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离不开“工匠文化”的构建和演绎。“工匠文化”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在艺术的高度、广度、深度和精度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工匠文化”为艺术史所带来的社会伦理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种社会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和“义、利”关系上。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工匠文化”的内在价值理想和外在行为规范两方面来阐述我国艺术史中“工匠文化”的伦理价值。
<正>湘美社正从一个传统出版单位逐步转型升级为集出版与展览、艺术品收藏与经营、艺术衍生品开发于一体的艺术传媒综合体。刚刚过去的2013年,对于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美社")而言是收获的一年,该社倾力打造的《黄永玉全集》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记者了解,目前《黄永玉全集》销售码洋已近千万元,相关图书在展览期间平均每天也有1万多元的销售码洋。可以说"黄永玉"
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艺术史的性质、意义、方法。首先打开一个思路——我们所说的艺术史,包括中国艺术史与西方艺术史,需要先确定其范畴。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还没有成为学科。基本上还是感性化的。我不是说中国美术史没有学术价值,但它还是处在感性化的阶段,在欧洲至少从19世纪开始,艺术史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是与哲学、文学、数学与物理学并驾齐驱的学科。所以,从那时候
<正>观念艺术以装置、行为、影像为代表,在西方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艺术作品与被给定的场所的关系。目前,它在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受到像"上海双年展"之类代表中国当代艺术水平的展览的关注。90年代以来,成都的观念艺术,在总体上呈现出三大特征:生态关怀、人文意指、场景凸现。戴光郁、张华、刘成英、曾循、余极、尹晓峰、朱罡和周斌几位艺术家,于1997年10月在四川都江堰,举办了"本源·生命"艺术展;当年底在成...
北宋文艺皇帝宋徽宗,是一个书画兼长的大家,又精通金石博古之学、园艺庭院之学、鉴定收藏之学、编纂著录之学。抛开他作为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北宋末期国破家亡的失败,仅论他对于中国艺术史的贡献,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他最经典的传世作品便是《瑞鹤图》。
案头放着章晖、范景中所编《古典的复兴:溪客旧庐藏明清文人绘画研究》,简洁、大方、典雅,与书名甚是般配(图1)。溪客旧庐主人乃我老友,图录出版后,嘱我为此书写个评论。当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新成立,杂务繁多,无暇动笔,延宕至今。暑期稍得空闲,差可拾缀成文,聊以报命。由于书中收录了一篇章晖女士与我合撰的论文,按学界惯例,我不宜做书评人。
仔细考察中国艺术史,我们将不难发现.中国近现代的肖像创作基本上是以西方艺术为借鉴的,而与中国肖像艺术的传统发生了断裂关系。熟悉西方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的肖像艺术出现在没有照相机的特定背景中,其最初的功能就是再现具体人物的形象,以留下历史的记忆,供后人瞻仰和纪念。这当中包括头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正面像与侧面像等等,表现的对象不仅多为王公贵族与宗教领袖,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纵观中国艺术史,再难找到如双子星般交相辉映,却似远还近的这样两位画坛大家——吴昌硕与齐白石,就在历史长河中遥遥对望,脉脉不得语。
1月13日至18日,第32届世界艺术史学会(CIHA)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行,来自47个国家的艺术史学者600多人参加大会,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备小组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年会。中国学者邵大箴、范迪安、张敢、郑岩和邵亦杨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作为新加入的会员国的代表,中国学者受到大会的重视和礼遇。会议特别设立了“今日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专场。专场会议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主持,邵大箴和郑岩分别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从五部...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回眸中国艺术史70载漫漫征途岁月,一直与时代共振的中国艺术,一路披荆斩棘,不惧筚路蓝缕,既创造过辉煌和荣耀,也曾在低谷斡旋徘徊。毋庸置疑,70年来中国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前后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又赋予中国艺术不同的时代特质、美学气质和文化品格,其阶段性特征、差异化格局成为重新审视70年来中国美术史演进的新鲜视角。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1942年12月7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1969年他以《清代的篆刻》(“Die Siegelschrift[chuan-shu]in der Ch'ing Zeit”)论文获得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随后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修学。他的代表作有《万物》[Ten Thousand Things: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2000)、《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Mi Fu and the Class...
一 人的相识与相知.其实都是一场因缘。 我与张朋川先生相识于2010年5月.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黄悖先生先后请来三位校外答辩专家.分别是来自杭州中国美院的范景中先生.南京大学的徐兴无先生和苏州大学的张朋川先生,三人中数张先生年纪最长.也最为健谈。
翻开厚重的中国艺术史,乃至思想史,仿佛女性总藏匿在一个幽僻的角落里,又时而灵光闪现。除了武曌、韦皇后、西太后等少数狠角色外,绝大多数女性都成了男权主义的配角,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漠视女陡所独具的性格张力。
<正>我认识张燕女士,是在中华美学会年会上;对她有比较深的印象,则是在她的散文集《艺术人生》获奖前后。作为评委,我感觉那本书的突出特点就是"真",张燕女士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所钟爱的艺术之中,向读者饶有兴味地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审美,活脱脱地显露出其天真、敏感的心性,展现出一个高校教师对青年学子的拳拳爱心。接着,我读了张燕女士署名为"长北"近
<正>祈愿形象花、鸟、鱼、虎、文字、道观里的符,贴,春节里人们挂在屋檐的纸衾儿、古屏风上镂刻的格与块,所有这些元素,都被高康喆收集起来。高康喆,称自己为祈愿形象设计师。
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凌晨,芝加哥大学退休教授斯德本(Harrie Vanderstappen)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于美国芝加哥市北郊一家天主教圣言会的修道院,享年八十六岁。他
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界,高居翰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中,他不仅见证了20世纪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科的脉动和演变,更致力于使中国艺术为西方学界和一般公众获知与接受,并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格局与面貌。
我们依据什么了解已逝的艺术史?一批批古代艺术品因帛朽纸败或水沉火焚而散失,中国中古以前的艺术史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近古艺术史的轨迹也只能通过一些传世的断简残篇来拼缀。当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建立“学科”意义的中国艺术史时,实物材料的匮乏成了首要的问题。因此,这时期由西方传入的田野考古学的确是及时而发的好雨。“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
我在书法的实践中常常思考着书法的技术、思想与文化的相关问题。迈克尔.苏立文在(《中国艺术史》)中曾说:目书写系统以书法艺术为形式,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这句话以外国人的视角道出了书法在中国艺术电上的地位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