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女性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最早蜚声中外的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是一部中国女性的小百科。姚木兰就是林语堂精心打造的一个中国式奇女子，在她的身上最大化地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秀外慧中之美。姚木兰外表美丽端庄，比外表更美丽的是宽阔的心胸。战争来临，木兰失去了女儿和好友曼娘，立夫被捕，儿子加入战争洪流，丈夫出轨，这一系列磨难使她心力交瘁，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一边思考，一边进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从容面对。经过这一番打击和苦痛挣扎，木兰对自由的理解已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生活琐碎上，她的思想得到升华，她开始重新审视生命，从而使心灵渐渐得到解放。木兰是儒道结合的典范，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始终以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高姿态享受生活，接受挑战的同时，能够深刻认识生命的真谛，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万千打击，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加入逃难的人群，还在途中主动帮产妇接生，收养了3个孩子。为了让“中国人的血统一定要传下去”，她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战争带给她无限伤痛，她却加入战争，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木兰从人身到心灵实现了彻底的自由，这一切在于她能思考，有宽广的胸怀。她的美丽不只是漂亮脸蛋，更是比脸蛋还美丽的内心。木兰的母亲信仰儒家文化，拥有东方传统女性该有的一切美德。而木兰也决没有因为父亲的鼓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摩登的现代小姐，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不仅思想开放，在母亲的教导下更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勤俭持家，谦谦有礼，俨然是一个时髦活泼、超凡脱俗的大家闺秀模样。她不仅会做女红，她绣的鞋连曼娘都比不上，而且还会做一手好菜，曾老太太只喜欢木兰熬的花生粥，入口即化。母亲给了木兰传统妇德的生活智慧，使她在嫁入曾家的生活顺风顺水，她游刃有余的扮演着各种角色，是丈夫心爱的妻子，公婆的孝顺儿媳，曾府的管家少奶奶，曾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木兰虽然敬仰父亲，但也孝顺母亲，她听从母亲的谆谆教导，使她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收放有度，适可而止。但母亲那种“世俗的智慧”对木兰又何尝不是一种束缚？母亲那传统保守的“正派思想”束缚了木兰个性的发展，在她追求自己所想的道路上畏手畏脚，委曲求全。木兰在与荪亚结婚前就与立夫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然而她却甘愿遵从父母之命无怨无悔的嫁给荪亚，并安心踏实的和荪亚过起了属于他们的小日子，做起了曾家人见人爱的三少奶奶。当木兰知道妹妹莫愁也喜欢着立夫，并且要嫁给立夫的时候，她对妹妹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之情，而是大方的送上真挚祝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妹妹指点迷津。木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宁愿相信命运的安排，也不愿争强好斗。尤其面对身边的亲人，她更是给予宽容谅解和支持，木兰顾全大局，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度，所以她一个人的牺牲成全了妹妹的爱情，也照顾了立夫，保护了荪亚对她的一片痴心，还回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情。木兰宽容无私，端庄大方，完美的大家闺秀光芒在她身上闪耀。但很明显木兰的苛求完美限制了她自由意识的发展，毁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她内心的矛盾成了她挣脱封建牢笼的羁绊，因此注定她要顾此失彼，瞻前顾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东方“以善为美”的传统观念使作者在塑造木兰形象时，赋予她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所以她理所当然的把母亲教给她的世俗智慧学得样样精通，对公公排斥西洋文化报以理解的态度，心甘情愿的撮合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妹妹结婚等等，木兰的选择被东方读者看来是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被大家认同。
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五、结语
1.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4.女性应该摆脱社会赋予自身的“枷锁”，增强积极竞争的意识
关键词：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地域性；自强意识；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11-02
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女性文学的发展之路也堪称坎坷崎岖，这种情况至明末有很大的改善。明末清初是特殊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女性开始在多方面的展现自己的才能，女性作为创作群体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并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影响。本文试从创作全体分布的地域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与不同文人的交流分析明清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特征。
一、女性文学创作群体分布的地域性及其原因
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记载的历代女作家最为全面丰富，据其记载，中国古代女作家约4000余人，该书收录的明清女作家就达3885人，其中南方多达3405人，占中国历代女性作家的绝大部分。这其中，南方地区多达3405人，北方仅340人。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又占80%。由这组数字不难看出，明清女性文学之繁荣，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历代妇女著作考》估算，明清两代的女性文人主要分布在吴中（江苏省南部）、杭州、安徽桐城地区。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展繁荣，原因如下：
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这位女性文人创作群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明代中期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封建经济的结构，产生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当时社会的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远小于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明末的解放思潮，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文化社团，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拓宽了久居深闺的闺阁女子的生活空间和交际范围。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刺激下，相应的，社会对于人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这其中包括女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需要女子具备一定的才能。传统对于女子道德操守的要求开始变动，出现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观念，希望女子也成为于家庭于社会有用之女。所以女性教育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位诗词创作活动奠定了教育基础。
社会大环境对于女子的创作是有利的。明代文人间的交往活动达到鼎盛，这种社会文化对于生活范围狭小的女性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女性作家开始走向公众空间，与男性文人的唱和、女性作家之间自发的群体唱和等情况随处可见。毛奇龄、袁枚等名士直接招收女弟子，鼓励她们创作，也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
二、女性自觉创作及自强意识萌发的影响
因为以上因素的作用，封建社会走到末端前，女性文人终于大规模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相较之前的女性文人，明清时期的女性文人创作环境显得较为宽松。历史上的女作家人数本就少，不少为青楼女子和妃嫔，她们的创作某种程度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是为了取悦某些特定的对象。班昭的《女诫》就如此，明清之前，创作的作品属于女性自己的很少。宋朝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创作中表现女性真实的情感体验的文人，如李清照、朱淑真，但是是非常罕见的。到明清两朝，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及女性自身的觉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对文学创作表现大的兴趣，创作的热情倍增，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如苏州的叶氏家族，因为地域与亲缘关系，女性已经开始文学聚会，有的或已经结社，交流创作心得。聚会或结社的女性文人，往往有共同的语言，性情相投，出身相似。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她们创作热情的激发，她们切磋、交流心得，在其中取得进步，还有一个好处是，不再是一个人面对社会大众的舆论，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勇气。
女性为自己和其他女性文人的作品结集、刻印。明清之前，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品都是男性编选、刻印，因此才得以保存。明清时期，很多女性文人的作品仍然是男性编选、刻印的。这样的缺点是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少，以男性文人眼光挑选的作品且不能反映女性最真实的心境。明清时期的女性不能满足这样的现状，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编选女性作品。明代的著名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这其中之一，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伊人思》与传统男性的编选方式有很大差异，强调作品的时代性，书中所选的文人均为明代中后期人，编排上以原有刻集得18人未有刻集幸见藏本得9人，传闻偶及得6人，附乩仙2人为顺序。男性喜欢按照女性的身份地位、生活年代、文辞优劣等几种体例编排女性作品，沈宜修的编排与之很不一样，体现了女性编者细致务实的完全迥异于男性编者的采选风格。
明清女性在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强意识，但是沉重的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这样的自强意识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传统的道德观念依旧是主导。这种现状直至近代才有改变，不过相较于其他地域的女性，江南地区更快的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意识。如，近代女性追求自立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放足。吴地女子接受“放足”意识较快，认识到此举不仅开创新风尚，而且是女子走向社会、自强自立的前提。1900年上海妇女首先成立 “放足会”。1901年，苏州、无锡等地也先后成立放足会，一时周围乡镇放足渐成风气。
三、与名妓文人及男性文人的交流
名妓文化在明末清初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名妓与传统女性本无交集，但在特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明末清初时，名妓文化与普通女性文化开始融合。清初，名妓的家国观念对普通女性产生较大影响，部分传统女性文人也接受名妓，二者相互影响，产生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相较于传统女性文化显得更为积极，有些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由名妓身份转变为良人身份，也为大家接受。
传统女性对于名妓也采取积极的态度。明末清初著名女性文人黄媛介就在这两种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媛介于柳如是关系十分之密切，“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两人因为文学成为朋友，并经常往来。“媛介后客于虞山柳夫人云楼中”。黄媛介曾居住于柳如是的住所。“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止。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绛云楼建成后，柳如是邀请黄媛介做客，两人笔墨相伴，创作诗画，在当时吴中闺阁中传为盛事。黄媛介当时生活状况较为困顿，柳如是还曾以金钱资助她，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
至清代，女性文人对于创作求知的要求越来越高，除接受传统的教育外，女私塾也普遍了些，社会大众对于女子求学重要性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女性文学的发展，除了与女性自身的努力文化环境等因素外，与男性文人的倡导与帮助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角色，起初是女性的父亲、丈夫或者其他亲人，当然也有些文人，自觉承担起女性的教育工作，代表人物是广收女弟子的性灵派创始人袁枚。这些本就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人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影响力，提供了作家的知名度。如著名学者鱼樾曾为流落江南的女子刘清韵的诗和戏曲写序，十分推崇，并请吴季英为她刊印《小蓬莱仙观传奇》，这是由于此，刘清韵的戏曲才流传下来。由此可以看出男性文人名士的帮助对于女性文人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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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易装 社会性别制度 木兰 娄逞
封建礼教讲究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广大女性谨守传统女德，不能越礼。如《礼记・内则》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有时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这必然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一定的冲突。为了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这时就会出现女子易装现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现。
这样易装后的女性在社会性别上暂时取得了“他”的身份，暂时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易装女性木兰，她易装从军征战，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迹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与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齐时也出现了女子易装行为，如果说木兰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内的话，娄逞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南史》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3]娄逞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政治才华。
由木兰和娄逞事可知，这时女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易装。可见，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相当严格。在这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那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如后世明显，因此，虽然政治等领域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但还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允许女性参与。如女性从军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列国频繁征战，有时连女子也被编入军中，不能幸免，这是男性出于战略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商君书・兵守》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4]《史记・田单列传》中亦记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这时女子并无易装和换回女装的问题。但是，这却成为后世文学中女子易装从军的肇端。
至秦汉之际，女性依旧允许进入军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交战时，“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6]女子被甲，当与男丁无异，且平时应训练有素，方能迷惑楚军。但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礼教的严苛和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女子从军被认为不祥，影响士气。《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与匈奴作战不胜，“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后来“陵搜得，皆剑斩之。”[7]结果再战，大胜。但在特殊情况下，女子依然会出现在军队中，《三国志・武帝纪》载，吕布与曹操交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从军甚为少见。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9]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女性大量从军的事情，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必须改装为“他”才能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因此，南北朝时的木兰和娄逞不得不靠易装来取得男性身份。《木兰诗》的结尾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为女性的才华张目，但是“辨雄雌”的标准是“雄”，女性是靠掩盖自身的生理性别换来行动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装进入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常态，女性易装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社会性别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规范发出了挑战。因此，男权意识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这种行为纳入传统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木兰和娄逞一个受到赞扬，一个受到贬斥，她们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装故事书写中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木兰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文本意义。
在探究其中原因时，她们易装的目的不能不引起关注，木兰和娄逞都是主动要求易装，但是木兰易装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时，父亲年老，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征战归来后的木兰尽管战功显赫，却依然愿意着其旧时裳。相比之下，以男权意识衡量，娄逞的易装动机就显得十分可疑，是无故而诈为男子。娄逞不甘自身才华被埋没的易装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危害到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稳定，危害到了男权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视为“人妖”，遭到了男权意识的责难。
因此，在对女性易装故事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男权意识对其的改造，包含着在违背传统道德的故事中极力以传统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权意识对待木兰和娄逞的态度基本上成为后世易装女性的两极待遇。
自木兰和娄逞后，唐代成为女性易装较活跃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装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1]，这时小说中也出现了女性易装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其在后世影响极大。至五代，王蜀出现黄崇嘏易装事，后与娄逞同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间传说中几乎家喻户晓的祝英台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此后，宋金元时期很少再见女性易装事迹，这与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多是前代易装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装事迹重新出现是在明初，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女性易装的目的已经是为保持贞节，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女性出于何种原因而易装，这种行为都属于非常态的做法。因此，历史上关于女性易装故事的记载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装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会主动创作与虚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对理想女性的表达自有其常规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至明代，进入小说作家视野的易装女性很少，多部笔记小说中反复记载的都是同一个易装女性的故事。但是从作品数量不少而易装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真实的两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易装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缘的手段，具有绝世才华的女性，同时也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对女性才华持颂扬态度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女扮男装的才女颜氏安排的结局依旧是换回女装，闭门雌伏。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易装现象的记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装的女性具有不亚于男性的才华，这无疑对“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经过改造，这些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换回女装，相夫教子。而对于不愿换回女装的女性，则给予严厉的批判，称之为“妖”。
女扮男装实际上表明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权意识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允许女性萌发自我意识的。对女性易装的评价标准是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的，并以此对她们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评价。封建礼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别规范，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不断出现女性易装，走进公共领域的现象。男性作家在记载这些现象时，不得不对“她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另类表达途径，这是礼教的矛盾和尴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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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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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卷，第374页。
关键词： 女性本位 张爱玲 王安忆 相似 差异
前言
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位非常有个性的女作家。两人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文学地位。“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这样说过：‘实在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妇人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所以妇人若能在男人的短处方面努力，比较容易收到效果’。”这恐怕就是这两位出色的女作家成功的法宝了。近年来，把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以后。不过，王安忆本人却不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有相似之处，甚至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两个人的比较研究，因为作品在面世以后往往会超越作者的本来意图生出连作者也浑然不觉的言外之意。
一、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相似之处
两人在作品创作中是有着契合点的，尤其在对上海这座大都市以及上海女性的描写刻画方面。张爱玲《传奇》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上海，仅有几篇发生在香港，不过也是上海人在香港，“芯子”仍然是上海的。王安忆都市题材的小说也无一例外把上海作为书写大环境，塑造出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富萍、妹头、王琦瑶等等。因此，评论界普遍认为，王安忆是传承了张爱玲的衣钵的。著名学者王德威更是认为她是张爱玲之后海派小说的传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琐碎人生
张、王两人都写上海，但却不是写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而是去关注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即小人物的“琐碎人生”。另外，在关注普通人物时，他们更多着眼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刻画，而忽视整个大时代背景下政局的动荡，社会的混乱以及战争的频发，仅以人物自身的家族与人际关系为写作环境。
相对于人生的飞扬，张爱玲更喜欢人生的安稳与朴素。张爱玲却认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她说：“我甚至只写一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因此，她常津津乐道于室内家具的摆设、人物的发式、服装的质地面料等微不足道却对人物的刻画极有帮助的细节。这其中不无作者的人生观。她写《倾城之恋》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精刮之人相互算计最终却修成正果的情爱故事，小到蚊香的青烟，白柳两人婚后的一餐牦汤，但却对大到影响众人生死的战争不着重墨，战争只是让香港沦陷，成全了他们姻缘的外在契机罢了。张爱玲的小说往往忽视宏大的场景，而从小处着眼，关注一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在这些凡人凡事中，她努力实现“传奇”与“平凡”的辩证统一，通过“传奇”来表现“平凡”。
和张爱玲一样，王安忆也将目光集中在更稳定更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上。在谈到小说的创作中，她说：“我想是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的精华，于是这家常才可成为审美对象。”她孜孜不倦地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美的内涵，营造出具有小市民气息的氛围。在她笔下，女性人物多是些“弄堂的女儿”。这是因为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是这个城市的规则和传统的承继者”。在《长恨歌》和《妹头》中，这样的细节描写很多很多：悠长狭窄的弄堂，盘旋于城市上空的白鸽，弥漫于弄堂的油烟，灯光柔和咖啡飘香的咖啡厅等。只有通过细节的描绘，日常生活的叙写，女性的心路历程才能更好地展现。因为女性的心思细腻，对细节的注意要比男性多得多，女性意识也常在小处体现。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以女性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女作家，无论她们承认与否，读者都能毫不费力地看出她们是带着女性意识来创作的。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命运那么悲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天道阳尊阴卑，人事男尊女卑”，女性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封建宗法道德以及有着中心话语权的男性的自私，虚伪，阴险，不负责任，把女性一步步推上了不归之路，使女性在男权的支配下“本能的发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女性夷然的活下去”。
张爱玲不仅描写了女性悲剧命运，她的深刻之处在于探究了女性悲剧的内在原因，即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生来就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她在散文《谈女人》中说：“女人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这就说明了女性的被奴役是与她们自身的软弱以及对金钱、的渴求是分不开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多么纯真的女学生，却因为内心对乔琪无法抑制的让自己堕落到“自愿”卖身求钱让乔琪挥霍的地步。
对上海和上海女性有着深厚情感的王安忆在四十年之后从张爱玲手中接下了女性关怀传统的接力棒。她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多少有点张爱玲的影子。她写王琦瑶这个昔日的上海小姐，在五六十年代风韵犹存时精刮算计和几个男子发生情爱关系，这俨然又是白流苏的翻版。到八九十年代和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恋时，王安忆把王琦瑶那种想要逃脱时光束缚以及想要抓住老克腊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她真是得到了张爱玲海派传统的精髓。小说《米尼》中的米尼在偶然的机会下与阿康相识并相爱，阿康偷窃被捕后，她竟靠偷窃养活着他们的孩子，后来又在阿康的引诱下堕落成了一个。欲望的大网把她层层包裹起来，挣扎无望。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由自身的招致的。王安忆写这些女性的不幸，意在于教后来的女性引以为鉴，敢于反抗，抛弃旧习，追求新的幸福生活。
二、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不同之处
虽然两人在小说创作上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虚无的，王安忆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种写实主义的手法。
（一）现实与虚无
两人的人世观还有着虚无与现实之分。张爱玲常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她对人生对社会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从把握，这种无奈与无从把握构成了她人生观中苍凉的虚无之感。满眼的繁华又能怎样呢，只不过是一季匆匆的幻象，什么都将成为过去。这种虚无之感折射到她的作品中便是意象化的手法和“参差对照”的审美原则的应用。夏志清评价她的小说“意象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传奇》中出现了大量的“月亮”和“镜子”意象，这些“月亮”和“镜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有意为之，或者说是意有所指。这种无所依归的虚无之感使她急切地想抓住一切现实的世俗的东西。这在音乐方面最有体现，她常采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摒弃斩钉截铁的古典写法。这种“不要彻底”的原则，也缘于虚无之感，人生那么虚无，何苦还要把它写得那么彻底呢？
对于张爱玲写作“不要彻底”的原则王安忆则有自己的看法。当问到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她自己的异处时，她说：“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这一下就点出了她的不同之处，即她是尊崇现实主义的。即使人生是虚无缥缈的，她也能用直观写实的笔触把人生梳理清楚再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很少运用意象手法，但却能从现实的存在中探析人物特定的心态，向着人性的深处开拓。她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对鲁迅先生却推崇至极。她说：“我更敬重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这可以看作是王安忆自身的创作追求了。《纪实与虚构》中作者虽天马行空地虚构了自己母系家族的历史，但是单数章节仍然一步一印地描写了这个上海女作家的生活场景。可见，王安忆是能“以写实精神，经营最虚无的人生情境”的。
（二）感性与理性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虽然在香港呆过，后又定居美国，但她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王安忆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人。这一点的差别就使她们对上海及上海女人有着深度不同的情感。在这方面，王安忆比张爱玲能更理性客观地观察上海和上海女人。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王安忆有她独特的理解和发现。而张爱玲则陷入了自己的上海情结，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张爱玲没有跳出时代的圈子和自己的感性体验，她的作品融入了大量自己的感性体验，虽然能对女性悲剧进行描摹，发出声声唏嘘，但是却不能与她们同悲喜，她是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又在上海的她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泠漠、仇视和隔阂。没落的贵族家族出身，让她身上又多了层苍凉之感。“童年失落与家庭，又和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的特殊情绪，在她的作品中多有体现。
和张爱玲不同，王安忆创作中更注重以理性的精神审视并创造人物，她对女性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雕刻。她说“我敢肯定，一部长篇必须是一部哲学，长篇从总体上讲，应该是理性的，不能靠感性去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理性地审视社会，审视女性命运，成为王安忆创作的基点，也构成了她与张爱玲注重感性体验的迥异之处。王安忆也会从生活中得到许多感性体验，但由于她的外来人身份促使她在塑造分析人物时常常在自己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概括归纳，使之有哲学的意味。她的小说作品中常常有一种超越于故事之上的理性哲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荒山之恋》中对爱情的宿命表达，爱情导致悲剧很正常，并不一定与社会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他们性格决定。较之于张爱玲的贵族气，王安忆作品表现的是市民气。这种市民气使她不再像个贵族一样傲视众人，而是与众人同在，寻找平凡女性生活的本质。
三、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从女性的婚恋生活出发，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感情层面表达了深刻的女性关怀。陈芳明在《乱世文章与乱世佳人》中指出：“当许多作家在关心整个民族命运时，张爱玲选择了对个人命运的探索。当其他作家都轰轰烈烈在凸现国家意识时，张爱玲揭示了什么是女性意识。”她真实的掀开了黑夜里女性生活的残酷画面，把冷酷无情的笔触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之中，在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过程中，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女性本体内部，体察女性自身的人格缺陷，以警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张爱玲的作品是研究女性文学特质的丰富宝藏。
女性文本技巧，在于“攻击、修订、解构和重建从男人文学中继承下来的那些女性形象，尤其是那种天使和妖妇的两极典型形象。”王安忆的作品解构和重建了男性文学中典型的天使和妖妇形象，塑造了一些既有些小奸小滑又有着生命韧性的女性，赞扬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以热切亲近的目光倾心关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对女性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传承与拓新。在她的笔下，新的女性时代正在开始，女性对自己的审视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王安忆是位多产而且风格多变的作家，每次文学思潮都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变化中有着恒定的一面，即对女性命运永远的关注与思考。
结论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摆脱了“五四”以来的宏大叙事视角，而从个人立场来剖析女性心狱世界，为处在欲望中挣扎堕落的女性找到了见到光明的机会。张爱玲以自己的体验出发，描摹在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平凡女性的悲剧生活，她又以女性自身缺陷出发，批判了女性的软弱和被欲望所困。王安忆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到感悟，以直观写实的笔触叙述女性日常生活场景。她更以全方位多层次的角度分析女性心理，对女性既有批判又有赏识，肯定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对张爱玲的海派女性主义文学是一种拓新。异中求同，在上海和上海女性这两方面，两人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契合点，都对她们的琐碎人生和细腻心理进行探究。她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作品中寄予了深刻的女性关怀，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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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大学生；生命美育；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女性生存危机，面对恋爱、婚姻、家庭和事业等诸多问题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常被社会潮流和传媒文化所左右和驱使，陷入迷茫。高校，作为知识女性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场域，必须承担起正确引导的职责。但由于高校生命教育、女性教育等的缺失，当女大学生脱离象牙塔走向社会面对一系列问题时，极易处于认知的困境中。如何弥补这些缺失，解决这些问题，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由于性别和民族身份的特性，她们往往处于边缘的边缘，面对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何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弥补教育缺失带来的遗憾？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下面的论述将呈现在以云南本土女大学生为分析研究对象，利用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实施生命美育的思考。希望这些思考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生命美育构建有所启发。
在针对云南本土女大学生的教育实践中，不难发现，利用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更易帮助本土女大学生建立起完善的人格；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和事业观；更易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生命现象，去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去认识到生命的伟大与崇高、脆弱与无助。究其原因主要可总结为三点：
首先，上世纪80年代大量涌现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具有形象性、生动性、思辨性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特色，能够提供丰富的感性切入材料，利于女大学生由感性体悟升华到理性思辨。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涌现浪潮，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类型不断丰富，创作影响不断在业界扩大，已涌现不少代表之作。比如景宜（白族）《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获得“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董秀英（哈尼族）《最后的微笑》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白山（回族）《血线――滇缅公路纪实》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作品集奖”，黄玲《李乔评传》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等奖”，袁智中《最后一封情书》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新作奖”。这些优秀的作品体现了女性的感性表现方式，情感强烈、感受细腻、视听灵敏、思维具象，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构自我的体现。
其次，由于民族身份认同和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更容易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中自主吸取所需养料，通过独立思考，渐渐走向健全的审美的人。比如云南本土女大学生在阅读体验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作品《女人是蜜》时，会了解纳有文化“情死”，以全新的角度思考“情死”，思考女性生命的本质，思考女性在爱情中所付出的代价。
在体验感悟具体作品的过程中云南本土女大学生会培养建立起敏锐的审美能力，良好的审美趣味，健康的人生态度，完善的心理结构，丰富的个性魅力，拥有自由的超越精神，炽热的理想追求。当她们在阅读黄雁（哈尼族）《胯门》时，会对哈尼族传统婚俗“钻胯门”有新的审视和切入，唤起她们对女性生命本质的思考，这是传统文化对哈尼族妇女生命的沉重压抑。女大学生们往往在阅读体悟之后，会不由自主的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可贵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保有自己的自由精神。
最后，关注和研究云南女性文学及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涵盖文学史的梳理，如黄玲的学术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和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也有针对个别创作者的研究，如李松的硕士论文《云南女性文学视野中的景宜作品研究》。研究中既有对其现代意识、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肯定，也有对其主题、表述和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的分析，如张直心的学术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论略》。这些研究，可为高校展开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的生命审美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也可引导本土女大学生独立思考“生与死”这一生命本质问题，使她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以敬畏的心情善待一切生命，以负责的态度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那么，如何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有效运用于本土女大学生的生命美育中呢？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构建：
首先，在生命美育视野下对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进行梳理研究。可从以下三点切入：
1、分析其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在审美品悟中实施潜移默化的美育影响。七彩云南为生活在此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各民族彼此依存、彼此融会的同时展现着自己文化中蕴含的可供人们欣赏、借鉴的东西。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就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出多彩之美，“各美其美”。作品中会展现独特的民族风情、地域风貌，而这些是深蕴于本土女大学生生命中的养料，她们对此的审美共鸣不需要施加任何外在的引导，这将实现审美教育的于自由中给予自由的境界。
2、分析其具有的性别属性，在性别身份的认同上树立“双性和谐”的性别观。性别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自我言说、自我表现时，其作品鲜明的体现了各民族妇女的生活、情感和心灵，是女性的感性表现方式，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构自我的体现。这对帮助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对待爱情、婚姻和事业的观念；帮助云南本土女大学生树立完善的性别观念，树立“双性和谐”的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分析其具有的民族属性，通过民族身份认同落实生命美育。在云南这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大学的身上流动的民族血液使他们心灵深处对母族文化有着倾斜和回归的渴望。他们在母族文化和汉文化的边缘游走，努力寻找着心灵的平衡。当他们看到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会在无意识间调动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心灵深处与生俱来的东西会被唤醒。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接受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感，更容易与文本传达的作家的生命体悟产生共鸣，更容易沉静下来反思民族叙事语言、民族历史和文化，实现对民族身份的超越。最终认识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伟大与崇高，于生命中获得“生命”。
其次，构建利用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进行生命美育的有效途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赏析课程可作为生命教育的融合课程，增加生命教育类通识课程的样式，实现跨学科生命教育系列课程的设计或者多学科渗透的生命教育体系。这是对生命教育资源新的探索和挖掘。建议可从以下四种方法着手：1、“案例教学法”：在入学教育中可以开列阅读书单下发给新生，并提供生命教育理论下的作品导读资料。2、“专题讲授法”：在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程，课程以专题研究形式开设，重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3、“读书讨论法”：举办课外活动。如举办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的读书征文活动；鼓励女大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创作中凸显生命审美意识。4、“影视欣赏法”：在课堂、课外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影视作品，营造校园环境氛围，让学生自主思考、感知和体验生命。
综上，在生命审美教育理论支撑下，融汇民族教育和性别教育的相关理论，以文学作品为载体，综合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大学生的培养中，实现了跨学科理论的融汇及理论交叉运用的有效实践。这样的实践应该也适用于的云南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性别教育、审美教育和生命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曾云莺、王东红：《后现代教育观视野下的高校大学生生命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01；
[2]汤丽芳：《近20年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研究述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01；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