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外商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成长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外开放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近十几年来，福建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环境建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不断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吸收外资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但是，当前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仍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加强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是当前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发展现状分析
为全面了解掌握福建省投资环境的变动情况，对各设区市投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量化考核，对涉外管理部门的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福建省外资办从2001年起建立了外商投资环境监测评价工作制度，每年以问卷方式开展一次测评调查。测评工作以全省及九个设区市和有关涉外职能部门作为测评对象，通过考察外商对投资软硬环境及投资相关要素的评价，籍以衡量测评对象的投资环境现状和变化情况，并就各职能部门的施政行为进行满意度测评。本文借助测评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不同角度研究评估福建省外商投资环境的发展现状。
1.1对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总体分析
测评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企业对福建省投资软环境的满意度，2001～2007年期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1～2004年，得分区间在6.66～6.94。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以来，近三年得分均超过7分，表明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年全省投资环境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12分，较前两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存在一些全国性的客观因素影响，诸如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货币政策越来越紧、出口退税率连续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力度较强、“两税合一”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之福建省业已存在的劳动力紧缺、用地紧张等老问题，对于多数以外向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矛盾和困难比较突出。测评调查结果是在闽外商对现实困境的真实反映，同时也表明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竞争力还有待于提高。
从投资软环境期望满足程度看，在全省九个设区市被访的外资企业中，认为目前本地区投资软环境已超过预期期望的占12.8%，基本接近预期期望的占67.7%，未达到预期期望的占19.5%，全省投资软环境期望满足指数为5.78，处于“基本接近期望”的水平。这表明，目前福建省投资软环境总体水平基本达到外商的预期期望。
调查数据显示，外商对福建省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抱有信心，对海西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在调查中，认为投资软环境会继续得到改善的占66.6%，有八成多的被访者对海西发展前景表示比较乐观，仅有1.5%的被访企业感到不太乐观。外商在闽继续投资的意愿较为强烈，有六成多的被访企业表示将会继续在本地区投资，有四成多的被访企业表示还会推荐亲友或同行来本地区投资兴业。
1.2对福建省外商投资政务环境的分析
政务环境是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的核心，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政务工作的高效率、低成本、透明化、便民化。在投资环境测评中，对各设区市政务环境满意度的评价设置了6个项目，分别为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廉洁奉公、政策稳定性、政策透明度、执行公平性，其中后三项为近两年新增评价项目。根据我们的分类，同时为便于跨年度的比较分析，我们以前三项作为政务环境的评判依据，而把后三项作为政策环境的评判依据。
测评数据显示，2001～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政务环境满意度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1年为5.74，2005年达到峰值7.11后，在高位整理，有所回调。具体分析近三年政务环境分项评价结果，外商对公务人员服务态度较为满意，对政务部门办事效率较不满意，办事效率满意度指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对政府职能部门施政行为满意度进行分析，被访企业近几年普遍对外经贸部门、海关、对台部门、税务部门和侨务部门评价较高。在2007年全省9个设区市的政务环境评价中，总体满意度较高的依次为三明市、龙岩市和南平市。从总体上看，外商对内陆地区政务环境满意度的评价要高于沿海地区。
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属于“两头在外”类型，因此比较关注通关环境的优劣，这是政务环境的一个重要环节。测评结果显示，近几年福建口岸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环境建设工作，改善通关环境卓有成效。2003年以来外商满意度指数大幅提升，2004～2007年平均值高达7.43，比同期政务环境得分（6.86）高出8.3个百分点，也高于其他投资要素和条件的测评得分。2007年测评数据显示，6个设区市的通关环境满意度指数在各项可比测评数据中排名第一。
1.3对福建省外商投资政策环境的分析
外商投资政策环境是指各级政府制定的关于吸收外资的政策规定，诸如鼓励外商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劳动人事政策等。这些政策规定是否适应外商投资变化的需求，其稳定性、透明度和执行公平性如何，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根据测评调查数据，2005～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政策环境满意度指数分别为7.41、7.36、7.01，政策环境满意度指数在2005年达到阶段峰值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相较而言，外商对政策稳定性的评价较高，对政策透明度还有疑义。主要原因是，福建省政府于2005年集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资的政策规定，其后政策出台力度则有所减弱。各设区市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近两年很少推出新的扶持政策。
从2007年各设区市政策环境评价结果看，满意度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依次为：三明、龙岩、宁德、漳州、南平、莆田、厦门。山区地市更加注重通过营造较好的政策环境，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条件较好的地方已经开始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过渡。具体考察政策执行公平性的满意度指数，尽管2007年全省平均水平略高于政策透明度，但有6个设区市满意度指数低于政策透明度，反映出大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方面还不尽人意。
1.4对福建省外商投资市场环境的分析
外商投资市场环境主要包括与外商投资行为相关的市场体系健全性、运行机制健康性、市场信用环境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在投资环境测评调查中，2001～2003年指标设计为市场秩序，2004年采用市场开放性、竞争平等性、社会信用度三项指标平均，2005～2007年直接采用“市场环境”来衡量上述要素和条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投资环境测评调查指标体系中，“市场环境”与“融资环境”并列作为调查内容。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市场环境”并不包括资本及其他要素市场，而把这部分内容归并到“投资要素配套环境”。
由于我国市场环境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外商对市场环境的满意度指数呈现波动性较强的特征，2001年得分为6.06，2002年得分最低（为5.91），2006年为得分最高年份（得分7.1）。2007年，外商对市场环境的满意度指数为6.74，低于政务环境得分6.92、政策环境得分7.01，说明福建省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有所滞后。
分析比较各设区市的市场环境，2007年外商满意度指数除三明、宁德外的其它七个设区市比2006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得分居前的厦门、泉州、龙岩的降幅较大。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相一致，各地市场环境进一步趋紧，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
1.5对福建省外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的分析
如上所述，我们把与外商投资行为相关的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条件统称为投资要素配套环境。为便于直观分析，投资要素配套环境主要考察土地供应、劳动力供应、资金供应（融资环境）、能源及原材料供应、产业及技术配套的变动情况。
根据测评调查数据，我们整理形成2005～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满意度指数及其构成表（见表1）。由此可见，近三年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满意度指数逐年下降，而且每一构成要素均呈回落态势。同时，外商最不满意的依次为劳动力供应、资金供应和土地供应，三个年度无一例外。特别是劳动力供应满意度指数仅6.17，是所有投资软环境测评指标的最低值，而且在6个设区市测评结果中排名倒数第一。
2007年测评调查还表明，目前影响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几大难题分别是：人才招聘与稳定、生产经营成本过高、资金筹措困难等。其中人才招聘与稳定问题尤为突出，9个设区市的外商都把它作为最主要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测评结论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近几年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改善不力，既有自身在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有所松懈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制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有所恶化带来的结果。因此，能否有效解决外商反映突出的用工难、融资难、用地难问题，必须引起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改善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对策建议
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事关福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提升，事关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成效。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工作，进一步更新观念，突出重点，协调推进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大力解决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的用工难、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
2.1营造更加高效、便捷、规范的政务环境
2.1.1完善外商投资审批管理制度
以提高工作效能为目标，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现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重新核准定位和规范，从职能设置上界定各职能部门施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权限、管理事项和相应的操作办法。对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管理解决的问题，可不设立行政审批，并要加快向中介组织转移有关涉外管理职能；对确需设立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也要明确条件，精简层次，缩短时限，强化服务，增加透明度。
2.1.2健全外商投资促进服务体系
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跟踪服务制度，在项目选择、项目审批、企业设立、项目实施、企业经营、政策咨询等方面为外商当好参谋，主动帮助外商协调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积极为外商提供便利的生产、生活、文化环境，建立健全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入户、就医、子女入学等提供方便。改进外商投资企业人员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
2.1.3加强行政执法环境建设
以规范执法行为为目标，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岗位责任制来明确工作职责、承诺制来明确管理和服务要求、公示制来推行政务公开、公开评议来强化民主监督、效能告诫来严肃工作纪律，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营造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当前特别要进一步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检查、评比等活动，由各级政府纠风部门负责加强监督和管理。清理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推行“收费许可证”、“项目上网公示”、“一个窗口”收费等制度。各类检查必须实行检查报备、登记制和检查许可证制，严禁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同一部门多级重复检查或同项目重复检查，无正当理由及法定手续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禁止对外商投资企业搞各种达标或评比等活动。
2.2营造更加统一、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
2.2.1清理调整涉外政策法规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清理现行的地方性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努力消除政出多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要从省里有关部门入手开展清理政策法规工作，做到政策规章条文明晰，表述准确，避免部门间交叉和矛盾，各地政府也要依据省里清理政策规章的要求，调整各地相关的政策规章，废止不统一、不规范的政策文件。新制定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必须和国家法律法规保持一致，特别要注重从制订实施优惠的激励性政策转向制订实施基于规则的规范性政策。
2.2.2落实兑现涉外扶持政策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落实兑现国家和省里出台的涉外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并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效应。对近年来福建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除省政府已用正式文件作修订的条款之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不执行。对于有些与外资企业订立的合同条款，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而难以执行，或由于合同条款不严密、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而产生矛盾的，必须主动与外商协商，采取过渡性措施或以其他方式予以补偿。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保证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在基层得到落实。
2.2.3完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
成立专门的省级涉外政策咨询机构，统一国家和省里的涉外经济政策法规，并适时向社会提供涉外经济政策的咨询服务，促进政策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各级政府与省直涉外部门要协同配合，建立相应的机制，交流信息，提供数据，为外商投资提供全面的政策法规和信息服务。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影响涉外经济政策的法规和措施，要在指定刊物上予以公布，杜绝靠印发内部文件、红头文件来管理涉外经济活动的做法。
2.3营造更加公平、有序、诚信的市场环境
2.3.1建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
加强市场自身建设，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强化市场监管，为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着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经济封锁，打破部门和行业对市场的垄断，纠正以任何行政手段歧视或阻碍外商投资的行为，建立统一、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以价格或收费形式限制、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2.3.2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继续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广告、商业欺诈、传销和变相传销、偷逃骗税、走私贩私、金融证券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外商对市场环境存在问题反映强烈的地方，要组织开展涉及外商投资企业专项治理活动，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当权益。规范中介机构行为，实行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经济鉴证服务市场的整顿，严肃查处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资信证明、虚假评估、虚假鉴证等不法行为。
2.3.3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改善信用环境、规范信用秩序的治本之策。抓紧研究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理顺监管体制，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依法规范信用服务行为，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商业化运作。完善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制度，依托“金税”、“金关”、“金质”等管理系统，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偷逃骗税记录，推动企业产品质量记录电子化，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2.4营造更加符合外商投资需求的配套环境
2.4.1强化人力资源保障
研究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办法和有关配套法规，创建新型的人才流动和吸纳机制，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用工的指导。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这部法律。在大力发展教育、科技的同时，积极构建若干人才制高点，着力培育若干吸纳人才的重点载体和人才创业基地。要把引资工作与引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项目为主体，大力引进留学生、海外学者来闽创业。加强与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和宁夏、重庆、新疆等对口帮扶地区的合作，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机制，定期相互通报劳务合作计划，广泛引进经过当地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
2.4.2积极改善融资环境
推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扩大企业债券、股票融资、风险投资的规模，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一个可靠和宽松的融资环境。金融业要牢固树立服务外商投资的经营观念，适时调整信贷策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规模。有关金融部门要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金融信贷创新，对具备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综合授信和循环信用业务，为其提供贷款、承兑、贴现、信用证等多种信用品种服务，推选各种金融中介业务，探索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结合的金融工具创新，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风险投资等多种渠道，为外商投资企业融资创造条件。改进信用管理，建立以企业、企业法人、中介机构为主体，以信用登记、信用评估、信用为主要内容的信用制度。各级政府要推动建立外商投资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担保资金可由地方政府出资，各类基金和私营企业介入，或采取向社会公共募集资金等多种形式。
2.4.3有效破解用地难题
福建省人均耕地仅0.6亩，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用地短缺问题尤其突出。目前，项目用地存量少和土地使用费大幅提高，直接影响到福建省外资项目的落地。各级国土部门要落实政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外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用地指标予以重点保证，同时设立省重大利用外资项目专项用地指标。规范地产交易行为，完善工作流程，实行全程制，提高服务水平。鼓励外商以收购、兼并、租赁、产权置换、特许权经营等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鼓励外商采用BOT或TOTT基金方式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投资证券业等，缓解用地的压力。引导外资项目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推行多层标准厂房，努力提高土地容积率，提高外资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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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策略
从理论层面来讲，国际货币应承担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义务，资本项目适时的开放会促进该货币的境外持有和流通，扩大供给，对货币国际化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周边国际化，特别是部分边境贸易已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按照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1]，下一步应着眼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推广。因此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与正在实施中的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行有机结合，着重解决扩大供给、刺激需求、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式
资本项目开放对于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资本输出扩大货币供给。在金融市场动荡、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在输出资本的多种方式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应为中国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短缺，发达国家的海外资金大量从新兴市场抽离，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面临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不足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欢迎外资进入。另一方面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09年全年升值64 个基点，2010年上半年升值373个基点经济学论文，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3.13%[5]。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因此中国企业可考虑趁此机会，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发展海外实体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海外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发展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龙源期刊。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各种有比较优势的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达到5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94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为达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在投资过程中，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政府应对以人民币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扶持，特别是在资金融通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商业银行多给予信贷支持，这样既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人民币向境外的输出，这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二、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深化
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有充足的存放和流通渠道，以及高效的保值和增值场所，那么一个开放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就是必需的。在这一方面，香港和上海应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主要试验田，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先锋作用。
1. 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
香港是一个老资格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几乎无任何壁垒的贸易制度、自由兑换的货币、活跃的外汇市场和成熟的监管机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入流出量日益增加，存量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2007年1月，央行准许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这明确了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目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境外人民币的存放和回流提供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包括作为私人资产和官方储备，反过来又会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特别是国际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会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学论文，而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在未来发展上，香港应逐步扩大和提高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业务，以贸易结算业务为主，再进一步开始非经常项目项下的各项业务，特别是促进离岸人民币借贷市场的形成；第二，巩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市场，并拓展其流通市场，以满足交易者的流动性需求；第三，利用香港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信息机制，完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远期合约NDF、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等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工具，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持有者规避风险的需求。
2. 以上海为中心建设人民币在岸市场
上海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完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香港主力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前提下，上海应把重点放在在岸市场建设上，尤其应重视目前比较薄弱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不仅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更有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规避风险、投资投机的有效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金融期货、期权为主要形式的衍生金融产品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是保持和提高美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以IMM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为美元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的空间。这样的产品和市场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的。因为人民币衍生金融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吸引更多的主体进行避险和投机操作，而且还借助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调节，这都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建设。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标志着我国重新开始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过程当中，上海应以自己作为全国银行拆借、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作为依托，充分利用自身在经济基础、创新意识、国际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规建设，提高监管机构及人员的道德和业务水平，严格金融执法力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一方面对保证金、逐日盯市、每日清算等相关制度要保证遵循，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行政干预力度，保证整个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在市场建设方面，第一，应着重微观主体的塑造，重点培养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正确引导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以便更好的规避风险，促进市场的良性成长；第二经济学论文，在产品种类方面，可首先尝试在我国市场交易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推出国债类衍生品，还可将发展重点放在股指期货等股指类衍生品上，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循序渐进的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三、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升值的现象发生，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某一货币存在较大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促使投资者将外币兑换成本币，以期许在本币升值时获得相应的汇兑收益龙源期刊。在持有本币的过程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因为这类资产收益高且变现容易。大批投资者的相似行为和巨额资金的进入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如此恶性循环就极易出现经济泡沫。而后，当本币贬值预期产生，资本外逃出现，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日元为例，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同时伴随着日元的升值，甚至是过度升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对于本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同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资产泡沫形成，一旦发生本币贬值预期，资本外逃，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当年日元过度升值的情况发生，避免汇率脱离经济基本面，影响实体经济，引发投机资本冲击。
2009年以来，随着国家救市措施的实施，经济开始回暖，但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010年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增长、交易价格开始攀升，投机行为和资产泡沫发生的机率增大。并且在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将愈加频繁剧烈，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特别是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套利资本不断涌入，会进一步引发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和投机资本的持续进入经济学论文，未来出现货币逆转和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
作为我国来说，首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具有合理性，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未来央行监管应注重营造环境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和外汇远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进行套期保值等操作时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人民币市场汇率水平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需愿望。另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可通过设定汇率目标区[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控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过度升值的现象，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第二，要以控制房价为关键，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更多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控制资产泡沫的扩大；第三，应注意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特别要注意从2010年年底货币政策从紧后跨境美元套利交易造成的热钱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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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慧刚.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弹性化与人民币国际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7，（5）：19-25.
[5]2009、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EB/OL].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制度变迁理论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见高度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经济理论的特定共识集合”,其中以华盛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多种评论和争议。本文认为,通过了解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将它与其它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理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开放性”一词涵义可以作多种解释。在本文中,“开放性”指制度变迁理论倾向于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制度等社会因素纳入经济思考范畴这种“扩大”的范式特征。
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
诺思有关制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早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根源。其中,诺思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讨论,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制度变迁,是因为它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在这部书中,诺思提出,历史上无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了背离,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中,诺思抛弃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认为大量产权的设计来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费用则使得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诺思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史框架,以人类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上万年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观点。诺思认为,“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以及资本存量、商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知识存量的积累、意识形态,特别是产权的明晰是其中关键的因素。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竞争不能淘汰无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1990年,诺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诺思首先对“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接下来,诺思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以此来回答“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性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思还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史事实和论述来印证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基础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长期绩效的根本因素”。更进一步地,制度是联系两对关系的核心: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对经济变动(包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倒退)的作用关系。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变迁过程作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经济史资料作为印证,因此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然而,诺思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中制度的形成缘由。首先,诺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交易费用水平的变动呢?答案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制度、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长。诺思还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构成过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释在没有国家干预时,一些有利于现代竞争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基于此项研究,诺思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入21世纪,诺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民主制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必须有效约束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良好运行。在2007年,诺思与学者沃里斯、温加斯特合作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这篇文章中,诺思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治学的理论必须有效地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有效的解释。他们还创造了“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社会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它通过操纵经济产生租金,并用这些租金获得政治上的稳定;而开放准入秩序则激发了竞争,竞争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进程则正是由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开放的准入秩序,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诺思等人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也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始终是一个探索性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是不断开放的,不断对制度的形成、变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讨。因此,我们在理解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时,不应将其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来看待,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开放性的理解社会进程的思路。
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之前理论的比较
1、诺思与新古典理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人拥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忽视了这个假设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为前提,而新古典理论往往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是对新古典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并体现出了比新古典理论更强的开放性。新古典理论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通过用“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理论”将社会经济现象囊括在一个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诺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不仅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一种补充,更是对新古典模型试图以单一因素解释经济活动的挑战。
2、诺思与传统经济史学家
传统的经济史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技术的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却从多个方面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对技术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本身无法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实现技术潜在收益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在大部分技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诺思对传统经济史观点的反驳,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特征。首先,诺思否定以单一因素诠释历史的看法,认为虽然技术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但是不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种技术如果要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种充分条件。诺思正是以此说明一个合理的框架绝不能用技术说明一切,应该探讨技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性的进一步探讨
很多学者认为诺思使得对经济史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限循环。诺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同时认为技术等因素不可忽视,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更是将“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认为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国内学者还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二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战和为什么一些变迁按旧体制固有的方式进行时,提出了“保守原理”――现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响。路径依赖的“保守原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地安排的补充。以上两个问题都在于将不同的理论前提纳入了同一个框架中,而它们之间是无法相容的(蒋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将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几点进行切入,探讨其开放性的特征和意义。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体现的开放性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来考量诺思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虽然诺斯多次对“制度的来源”进行探索,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何者为先、何者为其他一切的原因这类问题。
诺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里着重指出这类模型通常对制度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经济模型都应当纳入制度的因素。诺思在几部著作中,都通过分析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制度以及与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期的研究中,诺思更进一步扩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畴,并且更加鲜明地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框架,不能再坚持那种“将政治视为完全外生的经济理论”或者“将经济视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论”。诺思所要建立的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
应当说,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是包括科斯、杨、哈耶克在内的众多对制度、社会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宽泛并具有开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较为开放地包括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往往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对于政治等“显性”制度的实施效能起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体系的封闭性,而使得其经济理论机械化,在一些问题上失去解释力。
2、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意识形态观念所体现的开放性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解决白搭车问题必不可少,并且对于说明那些非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须的。另外,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间有补充的关系,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是“社会中”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会习惯、传统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这是诺思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开放性解读。
3、开放性是否减弱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又纳入了制度这一核心要素,还包括意识形态、个人的心智构建等因素,并且从发展趋势看,诺思的理论仍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削弱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能力呢?本文认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对各种因素开放会减弱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希望将社会发展归于某一种或几种确定的原因。这种希望使我们总是倾向于建立一个简单的、封闭的框架来解释问题,而诺思的理论恰恰纠正了这个错误。现今社会中,不仅左右经济活动的因素十分多样,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比过去更加多元化。显然,那种希望用一个因素或者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尝试,必然面临失败。这种必然趋势,启示我们放弃这种单一的、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框架。诺思的理论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习俗融为一体,虽然在“给出确切答案和简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却为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进步之处正在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能够不断容纳更多的新问题,从而不断增强解释力并强化这一范式本身。
五、结论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其制度变迁理论备受争议,但是本文认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进步之处。它从制度、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我们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思维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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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里斯、巴里・温加斯特: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C].中信出版社,2007.
[6] 蒋雅文: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J].经济科学,2000(5).
［关键词］ 邓小平； 对外开放； 经济落后国家； 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外开放问题。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是抽象地论述对外开放的一般问题和原则，而是把马列主义紧密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了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的理论，这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突破，是当代中国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
抽象地讲，一个国家应不应该对外开放，这在经济学史上早有人论述过；世界上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对外开放的国家，因此世界上也不乏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对外开放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可以保证把本国乃至全球的资源、资本和技术用于最有利于生产的用途。最早认识这个问题并进行深入论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厉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李嘉图的这个各民族结合而成的“统一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李嘉图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侵略和剥削落后国家服务的，所谓“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观点在落后国家中产生过广泛影响，难怪在世界近代史上，落后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的基本政策都是闭关自守，害怕参与“国际分工”而受到剥削和压迫。如果落后国家中有人主张对外开放，会被国内民众看作是“败家子”甚至“亡国奴”。于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都主张闭关锁国，以至于西方列强要迫使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地区）开放时，都要用坚船利炮才能打开它的大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成见和惯例，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邓小平大胆地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落后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是有利的；况且今天已经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再闭关自守的理由，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把落后中国的经济前途与对外开放挂钩，打破了“剥削”、“经济殖民主义”等传统禁忌。他认为，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并与之竞争，中国过去那种停滞的封闭体制是不可能办到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
邓小平最早讲到对外开放（对外贸易）问题，是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讲了七点意见，其中的第二点就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他说：“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来一看，好多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后来他又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3]“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4]
1974年9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针对这个事件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Ο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5]
在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邓小平希望能找到一条道路来逐渐使国人相信，只要实行对外开放，就有希望在对外交流中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和巨大的投资，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一直着眼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他明确而痛切的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6]“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7]“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8]“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9]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们仍然抱残守缺，“脱亚入欧”的日本赶上去了，中国却沦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故步自封，排外斥新，就将永远落后闭塞，永无翻身之日！
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经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不足；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我们就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上每年上万亿的游资、上百万名专家和上千万项专利技术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
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对外开放？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曾作出过肯定的回答。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10]“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合 = 社会主义。”[11]遗憾的是，列宁所提出的对外开放主张，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基本国策，没有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斯大林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市场又是互相对立的，因此对外开放也就不可能了，于是长期的封闭与自我孤立严重地制约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12]“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3]但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不死，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冷战局面延续了几十年，因此新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旧中国延续下来的与世隔绝的状况。50年代，我们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又关闭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的闭关自守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即外在的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我们自己的“左”倾思想和片面认识也起了不小的负面作用。由于受冷战思维的限制，我们视西方为仇敌，没有把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甚至把对外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我们曾一度把那些有亲友在国外或与国外有联系的人都认为是“有问题的人”甚至“国家叛徒”。由于怀有上述这样一些错误的观念和认识，我们竟在几十年中狠抓国内阶级斗争，而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去打破内外封闭的僵局。结果，亚洲许多国家起飞了，中国却进一步拉大了与它们的差距。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4]“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 5]。“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6]。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早在1979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所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紧进行和平演变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仍明确地指出：“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7]“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要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19]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宗旨是：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力倡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和意图，是要利用对外开放这个手段，使中国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成为国际经济社会中有活力的一名成员，充分享受国际经济交往的利益，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并不是每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都能够做得好对外开放这项工作，都能够使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搞好对外开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尤其是自身的各种条件。邓小平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早在1983年中国对外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20]。中国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邓小平1985年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2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要自己寻找出路，即寻找资源、销售和投资市场，中国有一个广阔的大市场、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经济交流、经济竞争的“王牌”。邓小平生前一直提醒我们，要打好这个牌，不失时机地很好利用这一外部条件，把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极大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在70年代末他70岁以后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其着眼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对外开放的理论主张，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继续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2001年4月）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P11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2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91
[4][5][6][7][8][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29，P367，P90，P90，P64，P202
[10]列宁．列宁全集[M]（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P167
[11]列宁．列宁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P520
[12][1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M]（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P740，P742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64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232
征文要求和有关事项：
一、应征论文作者可根据会议主题及参考选题自行命题撰文。所送论文必须是未曾发表和为本次研讨会专稿。论文一经人选，即邀请论文作者(1人)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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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
附件：
浙江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参考选题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
2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重心的关系
4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5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
发展
6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8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10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1 农村变革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影响
12 浙江的城市改革
13 浙江的经济体制改革
14 市场取向改革在浙江的实践
15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浙江的影响
16 浙江的城镇建设
17 浙江现象、浙江经验及浙江发展道路
18 对外开放、对内联合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影响
19 建设文化大省对浙江民众的影响
20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21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2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3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一、文献综述
自奎因（Quinn，1997）通过研究得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后，关于资本项目开放、证券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大量涌现。
综合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孟宪强和温振华，2010），而大多数研究均认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分别采用宏观数据和产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效应的影响。克莱因和奥利维（Klein和Olivei，1999）对67个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国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工业化国家中资本项目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非工业化国家则不然。同时，论文还首次关注了金融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认为资本项目开放能够促进OECD国家的金融深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加林多、亚历杭德罗和奥托涅斯（Galindo、Alejandro和Ordo觡ez1，2002）认为金融开放能够推动金融部门发展，进而提升企业融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爱迪生等（Edison等，2002）通过对5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在引入控制变量后（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教育程度和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并不能够证明在给定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法律和秩序水平、腐败程度下国际金融一体化（IFI）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却与实际人均GDP、教育水平、银行业发展程度和证券市场发展、低水平的政府腐败呈现积极关系。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5）通过95个国家的大样本宏观数据得出了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有积极的影响。克莱因和奥立维（2008）分别对发达国家（1986—1995年）和发展中国家（1975—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该国的金融深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和宏观政策，资本项目开放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伽玛（Gamra，2009）通过对6个东亚国家1980—2002年的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开放的效果与金融开放的水平和结构有关，适中的金融开放水平和结构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采用产业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万内斯基（Vanassche，2004）通过对45个国家细分产业的数据研究，进一步延伸了克莱因和奥立维（1999）的研究结论，不仅仅在OECD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一体化同样也能推动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带来各细分产业的增长，并且这一作用在外部依赖性强的产业中更为明显。古普塔和袁（Gupta和Yuan，2009）依据31个新兴市场国家27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产业产值增长率、企业数量和规模、单位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检验了金融配置效率对这一作用的影响，结论显示股票市场开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产值增长，并且配置效率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开放更能提升产值增长率和新建企业数量增长率。
综上，文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强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或者证券市场开放能够促进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文献中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结论的可接受性：一是对于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现有的文献一般采用简单的二项变量及其变形，即开放前年份取0、开放后年份含开放当年取1，或者按照开放的年数除以总年数的比值来描述开放程度，还有采用主观评分指标来刻画证券市场开放度，此类指标对证券市场开放水平的测度是粗糙的，例如印度和中国在证券市场开放过程都选取了渐进式的开放方式，而实证文献采用单纯的二项变量无法准确描述这一过程。二是现有文献在选择样本国家时往往排除了中国等金砖国家，因为在获取有关证券市场开放度数据方面存在困难，而金砖国家恰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是现有文献样本的时间跨度大部分截止于2000年之前，而金砖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2000年以后仍然在不断地开放其证券市场，截止到2000年的样本显然无法进行准确的检验。
二、理论模型
本文从扩展的带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索洛—斯旺模型出发，借鉴克莱因（2005）对这一模型添加制度变量的思路，在经典的索洛—斯旺模型中添加了金融发展水平变量，进而从理论模型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基本模型
模型中包含两种形式的资本K和H。这一思想来源于巴罗、曼丘和马丁（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5）构造的增长模型，K代表实物资本，这类资本在国际借贷发生时能够充当抵押品，进而可以完全由国际资本补充而来。H代表人力资本，由于在国际借贷中无法用未来的工资充当抵押品来获取借贷资金，因此H表示无法充当抵押品，只能由国内储蓄转化而来的资本。在封闭状态下，二者没有区别，然而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则会有较大区别。
引入K和H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变为：其中，E代表劳动的效率，L代表劳动力的数量，和均为（0，1）之间的参数，且。定义，，。（1）式两端同时除以，生产函数可转化为：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资本k由储蓄转化而来，而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水平。因此引入金融发展水平函数来描述这种影响，记为，函数中，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值越大代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进而可以使得储蓄更大比例地转化为资本。根据索洛模型，可以得到k和h的积累方程：（3）和（4）式中和分别为产出转化为K和H两种资本的比例，是两种资本的折旧速率，，，即和分别表示劳动和技术的增长率，、、表示变量对时间t的导数。当经济处于稳态的时候，即，，由（3）和（4）式可以反解出稳态时的和，记为和：将和带入生产函数（2）式，即可求出封闭状态下稳态时的产出。
（二）封闭状态下的产出增长率
由生产函数出发，对（2）式两边求自然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可得：其中表示变量对时间t的导数。将（3）、（4）带入上式可得：对上式运用泰勒展开式在经济稳态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得出封闭状态下的产出增长率在稳态水平附近的近似解：
（三）实际开放状态下的产出与增长根据
K和H的定义，由于在实际开放状态下人均资本k可由国际资本补充，因此k将由均衡条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即k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成本。k的边际收益是k的边际产出减去其折旧，资本成本是国际均衡利率，由此可得，，并可解出经济稳态时的，H由于只能通过国内储蓄转化而来，因此经济稳态时的与封闭状态相同，即。将和带入生产函数（2）式，即可求出实际开放状态下稳态时的产出。根据（8）式的推导思路可以得出实际开放状态下产出增长率在稳态水平附近的近似解：
（四）关于模型的讨论
1.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下收敛速度的对比。根据（9）和（10）式可以得到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下经济向稳态水平收敛的速度分别为：封闭状态：开放状态：由于，可知开放状态下经济收敛的速度要快于封闭状态下，因此，证券市场开放状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证券市场没有开放的状态。
2.开放状态下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开放状态下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先求得：由（11）式可知，由此，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会增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根据（10）式，其中为长期稳态产出水平，在相关实证研究中，一般用决定经济长期水平的控制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由这些控制变量决定经济的长期稳态水平。添加了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由此（10）式可转化为实证研究所用的计量模型：其中，，y为实际人均GDP。包含经济长期水平的决定变量①，本文选用了政府开支/GDP（记为GOV）、人口增长率（记为POP）、预期寿命（记为LIFE）、投资率（记为INVEST）、进出口占GDP比重（TRADE）、FDI占GDP比重（记为FDI）。是实际人均GDP的初始值，OECDgrowth是代表世界经济周期的变量，方程中引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的影响。式中和分别代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金砖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和高于均值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了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和股票市场周转率两个变量分别代表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展水平。
（二）数据说明及来源
1.证券市场开放度。AREAER评分指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参照IMF各期《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有关资本账户11个大项中与证券市场开放有关的4个子项汇兑限制的描述，并根据其每年的变化程度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给予打分，最终汇总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值。选择的4个子项分别是：股票市场（Sharesorothersecuritiesofaparticipatingnature）、债券市场（Bondsorotherdebtsecurities）、共同投资证券（Oncollectiveinvestmentsecurities）、金融衍生品市场（Derivativesandotherinstruments）。每一子项流入和流出的计分范围分别为0—1。计分标准：计分起始年份选择为官方开放日期的前一年，前一年4个子项均按照0分计分，此后根据《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对每一项交易管制法规的具体描述，按照其变化的程度给予打分，如果限制相对上一年放松，则加分，反之则减分，具体加减分的标准为：特别重大政策调整加减1分，重大政策调整加减0.5分，一般政策调整或者涉及数量和宽严变化的政策调整加减0.25分，涉及投资限额频繁调整的政策变化根据其变化幅度和频率分别计0.1或者0.05分。最终得分由4个子项得分汇总除以4得到。证券市场开放强度指标（EW指标）②：来源于标普公司。将IFCI指数的市值与IFCG指数的市值相除得到，0代表完全封闭，1代表完全开放。实际资本流动净额指标（Netflow指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OP数据库。一国每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资产的净额（贷方-借方）表示一国该年对外证券投资的净变动额，同理负债的净额表示该年外国对本国的证券投资的净变动额。本文选用证券负债净额的绝对值/GDP表示证券市场开放度。
2.宏观经济变量。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由年度实际人均GDP计算而来。初始实际人均GDP由前一年度实际人均GDP取自然对数计算而来。政府开支/GDP由年度各国政府开支数据除以GDP数据得来，用以粗略反映各国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表示各国年度人口增长率。预期寿命表示各国年度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中学入学率表示各国中学入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数比例。OECD经济增长率表示高收入OECD成员国的平均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投资率表示各国年度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进出口占GDP比重由各国年度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额总和除以GDP计算而来。FDI占GDP比重由各国年度FDI净流入和净流出总和除以GDP计算而来，以上数据来源于IMF。
3.金融发展水平变量。（1）私人信贷占GDP比重。私人信贷包括商业贷款、购买非股权类的金融工具（比如债券）、贸易信贷等等。（2）股票市场周转率表示股票市场交易量占总市值的比重。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三）样本及计量方法
本文选择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因为俄罗斯的各变量数据在1998年之前是不同程度缺失的，因此予以剔除，（12）式中参照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2005）的研究选择了k=3，以便更好度量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样的OECD增长率也取了3年的平均值，时间跨度选择为1990—2008年，因为所有国家均是在1990年后逐步开放了本国的证券市场。面板分析选择了固定效应，回归方法选择了截面似无关（Cross-sectionSUR）广义最小二乘法，加权方法为截面似无关，来修正截面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估计完成后，对和的系数进行两者是否有显著差异的Wald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银行业发展水平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1给出的是用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样本对方程（12）的估计结果。（1）—（3）列报告的是将银行业发展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别使用EW开放度、AREAER开放度、实际证券资本流动净额开放度时的估计量。各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的似然比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Adjusted-R2均在90%以上，因此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估计的情况表明，在不同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度量指标下，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的判断，然而银行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和银行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系数并没能通过wald检验，说明银行业发展水平对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造成显著差异。从其他变量来看，所有回归方程中滞后一期实际人均GDP对数前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样本国家的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寿命的系数全部显著，这与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2005）的研究结论相同，说明了人口增长速度的增加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人均寿命的增加，提高了劳动的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政府开支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府开支对经济增长并无太大影响。进出口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说明贸易开放的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将其作为经济稳态水平的决定变量是合适的。投资率和FDI的系数部分显著，说明将其作为经济稳态水平的决定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是值得讨论的。OECD国家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砖国家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性，另外也说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控制经济周期变量后仍然显著，更能进一步证明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2.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1中（4）—（6）列报告的是将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别使用EW开放度、AREAER开放度、实际证券资本流动净额开放度时的估计量。各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的似然比检验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Adjusted-R2均在90%以上，因此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估计结果表明：当将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股票市场周转率变量纳入方程进行估计后，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样可以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的判断，此外估计结果显示股票周转率高的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大于股票周转率低的国家，并且通过了wald检验，说明股票市场活跃的国家在开放证券市场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的实证结论部分验证了文献回顾中得出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强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方面直接验证了有关结论，但是在银行业发展水平上没有得到支持的证据，这可能是由于证券市场开放后外部资金通过证券市场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其增长效应与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关系更为密切，而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充当实体经济间接融资的渠道，会对证券市场代表的直接融资渠道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当一国更为依赖银行业进行资金配置时，通过证券市场开放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相对不明显了。
四、结论
关键词：开放条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12JL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JY065）；2009年江西财经大学校级招标项目。
作者简介：吴伟军（1977- ），男，江西于都人，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金融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125-06收稿日期：2012-05-04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测算一般用当年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名义GDP的比率来衡量。2006年我国经济开放度达67%，而至2011年我国经济开放度已超过75%。经济开放背景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通过资本渠道、贸易渠道紧密相连。由于资本和商品国际流动，国际经济变量如汇率、国际热钱、外汇储备等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时又将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给整个国际经济。国内与国际经济相互关联。所以，开放条件下汇率、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状况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的波动更是成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开放条件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及对其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指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正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非对称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从冲击层面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开始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焦点，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Cover（1992）对美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是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正向的货币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却不显著。Paul等（2008）通过建立扩展动态一般均衡的新凯恩斯模型，结合凸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美国总需求对货币冲击的非对称性反应的形成机理。
我国1984开始实施中央银行制度以来出现过通货膨胀和1998年的通货紧缩，中央银行也动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效应。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内。曹永琴（2010）从价格传导渠道入手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形成机理，发现主要成因是非对称的价格传导渠道。而梁云芳等（2011）检验了封闭条件下我国货币冲击对实际投资和实际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货币冲击长期存在非对称性，而短期不存在非对称性。王立勇等（2010）通过引入汇率因素，在开放条件下应用LSTVAR模型，发现在低增长和高增长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非对称效应。同时，有部分学者还对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综观上述文献，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从冲击方向研究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结论大部分支持存在非对称性。但现有研究缺陷主要有二：一是主要集中于封闭经济体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实证检验，大都选用5变量（货币、利率、信贷、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或其中的某些变量的模型来描述封闭经济；二是缺乏对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探讨。本文的扩展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1）以Keynes主观预期非对称理论为基础，引入外汇储备和汇率因素构建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形成的理论机制；（2）通过构建货币供给方程来求解货币正向和负向冲击变量，构建产出方程来检验货币正负冲击的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性，并引入汇率因素比较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的变化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