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关 键 词】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一国两制/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毫无疑问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式的政治文明是否能够充分展现东方政治文明的魅力，并在未来与其他不同模式政治文明的交流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
但是目前理论界在探讨中国式 政治文明 的特点和优势及其发展的新趋向，包括分析中国式政治文明在未来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中的影响和地位时，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国家统一与实行“一国两制”对中国政治文明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向的影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此，笔者就此作些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这一事关中国政治文明前途与命运重大课题的重视，进一步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国家统一与政治现代化进程，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水平和地位
如果说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领域创造的积极成果，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状态的话，那么，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就成为衡量政治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很多，人们经常谈到的有：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环境的自由化，政治主体的多元化，政治关系的理性化，政治行为的法治化，政治过程的程序化，政治运转的高效化、政治官员的廉洁化，等等。其实，还应该加上政治实体的一体化，一体化是政治实体文明的重要表现。因为政治实体的一体化水平既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政治实体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政治实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具有主权地位的现代国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实体，国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是冲突分裂还是和谐统一，就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状态亦即 政治文明 状态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
(一)国家统一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
就世界范围来看，政治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就一个国家而言，政治现代化不仅与经济现代化相联系，而且与国家统一状况密切相关。一个国家不能失去领土的完整和国家主权的高度统一。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处于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权受到威胁和侵犯，虽然也可以制订现代化的目标，但想真正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却相当困难；不仅经济现代化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必然阻碍政治现代化力量的成长，破坏本来就不坚固的政治现代化的根基，削弱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国家统一进程密切相关。国家统一的进程越快，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就越快，相反，如果国家的统一进程受到阻碍，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也会放慢。
这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与其国家统一进程和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在独立战争中开始起步，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真正取得长足进展的。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之所以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因素很多，但其主因就在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瓜分以及国内军阀割据和混战，而大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现代化建设不尽人意甚至屡受挫折，固然因素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处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刻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存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国家未能实现完全统一。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政治现代化建设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当时的中国恰恰缺少这一点。
台湾政治现代化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迈不开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仍然在于两岸关系过于紧张。美国曾经千方百计地对蒋氏父子施加压力，要求台湾走民主化的道路，遭到蒋家王朝明顶暗抗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大陆与台湾仍处于分裂状态，台湾在空前绝后长达四十年的“戒严”状态下要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无疑是天方夜潭。即便近年来台湾当局自吹自擂的所谓“民主化”成就，事实上也得益于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得益于大陆真诚倡导和推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与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岛内恐怕连徒有躯壳的民主形式也难以保持，更不用说具备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了。
(二)国家统一也是政治现代化与 政治文明 的基本标志。
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很多，但核心则是民主化。既然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即主权在民，那么，主权在民表现在统一问题上，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应该统一，究竟如何统一，必须由本国的全体国民来决定，即实现统一意志的民主化、统一过程的民主化、统一结果的民主化。
显然，在统一的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在民主时代和民主社会，形成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的途径，理应坚持自由民主讨论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和要求。现代中国人民在形成国家统一共识的问题上，事实上就是遵循了这个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探索国家统一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道路。就国家统一理论的探讨和最佳方案的形成而言，事实上经历了一场思想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不仅对祖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完全统一凝聚了共识和力量，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政治意识的现代化，无疑有利于中国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
虽然人们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就形式而言，相当多的人认为，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协商机制，一种共同的决策机制，一种公平的选择机制。在人类已经进入民主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的统一问题显然也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决策、平等协商。对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炎黄子孙来说，中国应该统一，必须统一，不存在要不要统一即为什么要统一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怎样统一即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统一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如何实现中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真正的国民党人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其他的爱国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或团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确实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说分歧很大，恐怕未来实现统一之后，也仍然会有人对既成事实的统一方案持保留态度。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的两岸中国人，港澳中国人，海外华人、华侨，甚至关心中国统一事业的外国友人，都从各自的角度，为中国的统一出谋划策，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构想，在比较中，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构想脱颖而出，成为包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统一方案。事实上，“一国两制”的理论构想在中国统一进程中成为首选方案，并不是大陆强加于人的结果，而是人们在众多理论构想方案中比较选择的结果，是源于“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即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不仅能够保证全体中国人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有利于实现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
“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最佳统一方式，从形式上看，只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统一方案的认知上形成了共识，但从实质上看，则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往往注意的是“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成为大多数中国人首选的统一方案这个客观事实的自然过程，很少从深层次上分析这个“自然过程”上的主观努力过程。事实上，大陆虽然有决心有能力以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大义出发，中国共产党反复解释和宣传“一国两制”的实质与内涵，一直耐心地等待台湾当局转变在统一问题上的僵硬态度和做法，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统一问题上尊重台湾各党派及广大台湾同胞意愿的真诚态度，而且也体现了在统一问题上的民主精神原则意识和品格。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这种主观努力，才使得两岸中国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环境下探讨中国的统一方式问题。
(三)在“一国两制”轨道上的国家统一进程，已经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与 政治文明 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
就政治现代化而言，由于国家统一与政治现代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有令人信服的充分论据，因此，如果按照民主的方式加快国家统一进程，实现国家统一，也就必然会推动国家政治现代化步伐，提升国家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的水准。中国依照“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象，无论对中国大陆还是对香港、澳门，政治现代化水平不同程度的提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港澳的主权不再被人分割，港澳人民摆脱了外族奴役和压迫，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实现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如果大陆与台湾依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统一，彻底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那么，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一国两制”架构下的一国四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中多样性政治形态并存，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现代 政治文明 的独特魅力。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政治自由，意味着对不同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生活的理解、尊重和宽容，“一国两制”的中国绝对可以对此给予充分的满足：多样性的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文化；多样性的政治结构、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规范；多样性的政治主体、政治主题、政治方略、政治生活，等等。而且，这种并存的多样性政治形态受到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以及有关基本法律的保障，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可以50年、100年乃至长期保持不变。一国之内多样性政治形态在法定条件下长期并存与发展，充分表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体系宽广而博大的包容性，这是其他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政治体系也不曾达到的。
那么究竟是等待政治民主化、现代化之后再走国家统一之路，还是通过国家统一进程推动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文明水准，就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了。
二、“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更加凸显了 政治文明 的中国特色，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贡献
实行“一国两制”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及其实践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具有了许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产生了人类政治文明一种新型态，其主要表现是：
(一)政治主体的范围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坚持的是既与资产阶级专政性质截然不同又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当时的人民范畴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尽管我国的权威组织和领导人还没有说大陆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但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并逐步壮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随着“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与实践，目前中国人民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而且包括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全体守法公民——即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包括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香港、澳门、台湾特别行政区中的各阶级、各阶层中国人民。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看，这种政治主体范围的广度，不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不及，即便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和发生变化之前的东欧各国也未曾达到。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对马克思主义国体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性发展：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统一国家里，国家不仅成为代表和维护大陆地区广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成为港澳台地区乃至全国守法的非劳动者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和工具，成为一切爱国者阶级阶层及其个人的代表和工具，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和工具，这就产生了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国家具有特殊的国家本质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的统治的工具的一般本质理论。
(二)政治制度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
这一点可以主要从最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大陆地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性质与地位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的港、澳、台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却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截然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形成了多样化的政体形式——至少是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这也是其他 政治文明 包括以前和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所未曾有过的。各种政权组织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一个国家共同存在和发展，这是人类共和制政体的新类型。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仅要共存，而且在法律的保障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下去——如邓小平所说至少50年不变，甚至50年之后也不变。这就意味着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统一国家里，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基础及其为之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即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产生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国家具有特殊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特殊的国家职能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存在一种经济基础及为之服务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的一般国家职能理论。不仅如此，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也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能共存的理论。
再从国家结构形式来分析。从古今中外世界范围的国家结构理论与实践来看，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包括历史上的君合制、政合制与现代的联邦制以及更为松散的邦联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变为基本国策和法律制度并在香港、澳门付诸实践之后(台湾与祖国实现统一之后也必将创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虽然没有改变，但复合制的因素却揉和其中，即港澳台一方面是单一制国家内的地方政府，符合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享有单一制国家一般地方政府所难以享受的广泛权利，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成员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比如港、澳、台实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司法体制，台湾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带有某些复合制国家色彩的新型的国家结构模式及其理论，不仅突破了国家结构主要是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模式的一般国家结构理论，而且也突破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结构观念和其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结构实践。
(三)政治组织的关系呈现出竞争化的趋向。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政党组织关系上，可以分别从特别行政区政党之间的关系、大陆政党与特别行政区政党之间的关系、大陆政党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分析中国政治包括中国政党政治不能忘记港澳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要事实。港澳台政党或政治性组织与团体之间实际上存在竞争性的关系，在台湾这种竞争性的关系表现得更加鲜明和突出，某些政党之间的竞争还相当激烈，甚至一度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斗争态势。
特别行政区的党派包括台湾的政党与大陆政党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既有合作性、协商性关系，也有竞争性、斗争性关系。合作性、协商性与一般竞争性关系主要存在于遵守“一国两制”或主张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之间，斗争性关系则主要存在于坚持国家统一与破坏和反对国家统一的政党之间。
如果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中透视中国的政党关系，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性的关系，估计在认识上不会存在很大疑义。但对大陆政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性关系，恐怕认识不尽一致。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虽然主要体现的是政党之间的相互合作、协商、监督关系，但也并非没有竞争关系。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为了充分说明这个观点，需要对大陆的政党制度作全面的分析。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具有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一是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从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时起，就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又写入它们的党章中，成为各民主党派一切行为的共同准则。二是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有一种密切合作的政党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政友关系，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敌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既亲密合作、真诚协商，又发扬民主，互相监督，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四是有一个有效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是有一条保障合作的法律原则：各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保证宪法的实施与尊严，也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六是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合作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陆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制度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作用；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完全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显然，大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多党制的图谋和行为。邓小平认为，西方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如果丢掉共产党的领导，则“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但是，由于一些人对我国多党体制的优越性和西方多党制的实质及弊端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上某些西方国家和国内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盅惑性宣传，有些人向往西方的多党制，以为推行多党制就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并迅速实现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多党制既不是政党制度的理想模式，也不是西方国家的唯一选择。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离不开政党领导的。但是，政党领导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或理想的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国家究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在承认大陆政党制度强调合作与协商的特殊性及其现实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国两制”的实行，大陆民主党派之间在争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协商的实际地位和效果方面，毫无疑问是存在竞争性的，与西方不同的是这种竞争不是通过斗争的形式实现的，而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扩大自身实力与影响实现的，这是一种友好竞争的关系；同时，大陆的民主党派与特别行政区的党派之间在争取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竞争关系。不仅如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是受到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和保护的，但执政地位是否持久稳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魅力是否能够永存。否则在世界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拜的21世纪，在统一的中国大地已经存在其他政治党派并且其影响可能增大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甚至丧失，世界范围的许多大党下台的教训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因此正视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与已经存在的政党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关系，没有什么值得忌讳或大惊小怪的。相反，这将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举措，防止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合法与非法政治性组织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来的威胁和危险。很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并注意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威胁和危险了。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共产党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完善中国的政党制度，特别是在加快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时，尤其要注意到多党合作的对象已经扩大了，不仅要包括大陆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而且也应该或必须包括港澳台一切赞成和拥护中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其他党派。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必然出现：如果台湾与大陆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那么，未来的台湾依然将实行现在已经形成的多党竞争体制，在未来中国法律规范下的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政党制度也体现出另一种政党关系。这样，在中国国土上必然产生多维的政党关系和各异的政党制度形式，这种别具一格的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模式，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而且必将对人类 政治文明 宝库增添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和精神财富。
(四)政治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向。
任何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模式要想持久生存并发挥自己的影响，都必然包含并散发着独特的政治文化气息，不断展现自己诱人的魅力。“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其实也向世界传达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明模式中的和平政治文化理念。著名政治学家王沪宁教授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提出“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问题，(注：参见王沪宁为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所作的序言，黄河出版社，1993年。)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创造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命题。探讨当代中国式政治文明模式的特点当然十分必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以及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无论学者怎样概括中国式 政治文明 的特点(即便有很大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实践，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
[关键词]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72-03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积淀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地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依靠地方财政供养、主要面向所属地域招生的高校，生源地方化是其重要特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地域文化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和财富，为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宝库、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身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围’和近距离的‘亲和力’以及教育上的方便，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和利用地域文化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其转化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资源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作为教育的核心或心脏，课程是实现诸多教育理念的基本途径。“无论是哪一层次的课程建设，都应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按照‘五个一流’的要求，即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建设、机制建设六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一门需要借助教材之外资源才能完美实施的课程，又是一门需要教师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教学的课程，更是一门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发挥其自主学习能力的课程。地域文化资源蕴涵着丰富的课程资源，地方高校通过挖掘其中蕴涵的优质教育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课程资源，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一）能够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核心所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和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其内容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了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时代精神，与教学需求基本趋于一致。但由于是全国统编教材，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教材内容主要着眼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共性发展，地方性特征发展不足；二是教材内容中理论性内容偏多，感性素材不足；三是教材内容存在着与社会生活脱节现象，生活性和现实感不强。地域文化资源具有地方性特征突出、感性素材丰富、生活性和现实性强烈等特点，正好可以弥补统编教材内容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作用，地域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而客观存在的，它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创造性使用统编教材时，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当地社会实际，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提炼和梳理，形成教学读本和案例，使地域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上升到理论教学的高度，使地域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相衔接，实现教学内容和素材的进一步充实、丰富和优化。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性、开放性和分散性特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化途径，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具有的理论性、封闭性和集中性，又为区域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维和系统融会的现实机制。所以说，思想政治理论与区域文化虽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二者功能释放的方式与特征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互动又客观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功能互补。
（二）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表现为理论性的、抽象化的和宏大叙事式的，又是远景性的概念描述和逻辑阐释，普遍存在“一本讲义、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简单单一教学方式，而大学生更需要的是具体和感性的知识，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满的―个重要原因。地域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内存在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具有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特征。因此，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把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能够改变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增加课堂教学的活跃气氛和感染力，使理论知识和学生实际、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既要立足主渠道又要实施多渠道，既要立足校内课堂又要走向社会课堂。主渠道就是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主渠道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采取诸如讲授式、展示式、研讨式、音像式、参与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还可借助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地域文化资源展示出来，使学生受到感染和冲击。多渠道就是课堂教学之外的其他渠道，是主渠道的深化和延伸，可选择走出校门，组织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参观工厂农村、采访先进人物等方式开展教学。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空间，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满足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
（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由于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教师必须将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和学生有限的社会体验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中的困惑和思想上的疑虑，而这一过程必须以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
全国统编教材提供的只是理论骨架，其血肉需要用丰富的实践资源去构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实现实践教学的创新。首先，地域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价值，是地方高校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先决条件。地域文化资源可开发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资源，为实践教学提供广阔的体验阵地，为深化、细化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提供依托。其次，地方高校利用这些实践资源具有地域优势。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具有人、财、物等方面的便利，可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进行教育化的开发，缩短课程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最后，地域文化资源能够促进知识向行动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构建，更要把理论知识上升为学生的价值观，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知识，进行验证理论和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模式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学校和地方的合作，创建与课程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基地，将丰富的实物史料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坚实广阔的平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课堂内向课堂外的拓展，由小课堂向大课堂的转变。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熏陶，感受地域文化的氛围和底蕴，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沉思，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最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既可吸引学生的眼球，又可叫醒他们的耳朵，还可震撼他们的心灵，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入耳入脑，改变长期以来“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扔笔记”的现状，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典型性、直观性和生动性等优势，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发掘利用这些地域文化资源，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三观”和国家意识的形成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意义和道德价值，促使学生了解和喜爱地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他们热爱乡土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和建设祖国做贡献的志向，进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也是人们的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文化包含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地域文化传承是一致的，这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理念相符合。“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古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的层层递进，就反映了“家”、“宗族”与“国”之间的这种同质联系。因此，对于中国国民而言，爱家乡，进而爱国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有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指社会中的人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之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大学生完美人格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是多方面的，而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教材，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担当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对于塑造大学生的人文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引入地域文化的优秀内容，不仅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生动性、实践性，还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品德修养。换言之，优秀的地域文化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平台，把学生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素材和切入点，发挥其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使学生从身边的生活得到文化的熏陶，增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教学方式和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主体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仅仅局限于教师开发利用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方法、重组教学环节等方面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要实施研究性教学，还包含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向研究性学习转变。所谓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将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平台，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使知识和能力有机融合。地域文化资源或来源于学生身边的事情，或来自于自己的家乡，或来自于自己学习的周边环境，大多具体、直观、形象生动，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并具有亲近感，容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探究兴趣与欲望。学生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搜集地域文化资源，将学习过程处于可依托性和具体感知性中，促进学生探究问题并形成学习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由接受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转变。
三、有利于推动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办学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域文化孕育和滋养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对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之一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便是其地方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搭建了桥梁，对推进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发挥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地方高校与区域社会有着天然的联系，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相关度较高，由于长期处于特定的地方文化氛围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地域历史沿革、文化渊源、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带有所在地域文化的种种特性。作为地方高校，其生源主要来源于本地域，长期积累的地域文化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深深融入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内化为文化心理和性格，并进而约束着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他们的地域文化印记更为明显。地方高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可以有效地推动富有地域文化特色且乐于为学生接受的校园文化精神的培育，增强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 政治人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社会化理论是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这一理论在西方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一理论与我国所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许多共同之处，研究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的本质与属性，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与主体二元化分析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于1958年首先提出来的，指人们获得其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是社会将知识、态度、规范、价值等政治取向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方式。格林斯坦则从狭义和广义这两个层面来理解政治文化，就其狭义而言，政治社会化是指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对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反复灌输；就其广义而言，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囊括了个体一生中每一个阶段的各种政治学习――正式的和非正式、有意见的和无意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实质上，政治社会化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是人们通过社会化途径形成一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能力的过程。“即通过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分析，从社会和个体二元的角度去进行探讨的。其本质上是对公民教化与公民个体政治文化两方面内在统一与辩证过程。”[1]
从社会纬度上看，政治社会化是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系统通过培养、教育、训练等各种途径传播政治文化，使社会成员逐渐获得合乎其要求的政治准则、政治观念、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规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系通过各种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政治文化教化、塑造其成员按照共同的模式进行政治活动。就这一概念而言，政治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主体，从整个系统而言，社会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主体，而社会成员则称为社会化的客体。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人格的过程。由此而言，公民个体也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就存在着二元的主体，两者共同辩证统一于推动人从自然人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转变为“政治人”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极大的共同性。
二、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中国表达方式，与西方经常使用政治社会化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过程。[2]公民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统治阶级传播其统治思想的实践活动，在本质和功能上存在着一致性。
首先，从价值取向上看，二者都是传播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在知识领域的化身，这种价值取向性通过个人与社会的政治价值和行为表现出来。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虽然也充满着公民意识、爱国主义的思想，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都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其思想与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外在体现。
其次，它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即都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实践活动。政治社会化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明确的政治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教育也体现了这一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社会主义意识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再次，都具有共同的目标，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社会化，还是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培养以统治阶级意识为主导的主流政治思想所武装的“政治人”，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中国表达术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完全包含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意识形态主导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而政治社会化既有通过政府、党团组织也包括社会自发运行、有社会成员自己组织的非正式活动。[2]从内容层面上看，政治社会化是以文化形式出现的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政治思想系统，政治文化中的思想往往不是直接出现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渗透到人们的心里。政治文化内容不仅包括主流的政治文化，也包括社会系统内存在的各种非主流文化，呈现多元文化的现状；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不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的是教育手段，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或“意识形态”。它具有比较规范的语言，是统治阶级主流思想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控制性。
三、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化功能
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借鉴和思维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化功能，是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承担者，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基本途径。
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意味着教育要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具有阶级性的国家政权培养政治人才，为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大学生从早期政治化到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的重要中介，是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青年大学生在早期教育中形成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的重要途径环节。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培养出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适合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前进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政治社会化有助于维持政治系统与政府的运作……使其成功地按其应有的方式进行统治”。[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主流政治文化的教化，培养大学生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使他们能够自觉的接受社会的价值，形成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政治人格。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大学生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他们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只有使得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顺利实施，才不会影响到我国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和政治发展的持续性。
2、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1）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
政治社会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表达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体系，既要体现时代性又要具有历史性。但是，多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处于多元化、非稳定状态，而且其内容过于空洞，具有较强的说教性，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抵制心理。为避免此类情况，我们应该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进行反思，避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说教。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魅力就在于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这要求我们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把理论与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创新。
（2）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的转变。
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的转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亟待解决的课题。当前我国的理论界也对此作了许多探讨，从总体上而言，存在着三个重要的转变：首先从“传统型”到“启发型”转变。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导致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学生的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理解不足。把一些政治信息、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通过灌输的方式直接影响和教育当代的大学生，反而使得其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填鸭”方式而向新型的“启发”方式发展，注重校园各个方面环境的建设，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去，让校园文化的氛围影响着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一个积极、健康、进取、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其次在技术手段上，由传统转变为现代。传统的教育更多的是借助于课堂，教学也大多通过面面传授来实现；可是，在信息化时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接受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网络、传媒等新媒介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借助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学手段从传统方式转变为现代方式。
伴随着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国际社会竞争日趋激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我们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政治社会化理论，站在时代的前沿，努力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固的战斗堡垒。实践表明，政治教育应当作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来抓，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参考文献
1 高 峰．试论西方政治社会化的属性与本质[J]．思想教育研究，2006.8
2 青岛理工大学课题组．政治社会化与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河北学刊，2006.1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89-02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其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入侵，经济基础的变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课堂主渠道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一、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
在大学，对青年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过程是个既教书又育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必修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渠道。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
1.思政课没有充分发挥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主渠道作用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才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始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企图变动和颠覆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变化的新情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国目前高校的思政课课堂在面对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仍然还存在着教学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高校作为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在小范围存在政治虚无情绪和“非意识形态化”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2]
2.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育理念、教学素质仍存在不足
当今的大学生对思政课学习兴趣缺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思政课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存在不足。思政课专业教师的理论深度以及个人的教学素质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是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接收、认同和内化的重要因素。
3.教学手段和方法陈旧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信息源和信息量，但也使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同时对思政课课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们不断更新和创新自己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目前，高校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数采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而较少的利用微博、微信、MSN等新媒体载体进行双向式互动教学来增强认同效果。
二、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不强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的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实效性仍存在不足。下面将从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教学内容、教学主体、教学方法、教学对象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影响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受到多元文化的入侵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现代大学的主题，在文化传承、创造思想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这种文化层面的传承使大学生群体既吸收了社会主流文化的精髓，又直接为社会创造和更新了文化的内容，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内核”和杠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1]
2.思政课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绝大多数为枯燥的政治理论，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依然存在着语言生硬呆板，缺乏亲和力的情况。[6]
3.思政课教学主体
思政课专业教师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中承载着重要使命，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将关系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认同效果。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要求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的高度保持一致，要对青年大学生负责，用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效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育。[3]
4.思政课教学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陈旧，只采取单项的灌输式授课方式。思政课教师在实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过程中，只注重照本宣科，缺乏理论联系实际，不太注重对学生个人价值发展的引导，难以满足大学生认知规律的新变化，缺乏互动式灌输授课方式。
5.思政课教学对象特点
教师对学生的尊重重在对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的尊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体现在教与学的关系，教与学的本质是解决学生的知与不知的矛盾。在思政课教学教师中对学生认知规律的尊重，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以前的学生认知模式是教师讲授什么教学内容，学生就接受相应的知识，然后产生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灌输―接受―认同―内化”规律。现在学生的认真模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只是单纯地满足于被动地做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教师传授教学内容，学生有意识地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知识基础、兴趣和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判断，然后再选择自己所能接受的来消化吸收，最后在达到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判断―选择―接受―认同―内化”。
三、思政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的路径
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和思政课专业教师光荣且崇高的历史使命。
1.思政课堂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通过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科学理论同实践教学相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观念结构和行为准则，从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实践主体只有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仍然比较薄弱，枯燥的政治理论课堂仍占绝大部分比重。因此，将思政课堂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做到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用大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达到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情感、认知的统一。
2.思政课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主流意识形态同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校园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校园文化是透视和整合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平台。[4] 21世纪也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文化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通过将思政课的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感染为依托来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充分运用校园网络文化以及手机文化来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产影响，进而增强了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
3.思政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通过将思政课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深当代当学生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和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途径。即在提高实效性的过程当中，应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方式的灵活性，应将思政课教学内容贯穿在社会实践当中，以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力和实践感受力为目的，建立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社会实践方式，强化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参与的角色意识，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自主性。[5]
4、思政课与红色文化相结合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通过在思政课课堂上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这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而提高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认同的实效性。即在互联网对大学生有极强吸引力和极大影响力的现状下，将思政课认同教育采取校园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传播渠道，以崭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不断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继而增强实效性。高校要大力建设思政课与校园红色文化相结合体系，帮助青年学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认识价值和精神价值，教育大学生从思想上、行为上去理解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
5.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
通过创新思政课教育载体，提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课堂用语与网络化语言和符合大学生时代特点的潮流话语相结合，进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的形象性来丰富思政课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教育信息的主要方式，使大学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缩短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的心理距离，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效果，从而增强实效性。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可以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传递，激发学生的思考，达到双向的灌输式教学。
参考文献：
[1]路海华，余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传承作用探析[J]，社科纵横，2003，（1）.
[2]王晓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J].思想教育研究，2010，（11）.
一、国内代表性观点概述
在宗教政治学论域内，国内学界和政界主要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一书探讨了当今世界各国宗教与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宗教问题概论(第三版)》一书在探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着重分析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讨论天命信仰、受命与革命、权力秩序等概念的过程中，初步勾勒出宗教与政治之间、信仰一道德一权力之间的因果链条，阐述了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秩序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相互扭结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宗教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以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性与合法性问题为主线，探讨了政教分离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民族与宗教和国家间的认同特征等宗教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但是，由于人是一种追求必然性的理性存在者，而政治本身又具有有限性，因而人们必然关注现实政治之外的终极原因。因此，宗教、政治哲学在现代依然有其意义。《当代美国宗教》在介绍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时，阐述了美国民众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政教关系、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问题。《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认为，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的作用非同小可：首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配合与融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其理由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并服务予美国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再次，美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方近代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政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信仰与理性被进一步区分，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这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导向，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文明的选择：论政体选择和宗教的关系》一书在系统考察西方近代政体形成过程时发现，基督教对英、法、德等国的国家政体的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一文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多元宗教并存格局与社会稳定，以及多元宗教并存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二者互动的方式等问题。《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一书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为政治统治服务，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所以，宗教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一文认为，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信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态度。而宗教教义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实社会态度的改变。相应地，官方往往将危及政权的信仰体系视为非法宗教，并加以管制。这便是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
综上所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国内相关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其一，介绍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其二，讨论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三，阐述了宗教在中外历史及其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宗教在中国国家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变更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价值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西方主要国家现代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其四，初步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迁等问题。其五，初步提及宗教信仰、信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理想之间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相通性，并将宗教信仰视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现有制度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政党及其他政治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问题，即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对此，我国相关学界和政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及其议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一书提出，基于目前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的“三性”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妥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的理论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如何对待宗教这一社会力量的问题上，必然得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结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一文认为，要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必须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方式，改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国家·宗教·法律》一书认为，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管理模式，是我国诸多宗教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相对完备宗教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其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将之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其二，开放宗教市场，并将宗教法作为维护宗教市场稳定的根本保证。其三，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应取消对宗教组织的财政补贴和特殊支持，不介入依法注册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干预政府的行为。其四，国家要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提供政策保障。《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与教情的宗教管理法律框架。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背景，阐述了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念、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党的宗教政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宗教法规汇编》一书在阐述宗教立法的概念、宗旨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情况和宗教管理条款。《欧美政教关系研究》一书在探讨政教关系的概念，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先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宗教立法与实践的概况、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等情况。。《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我国宗教政策》一文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应采用各安其位、各遵其道、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的方法，遵循结构的多元差异性、复杂利益的平衡合理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整体性等原则。
归纳上述论著的内容，其议题和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根据目前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其二，认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而创新思维落实在宗教事务工作中，即应实现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宗教的模式转变;其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与法律的形成过程及其未来走势;其四，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的历程和具体内容;其五，提出了宗教立法工作中的若干建议、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宗教、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冷战结束后，宗教对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该问题因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此，国内亦有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其论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诸多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当代世界其他主要宗教衍生出来的极端主义的现状。《颠倒的宗教观：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一书提出，颠倒的宗教观是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了它的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的原因，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等问题。《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探讨了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其影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宗教恐怖主义、当代新兴宗教等问题;介绍了亚非拉与欧美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特点、现状、成因，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分析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宗教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探讨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美国的宗教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政权的原因、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宗教在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热点问题。《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一文认为，由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因而，宗教的认同功能和意义功能特别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认同与意义功能经过族群的诠释，便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引发抵抗异质文化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基要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宗教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宗教基要主义在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美国两大政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11”事件是美国推进所谓海外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诱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一文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牵动着世界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变化，相应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问题也会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局面;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以维护世界和平。《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一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际冲突都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宗教与国际冲突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并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一文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被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后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减少和消解文化争端甚至战争的一条路径。
以上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三股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发展进程，及其危及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局面的关联疗式，提出了扼制“三股势力”及其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对策建议。其二，从思想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向权力政治和暴力政治转换的机制。其三，介绍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推进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其目的。其四，强调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五，主张采用对话、反恐和反霸并举、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等方法，解决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
二、对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成果论及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分别涉及到了宗教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为深化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铺垫工作，并为概论形态的宗教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素材。但是，从学科体例、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内容等维度看，这些成果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宗教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学科体系等问题涉及甚少。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应有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所谓宗教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即对人类历史中宗教与政治高度扭结、相互制约这一现象的觉察及其力图诠释此现象的理论诉求;其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应为“宗教”、“政治”及其两者共有的权力、权利、权威与合法性等概念;宗教政治学以交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特征、宗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以及政府管理宗教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逻辑推论过程，亦是该学科框架结构的显现过程;宗教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宗教政治学综合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之，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应该具备以上构成要素、逻辑框架或学科体系。换言之，宗教政治学应该具备学科特有的一般性、概论性特征。但是，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专门探讨该问题的成果甚少。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尚未定型。
第二，关于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问题、互动规律、功能互化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从政治学论域研究宗教现象，不难发现，没有权力的神是不存在的。在信仰者看来，信仰对象(包括人格神或抽象力量)具有创造、支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而崇拜和依靠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信仰对象，并期望以此获得现世庇护和来世幸福等“利益”，是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存在的根由。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超然性存在及其权力的神化和膜拜。而宗教的权力、权威及其神圣性、合法性的实现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宗教信仰特有的真理观、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生活的理想模式吸引和教化信众，以实现其精神控制;其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用一系列仪轨、戒律来规约信仰者的行为。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控制信众的思想和言行，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运动中具有控制力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和路径。可见，宗教与政治两者在社会权力、权利、权威、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同构性、同质性特征。而该特征又引发出宗教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宗教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政界缺乏政治学论域的本质性分析。具体而言，由于对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问题(即两者共有的社会权力和权利等属性问题)缺乏学理和经验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由两者同质性特征引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亦只能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样”等状态描述层面，而未能进入“为什么”等本质分析阶段。
第三，宗教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尚不明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与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格局、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宗教政治学的思想理论素材，也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由于对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因而，用“权力”和“利益”等范畴以及政治学的思维范式剖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尚未运用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相反，社会学、法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出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亦分别显现出这些学科的特色，而缺乏宗教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相关成果对宗教政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不系统、深入。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学科能够提供诠释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多层次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为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宗教政治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F2009―10）成果之一）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如何，其实效性增强与否，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途径有很多，但关键只有一条，那就是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本文对实践教学的基本含义、重要作用和主要方式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 关键途径 实践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重要标志，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措施之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如何，其实效性增强与否，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途径有很多，但关键只有一条，那就是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因此组织实践教学就成为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中予以加强。同时也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理论研究，树立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本含义
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以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实践、主动思考、主动探索和主动创造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的教学观和教学形式。狭义的实践教学是区别于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广义的实践教学是指除了进行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与实践有关的教学方式，它既要以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之中，更多的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之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旨在使学生在认知的基础上领悟道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每个人参加未来社会实践奠定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社会实践教学是指学校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校园以外的领域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以学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为题材，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形式，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趣味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包括生存能力、运用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作用
1.有助于调动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普遍以注入式教学为主要形式，形式比较单一，缺乏生动性和吸引力，而教材内容则抽象的理论比较多，生动实例比较少，缺少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而举的例子。这样就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兴趣是一种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意识倾向，是引起和维持人的注意力的一个重要内部因素。实践教学由于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效果直观，感染力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必然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现代社会需要复合性人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必定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动手、动脑，参与社会实践，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实践教学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又可以培养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知与行的统一。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但他们社会阅历较浅，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往往肤浅和片面，实践教学可以使学生们跳出自己生活的狭小圈子，深入现实社会，亲眼目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可以使他们了解到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城乡差别还很大，还没在完全消灭贫穷和愚昧。这样同学们既看到了社会向前发展的美好前景，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主流，也看到了社会上仍存在着一些落后现象，从而在亲身体验中去深入思考，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是策划和组织大学生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模拟教学、社会参观调查、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开设主题博客等各种主体实践活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决定了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课内实践教学形式。所谓课内实践教学是指以固定课堂为教学平台开展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根据对操作难易程度、学生参与度大小、实效性强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课堂讨论。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引导和组织学生就教材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焦点或难点问题进行独立钻研，共同讨论，互相启发，进而得出比较全面、深刻的观点和结论。这一教学形式可以集思广益，互相启发，促进信息交流，激发思维火花，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民主和谐、密切合作的关系，是一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
（2）学生模拟教学。它是以教学为主导，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通过安排和组织学生就课程教学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学内容独立或合作进行学习研究，自主制作教学课件，然后面向全班学生进行公开授课。这种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模拟教学实践活动中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理论知识讲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课堂辨论。课堂辩论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确立研究专题，从辩证的从正反两方向出发，综合的灵活的利用各种学习方式做研究，通过辩论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教学方式。开展辩论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利于帮助学生认识事物本质属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有利于促成学生民主风气，有利于培养自信心和克服学生胆怯心理。
2.社会实践教学形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社会实践教学是指学校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校园以外的领域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以学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为题材，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形式，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趣味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包括生存能力、运用知识进行创造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社会参观调查。社会参观调查以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密切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学知识和理论，采用参观、访谈、问卷调查等技术手段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料，然后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得出参观调查研究结论。开展社会参观调查，可以拉近大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促使大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学的理论知识，以社会参与者的姿态和眼光分析和考察社会，有助于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不断调整和完善知识结构。
（2）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广大师生在教学过程上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实践活动和物质形态的总和。校园文化活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实践性、群体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主实践的有效途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关联。
（3）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是青年志愿者群体或个人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为指导，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利他性活动。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在奉献社会、传递爱心、播撒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可以丰富生活体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促进自身综合全面发展。
3.虚拟实践教学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是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支持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与现实的课内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共同构成了立体多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借助虚拟网络浏览网络新闻，进行互联网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上调查，制作个人主页，开设博客，参与网络论坛等，这些都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1）网上调查。网上调查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交互性、即时性、私密性、广延性和共享性特点，实现对所需调查信息的快速、便捷和准确采集，具有调查成本低、调查范围广和调查数据处理方便等优势。
（2）网上论坛管理。网上论坛是网民针对现实社区、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物发表个人观点和见解而在网上形成的交互性虚拟网络社区。以各高校普遍存在的BBC为代表的网上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展现大学生舆情民意的重要场所。大学生在网上论坛中发展以个人成长、学校生活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意见和看法，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在虚拟网络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同时在加强信息交流、影响社会舆情、促进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化解潜在冲突和规范个人行为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已经逐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