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文化建设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临着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新形势。国际上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正在改变着我国企业的内外经营环境，冲击着多年来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尤其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了解和掌握国际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既可作为借鉴之用，也是竞争所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与活动环境，不同的环境会孕育出带有时代特点的企业文化特色和模式。没有人会否定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变革、充满未知数，自然也充满风险、充满机会的新经济时代。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新趋势
近几年来，以高新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成为了很时髦的话题，成思危副委员长在武汉大学讲坛综论“新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知识经济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是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网络经济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新经济时代，企业特别是知识型的企业依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知识工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时代和自身特点进行综合与提升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目标、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国际上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和阶段，被称之为富有魅力的“管理之魂”。
新经济时代国际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这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战略，是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使企业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②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20世纪末最成功的企业是学习型组织的企业，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因而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③更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价值观是新企业文化的核心。要努力培育“生死与共”的价值观。④新企业文化将从商业氛围中解脱出来，更重视人。商业化管理的本质是以物为中心，忽视人的因素。新企业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因素，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
二、企业文化的现状
当前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一是普遍缺乏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环境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环境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只是企业文化的最部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企业文化只是表层化、模式化了的云山雾罩式的理论，事实上，如何挖掘企业文化的功能，紧紧抓住企业文化这个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化才是关键，让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并列的两条铁轨通过交叉再融合成一条畅通的高速公路。
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二是没有认识到企业文化与企业改革深入进行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改革深入进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就犯了一个认识上的大错误，事实上，企业文化和管理体制改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企业文化可以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铺垫，可以先行于管理体制改革，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得更容易、更彻底、更深入。另一方面，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也可以促使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整个企业勇于开拓，积极向上。正因为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存在上述的认识错误，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往往没有同时进行企业文化方面的配套建设，导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引进常常不够深入，效果不够理想。许多组织结构的优化设置因为缺乏实质性内容，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下载论文
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三是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一些观念根深蒂固，长期地占据着国人的大脑，同时也对企业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团体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家族团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家族团体，强调家族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与稳定。我们要吸收这种持续几千年的家族群体精神的精华，去其压抑个性、封闭保守的糟粕，保留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方面的精华。如青岛双星集团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施“爱厂如家、理厂如家”的家庭化管理，就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注重家庭和睦，调动了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第二，和谐思想。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日本的企业文化起步早，见效快，就是借鉴了中国儒家文化。日本的企业文化是以“和”为核心的，一切指向和谐。第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国历史上不乏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
这种爱国主义在今天不仅应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支柱，也应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海尔率先扛起民族振兴的大旗，“海尔，中国造”的爱国情结昭示着中国企业已经在着力建构中国企业的价值体系。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是以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观念决定行为，观念守旧必然导致行为落后，必然阻碍革新。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经营理念，创新是其最核心的要求，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与发展，随着经济形态的转换，不断创新和变革，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永不枯竭的精神支持。受生产力水平、产业构成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传统文化浓厚沉淀与新经济的萌芽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的现代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增加了难度，需要经历一个整合、创新、提高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观念创新对构建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体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不仅事关企业的前途命运，也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所以说，观念创新是前提。根据我国企业的情况，企业文化建设须首先解决几个观念问题：①要有“主人翁”观念。主人翁观念在企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社会主义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而企业的活力主要来源于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源于职工的主人翁观念。只有职工丢掉“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融人企业这个集体中，才能形成荣辱与共的企业文化。②要有目标观念。目标是人的行为的方向，企业的目标只有被广大职工所理解、所承认、所接受，才会激发出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使职工出色地完成其任务。③要有竞争观念。传统文化倡导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使人缺乏进取心，压抑个性，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竞争主体，因此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把企业放在市场之中来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发展目标，围绕市场竞争塑造企业形象，这样，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其次应努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企业形成向心力的基础。所以，企业高层领导者要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实际，根据企业文化创新的一般模式，在经营战略、策略付诸实施过程中，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并将之上升为员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企业共同价值观的树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分析企业内外环境，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我国企业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改革与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伦理观、“中庸之道”等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新能力，与现代管理思想不合。因此应建立顺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加强竞争意识、效益为大等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观念。②广泛宣传，强化企业的价值观念。确了合适的价值观念后，就要努力使这一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之成为职工的价值观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首先要确保职工对企业目标的理解，并将价值观念具体化于企业目标实现中。其次，要强化“重在参与”的思想，这样就使得职工们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企业的这个大家出发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自觉维护企业的形象。③企业领导者要身体力行，坚守价值观念。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念将是塑造企业文化的关键，领导的个人能力与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营的价值取向和员工的内聚力，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向职工们灌输企业的价值观。首先，领导者要坚守信念，力求每一项工作中体现这一价值观。其次，领导者要注重与职工们的感情沟通，增强亲和力、凝聚力，以平等的、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职工，取得他们的信任。
关键词：文化；引领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21-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阐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推动吉安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说，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道德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实现新一轮科学发展路径的过程中，转变发展思路，紧紧抓住文化这个中心点，以文化为切入点来统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成为吉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新认识文化在吉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上新水平，进入新阶段，需要文化引领经济、环境、城市等全面融合发展，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一）文化是支撑吉安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种化入内心、化入生命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面对一切的态度，给我们前进的坐标、发展的启示、生存的智慧、心灵的支撑和蓬勃向上的活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即共有的理想目标、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等。只有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国家、民族、社会才会有自己的精气神，才会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没有文化就没有支撑吉安生存发展的吉安城市精神，也就没有吉安的传承、发展和壮大。
（二）文化是吉安“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对一个国家而言，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正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吉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幸福指数，更能引领时代风尚、凝聚精神、提升素质、打造吉安“软实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与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
（三）文化是吉安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在世界多极化、知识经济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将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亦已成为国家竞争、区域竞争、企业竞争以至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因此，基于文化建设对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吉安要想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就必须创造先进文化并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拥有先进文化优势。
（四）文化是吉安经济社会管理的基础
管理深植于一种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管理案例足以说明，没有文化的创新，再高明的管理手段也难以成功。在知识经济时代，吉安若能依托文化对人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社会管理的计划、组织、检查、总结等环节和领域，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管理和改善，就能促进发展，形成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力和扩张力。
（五）文化是吉安吸引资本和要素聚集的重要因素
资本拥有者、高级管理人员、高等级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决定企业在何处创办，因为硬件条件越来越趋于均衡，城市的文化特质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将落于何处的决定性因素。近三十年间，世界一些城市地位在急剧变化，曾经作为繁荣的代称的城市有些在衰落，有些在复兴，一些新的城市在急速崛起，这后面的规律性现象就是，各种文化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吉安能否因文化美誉成为资本和要素聚集之所，加快融入新一轮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将长久地影响到吉安的发展前景。
二、吉安在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方面存在的不足
在党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下，吉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发展速度较快，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还存在一些与构筑大产业发展大文化不相适应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没有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战略
这些年吉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提出并坚持实行了“区域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主攻项目、决战两区”、“重大项目带动”、“非均衡发展”等诸多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无论是已经执行完的《吉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还是制定不久正在实施的《吉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一指导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都没有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战略，表明我们在新时期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认识不到位、措施跟不上的现实，值得反思。
（二）对新时期吉安城市精神的宣传、实践不够
城市精神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鲜明的旗帜导向作用与不竭的动力源泉作用，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是活力迸发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但思想观念一经形成，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又会对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6月29日，吉安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大会推出了既传承庐陵优秀文化精髓、又体现新时代新吉安发展最强音的吉安城市精神——“崇文正气开放图强”。但是，这一用以凝心聚力的吉安城市精神目前的社会知晓率和认知率并不高。宣传到位，努力践行，是接下来我们要大力加强的。
（三）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新产业发展不足
近年来，吉安抓住文化产业大发展机遇，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来培育，不断加快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深挖文化产业潜力，打造特色品牌，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产业，基本形成了以广播电视、印刷发行、报刊、影视、文娱演艺、文化旅游、动漫制作、网络游戏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体系。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吉安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总量少、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水平低，缺乏品牌效应。而且当前的文化产业资源利用率非常低，包括文化产业集聚园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2011年，全市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06.7亿元，增加值31.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多，占GDP的比重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10%～12%相比则差距更大。
（四）文化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
未来三至五年，吉安将重点围绕“文化庐陵、山水吉安”城市定位，以中心城区为龙头，吉泰走廊为主轴，其他各县（市）为支点，大力实施“136”文化产业工程，即：建立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三个文化产业基地、发展六大产业文化。但文化人才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施“136”文化产业工程助推吉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一大批掌握先进思想和知识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文化领军人物，目前的吉安在文化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上是严重不足，文化创新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紧缺，日益成为吉安文化产业发展的紧箍咒。
三、用文化引领助推吉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
（一）坚定不移地将文化引领确定为吉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国家与地区之间综合实力的激烈竞争，正日益聚集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以创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在这种大环境下，吉安应，抢抓机遇，从历史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文化的意义，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全面提升文化的引领力、竞争力、创新力、服务力，为实现吉安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晋位赶超、绿色崛起发展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二）培育和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一是实施项目带动，促进文化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二是打造品牌，提升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三是坚持园区带动，促进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这里要注意提升产业集聚园的产业集聚度，减少土地使用规模，提高土地利用率；四是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具体要重视并扶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支持和发展广播电视新媒体产业、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发展电子商务、发展文化设计产业、发展会展业、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演艺业、加强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制作等；五是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体系，加强对文化企业的贷款支持，对符合信贷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利率优惠。
（三）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文化人才在文化立市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要统筹促进各类文化人才发展。高层次领军人物和专业文化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基础力量。要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建立和形成有效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文化人才的培养一要坚持多管齐下、多元发展；二要坚持兼容并蓄，培养和引进并重；三要对起到领军作用的骨干人才进行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培养；四要建立科学机制，发挥团队作用。
（四）大力宣传和实践吉安城市精神
吉安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帜，凝聚着吉安的思想灵魂，代表着吉安的整体形象，彰显着吉安的特色风貌，引领着吉安的未来发展。广大市民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以时代为己任，以吉安的发展为己任，争当吉安城市精神的宣传员和实践者，让这种城市精神更加深入每一个吉安人的心灵，成为个人和团体生活工作中的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从而凝聚发展合力，为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提供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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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赴日考察；日本经济；文化元素
【中图分类号】 G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44-1
我有幸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为期八天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日考察访问活动，我被分到了F2中国青年公务员分团。按照日本青年海外协力协会的日程安排，我们一行36名成员，分别在东京市和长野县进行了以文化为主题的考察和交流活动。与当地市政府工作人员就地域经济振兴、外来人才引进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考察学习中，我深深感受到，日本社会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很多，其中很有价值的一条是文化元素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成功运用。在日本东京和长野县的考察中，我发现，无论是日本的产业发展、引进人才，还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其中都融合了很高的文化含量。可以说，文化元素的运用，对提高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从产业发展、人才战略和公共服务三个角度，浅谈下我对于文化元素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用的思考。
一、经验
（一）以观光体验打造产业品牌，拉动三大产业协同联动发展。日本的农业和制造业，都很善于包装自己的品牌形象，而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推广，又很巧妙地结合到属于第三产业的旅游业中，通过吸引游客观光体验，精心地进行着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品牌推广。这条用文化包装品牌的经验，在我们参观考察的饭田市镝木农园和养命酒驹之根工厂，都有着很典型的应用。镝木农园株式会社是南信州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以推广南信州传统特产市田柿为主营业务，兼营其它农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观光农业是镝木农园品牌推广中的重要一环。处在群山环抱中的镝木农园，既有种植基地，又有加工企业，他们为参观者制定了很有计划的观光线路。请人观光的过程就是品牌推广的过程，通过不断吸引观光者，镝木农园的品牌美誉度不断得到提高。在品牌形象塑造方面，作为工业企业的养命酒驹之根工厂与镝木农园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企业以“为世人健康有所贡献”理念作为品牌文化的核心，通过讲述400年前养命酒创始人盐泽宗闲老人雪中救人获赠养生秘方、骑牛深山采药制酒的故事，让人们对这段传奇产生兴趣。以上二个案例，都是以观光体验为启动点的“开放性”品牌塑造模式，值得国内各产业在推广自身品牌文化时借鉴。
（二）以城市营销促进人才战略，广泛吸纳外来人力与智力资源。我们访问的饭田市，很注重城市营销。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形象定位：经济文化自立城市。饭田市借助城市营销进行人才引进，不仅有效解决了当地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而且巧借外力发展自己，也是这个城市值得研究的经验。归纳起来，饭田市以城市营销进行招才引智，可以概括为四个“借”字。一是“借势”；二是“借客”；三是“借工”；四是“借智”。
饭田市通过城市营销实施人才战略的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国各个城市。城市对外差异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难题，引进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另一个难题。饭田市的做法为解决这两大难题提出了“一并解决方案”，一举两得，相辅相成，城市文化环境成为贯彻这个思路的核心要素。
（三）以标准化的教育提升公共服务，让公民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通过调研我发现，日本的公共服务理念深入人心，而且社会化服务水平很高，标准化的社会教育与公务员教育，对提升社会公共服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东京北区防灾中心（地震科学馆），我感受到了一种细致而标准化的社会教育。在地震科学观，我不仅能够感受到日本社会对生命的重视，更能理解到日本政府对公共安全服务的意识和水平。在这里，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句口号，而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集成预案，一旦发生灾难，可以让全民都成为自救和救援的力量，用平日针对社会的灾难预防服务，换取更多生命的安全保障。
除了防震知识培训这种社会服务实行标准化教育，日本的公务员培训也体现了标准化。与公共服务培训相关联的，是日本对公民价值的普及。无论是防灾知识教育，还是公务员再教育，以及组织中学生参观国会等社会观摩活动，其核心都是尊重公民的权利。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服务，置于全体公民监督之下，有利于促动公务员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民办事，也有利于调动起全体公民的参与意识，让公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推进器。
当一个社会的管理由“政府管公民”发展为“公民管社会”后，公民的自觉意识与自治能力将焕发出强大力量。在中国社会中，如何通过易接受、好推广、可持续的标准化全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让公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让政府担当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保障的服务员，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这是值得我深思的课题。
二、感想
谢庆生指出，影展将推动中外摄影艺术的发展、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从而提升贵州及贵州原生态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影响。(本刊记者 彭 浩／摄)
《当代贵州》：谢副省长您好，第二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即将隆重开幕。贵州省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国际文化活动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
谢庆生：多样性的大自然、人类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原生态文化，是全人类宝贵的财富。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在改变、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正在加快，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正在慢慢消失。保护好大自然，传承好中国和世界各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
贵州是一个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保留完好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如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梭戛、屯堡、岜沙等地的民族村落；以黔东南州为代表的民族原生态文化保留区域；有“姊妹节”、“四月八”、“龙舟节”、“歌酒节”、“查白歌节”、“火把节”、“吃新节”、“端节”、“卯节”等一千余个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以黄果树大瀑布、梵净山、荔波为代表的典型喀斯特风光。这些，使得贵州拥有丰富多彩的世界级原生态摄影创作资源。
我们以“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作为载体，为全国各地、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国际化、高水平、多层次的摄影创作与展示平台，引导和组织国内外的优秀摄影家、广大摄影爱好者到贵州采风和创作，展现多彩贵州以及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促进全球共同努力，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当代贵州》：发展文化的载体有很多，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了摄影作为保护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载体?
谢庆生：摄影既是大众化艺术，又是高雅艺术。摄影艺术门槛低、易于上手，但艺术追求却没有止境。由于摄影艺术的这些特性，它因此而拥有其它艺术不可比拟的庞大的用户群体。仅2008年，全球数码相机销售量达到1亿1千万台，中国数码相机的销售量超过1千万台。据估计，当前中国数码相机社会拥有量接近1亿台，使用数码相机人数有3个亿。另外，当前手机几乎都拥有摄影功能，而全世界手机保有量约26亿部，中国手机社会保有量有6个多亿，随着3G技术的普及，正在迅速形成亿万手机摄影用户。如今，数码相机和手机用户加在一起，已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庞大摄影用户群体。因此，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以及振兴文化产业的市场功能两个方面，摄影艺术都将具有门淘的发展空间。
贵州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战略，贵州进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良性发展的重要时期，各个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个国家、不同行业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在电力、装备、交通等硬性产业的投入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个重要方面。同时，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表明，单―的硬性产业投资将可能导致产品生产过剩。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有效拉动社会消费的重要产业方向。与以上分析相―致，我省上半年经济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表明，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休闲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新型业态正在快速发展。休闲产业是与人的休闲需求(物质的、精神的)相关的--产业，是以旅游业、娱乐业、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等为龙头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休闲产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了旅游、文化(演艺、娱乐、影视、会展)、体育(体育竞赛、运动项目、体育健身)、交通、旅行、餐饮、社区服务等所关联的产业群。从我省来看，文化、体育与现代服务业的结合日益加强，休闲产业正在加快成长是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
当前我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高速增长期，要充分重视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其中―个重要方面是要增加服务业的文化含量，增加第三产业的附加值。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部署，通过重大文化、体育活动的带动，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打造我省文化、体育知名品牌。深入研究以文化内容提供和品牌带动的第三产业的新型业态及其商业模式，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促进我省现代服务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当代贵州》：举办“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这样的重大文化活动我省具有哪些比较优势?我们在发展策略上该如何把握?
谢庆生：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是―个特别适合开展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的地方。通过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促进文化、体育与产业的结合，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贵州省的自然与文化的资源优势可以用一系列的“中国之最”形象地表达，例如：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转折地――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中国最壮丽的瀑布――安顺黄果树大瀑布；中国最迷人的喀斯特风光一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风景区；中国最高贵的琼浆玉液――国酒茅台；中国最珍贵的古代民族学画册――清嘉庆年陈浩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国最神奇的佛教圣地――铜仁梵净山；中国最美丽的溶洞――毕节织金洞；中国最大的苗族村寨――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中国最凉爽的城市――避暑之都贵阳；中国最具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区域――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也是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黔南州平塘县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还有中国苗族银饰之乡――雷山，中国苗族刺绣之乡――台江，中国苗族侗族服饰之都――黔东南，中国漆器之乡――大方，中国箫笛之乡――玉屏。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是贵州发展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
产业发展要符合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规律。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文化休闲产业，要将发展目标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研究市场和用户需求，研究产业发展规律。这里有一个出发点问题：有明确的产业目的性，但不是向用户表述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积极满足市场需求来实现发展。因此，发展文化休闲产业，举办重大文化活动的―项重要策略是将满足用户需求放在首位，将发展目标蕴含在服务之中。这个策略可表述为：说文化、做经济；办活动、做产业；谈艺术、做品牌；讲和谐、促发展。对此，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认识和把握。
要深入探索文化、体育活动与产业结合的商业模式。现代文体活动表现出高度的商业性，不仅要充分利用
网络、数字、电子等技术手段，注重视听效果、信息传播等现代表现方式，还要更加重视组织形态、展示形式、时空构筑、服务方式、营利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对于欠发达地区，要实行开放带动，加强对文化、体育活动与产业结合的研究，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可营利的现代商业模式。
要不断提高大展的办展质量，提升参展作品的特色、档次和水平；要加强与国内国际的横向合作，包括行业协会、专门机构和著名摄影家的合作；培养一批熟悉国际规则、善于市场化运作的高层次会展人才，采用现代的理念和技术，建立完整的管理模式，形成社会投入、企业受益、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当代贵州》：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演艺娱乐、文化会展等是重点发展文化产业。在这些方面我省近年取得了哪些成就?
谢庆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近年我省打造了“多彩贵州”系列的多个文化、体育项目。2008年，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旅游局、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在贵阳、黔东南两地举办；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国家体育总局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山地运动会”在黔西南州举办，等等。2009年，以上两项重大文化、体育活动将以遵义市为主要承办地持续举办，其中“第二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的主办单位还增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由黔东南州、贵州省体育局、贵州省民委等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节”在施秉县举办。此外，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国际化赛事“中国拳击公开赛”将于2010年在贵阳举行。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 Abraham H． 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 A 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 man）、社会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经济；民主文化；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民主文化转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主题。******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出发，认真分析中国民主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民主法治，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汉译，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也可译作“社会改造”、“社会转变”。在我国，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者们多有不同见解。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指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即社会内容发生的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所以，社会转型有社会形态转型和社会内容转型之分。其中，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转型内容各不相同。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来看，无论是总体的社会历程，还是局部地区的社会历程，都存在着必须依次经历的社会形态，并且，虽然各局部地区的社会形态转型步调可能不一致，但都不能省略任何一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称之为普适性社会形态。就普适性社会形态而言，可以依据产业技术特征，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全面自动化社会(也可称作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称之为社会技术形态。同时，也可以依据社会横向经济联系方式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系列，可称之为社会交换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系列均体现出经济形态的共性，都被视作社会经济形态。本文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交换形态的总称，相应地，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就包括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
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体现着人类总体的社会历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任何局部地区都不能省略，但这不能排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事实上，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在我国就体现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当前，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必须经由二元“农业——工业”结构，变成“农业——工业——信息业”的三元结构，这就是说社会转型不是单纯工业化过程的“单层社会转型”，而是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在内的“两重转型”。其次，改革开放后，社会交换形态转型主要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在现时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仍是实现生产社会化最有效的形式。所以，目前中国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又表现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
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
民主文化的概念有着多种界定。在阿尔蒙德和维伯看来，民主文化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则，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决策的方式，他们的规范和态度，普通公民的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我国学者王忠武认为，“民主文化主要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形态的积极的民主成果的总和”。
本文将民主文化界定为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们关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观意向和态度，包括民主认知、民主情感、民主评价和民主信任与宽容。民主行为指人们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民主活动，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表达和民主合作。民主效能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对作用的主观判断，包括主观民主效能或民主效能感和客观民主效能，前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感觉，后者指人对其民主政治环境的实际影响。作为民主文化的要素，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在不同的样态组合中，形成不同的民主文化类型。民主文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从一种民主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民主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
在民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其构成基本的影响：第一，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方式。社会交换形态转型通过经济活动中蕴涵的平等、竞争、自由意识的渗透促使民主文化转型，社会技术形态转型通过增加技术能力和科学理性在主体意识中的比重实现民主文化的转型。第二，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程度。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程度越深，由此引起的民主文化转型也就越深刻，反之，则较轻微些。第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影响着民主文化转型的性质。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型民主文化，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形成的是工业型民主文化，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则导致知识型民主文化的诞生。
这样，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角度出发，我国当前的民主文化转型就体现为：在“两重转型”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入发展中，从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从与农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和与信息化相适应的民主文化的双重转型。
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作为一个过程，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基本影响又体现在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上，这种作用机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类型民主文化的特征。
就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而言，这里主要讨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由工业社会到全面自动化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因为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这两个转型阶段。在前一阶段，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及对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的依附，依靠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自在因素的自发生存状态也随之进入到依据理性、知识、契约等自觉要素的创造性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同传统土地劳作相生的封建意识的消退及相应民主文化的生成。随着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工业社会逐步向知识社会转型，个人对身份、地位、资本的依赖下降，人必须努力学习，这必将进一步唤起人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和权利意识；知识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和通讯，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沟通和科学地借鉴，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合法。知识社会对政治事务的知识性、技术性要求会越来越高，从而有利于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生活的知识化和技术化，使民主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就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的作用机理而言，由于产品经济社会尚属理想中的社会，所以，主要考察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这种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对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要素的催生和养成上，如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观念的催生及由此导致的民主行为方式的养成上。马克思说：“作为纯粹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商品交换的实现而得以促进，人们渐渐祛除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格中对血缘关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独立性。独立人格的确立蕴涵着对平等和自由的地位与权利的需求，商品竞争因而需要供给相应的协调、监督和服务，这个供给的过程自始至终需要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制约，这已涉及了市场经济社会民主文化的核心。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的运作又离不开裁判原则，这就是法治。市场经济使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全都依赖市场来进行，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社会成员逐渐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束缚，个性和主体自由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显着增强，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
由此，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形成积极的动力作用，使民主文化在不同的社会转型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辩证来看，这里所讨论的作用机理必然伴随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负面作用，即民主文化转型又常常受制于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即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无序程度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转型必然有其无序的一面。这里，由于主要反映民主文化转型的总趋势，所以对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熵效应暂时不作具体分析。
对中国来说，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和民主文化转型都有着自身的特征，特别是中国并不是由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民主文化也并不是由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文化转型。但据上文至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民主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新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体现出相应的人类普适性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与发展。同时，中国民主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受到社会转型熵效应的影响。下文中将分别对这种熵效应作出分析，并探讨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因为这种熵效应是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熵效应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因而克服这种熵效应的途径也就有着具体的中国内容。
四、在克服社会技术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通过工业化发展工业文明精神，通过信息化发展信息文明精神(知识文明精神)，解决由文明精神冲突所造成的民主文化价值取向冲突。在我国，受社会技术形态“两重转型”的影响，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自由自主和创造性等与农业文明精神所崇尚的圣贤至上等价值取向存在冲突，而知识文明精神所要求的更高价值取向与工业文明精神所要求的价值取向又形成张力。三种文明精神同时作用，其交织而成的价值取向冲突反映在民主文化上，即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冲突。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省略社会技术形态中的任何一种，所以，对我国来说，从符合社会转型的总趋势上看，克服上述不利社会环境的较佳选择就只能是加快工业化步伐，逐步祛除农业社会对民主文化的影响，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使人们逐渐摆脱工业化状态下对身份、地位、资本等的依赖，并且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矛盾中壮大信息化的力量，使人们获得更大的自主性，逐步解决体现在民主文化中的农业文明成分、工业文明成分和知识文明成分之间的矛盾。
其二，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提高人的主体性。工业化可以孕育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工业化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缺陷”。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人可以说已经被现代技术的精神和气质所占领了。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制造着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这种情感体现在民主文化中就会冲淡民主的人文价值。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加强，人对于社会而言已是“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齿”，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仅是越来越小的量，对异己的社会力量总以为强于个人而对民主信心不足。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就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人文精神，将人文精神灌入科技发展之中，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实现人文科学化和科学人文化，把人从科学技术的异化和社会的弱化中解放出来。
其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促进民主文化转型。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当代中国，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获得较快发展，但由于两者的双刃剑作用，多种社会风险也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由此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627158起，死亡112822人。对于社会风险，当公民常将其归因于政治体系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就会降低。因此，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采取积极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例如，构建合理适度的消费模式，推行绿色消费，建立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规制等，降低社会风险。另外，还应积极实现可持续发展民主化，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落实民主原则，包括落实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健康清洁的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平等参与有关环境治理的决策和行动的权利。
其四，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讲，在科技发展民主化中促进民主文化建设也十分必要。科技发展民主化主要是指，在科技体制方面，以民主机制作保证，消弭科研资源的“马太效应”(多者愈多)现象，打破科学垄断，让科学得到多层面的、开放的和社会化的选择，进而营造公平的、竞争的科研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毋庸讳言，由于信息获取不平衡、信息资源较为集中、科技工作人员易受个人功利目标驱动等原因，我国科技界还存在“马太效应”下的诸多非民主现象，如少数发达地区或少数科技工作者的垄断意识较强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科技发展民主化，实现科学与民主的良性结合，不仅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民主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在社会总体民主文化中不断增加科学理性与民主理性协调发展的成分。
五、在克服社会交换形态转型的熵效应中发展民主文化
其一，建构市场民主，促进民主文化良性发展。由于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较为突出，经济生活领域的制假、卖假、护假等问题较为突出，社会可信气氛受到冲击，民主文化难以获得广泛而牢固的信任支撑，而由于代表时代精神的经济精英道德失范现象的大量存在，往往使社会个体对民主制度的利益导向价值大打折扣。针对这样的实际，提高市场的民主化程度就很有必要。这需要通过健全经济法规，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寻租、设租等市场****对参政行为造成的扭曲；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培育体现民主价值的市场。此外，也需要加强广告管理，打造民主媒介。对于政府来说，还应极力抵制金融资本对改革选择的支配作用，限制金融市场的反民主化力量。
〔论文摘要〕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相适应，需要一种文化的启动和配合。从文化的视角看，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法制意识和道德规范等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它对人们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文化的视角来看，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法制意识和道德规范等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述。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基础观，有助于我们从另一层面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文化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文化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在此基础上，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不能自觉地去解决问题，就不能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邓小平说:“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关键就在于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于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方法。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终落实在生产力标准的基点上，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导向。对于这一转变，用黑格尔的话来描述是很恰当的: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
第二，提倡独立的个性、创造性以及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企业要自主经营，在等价交换原则下充分实现个性价值，鼓励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自由选择和发明创造，以实现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早在1978年，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就大力提倡经济民主。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2〕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3〕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革。承认作为现实利益主体存在的个人自我，承认自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是当代经济生活实践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第三，倡导能力本位和公平竞争意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的建立，竞争必然是公平的竞争，是在同等条件下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力的大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十分强调人才的培养，强烈批评了现实生活中论资排辈的现象，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就需要一大批专家、懂行的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4〕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环境，给人的能力的发挥，提供了最佳的场所，人才是市场经济中最宝贵的资源。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论述，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他对人的能力的肯定，强调要根据能力来选拔人才，有利于我们打破大锅饭、论资排辈的现象，为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尤其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能力本位价值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强调义利并重，兼顾效率与公平。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承认利益的合法地位，鼓励个人和企业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不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会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义利并重，尽量消除市场经济所带来得的负面影响。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5〕此后，他又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互爱、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坚持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备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规范的引导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办事。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法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首先要求人们具有权利本位、平等自主、公开透明的法律观念，没有这种观念，就不可能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健全地发展起来。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6〕，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7〕，将民主与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8〕，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环节上，为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多次强调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阐明了法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认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9〕，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等。
此外，邓小平认为，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还要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的权利义务观念。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需要全社会的维护。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是强迫人民群众接受法律，而是一个由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运用、遵守和维护法律的过程。由于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人们能否自觉运用、遵守和维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法制意识有直接的关系。在一个没有法制观念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经济的。
1980年，在我国大规模立法工作刚刚起步之时，邓小平就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10〕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他又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江泽民同志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搞好法制教育，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既要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制;又要加强普法教育，不断地提高干部和群众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二者缺一不可，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
总之，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改变了过去30年来法律极不完备的状况，建立起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民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而且法律涉及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正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已大为增强。这一切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经济奠定了坚实的法制文化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基础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规范和节约机制，人们依据它规定的行为准则来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以期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秩序，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和约束下实现的。 转贴于
道德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承认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提倡诚实守信，遵守法律、强调品德修养，行为高尚，勤劳俭朴，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等。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道德建设一度面临着滑坡现象，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物欲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冷漠化(见死不救和人际关系淡漠)、躁动化(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无责任化(只想获利而不愿承当责任)、虚假化(人格虚伪和产品伪劣)等，这些表现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文化相背离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开始在多种场合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1〕与此同时，他又多次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道德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首先，在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最高道德。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和信念，否则经济建设就会遇到困难，迷失方向。
其次，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们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2〕
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市场经济是柄双刃剑，它对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有利己倾向的，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成为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相对立的力量。如果放弃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让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对此，邓小平还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3〕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再次，培养“四有”新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最终是要靠人来实施的，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4〕他认为“四有”中除了有道德、有文化外，还更要有理想、有纪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理想的具体目标就是为达到共同富裕而奋斗，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有纪律就是真正维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因为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规则经济、纪律经济。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概括和发展，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德指南。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做了文化上的精心准备。我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其它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发生的混乱和动荡，是和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的文化基础分不开的，这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深刻性将会更加展现。
〔参考文献〕
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推动人们在工作之外进行自我参与、自我开发、自我娱乐，并对其进行有序组织和辅导的工作。它拥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在当前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就需要对现代人进行教化与培养。运用各式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受到艺术的影响和熏陶，进而全面提升群众的素质，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共进。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充分结合经济和舆论手段，大力扶持那些社会急需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进而将文化发展推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伴随着文化建设的合理化的加强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对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朝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发展的目标而努力。
二、发展群众文化，具有人人参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群众文化所具有的公益性质决定了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群众文化的公益性质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确定，群众文化馆、艺术馆的的设立肩负着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任务，需要坚持以提升人民群众素质、丰富人民群众生活为宗旨。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体制改革的影响，导致群众文化的公益性质逐渐减弱，模糊了其应有的形式。在一部分地区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投入经费不到位，文化发展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活动的开展形式单调，缺乏专业人员；而一些地方则存在着盲目跟从的现象，大力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的原本的社会效益。这导致从事群众文化的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非常茫然。党中央则明确强调了群众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无疑给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增加了无比的信心和信念。
坚持群众文化产业的公益性质，必须要严格坚守自己的阵地，切实将自己的职责履行到位，充分突出社会效益。群众文化的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是提升、丰富人民群众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阵地。就算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它同样能够发挥出多样化的功能，这是学校教育或其他市场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公益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常见和喜爱的文化活动深受人们欢迎，凝聚着众多的群众，陶冶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的情操。在推动群众文化消费等方面还能够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开展业余文化活动和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方面，能够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三、发展群众文化，更应体现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
我区地处渝东南少数民族生态发展区，具有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南溪号子已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还有西兰卡普、摆手舞等很多民族文化特色。需要对其进行大力挖掘，充分发挥出这些特色文化的作用。所以，需要充分结合我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优势，用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形式，坚持落实发展的精神，坚持多样化和主旋律协调发展、将民俗特色融入到时展中，积极结合地区特色，科学化、合理化的对我市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进行结合，给群众文化的发展增加新的形式和内容。充分发挥群众文化所具有的教化与综合功能，利用各种节日，多推出一些喜庆活动，民族文化宫要多举办具有丰富趣味性的表演与活动，全区的群众文化特色在节日中进行充分体现和完善。
四、发展群众文化，应找准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