作做到了伟大，成了从业者的典范、人民心中的英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伟大的周总理对爱业精神的最好诠释。
2.敬业。敬业的实质意义在于尊敬自己的职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敬业的阐述博大精深，先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古人更多地把敬业表述为“敬事”。总之，“敬”是崇敬、敬仰、庄敬、恭敬等，表现为言行专注而不随意。我们所说的“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职业之间，都蕴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朱子云：“敬是始终一事”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二程遗书》有载：“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辞海》中关于“敬业”的注解是引用朱熹的论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单从“敬业”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尊重、崇敬他所从事的本业，是因为敬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黄炎培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他把“ 敬业乐群”确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把敬业精神视为职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所著的《敬业与乐群等论》中详细描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思想， 更是从共产主义境界的高度对敬业精神做出的最好诠释。
3.研业。研道，方合于道。研业就是我们说的探索、研究“职业”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使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合乎于职业规律的要求，按照职业规律的要求行事。古往今来多少功业卓越的成功人士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业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职业规律。《礼记大学》中早有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法则原理而获得理性认识。它包含现在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将这种秉持格物致知的精神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这种对职业的研究和探索，强调掌握并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使职业落脚于合真、求真、成真。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研究的种种藐视、浅尝辄止甚至离经叛道等表现，都是对于职业的伤害和践踏。
4.精业。精业就是在日常工作中高度重视具体细节，耐心细致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何为细节，就是在一项具体工作中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环节或在一个整体中极为琐碎细小的组成部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细枝末节。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有些人曾经忽略了细节，便有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之说，把细节等同于生活琐事与鸡毛蒜皮，认为重视细节就是浪费时间，做事情只求大概，不求精细。“有宋理学之宗祖”――周敦颐，政绩亦十分显赫，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凡所临莅，皆有治声”，张伯行赞其曰：“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重视细节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职业传统。
［关键词］中医生理学；内容；特点；渊源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1］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36.
［2］闪增郁，张智，陈燕萍，等.《内经》奠定了中医脉学的生理学基础［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12）：888.
［3］许济泽.六经藏象系统揭秘［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2-3.
［4］李经纬，张志斌.中医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574.
［5］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学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
［6］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四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45-154.
［7］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44.
［8］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补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8.
2011年3月18日，“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第一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于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评审组组长栗占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等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领域核心专家、医学核心期刊主编、编审等二十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流程、评审制度、评审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发起并主办，是我国医学论文的专属奖项，2011年是中华医学论文奖启动年、风湿免疫领域是“中华医学论文奖”2011年度首批开展的学科、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次专家工作会议。游苏宁社长宣布了“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专家评审组聘任决定，并在致辞中对该奖项评选活动的背景及意义作了深入阐述：首先，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展开，将在医学领域树立学术论文典范，引导高水平研究论文投向国内优秀期刊。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通过评审表彰机制，树立优秀论文典范，鼓励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国内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其次，可以净化学术氛围，规避模仿、抄袭、剽窃等学术创作上的不良风气。本着提倡原创、表彰创新、激励贡献的宗旨，将会逐步在行业内树立并宣扬原创、科学、务实的医学论文创作观，为推动我国医学期刊向高水准方向迈进做出贡献。
“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选将会分学科领域、分年度逐步铺开，各学科领域设立“医文影响力提名奖”、“医文影响力奖”、“医文创新奖”、“医文贡献奖”、“医文典范奖”等奖项。“医文影响力提名奖”由万方数据根据论文的综合影响力客观评价指标如论文的被引指数、非相似指数等评价筛选产生；其他奖项采取专家随机分组、交叉评审、推荐与投票复议的方式产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本次活动的成功组织与实施将为在其他学科的推广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栗占国组长主持会议，介绍了“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工作流程，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他强调，“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全程接受专家、读者、作者的监督；专家推荐或举报要书面提交的理由，经评审复议会专家集中讨论，确定获奖名单。最后，栗占国教授对“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2011年评审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关键词]中医； 生态翻译学；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1]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关键词】中医药 英语着作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 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中医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指中医是对人体病理、生理、防病治病规律的探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科学术语大文化，所以受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狭义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汉民族的医学。
二、传统中医文化
（一）传统中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有关医药起源的说法，最早在皇帝时期就出现了。在经过了长期与病痛的斗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医学知识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关于在大众嘴里经常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就是对我们祖先的医学医学回忆。医学早在夏朝、商朝跟周朝就已经是处于萌芽发展期了，中医理论体系主要是在战国、秦与汉三国时期形成的，其中标志性的理论著作有《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跟《伤寒杂病论》等。
从理论到实际临床的中医学新发展，最早出现在两晋至隋唐，并且还不断完善了中医学的文化内涵。晋王叔和着了《脉经》，关于脉学的一些理论还有基本知识记载都是十分丰富的，《备急千金要方》最为我国最早医学百科全书由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邀着。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形成了“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金元四大家。革新趋势的医药学最早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发展的。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
（二）传统中医文化以医家为传承载体
从历代名医大家著作中看出中医文化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特有人文关怀与伦理价值，唯物辩证思想、哲学思想、和衷共济思想等。
1.中医文化的形成受到儒家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汉朝的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思想始终贯穿于我国历史的变迁，儒家经典更是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儒家思想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活动无不和儒学紧密联系，同样中医也离不开儒家思想对其的积极影响。到了汉灵帝时出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与华佗齐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因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流传于后世。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入朝为官，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经常定期为百姓坐堂义诊，当时以及后世都被称为医学大家，他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扬着，是亦医亦儒的典范，所以“儒医”角色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关键作用。
2.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内容，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大量的伦理学问题、众多探讨医生行为规范跟医患关系的行为准则等学术理论都在很多医学论著中出现。唐代孙思邀在其所着的《大医精诚》中就有许多的记载。通过及其简短的语言叙述，就能非常深刻的描述出中医文化的精髓之处，这样的行为规范被以后的医家记载传承。
3.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亦起了重要作用。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崇古尊经，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并且还是中医学非常大的一种特色。从《伤寒杂病论》跟《内经》出现以后，在中医学界就在沿袭着这样的作风，到清代的时期崇古尊经的作风更为突出。
三、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虽然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医的血液里任然流淌的是中国传统的血液，其中无不渗透的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医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一体。中医在发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表现。
（一）“心身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道家、佛家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家都把世界万物跟人看做是整体统一的，认为世界万物都在追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整合，也就是所谓的“人天合一”
中医学中强调理论上“神形合一”“天人合一”， 诊断上“司外揣内”“四诊合参”，治疗上“辨证论治”，体现了动态、联系、和谐的有机整体观。
（二）人贵论一的人文医学观。儒家提倡的是无为而治，其中“仁”是根本，也是人本质特征的体现。“仁”其最本质的就是“爱人”和尊重人，是对人文精神的最好诠释。孔子还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贵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值得提倡的思想。
中医思想始终受到“人贵论”的影响，认识到人的“七情”“人格”“体质”和“行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从医疗模式上来，更趋向于个体化的治疗，不只是把疾病或者人当做一个单纯的生物体，而要把病人看作是失去健康并且有感情活动的复杂人体。把“人”置于外部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又关注“人”的身心健康。
（三）道法“中庸”的和谐均衡观。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理解为人及自然之“德”的最高标准。所谓“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一切事物的总法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推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运动不止，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
（四）“忧患意识”下的防病养生观。“ 忧患意识”――以对未知事物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警示，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化解忧患，趋利避害，遇难呈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雨绸缪”。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的忧患，对社会的忧患，和人自身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同样影响了中医思想，“治未病”就是人关于自身生命本体的忧患意识。“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其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部分。
“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一一即未病先防。这方面的专家孙思邈是贡献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最早把疾病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 梅国强.伤寒论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2] 滕荣欣.传统中医文化与现代中医医院文化建设[D].山东：山东中医药大学，2008.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 西医类； 职业院校； 护理专业
笔者在西医院校从事中医药文化教育近30年，亲历了西医院校特别是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医药文化教育的由盛而衰。作为中医药文化教育者，面对护理专业中医药文化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反思我国有关中医争论及在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至关重要。本文试探讨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弘扬中医药文化诸问题，以期得到更多同仁的关注。
1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医药文化教育现状
1982年，卫生部颁《教学计划》中规定：中专护理专业开设《中医学基本知识与针灸学》课程，总课时为72节。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医院校中的护理专业作为必修课，都开设了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实施“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时”，将医学中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的中医课程修订为“选修课”[1]。2004年，教育部、卫生部两部委联合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和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将3年制护理专业、5年制高职护理专业的中医课程，全部列为“选修课”。所谓“选修”，实际上就是变相取消。因此，绝大部分西医类职业院校中的护理专业，或取消了中医药文化课程，或大量缩减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教学课时。
2011年，在护士职业资格考试中，首次纳入了中医药文化内容，但由于总数270道题中，中医药文化试题仅有2道题，只占2分，部分西医类职业院校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少数医学职业院校依然取消了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大部分职业院校护理专业的中医药文化课时仅有18节、30节、36节等。由于普遍存在中医药文化教育课时偏少，没有足够的实践教学时间，学生动手机会较少等情况，使临床护士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缺少，尤其对中医护理操作技能和中医药知识，了解甚少[2]。目前，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的中医药文化教育现状令人堪忧。
2 中医药文化在中国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3]。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传统。它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以及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2.1 中医药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形成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结晶。时至今日，父辈、同辈们在勉励、叮嘱后辈时的“用心读书”、“用心做作业”等话语，都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因为在中医药文化里，将具有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都归属于心。同样，凡与此有关的汉字结构，大多数字的偏旁均为“心”旁，如思、念、想等字。另外，人们练气功、拔火罐、喝凉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中医药文化息息相关。
2.2 护理工作中中医、西医碰撞不可避免 我国现行的卫生方针与政策是“中医、西医、中西医并重”。即在中国特色卫生事业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现阶段并存；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现阶段都属于我国的主流医学。而且，中医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毕业的绝大部分护理人员，将来主要在国内从事护理工作；大多数护士，将来也要到基层从事护理工作。
中医、西医医疗的对象都是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和现代医学的碰撞的日益加剧。而工作于基层的护士，有意或无意间，都会遇到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的碰撞。这种碰撞，就要求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毕业的护理人员，对中医药文化要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这种碰撞，使工作于基层的护理人员，希望也能运用中医护理技能，对病患、伤残人员开展相关中医护理与疾病方面的中医健康指导。
3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继续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它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概括。仁，强调仁者爱人，生命至上；和，突出崇尚和谐；精，即医道精微；诚，指重视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4]。因此，在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3.1 有助于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与古代自然科学的渗透下，中医重视从宏观辩证的角度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把握人体生命活动[5]。相对以解剖实证为准则的现代医学，令护理专业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同时，她们对于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如用心读书，胆大、胆小、胆识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他们已经在应用中医药文化语言。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才能使学生对中医药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才能明白：在中医药文化里，胆在人的意识思维活动过程中，具有正确地判断事物和作出决定的能力[6]。胆大、胆小、胆识，其实是指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以及作出决定的能力大小而言。并不是说谁的“胆囊”真的大或真的小。
3.2 有助于培养更多愿献身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护理专门人才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的中医药文化教育，几乎是学生的唯一一次中医理论初始文化正规教育，这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和观点的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7]。通过弘扬中医药文化的教育，才能真正使中医药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更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观点得到认同；才能真正理解不少中医药话语都属于中医药文化的内容。只有更加了解中医药，喜爱中医药，才能激励更多护理专业的学生关心中医药，愿献身于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专门人才。
4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要内容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要内容，根据专业的特点，学习的内容、课时数而有所不同。
4.1 高职护理专业的学习内容 高职护理专业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常用技术、中医养生与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等内容。（1）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专业学生只有认真学好了中医药学基本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医护理的基本内容。主要学习阴阳五行、藏象、病因、中医护理原则、中药方剂基本知识等内容。（2）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主要来自于中医传统的护理理论与方法，并汲取现代护理中有关的理念、模式而形成。主要学习中医病情观察、中医一般护理、辨证施护总纲等内容。（3）中医护理常用技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医护理形成了一套与现代护理不同的独特的护理技术。主要学习针灸、推拿、拔罐、拔罐、刮痧、耳针、熏洗法、贴药法、坐药法以及穴位注射等内容。（4）中医养生：中医养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健康长寿。中医数千年来形成的丰富的养生理论与方法，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学习中医养生的基本概念、养生原则与常用的养生方法。（5）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通过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的学习，使护理专业的学生能掌握指导病患、伤残人员的必要的保持或恢复健康的中医药学基本知识，消除、降低或避开危害他们健康的各种不利因素。促使他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们早日康复或恢复。主要学习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护理方法与健康指导的内容。（6）学课时：学课时宜108节。其中实践课时应占30%。
4.2 中职护理专业的学习内容 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内容，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常用技术及中医养生等内容。（1）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主要学习阴阳五行、藏象、病因、中药方剂基本知识等内容。（2）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主要学习中医病情观察、中医一般护理、八纲辨证施护等内容。（3）中医护理常用技术：主要学习针灸、推拿、拔罐等内容。（4）中医养生：主要学习中医养生的基本概念、常用的养生方法等内容。（5）学课时：学课时宜72节。其中实践课时占40%。
5 小结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的教育，是让年轻的护理人员了解、认识独特的中医药理论的最好课堂；是全民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一环。它能使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8.
[3]胡海燕，方虹，王彩春.高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中医教学现状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2006，24（8）：16-17.
[4]张其成，刘理想.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及核心价值[J].中国中医药报，2007，10，27（3）：1-3.
[5]李正安.中医护理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5.
[6]张珍玉.中医学基础[M].第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50.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