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二胎政策 女性就业歧视 社会调查 企业HR管理
一、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中国计划生育新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此消息一经，瞬时传遍大江南北，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政策将深深地影响很多家庭的生活，许多家庭会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实，喜忧交加，喜在成员增加，忧在女性就业问题。
研究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既是对前人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研究的补充与细化，同时对于制定更合理的宏观人口政策和促进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浅谈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成因及现状；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法和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二胎政策影响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对重庆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浅析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成因及现状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将男女平等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然而诸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表明男女在降生时就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男性是一家之主，拥有者决定权，支配权，将来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与之不同的是女性是贤内助，以家庭为重心，辅助并听从于丈夫，之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诠释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尽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我国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些力求减弱女性在就业中面对的困境，例如：进行专门的立法，落实《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女性就业权实施法律的保护。但是这敌不过传统观念在人类意识的根深蒂固。
除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企业为了增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力不得将“成本――效益”作为一切措施的指挥棒，女性由于特殊生理期，生育及对家庭责任的重大对于企业来说付出的成本高于男性，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女性除了从事市场经济生产外也承担着一个家庭大多的事务，会因此而精力分散，很难达到对工作的精益求精。
在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之前，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仍相当突出：1995年城镇单位就业女性占总数的38.5%，2000年下降为38.0%，2010年下降到37.3%，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35.8%，表明女性获得较好就业资源的机会不断减少，促进男女在就业中的平等仍是当务之急。
三、技术路线与方法
（一）定性资料分析法（生育意愿与就业歧视之间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就业歧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这些研究为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研究视角。
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同时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使女性劳动力苦不堪言，同时使市场与社会的效率和福利水平大受影响。女性面临结婚、生育和哺乳等问题，用人单位需要为此付出直接和间接成本。我国《劳动法》第51条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的产假期间，工资照发。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女性雇员产假期间的工资奖金，承担岗位空缺填补成本，这是用人单位不愿录用女性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生育问题使女职工通常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折旧因素，也会降低其实际生产能力，这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间接成本负担。
生育意愿的转变主要是国家政策的推动的结果，生育意愿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服从p同化及内化。从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已经内化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白领女性，作为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的较强集中着，往往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生育方面的意愿也会跟着国家的计划生育有所改变。城市一胎化政策的实行致使白领女性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往后白领女性的生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很多白领女性会充分为自己孩子考虑，而改变自己的生育意愿。目前，国家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允许阶段性落实二胎生育政策。很多原本就有了一个子女的白领女性，一般都会抓住机会生育二胎。
出生性别比具有随胎次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胎次越靠后，出生性别比越高。在所有的普查中，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都处于正常水平，但二孩及以后的出生性别比都高于正常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取消计划生育限制的紧迫性。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因素的效果加快了生育率的转变。然而中国的生育率虽然已经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人口趋势仍然处于上升状态。今后，随着推行二孩政策，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倾向是缓慢的。因此，生育意愿高会平衡性别比，减缓生育率的下降，这就对企业减轻就业歧视提出了要求。
就目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环境看，真正让人焦灼的并非有活儿没人干，而是如何在满足妇女生育权的同时，不损害她们的工作权，确保女性有活儿干。毕竟生命要由女性孕育，孩子更多地由妈妈照料，以前“只生一个孩子好”时都会遭遇就业歧视，现在要休两次产假，要照顾两个孩子，由此可能刺激用人单位抬高门槛，导致女性就业率进一步下滑。对此，执法部门要加强监管，妇女组织要及时跟进，相关部门要不失时机地采取配套措施。
（二）问卷法与统计分析方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与女性就业环境调查问卷-以重庆为例-
开始时间：2015-12-8 结束时间：2015-12-12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样本总数：136 份
样本主体：重庆地区大学生
原始数据来源：http：///report/6657225.aspx？qc=
由于此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主体是大学生，因此本论文主要引用问卷中对未婚人士的调查数据和结果。从调查报告中看出，大部分家中长辈对子女婚后生育二胎持不干涉的态度（约占67.65%），多数未婚人士认为国家的生育政策需要调整（48.53%），希望生二胎（53.68%），这些说明潜力生育意愿大，未来生育率会有所提高。生育二胎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经济状况允许或完全有能力承受（占68.38%），说明人民生活较为富足，这为二胎生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1）二胎政策实施潜在生育意愿增大的原因。
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带来卓有成效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独生子女特有的心理问题，失独家庭的重大心理创伤等问题。68.38%的被调查者认为一个孩子太孤独了，不利于成长。人类是需要社会化的高级群居生物，同胞竞争有利于孩子以后更好地应对社会竞争，有同胞的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同胞间的分享、承让、理解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有血缘关系的相对安全的竞争，有利于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逐步提高，成年以后大部分遇到困难情绪更为稳定，相对能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向二胎政策的转变，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消除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造成的儿童极端自我中心理念，极大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
在具体的行动上，调查显示，有53.6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生二胎，34.5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生二胎，还有11.76%的受访者拿不定主意。
根据致公党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15～30岁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每年约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带来的养老问题严峻。
综合来看，为子女着想是想生二胎受访者的最大考虑因素，其中“给子女找个伴”占了68.38%，15.44%的受访者认为生二胎可以更好地防范未知的风险，12.5%的受访者是因为父母要求。
但是，也要注意二胎政策也会给家庭带来很多忧虑！今年初，媒体报道了徐州一13岁女孩因母亲怀孕二胎出现情绪问题，以迫父母打掉了二胎。类似的个案报道也在媒体上时有见到。这是中国实行了长时间的独生子女政策，社会及孩子已经认可独生子女家庭是常态家庭，头胎孩子独自享有父母的宠爱的理念在社会和家庭已经深深扎根，孩子自我中心理念已经形成，在头胎孩子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父母要第二个孩子，头胎孩子容易产生自己所享有的爱被分割、侵占，甚至出现有可能被父母“抛弃”的感受，出现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冲动或退缩行为，严重者可能被诊断为一种儿童期的心理疾病：同胞竞争障碍！
（2）家庭成员对在职适育女性生二胎影响工作的可预见性分析。
人们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有人欢喜有人悲，放开二胎政策“生”还是“升”？从雷达图中可以看出极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女士生二胎会影响工资（61.76%）和职业发展（52.21%）。如果“生”，由于生育、抚养和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经济承受能力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成为职场人多生育一孩的最大顾虑，而生育二孩的员工逐渐增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如果“升”，目前有关失独家庭的报道让人堪忧，因此众多的家庭陷入“生”与“升”的困扰中。
（3）女性生育二胎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和企业加剧女性就业歧视的现实客观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具有普遍影响：
（4）国家和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女性就业的必要性。
被调查者认为开放二胎对社会的影响：71.23%的人认为会减缓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劳动力，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全面二胎将逐渐改善中国的家庭结构，有机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与此同时，如果每年新增出生人口600万左右，将会拉动一千亿左右的消费市场，有利于中国扩大内需。这对国家和政府保护女性就业提出了要求。
（5）小结。
四、以重庆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资料来源于重青民意研究院）
重庆六成人愿意生二胎 其中九成为独生子女
样本说明
调查时间：2015年10月30日―11月2日
调查范围：重庆市主城区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样本情况：2167
87.9%受访者为独生子女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确立为了基本国策重庆市民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也明显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调查显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89.67%的受访者称自己是独生子女；但与此相反的是，这部分受访者中有86.81%的人称自己的家长并非独生子女。在年龄20～30岁的受访者中，此现象同样突出，有86.12%的受访者称自己是独生子女，但家长不是独生子女的更是高达94.31%。
造成此现象的最大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查显示，83.24%的受访独生子女表示，自己家长未生二胎是由于政策所限；仅9.63%的受访者表示未生二胎是家长个人意愿。
85.14%受访者盼提供孕妇医疗福利
事实上，除了重庆，生育政策的逐渐宽松在各地均没有起到预期当中的效果，在单独二胎政策逐步放开近一年之后，全国仅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这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同样较大。
“因为长期以来在社会保障、女性就业、收入分配、户籍制度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配套与公众的期盼仍有差距，所以，虽然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持支持态度，但自己本身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谨慎。”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荣认为。
由于生育二胎可能比生育一胎的意外风险更大，目前已经有商业保险公司开通了“二胎险”来为孕妇提供保障，调查显示，85.14%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同样可以为孕妇提供医疗福利及失业保障，具体来说，从二胎的出生到成长，多数人期待更多政策上的支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定性资料分析法和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二胎政策影响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加剧女性就业歧视的结论。首先，潜在的生育意愿会加大，同时家庭成员预见到生育二胎会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年，企业成本会上升，迫使就业歧视加剧。由此可见，国家和政府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由于就业歧视产生的对女性的伤害，保障女性权利；企业需要对二胎政策的影响做出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
（1）需要摸清底数。二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摸清基本情况是关键。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底数”包括：企业男女员工的构成比例、女员工年龄结构、适龄女员工生二胎的计划、员工的生活计划，等等。在调查了解过程中，需要注重方法，不应侵犯员工隐私权，可通过与员工谈心、绩效面谈、网上讨论等形式实施。通过掌握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形成专题报告和工作方案。
（2）加强人文关怀。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建立兼顾公司和生二胎员工利益的弹性工作制、目标考核制；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强生二胎员工的企业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邀请专家实施压力疏导，正确处理生二胎与工作的关系、生二胎与发展的关系。协调企业工会，组织更多的亲子早教活动、开展新手父母交流等活动。商业保险公司可开通“二胎险”和“二胎失业险”来为孕妇提供保障，为孕妇提供医疗福利和失业保障。
（3）节约运营成本。企业无法回避因实施二胎政策所增加的招聘、培训和福利成本，节约运营成本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HR应该在加强内部自动化技术、业务流程改造、跨部门人力资源的整合等方面向企业管理层提出建议，通过其它环节节约成本从而弥补二胎政策增加的支出费用。
（4）扩大人才供给。为确保二胎员工产假期的人才供给，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HR应加强与市内外大学及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的合作，不断扩大企业的人才库，及时安排“替代者”上岗工作。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根据企业员工年龄、性别结构，错开年龄段选人，适当调整招聘人员性别比例。
参考文献：
[1]张小玉.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定性分析[D].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5.
[2]刘琦.白领女性阶层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民论坛，2015.
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国人耳熟能详,而几乎成为其代名词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发轫于1980年9月25日。是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9・25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在具体实施中,计划生育的内容虽远不止“独生子女”一项,也一直保留着地域差别、民族差异,但在大多数城镇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中,“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施行,影响甚为深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成绩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间延迟了4年,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已然无法回避: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加快、人口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家庭风险额外增加、干群关系紧张等等。这其中个别问题,各级行政部门虽挹注多方人财物力、多年戮力治理,仍成效不彰。
而越来越多专家也承认,近年来城乡小学适龄儿童数量迅速缩减、结构性“民工荒”规模越来越大,也与事实上强制一胎化政策之间存在联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人为断层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9・25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的表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应当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对这一战略设想进行调整,并履行承诺的“时间点”。
接下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何处去?
早在2009年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长篇报告,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一个月后,有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之誉的老牌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双独二胎”,事实上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单独二胎”)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微调并非空穴来风
而在现实的行政操作层面,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微调并非捕风捉影。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规划意见,对“是否放开二胎”问题,简要表述为:按照总体稳定、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如果意见于今年年中或下半年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则有望于2011年付诸实施。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记者获悉,相关意见调研准备工作至迟从2007年即已开始。事实上,为放开“单独二胎”而准备的政策空间,早在“十一五”期间即已预留。
2006年下发的“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十一五”期间的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数位参与当时修改意见讨论的人口学家均向记者表示,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二胎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不生育)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单独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30年少生4亿人
至今,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人口中的覆盖率大约为35.4%;“一胎半”政策覆盖了53.6%的人口;“二胎”政策覆盖了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及河南省外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三胎”以上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等)。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数据是“少生了4亿人”。2009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刊出的《中国人口60年成就展》,其中这样表述:“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人口将超过17亿人”。少生4亿人,使中国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2005年1月5日,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改革开放30多年繁荣。
2009年1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时,谈到“少生4亿人”的依据是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数位人口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7左右,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5以下。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处于惯性的缓慢增长期,但早已逆转了过快增长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局面也与30年前全然不同。受访的人口学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对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造的东西自己吃用都不够,没有办法投资,形成新的资本。因此就有了能否养活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担忧。但从上世纪末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代之以过剩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今天,中国已面临全新的人口问题。
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9・25公开信》曾对老龄化问题有所预测,“人口‘老化’现象在本世纪(指20世纪)不会出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然而,仅仅20年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6.96%。2001年,达到7.1%,正式突破7%的临界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人口篇》中表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老龄人口数量大。2009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是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3亿人,已占到总人口比的8.5%。
其二,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65岁老年人比重占4%-7%)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都经历了45年以上。
其三,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因而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所谓“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但根据2008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此趋势将不断持续,于2051年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30%)。
养老资源严重匮乏
2007年1月,由蒋正华、徐匡迪等300多位专家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早已阐释了老龄化加速的种种恶果:“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2010年1月,《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也谈到,“十二五”期间,抚养比在经历30多年下降后,将在2010年后出现“拐点”,转为上升。
与社会抚养比提高形成对比的,是养老资源的严重匮乏。
在全国,养老资源压力都已显现。
2006年7月,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经验交流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至2005年年底,中国各种类型的老年人福利机构床位131万多张,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67亿,同期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总床位数仅275.4万张,比重仍然只有1.65%。
护理人员也极为短缺。200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来推算,全国需要约990万名养老护理员。目前,养老护理人数不足百万,取得职业资格的仅2万余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代表着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同样是中国的巨大隐忧。
在《9・25公开信》发表的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项数据是107.2,略高于正常值;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27。
进入21世纪,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攀升到了120的高位,《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开始出现,并加剧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等学者认为,“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城市的‘一孩’政策还是农村的‘一孩半’,都直接‘阻止’了许多人通过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严格的生育数量规定,直接影响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的需求。(所以)偏严的生育政策,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也表示,的确存在计划生育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的现象。此方面论点的案例,可见于试点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夫妻可以生育第二胎的四个试点里,其中三个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2-107的正常水平。
或许正因为这一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治理的困难程度,2010年1月《征求意见稿》中,对“十二五”期间这一目标的设定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下降3个百分点”。
仅仅两个月前,2009年11月的《人口“十二五”规划发展思路》(讨论稿)里,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计划。
个体的幸福
人口政策问题,并非仅仅是数字公式和统计模型的演算,它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亿万家庭,涉及的是13亿具体的个人。因此,不能忽略的还有整体人口素质不高、家庭风险额外增加、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整体人口素质的担忧,公众与学界举出的理由浅显而一致;在现行的生育政策下,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受制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条件约束,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
而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自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则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可以生育或者“二胎”(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甚至可以相对容易且成本较低地“超生”出更多的孩子。
《征求意见稿》中对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评判同样颇为低调:“近年来,我国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育质量令人担忧⋯⋯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达1.02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九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也仅将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9.7年。
独生子女伤残甚或夭折死亡的家庭悲剧同样不少见。以2008年“5・12”大地震为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官员曾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地震中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约为8000多个,其中死亡3700多人。在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于当年7月通过了一个《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这些受害者家庭再生育。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2010年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的通报,截至2009年11月底,地震灾区已有2726名妇女再孕,并有1489位婴儿健康再生,并有首例辅助生育技术孕育的婴儿出生。仅以数字计算,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未恢复完整。
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以有政府统一部署的“特别决定”;但单个的或者小规模的独生子女伤残或夭亡后,留给其家庭的只有无法挽回的永久伤害。
有人口学家分析,这也是目前无法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之一,“一旦放开,以前独生子女伤残及夭折的家庭要追究责任的话,由谁负责?”
多位受访的人口学家还谈道,长时间的过低生育水平,是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而一旦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程度,想再鼓励生育、刺激恢复其上升,同样困难重重。
上述人口学家还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学术上的研究价值。“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中国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酒泉“二胎”试验
甘肃酒泉、山西翼城等数个地区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胎”试点的经验,或成为今后计生改革取向的借鉴
西峰乡在酒泉的正西,距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和全国各处乡镇一样,这里计划生育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有些标语明显为近年新加,如“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也有些标语很长,很拗口,却很实用,如“独生子女、两女结扎户子女可享受初中升高中、技校加分20分、高考加分10分的政策”。
标语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计生政策的变化。实际上从1986年期,甘肃省酒泉市的农村地区,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意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酒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在农村施行普遍“两胎”政策的还有数个地区: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覆盖总人口大约840万。
时至今日,这些“二胎特区”取得了哪些经验教训,这对接下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革或有借鉴意义。
开“小口”堵“大口”
和全国一样,自1980年《9・25公开信》发表之后,独生子女政策也在酒泉城乡全面铺开,干群矛盾一度突出。
1984年之后,酒泉开始设计自己的“开小口,堵大口”试点政策,即以开放“二胎”的“小口子”,堵住计划外“二胎”和“三胎”以上生育的“大口子”。
1986年,酒泉正式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
对于这些试点的奖惩,均由国家计生委负责,地方协助管理,惩罚手段依旧严厉。当地计生干部向记者列举: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仍需执行引产;如有一户出现“三胎”及以上生育,或计划外生育,整个乡当年都会被取消“二胎”生育;“二胎”之间的生育间隔为四年;作为试点地区,也必须执行上级下达的生育指标――每年元月,中央对各省下发此数字,省再分解到各个地区。
政策放开后的1986年,酒泉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7.3‰,此前一年的数字仅为12.9‰。之后连续五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下降。此类情况被称为“堆积”,指生完“一胎”的育龄夫妇如不能生“二胎”,一旦放开就会产生生育率猛涨的现象。当地干部的经验是,如果政策执行有连续性,“堆积”就不会出现。
进一步的“放宽”
进入21世纪之后,酒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004年的5.09‰,同期全国的数据为5.87‰。越来越多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夫妇,主动放弃第“二胎”。当地的人口状况,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生1.5胎的结果基本相似。当地计生干部估计,当地放弃“二胎”和生“二胎”的比率约为1∶1。以酒泉市西峰乡为例,2010年3月,全乡“一胎”户为1081户,其中决定放弃生“二胎”,领取独生子女证为470户,占到43.48%。
西峰乡蒲莱村村民张晓芸,今年40岁,1996年生下一女。整整十年以后,她终于申办了独生子女证。张晓芸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二胎)是可要可不要,后来索性把独生子女证办了,还可以让孩子享受一些政策。”她指的政策,就是宣传标语所写的,在升学过程中,有加分优惠。
此外,“年满60周岁以上,有一胎或两女的老人,每年能领取720元养老金。”西峰乡计生委王秀娟向记者补充说。
同为蒲莱村村民的段红却有些忧虑:“两个儿子,以后要结婚,需要一大笔钱,还什么优惠政策都享受不了。”
与计生相关的优惠政策集中于2004年之后出台。当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推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为解决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60岁及以上的父母发养老金。此外,甘肃省的教育部门也规定,独生子女在省内参加中考和高考将获得加分。
政策曾引起踊跃领取独生子女证、二女结扎证的风潮。甚至出现数例50多岁,育有二女的父母,主动要求结扎。
计生干部说,在大多数村民眼中,一儿一女依旧是理想状态,而非要一个儿子的观念,已不再强烈。酒泉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李玉俊则解释,现在农村机械化普及程度已渐高,男劳力并不需要。“思想的转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甘肃省较贫困的西部山区,超生现象依然严重,一定要生男孩的思想依然存在。”
“酒泉”经验可否推广
除了人口增长方面一直保持着低生育水平,酒泉其他人口指标也表现优良。如全国普遍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情况,酒泉基本正常(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酒泉的此项数据是108.2,远低于全国119.92和甘肃省119.35的平均水平。即使单纯计算农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酒泉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分别是:110.44、113.35、109.83、106.30、106.83,同期全国的数据则早已超过120以上的畸高了。
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体变动趋势也比较平缓,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酒泉市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5.17%,并未突破7%的老龄化门槛,更远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
对此,2006年1月-6月,宋健、周祝平等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酒泉地区生育政策调研”课题组,评价其试点改革基本达到了“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并认为酒泉的计生工作已实现重心从“控制人口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变,计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良好改善。
实际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等数十位人口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对坚持类似政策试点的山西翼城县、湖北恩施州、河北承德市的调研,其基本结论也与酒泉经验相似。
关键词：新计划生育；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09-0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郭虹飞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关键词：全面二胎 人口红利 老龄化 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从1957年开始，我国对节育态度开始明朗化。《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明确了人口过快增长与中国资金积累及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并提出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提倡节制生育。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力推进工业和农业发展以致劳动力需求大增；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发展危机。在1958年至1961年间，“计划生育”几乎中断。
（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阶段。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通过，标志着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2000年，我国出台“双独”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为应对老龄化现象，我国政府启动全面二胎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一）人口红利消失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红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为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目前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同时劳动力价格逐渐增长，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品出口，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也是促使我国政府采取全面二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一胎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日益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0%，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2.1%，2030年将达到大约16%，2040年为22.3%，到2050年将达到23.6%，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三）男女性别失衡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一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选择性生育，刻意选择性别。特别是自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行一胎半政策以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会继续申请二胎，更加剧了性别失调。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与正常值104―107有较大的偏差。性别失衡会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生育计划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推进性别比趋向平衡，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发展。
三、全面放开二胎的意义
（一）延长人口红利
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因此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与政策不变相比，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多出4600万人，2040年多出9100万人，2050年多出1.09亿人。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 从2036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8亿人以下，但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下降至8亿人以下，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其推迟了12年。”
（二）减缓人口老龄化
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有效减缓人口老龄化。“根据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 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1个百分点；203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23.6%，比政策不变低1.6个百分点；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27.3%，比政策不变低2.8个百分点；2050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29.9%，比政策不变低4.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三）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将会对相关产业如食品、玩具、母婴医疗等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策的实施在未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间接对房地产等行业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儿童抚养成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带来大约每年1200亿―1600亿的消费红利。
四、全面放开二孩的弊端
（一）加剧资源短缺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量小。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面临加速增长，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资源短缺加剧，特别是将会导致粮食短缺加剧。除此之外，资源短缺问题不只体现在自然资源方面，也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人文资源。由于中国医疗教育、公共设施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这些资源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影响女性就业
女性就业歧视一直存在，生育是其主要原因。而二孩的生育将进一步影响女性的就职率，并同时产生更多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一些女性就职率较高的单位，比如学校，全面放开二孩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活动。女性扎堆生二胎，申请生育的女教师明显增多，再加上福利制度的日益完善，产假延长，导致单位排班困难，教师紧缺，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增大性别比
中国人固有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家族思想。对于有一个女孩的家庭来说，二孩放开，无疑是给了他们得子的机会。而在医学水平发达的今天，生育的性别选择很容易做到。而这不仅不能改变我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大性别比例差距。
（四）增大家庭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物价指数逐步攀升，再加上社会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公共资源的稀缺，孩子的生育养育成本增加。而一些社会调查显示，极少的富人和一些收入水平低的穷人，生育欲望最为强烈。对于那些穷人来说，生二胎只会进一步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且孩子的教育水平不能得到保证。
五、结束语
针对二孩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二胎政策，加快相应工作的进展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一，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医疗卫生与教育资源的发展与合理分配。第二，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第三，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不能阻止老龄化的大趋势，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虽然暂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也必将进一步影响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也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项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大积极意义的举措。但在实施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了阐述，针对其中的问题，本文也提出了建议。总之，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来说，终归是一个完善社会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是一项需长期坚持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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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政策调整；配套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2-145-2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渐进的政策调整。我国因解决紧张的人口压力问题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号召中国家庭“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12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由此，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大量出现。当时，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 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的原因探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30多年在抑制人口快速增长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因过于膨胀的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为13.68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5.21‰。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属于“少子化”的国家，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达到了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新标准的临界值，开始引起国家重视。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由此，我国今年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通过调控人口出生率调整我国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究竟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多高使适龄生育夫妇放弃了生二胎？主要是源于以下6个方面：
2.1 孩子教育费用高昂
如今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最为关心的，因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暂且不将九年义务教育列入考虑范畴，单单是孩子的学前教育就十分令家长困扰。学前教育的优质资源稀缺，虽然有足够的学前教育学校，但是师资力量较强的学前教育紧缺，加上家长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强烈需求，优质学前教育十分昂贵，这成为渴望要二胎的父母最为担心的。
2.2 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孩子出生不仅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精力，也需要资金的付出，如奶粉、尿布、衣服等儿童用品。奶粉的质量令家长堪忧，购买国外奶粉成为多数家长的解决办法，进口奶粉需要付税款，价格较国内奶粉高出很多，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花销。儿童用品需要较高的品质才能保证质量安全，所以儿童用品价格较成人用品高出许多，许多想要二胎的父母不得不将此作为考虑因素。
2.3 赡养老人的压力大
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多为一对夫妇上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独生子女需要抚养，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到现在当年的独生子女正是现在二胎的适育夫妇，他们无兄弟姐妹帮助抚养老人，同时又要抚养孩子，虽然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对于经济状况不是十分宽裕的家庭，是不敢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的。
2.4 住房问题
学区房是一个令父母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都辛辛苦苦赚钱买学区房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如果生二胎便要考虑此问题，因为幼儿逐渐增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难以获得，学区房因为较多的需求而价格上涨，令许多夫妇负担不起。而且，生二胎增加了家庭人口数量，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中国的住房问题本来就十分困扰年轻的夫妇，如今生二胎大大加重适育夫妇的负担，使想要二胎的夫妇心有余而力不足。
2.5 准生证的不易办理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准生证的不易获取，也成为影响适育夫妇是否要二胎的一项考虑因素。
2.6 交通工具的不便
新生儿的出生虽然令一个家庭喜悦，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如出行的交通工具需要家长慎重选择。虽然私家车在中国家庭的拥有率持续上升，但是较多家庭还是负担不起私家车的。这时便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多，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对于大多数考虑要二胎的适育夫妇的出行带来了困扰。
3 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为帮助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如今，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政策又进行调整的目的是帮助遏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只是出台“全面二胎”政策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赡养老人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便压在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妇上。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进行支持和帮助适育二胎的夫妇。对国家继“全面二孩”政策后出台相应配套政策的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3.1 出台相应教育政策
当今的国家财政为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较少比重的财政资金用于教育，虽然教育的投资回报更高，但是具有滞后性，需要一定的时期后才能显现于经济发展上。并且，“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使我国的大多数学前教育达到优质水平，使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保证受教育公平。
3.2 保障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
如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甚至出现大陆居民到香港地区抢购奶粉的事件出现。这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的质量不合格，易引发就医的患者增多，会增加医院的就诊人数，从而引发医院的就医资源紧缺，降低医院的服务质量，并大大增加家庭的就医成本；药品的质量不达标，从而拖延患者及时医治，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儿童的疫苗出现安全问题，可能对孩子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所以，国家应加大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使得从根本上减少适育二胎夫妇的担忧。
3.3 加大医疗保险的力度
在中国，一场重病可能会使原本小康的家庭变得贫困。所以，使老人的医疗问题得到保障，便减少了一个家庭生二胎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加强药品的监管力度，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使需要赡养老人的适育夫妇减轻压力，有经济实力抚养两个孩子。
3.4 提供住房补助
国家不能较多的干预房价，市场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可以为生二胎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使生二胎的家庭减少此方面的顾虑，并且可以减轻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住房压力。
3.5 简化办理准生证的程序
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亟待提高，因为较为烦琐的行政程序，大大拉长了办理证件的时间，使得人们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政府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因此提高行政效率，为人民服务，简化办理证件的程序，是人们的迫切需求。
3.6 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均公共物品占有量十分少，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公共物品和服务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决定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2020年实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1] 风笑天，王晓焘.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向后独生子女家庭――“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2）：47-53.
关键词：二胎政策;独生子女;人格培养
1.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到单独二胎政策启动
1962～1969年。限制生育政策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试行。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基本只准生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之后，我国开始实施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申请生二胎。
2013年，国家宣布启动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申请生二胎。
2.问题出现：二胎政策引发家庭矛盾
某晚报记者接到家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的林女士打来的电话，称12岁的女儿因不满他们夫妇的“二胎”计划离家出走了。林女士夫妇找了一整夜，终于在外婆家找到了孩子，可孩子却怎么也不愿跟他们回家。孩子在留言条上这样写道：“爸爸妈妈，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准备生弟弟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弟弟都还没出生，你们就兴奋成那样……”
随着国家“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让一些家庭有了生“二胎”的打算，可是大孩子是否希望有一个弟弟妹妹呢，这一点应引起家长的关注，当孩子对父母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有抵触情绪时，这不免再度引起我们对于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重新思考。
3.独生子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3.1独生子女普遍独立生活能力差
现在的孩子许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多都不会做。比如说洗衣、洗袜子之类的小事，大部分都是父母代劳，这使得孩子养成懒惰、自私的性格。
3.2家长不能把孩子摆在恰当的位置上
当代中国独特的家庭模式，使得独生子女处于独一无二的关键地位，独生子女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孩子成为家庭中的“支配者 ”，极易形成以孩子为中心，什么事情都依顺孩子，甚至孩子提出无理要求，也采取迁就纵容的态度。当这些被娇宠的独生子女步入学校、走入社会时，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以致在处理问题、应对人际关系时表现出感情冷漠、自私自利的心态 。
3.3家庭教育内容不全面，往往忽视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
由于家长的教育过分倾斜于孩子的智力开发、应试技能的培养上，忽视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不少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差、心理脆弱。面对问题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例如本文之前提到的离家出走、调皮捣蛋。
4.从二胎政策看独生子女的教育
小孩子作为一个幼体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他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他的母亲，并在随后扩展到他的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由父母和环境影响，这种安全感的范围逐渐扩展到这个世界。最终使他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积极面对世界的人。如这个过程没能顺利进行，安全感的扩展被打断，心理能量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泄。成年后的他就无法正常面对世界，或者变的封闭、自卑，或者变得多疑、自私，或者富有攻击性、对他人富有敌意。这些都是他们的内心对这个“不安全的世界”的回应，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觉得即将或可能出现的弟妹是一个会抢走自己爸妈的人。
面对二胎政策以及生二胎的打算时，如何更好的教育孩子？某专家指出：现在，城里有弟弟妹妹的家庭极少，父母应让孩子多接触一些小朋友，让他们积累和别的小朋友玩耍时的经验，这会影响孩子对有一个弟弟或妹妹的反应和态度：积极愉快的则希望自己有一个弟弟妹妹，否则，就抵触。
当孩子出现抵触情绪时。首先，家长不宜过分担心和害怕，而要去接纳孩子的消极抵触情绪，要知道这是孩子的正常反应;其次，要让孩子理解弟妹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要告诉孩子，父母再生一个孩子的原因。要让孩子明白：即使有了弟弟妹妹，父母对他的爱不会减少。一旦弟妹出生后，父母关注的重心会转移，但此时，父母更应关注大孩子的反应和感受，防止孩子做出过激行为。大人们要用宽容的心去原谅孩子的狭隘。
独生子女对于弟妹的接受态度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因此，无论父母是否有生二胎的打算，都应该从小就培养小孩的兄弟姐妹的亲情观念，让其从心理上就不排斥弟妹的到来，而是期盼自己有一个至亲的兄弟姐妹，还应该教会孩子分享与关爱。
许多专家认为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是首要任务。人格教育着眼于培养健全人格， 不仅把知识的获得、智力的发展、技能的形成看成是人格培养的组成部分， 而且把受教育者的非智力因素比如情感、道德、意志、动机等都看成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人格教育就要注重自主、自尊、言行一致的教育。教育孩子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善于不断反省自己， 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对各种打击和挫折能坦然面对等。从而形成全社会的人格互补优势。塑造完善人格， 家庭、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别人的帮助引导，榜样的示范作用等方面是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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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University level, is their psychological maturity, personality and tend to improve and st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self-development goals and career goal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and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talent.
关键词:二胎化 总和生育率 性别比 老龄化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alysis educ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宋潇,(1985年――),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种观点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意义。“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存在其不足之处,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更加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最佳选择,但当人口数量控制在恰当的规模后,放开二胎政策,使人口数量围绕人口更替水平波动是合理的,它既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缓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对政策理念的错误解读: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独生子女政策
计划生育是一种随社会现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叶与后期,我国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把计划生育政策推向极致的一种做法。[1]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被视为家庭计划,从中国看可以说是国家计划,但并不是只生一个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用狭义的独生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观点。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存在多元变式。[3]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走到头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不计划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对实施效果的偏差评估:总和生育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与1968年的6.45相比,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接近2.1的替代水平。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受底线影响,下降速度有所放缓。1981年到1983年甚至出现反弹,超过了70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现象。[4]因此就总和生育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经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采取独生子女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而面临反弹的威胁,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安全发展。
(三)对具体执行的无效监督:处罚挡不住政策外的“违法生育”
从微观层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为群众看好的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会公共政策,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依赖群众违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具体体现在群众因违反政策超生与超生后遭受处罚的范围之大、人数之众。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应该是理性的,是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择,任何人都不会轻易的地去违现行的各项法规。而“违法生育”正是群众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与受到的处罚相比,生育第二个子女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处罚付出的成本,这导致群众即使超生遭受处罚也要生育。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其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刚性的政策手段依然挡不住政策外的众多“违法生育”。
二、结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 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传统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当个体行动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这两个方面无法再继续体现出来,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是在“ 男” 字上做文章。有研究显示, 如果出生性别比为106的话,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1.82―1.94个孩子。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 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不仅正常, 而且十分稳定, 它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这说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原本就是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但自1980年代以来,, 随着以控制出生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 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 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现人口性别比是在逐年升高的。乔晓春认为, 19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国人没有男孩偏好的倾向, 只是这种倾向在没有人口政策的制约下, 不是通过直接选择性别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的。因此, 它没有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婴儿性别上想办法, 从而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潜在家庭风险增加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6]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从现在的眼光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7]不同风险之间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锁链, 就好像生态学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 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 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老龄社会危机加剧
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这批人规模巨大,而这批人的后代却相对少。因此,当这批人陆续进入老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结构即迅速老化。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 ,2003年已上升至8.5% 。并且,今后十几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而且我国老龄人口逐步走向高龄化。到2050年我国的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2000年时的2.7倍、3.7倍和7.9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8]放开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负。人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养老负担的增加,必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 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 D P 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很不完善。[9]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将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依赖于几个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多地要转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这必将对我国尚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严重的挑战。第二,放开二胎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趋于老化。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同时,老化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人文关怀道德缺失
在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长。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实实在在是严肃道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一个政策。从人们的自由权的方面,开放二胎是绝对附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为节制生育是对生育自由权的限制。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的途径不应该是以限制一个家庭最多能够生多少胎,而是以发展经济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方法是比较自然和符合伦理。从家庭伦理的方面来看,开放二胎可以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自由拥有子和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孩子们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务,在父母年老之后,孩子们齐齐执行养育父母的责任,是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而且,在养儿防老的心态下,拥有多个孩子比拥有一个孩子还来得更保险。从自然伦理来看,开放二胎甚至多胎是从以前就开始延续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节育、避孕和堕胎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伦理。而在节育、避孕和堕胎的层面来看,是违背宗教的伦理。宗教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由社会和人们刻意去控制是违反。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初衷并非是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来执行的,其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带来的人口资源危机。[10]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部应该等同于长期性的计划生育国策,完全有调整的可能和空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阻碍,只有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管理才有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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