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在研究唐代文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表面宣传”与“衷心底蕴”并不一致。比如自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大力提倡写新乐府，在历览诗史时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作为衡量标准，有过这种文艺主张的自居易，其创作的总体风格理所当然应当“醇粹”即合乎儒家规范，应当自始至终贯彻“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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