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寞是他的中文名宇,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作者:杜赫德; 全慧 期刊:《国际汉学》 2014年第01期
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最为宏大的介绍性作品之一,作者杜赫德从未到过中国,通过参考二十多位耶稣会士的手稿及印刷作品,编成此书。其内容并非庞杂的"百科全书",在广泛涉猎欧洲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各种话题而又注重兼顾客观立场的同时,作者选取的多为在当时看来中国的先进方面。这与各位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初衷并无二致:宣传中国的优势与先进,宣扬中国人的智慧与道德,最终希望赢得多数欧洲人对于中国传教事业...
作者:格鲁贤; 张放 期刊:《国际汉学》 2017年第01期
格鲁贤(Abbe Grosier,1743—1823)是继社赫德(Du Halde,1674—1743)之后,第二位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汉学家。社氏于1735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率先全景式地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格氏于1785年发表的《中国通典》...
作者:傅海波; 袁剑 期刊:《国际汉学》 2015年第01期
作者:马西尼; 杨少芳 期刊:《国际汉学》 2009年第02期
<正>一、《中国图说》以及法语版增补字典关于原始资料和作者的问题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耶稣会古文书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出版了他的《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qua sacris,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aliarumque rerum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它注定会对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语言的认识产生深远影响。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广泛的阅读群体,因为很多翻译都迅速推出文...
<正>约在1583—1588年间,罗明坚(Michele Ruggien,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肇庆编写了一部《葡汉辞典》(约1583—1588);杨福绵的研究指出利玛窦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1560—1640)等人于1598—1599年间在临清还编写了另一部《汉葡辞典》。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还有一部编号为Japonica-SinicaⅣ7的
作为来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是明清之际唯一同两代最高统治者有过间接或直接接触的传教士,他直接参与到了清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纷争之中。1665年(康熙四年),汤若望用拉丁文出版了《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下的中国传教史》(以下简称《中国传教史》),主要记述了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他所经历的明清之变和明末清初的宫廷情况。此书截止于1661年顺治帝驾崩,记载了很多他与顺治帝交往的逸事,堪称一部有关17世纪...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既带有历史性、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显然,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我可以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
中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获得始于明代晚期,当时一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一些世界地图和地理书籍,其中最旱者是于万历年间采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有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互影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万历到乾隆,中国人对於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中西文化出现了双向交流的热络局面。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後者是比较主动地去了解世界的形势,而明清时期,
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几个皇帝,共150余年的营造,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设计、集中西造园艺术于一体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人们习惯上所称的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即所谓“圆明三园”的总称。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称圆明园为“真正的人间天堂”,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
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德国人汤若望,26岁即赴中国传教,供职于明清两代皇廷,历经明清政权更替、满汉文化冲撞的动荡年月,今天,当我们回顾360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时会发现,一个西洋人,在王朝迅速更迭之际,不但保住了原有的传教士地位,而且迅速获得紫禁城新主人的认可。仔细检讨这一过程,是颇为有趣的。
在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苏努家族案值得一书。该案借耶稣会士之手,漂洋过海,传播到欧洲,并成为欧洲思想家塑造中国形象的素材,可为考察跨文化交流提供样本。通过考察中西文本中苏努家族案表述的异同,以及欧洲思想家对该案解读的差异,可以揭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变异,提醒信息传播者重视信息接受者的认知和心理需求与传播期待的匹配度。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亦可为当今的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那么,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但是,即使是歪曲的形象...
作者:李新德 期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01期
(接续上期)千载行健·珠算的传承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中国,西洋笔算、纳伯尔筹算和尺算,相继传入中国。西洋笔算是第一个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与我国李志藻共同编译的《同文算指》系统介绍的。此间传入的计算法还有纳伯尔筹算和尺算。纳伯尔筹算是一种西洋筹算,因为英国数学家纳伯尔(即对数的发明人)曾著书介绍,故又称纳伯尔筹算。纳伯尔筹算相当于一种可以拆开的乘法表,
背景:晚明以来的形势15世纪初,葡萄牙人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南部。随着开通的贸易路线的不断扩大和关于神秘国土信息的反馈,那些希望将上帝
利马窦(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号泰西,又号西江,意大利马塞拉塔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福音二十多年,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世界宗教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为明朝时期中西方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贡献。如果说北京最终成就了他“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美誉,是他的名扬天下的宝地的话,那么,作为他传教的第一站——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