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解释金融市场现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传统金融学，是以理性人和无摩擦市场假设为理论前提，以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核心的一套金融学理论。20世纪中叶，随着Markowitz(1952)的现代组合投资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MM定理、Fama(1970，1991)的有效市场假说，以及Bloack、Scholes和Merton(1973)的期权定价理论的逐一建立，基于这些理论内容的传统金融学确立了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主导地位。Stephen(2002)总结了现代金融理论的传统研究范式，他认为，现代金融理论内涵包括:有效市场、组合投资、资产定价、期权定价、MM定理和委托成本，所涉及学科有经济学、金融学和数学，其理论逻辑是将复杂的金融市场现象抽象成为简单的数学模型。传统金融学的核心理论假设是有效市场假说，强调资产的市场价格可以迅速并充分反映所有与资产相关的外部及内部信息。传统金融学理论把投资者看作是理性人，即投资者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理性的，试图追求收益最大化以及成本最小化，并且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即面对不同资产的风险态度一致，投资者对价格收益分布的估计是无偏的，且满足贝叶斯过程，因此，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交易参与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认同;价格则表现为随机漫步，具有不可预测性，市场投资者无法获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Shleifer(2000)认为，有效市场是建立在以下三个不断弱化的假设条件，一是投资者是理性的，即能够理性地评估证券的公允价格;二是即使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由于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具有随机性，因而能够抵消彼此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三是即使部分投资者有相同的非理，同样不能够维持资产价格过大的偏差，因为理性投资者能够通过套利策略使价格回归理性。Shleifer还指出，理性投资者和完全套利两条假设缺一不可，如果投资者完全理性，就没有力量来扰乱最初的有效市场，价格也就不会偏离有效价值水平。而如果套利是充分的，那么套利者就可以及时调整无信息变化下的需求变动，因此，价格也会及时做出准确的反应，即使存在非理性投资者，市场仍然有效。行为金融学是一门结合了心理学、决策理论、数学、经典经济学的金融学分支，旨在研究投资者为什么会在决策时产生系统性偏差，并试图解释金融市场中实际能够观察到的那些与传统金融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行为金融学在解释证券市场收益的重要性方面获得普遍认可。行为金融领域开创者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是从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解释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必然导致投资决策偏差，进而分析了传统金融理论预测结果与实际市场现实之间存在差异的理论原因。在Kahneman实验中，人们会选择确定性收益而不是回报率更高的不确定性收益，表明人们更看重可预测获取某物品的确定性，即为确定性效应。而反射效应则是指对每一决策问题的损失性预期偏好，是对收益性预期偏好的镜像，即以0为中心对预期的反射正好反转了偏好的顺序。也就是说，当面临股票亏损时，投资者更愿意继续投资并承担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而当股票获得同比例收益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股票获利，而不愿承担更多的损益风险。在不确定性下，投资者通常是通过启发式规则、经验和直觉来进行投资决策的，而不是对股票所有事实和信息进行深入调查。即使投资者能够对所有信息进行深入研究，也只能基于公开信息做出决策。显然，如果在现实市场中能够做到如此高效，则完全不需要设置内部交易规则来防范内幕交易。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有不同且非理性的认知和反应，人们的认知属于主观判断，因此，面对同一事物，不同投资者的反应不同，并且这种不同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认知和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同时表现出个体和动物群体的特征，因此，使得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简化变得更为困难(VanRaaij，1981)。随后，Edwards(1995)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回顾了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文献，而Shefrin(2000)基于实践基础和现象讨论了行为金融学的逻辑学科，Shiller(1999)则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原理，从投资者行为角度解释了股票市场表现。证券市场中典型的行为偏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非财富最大化行为”，现实中的投资者可能把最大化其他某些因素看得比投资组合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更重要;二是“系统性的心理错误”，启发式偏差以及其他认知偏差导致投资者会出现系统性的心理错误，从而对所获信息做出错误的处理。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投资者认为已经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所获信息，以预期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投资，之后可能发现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认知上的错误。股票市场的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基本面，甚至可以说普通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正常水平并不知晓，且大多数投资者不愿花时间考察股票价格究竟是被低估还是高估，而是更情愿根据心理直觉预测股价的未来走势。Shiller(2000)指出，要理解股市价格波动的基础，可以考虑两种心理定位，一是数量定位，即人们以股市应达到的水平作为标准来衡量股市定价高低，而过去的股价、记忆中离现在最近的价格等参考方便的数字常被用作数量定位参考。这些特征能够解释股票价格波动趋同和股票市场涨跌幅度历史重现等市场“异象”的原因。二是道德定位是指投资者会在保持投资与财富消费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即只有当投资者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消费新近获得的财富时，股票市场才有可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总之，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非理性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不具有同质化特征，且不是风险厌恶型的，而是损失厌恶型的，因此，市场并不会有效。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投资者实际决策模式，包含应变性、偏好多样化、追求满意方案等，主张对投资者心态与行为分析，认为传统金融学所主张的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总之，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行为金融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而传统金融理论因过于简化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难以解释现实市场中广泛存在的“异象”。
二、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的挑战
在传统金融范式中，理性投资者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主观概率更新规则的贝叶斯理性，是指投资主体收到信息后会，按照贝叶斯法则来更新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在接收信息前，投资主体对不确定事件具有先验概率;而接收信息后，投资主体会按照一定规则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修正，并由此得到后验概率。二是期望效用最大化理性，是指在后验概率给定的情况下，理性主体依照预期效用函数，在特定的风险厌恶水平下形成自己的期望效用，然后在财富预算约束下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最优的资产配置。因此，基于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投资者假设，资产的市场价值不会偏离其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股票的市场价格在大多数时间等于其内在价值，反映了股票所有的信息因素，包括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产量、经营环境、经济周期、法律环境、竞争、发展前景、工业要素等等。显然，传统金融理论并未考虑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认为大多数人是能够公平估计到股票的内在价值的。在20世纪60—80年代的20年间，有效市场假说十分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实证检验方面的证据开始证明，一些有效市场假说和资产定价模型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情形。Kahneman和Riepe(1998)对理性人假设提出三点质疑:一是投资者在考虑风险时，不会顾及整个投资组合的最终财富，相反会选取某一个参考点，以核算其投资的损益状况，而参考点本身是一个移动目标，会因时因地不同而变化，并且相对盈利而言，亏损函数的斜率比获利函数的斜率大，投资者面临决策时会受到参考点不同的影响。二是当投资者面临风险时，会依据经验法则来评估风险，而不是理性客观地依据贝叶斯法则考察概率分布和可能性。三是如果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投资者对相同的信息认知也会存在差异。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年提出了“框定”(frame)的概念，认为框架方式会影响投资决策，人们的判断与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框定，即便决策问题的本质相同，但因形式的不同，也会导致投资者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
投资者的行为因素在证券市场中至关重要，如果不考虑人的因素，就不可能解释市场的全部行为。Shiller(1981)对股市波动的研究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认为，股票价格通常过度波动，股价浮动幅度大大超出股息可以解释的范围，简化的“未来红利的预期净现值决定价格模型”远远不能解释股价的异常波动幅度。行为金融学在解释市场和股票表现时把投资者行为特征的作用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认知偏差可具体化为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经典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具体包括:风险态度、心理账户和过度自信。人们的决策动机主要是躲避损失，而不是理性假设中的厌恶风险，面临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并不一致。事实上，涉及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而涉及损失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偏好，因此必然导致投资决策中的禀赋效应和短视偏差。人们根据资金的来源、所在和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归类，通过最小账户、局部账户和综合账户等三种心理账户对面临选择的得失进行评价。而且过度自信似乎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特征，即人们往往会在别人认为其不该有信心的事情上采取行动，也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假定将来的模式会与过去相似并寻找熟悉的模式做出判断，并不考虑这种模式的原因或重复概率(Shiller，2000)。事实上，如果投资者对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能力过度自信，其直接影响就是投资者会过分依靠自己收集的信息而忽略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而间接影响则是投资者会重视能增强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那些打击决策信心的信息，因此并不能对市场信息进行客观判断。结果就是:市场中的投资者会进行“售盈持亏”交易，并且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显然，过度自信提高了投机市场的交易份额。群体行为是指因投资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市场整体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偏差。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认为，即使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因为大量投资者交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非理的效果会相互抵消。但前景理论(Kahn-man和Tversky，1979)指出，非理性投资者的决策并非是随机的，他们通常向同一方向行动，因此，他们的非理不会相互抵消，即与生物研究提出的“羊群效应”相一致。“羊群效应”是指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常受他人判断以及市场舆论的影响。Shiller(1984)进一步证明了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社会化，驳斥了有效市场假设提到的随机性，他认为，投资者的情绪不仅没有抵消非理，往往还会使这种情形变得更为极端。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2)研究发现，美国的小公司股票交易具有轻微的“羊群效应”，可能是与小公司的公开信息较少、基金经理无法判断交易策略有关。Wermers(1999)指出，美国共同基金买入的股票更具同期与滞后收益，从而认为基金投资的“羊群效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加速了信息在股价中的反映，因此有利于稳定市场。由于投资者具有不完全且不对称的信息，模仿他人行为可以节约自己的信息搜寻成本，选择与其他人相同的策略可以避免个人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和痛苦，属于群体动物的人类一旦偏离大多数人会产生恐慌感，因此会导致金融决策中羊群行为的普遍存在。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进一步提出，即使非理性投资者也的行为不能相互抵消，投资者应该能够从以前的错误中获取教训，避免陷入类似的非理性中，并最终达成理。Mullainathan和Thaler(2000)提出了学习效应，对交易的随机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指出学习成本非常高且学习的次数有限，因此会降低投资者趋于理性学习的效率。金融学是研究对跨期且具有不确定特征的现金流进行定价的科学理论。
从直观上说，对资产定价的最基本原理就是无套利原理。套利机会可以被恰当地比作“钱泵”，即在无初始净投资且零亏损的条件下确保正收益的投资策略。典型范例就是，以低利率借用资金而高利率贷款的套利机会，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利用类似的套利机会进行无限规模的投资，但两个利率之间的这种差距不能够维持很久，套利行为将促成两个利率趋于一致。因此，金融学基本定理的分析结论表明，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套利机会。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们进一步提出，即使投资者非理性且影响不能相互抵消，投资工具的价格与内在价值存在偏离，理性投资者可以通过无风险套利获益，而套利仍会将资产价格在极短时间内拉回内在价格。套利是利用投资工具的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差价进场交易，以牟取暴利的手段。假设市场上一种证券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而被高估，理性套利者将会发现这种价格的偏离，套利者出售或卖空这种相对“昂贵”的证券，同时购买其他相同或本质上类似的“廉价”证券，以此对冲套利获利。换句话说，只要这种替代证券能够获得且套利者能对其进行交易，就能够获得无风险利润，而卖空效应将使被高估或者低估的证券价格恢复到内在价值。因此，只要替代证券随时可得、套利交易迅速有效且套利者为获取利润而相互竞争，那么证券的价格将永远不会偏离其基本价值太远，而套利者本身最终也不会获取大量的超常收益。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发展起来的一价定律是传统金融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即只要市场有效，价格必然反映内在价值，在剔除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后，同一资产不可能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但在现实世界中，同一投资产品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的价格截然不同。而“有限套利”主要探讨现实证券市场中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实现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对信息会存在着不适当的反应，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噪音交易者的干扰下市场会长时间保持非有效状态。著名的“孪生证券”(皇家荷兰与壳牌公司)以及Shefrin(2000)提到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公司事件进一步挑战了套利有效性假说，即使存在完美替代品的证券，其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也会出现巨大偏离，在没有风险套利者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市场的非有效性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Mallainathan和Thaler(2000)指出，套利本身并不是无风险的，市场价格偏差越大，风险和套利成本则越高。大量的套利交易涉及卖空金融工具，理性投资者在构建套利组合时不仅需要支付各种执行成本，包括经纪费、买卖差价、卖空成本和发掘套利机会的成本，还要承担基础风险与噪声交易者风险。基础风险是指不能找到完美的替资组合来对冲证券带来的风险，只有在能找到近似的替代品情况下，套利者才能高抛低吸，纠正价格偏差，将市场带回到有效状态。由于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替代组合，与股票的基本价值相关的风险将会对套利产生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会导致理性套利者的行为发生变异，忽略对基础信息的分析，转向预测噪声交易者的行为，从而利用噪声交易者的反应来赚取所谓的“机智钱”，并使价格的偏离进一步加大。对于短期套利者而言，价格偏差进一步扭曲的时间跨度过长带来的风险，会降低套利者对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承受能力。如果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型的，那么过于自信的投资者会更倾向于将财富投资于高风险的资产，虽然理性投资者能获得一定的无风险收益，但非理性投资者总体上却因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能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率(DeLong，1990)。因此，套利获得能使股价回归其内在价值的力量十分有限，即金融产品的不完全替代、套利者的风险厌恶，以及噪声交易者对价格信号的各种干扰使得套利者无法充分发挥其维护市场有效性的作用。
三、投资决策模型方面的分歧
在传统金融理论中，绝大多数资产价格或交易行为模型均假设投资者评估风险的基础是预期效用理论框架。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始终不变，其效用函数自始至终为凹形，即默认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的，更愿接受确定收益，而不是任何预期收益行为的风险性期望，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会基于最终财富和结果发生的概率大小做出投资决策。Markowitz在1952年提出了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考虑了投资者如何由多种单一资产构造资产组合，并从所有的资产组合中选择最优资产组合的问题，标志着现资组合理论(MPT)的开端。Sharpe(1964)首先提出单因素模型，简化了Markowitz模型的计算问题，其后又与Lintner和Mossin同时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解决了资产在均衡条件的定价问题，给出了资产的收益、风险及期望收益率之间关系的精确预测方法。1976年，新古典主义金融学代表人物Ste-phen在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基于无套利定价框架或者风险中性的表述，突破性地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主义金融学并非是建立在普通意义上的每个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而是认同行为金融学家关于“多数人多数时间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非理性的”的观点，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上采用寻找套利机会的理性套利者代替理性投资者，致力于远离预期偏好假设，进而借助无套利准则分析市场。Stephen认为，即使在一个存在不确定定价的不完全市场中，任何资产都将存在一个确定的价格，也就是它映射到市场上交易资产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对残差进行保险。因为它会使资产不再具有对冲的可能性，从而扰乱现有的市场均衡。随着现实中系统背离独立性假定和概率线性效用的现象出现，有效市场假说普遍遭到怀疑，传统金融学的投资决策模型代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现资组合理论(MPT)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学者们尝试对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修正，相继出现了扩展性效用模型、预期比率模型、非传递性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最具变革意义的是Tversky和Kahneman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该理论对投资主体决策及选择偏好的实验结果给出了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发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价值函数代替了作为传统金融理论模型基础的效用函数，认为投资者决策是基于某个可移动的参考点的价值结果大小，而不是依据财富的最终绝对水平，且不对称的价值函数包含盈利部分的凹函数和亏损部分的凸函数两大部分，即亏损导致的投资者满意度下降幅度远远大于相同数量盈利所带来的投资者满意度上升幅度，更加符合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心态和投资选择特征。兼顾人类行为特征和经典理论的行为金融决策模型逐渐发展起来。首先，Shefrin和Statman(1994)提出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BAPM)作为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CAPM模型的改良代表，投资者被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类，在强调理性趋利的同时也突出了价值感受的特性，以均值方差有效资产组合代替CAPM模型中的市场组合，证券的预期收益由“行为Beta”决定。在BAPM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资产价格具有内生性，即投资者的最优决策行为不仅决定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持有的投资组合，也决定了各个资产的价格。其次，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88)将代表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纳入投资者的行为中，提出了基于市场反应的行为资产定价BSV模型。同期发展的还有基于投资者有无信息分类的DHS定价模型(Daniel，Hirshleifer和Suhramanyam，1998)、假定市场由“信息挖掘者”和“惯易者”两种有限理性投资者组成的HS模型(HongandStein，1999)。上述三个模型涉及了不同的心理学基础和投资者心理偏差，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股价过度反应、滞后反应以及长期反转等市场异象。最后，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则致力于弥补现代组合资产理论在理性人假设、均衡市场、投资者风险态度同质化等理论缺陷，否认了MPT强调的投资者最优资产组合配置应处于均值方差有效边界的观点，转而认为行为资产组合应是“金字塔”状，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特定风险态度相联系，弱化了“金字塔”各层之间的关系(Shefrin和Stat-man，2000)。另外，行为资产组合理论在美国富勒—索勒资产管理公司和荷银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得以成功实践。
四、结语
关键词：行为金融；信用风险；金融租赁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保守主义；隔离效应；反应过度；反应不足；自我归因；非理性波动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图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论-文-网LunWenNet/Com)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图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
参考资料：
2011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经过充分调研以及反复修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并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印发。该《意见》的及时出台和大力实施，全国水利工程论文中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成为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中国农业银行，在水利行业与金融行业合作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2011年，全年累计投放104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年末在水利建设方面的贷款余额达到了645亿元。但是，从总体上看，水利建设中无论是项目的商品化程度还是盈利程度，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信用环境不佳；同时，针对农田水利的建设项目大多数并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导致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这些问题构成了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大力支持水利建设的主要障碍。但是，从国计民生角度看，大力发展水利事业刻不容缓，所以，为了更好体现金融对水利建设支持作用，本文进行初步研究，并以中国农业银行陕西分行的一些做法为例予以探讨。
一、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战略意义
1、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加强民生建设、巩固经济基础的需要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水利建设，这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支撑，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保障系统，关乎到我国农业、农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更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民生为上，治水为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工作，并提出了加快水利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是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2、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指出，在当前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运行期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关键就是要调整社会预期，引导投资方向的及时变化，强调要对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财税金融投资活动予以加强。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水利要作为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方向，在抓好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集中力量有序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要在今明两年和“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3、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农业银行加快经营转型、优化客户结构的需要
近几年我国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在水利建设方面投资1.8万亿，其中中央投资8000亿，地方投资1万亿。2013年水利建设投资共落实439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408亿元，地方投资2989亿元。同时在水利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力度，纷纷成立水利投融资平台公司，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拓宽了水利投融资渠道，扩大了贷款的偿还来源，全国已有24个省市、154个县区建立了水利投融资平台公司。农业银行必须抢抓水利建设发展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在防控风险的前提条件下，进一步加大水利行业支持力度，积极拓展水利行业优质客户，全面带动水利行业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全面发展。
二、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相关研究
在做好实践的同时，理论界也展开了分析，包括金融支持水利建议的必要性和具体对策。如学者周维伟详细阐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分析了该《意见》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促进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以农发行临沂市分行支持当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金融信贷支持水利建设存在的承贷主体、制度保障、融资风险、管理经验等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学者郑嘉凯、常虹认为，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中既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更需要金融机构提供长期持续性的金融信贷服务，为此应对农田水利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加大，不断培育合格的承贷主体；并运用好综合政策，提供金融支持水利的安全保障；对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产品创新活动予以支持。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以甘谷县这个国家贫困县为例，指出，这个农业大县的农田水利设施中，所有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中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处于空白。全县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资金的十分短缺，导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程十分缓慢，提出应该尽快实现金融支持。雷娟则分析了陕西村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金融支持不到位也是制约陕西村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等措施。
这些研究对地处西部落后地区的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来说，具有借鉴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农业银行支持水利建设的使命，为此需要在符合国家和全省水利项目属性、模式以及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方面进行大力创新，不断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形式，实现金融支持水利建设作用的高效发挥；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相关外部管理，特别是严格加强水利建设项目和资金的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比较有效的能够利用各种政策资源的模式，建立起水利改革发展中金融支持的风险分散和政策保障机制，实现金融对水利建设的中的风险防控和政策保障。
三、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相关建议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水利建设的巨额投资将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巨额财政投入、水利基金、水利债券和结算等将为农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发展均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特别是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其承贷主体实力雄厚，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是各家银行竞相营销的重点项目。农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型优质水利项目的营销力度。
1、坚持商业化运作，推进水利行业贷款结构转型
（1）积极支持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或中央水利规划的大型优质水利建设项目。大力支持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中央水利规划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大型水利枢纽、大江大河骨干治理工程、跨流域引水及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等大型优质水利建设项目。
（2）择优支持还款来源充足的地方水利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对自身经济效益较好或有明确、充足还款来源的水利项目，在综合考量项目建设周期、承贷主体综合还贷能力、项目合法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择优予以支持。 （3）严禁介入不符合国家监管政策和农业银行信贷准入条件的水利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规定，严禁介入未完成水资源论证的水利项目和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地区的高耗水项目；严禁介入不符合国家监管政策和农业银行信贷准入条件、无充足还款来源的水利项目。
2、加强与政府部门交流与合作
深入研究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与国家水利部、行业监管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的及时沟通，对国家和省级水利重点工程综合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做到及时了解，实现对各地水利行业的投融资平台建设的共同推动，这样就为农业银行金融支持水利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3、拓宽水利建设的直接融资渠道
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的特点和性质，通过短融、中票、私募债、定向融资理财等方式，拓宽优质水利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水利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强对水利企业上市、重组的财务顾问支持力度。
4、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进一步推动水利建设金融产品创新，允许理财资金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投资还款来源充足的水利项目。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下，积极稳妥探索水利建设贷款资产证券化。鼓励各行联合租赁公司增强对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发展大型水利设备融资租赁服务。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核心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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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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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关键词] 金融中介理论 农村金融中介 显 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论(Arrow-Debreu Model，简称A-D模型)假定厂商与家庭可以无限制进入完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交易成本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金融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机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高度抽象的理想模型，但大量的实际运作却偏离了这一理想化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A－D一般均衡模型的突破，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假设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3.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资产转换功能
20世纪前期，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最有意义的是Fisher(1930)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后来，Fisher的观点得到了Gurley＆Shaw（1956）的进一步深化，他们在《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一文中论述了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认为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发行间接证券，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资产转换。由于该理论不仅揭示了金融中介具有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也被当作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
4.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金融中介的研究中，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基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及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的种种金融中介理论，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1)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
Gurley＆Shaw和Tobin在阐释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的同时，为降低交易成本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Gurley＆Shaw(1960) 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中提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Tobin（1963）在《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s of Money》一文中也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其后继者G.J.Benston＆C.W.Smith（1976），Merton(1989)， Chant(1989)， Freixas＆Rochet(1997)，Allen＆Santomero(1998)等也进行了探讨。
(2)基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息处理及监控功能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产生对金融中介需要。Leland＆Pyle(1977)在《Informational of 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一文中论述了资金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引致的逆向选择，因此客观上需要专门提供信息的人。Diamond(1948)在《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一文中对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委托监督理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就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解决道德风险的，这种做法节约了对单个项目进行监督所造成的成本。Chan(1983)，Mishkin等人也进行了解释与描述。
(3)基于消费不确定性的金融中介理论（流动性保险理论）和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金融中介理论来自于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流动性保险理论的代表人物为Diamond＆Dybvig。在Diamond＆Dybvig (1983)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这一模型后来经过Bencivenga＆Smith(1991)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发展，在Bencivenga＆Smith模型中，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
(4)基于风险管理、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交易、风险管理功能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金融市场更加完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事实上，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正是金融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结果。Santomero(1984)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 认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参与成本是和风险管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因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中介机构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5)基于价值增值与客户导向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
Scholtens＆Wensveen(2000)对上述Allen＆Santomero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诸如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正因如此，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需要一个解释有关金融创新和市场细分及其动态过程的理论。随着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如到期日、流动性、风险、规模以及区位等，金融中介增加了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 Scholtens＆Wensveen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
(6)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
Merton＆Bodie(1993，1995)针对人们长期遵从的机构观，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Bodie，2000) 。金融中介功能观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博迪(Bodie，2000)还曾专门以访谈的形式讨论过金融体系的功能观，并涉及了功能观的中国意义，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向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并初步涉及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接着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中介新业务的拓展，人们开始在交易成本之外，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应该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风险转移和管理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随之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具有的相应的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国前正推进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相容性，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显然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农户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添加这些要素。
二、中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功能定位及拓展
在长期金融抑制的经济中，我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是极不发达的，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类农村金融中介还会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1.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一般显定位
根据上述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一般具有信用媒介、信用创造、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功能。Merton＆Bodie更是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的六个核心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即为交易提供清算和支付条件；聚集资源和向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功能；提供跨时、跨地区、跨行业转移资源的服务；具有风险管理功能，金融部门提供管理风险的服务；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为经济部门分散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显然，农村金融中介也应具有以上功能，只是因为服务于农村和农民而更具有针对性，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发达的、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这和1978年改革后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相对应，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不仅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收益，而且由于分散性、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等因素，又必然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必须也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一般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看作显。
但应运而生的这些金融中介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从理论上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情况：和小额金融服务特质最贴合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逐渐缺失，在片面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考虑对小规模融资需求需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与监督成本，转而偏好与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建立联系；中国农业银行业务逐渐转向城市，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明显减小，而且在退出支持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储蓄，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长期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存款，这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业务单一、风险加大等困境，支农作用日益弱化；民间借贷虽然由于其地缘和血缘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要求，但由于游离于有效监管机制之外，问题频出。可以看出上述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在服务于农村和农户时出现了部分功能缺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近年来进行了持续改革，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逐渐过渡到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合作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小额信贷以及非正规的民间私人借贷等多种金融中介组织。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对村镇银行等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政策限制，目的就是健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显。
2.基于中国农村及农户特性的隐拓展
我们在理解农村金融中介组织显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农村生产工业化、商品化水平高，而且农村领域就业人数少；而在中国，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虽有大规模、专业性商品生产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更多的仍然是分散的、零星的种植业、家庭经营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农户）行为特征将对农民（农户）的信贷行为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定位有着根本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理性小农”说，代表人物为T.W. Schultz和S. Popkin。T.W. Schultz（1979）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1964）。另一类是“道义小农”说，代表人物之一J. Scott认为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我国农民普遍持有以家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且依附于土地，广大的极其弱小的农户作为经济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即便某些地方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但广大农户仍是 “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新型的银行类金融中介加入新的功能，诸如金融中介代替政府进行项目选择、经营指导、技术培训、信息传递、文化宣传等功能，这些功能区别于一般的金融中介，可以看作农村金融中介的隐。在具体的操作中农村金融中介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相对发达而广泛的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急需的致富技术和信息，帮农户找准新的效益增长点，当好农民的致富参谋和金融顾问；还可以通过送知识进农户等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和技术培训等。
参考文献:
[1]秦国楼:现代金融中介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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