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楚文化 秦文化 楚化 整合 汉文化
西汉代秦而兴，继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会习俗、文学艺术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层面上，却更多地表现为明显的楚化，以致有人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1]。并且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进行融合，使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汉文化，从而促进了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一、相对独立发展的楚文化
在西周初受封的楚人，带着周文化的基因南迁，并把它与当地的土著文明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从楚文化遗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的”[2]。这佐证了楚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楚人的励精图治，使楚实力不断壮大，楚成为东周时代吞并诸候国最多的国家，并曾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以至于“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3]。随着楚的实力增强和国土扩张，楚文化圈不断扩大，进入长江下游，乃至今山东省境内，楚文化影响达半个中国，并在南中国起了主导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运玄奥的道家思想和产生在以直观、想象为特征的“巫”式思想基础上的浪漫情愫。处于中原诸候和三苗诸蛮夹缝中的楚人，为了生存发展，培养了自尊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使楚国脱颖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轻，易发怒”[4]，以至于汉代楚地仍盛产侠士，流行佩剑。楚地虽然开发较晚，但天然条件优越，“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5]楚人生活作风因而相对独立，有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学问题，逐渐产生了玄奥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对自然的依赖，使楚国的社会发展突变性不强，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会文化遗留，巫风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执羽绂，起舞坛前，以乐诸神”[8]，扮演起巫师角色。巫风炽烈，使楚地神话丰富，从而为楚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浪漫主义一脉的形成和发展。而此时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讲求严谨求实、理性的“史”式思维，并形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脉。
因此楚文化与北方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北方社会早熟而较早进入阶级社会，使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和严格的礼乐教化，呈现出伦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国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而呈现出自由性、散漫性、进取性。后来，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汤武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相应明显变化，但“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发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对立与趋合之势
战国以降，诸侯争伐，楚以强大的实力位列七雄，成为各诸侯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10]，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11]的秦国相埒。风云未定之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王”[12]，“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13]。可见逐鹿中原，鹿死谁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断有摩擦，秦也屡占上风，然至秦攻楚之大决战中，仍需“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指秦将王翦，笔者注）”[14]，可见楚的实力之强。导致楚最终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错失吴起、屈原的改革之机，内政腐败。而秦却不断巩固了商鞅变法以来的成果，使国势蒸蒸日上，最终灭掉六国，成就大统。
随着秦的统一，秦文化上升为统治文化，推行全国。由秦族文化发展而来的秦文化，经历了秦族时期、秦国时期和秦朝时期三个阶段。秦文化的发展阶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秦族自东夷溯河而上，关中又一度是周都镐京所在地，加之黄河的天然沟通和春秋战国的斗争交融，秦统一后，东西文化间的冲突逐渐减弱，集中表现为秦、楚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冲突和斗争。
成为统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时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日书》，虽同属一个历史时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云梦睡虎地的《日书》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轻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话，那么天水放马滩的《日书》则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轻鬼神，是纯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属一书流布两地，却各有差别，可见楚文化仍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影响着秦文化发生变化，秦、楚代表的两种文化短期内很难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导的规范、有序、条理化的生活方式，与楚地自由、散漫、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抵触。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与北方秦简有明显不同，但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秦的统治思想和规则已在专制政府的权威下推行到楚地，这对浪漫之风盛行的楚文化区无疑过于急躁。因为南、北文化的强制同化，会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秦的统治者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秦二世继位后，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这对自由散漫、浪漫之风弥漫的楚文化区，不啻加重了枷锁，“亡秦必楚”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在大泽乡举起了“大楚兴，陈胜王”[17]的旗帜，掀起了反抗暴秦的斗争。并且了为增强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他们还抬出两个人物——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以“从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号召，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怀恋楚旧人的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统合法统治地位也逐渐为楚人所承认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现趋合迹象。
三、汉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国残余纷纷出动，秦凭借其固有实力，在初期也进行了有效镇压。然而天下已是云集响应，秦的统治岌岌可危。纷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这面旗帜进行反秦行动。正如范增说项梁时所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9]。可见“楚”在当时代表着人们群体心理的一种指向，只有打“楚”这张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战国时纵长的地位，六国的复立者在楚的旗号下行动。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讲，有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20]。
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脱胎而来。以楚人为主干的汉王朝的建立，伴之而来的是楚风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实力人物，除刘氏诸王外，萧何、韩信、周昌、曹参、樊哙、王陵、周勃、陆贾、枚乘、严忌、周亚夫、司马相如、朱买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区内，新兴的汉王朝也因此呈现出楚化的特征，“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显示出楚化倾向，“变其服，服短衣，楚制”[22]。
出身于楚地的汉初君臣，炽烈地巫风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热衷于利用巫文化。高祖在即位之初就在长安置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祠天地、云中君、东君、司命、九天、南山等，从巫官的设置和掌祠的内容看，其中渗透更多的是楚文化的因素。刘邦在起义时称“赤帝子”、“帜皆赤”、“尚赤”等，也是与楚人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文化有关。高祖病时曾斥医不治，认为“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23]，甚至连在场的吕后也未加劝阻，这可能有刘邦的个性原因，但更符合楚人“疾病不事医药”[24]的普遍心理。
刘邦在功成还乡时，自为歌诗《大风歌》抒怀，这和项羽的《垓下歌》是传颂千古的楚声短歌。楚歌是楚人表达感情和精神风貌的手段。项羽“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25]，“四面楚歌”打跨了项羽的心理防线。汉高祖想改立自己偏爱的刘如意为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对，无可奈何的刘邦对如意之母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26]。这位被后人视为流氓的开国之君，在开心和失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依傍在楚文化的怀中。试想一个人在自己感情完全暴露时，所展现的何尝不是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和潜藏的文化底蕴呢？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刘邦、项羽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楚人的浪漫气质，和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刘邦因其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人们不得不迁就，甚至迎合于他的口味，这更加强了汉政权的楚化倾向。
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汉初的指导思想。“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7]，“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28]。在窦太后的影响下，“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9]。产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盛行，固然有矫正秦之弊的不得已，同时也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汉初黄老之治思想是发展了的道家思想，但其主旨仍循着道家思想未改变。新出土的郭店楚简表明，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放弃努力，而是反对违逆自然的造作妄为，反对主体的狂妄自大和主观任性，而要求在与始源、自然的统一中去获取自由，即达到“无不为”[30]的境界。这更符合楚人的生活特征，也没有消极的意义，我们从文帝、景帝的勤政中可知“无为”之真正含义。
此外，有汉一代的文学上盛行汉赋，汉赋直接承继楚骚而来，是楚的浪漫主义在汉的突出表现。“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31]。可见楚骚对汉赋之影响。汉赋的铺陈夸张，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正是楚风北上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汉兴好楚声”[32]。楚文化的馨香洋溢在汉朝廷内外，汉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呈进，司马相如的赋更深得武帝赏识。中央政府的这种文化倾向，无疑推进了楚风的蔓延和汉初的楚化进程。甚至史学著作《史记》也成了“无韵之离骚”[33]。汉的艺术也强烈体现着楚国浪漫精神的风貌，从汉画像石和汉代雕塑中，就可深切感觉到这一点，大胆的想象，写意的勾勒，丰富的神话。“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两汉艺术展示给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34]。
总之，秦灭楚和汉代秦，并没有截断楚文化的传播。楚风北上，使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酝酿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楚、秦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规模恢宏、生机勃勃的汉文化。
四、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秦帝国的建立，不但使中国在地域上南北正式统一，而且文化上也呈现趋合迹象。而汉代秦而立，则使楚文化北上，与秦文化一道融入中央的统治文化。汉初的楚化是楚、秦代表的南、北文化进行的重新整合，从而使汉帝国不仅在地域上南北统一，而且在文化上也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使南北方逐渐超越了体制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这为汉王朝的长期稳定和统一，以及此后中国大一统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的世纪，文化的激荡碰撞将更加剧烈，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必须吸纳新知，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保持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更加强烈，才有利于团结所有的海内外炎黄子孙，从而更好地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注释：
[1] [34]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第74、7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80、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3]《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 [5]《史记·货殖列传》。
[6]《老子》二十五章。
[7]《汉书·地理志》。
[8] [24]《七国考·楚杂祀》。
[10] [12]《史记·苏秦列传》。
[11] [13]《史记·张仪列传》。
[1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载《文物》1982年第2期。
[1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 [18]《史记·陈涉世家》。
[19]《史记·项羽本纪》。
[20]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的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第19—2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3] [25]《史记·高祖本纪》。
[26]《史记·留侯世家》。
[27]《汉书·刑法志》。
[28]《史记·儒林列传》。
[29]《史记、外戚世家》。
[30]侯才：《郭店楚简〈老子〉校读》，第4页，大连出版社1999出版。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关键词】德宏；傣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影响因素
一、民族认同
所谓“民族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属民族群体在情感和态度上的认知，以及在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应是广义、分层次的认同，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还包括个体对所属国家的认同。因此，本文的民族认同包含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指各民族个体对自己单一民族成员身份以及国家民族成员身份在情感和态度上的不同认知。
德宏地处云南省西部，是云南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州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30多种少数民族，是全国景颇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全国傣族聚居最多的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对少数民族成员民族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未来的民族精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状况关系到未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因此，充分把握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和影响因素，对傣族大学生进行本民族文化传承，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和处理好民族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二、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调查
（一）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德宏地区2所高职院校一年级至三年级130名傣族大学生展开调查，收回问卷128份，剔出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20份，问卷有效率为92%。基本情况见表一。
（二）问卷编制
本研究以国内外常用的民族认同量表为参考，通过认知成分、评价成分、情感成分、行为承诺成分四个维度分别对傣族大学生的本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问卷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计分：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记为1到5分，数字愈大表示愈认同该观点，得分越高者表示民族认同程度愈高。
三、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状况
（一）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的总体情况
由表二可以看出，傣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整体认同平均得分为70.1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由于对本民族的整体认同一共由四个维度构成，且每个维度的题项和平均分不同。为了更好的了解傣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的倾向，分别将各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与各维度的中点得分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除了本民族行为承诺这个维度以外，其它的三个维度，包括本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本民族情感上都明显高于中点得分，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倾向。而数据显示，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认同各维度中，情感维度上的得分最高，而行为承诺的得分低于中点得分，说明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的行为承诺维度认同度不高。
（二）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总体情况
由表三可以看出，傣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平均得分为77.39，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由于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一共由四个维度构成，且每个维度的题项和平均分不同，为了更好的了解傣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倾向，分别将各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与各维度的中点得分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傣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包括中华民族认知、中华民族情感和中华民族行为承诺上都明显高于中点得分，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倾向。与本民族认同各维度不同的是，在对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在行为方面表现的最为积极，评价最低。说明傣族大学生在中华民族评价这个维度上得分较低，认同度不高。
（三）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双重民族认同比较
由于傣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存在身份的双重认同，即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考察一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表四所示，其相关系数为.003，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小于0.01。即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呈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华民族认同得分要高于本民族认同得分。
四、德宏地区傣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影响因素
（一）家庭文化环境
家庭结构和文化环境对家庭成员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中父母的民族身份、语言使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有显著差异。
父母的民族身份对傣族大学生的本民族认同有显著差异，父母均是傣族与父母其中一方是傣族的相比，在本民族认同的各个维度上，前者的得分均高于后者。而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父母其中一方是汉族的平均得分要高于父母均是傣族。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成为一个民族社会习俗教育的基础，对民族认同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父母会将自身的民族认同状况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传递给孩子，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相似的认同。
在对本民族整体认同中，父母是否会民族语言有显著相关。父母会说民族语言的对本民族的整体认同的得分高于父母不会说民族语言的。而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上无显著影响。受父母的影响，自己是否会说民族语言的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整体认同上有显著相关，会说傣语的傣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整体认同度要高于不会说傣语的傣族大学生。而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无显著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不仅是群体之间交流和学习的工具，更是情感表达的方式。父母会说民族语言对他们能起到早期的民族情感认同教育。自己会说傣语使他们更容易了解传统文化，对本民族认同也最高。
（二）学校文化环境
学校是个人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场所。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个体通过系统规范的学习，已具有较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对民族认同也有不同的认同意识。研究显示，在学校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不同性别、专业的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各不相同。
总体来看，傣族大学生在对本民族的整体认同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上并无性别差异。但是不同性别的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行为承诺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要明显高于女生得分。这与傣族传统教育观念有关。在傣族传统社会中，受寺院教育的影响，傣族男性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孩童时期由家人送入寺院，学习经文，接受寺院教育。傣族男孩从小接触到更多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傣族女孩因被传统教育排斥在外，从小所接受的是以汉语为主要载体、以主流文化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忽视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与男孩相比，女生在本民族行为承诺方面低于男生。
不同专业的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情感、中华民族认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情感和行为承诺的维度上，文史类与理工类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文史类高于理工类；在本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上，艺术类与理工类存在显著差异，艺术类高于理工类。文史类的学生对人文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要高于理工类学生，因此民族认同感比理工类要强。而艺术类的学生直接参与到民俗文化的学习中，傣族民间剪纸，葫芦丝，傣族舞蹈、傣族传统体育等，这些课程的学习都加强了其民族认同感。
（三）社会文化环境
德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社会环境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生活其中的各族群体及其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随着汉族群体的融入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又具有相似性，这必然影响到成员的民族认同。研究显示，在社会环境因素中，居住地是城镇还是农村以及居住地本民族和汉族人口的多少对傣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有一定影响。
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傣族大学生在中华民族的总体认知和本民族认知上差异不显著，而在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感情上不同来源的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农村的平均得分要高于来自城镇的；居住地傣族和汉族人口的多少对傣族大学生在本民族总体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傣族人口多组与两者人口差不多组的平均得分高于汉族多的组。德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社会环境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农村地区与城镇相比，民族习惯和传统保留的相对完整，因而对本民族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各族群体及其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汉族群体的融入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又具有相似性，居住地傣族和汉族人口的多少也必然影响到成员的民族认同。
德宏作为傣族主要聚居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仍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傣族大学生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父母的影响，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吸收和适应，不同程度的完成了对本民族的认同；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则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来完成，使其能够适应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并认同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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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朝鲜族 民族认同 自我概念
一、引言
随着当今世界的飞速发展，少数民族经历着社会的发展及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他们既要肯定本民族的文化，又要接受学习外来民族的文化。这也使得他们既要面临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要面临中华民族与本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期是自我认同形成与混乱相冲突，并获得新的自我同一性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热切地寻求着新的自我连续感和一致感。
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已经成为了众多领域研究的焦点，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比如研究对象狭窄，研究方法单一，针对朝鲜族初中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作为朝鲜族文化传承者的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正处于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发展的青少年时期，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他们一方面必须要面对强势汉族文化的洗礼和外来多元化的诱惑，另一方面又要认同朝鲜族的社会文化，其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本文通过研究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与民族认同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其他处于汉化环境下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及自我概念的研究及学校教育的实施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以就读于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发放史惠颖（2007）编制的少数民族民族认同问卷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回收问卷为23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87份，有效率为81%。男生占47.1%，女生占52.9%。收集到的数据通过软件 SPSS20.0 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长春朝中的朝鲜族初中生民族认同现状分析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在民族认同问卷中的各维度的均值得分介于3.98-4.61，其中，对本民族归属感最为强烈，得分为4.61；对本民族的社会认同最低，得分为3.98。说明长春朝中的朝鲜族初中生对本民族及中华民族有着较高的认同。民族认同的总体发展较为积极。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本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归属感与本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与本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按照涵化论的双向模型，涵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多元社会中，个体能强烈的认同于两个群体，即对本民族与对他民族的强烈认同是一致的。本研究中，朝鲜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呈正相关正好支持了涵化理论。
根据研究结果分析，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的民族认同感在年级、在朝/韩亲属情况、汉语口语水平、崇拜英雄的民族不同的情况下存在显著差异。经比较分析初一和初二学生的民族认同较低，初三学生的民族认同最强烈，民族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朝/韩有亲属的同学本民族文化认同分数与本民族归属感得分显著于在朝/韩没有亲属的同学。同时发现汉语口语水平好的同学各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汉语口语水平一般的的同学，能更好认同自己的双重民族身份。崇拜本民族英雄的同学可能所接触的本民族文化较多，所以对本民族文化认同较高，而英雄崇拜也影响着初中生的价值观，所以对本民族英雄的崇拜的同学对本民族更加认同。
（二）长春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自我概念现状分析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在自我概念问卷中的各维度的均值得分介于3.29―4.03。其中结构维度中自我认同的得分最高，在内容维度中家庭自我得分最高，其次道德自我，生理自我及心理自我得分相对较高。说明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总体偏高，也表明大多数朝鲜族初中生都对自我有较高的认识和接纳，有良好的道德水平且家庭和谐、幸福。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分析，自我概念在年级、汉语口语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存在显著性差异。经比较分析从初一到初三，朝鲜族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呈逐渐上升，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提高等自我概念也会逐渐上升。汉语口语水平的不同对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中学生在家庭自我、自我批评上无显著差异，其余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经均值比较，汉语口语水平好的同学各维度分数均高于汉语口语水平一般的同学。
四、长春朝中朝鲜族初中生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的相关分析
从表一可知除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自我概念中自我批评维度外其他维度均和民族认同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地正相关。也表明自我概念水平越低民族认同越差；自我概念水平越高，民族认同则越好。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民族认同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在个体的认同与认知上应该扮演着重要且关键的角色；另一方面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应该会影响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
五、结论与建议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追寻自我、建立自我的阶段。然而少数民族初中生由于面临两种或多N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价值内化上容易产生冲突，甚至造成自我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既有一个个体自我，还有一个群体自我（比如民族、种族或国家等自我），个体为了定义自己和享有积极的自尊，往往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及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水平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初中生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本研究也进一步了解到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和本民族认同都比较高，民族认同水平与自我概念存在的显著地相关。因此，为了让少数民族初中生积极、客观地接纳自己，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发挥自己的潜力的完成好学业并更好的适应环境，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让他们学会尊重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习惯，同时强化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1]史惠颖.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D].西南大学，2007.
[2]王亚鹏，万明钢.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3，（14）.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认同感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80
国家认同的概念最早被提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学领域，而该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在我国才开始使用。传统的国家认同感在历史的巨变下，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强烈冲击，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国家认同是公民忠诚于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它是民族成员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归属感”的一种辨识过程。国家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是对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认识。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近几年，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学者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范围涉及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国家认同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研究，应重视以下问题并做好相应工作。
1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1.1 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不同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群体成员所具有的对本民族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心理特征，是强调对本民族共同语言、宗教习俗的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和民族身份认同。一般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既存在矛盾和冲突，也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如果过分强调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则会弱化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反之，如果过分强调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则会削弱民族的主体意识，模糊民族身份。一致性和统一性表现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民族认同感作为国家认同感的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调查显示，部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浅薄，其民族认同感高于国家认同感，甚至有将二者分割开来的错误认知。
1.2 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是维系国家存续的纽带，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认同感的培养。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十分重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边疆等地区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亦然存在问题和不足，而且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观念、目标、内容等都比较落后，缺乏及时更新。我国目前还是通过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进行教育，教学内容虽然不断充实但仍然相对地滞后于迅速变化的形势。例如，一些地方性课程，如大学生开设的《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其内容陈旧，理论性强，并且缺乏趣味性，不利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教育。
1.3 网络
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掌握知识、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认知、评价与情感。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作用。
积极作用表现为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方便查阅国内外最新时事而且不受地域，再者大学生可利用网络了解政府决策过程，参与政治活动，大大提高了对事物的认知度，对国家的认知全面而深入，对国家的评价也更加客观，有利于避免由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带来的对国家认同消极的认知，从而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消极作用表现为随着网络等媒体的娱乐化程度不断加强，对于某些信息不知如何分辨其真实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生产生负面价值观，特别是部分“90后”大学生对于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等不完全赞同，片面的把金钱和物质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另外，有的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无法自拔，只关心娱乐信息，而国家大事却不管不问，这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培养极为不利。
1.4 全球化
全球化包含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等含义，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等冲击下，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都面临着一个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归属感的重建问题。国内已有大批学者做了关于全球多元文化交织下的中华民族认同研究，如王铭等深入分析了全球多元文化给中华民族认同感带来的挑战；庞龙斌等提出几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措施。
全球化会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构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削弱了大学生国家、民族的概念，弱化了部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还有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等文化产品，这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再者，全球化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的冲突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化虽然可以使文化交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但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国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这种新情况对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部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消极和淡化。
2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及其培养存在的问题
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认同感是构建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当代大学生中存在诸多国家认同问题，如国家公民意识淡薄，国家历史、文化认同不足，爱国行为表达不理性等。李奋生等通过自制问卷对四川省4所高校1350名在校本科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中还存在对基本国情认识模糊，主人翁意识较低，国家认同感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2.1 部分大学生公民意识淡薄
国家认同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应切切实实地体现在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上。然而，部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比较淡薄。朱秀琴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调查显示，还有16.9%的大学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做外籍华人”；23.8%的大学生对华人、华侨、留学生抵制分裂家、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表示赞同，44.0%的大学生表示不知道。这表明，部分大学生没有认识到公民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公民意识非常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
2.2 大学生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认同感淡漠
目前，有部分大学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社会、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缺乏认同感，国民之间就不能和睦相处，国家就没有凝聚力。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不了解，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不足，而且又片面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相比较，导致不能正确的看待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优势，最终将其淡漠。再者，当代大学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状况令人担忧。较多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有的竟以落后、愚昧的词汇去形容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其不屑一顾。
2.3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教育问题
公民教育是目前培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普遍有效的方法之一，其核心是以公民身份的教育。借鉴西方科学的公民教育理念，培养大学生的公民价值观，可以充分发挥高校公民教育的前沿阵地的作用，进而对大学生的公民意识进行强化，提高国家认同感。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国家认同也越来越困难，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有待加强。但我国的公民教育不仅起步较晚，而且长期未得到足够的发展，导致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很淡薄。
3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研究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将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及安全，因此对于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重要。较多研究提出从加强国家历史、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国学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其中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培育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不断创新，引导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
3.1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内容
首先，培养正确的国家观，其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意识，使一个民族是需要国家来庇护的。再者，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他对国家也都有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或责任，通过加强法制和道德建设，加强国家成员的公民意识，对大学生形成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十分有利。
3.2 提高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措施
3.2.1 大学生思想课程教育管理
高校越来越受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政治思想迷茫、价值取向被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目前的思想政治课程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每个大学生必修课程之一。然而这种教育方式越来越不适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出现逃课率高、考试抱佛脚，并未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因此，需要及时了解当今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和思想等特点，做出相应的教学改革，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结合时代特征对大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国家认同教育正在朝向正规化、制度化发展。在培养过程中，发挥隐性课程的教育的作用，多渗透和灌输情感内容，利于实现国家认同教育的目标。
3.2.2 加强学校园网络及校园文化建设
随着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学校应重视思想文化在校园网络中的传播的重要性，加强校园网络的建设，及时掌握网络上的实况报道，做好引导大学生认知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准备。同时高校也要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作用，学校可加强社团、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相互交流，加深对国家的认同。
3.2.3 丰富大学生情感因素，强化其价值认同
大学生的社会情感比以往学习阶段发展更迅速，他们的国家使命感、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等正在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含有丰富的、积极的情感因素，能深深的吸引大学生，促进其国家现在的认识，提高其国家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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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文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让世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并未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枯萎，反而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表面上看，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大国的强权政治、威权解体下的失控、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失误、殖民主义的贻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仔细深究，文化因素才是现象幕后的真正本质。它主要体现在亚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层面。
在这方面，学界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相关探索，有的侧重于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问题，如台湾邵宗海等编著的《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王希恩的《说民族认同》，有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探讨以地域为基础的亚文化，如Crosston Matthew的Shadow Separatism：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Consolidation，Bur-ling，VT：Ashqate，有的从民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Spencer，Metta.的Separatism：Democ-racy and Disintegration，有的从国家整合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eterand M·Roehner的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Roe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有的从宗教认同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hatt，S.C．的The Great Di-vide：Muslim Separatism and Partition，还有的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如郭洪纪的《文化民族主义》。尽管这些探索是后续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探讨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
(一)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中，“文化”也许是最难为人们准确把握的现象。它不仅包括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而且包括这一物质形态于精神层面的投射形式，后者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模塑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特征与非物质特征的总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文化的性质和相对地位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可以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部分。“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主文化主要反映整体文化中的普同性，亚文化则更多地体现整体文化中局部部分的特异性。”
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文化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所谓民族，此处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心理情感的人群共同体，亦即ethnic意义上的民族。而所谓亚文化群体，此处主要是指其成员忠于本群体的传统与思想体系，抵制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社会化的群体。当今世界，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与所在国主流文化相区别的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是显著。这种亚文化通常以民族特性——表现为各民族对语言、宗教或其他文化表象的不同理解和尊重——为参照物。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主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那些地区基本上实行家庭小生产的农业经济，边缘文化可以毫无困难地保存。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于是不仅虚弱的中央政府难以吞并强大的边缘地区，甚至有些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往往以外交手段吞并边缘地区，从而使后者拥有相当的自治程度。一旦边缘地区拥有某种自治组织，便奠定了相互作用集团形成的基础，因为这些独特的机构可为那些坚持边缘文化的人提供职位，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的集团文化。”因此，这种对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危机的感受和保护性反应很容易演变成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结果，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从而产生了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有民族，就有民族认同。所谓民族认同(eth-nicidentity)，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它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民族认同来自于民族之间多样性文化的互动。一个民族在同他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等多方面的认同意识，进而把我群(in-group)与他群(out-group)区分开来，这便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斗争、合作等刺激了民族认同的产生、发展、强化，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认同过程，是在和别的民族发生关系中而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则把它看作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都是这个意思。
民族认同有两个基础：其一是文化。文化原初情感在民族认同中十分重要。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身份与认同的基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形成自己原初的文化情感，从而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一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
其二是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近代、甚至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些民族，原本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却也在自己的民族认同教育中大量加入血缘的成分，形成所谓的‘拟制’血缘关系。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现代民族的血缘溯源指向是对血缘民族时代的一种歪曲性记忆。但也正是有这一特点，民族认同也比其他认同有了更强固的聚合性。”“实际上，民族认同因其具有的强大聚合力仍是一种人们普遍重视的‘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进步的力量利用它，可以促进民族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邪恶势力利用它又可以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危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稳定。当代世界因民族因素而发生的各种争端，因霸权主义对民族纷争的介入而导致的局势动荡屡见不鲜。因此，应正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势利导，学会和掌握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
对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所谓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是一个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范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场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近代民族主义最直接的政治产物就是民族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这里国家认同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即对民族国家的一种依恋式的情感。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伴随着当代公民权的出现，双重的认同也开始出现：一是对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二是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一方面，二者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国家认同的最初效力来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国家认同，二者是并行不悖，可以共存并续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对立的。民族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的语言。而国家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资格角色定位的依据，通过对其范畴内的多元民族认同进行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_、法理重建-，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势必会对这一法理重构过程产生抗拒反应。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多民族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与统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课题。
二、民族分离主义对两对内部矛盾的利用：文化疏离策略
正因为多民族国家存在上述两对内部矛盾，这一内部矛盾准确地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当就会妥善化解矛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矛盾激化，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所利用。民族分离主义也正是极力利用这一点实施其文化疏离策略，从而进一步达到政治疏离乃至于脱离所在国家的分离目标。
利用之一：强调文化本位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新组合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一整套思维程式、风格和行为规范。他们强调一种自我封闭的亚文化民族意识，始终强调国家地缘位置与民族聚落的一致性。在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来，土地的根源和共同的祖先构成了民族伦理价值的核心，民族被视为一种绝对的生物模型或历史模型，这就导致了生物进化观和历史决定论在族体意识中的泛化。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在主张民族从所在国家分离时，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族体内在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它除了保留部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外，还深深为本土性的宗教文化系统所限，并越来越带有基本教义派的倾向。因为宗教的产生最初只是克服生存孤独的一种方式，同时作为地缘文明的界限特征。尽管现代化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和强制性，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运动，往往给本土的宗教带来道德和价值的迷茫，因而，民族分离主义不仅关注因世俗化而导致的传统精神的失落，也关注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权威失落的危机。它们只承认外来的先进物质技术，但不接受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此确保民族的所谓“纯洁性”、社会结构的壁垒化、地缘政治架构与民族模式的同一性，以便涵盖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民族优越感，进行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法律上的政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因此，民族文化自治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进行民族分离。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他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作为这一目标的产物，一切民族文化资源被用来重塑民族价值，推行文化绝对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对它而言行之有效的道德和正义标准，没有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优越，因此不应该在所谓普遍正义的基础上干涉另外一种文化”。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绝对主义，亦即文化本位导致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与重塑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文化的贬低与歧视，最终导致自我封闭与僵化，难以融入主文化。在这种主文化与亚文化不兼容的情况下，亚文化群体必然与主文化产生心理隔膜和文化疏离，恰好迎合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目标，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利用之二：文化疏离导致政治分离
“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系，是由对不同文化层面及构成要素的认同而构建成的，由认同体系内某些构成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认同的变化就是文化认同的新构建。”“文化认同有着核心与边缘的区分。一般来说，对于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面，较容易为人们所认同，譬如大众生活文化习俗。在文化的核心层，如信仰问题，改变，一般为人们短期内所能认同。”本来，人类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的复杂差别，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当两种不同的主体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交汇时，不同的主体都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模式进行解读。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具有一些无法沟通的成分和倾向，是无可厚非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而拒绝对外交流，或者是由于历史积怨较深，文明断层难以弥合，因而强调差别，强调矛盾，用民族情绪替代和平交往。然而，如果片面地强调差异性，忽略了同一性，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差异性进一步加大，隔阂进一步加深，导致心理疏远与政治分离。因此，“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然而，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策略就是刻意强调这一差异性，强调民族认同的优先性，否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代替国家认同的政治本质，进而将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逐渐演化成从所在国家分离的政治目标。他们以种族(或者宗教和语言)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因而象征不同种族或宗教身份的族际关系，成了划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复杂的敌我矛盾。冷战结束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策略，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民族认同，否认对所在国家的认同，以达到获得本民族的国家身份这一分离目的。原国家解体后的族际冲突就是典型案例。
三、解决之道的探索
针对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对它们的利用，探索一些解决之道、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探索一：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建设国家认同
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后，民族问题会自然解决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本民族的国家，这有可能是在否定现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它是指“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J·Rothschild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及价值系统与社会的价值标准相一致。国家可以利用一定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评价，如政治社会化。不过，社会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国家的作用方式必须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运行，否则将会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对于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在多民族国家，当一个民族不认可国家的合法性时，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要解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国家有两点措施：一是使国家行为满足该民族的要求，适应该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形成“特定支持”，即政治系统直接输出，获得该民族的直接支持；二是调整国家制度，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散布性支持”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国家可以加强合法性，培养一种综合文化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中单个成员的资格，意味着对特定国家的忠诚、期望与归属感。主观上，国家可以通过制作使用民族语言的大众传播作品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培养国家认同感，以便能够使用公民意识代替族际意识，代替民族的分野。客观上，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得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在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作用下，国家认同意识可以被潜移默化地养成。
探索二：寻求重叠共识，构建同质文化内核
关键词：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认同感；相互作用；辩证关系
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确立，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格局，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久地屹立在国际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推动着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越来越成为左右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因此学界也开始重新关注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二者概念以及产生因素的复杂性，致使二者具有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的复杂辩证关系更有待我们分析和研究。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的概念分析
要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民族认同，这是任何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也是对于民族认同感能否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民族主义因素能否反作用于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
然而没有民族，何谈民族认同，没有民族认同，又何谈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就先要为民族、民族认同以及民族主义下个定义。它们作为复杂的概念，很难为其下一个标准全面的定义。但是通过本尼迪克特B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的本质是想象的某种类型的共同体，其成员具有共享的祖国和文化，而“民族不是国家并且不是族群”＼+①，它并非仅仅存在于同一地理区间内。于族群而言，它又具有着政治目的性。然而无论怎样属于同一民族的群体，就往往存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与文化传统，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
而对于同一共同体之中上述方面具有归属感的自觉认知就是所谓的民族认同。正如王希恩在《说民族认同》一文中提到过：“民族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从本质上看民族认同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它以文化作为认同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作为认同的关键纽带。也就是说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精神文化环境的人群更加容易形成民族认同的自觉和可能。
而谈及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来界定，由于我们讨论的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主要研究民族主义在思想活动层面的含义。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总的来说“民族主义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②。在这些方面，正如不列颠群岛上或是非洲大陆上生活的群体，不能否认它们在特定的地缘条件下形成了同一或者说相近的民族特征及民族意识，这也为提供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前提条件。
正是因为概念的复杂性，也导致二者的形成辩证性关系。对于民族主义思想而言，民族和民族认同更早出现，同时也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进一步反作用于民族认同，对于民族认同的强化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认同的辩证关系
2.1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剂
从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对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并非拥有民族认同就能够形成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认同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在包括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催生民族主义思想。因此民族认同的结果不一定能够产生民族主义思想，而民族认同却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推动民族认同的动因主要包括相同的文化氛围、血缘纽带基础、共同的生存环境以及相近的几个主要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这些民族的塑造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强弱形态特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从相同的文化氛围主导下的民族认同来看，中国形成的提升威望型民族主义当属一例。尽管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然而在几千年儒家文化主导形成的“东亚文化圈”、“华夷观”以及“大一统”等观念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在近代列强侵略炮火的刺激下，“华夏民族”的概念迅速膨胀，推动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进而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民族革命的爆发，最终成就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儒家文化中庸等思想的影响下，就中国的民族主义特点来看，可见以文化氛围主导形成民族认同下的民族主义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进而体现为缺少攻击性的以发展自己而提升威望的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和民族性。
对于血缘纽带这一要素来讲，往往是同生存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在它们影响下形成的民族认同可以放眼整个非洲大陆。在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分布区，为他们带来了相似的生存条件和血缘纽带基础。他们面临相近的生存困境和挑战：炎热、贫困、疾病等等。他们所信奉的是部族和神明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所以他们直至今天有很多还保留着血缘纽带部族的传统，例如非洲东部某些国家和地区，真正的统治者尚为他们的族长而非政府机构官员。而在这样的民族认同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是爆发性很强、但又具有脆弱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整体上看，整个非洲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具有着相似性，这基于他们共同的血缘关系和生存环境。而它的爆发性又体现在二战后随着殖民帝国的消亡与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他们迅速爆发一系列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谈到这种民族主义的脆弱性则表现在它的组成是一个个小的部族，有不同的内核，在殖民历史遗留问题的刺激下，就像南北苏丹的分立自制一样，这个民族主义会随着文化氛围的改变而分崩离析。
说道具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特点，就不得不提到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兴起。二者的重要推动力：前者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共同的宗教文明世界，以及宗教改革打击天主教会对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解放；后者则是在神道教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思想文化底蕴。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制力，有助于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氛围，在这样强大吸引力的推动下，迅速有效地形成民族认同，进而发展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样的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在处理不当时容易导致其倾向于扩张性并具有攻击性。例如日本在近代全面侵华战争中就将这种右翼极端性的民族主义表现的十分突出，意在指向扩征和侵略。
2.2民族主义思想为民族认同“塑形”
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推动近现代民族主义革命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体现在现代国家发展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当然，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它对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反作用。在现代国际浪潮中，民族主义思想强弱和特点影响着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态度和积极性，影响着一国人民对于本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所做的取舍，而这样就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本身的认识形态，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发展。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倾向性越强，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深厚，而这样又进一步的塑形和深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态和进步。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推动，相互发展的动态辩证关系，体现为一种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也由此影响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进一步的发展。
在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曾经利用过民族认同下的民族主义。但只有正确利用的民族和国家才具有充足的发展力和生命力，在新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只有不断认清本国国情，重构民族认同的话语，满足和适应民族主义的文化诉求，充分发挥它在内政外交上的积极作用，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长久立足、不断发展。
[注释]
①[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页.
②赵立新著：《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3页.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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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希恩著：说民族认同.人民网.2004（1）.
民族音乐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劳动中，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表现着他们的文化审美观，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它的生存空间受到强烈的挤压，使得其在传承发展的空间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高校承担着文化传承、传播、创新的重任，大学生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后继力量，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应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应在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间艺术和培养专业人才三个方面发挥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作用”（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J].北京：音乐研究，2006：1.）然而，当下大学生的音乐文化认识还停留在流行、网络、摇滚的层面上，他们知道李宇春、王力宏而不知道王洛宾、刘天华，会唱《死了都要爱》却没有听过《小河淌水》；他们喜爱吉他、贝斯但是却不认识琵琶、古琴，熟悉欧美流行音乐却对中国各地民歌知之甚少，长此以往民族价值观、文化观从何建立？民族精神如何培养？民族音乐文化正从他们的生活中一点点地遗失，这使得民族音乐文化想取得广泛青年一代的支持，培养青年的文化自觉意识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公共民族音乐课程在高校的开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开设公共民族音乐课程的意义
1、发展学生的民族音乐审美能力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族音乐能够体现该民族共同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和审美，它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通过民族音乐教学，学生能够从中感悟到各个民族历史的厚重性，审美的独特性、民族性格的稳定性、音乐文化的多彩性等。通过对其民族音乐的学习，学生能够从中管窥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逐渐养成一定的民族审美能力，还可以发展其独特的民族艺术思维能力，扩展他们的民族文化学习空间。
2、加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认同感也是民族认同意识，它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应感受到族属的亲近感和文化认同感，它能够维系各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并使其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在当代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增强民族认同感来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是一条非常有利的途径之一。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音乐在记录民族发展历程、塑造文化内涵、建立民族精神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加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是非常有利的一种途径。通过课堂上对其民族音乐的赏析和文化的学习，使其对本民族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使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找到自己所应有的民族归属感，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感。学生认识到音乐背后的民族文化底蕴，能够主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传播、创新民族音乐的责任。
3、有利于传承与保护地方民族音乐资源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除了要关注现有优秀的民族音乐之外，更应把目光投向本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更大限度地开发与利用教育资源。如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如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布依族铜鼓十二调等，为了保护和传承贵州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贵州省民委和教育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2002.10）文件中指出，民族民间文化被正式纳入到各级学校教育体系中。《贵州省教育厅、省民委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2008.2）中指出，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是构建贵州特色民族教育的需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培养民族民间文化的专门人才。这些文件的颁布促推着地方学校开发、继承、发展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高校音乐教师应以此为契机，充分挖掘本地区、本民族优秀的民族音乐教育资源，有效地传承和保护地方民族音乐教育资源。
三、公共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策略探析
由于公共民族音乐课程是面向无音乐基础的学生开设的，因此在教学中应遵循以音响聆听为载体，以表演实践、音乐采风为依托，辅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从多角度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了解。
1、以音响聆听为切入点，感知理解民族音乐文化
音乐是以音响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对音乐的理解必须通过反复的聆听才能实现，没有聆听所有的音乐活动都是纸上谈兵。“倾听、倾听、再倾听。只有不断倾听，才会感知音乐、认识音乐、理解音乐，进而产生共鸣，诱发联想，进入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尹绯，试论音乐实践对于高校弘扬民族音乐的重要性[J].北京：艺术教育，2007：6.）在教学中让学生聆听更多的民族音乐，首先从音响层面进行音乐的感知，感知民族音乐的旋律、节奏、调式、音色、演唱形式等，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音乐欣赏习惯，自觉主动地聆听民族音乐作品。由于民族民间音乐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其的欣赏不能仅仅停留在音响感知的层面上。在初步感知的基础之上，对作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阐释，使其对作品的风格特征、地域特征、民族内涵、文化和作品的意境等方面进行体验理解，从而深化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避免“代替”学生理解作品，这样会囿限了学生想象力的空间，无法达到学生理解民族音乐文化的目标。
2、加强表演实践教学，体验民族音乐文化
民族音乐大多有着很强的表演性，民歌可以表现一定的情景，舞蹈能够再现节庆的热闹，而器乐曲则可以为舞蹈伴奏。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多给予学生展示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进行民歌演唱、舞蹈展示、器乐表演等，在实践中体验民族音乐文化。同时教师还应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参加民族艺术活动，学生将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外显有助于他们对民族音乐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另外，来自于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同学，让他们在假期、节庆时参与到本地区特色的文化活动中，真切的民族音乐生活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他们对本民族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在表演的过程中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艺术的二度创造，促进民族音乐创新化发展，能够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气质。
3、以音乐采风为依托，扩展民族音乐教学内容
高校所处的地方都有独特的地域民族音乐文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民族音乐采风实践，聆听民间艺人的演唱，观看民族特色的演出，参与民族节庆生活，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民族音乐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对课堂教学内容知识的扩展起着极大的补充作用。如贵州安顺地区有丰富的花灯、苗族、布依族民歌、铜鼓十二调、地戏等音乐文化，通过采风实践不仅使这些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得到了搜集和整理，还将其纳入到了教育体系之中，对其的传播、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