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在解读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时提出的“女性愉悦”概念，对易卜生两部戏剧中女性的自由与僭越问题进行了探讨。像安提戈涅一样，娜拉因伪造签名违反了父权法律而遭到社会的放逐，面临死亡的命运。在塔兰泰拉舞蹈带来的极大肉体快感中，娜拉滑向疯狂的边缘，到了自我改变的拐点。在第三幕中，娜拉以父权制下的言说主体身份昭示着她新的存在位置。《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为了争取自由，与整个父权制社会对抗。父权制社会中的父亲们要么极力追求堕落的自由，要么在道德上是矛盾堕落的。在对自由的诉求中，阿尔文太太对乱伦禁忌的质疑僭越了文化边界。她抗争的结果表明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母亲的努力无法补偿父亲的缺失或父亲的罪孽给儿子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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