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经济学把人分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作为经济人,蒲松龄有其个人的利益需求,《聊斋志异》中关于科举失利的若干描写,个人牢骚的意味较多,不能据以评判科举制度。作为社会人,他痴迷和执着于艺术创造,矢志不渝地从事《聊斋志异》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艺术个性;而他对中国志怪传统和文言小说叙事传统的改造,则赋予了《聊斋志异》崇高的小说史地位。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解读《聊斋志异》,既不忽略经济人蒲松龄在小说中的烙印,更充分关注社会人蒲松龄的主导地位,可以对作品获得更加深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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