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务学作为新兴的财务学理论分支，自诞生以来就与占据财务学统治地位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财务学基础的套利理论，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共同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市场和企业财务的理解，促进了财务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已初步完成了从批评到建设的关键一步，它不再是纯粹的批判式理论。但不容否认的是，行为财务学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原理，而心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情景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则研究在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判断和决策。亦即在各种情景下某些特殊的心理学现象不能成为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基础。理论上的缺陷再加上实验环境与现实生活的较大差异，使得行为财务学在体系上缺乏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其学科的准确定位增添了难度，亦即行为财务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是仅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异类顽童而成为财务学研究中的匆匆过客？目前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已深入到财务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仍属于零打碎敲和零散叫卖的阶段，尚未寻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最新文献表明，未来行为财务学的发展正朝着两个方向努力。一是逐步将现有理论模型整合为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获得实践的检验。Shefrin和Stateman（1994）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集中于鉴别可能对资本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另一种研究前景是将传统财务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合。在理论上，Brave和Lfenton（2002）认为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Bar-beris和Thaler指出，一种新的，可以包容两者的理论或许将替代“理性范式”与“行为范式”；在实践中，Daniel、Hir-sheifer和Subrahmanyam（2001）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建立起的一个融合新古典理性预期和行为财务非理性预期的模型，可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而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PT）（1999）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1994）是将两者理论结合起来的完美典型，它们的提出引起了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热情。但笔者认为前一种方向仍然停留在对资本市场行为研究的个别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后一种研究则有可能在貌似兼容合并的过程中，将行为财务学淹没在传统财务学的海洋中并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因此，行为财务学如果真想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块地就不能也不应该是传统财务学抢食下的残骨碎肉，而应该是在财务学范畴划出一块专属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一套独立于传统财务学之外又能涵盖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学科体系。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也把传统财务学看成是第二个学科；行为财务学也就必须和他们一样，以平行独立的第三学科的姿态出现。①当传统财务学试图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时，行为财务学也要有坚持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二、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理性人”的分析范围内。随着资本市场大量异常现象的出现，传统财务学难以解释并陷于尴尬的境地；写作论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财务学对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并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设上，但“有限理性”并非行为财务学首创。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看法（杨小凯，2000年）。西蒙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传统的决策性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模型将这三要素全部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三要素并没有抓住“有限理性”的要害。其实早在1921年，奥派学者Knight就提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再从奥派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即使不考虑这种“不确定性”的内生变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市场用价格制度做社会实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面对的却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亦即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奥派学者哈耶克解释了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源于一种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仅仅由个人所拥有的“极其重要但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即在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这种被哈耶克称为“默会的知识”，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即使是先进的统计系统和再高级的计算机，也不能将这种知识集中起来。然而，正是这种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的“默会知识”，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哈耶克在批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同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思想。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面对纷繁的世界（或市场），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达到全知，因而人类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某种相对的无知状态。然而正是这种“无知”为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留下了空间。
就目前行为财务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西蒙的认识阶段，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缺乏深度。也有不少文献将20世纪初心理学上行为主义的兴起作为行为财务学最早的理论根源，还有的学者将凯恩斯的“空中楼阁理论”视为其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毕竟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它只是将心理学作为研究的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对经济和财务行为给出解释，因而将心理学视为行为财务学的理论根源似乎欠妥，而“空中楼阁”是凯恩斯庞大理论体系中的一片枝叶，不足以撑起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大厦。传统财务学批判行为财务学模型没有严格的理论假设，看起来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实际上理论基点过于零碎而不系统，因此不能称之为规范的财务理论。要想顶住这种批判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行为财务学必须找到一个独立的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从上述站在奥派的立场上剖析“有限理性”的本质，我们发现奥派并非从市场上种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来解释“有限理性”，而是从个人决策面临的“根本不确定性”入手，进而再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升到“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层面来解释“有限理性”的本质内涵。②奥派自1871年诞生以来就逐渐把经济学从狭隘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置放在“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一切从“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研究开始着手，强调个人、观念、自由、市场、永续发展等概念范畴，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政治哲学、人类交往、社会合作等一般程序，在其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一套既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又能涵盖整个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应该以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目前应加大两者关联性的研究。
三、行为财务学的应用范围
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局限于两大领域：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在金融市场上，主要考量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及异常现象的解释上，又被称为“行为金融”；而在公司财务方面，主要研究投资者非理性以及管理者非理性下的公司财务行为。目前就前一方面的研究而言，行为金融中的心理论述事实上是许多心理效应的调和物，对于不同的市场“异象”缺乏一种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或模型，这使得它的反对者迄今为止仍将行为金融的相关论文称为“异象文献”，甚至认为，由于行为金融缺乏独立的论据，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就后一方面来说，行为财务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财务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案例，其提出的“非理性”框架设计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不可同日而言，使得行为财务的解释能力缺乏普遍性和说服力。总之，目前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还只局限于一池一地的狭小范围，还没有从更为宽阔的层面来展现其魅力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财务学，开拓了财务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人们对既有经典理论的质疑和继续研究。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型学科，我们称之为“技术财务学”。20世纪80年代，由于行为财务学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效率市场假说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使得人们对财务学的学科属性、目标内容及学科体系都有了全新的视觉和思考，而这一切恰恰是目前行为财务学应用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需要行为财务学对现实“财务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以此突破理性假设的局限，拓宽财务学的应用领域，丰富财务学的理论内涵。由于行为财务学的产生和崛起，笔者认为，（1）财务学再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性学科，也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而是一门以资金流、行为流、文化流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管理应用型人文学科。现代财务现象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财务学所要做的也不单纯是研究产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成本与利润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财务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财务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财务行为的研究，“人”成为现代财务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财务学由一元的技术属性转变为同时具有技术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双重属性。（2）就财务学的目标内容而言，在保持传统财务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未来财务学的发展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以行为财务学“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资金运动的本质是受到人的观念和行为操纵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受到外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制度背后是文化，制度的演进需要社会主体以某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来完成，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此，财务学不仅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增长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人”同“资金”一样也成为财务学的主体。这样，与财务学的二元学科属性相对应，财务学除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应以“人”的责任最大化为目标；除了传统的“投资、融资、分配”三大内容外，还应该注入“行为财务、制度财务、文化财务”的内容。（3）萌芽于19世纪末，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财务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其学科体系却很少进行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但透过一些西方财务学术论著和教科书，就会发现所介绍的都是公司理财中的技术方法，几乎没有财务人行为、思想、观念以及财务文化的阐述和说明。这表明，在西方学者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性学科。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何种企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相关理论和实务变革作出反应和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运用是为构筑现代财务学科体系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财务学由单翼的“技术财务学”而演变为“技术”和“文化”并存的“双翼财务学”。新晨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总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景。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也给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研究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的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
作者：吴世农
关键词公司财务；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引言
公司财务，又称为公司金融（CorporateFinance），早年称为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工商管理学科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公司财务研究始于1897年，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在工商管理诸多学科中，公司财务或公司金融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是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间至少有11位相关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纵观研究历史进程，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从研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转向研究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典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向现代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发展，从静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向动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发展，从单学科、纯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向多学科交融、复合式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发展。
一、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
从学科起源看，公司财务源于会计，后又独立于会计。现在，其既与会计学科密不可分，又与金融学科密切相关。从公司财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1897-1930年）。此时的公司财务一方面研究财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探讨财务指标的设计、计算及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1897年纽约会计师格林撰写出版的第一部《财务管理》著作和19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斯巴奇利尔探讨期货市场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然而，此时公司财务的研究与金融市场的研究并未融合在一起，公司财务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信息对公司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
二是传统研究阶段（1930-1950年）。此时公司财务研究主要是探讨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各类估值模型，探讨财务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标志性的成果是1938年威廉的《估值理论》以及后期以威廉—高登股利贴现模型为中心的一系列估值模型。
三是现代研究阶段（1950-1975年）。这一时期的公司财务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尝试基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来研究财务和经营信息与证券价格或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资本成本理论”（TheoryofCostofCapital）、负债和分红等“财务政策理论”(TheoryofFinancialPolicy)方面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1950年哈利马克维斯的投资组合理论；[1]1958、1963、1965年MM的资本结构理论；[2，3]1963、1964年威廉.夏普基于马克维斯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的资金分离定理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4，5]1965、1970、1976年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6，7]1972年及其后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OPM），[8-10]1976年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11]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5年MM理论中的莫迪格里安尼、1990年马克维斯、夏普和MM理论中的米勒、1997年舒尔茨和莫顿、2013年法玛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之，此时的公司财务研究不再把财务管理简单地视为企业的内部“成本—效益”管理，而是将公司财务的研究重心放在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经营和财务管理决策与资本市场证券价格（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资本成本这一核心问题。而各类资本的成本中，权益资本的成本是个难题。因此，围绕权益资本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资本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理论与模型。从威廉—高登的股利贴现模型等发展到CAPM和APT，以及此后的OPM。但是，不同于传统的股利贴现模型，CAPM及其此后的定价模型建立在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紧接着，在基本解决了权益资本成本或资本资产定价之后，即可逐一探讨负债、分红（在理论上，股权融资可视为“逆向分红”）、投资、营运资本等财务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收购兼并、跨国公司理财、行为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信息含量分析等属于公司财务的一些研究专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财务研究离不开资本市场。当企业在市场上发行证券，投资者投资证券，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在金融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其收益和风险。在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三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一是投资收益、风险以及估值的研究；二是各种基金层出不穷，形成了对共同投资基金和分析师行为等的研究；三是各类金融市场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后人常将公司财务称为公司金融。
四是后现代研究阶段（1975-2000年）。在这一阶段，公司财务经典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臻于“完美”，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一方面，公司财务的研究继续深化探索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谜题，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化与完善，以及资本结构之谜（ThePuzzleofCapitalStructure）、[2，3，12-22]股利政策之谜（ThePuzzleofDividendPolicy）[13，23-30]和现金持有之谜（ThePuzzleofCashHoldings）[19，31-38]等难题的探索。1976年，罗斯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11]1988年坎贝尔等发表“股票价格、盈利和预期股利”一文，[24]在应用1871-1986年美国股市的综合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指出，企业实际盈利的长期历史均值是未来实际股利现值的优良估计。1993年法玛等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定价模型”[39]等。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之一。1976年詹森等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40]阐述了以及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问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探讨动态资本结构。[12]1985年德邦等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41]将心理偏差引入股票投资决策问题。继1997年SV的《公司治理调查》一文发表后，1998年LaPorta等发表了《法与金融》和《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37，42]先后阐述了法律与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2000年后出现了《迎合股利政策》。[23]由此可见，理论、公司治理、心理偏差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与公司财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席勒在2013年、塞勒在2017年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2013年法码、拉尔斯汉森和席勒三人获奖的主要理由还在于他们在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和长期价格走势预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得席勒名声大振的却是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43]在这一时期，公司财务的交叉融合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形态：一是公司财务与会计、审计、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投资）的融合，四者的研究范式和关注的问题具有趋同现象，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二是公司财务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各专业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等之间的交叉及互动研究，[36，44-46]探讨公司财务与上述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研究，探索公司财务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及文化和网络技术等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学者一方面立足本土，结合国情，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资本结构、[47-53]分红政策、[54-59]现金持有、[60-63]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57，64-68]公司内外部治理与公司财务、[47，56，57，60，69-74]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51，75-77]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52，78-80]收购兼并、[68，81-84]技术创新与公司财务、[85]业绩评价与高管薪酬、[71，86-88]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82]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中国本土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及其公司财务问题如负债、[89-91]现金持有、[32，33，92]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90-9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94，95]等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看，此间有关我国公司财务的研究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引入公司治理，探索中国独特治理环境下的公司财务问题，即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财务行为；二是引入心理行为，探索心理和行为偏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二、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之后，公司财务的研究形成了内外交叉融合研究的新特征、新框架和新范式。
一是公司财务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法规、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公司各类财务政策，制度因素与宏微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1964年拉夫纳萨奈尔就在《美国行为科学家》发表了《经济发展与官僚腐败》一文，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政治因素或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从研究趋势看，公司财务的研究沿着其与关系、公司治理、产权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一路拓展和深化，但研究成果多元且易变，具有典型的制度情景依赖特征，迄今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二是公司财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前AFA主席、著名财务学家Zingales在2015年指出：“文化这一创新性的元素开始走进财务学的研究视野，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财务学顶尖期刊JFE甚至在2015年7月第117卷专门出版了一期有关财务与文化主题的特刊。由此可见，财务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热点。总的来看，有关公司财务与文化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从国家伦理道德、宗教、地域及习俗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展开研究，且方兴未艾。
三是公司财务与行为偏差的关系研究仍然在延续，从行为经济的研究到行为金融的研究，再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人类的心理偏差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走势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是，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有所不同。行为金融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侧重研究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行为，例如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行为财务不仅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侧重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例如管理者在收购兼并决策中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负债政策中的过度负债以及投资决策中的过度投资等。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财务之间关系的研究亟待拓展。互联网技术既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改变了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同时，大数据的有效性、偏差性和复杂性并存，对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更加多元。这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会计、审计、财务和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相对的空白”。《Nature》和《Science》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专刊探讨大数据的特征、面临挑战与应用前景。拉泽等在2014年提出了两种可能导致社交媒体大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96]：一是“蓝队偏差”（BlueTeamDynamics），指服务提供商自身为了商业利益改变数据算法而导致的偏差，也可称为“数据算法偏差”。例如，谷歌的“搜索推荐”就可能导致某类关键词搜索量的提高，因百度搜索竞价服务所导致的“魏则西就医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算法偏差；二是“红队偏差”（RedTeamDynamics），指生产数据的用户（即大数据研究者的被试）为了特定目的而尝试操纵数据的生成过程，也可称为“数据生成偏差”。拉泽等指出，类似的手段也可能在以推特和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用来传播关于股价和股市的谣言，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这一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经验数据所检验。尽管如此，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大数据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影响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大数据的精确性、非抽样误差、循环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的股票大数据的偏差性及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76]
五是公司财务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明显“短板”。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研究其影响因素时，总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或分别探讨资本结构、利润分配、股权融资、资产配置和投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管理这六大财务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少开展多个财务政策的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检索发现，比较多的是两个财务政策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现实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场景和面临的决策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企业实际的财务管理决策过程中，负债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影响负债；负债会影响分红，分红会影响负债；负债和分红会影响股权融资，从而影响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而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反过来会影响负债和分红，从而影响增资扩股，反之亦然，如此等等。这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比较致命的一大缺陷。
三、中国情景及公司财务研究展望
目前，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管理科学领域来看，2004年中国管理科学WoS论文数量仅为682篇，2013年增长至5288篇，增长了6.8倍。从国际排名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世界排名从2004年的第11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进步了8个位次。除了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程度也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009-2013年，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的论文以7.4%的数量份额获得了全球8.5%的引文份额和11%的高被引论文份额，表明中国以相对较少的论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管理科学中的工商管理学科，是近十年来进步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2009-2013年，工商管理的论文、引文、高被引论文排名分别比2004-2008年进步了10、8、6个位次。同时，在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从1995-2016年中国学者发表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6本或9本①顶级期刊（TOP6orTOP9）的论文数量看，共有40篇于TOP6的期刊，有68篇于TOP9的期刊，且近十年来的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②
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目前工商管理学科特别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仍由西方国家主导。对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发文来源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不少发表的亚洲问题研究仅仅是简单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并未提出亚洲独特管理情境下的新理论。著名学者Barkema等人在2015年呼吁，研究者们应提出更多基于东方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重大社会需求的创新理论及学术架构。提出基于亚洲乃至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性理论，首先要理解亚洲与西方国家的关键区别。Barkema等人指出，将亚洲与西方国家所区分的是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哲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是各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性认知与思想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否则难以解释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情境。第一，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其中，企业2596.1万户，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9.4万户。因企业类型多，其财务管理问题多元且复杂。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虽只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公司市值或股票交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底，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总计3047家，股票总市值高达50.77万亿元，股票年成交金额约为127.77万亿元。同时，自2004年6月25日创立中小板市场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822家，市值超过98万亿元。自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570家，市值超过5万亿元。此外，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超过10163家。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16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5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额超过6万亿元。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围绕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丑闻不断出现。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显示，1994年1月至2017年7月，我国政府处罚会计造假、会计处理不当、市场交易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4780次，涉及1759家公司。其中，会计造假906件，会计处理不当112件，市场违规8657件，违规披露2194起，其他711起。根据中国证监会资料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违法案件高达3631件。其中，虚假陈述、虚构利润、虚构资产、披露不实、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严重和较严重事件共计1387起。第四，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用户数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近十年来，网民规模增长了4.3倍，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4倍。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近7亿，占总网民人数的95.1%。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用户大国。第五，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宏观体制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及税收体制改革，引发宏观政策的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凡此种种，对公司财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情境之所以独特，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等特征。这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既是困难与挑战，更是难得的研究机遇和创新机会，也使得公司财务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探索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探索前沿课题的思路，本文提炼出未来我国公司财务领域的16个重要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和决策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行为研究；制度和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企业商业模式、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理论的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收购兼并、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研究；风险投资、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动态资本结构及其关键问题研究；债券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与公司财务决策交互关系研究；现金持有和超额现金持有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行为偏差与行为财务研究；公司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关系研究等。开展这些课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kowitz，H.M..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1)：77-91.
三位一体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以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和谐性为目标，以丰富企业的财务文化委基础，采用的是刚柔并济的管理方式，是对传统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改进与升华。在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下，管理者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都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主要采用的是刚性财务管理手段。而三位一体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采用的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财务管理手段，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框架的定义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运用基本理论对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这一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基础，西方经济学者与我国经济学者在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方面有着一定差异。我国现代财务管理是以构建和谐的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为目标，在管理中需要体现出人文关怀，企业的财务文化较为丰富，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将文化与管理相结合。有的企业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还引入了心理契约理论，体现出了显性财务文化与隐性财务文化，有利于实现刚柔并济的管理形式。
2、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意义
三位一体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是对传统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升华，其主张采用刚柔并济的管理方式，这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潮流，有利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三位一体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实现企业财务文化的多样性，这也可以保证企业文化的丰富性。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也会带来筹资过度、财务报表作假等问题。所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应该努力实现和谐管理，这可以减少恶性竞争。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忽视了财务文化，而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强调财务文化的丰富性，有利于增加企业的财富。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以沟通谈判的方式竞争，在企业文化中加入了诚信与信任，主观精神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有着一定影响。企业文化是指在特殊的环境下，企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的财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财务文化与财务资本相结合后，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笔者注重人性化的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通过发展企业的财务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回报力量。财务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能力。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以刚性财务管理为手段，其效果不太理想;而柔性财务管理可以克服刚性财务管理的不足。构建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好财务关系。它的财务管理目标理论是和谐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基本理论是优化企业财务文化，财务管理运行理论是以刚性财务管理和柔性财务管理为手段。这里面都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也需要认真设计工作规范和流程。
3、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措施
3.1以细化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内含经济责任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三个方面，其中的经济责任目标应当涵盖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应当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是企业的股东，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儒家传统和合思想中讲求的中庸之道。既然是经济责任目标，就可以用许多量化指标进行管理。至于社会责任目标和道德责任目标两方面，既可以进行一些定性财务管理，也可以进行定量财务管理。
3.2借鉴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成果。行为财务学就是将人的心理活动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来，探讨人的期望、心理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这与我们完善三位一体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目标是一致的，许多方法也是相通的，刚柔相济财务管理与行为财务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就是好的内部财务环境，加强企业优良财务文化建设对于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至关重要。财务文化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定为和谐财务管理，实际上就是为了人、企业和社会更美好，这可以赢得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和支持。
3.3优化内部财务环境，包括优化内部财务文化。在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欲获得财务管理的成功，必须优化自己的内部财务环境，必须建立与内部财务环境相适应的财务管理观念，采用刚柔相济的财务管理方法。内部财务环境对企业财务行为能够产生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优化内部财务环境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内部财务文化作为内部财务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当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财务价值观，充分考虑财务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好财务文化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规范作用。
摘要：从以往研究看，仅从区别和联系或边界和融合性方面探讨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需要从视角上创新。本文在分析会计学与财务学差异性和关联性基础上，引入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分析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由此展开会计学与财务学共生关系现状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共生发展对策。
关键词：会计学；财务学；差异；关联性；共生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财务学作为独立学科已成为现代经济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会计学与财务学作为平行学科观点也得到认可。然而财务学在我国并不是很重视，财务学（我国又叫财务管理学）的名称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也不像会计学具有专业学术期刊。究其原因，人们对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关系似乎仍然模糊不清，导致了我国的财务学发展远远落后于会计学的发展。国内学者在20 世纪8 0 年代开始就展开关于会计学与财务学间的关系研究。黄寿较早认为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有着不同性质和作用，财务工作是“理财”，而会计工作是“算账”。
乔元芳（19 9 8 ）在支持财务与会计并列的基础上，深刻探讨了财务与会计在其对象方面的差异性。余金树（19 9 9 ）较早从会计与财务的本质、历史背景、工作业务和目标解释其联系。毕业论文罗帮清（2000）认为财务与会计之间区别、联系、交叉和配合的关系。还有学者从中西方经济、文化、观念差异性分析财务与会计的关系（王远湘，2004；张妙凌，2005等）。 从本质上说，财务是管理资金的活动，会计是对财务活动的反映和记录，两者之间除了业务上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外，是相互独立的。李心合（2008 ）从历史演进、职能、逻辑差异和关联机制等方面重新解读了企业财务与会计的关系。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差异性分析
（一） 从产生历史条件看会计学与财务学
会计活动源远流长，据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考证，会计行为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有十至二三十万年。但会计学产生于15世纪商品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其标志是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基本原理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的面世。财务活动的产生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货币的产生为条件的，距今不过五、六千年的历史财务的产生来源于私有观念的形成，并与资源稀缺相伴随。显然，财务学也不像会计学那样古老，直到19世纪末股份制出现才产生，是以美国格林18 9 2年撰写的《公司财务学》的问世为其标志。虽然财务学的产生比起现代会计学的产生晚了几个世纪，但自财务学产生以来，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已成为现代经济管理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支。
（二） 从发展路径看会计学与财务学
从学科性质上看，会计学学科性质曾有人认为隶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20世纪9 0 年代，我国在指定学校设置专业目录上，将会计学列为管理类学科的二级学科。尽管对此提出了很多质疑，但会计学隶属于管理学得到认可。相比之下，财务学的性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财务管理在专业目录隶属于管理学，随之财务学也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
然而，财务学源于资源稀缺性，注重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除了财务管理之外还包括财务经济学。因此，从逻辑一贯性立场看，财务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发展趋势看，会计是一种国际化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但财务学有所不同。财务学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会计毕业论文范文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的财务研究表明，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差异。我国将制度、文化等方面作为财务学内生变量因素进行研究，形成我国特色制度财务学，就是很好的印证。
（三） 从理论体系看会计学与财务学
会计学与财务学诚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使得两者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核心问题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点。从研究对象看，会计学已有向大会计学发展的趋势，对其研究对象必然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资金运动仍为主流观点；而财务学发端于资本市场，论文对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因而其对象是资本。从研究内容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学是以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为主要基础不断向其他会计领域拓展；财务学是探索资本运营规律，追求资本效率，总结资本运营观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其内容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财务管理学，还包括研究资本筹措和投放及其配置效率的计量问题的财务经济学。
从研究目标看，会计学一直以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为目标不断进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建设；财务学源于资源稀缺性，必然以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为己任。从实践基础看，会计学是对企业这个微观层面资金运动过程进行核算与监督，而财务学既要关注企业自身融资问题，又要考虑资本市场宏观政策。从假设基础看，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会计学是以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分期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为研究限定时间和空间范围，而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社会成本为零假设是财务学的假设基础，尽管这些假设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从核心问题上看，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一直是会计学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会计如果无力可靠地确认和计量这些对象，它就不会对其记录和报告，也就达不到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的目的。财务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创造，其体系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价值最大化，现代财务学理论和实务的具体形态已是价值资源的开发、配置、利用和转变过程中的价值创造。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联性分析
（一） 价值成为会计学与财务学的纽带
从历史考察可以发现，财务与会计两者的共同特征都在于对资金运动背后的价值创造过程的管理。只不过会计更为明确的职能在于以确认、计量及报告的手段反映这个价值创造过程的信息，而财务是直接对现金流转形式及其价值的管理。从现代实务看，财政部2007年了39 项企业会计准则和 48 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其突出特征是公允价值的引入。现值一直是财务学的核心概念，现实中财务价值创造与价值管理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基于“现值”的计量。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就是基于价值的现值会计计量。由此可见，
--> 财务上的“价值”与现实中会计界定的“价值”已无限逼近或相等。
（二） 资本市场促进会计学和财务学发展与完善
资本市场的出现与繁荣和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资本市场出现以后，企业与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资本的种类繁多，资本的价格波动剧烈，剩余索取权的不确定性增加。这时与资本运营有关的财务学知识与技术变得必不可少了，而且随着要素市场的发展，要素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以人力资本为首的其他要素资本逐渐有了发言权，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变得复杂了，对资本结构、财务治理、控制权等财务问题研究变得重要起来。资本市场提供的广阔空间和提出的关于管理和信息方面的需求，使会计的作用和效果得以被广泛认知，同时和资本市场完成了会计由簿记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并开辟了许多新的子学科和领域，资本市场对监管的需求促进了会计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使会计宏观管理的职能得到强化。
会计学与财务学关系的新诠释
（一）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共生关系分析
共生理论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体系中。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社会、人文、法律等方面的研究中都借鉴和使用了共生理论。其实，会计学与财务学两者之间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共生形成的条件为：必须具有在时间和空间联系的独立共生单元，还需要为共生单元形成共生关系提供接触机会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之间必须存在必然物质、能量或信息联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共生单元按照某种方式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流；共生单元的同伴选择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意的，共生关系的形成是逐渐相互认识和识别的，也会随着环境和时间变化而发生演化。会计学与财务学是有着不同发展路径和不同理论的学科，因而是相互独立的共生单元，资本市场成为会计学与财务学相互交换信息的共生面，而它们的共生关系是在资本市场逐渐认识和识别的，因而会计学与财务学是共生关系。
（二）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共生现状分析
自然界共生有“偏害共生”、“偏利共生”和“非对称互惠共生”、“互惠共生”等多种类型。如袁纯清（19 9 8 ）所认为的，共同进化、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共生单元之间的协同与合作，能使彼此间在经历中可以进化到更高层次的状态。会计学与财务学是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的状态，因而最好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然而从会计学和财务学发展现状看（见图1），它们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中，会计学发展要比财务学的发展完善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财务需要会计提供信息进行资本运行，本身不能脱离会计而存在。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公司会计与公司财务得以发展与完善，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政府相关的会计与财务由此而产生，这些方面会计学会计专业毕业论文与财务学有相似的路径。20世纪中叶，顺应社会发展要求，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碳会计应运而生，丰富了会计学领域的发展。然而，财务学至今仍然远离生态中心主义，相关的环境财务问题，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
从行为角度看，行为财务不管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行为财务成为现代财务学里的显学；行为会计为会计实践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很难断言行为会计已经从传统会计中独立出来。从教育角度看，会计学在教育方面取得丰富成果。自从19 9 8 年教育部明确设立“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国内高校纷纷以开设“财务管理”专业为时尚，然而财务专业的课程设置与会计专业大同小异，没有实质性区别，发展空间可想而知。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会计学与财务学发展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中，不利于两者和谐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只有“互惠共生”模式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会计学要加强行为会计研究。现行财务学模式侧重于经济活动，缺乏对环境资源、环境成本和生态资本的相关资本运作，忽视了环境自身的物质补偿过程和从环境中取得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引致的对环境的补偿责任，导致财务风险加大。因此，财务学应该向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的财务模式发展。同时，财务学应加强理论框架建设和教育方面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玮，卢兴杰，杨丹.实验研究下的行为财务会计综述[j].会计研究，2011（5）
2.李心合.重新解读财务与会计的关系[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8 （11）
3.李国运.论资本市场与会计的演化关系[j].会计研究，2007（5）
4.成小云.简评“公司财务概念框架轮”[j].会计研究，2011（7）
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49－03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2000）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49―1978年）；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78―1992年）；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92年至今）[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1991）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王化成（1994）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陆建桥（1995）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郭复初（1997）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王化成（2000）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观点各异，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的适应性，只有如此，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1999）认为，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1989）提出的三假设，陆建桥（1995）提出的五假设，王棣华（1997）提出的七假设，王化成（1999）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1992）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刘贵生（1992）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陆正飞（1996）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王化成（1997）提出的产值最大化，郭复初（1997）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荆新等（1998）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1997）提出的六原则，陆正飞（1998）提出的六原则，王化成（2000）提出的七原则，刘恩禄（2001）提出的五原则，陈守忠（2008）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或同或异，或抽象或具体，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199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1991）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1997）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200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①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同时，融合多学科知识，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从而理论创新有限，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2000，（4）：2-7.
[2] 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9-23.
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2000）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49—1978年）；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78—1992年）；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92年至今）[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1991）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王化成（1994）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陆建桥（1995）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郭复初（1997）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王化成（2000）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观点各异，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的适应性，只有如此，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1999）认为，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1989）提出的三假设，陆建桥（1995）提出的五假设，王棣华（1997）提出的七假设，王化成（1999）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三）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1992）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刘贵生（1992）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陆正飞（1996）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王化成（1997）提出的产值最大化，郭复初（1997）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荆新等（1998）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1997）提出的六原则，陆正飞（1998）提出的六原则，王化成（2000）提出的七原则，刘恩禄（2001）提出的五原则，陈守忠（2008）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或同或异，或抽象或具体，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199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1991）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1997）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200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①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同时，融合多学科知识，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从而理论创新有限，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2000，（4）：2-7.
[2] 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9-23.
[关键词] 财务 二元主体说 主体分层说
众所周知,在古典企业制度下,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信息处于完全对称状态,经营者不可能“偷懒”或故意投资某些项目损害所有者利益。因而,也就不存在多个财务主体的问题。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93年底以后,我国开始用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产权的新两权分离来代替原来的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老两权分离。企业法人财产权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所有者可能只有物质资本而无经营管理能力,经营者有经营管理能力而在经理人市场上待价而沽。
一、财务二元主体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并列的财务主体,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回避所有者财务,会导致经营者侵蚀所有者利益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忽视经营者财务,又会使大股东有恃无恐地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
1.所有者财务论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干胜道博士在1995年第6期《会计研究》上发表《所有者财务:一个全新的领域》;1997年第6期《财经科学》发表《试论创建所有者财务学》;出版《所有者财务论》。他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都是独立的财务主体,忽视哪个财务主体都是行不通的,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在目标、职能、对象及运作规则上都有差别。所有者财务的目标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主要职能是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理财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主要内容是资本运作和财务监控,主要行使方式是选聘经营者、参与重大决策、收益收缴与再投入、财务监督与考核。该理论认为,所有者财务主体与经营者财务主体是并存的。
2.出资者财务论
谢志华1995年曾为中国新型建材集团建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激励约束体系,提出了出资者财务及其管理的内容。后来,北京商学院会计系在《会计研究》上发表了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部门的财务三篇系列论文,其中出资者财务是由他撰稿的。他认为,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导致了经营者和出资者在财务上的分离,出资者不等于所有者。
二、财务一元主体说的主要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财权独立后,出资者对经营者形成一种委托关系,它不可能拥有独立完整的财权,只保留剩余收益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形成独立的财务主体。
1.财务分配论
刘贵生在1995年第6期《会计研究》上发表《论产权结构与财务主体》,从财务分配权的归属出发来讨论财务主体问题,认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产权与企业资产所有权合一,其财务主体是一元性的;而股份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法人和原始产权主体均拥有一部分财产分配权,因而其财务主体具有二元性的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代股份制企业中,所有者作为企业财务主体越来越只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意义,真正的财务主体日趋移位于企业本身这一经济实体。
2.财权基础论
伍中信2000年第7期《财政研究》上发表《现代财务理论的产权基础》;在2001年《财会月刊》发表《试论股份公司财务主体的一元性》,从财务本质的财权流理论出发,对财务主体进行了新的研究。他认为,财务主体是指具有独立财权(产权)、进行独立核算、拥有自身利益并努力使其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即财务主体必须具有财权独立性、经济性和目的性。二元性的财务主体必然会带来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的财务目标,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无所适从,因此财权独立性是财务主体一元性的根本保证。
三、财务主体分层说的主要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法人财产权的确立和运行,使财务分层管理成为可能。
1.财务分层论
汤谷良《会计研究》1994年第5期发表《现企业财务的产权思考》;《会计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经营者财务论――兼论现代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架构》,他认为,法人财产权概念的提出使原来集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于一身的财务管理机制发展成为以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分工协作为特点的财务管理机制。
2.企业财务的两权三层次管理
裴伯英在《论现代企业财务的分权分层管理》一文中支持了汤谷良的观点,认为财务主体不同于财务管理主体,在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出资者就是经营者,企业财务管理主体是一元的,而在公司制企业中,出资者与经营者对企业财务管理事项在不同方面发挥决定作用,二者都具有财务的直接管理权,这就是企业财务管理主体的二元化。同时,可以按照现代企业的组织机构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职权来划分企业财务的管理层次。
四、财务主体一元性与财务分层的融合
财务分配论、所有者财务论、出资者财务论、经营者财务论、财务分层论等观点构成财务分层理论,并且引申出财务主体多元性的意思,从而引起关于财务主体一元性与多元性的争论。笔者拟运用财权与财权主体的概念对此进行探讨。
1.财务主体多元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财务主体与财权主体或财务治理主体的概念。这些观点其实想强调所有者、出资者、经营者等产权主体应该对企业财务资源配置活动施加一定的影响,以维护其产权利益。但是由于观点提出时并未形成较为成熟的财权概念,也没有形成财权主体的概念,用财务主体这种行为意义上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影响,不能清晰、充分、显性地揭示出这种影响的来源实质上就是一种支配财务资源运用的权利,从而引起了行为意义上的财务主体与抽象意义上(权利义务关系上)的财权主体的混淆。
2.建立维护出资者利益的财务管理模式。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毕竟出资者和经营者不能建立两套制度各行其是,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建立,以使出资者财务目标内化为经营者财务的有效约束,通过经营者财务达到其财务目标。
可以考虑通过找到出资者和经营者利益所共同依赖的基石,即维护出资者权益,实现出资的保值增值,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能力,来建立出资者权益维护型的财务管理模式,使财务分层说和财务一元主体说达到有效的协调。
参考文献:
[1]干胜道.所有者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
伍中信教授，1966年出生于湖南祁东县，1984年考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系，1995年“越级”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1998年9月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财务学博士后，同年12月被评为副教授。2000年6月被评为教授，7月出任新湖南大学会计学院第一任院长，2002～2003年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助理。2004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2005年3月起至今任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现还兼任湖南省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会长，湖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财务学年会主席，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作为一名学者，伍教授思想深邃，眼光敏锐，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富有原创性。我国会计界对财务本质的讨论，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观点，这些观点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但又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伍教授在吸取它们优点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财权流”这一概念。他在1998年发表的《财权流：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指出，“财权”概念是一个与“产权”概念相似的经济学范畴，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也是财务区别于会计的重要“砝码”，因此说“财权流”是对财务本质的重大推进，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伍教授研究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2000年发表了《现代财务理论的产权基础》一文，伍教授在文章中论证了财权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他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财务本质理论的产权意义、财务主体确立的产权基础、企业财务目标形成的产权动因、资源配置构成现代财务与产权共同的核心功能等问题。
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伍教授提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的观点。《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较系统地论述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伍教授指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在这三个要素中，
财权的配置是前提，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公司财权的配置，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公司财权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他认为，财务治理权由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它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的影响来实现的,因而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