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学；社会评价；价值
竞技体育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社会的运行不断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竞技体育的运行交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运行之中，不断影响社会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一项事业，国家予以投资，关系到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要对人竞技体育投资作出正确决策，就必须有可行性研究作为科学依据，其核心就是对投资项目的评估，即对项目进行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评价。在我国将竞技体育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强调竞技体育事业的公益性，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则逐步强调竞技体育的经济性。
对竞技体育项目的建设、实施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利用、自然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效益，影响予以分析，使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竞技体育项目的运行过程得以合理配置，提高投资效益，使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得以整体优化，从而有助于建立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有助于竞技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评价理论是一门应用科学，属于规范科学范围，它是随着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而发展的，至今没有规范的学科理论。为此，竞技体育的社会评价理论还未建立起来。如果对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投资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估方法，则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产，影响竞技体育社会目标的实现。
本文以体育社会学为基础，对竞技体育社会评价的内容进行研究与探讨，以便为竞技体育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一、体育明星效应带来滚滚财源
在体育场上，篮球运动的天皇巨星乔丹以神话般的竞技表演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足足征服了几代人；而在商业领域，他同样奇迹般地创造了“乔丹神话”，即使在他退役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商业上的“神话”仍然在延续。
今年5月，许久没露脸的乔丹在中国刮起一阵旋风，他乘坐豪华的“湾流5型”私人飞机首次商务访问中国，虽然只是短短的三日“中国之行”，却赢得成千上万球迷狂热的尖叫声，和一笔笔不菲的广告费。
人们没有忘记，“飞人”乔丹和他往日的辉煌。
在乔丹1993年带着篮球体坛无人能及的荣誉：两枚奥运会金牌、三枚NBA最有价值运动员的称号第一次退出NBA之前，他的年收入已达3600万美元。1995年夏出，仅广告年收入就激增4000万美元。1996年，乔丹以年薪3000万美元与公牛队续约一年。1998年最后一个赛季，乔丹共获得工资3314万美元。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连续多年蝉联世界体育运动员“首富”的迈克尔·乔丹，包括广告收入在内，其总收入已经接近2亿美元，而且他的财富在退役后还将继续增加，在他有生之年估计会增至于75亿美元。
成为亿万富翁的乔丹，并不只是独善其身，他把体育明星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给NBA篮坛、公牛队、赞助商、广告公司、电视转播业等所带来的财富更是不胜枚举。体育用品公司耐克与乔丹的合作就是体育营销最完美的典范之一。1984年，面临破产危机的耐克公司在关键时刻，冒险以巨额酬金聘请乔丹作为其运动鞋的代言人，并推出富有创意的“空中飞人乔丹鞋”的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耐克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至今，耐克公司单从乔丹系列产品便赢利26亿美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体育用品第一品牌的地位。还有，只要是乔丹参加的比赛，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观众席都场场爆满。乔丹所在的公牛队曾飙升为NBA票房收入最高的俱乐部之一。据统计，借乔丹的个人号召力，公牛队的老板雷斯多夫从1990年起，每年至少赚到1亿美元。似乎凡是与乔丹沾边的群体都受益匪浅，《财富》杂志曾评估过，受乔丹明星效应影响的相关产业就有100亿美元。
姚明，中国的乔丹，他的明星效应一点也不逊色。这个谦虚而略带腼腆的中国大男孩，自2002年以状元身份加盟NBA后，现在已是中国体育界最富有的头号人物。乔丹曾指出：“姚明的担子太沉重了，他是肩负国家和民族的重任来打球的。”但正因如此，姚明具有西方体育明星无法比拟的优势，他的背后是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随着姚明在NBA的逐渐成长，其明星效应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他目前已是众多知名品牌(例如苹果电脑、百事可乐、锐步、麦当劳、中国联通等)的形象代言人。
再说，足球明星贝克汉姆。阿迪达斯为了反击对手耐克，以1亿英镑的天价与贝克汉姆签下广告合同，这是体育史上最大金额的合同。阿迪达斯全球执行官冯·沙尔克说：“他是世界体坛的新形象，贝克汉姆已经从体育明星的形象中走出来，在更大程度上被看作一个大众偶像。”有贝克汉姆这张王牌，使阿迪达斯在市场上取得初步成效。
其实，体育明星们的明星效应所产生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身的收入。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体育明星们被一个庞大群体(例如观众球迷)追棒，同时群体的消费需求也带来了无形、巨大的商业市场。所以，球队老板和赞助商向体育明星挥舞巨额支票的同时，体育明星凭着明星效应也为他们带回了高额、超值的利润。
二、大型赛事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如果体育明星效应只是给体育明星和俱乐部以及赞助商带来财富的话，那么奥运会、世界足球锦标赛、欧洲足球锦标赛、亚运会等大型赛事则大大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众所周知，奥运会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展示竞技水平、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但现在更令人瞩目的是，现代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经济盛会近30年来，奥运会作为经济的载体成为世界经济中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奥运经济给主办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注入活力，对主办国市政建设的完善、就业机会的增加、服务业水平的提高、电子信息业及商业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例如汉城奥运会，从1981年争取主办权到1988年正式举办，一共创造了33．6万人的就业机会，此次奥运会本身赢利4．7亿美元，还带来了相当于70亿美元生产诱发效益和2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诱发效益。韩国凭此举跃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仅电视转播权一项便卖出6．63亿美元。这届奥运会给巴塞罗那带来26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让巴塞罗那由一个中等城市一跃成为欧洲第七大都市，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为亚特兰大和乔治亚州创造了5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门票收入达到4．68亿美元，9亿美元电视转播和6．8亿美元的企业赞助费。2000年悉尼奥运会，门票高达5．51亿美元。另外，从1997年起至2000年的4年里，受举办奥运会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旅游总收入达到42．7亿美元，海外投资达到87亿美元，创造了15万个就业机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5亿美元。
欧洲足球锦标赛刚刚曲终人散，虽然葡萄牙队最后功亏一篑，最终未能夺得金杯，但葡萄牙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仅电视转播费就有5．52亿欧元。葡萄牙在这届欧洲杯中至少获利7．96亿欧元，预计今年葡萄牙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2％，比去年增长了两个百分点。受益最大的是旅游业，今年收入已达到了2．66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1万至4万个就业机会，而长远旅游效益就更可观，初步估计，在2010年前平均增长的旅游年收入将在1．8亿至3．6亿欧元之间。
大型体育赛事形成的产业经济是一种资源相对集中的注意力经济。从筹备赛事到赛事如期举行期间，必须集中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大力兴建各种体育馆以及完善交通、通讯、酒店等服务设施，这必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产业需求和服务需求，从而加快了主办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在希腊雅典主办的28届奥运会备受瞩目。世人的目光汇聚在这里，寻找104年前奥运圣火的源头和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精髓，同时也在寻找体育产业所带来的商机。
展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景非常诱人。这两大盛会将会为我国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并吸引大量外资投资，等等。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将成为一条纽带，把中国体育产业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为我国的经济腾飞装上重型的助推器。
三、体育产业推动经济腾飞
日益发展起来的体育产业，不但对体育运动员、体育事业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起到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同样遵循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的地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第三产业迅猛增长，在国民经济中将处于主导地位。体育产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体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进一步加重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拓展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并在优化产业结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体育产业已占GDP的3％。同时，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加大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从而熨平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增强地区经济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抗干扰能力，调整各个经济部门协调发展。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在日本和西欧经济疲软的状况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重新夺回一些曾经输给日、欧的某些领域，这与包括体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迅速地发展密不可分。美国现在的体育产业已在第三产业中位居第三，年产值超过2500亿美元，远远超过石化等产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个性化、专门化、高级化，这就使体育消费不再只是纯消费。体育产业因此成为一种潜力无限的新产业。体育产业化所蕴藏的无限商机，所带来的高利润，让更多人认识到体育产业与旅游业、影视业和网络业一样，将成为21世纪最有活力、最有前景的朝阳产业。据199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球范围内的体育赞助额达70亿美元，全球体育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4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年6％至10％的速度增长。5年过去了，如果按份统计数据来计算，现在全球整个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应该是非常可观的。难怪一个国际知名经济专家说：“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是体育，其次是电脑。”
[关键词] 竞技体育 青少年 社会化
竞技体育进入学校体育领域，是当代世界体育的一大特点。20世纪以来，学校体育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克服传统体操教材的形式化、集体化和造型化，许多国家提出了人们的身体运动应该是以个人的身体为目标的教育，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体操改革运动。竞技体育正式成为教育的内容，与体操。舞蹈并列为主要体育教材。由于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远远超过体操，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竞技体育也是教育社会成员克服现代社会文明病的侵扰，恢复人类运动能力的重要手段。
一、竞技体育及人的社会化概念的阐述
1.竞技是什么？竞技是具有强烈抗争性质和游戏特点的比赛活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是，竞技与体育是有区别的。人类的竞技意识远远早于体育意识。让我们从其本源来看竞技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自古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儿童都爱玩与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追逐游戏。原始时代的儿童经由游戏学到许多关于如何作一个成年人的事，如跑、跳、投、射箭、骑马、泅水……这些游戏逐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竞技，其规则的日益严密和完善，使之变为成年人也乐于接受的趣味无穷的游戏──运动竞赛。有人把Olimpic Games译“奥林匹克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应以为错。
2.人社会化的含义。社会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而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发展人格和自我，这要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实现。那么什么是人的社会化呢？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全过程无非是在不断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因此，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内化的过程。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个性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因此社会化只是确立个性的过程。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人的社会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角色出现的。因此，人的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角色承担的过程。每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价值，学会顺利扮演这一角色的本领，熟知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
归纳起来，社会化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正是经由这一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
二、竞技体育与社会发展
竞技文化，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古希腊由于商业的发达、对外贸易与对外扩张紧密相联，带来了频繁的战争，促进了航海事业发展，也促进了检阅和炫耀体力的竞技活动的高度发达。
真正含义的近现代竞技体育，发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活动，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
竞技体育，强烈追求明确的一定的功利目的，而且，这些功利目的是公诸于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个人的物质奖励和新闻舆论知名度，因而也会得到广告。就业方面的好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社会效益，也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这种表彰和奖励均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前提，是对运动员教练员辛勤劳动的肯定和报偿。
三、竞技体育促进人的社会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竞技体育对实现人的社会化具有特殊的作用：1.它不仅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生活适应能力，使他们增长社会知识，而且一对他们的思维意识、道德品质、行为规范，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2.它是青少年的主要社交场合之一，对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独立工作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3.它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个人事业成功的社会榜样。广大青少年可以从优秀运动员经过努力拼搏，取得胜利，得到启示和鼓励。
四、竞技体育促进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
1.身体教育、运动教育与生活技术、技能传授。体育运动的基本手段是身体练习，各种身体练习都是人类生活技术、劳动技术、军事技术的提炼和综合，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此人们掌握体育的身体练习，对他们适应社会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甚至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2.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规范教育。竞技体育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强烈的自身参与，激烈的对抗竞争和频繁的人际交往，以及形式多样的群体活动，是这一文化活动的鲜明特征。因此，在这一领域中，必须确立明确而细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如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原则、体育道德、运动员作风、比赛规则、竞赛规程等，并通过裁判、仲裁、公众舆论、大众传播媒介等进行监督和实施。
规范培养是少年儿童进人社会前必不可少的社会化过程。体育规范训练是一种可以经常重复和加以控制的，并不会给社会造成损失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教师、家长或其他人员指导下进行，也可以由少年儿童自己内化完成。因此，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对社会法规和伦理道德学习的模拟过程。
3.体育运动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体育运动是许多儿童少年和青年追求的生活目标。不少人把能够进人运动员行列作为一个中短期的生活目标。对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应该珍惜的权利。社会要尊重他们的这一权利，也有义务在他们结束运动生涯时及时引导他们选择新的生活目标。
4.体育运动与社会角色习得。每一个社会角色，都代表着有关的行为期望与规范。担当了某种社会角色，就要表现这个角色的特征。可以说，一个人要符合社会的要求，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必须学习适当的社会角色。而体育运动场合，恰好能为人们学习社会角色提供优越的环境与适宜的条件。
五、结束语
体育这种文化对社会所具有的第一个重要功能便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体育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生活所需求的行为能力、行为方式与规范等，而且还可以使人们学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规则。特别对青少年来说，体育还可以使他们学习到互相尊重，养成良好的社会态度，发展自主性和对道德问题的判断力，促进他们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体育社会化，不仅能提高人们对身体、生命、环境和体育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在内化竞争的意义、规范、道德等过程中，认识到社会上的各种竞争活动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浩波．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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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元镇．希望在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J]．体育文化导刊，2003，（10）：17-18．
关键词：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S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432―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理论包罗万象的学科体系结构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人感叹体育理论面临着危机；有人抨击体育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具有特色的内容：有人怀疑体育理论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的体育理论确实到了一个该深刻反省的时刻。
在我们大谈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奥运争先计划的同时。似乎少有人意识到“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大抓特抓竞技体育?竞技体育的价值何在?一个体育工作者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认识不清，那么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就好似空中楼阁，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尽管价值问题是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基础而重要的课题，但目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于在消除外界对体育的偏见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
竞技体育有何价值?为国争光，增强体质。仅此而已吗?如果是，那么现阶段的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荣耀更以经济实力为第一象征，经济搞好了，竞技体育是否就可以淡化了?好像不全是，美国经济世界第一，但是它的竞技体育同样也世界领先；如果说竞技可以增强体质，那么为什么又与那么多的伤病纠缠不休?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竞技体育必定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
1 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
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余暇时间的增加，竞技运动以其特有的魅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社会成员的喜爱。组织、参与和观赏竞技体育已经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体育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基点是以“社会需要”为本位，尤其是引进前苏联体育思想后，即确定了竞技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地位。新中国成立，面对异常险峻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增强国家实力，理所当然地将体育同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竞技体育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具有直接显示胜负、得失、输赢等专门的两极属性，而这些内容也常常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相互较量的结果标志。所以，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每一个突破和每一个胜利，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将之视为展示民族、社会制度优越的表征。这种举国体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竞技体育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较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竞技体育突飞猛进更为世人所公认，并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国家凝聚力之所在。但是，这一价值取向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服务主要局限在为政治服务，忽视了为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是忽视了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
1.1竞技体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竞技体育的发展必然改变人类的消费结构，促进与运动训练、体育比赛有关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竞技体育在竞技增长中的作用，主要通过自身满足享受欲望、刺激消费而形成一种现代新兴产业来体现，如果美国NBA、足球世界杯、奥运会等经营所得的巨大收益。这种产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通过竞赛表演、电视转播、广告赞助等形式来体现。在发达国家，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体育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63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国民经济中的第22位支柱性产业，而竞技体育产业所产生的产值占其中的绝大部分。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由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召开，使巴塞罗那城市发展整整推进了10～25年。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竞技体育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社会支撑力度有限，竞技产业的经济效益还微不足道，在国民经济中还远未到达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阳产业，它具有无比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1.2竞技体育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和精神生活 随着竞技运动发展成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旨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它以今日高度自动化社会中鲜有的健与力，在感官上给人们以生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激励人们不断进取；以公正原则教育人们在生活中规范自己行为；以团队合作张扬人们的集体主义：以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人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全世界周期性的同场竞技，昭示五洲四海之内，皆为同气连根的兄弟姐妹。正是着眼于教育、文化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奥林匹克主义才将竞技运动的精神价值概括为“生活的哲学”。
1.3竞技体育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既包括以科学技术为主的智力方面的理性因素，又包括诸如勤劳、刻苦、忍耐、勇敢、冒险等意志自律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在特定条件下讲，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的素质的一种要素，在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起着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竞技体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理性素质确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远不如教育)，但对于提高或激发全民族的激昂、勇敢、冒险、吃苦、耐劳等非理性素质则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竞技体育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类主体意志的愿望，其中竞争、征服、一往无前是其重要特征，而这种特征所衍生出的某种文化内容，对于处在激烈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讲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竞争必将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历史时期全民族的精神要素和行为方式，为此将我国迅猛发展起来的竞技体育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属性积极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或文化熏陶内容，对于发展民族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超越竞技体育本来意义的更大的社会价值。但是，我国目前的竞技运动及其对竞技运动的研究，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运动成绩，仍然没有在理论上考虑如何将竞技体育表现出的各种属性向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方式方面加以推广和渗透，从而上升为民族的现代素质。
2 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
关注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并非创新之说，30年代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其价值取向就建立在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人格发展方面，强调体育要适应人的生理和心理本
性，从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出发。今天重新关注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不是30年代实用主义体育的简单回归，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的个人价值取向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1982年胡晓风论证了竞技体育发展离不开人和社会的需要，认为竞技体育应该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其中包括个人的才能和个性的发展。而后的体育文化研究、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的研究，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这是因为在“在竞技体育中，人本身就是目的，是自己行动的主人，人意识到自己血肉之躯的所有感觉、体会到了自己的力量、情感、意志和主体意识，从而找回了自我。”可见，竞技体育决非仅仅是简单地强化人的体质和体能，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平衡的发展，无疑是其更本质、更深刻的目标所在。
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代表着个体内在本质力量丰富性的充分实现和展示，它至少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认识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自然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素质，得到充分的发展，产生创造性的表现，从而不断挑战与超越极限，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所谓自我实现，就是生命个体通过全身心的努力，使自身的能力体现于某一活动过程及活动结果之中。在竞技体育追求中，主体生命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又一个极限的挑战与超越，“更高、更快、更强”这句奥林匹克名言，充分表达了不断超越的追求。2)是满足情感舒泄与升华的需求。人人都有情感舒泄的需要。竞技运动不仅使人的情感积累得以舒泄，而且又使情感的内涵和性质得到升华。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优势兴奋中心是一种展示自身的体验，其他各种时时困扰人的思绪、观念、意愿等都会悄然退去，进而激发起精神上的振奋、昂扬之情，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因而，这种情感价值是慰籍人们疲劳的心灵、培养自由的品格，且又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未来的。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摘 要 构建和谐背景下体育价值取向是当前大众体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它不仅能够引导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还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能够促进个体体育健康科学的发展。本研究以和谐为背景，以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和谐发展为出发点，探讨体育价值取向发展。
关键词 体育价值取向 和谐视阈
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了我国现代文明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其更深层次的表现为人们整体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构建和谐社会条件下的体育价值取向是当前体育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对社会个体体育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还能引导整个社会体育的发展[1]。价值观作为思想的灵魂，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各种价值观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体育作为一种古老文化，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从原始的竞技比赛到现在的健康生活方式，体育态度已经成为当今流行的价值观念，当前社会追求的和谐，是全社会各个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大众体育价值取向不仅能引导整个社会体育的发展，而且也对社会健康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体育价值取向是主体在体育实践过程中根据自身的体育需求进行选择时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是人们对体育物质和体育精神的追求意向。健康的体育价值取向可以引导大众体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确立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引导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健康的体育价值取向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建立坚持身心统一，个体与社会兼顾的发展局面；健康的体育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体育资源的科学分配，引导社会对体育基础设施、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资源调控，同时，还可以引导体育产业在社会监督下健康发展，规范体育市场秩序，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
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竞技体育对于国家来说，具有振奋民族精神、体现国家实力和凝聚民族团结力的作用，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因素；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自身能力和个性的外现，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方式；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竞技体育的激烈、拼搏、优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竞技体育的成功可以促进国民体育意识、国民体质、体育产业等各方面的发展，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是体育发展方向的导引，是我国学与训的协调发展、优势项目与非优势项目的协调发展、专业与业余训练的协调发展、竞技体育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协调发展，竞技体育价值取向从长远来看是一种战略体育价值目标，是彰显我国在国际体育地位的基础。
二、大众体育价值取向
大众体育是整个社会体育的基础，大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是社会体育事业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大众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体育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现代化社会推进的动力。在当前我国群众体育基础相对薄弱，体育资源分配还尚未合理，体育价值取向就显得格外重要，直接引导人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观景，促使大众体育需求不断增加，丰富现代人的生活内容，加快现代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体育的社会覆盖面，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体育价值取向更是引导大众形成终身体育意识，将终身体育锻炼形成现代生活方式主流。
学校体育价值取向
和谐背景下学校体育如何发展，当前我国学生普遍存在体质偏弱的现象，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价值取向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学校体育本着“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健康第一”、“终身体育”、“体闲娱乐体育”、“快乐体育”之理念精髓,丰富和发扬学校体育的人文精神。学校体育应以学生为主体进行体育价值取向培养，改变学生的体育认知结构，形成体育价值观和终身体育思想，使学校的体育驾驭更好的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竞技体育能够带动和鼓舞人们激情投身于体育活动，促进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普及发展又有利于社会整体运动水平的提高，从而源源不断的为竞技体育输送优秀的后备力量，为竞技体育向更高水平发展打下基础。这个良性循环的实现依靠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作为体育领域最高层次的水平，由于其强大的政治功能一直都备受政府重视，长期受到特殊“关照”而优先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更是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大国的实力。但是，在这种举国体制中，却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个别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个人素质偏低，大众体育资源匮乏，学生体质日益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出现了我国是否为体育强国的辩论，竞技体育的过度增长而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发育不足的局面。要想我国体育和谐发展，就必须遵循三者协调发展的原则，因为这三者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张志坚.和谐社会条件下体育价值取向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7:1-2.
[2] 李如松,刘国富,胡森林.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0.18(9):14-16.
【关键词】体育竞赛 内在价值 教育功能
一、教育价值
体育具有教育功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传播体育文化为目的的教育过程。所以作为体现体育重要特征的体育竞赛也同样具有其教育功能。体育竞赛是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比较强的教育活动，与其他形式的教育手段相比，体育竞赛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
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德。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可充分利用体育竞赛这一特殊手段。学生体育一般以集体参与的形式出现，即使以个人名义参赛也往往代表某一学生群体。因为个人的行为代表集体荣誉，而集体的胜利又是全体参赛人员和其他参与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参赛学生相互协作、奋力拼搏，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及群体意识，有助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如篮、排、足球的比赛及体育游戏中的拔河、接力等，依靠的就是集体智慧、团结协作；广播操等全员参与的项目比赛具有加强学生的纪律性和协作性的作用。体育竞赛是在一定的规章约束下进行的有组织活动，每一项目均有其规则。竞赛活动是在裁判员的监督评判、教练员的临场指挥以及观众的注视下进行的，这就有助于培养学生恪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的良好品德。通过体育竞赛能起到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道德教育，促使他们自我约束、自我控制、遵守社会公德、注重文明修养。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体育比赛竞争激烈、对抗性强，不仅需要运动员有良好的身体运动能力和技战术水平，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品质。首先学校的体育竞赛活动可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勇往直前的精神、自我调节的能力。其次在赛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机动灵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而坚韧顽强的毅力恰又是学生适应快节奏、高强度、竞争性强的现代社会环境的心理基础。体育竞赛可教育学生养成正确的胜负观，做到在胜利面前不骄傲、失败面前不气馁。保持自信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动力，而挫折教育则是对大多数学生的磨炼。譬如球类比赛可以培养学生坚决、果断、坚韧等意志品质；耐久跑运动则能培养坚韧、顽强、勇于克服困难争取成功的意志。
传播体育文化。体育是人类进步史中最为古老的文化之一，体育竞赛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传递文化，负有传递现代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体育文化使命。各种体育竞赛项目的来源、发展过程、技战术、锻炼方法、比赛规则等，是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掌握提高技术技能的方式方法，丰富学生知识体系，传承体育精神，提高体育意识，丰富体育情感。
二、健身价值
由于体育比赛的竞争性、对抗性、激烈性，对人体生理的刺激程度较一般的体育活动要大，参加者在竞赛中要承受较大的运动负荷，所以参加体育比赛可以全面充分地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培养正确的身体姿势。更重要的是，竞赛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内容和手段，能够刺激和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比赛的动机，动员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到体育锻炼中来，达到学会锻炼身体和全方面发展身体素质的目的。
三、娱乐价值
学生的课余体育比赛具有非常多的游戏娱乐成分。锻炼和娱乐是体育竞赛的内在基础，在人的身心成长过程中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比赛，使紧张的学习得到调节，从而缓释脑力劳动的精神紧张和劳累。
四、竞争价值
运动竞赛最鲜明的特征是竞争性。比赛各方充分挖掘智力、体力，以动员个体或群体的体能、技能等各种竞技能力去战胜对方。内容丰富的体育竞赛活动，可以树立学生的现代竞争意识，使他们积极向上、勇于探索、不断进取，挑战自我、敢于争先。体育竞赛对于鼓励学生树立竞争意识，适应社会的转型与变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创新价值
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培养创造型人才方面，肩负特殊的使命。体育竞赛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型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例如，运动员根据场上对手和己方队员的不同情况，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要考虑采取何种合理的技战术，如何以己方之长克对手之短，如何调节比赛节奏，并且在短时间扭转趋势。赛场上的这种千变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型的思维能力，灵活应变，充分发挥技战术水平获取比赛胜利，并可将此种精神迁移到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去，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取得立足之地。
六、终身锻炼价值
终身体育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终身参与体育运动的能力和习惯的教育，也是培养与发展相结合的教育。体育比赛紧张激烈，生理负荷和心理负荷比平时体育活动要大，这样会使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获得愉悦、满足。同时，他们在比赛中运用体育知识、技术技能、与同学协同作战的感受、比赛结果的情绪体验等，都将吸引他们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逐步培养、发展对体育的爱好，奠定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则珊. 学校体育理论与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评价标准；体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2-0013-05
2008年9月，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所谓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主要是国家在体育领域发展数量与质量方面与世界各国的比较而得出的。体育大国主要是指国家的体育发展数量和规模宏大，在国际上居于重要的地位，而体育强国则是国家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超群，总体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如今，在竞技体育领域中我国现行的奥运争光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应该说科学制定2010年后的奥运争光计划是迈向竞技体育强国的开篇，这正是我们实现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科学合理的对体育价值定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为此本研究以体育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为视角对我国体育发展的历程进行简要回顾，以期为实现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1 关于对体育强国的认识与评价标准问题
1.1体育强国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体育强国概念的提出是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相契合的，对于体育强国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如按年限和历史事件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准备阶段；第二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取得的初步成功促发了体育强国概念的提出；第三竞技体育成绩的不断突破使我国迈向体育大国的序列并奠定了坚实的体育大国基础；第四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表1)。
1.2对体育强国概念的认识关于体育强国概念的正式表述最早是在《体育理论》(1985)一书中出现的，书中对于“体育强国”的表述是：“所谓体育强国，是指在世界重大综合性比赛的运动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国家”。通过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衡量体育强国的标准主要是竞技水平。随着我国对体育强国涵义认识的逐步深入，对体育强国概念的认识也开始逐渐转向多元化。汲智勇研究认为“我国对于体育强国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维型的理解向多维化认识的转变”。我国体育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进一步证明，对体育强国的认识经历了从以竞技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大战略并行，最后到群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多维合成的发展阶段。对体育强国认识的演进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对体育强国的理解，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不仅仅是对我国体育发展史的纵向比较更是国际间的横向比较。在与国际公认的体育强国的比较中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体育强国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如黄莉博士研究认为：体育强国的概念主要指向程度高、质量优、实力强是与质量有关的概念。熊晓正教授研究认为体育强国的建设应涵盖四个方面：第一在国际大赛中成绩要名列前茅；第二在国际体育市场要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三在国际大赛和国际体坛中要有组织承担能力；第四在国际体坛和体育组织中要有很强的话语权。徐本力教授认为体育强国不仅包括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还包括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方面。肖焕禹教授认为体育强国应包括国民体质、大众体育普及、竞技体育发展、体育科研水平、体育文化、体育服务和体育产业等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10年9月27日接受中央主流媒体采访时谈到体育强国应该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法制、体育科研、体育教育等领域，并且这些领域都要达到相当的水准，要在国际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还要推动世界体育的发展这样才能称之为体育强国。综上所述，专家学者们对于体育强国认识的共同观点是：体育强国是一个多维的综合体，其内涵应该涉及到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教等领域，并且在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教等领域中呈现出强劲的综台实力，是整体发展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
1.3体育强国的评价标准纵观世界体坛称得上体育大国的国家数量很多，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而在世界上称得上体育强国的国家相对较少，世界上公认的体育强国只有美国，其他国家体育强国的称谓就众说纷纭了。怎样对体育强国做出准确客观的衡量目前国际上还缺乏统一的标准。2008年12月25日全球知名的体育咨询公司汉威士了《2008体育强国排行榜》美国以195枚金牌连续四年居于首位，中国以155枚金牌的成绩连续两年排在第二位，这个公司统计的依据是以一个国家前一年11月15日到本年11月15日间的所有国际性单项及综合型赛事的结果为基础进行统计和无差别综合排序。这个统计主要是基于竞技体育方面的评价，笔者在上文中提到体育强国是集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教等领域的多维综合体的总称。如果我们从这个综合体的角度来考虑我们距离体育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2009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了主题为“中国体育：体育强国的辨析与建设”的研讨会。研讨会上传递两个结论：第一认为我国距离体育强国尚有差距；第二就是对于什么是体育强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上述两个资料我们得出这样几个信息：1)对体育强国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方面国际国内不统一；2)体育强国是竞技体育层面上的还是包括群众体育的综合指标评价。笔者认为建立统一的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标准是我们迈向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了目标和努力的方向，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体育评价标准。我国的体育学术界于2009年8月建立了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目前体育学术界已经开始围绕着标准化问题进行研究。雷厉，蔡有志等研究认为体育标准化的建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1)是体育标准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今后的体育工作指明方向；2)将是体育事业走向更加科学更加法制和规范的道路，有利于对体育事业的管理和调配；3)标准化的建立是体育事业为了实现本系统的目标而必须建立的科学有机体；4)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路；5)是我国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重要理论前提。大国与强国，虽一字之差，却有本质的不同。大，主要是数量多，规模大，而强，主要是指质量高，实力雄厚。我国是体育大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人均资源分配和资源分布密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由此可见我国还不能称之为体育强国。体育强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得出的。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的、定量化的评价体系。它应该是对一个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总实力的综合定性化评价。因此，尽早建立体育强国的评价标准，努力提高我国体育综合实力是实现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
2 体育价值的定位问题
2.1重视体育社会价值促使竞技体育成绩斐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自1951年开始一些项目的国家队先后成立，1952年在同志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全国体育运动迅速开展，同年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1953－1958年期间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专业运动队，同时全国各业余体校犹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成立，1952－1954年全国先后成立了6所体育学院和11所体育学校，1956年后我国体育管理机制基本形成。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共有10659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男运动员6988名，女运动员3670名。到1972年全国共有业余体校在校学生121732人，这个数据到1976年上升到了305516人。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按照统一思想，组织一套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形成了基层中小学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体校、专业运动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络，后备人才纵向流动呈现“金字塔”结构，形成了从地方业余训练队、省体工队到国家队的三级训练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为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02年12月，我国运动员共获得1608个世界冠军，其中1998年以来的13年中就有1254个，占总数的77.9％；超世界纪录数为1087次，其中近13年为705次，占总数的64.8％。在奥运会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截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为止，我国参加了5届夏季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15枚金牌；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5枚金牌；1992年巴塞罗那获得16枚金牌，居第二集团之首；1996年亚特兰大获得金牌数与巴塞罗那持平，排名第四；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28枚金牌，排名跃居第三位，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我国体育健儿在五届奥运会上共获得80枚金牌，223枚奖牌，其中1989年之后的三届奥运会获得了60枚金牌，163枚奖牌。在2000－2008年的3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共取得金牌101枚，其中男运动员取得48枚，女运动员取得63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田径、足篮排等高含金项目表现低迷，是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辉煌成绩下的一个不小缺陷。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的奖牌分布在20个大项26个分项的81个单项中，金牌项目主要分布在15个太项的17个分项之中。应该说这是我国以优势项目为主导的竞技体育的全面进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田径、游泳、篮球等项目上我国与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美国来比较还显露出了明显的差距(表2)。
差距的背后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的优势项目在美国国内有着较好的普及程度，美国的优势体育项目在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中均得到较好的开展和普及，而我们的优势项目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中并未得到较好的开展和普及，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存在差距。奥运会是竞技体育的主要标志但是奥运会并不是竞技体育的全部，奥运强国与竞技体育强国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奥运强国向竞技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的差距。因此在竞技体育方面加快提升我国在“高含金项目”特别是“119工程”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的优势实力，对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是极其重要的。竞技体育的开展是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分不开的。竞技体育的发展经历了艰辛曲折的历程，中国体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从历史上让人耻笑的“东亚病夫”跃升到今天的奥运会奖牌前列，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分不开的，也是与我国的体育政策分不开的。正如主席在2009年十一运会前夕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60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时所讲到的“国运盛、则体育兴”。祖国的繁荣富强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也在祖国繁荣与发展中发挥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从五十年代的乒乓外交，到七八十年代的女排五连冠，再到北京奥运会的优异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把体育的社会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某运动队所讲的“球打好了，对我们民族有精神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我们经济好转了人家不一定知道，我们球打好了，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了”。由此可见重视体育的社会价值确实给我们的竞技体育和竞技体育影响力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但是我们再反观群众体育却表现明显滞后。
2.2忽视体育的自我价值导致群众体育发展滞后
2.2.1体育人口比例有待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据1998年《中国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显示，我国有4.2亿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31.4％，在4.2亿体育人口中也不乏体育锻炼方法不科学无法起到锻炼效果的人群，这一事实可以从我国目前的体育社会指导员现状中得出。我国的13亿人口中所有的体育工作者约为12万人，而在德国的体育工作者有8000万，在德国大约每40人就有一名体育辅导员，比较而言我国要想实现这一比例需要的时间约半个世纪之久。1996－2004年我国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体育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体育人口成稳步上升趋势，依次为1996年为31.4％，2000年为33.9％，2004年为37.1％(图1)。
从表中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国的体育人口数量在逐年上升，但是如果跟发达国家来比较还是存在差距，2004年美国学者罗南尔多，伍兹公布的美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为48％。由此可见我国的体育人口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人口的锻炼质量并不高，目前多数锻炼者还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作为群众体育的指导者与组织者的体育指导员队伍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2.2群众的锻炼需求与群众体育设施的供给矛盾突出为了搞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从1995年起国家体育总局每年都要举办“全民健身周”活动，据统计每年参加这项活动的群众达3亿人次。2004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利用体育公益金在全国城市和农村新建全民健身工程5627个，匹配全民健身路径23319条，乒乓球台5920个，篮球架13790
副，体质测试器材2820套，在“老少边穷”地区和革命老区的141个县建立了小型的体育活动场馆，还建设了59个全民健身示范中心，建成1899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997年一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与各地投资共建全民健身工程13919个，总投资达22.7亿元。截止至2006年底我国共有各种类型的体育场地850080个，这其中标准场地占64.4％，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03m2。但是，在小康社会建设历程中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锻炼需求，我国的群众体育软硬件水平仍然无法满足需要。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体育场地不仅人均面积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较差，到2003年末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面积仅有1.7亿m2，只完成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的暂行规定》下限的32.4％，据下限标准还差2／3以上。我国平均每十万人拥有体育场馆数量为50.82个，德国是240个，日本是260个，瑞士是220个，芬兰是457个，韩国是100个。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在群众体育锻炼设施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2.2.3学校体育中学生体质逐年下降的问题不容忽视2002年发表的我国青少年体质调查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的耐力指标和胸围指标连续15年呈下降状态，2004年监测结果显示超重及肥胖率继续上升，其中10～12岁城市男生肥胖率达15.97％，与2002年比我国学生在继续超重及肥胖的同时，爆发力、力量等素质也在下降，除反映速度素质的50米跑成绩略有提高外，其余各项素质均呈下降趋势。反映下肢爆发力的立定跳远、反映腰腹肌力量的仰卧起坐以及肺功能的肺活量这三项指标的监测结果与2002年比，除个别组别略有上升，绝大多数组别继续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2005年进行的中日青少年体质比较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青少年中除女子身高略高于日本，50m、握办、体重、身高等指标均低于日本。北京大学组织调查并撰写的《中国报告(2009)》揭示，北京孩子每天学习时间约为14.4h，上海孩子每天学习时间约为13.2h，广东孩子每天学习时间约为11.9h。课后学习时间北京孩子为每天4.2h，上海孩子每天学习时间约为3.6h，广东孩子每天学习时间约为2.9h。这种做法造成我国青少年体质近20年持续下降。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至今，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状况越演越烈，
“健康第一”被“升学率第一”所取代。当然学生体质的下降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笔者认为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忽略了体育的自身价值，多年来我们一直把精力放在关注竞技体育的发展上，对于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事业虽然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是我国的青少年体质与体育强国的建设出现了较大的反差，从总体上看要想实现向体育强国迈进，解决青少年体质问题已刻不容缓。
2.3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的辩证统一是迈向体育强国过程中关于体育价值的准确定位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表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2]。社会价值是指个人及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自我实践活动发现、创造社会或他人物质、精神发展的规律及内在矛盾的贡献。自我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社会和他人对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关系。包括人的尊严和保证人尊严的物质精神条件。鲍明晓教授曾指出，体育价值一般说来说是指体育对人和社会所具有的客观效用。田标等研究认为：体育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存在物，具有二重价值，即体育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体育的自我价值是满足主体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体育的社会价值是满足主体作为社会人存在意义的需要。
由此可见，体育的价值是指体育对人和社会所具有的直接的客观效用，体育的自身价值主要是指通过身体活动对人体机能进行再创造，从而改善人类的自身。体育的社会价值是指通过身体活动给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带来利益的行为。体育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促进社会发展与完善作用的统―体，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体育的价值体系。建国之初就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号召在一定层面上道出了体育价值的真义，没有人民体质的增强，谈不到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体育的价值是其强身健体的功能和促进社会发展与完善作用的统一。笔者认为体育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也在实践着体育价值的所在。全社会的体育价值目标就是为了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多年来我们过于追求体育的社会价值，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竞技体育上面，原因是竞技体育是实现体育社会价值的捷径。如今中国作为有影响的大国，我们有许多可以向世界展示的成就而不单是依靠竞技体育成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们的竞技体育资源主要从学校中来，经过逐级的选拔建立起国家队，他们的就业又往往内部结决，这样便形成了内部循环。这样的结果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联系基本断裂，再加上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侧重于体育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体育的自身价值最终导致我国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严重失衡。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是体育政策法规的基础，体育政策的制定与有效实施是管理者对体育价值客观认识的外在表现。回顾过去我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体育的自我价值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主要体现在满足人们身体锻炼和体育教育的需要，着重体现在增强体质方面。体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1)激励人类自我奋斗的精神；2)满足社会生活的观赏需要；3)促进社会大众的体育参与；4)显示国家和社会团体的综合实力；5)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6)排解社会成员的不良心绪等方面。过去我们在体育价值的认识与政策的制定上面的突出特点是重视竞技体育，忽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进而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失衡，这也是在政策层面上重视体育的社会价值忽视体育的自身价值的结果。
社会责任（SocialResponsibility）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其本质是为社会服务，而这一行为则是来自人们“自我”“超我”和“本我”的“内在”动力的行为表现。从广义角度而言，运动员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义务和职责，也包括伦理道德范畴的义务。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是对其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行为要求，不仅要求遵守基本法律法规，同时还要体现出对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回应，主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四个方面，深层次地反映了运动员对社会期望的实现［1］，以及竞技体育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荣誉伴随权利、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经济方面，体育明星在获得国家和各级政府优厚的奖金资助，甚至还有可观的广告代言收入之后，应该在时刻铭记国家利益至上的基础上求真务实、积极进取，运用自身的社会效应和明星价值带动或创造经济价值，回报利益相关者［4］；在政治方面，作为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创造者和代言人，体育明星肩负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多的是展示了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中华民族，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在取得巨大成就后曾说：“祖国母亲的乳汁养育了我，祖国母亲给了我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使我能像黄河一样与命运抗争。”在文化方面，体育明星应对运动技战术进行钻研和创新，使精英体育不断深入人心，同时还应努力发展和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和分享；在道德方面，体育明星作为竞技体育文化的载体，应树立起健康良好的公众形象，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或相关组织发起和倡导的社会团体活动，自觉关注并参与到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4］，姚明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2007年联合NBA球星来我国举办了第一次体育界的慈善拍卖会；在汶川大地震后，除捐款外，姚明还积极带动美国民众对灾区进行支持和帮助，并持续关注重建工作。因此，本文将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界定为体育人文精神类属，即现役或退役运动员在依法享受自身权利及荣誉的同时，充分履行其作为一名体育人对国家、社会、人民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义务和使命，为祖国和民族体育事业的振兴而奋斗终生。
2体育明星的灵魂与载体：精神文化是灵魂，竞技技术是载体
被称为竞技体育赛事最高殿堂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竞技运动员证明自身实力、赢得尊重、收获荣誉的最佳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其已俨然成为锻造体育明星的“梦之坊”。在奥运比赛中创造佳绩是所有竞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极奋斗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活动，是因为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理念、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赛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传播和弘扬［5］。作为当今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标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刻意打造体育明星或者谋取商业利益，而是在于通过体育运动与精神文化相结合，使人类精神得到升华，同时向世界呈现和宣扬运动员自我超越的精神，以期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6］。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作了哲学诠释，他认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7］总书记在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号召时，也着重强调了精神层面，即运动员的思想和人格。因此，竞技体育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竞技技术这一载体，培养和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顽强拼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运动员，从而不断向世界传播和弘扬代表人类潜意识的精神与理念，诠释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体育明星载体的竞技技术，只有在诸如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人文精神中才能体现出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才能构建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超越的世界，才能表现出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传达世界人民热爱和平与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8］。而作为体育明星灵魂的精神文化，则反映的是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道德和责任。它的迷失是对人文精神的剥离，并使竞技技术变为一具丧失灵魂的躯壳。
3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迷失：过度追逐
竞技能力的优化，忽略了自身精神文化主体性的构建竞技能力无疑是度量运动竞赛水平的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筛选和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核心。6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各专项运动技术在不断完善、发展与创新，竞赛成绩更是突飞猛进。从最初的射击、乒乓球、举重、长跑，直至目前的110米栏，我国越来越多的竞技项目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为竞技体育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高峰，更加预示着中国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在对优秀运动员直至体育明星的竞技技术能力优化方面成功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然而，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背景下迅猛发展的光环，却一再被媒体频频曝光的知名运动员严重违背社会责任的众多事件所掩盖，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有损体育明星的公众形象，降低社会期望值，而且不利于在以体育为载体、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对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扬与传播，极大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人文奥运”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以上事件预示着相当一部分体育明星人文精神的丧失，映射出社会责任正陷入文化迷失的深渊。体育明星的属性不仅包括运动成绩、竞技技术等具有较强物态表现性和穿透力的外部表征，还包括决定社会行为的思想、意识、心灵、心理等不具有表象化特点的深层次内容，这些归属精神性及潜意识性的范畴，其穿透力较弱，必须在较长时间通过更为复杂的介质才能体现出它的内核与本质，需要借助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不断学习、思维方式的传授以及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长期引导才能最终形成。因此，与竞技技术的锻造历程一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精神思想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而是有赖于长期、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是精神的存在，是自我实现的主体。职业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应建立在崇高的人文精神境界基础之上，单一的竞技技术能力发展与优化并不能有效替代精神文化的积累与提升。在体育竞赛中只有通过受意志支配的肉体活动，才得以追求超越个体自身的客观精神，使心灵与灵魂得以滋养和生息，实现精神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因此，身体运动不只是身体的运动与恢复，同时还是精神的活动与升华；竞技体育也不只是体育的竞技与挑战，同时还是生命力的演绎与超越，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肩负了民族使命，承载了社会责任，才使运动员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才使竞技技术的价值得以显现，才使奥林匹克的理念得以传承。以竞技技术能力作为自身体育事业发展的唯一标准，不仅民族传统、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会落入脆弱、空虚和苍白的境地，甚至由人类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社会责任等也将彻底被湮没，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异化、枯萎和坍塌。
4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救赎
无论是参加竞技体育比赛还是履行国家所赋予的公务员职责，作为名利双收、功成名就的体育明星，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创新、发展、传播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胸怀国家、关爱他人、回报社会，即通过“人为”达到“为人”［4］。也只有这样，体育明星自身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操才能得以升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才能不断得到认可和褒扬。不难看出，纯粹的身体运动根本无法彻底冲破心理异化的藩篱，反而会折射出体育精神文化道德底蕴的极度空虚。因此，只有通过对社会责任文化内涵的充分挖掘及其在内心深处的构建，才能从本质上真正引领主体责任心的自我救赎。
4．1融入一种人文关怀
人文，人之道也，人理之伦序［9］。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0］，这透露出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对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视。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怀着人文情感去关注个体生命的尊严、意义与价值，力图通过对人的精神信念、道德人格的培养，来达到对人性的关爱、理解和尊重，突出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是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充分体现［11－12］。奥林匹克运动的渊源便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思考，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反观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界所出现的一系列与人文精神相违背的事件，不得不说是运动员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的异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没落与凋亡。传统的生物体育观，仅把注意力局限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性效果上，而体育人文观则是要通过主体间的精神沟通，不断向身体实践中注入蕴含无限感染力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格美，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育化高尚的心灵气息。只有在身体运动中倾注人文关怀，形成自觉的体育文化培养范式，才能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彻底打破现实社会对精神的俘虏与禁锢；也只有这样才足以唤醒主体潜在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在对“人为”到“为人”的认识中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通。
4．2建立一种民族信仰
信仰，源自某种超乎一般观念或理想的信念，是对指向未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信奉、仰望、持守和追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超现实性，是内在精神的方向，对人生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功能。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信仰，孕育着本民族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解、选择、向往等主体性倾向，构建了“民之为族”的社会本性，形成了追求某一终极价值目标和人类精神生命最终依托的共同意识。中华民族的信仰历经千年，在社会责任、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凝聚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质，并不断融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力量，引导、规范和推动着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3］。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出于古希腊人对神祗的崇拜和，才得以具备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耕耘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心灵与灵魂［14］。因此可以说，信仰决定了体育，民族信仰则决定了民族体育精神文化的取向［15］。然而，目前竞技体育界大量涌现的为追逐个人利益而与民族信仰相违背的事件，预示着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科技信息时代所衍生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使科学价值逐渐脱离了信仰的高度；商品经济时代所盛行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正在不断侵蚀和腐化人类的精神世界，使残存的信仰变得那么的脆弱与空虚［16］。因此，在身体运动中融入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坚定信念、执着忠诚和崇高追求，才能在个体心理层面塑造和铸就民族应有的意志品质，释放内心之爱，从而表现出民族作为理想人格和情感依托对个体心理以及情感的超越与升华。也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社会机器对信仰冰冷的蚕食，实现社会责任的回归；才能避免空虚、虚幻的自由，将人类带入真实的心灵自由之境。
4．3注入一种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即为了维护他人、集体或国家利益而自觉地让渡、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一种牺牲精神，是个人对社会勇于承担义务的崇高道德体现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实现方式［17］。无论是古代的屈原、岳飞、文天祥，还是现代的孔繁森、许海峰、胡祖荣等，中华民族的这种奉献精神亘古至今、绵延不绝。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竞技体育这样一种身体活动同样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奉献精神———体育道德的崇高境界。运动员在竞赛场上顽强拼搏，为了最后的胜利，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汗、流血，不惜牺牲肉体生命的健康以及时空上的自由与幸福，为集体和国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18］，这无疑是个体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是人之为人的伟大品格的绝佳展现。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催生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欲望的极度膨胀，部分体育明星在功成名就之后拜倒在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脚下，丧失了精神生命的健康，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社会形象和中华体育的奉献精神。因此，随着现阶段竞技体育产业商业化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打造无私奉献精神这一净化人类灵魂的过滤器已刻不容缓。只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情感境界，才能加深和提高个体对价值取向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促进体育道德水平的提升；只有通过对奉献精神的注入，才能确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自主、自由地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也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唤回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彻底觉醒，理性自觉地显现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体现其对赖以生存共同体的责任与关爱。
5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