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原因
与过去30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4%,1981-199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8.1%。90年代（1991-2000年）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则降为6.3%，明显转入中速增长时期。其二，经济呈较稳定增长态势。70-80年代台湾经济虽然平均增长速度较快，但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各年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年中有9年经济呈两位数增长，其余为个位数增长，其中1974年增长率仅1.2%,1975、1982年分别为4.9%与3.6%。进入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除了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为4.3%较低外，各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7%至7.6%之间，表现出较稳定的中速增长趋势（参见表1与图1）。
表1 台湾历年经济增长率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
1951-1960
12 9.3 9.5 8.1 5.5 7.4 6.7 7.7 6.3 7.6
1961-1970 6.9 7.9 9.4 12.2 11.1 8.9 10.7 9.2 8.9 11.4 10
1971-1980 12.9 13.3 12.8 1.2 4.9 13.9 10.2 13.6 8.2 7.3 9.4
1981-1990 6.2 3.6 8.4 10.6 5 11.6 12.7 7.8 8.2 5.4 8.1
1991-2000 7.6 7.5 7 7.1 6.4 6.1 6.7 4.6 5.7 6
6.3
1951-2000
8.4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台北，1991，第23-24页；
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台北，2001，第41-43页；
台湾“经建会”：《“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4期，封面内页。
附图
图1 各年代经济增长走势
资料来源：同表1。
台湾经济之所以难以再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自80年代中期起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有利的因素与条件明显失去，台湾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关于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但为了以下行文的方便及全文的完整性，这里仍作一概括论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不利的因素主要有：其一，美国对台湾的贸易压力日益增长。美国长期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但随着台湾对美顺差的不断扩大，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台湾在被迫逐步开放岛内市场的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由1985年的39.9:1持续升值至1992年的25.4:1，升值幅度达36.3%，结果使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其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更大挑战。继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效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1993年启动运行。各类地区经济集团都具有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经济功能，这种排他性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台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80年代以前，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具有“抢先”优势，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总之，过去10多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杀的困境”。
与此同时，台湾内部环境亦发生剧烈变化，制约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经济环境的改变。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在过去二三十年是台湾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大优势。但80年中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平均国民所得水平提高，而社会风气又转趋投机享乐环境下，年青人不再愿意从事较艰苦的体力劳动，这就更突出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力短缺的困境。台湾的工资水平因此大幅上升。结果，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台湾土地的价格在80年代下半期也出现暴涨情况。台湾土地面积原本有限，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加上相关土地政策的限制，工业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已日趋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于总体经济失衡，泡沫经济产生，房地产价格更是急剧高涨。这种状况加剧了工商业用地的紧张，厂商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2)政治环境的改变。自80年代中期台湾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以来，台湾政治也进入了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由强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岛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对立斗争日趋尖锐，政局动荡不安，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其次，台湾在社会与政治日趋多元化后，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当局对经济的管理混乱无力，行政效率低落。第三，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日趋泛滥。财团与黑道势力不仅渗透“立法院”，影响经济决策，而且直接介入各个公共工程项目。黑金政治在直接侵蚀台湾经济肌体的同时，更造成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3)社会环境的改变。战后台湾长期累积并被压制的各类社会矛盾随着强权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不断爆发出来，影响较大者如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转型中的台湾经济因此又增加了一重困难。总而言之，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政治与社会均进入转折时期，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与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失去。
二、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
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台湾经济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人们较容易取得共识。但面对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台湾经济并没有急剧衰退，而是维持了较稳定的中速增长水平，其原因何在？换言之，其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为何？对此人们似乎关注得并不多。事实上，与过去30年相比，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与同时期相类似的经济体相比，台湾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70年代末同样被世界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个拉美国家，1990-1998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3.3%及5.3%，而同期台湾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5%。即使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0%、6.2%及4.4%。[2](P337-338)认清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可以加深对9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把握未来台湾经济增长的趋势。
（一）产业结构调整，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面对新台币大幅升值、劳工成本上升及土地价格高涨等一系列巨大压力，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失去发展的比较利益，无法有效地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升级，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较顺利地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内外形势剧烈变化对台湾造成的强烈冲击，使台湾经济还能维持中速增长。
1.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
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台湾当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刺激，台湾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为100），1990-2000年，台湾的制造业类指数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个百分点；而其中，电机电子器材业指数则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远高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3](P166-169)电子信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相应快速上升，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产业。1987-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6.89%提高为30.26%，在四大类制造业中的比重从末位升至首位；而同期传统民生工业则从首位降到末位，所占比重由31.52%下降为17.54%。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至37.8%。[4](P173)[5](P13)
2.电子信息产品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新支柱
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从80年代中期起，电子信息产品取代纺织品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台湾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512.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4.54%，而纺织品出口152.19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10.25%。[6]
3.技术密集产业成为台湾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从劳动生产力角度观察能够更直接看出，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技术密集产业是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据台湾“经建会”专家的研究分析[7]，1991-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5%，就其增长来源构成看，劳动生产力增长5.1%，就业增长1.4%。而台湾劳动生产力仍能维持5.1%的增长水平，主要因为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增长，促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持续提升。1991-1999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持续平均增长7.4%，而传统工业及基础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显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平均达5.3%，高于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
（二）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台湾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自80年代中期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使台湾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严峻的挑战，出口增长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发展，两岸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大陆市场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动力来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祖国大陆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出口市场
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主要是以美国市场空间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但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占总额的23.5%。与此同时，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较顺利地实现了发展空间的转换，祖国大陆市场逐渐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空间。2000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额（不含香港市场）达261.6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17.6%，大陆市场追赶美国市场进而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已十分明显。[8]
2.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型
台湾产业结构能够从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为主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祖国大陆市场的支持。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祖国大陆成为台湾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岛内不具竞争力或已失去优势的产业，由于在大陆寻找到了生存发展的新机会，所以没有遭遇倒闭破产的命运，没有拖欠银行债务而增加其呆账，台湾产业转型因此得以较为顺利进行。
在另一方面，到祖国大陆来投资设厂的台商，其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等，有许多仍自台湾进口，而这些产品大多属于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产品，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岛内相关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推进台湾产业的转型过程。90年代中后期，祖国大陆又开始承接台湾较为成熟的电脑及半导体等产业。
3.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台湾维持较雄厚的外汇储备
1997年台湾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强有力后盾，是其拥有较雄厚的外汇储备，而台湾对大陆贸易连年大量顺差则是台湾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来源。从1993年起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额每年均超过其总体贸易顺差额，也就是说若无对祖国大陆贸易顺差，台湾总体外贸将呈净逆差，以2000年的情况来看，台湾总体外贸顺差额仅83.1亿美元，而对祖国大陆顺差额则达204.5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多121.4亿美元。显而易见，倘若没有稳定的祖国大陆市场，台湾国际收支经常账项不可能维持顺差，其外汇储备也将大打折扣。
（三）公共投资的较快增长弥补了部分外需与民间投资的不足
面对内外经济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内外需求均呈不足的状况，台湾当局从80年代末起加速推动公共建设投资，1991年起又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大力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工程。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政府”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基本在20%下，1989年达21.3%后逐年上升，1994年升至29.8%。公共投资持续扩大，带动了内部需求的扩张。1986-1990年台湾内部需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为86.4%，到1994年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2](P56)90年代上半期台湾经济维持中速增长，当局固定投资的持续增加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财政困难及公共工程执行进度落后等原因，台湾当局公共投资的增长逐渐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减弱。
三、稳定中速增长面临严重挑战
20世纪末期以来，台湾内外环境进一步发生新的剧烈变化，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明显增加，而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在此背景下，近10年来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呈现弱化趋势，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因此面临严重挑战。
（一）制约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急剧强化
2000年3月台湾岛内政权发生50年来的首次改变，它使非经济因素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冲击作用急剧强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局动荡加剧，投资环境加速恶化。政权改变的结果是，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而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新领导人。这种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导致岛内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朝野”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政争，政局陷于一片混乱。虽然在2001年12月选举之后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并主导组成了新“内阁”，台湾当局的执政困境有所缓和。但民进党执政基础并无根本性的改善，政局继续动荡不安的根基依然存在。台湾的投资环境在此背景下加速恶化，一方面，政党利益、巩固或夺取政权是台湾当局与各政党的首要目标，2002年底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选举以及2004年的所谓“总统”大选等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对于所谓“知识经济发展方案”、“绿色矽岛经济发展蓝图”、“全球运筹中心”以及“经发会”共识等经济发展规划，尽管一个接一个提出，实际上却无心也无力予以推动，大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另一方面，财经施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年来“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立法院”内各党派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利益，相关斗争持续不断，财经施政效率因而成了牺牲品。岛内外投资因此裹足不前，产业外移趋势也不断加速。其二，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经济困境。过去台湾经济发展能够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两岸有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环境。由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两岸和平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政治上，台湾当局至今对两岸原有过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直不予承认，导致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在对大陆经贸政策上，迫于强大压力，台湾当局已于2001年底宣布将“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在实际行动上仍处处制肘两岸经贸的正常往来，特别是对台湾工商界迫切要求的两岸直接“三通”坚持不开放。这种态势使已陷于困境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加剧，和平环境受威胁，造成海内外对台湾前途产生信心危机，严重打击了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意愿。同时，“三通”作为两岸经贸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无法突破，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无法由量变上升到质变的阶段，持续支持台湾经济的作用相应受到很大制约，台湾也在岁月的蹉跎中延误了产业再升级的时机，竞争优势加速流失。
（二）国际经济景气衰退的冲击
海岛型的台湾经济对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经济的依赖性强。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夹杀的困境”，但在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则受惠于美国新经济的持续增长。自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产业供需的失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0年繁荣后终于由盛而衰，股市持续重挫，经济增长逐季下滑，全年经济增长由上年的4.1%下降为1.1%。尽管2002年以来美国已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局面，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露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许多权威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仍不太乐观。美国经济这种衰退或不景气的局面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在一个层面上，台湾直接对美出口占台湾出口总值的1/4，另外约有1/3对祖国大陆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其最终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美国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台湾的出口，进而影响生产及经济的增长；在另一个层面上，目前台湾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电子信息等科技产业带动，而美国高科技产业景气的衰退，高科技股价的下跌，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台湾科技产业难免不受冲击，并直接影响台湾股市上的科技股，台湾股市与金融的稳定因而受到冲击。2001年台湾经济衰退之所以特别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这次由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何时复苏及复苏的力道，仍然是未来台湾经济增长走向的变数。
（三）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关键词] 台资 优势 作用 基本趋势 区域联动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7-04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经济形势与格局出现了新动向，国际资本与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迹象明显。继第一波连续的制造业转移之后，近年来服务业的转移也已初显端倪。在这个演进过程中，长三角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吸引外资高潮迭起，从而使长三角不仅被誉为全球第六大都市圈，而且也有可能塑造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以及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域之一。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外资大规模涌入长三角，台资对长三角产业的崛起及产业体系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台资进入长三角发展的区域优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的融合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快速推进，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内在潜质最佳、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首位经济核心区，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在如此态势下，长三角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发展的区域优势再一次凸现出来，而这些区域优势实质上又是台资大举入驻长三角的主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长三角是当今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对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高新技术、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人口流动、资金融通、技术交易、商品流通、信息汇集和中枢管理等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地。资本充足、信息汇流、科教领先、技术创新与人才汇聚的有效结合，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并使得该区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增值中心以及经济发展极。
其二，经济成长的后劲优势。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长三角已经呈现出发展腹地深、增速快、后劲足的经济成长态势。从发展腹地来看，长江流域经济带是处于长江口的长三角都市圈成长的重要空间依托和支撑。从经济增长来看，江苏、浙江、上海已连续十几年来年经济增长速度均超过了10%，并一直保持了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良好势头。从发展后劲来看，长三角较高的经济增长活力已经使其成为资金流、人才流、商品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五流”交汇之地，成为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重要区域，成为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企业理想的投资场所，成为推进长三角都市圈崛起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源。
其三，群落规模的经济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群落、企业群落与市场群落之间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内在共生关系。例如，上海以全国以及区域性要素市场群落为中心，集聚着一大批与要素市场相关的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又如，作为“市场大省”的浙江省，因为拥有一大批专业市场而催生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经济区块。截至2005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 008个，年成交总额7 173亿元；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556个，年成交额超10亿元的市场有120个，年成交额超100亿元的市场有10个[1]。可见，这种产业群落、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共生集合体，为长三角集聚与辐射功能的增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四，制度创新的领先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中，经济体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粮食流通体制、财政税收制度、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一直走在全国首列。这些制度上的创新以及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完善，不仅为长三角的组织创新和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也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可以相对比照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并获取先发优势。因此，制度创新的整体效应同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转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也为台资入驻长三角奠定了制度条件。
其五，交会融合的环境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有着比较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内外交通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比较规范的信用制度和市场秩序；有着比较良好的国内外人才发展创业的制度环境和创业环境等。区域发展环境的逐步优化，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企业的迁入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增强了区域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开放精神和开拓精神的文化氛围，并具有较强的文化亲和力。同时，作为我国南北文化的交会地带，具备了南北文化的优秀基因，从而使多类型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台资助推长三角产业的崛起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台商投资大陆逐渐自南北上的过程中，长三角已经成为大陆台资最为集聚的一个重要区域。当前，台资在长三角集聚的现实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台资以制造业形态为主，生产加工逐渐形成网络。就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态势来看，尽管台资在长三角的投资领域有向纵深拓展的迹象，现代服务业的项目开始增多，但仍然有70%左右的项目是工业性项目，制造业继续是台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并且正在向着网络化的格局推进。如此态势的形成，不仅使台资成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长三角塑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其二，台资的集聚程度比较高，生产布局逐渐开始清晰。台资在进入长三角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出现向一定区域和重点开发区集中的趋势。例如，苏州利用台资的总额已居全国首位，并逐渐成为全国台商高度集聚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是昆山的台资与台商集聚程度之高，更为国人所知。又如，长三角区域内有不少城市中都设有台商工业园区，这些园区都已经成为台资和台商高度集聚的重要载体。
其三，台资的高新技术项目逐渐增多，生产结构逐渐转向高级。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趋势相适应，台资进入长三角的高新技术项目开始增多，其中电子、机电、资讯等技术密集型项目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并在区域内形成了一批具有产业集聚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这一趋势的逐渐形成，对于调整与完善长三角制造业的现实结构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台资向大型项目方向发展，集聚效应更加显著。台商刚进入长三角时，以中小企业的投资项目为主，进入新世纪之后，台商的投资规模不断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台湾的不少大财团、大企业都在长三角有大项目布局，其中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项目。如入驻在上海的台积电、旭庆半导体、华硕科技等，而这些大项目都具有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显著特征。又如，从上海台资项目的动态趋势看，平均单项投资额：1995年为108.2万美元，1997年为128万美元，2002年为388.9万美元，2003年为422.6万美元，2004年为482.6万美元[2]。
其五，台资向现代服务业渗透已初露端倪，投资结构开始出现转化。继台商投资第一波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之后，近年来台商投资的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区域日见增多，投资领域更加广泛，投资规模也不断增大。例如，台资的“乐购”、“好又多”、“大润发”等大卖场在上海已家喻户晓，而现代物流企业大举进入、金融机构加快登陆、创投业者纷纷开始落地等，都预示着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台商投资长三角的一个新热点。
台资在长三角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区域经济的不断协调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格局也会出现新的态势，这无疑将对长三角的台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台资在长三角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会呈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趋势：
其一，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重心的转变，增量台资“北上西进”开始呈现。当前，随着中国大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及沿海三大都市圈板块经济的区域战略态势逐渐形成，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郑州的郑东新区、沈阳的沈北新区等“四大新区”又进一步奠定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新格局，这就必然使得增量发展中的一部分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之外的其他区域转移，而在这过程中的增量台资也将会踏上“北上西进”的节拍。
其二，基于长三角区域功能和产业能级的不断提升，一部分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将会出现向外转移倾向。由于长三角是中国大陆实现东部率先发展的重要区域，当前正处于城市功能和产业能级“双提升”的发展进程中，再加上受到区域内资源、能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条件的相对约束，一部分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必然会出现逐渐向内地进行梯度转移的趋势。
其三，基于台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台资的先进制造产业将会在长三角不断得到集群发展。随着台资企业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渐推进，在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出现一定程度上梯度转移的同时，台资的先进制造业将会继续在长三角得到集群发展，尤其是技术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双高”的制造业仍然将得到集聚发展。
其四，基于长三角经济转型的需要，台资的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入驻长三角的新亮点。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长三角地区正处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这就为台湾现代服务业更多地入驻长三角提供了战略契机，而近年来台资服务业在长三角区域内主要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个印证。
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为了进一步改善长三角的整体投资环境，吸引台资进一步集聚长三角，长驻长三角，长三角各城市很有必要在加强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的基础上，共同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域。本着如此的宗旨，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应进一步向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其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国际、区际、区内、城市各层次配套的综合交通、通讯网络。形成以浦东国际机场为国际枢纽机场的区域机场群落，初步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框架，实现区域港口的合理布局与分工。依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都市功能的互补，联手进行环境整治，使多数城市的大气和水的质量达到或接近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其二，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来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区域商贸网络，加大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统一规划要素市场网络建设，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要素市场体系，尤其是金融、人才、技术、产权等大市场。各类专业市场和特色市场继续形成合理布局与分工的态势，并以壮大高科技产品和中高档商品市场、开发新型商业形态为主攻方向。进一步繁荣农副产品市场，在上海形成各城市内外贸产品的储运基地。形成长三角大旅游圈，联合开发建设环太湖旅游带、沿海旅游带、滨江旅游带，以及推动区域内的旅游连锁经营。形成统一的经济运行和市场监管制度体系。
其三，是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一体化。根据长三角各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层次，来选择各城市的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发展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城市，可以在轻工业领域和基础性的重工业领域选择劳动、资金密集型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可以在重工业中的深加工工业领域选择资金、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可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选择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上海，应当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等领域选择支柱产业。同时，不同层次的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和协作联系。
其四，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按照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形成长三角新兴的产业链，以及规模型、集约型的生产体系。一要形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整合域内产业资源，形成相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带。共同提升技术水平，推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污染少，市场需求大的都市型制造业。促进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二要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中心。整合域内的技术开发、成果孵化、融资中介、市场拓展等功能，联合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链、产业带，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三要形成企业制度的创新中心。通过产业整合、要素优配、制度建设等，使各种资源向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集中，培育一批承担增长极发展、参与国际竞争重任的国内行业龙头的骨干大企业，形成更加高效的产业组织规模。共同优化域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国内各类行业协会的进入，形成大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集聚中心。共同构筑域内企业产权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推进企业制度建设的多元化。
其五，是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的一体化。为此，一要架构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主要领导联度会议制度，研究并确定重大事宜。二要建立“都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协调政府际的利益、解决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问题。三要由长三角15城市市长开联席会议，具体协商区域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问题和相应举措。四要建立长三角15城市台办、协作办工作联系制度，定期相互交流信息，为企业的跨地区经济合作作好服务工作。
其六，是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的一体化。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要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要联手制定与协调各城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为多元化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要联手制定统一政策，着力营造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认真疏理各城市现有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熨平各城市在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方面的差异，对各种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地方政府统一执法和依法执政的水平，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和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
注释：
一、从PMI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可喜变化
1、从地区PMI指数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呈现齐头并进良好局面
我国中、西部地区PMI指数率先回升,东部地区回升略显滞后,但回升势头较为稳健,PMI指数已连续四月保持在50%以上,并且从最近三月来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2、从行业PMI指数来看,20个制造业行业呈现较为普遍的复苏势头
从最近三月来看,已有大约15个行业PMI指数持续保持在50%以上。特别是列入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发展规划的行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等PMI指数今年以来在各行业中遥遥领先。
3、从新出口订单指数来看,形势呈转好迹象
自去年12月份以来,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续七个月回升,最近两月突破50%临界线。分行业来看,最近两月,20个行业中已有将近10个行业突破50%临界线,部分行业如机电行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尤为明显,已上升到60%左右。随着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再加上有国家一系列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作支撑,预计下半年出口将止跌企稳,甚或转向缓慢回升。
4、从PMI趋势分析来看,宏观经济非正常波动已经平滑,今后发展将回归正常趋势
我们对PMI历史数据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为了剔除不规则性因素影响,观察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对2005年1月至今年6月份的PMI数据做了简滑,得到的PMI平均值为53.2%。今年5月和6月的PMI数据分别为53.1%和53.2%,非常接近长期趋势值。这表明,我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已经发挥成效,宏观经济非正常波动目前已经熨平,今后发展将回归正常趋势。
从PMI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经完成筑底过程,回升的基础得到夯实,下半年可望发力由稳转升,预计三、四季度GDP增速可望达到8%以上。
二、从PMI来看,当前经济发展中要关注两方面问题
1、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增加,通胀预期加重
从反映原材料价格升降变化趋势的购进价格指数来看,该指数已经连续七个月上升,自今年4月份以来跃上50%临界线,并且继续攀升,6月份达到57.8%。分行业来看,20个行业中,最近几个月,有15个行业高于50%,部分行业已达到60%以上。
购进价格指数保持上扬,一方面反映出企业开工率上升,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是经济回暖的一个信号;另一方面,在当前全球流动性充裕、经济复苏预期上升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上游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又可能导致价格体系扭曲,加重通胀预期。从这些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一方面使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影响企业效益,增加企业经营困难;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市场的波动。面对这种情况,宏观调控政策要注意保持物价稳定,防止价格过快增长,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2、生产恢复增长较快,有可能出现“再库存化”现象
自今年3月份以来,我国制造业呈现加快恢复增长态势,生产指数一直保持在56%以上较高水平,而新订单指数虽已回升,但基本保持在53%上下波动,生产指数高于新订单指数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生产恢复增长相对需求明显超前。目前20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达到50%以上,部分行业达到60%以上。在生产加快增长的形势下,有可能出现“再库存化”现象,成为市场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价格剧烈波动,干扰经济发展。
【关键词】海峡两岸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利用港澳优势以及长江三角洲利用上海政策的优势，成为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现今，随着海峡两岸局势的缓和以及贸易关系的发展，台湾海峡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已显露端倪。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效应分析
（一）两岸贸易的依存度
台湾、大陆自相互开放以来，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台湾对大陆顺差持续增长。早在1978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为零，经香港转口自大陆的进口额仅为4600万美元。到了2010年，大陆与台湾贸易总额达到1453.7亿美元，同比上升36.9%。其湾对大陆进口为296.6亿美元，同比上升44.8%；台湾对大陆出口为1156.9亿美元，同比上升35.0%。2006年至2010年，通过分析两岸进出口贸易额占台湾进出口货物总额可以看出，两项贸易数据除2009年有所下滑之外，保持着较为平稳增长。而两岸进出口总额占台湾进出口货物总额比，从2006年的25.27%到2010年的27.65%，呈现出稳定提高的趋势。
总体上，两岸之间已经建立并表现出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这种依存度在持续的攀升，尤其以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最为显著。两岸贸易对于台湾对外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大，成为其重要支撑。
（二）两岸贸易的经济贡献率
仅从1998年到2010年，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就从8.90%跃至33.91%，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上一节的分析。其中，在2005至2007年维持在33%左右的高位。而对于大陆来说，贡献率在2004年达到4.68%的小高峰，但随后平稳降低，2009年后停留在2%上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快的地区，世界各国把经济复苏的希望转向大陆。这次危机对台湾的冲击大于中国大陆。2008年和2009年，台湾的本地生产总值分别出现2.25%和1.13%的负增长（使用名义本地生产总值来计算）。2010年开始恢复正向增长9.03%（使用名义本地生产总值来计算）。1而2008年以来，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的贡献依然维持在30%上下。
（三）两岸投资的关联性
随着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不断扩大，台商投资领域呈现多元化，产品层次逐渐提高。台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比例有所下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在服务业及其他产业投资有所提高。
台商对大陆投资地域由开始的在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展。台商对大陆投资起初集中在福建和逐渐三角洲等东南沿海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和深化，中西部地区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形成了对台商的吸引了。西部、中部、东北等内陆地区成为台商投资的新方向。
（四）两岸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及两岸人员往来的依存度
2005年以前，台商的投资行为对于大陆的就业具有一定影响。但是2005年之后，港澳台投资所创造的就业人数主要由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在维持增长势态，大陆对台湾FDI的依赖明显减少。台湾地区在金融危机前后，对大陆的FDI明显进入低谷，虽然在2010年有明显反弹，但所具有的影响已经不如之前。
人员往来方面，随着两岸“三通”的全面实现，两岸往来人员的交流将更广泛，两岸之间的密切程度也将不断加深。两岸人员往来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包括投资、贸易、探亲、旅游、宗教、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因素都是推动两岸人员往来的重要因素。
二、政策建议
（一）加快发展大陆经济，缩小两岸经济平均差距
从整体上来说，今天两岸关系不同于以往，抗衡的格局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2010年，大陆的人均GDP为4428.46美元，而台湾则高达19890.64美元。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实施和推进，中国大陆经济随之快速增长。加快大陆经济发展，缩小两岸经济平均差距，有利于台湾人民从心里上对大陆的接受，有利于两岸更深一步交流，最终实现统一。
（二）改善两岸贸易失衡关系
2005年台对大陆贸易顺差达到581亿美元。2010年则高达860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了48.0%。面对顺差不断扩大的现实，应采取稳妥而有效的措施，减缓压力改善不平衡关系：
第一，引入台商投资，以生产代替进口。通过吸引台商在大陆设厂，鼓励其在大陆建立供应市场，来代替台湾对大陆的进口。同时大陆方面应与台商做好协调工作，形成合理的产销关系、分工体系、服务网络，保证该对策的推进。
第二，扩大对台出口。一方面，需要大陆出口者完善产品，积极开拓台湾市场；另一方面，鼓励台资企业将产品及半成品返销台湾，减少贸易入超，促进两岸贸易协调发展。
（三）促进两岸各项交流合作
1.积极促进协商，推动两岸金融业的密切合作。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日益密切的两岸投资贸易往来，对两岸金融合作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两岸双方应迅速采取实际措施，着力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增强两岸经济活力。特别是台湾方面，应尽快走出对大陆FDI的低谷，提振金融合作的信心。
2.积极进行探讨，及早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客观需要，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重要内涵。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发展到现今的规模，不仅需要双方就两岸产业合作、双向投资保障、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进行协商，而且对建立制度化、稳定化、规范化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提出了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产业融合发展；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2001102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各产业的应用，原有传统产业间的明确界限日趋模糊甚至重划产业界限，出现了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现象。
河南省既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又是新兴的工业大省和经济大省，是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产业融合将对河南省总体产业布局、中原经济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应当紧密结合河南省当前现实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为省政府制定相关产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2 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2.1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产业融合现象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出现的，它打破了原有三大产业分立发展的态势，使产业内部或产业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从本质上看，产业融合就是不同行业和产业在分工基础上的重新组合，建立了更具效率的分工链条网。产业融合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产业融合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起始于上世纪中叶的信息革命使全球进入新的经济时代，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高新技术在产业间得到迅速扩散并产生技术外溢，使不同产业共享生产技术，生产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产品。因此，传统产业间的纵向关联模式逐步发展成为新型的、具有共同技术基础平台的横向关联模式。产业关联模式的变革，会引起产业结构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物流、能源、信息等高新产业开始出现了产业融合现象并逐渐渗透到传统产业，成为现代产业发展趋势。因此，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具有必然性，河南省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本省产业融合发展。
2.2 产业融合是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客观需要
2011年10月，国务院正式将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河南省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体与核心，农业是河南省的传统优势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格局。但是，目前河南省产业发展进程却面临着第一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较为严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企业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不高、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环境保护不力等问题。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较低等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缓解上述制约因素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产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更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因此，只有不断努力推进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客观需要。
2.3 产业融合是河南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要求解决资源对社会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在产业层面上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要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推进产业融合。这是因为：首先，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融合现象的起始于高新技术、信息等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横向融合，大力推动产业融合可以将工业高新技术平台扩散至农业等其他产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约经济成本，带来技术扩散效益。其次，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河南省人均资源贫乏，长期以来经济的粗放式增长使资源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大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整个产业体系的效益最大化和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最后，产业融合促进河南省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产业融合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能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对立，促进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
3 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3.1 宏观上看，河南省具备产业融合发展的外在条件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部，承东启西，是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河南省是我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农业，是全国主要粮食产区。近年来，河南省传统优势产业――农业稳中有升，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基本形成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据河南省统计局在2015年3月2日的《2014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全年河南省生产总值349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8.9%，保持了总体经济运行平稳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160.81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17902.67亿元，增长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875.90亿元，增长9.4%。河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格局，为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宏观经济环境。
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中原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是我国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毫无疑问，上述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将会有力推动河南省经济增长，成为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
3.2 中观上看，河南省具备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条件
河南省是传统农业大省，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较为单一、简陋，与其他产业界限明显，融合度极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格局被逐渐打破，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平稳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产业融合现象已经出现并呈现较快发展趋势。首先，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被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业为特征的农业产业结构，逐渐向农、林、牧、渔及农副产品加工与服务的新型农业结构转变，产业内部融合初现端倪。其次，传统产业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原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界限清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高新技术在各产业间的渗透，产业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近年来，河南省旅游农业、信息农业、休闲农业发展很快，是各产业间不断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最后，产业融合已呈现加速发展趋势。虽然产业融合现象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时间不长，但作为经济现象本身已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渗透、工业向服务业渗透融合；新型工业技术向农业渗透、服务业向工业渗透融合；工业向农业和服务业融合等方面。
3.3 微观上看，河南省具备产业融合发展的企业驱动力
产业融合是传统产业在利益驱动下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原本界限分明的产业出现交叉融合，导致产业边界逐渐模糊乃至消失、新产业不断出现的运动过程。胡汉辉、邢华（2003）提出产业融合方式具有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重组三种形式。产业渗透即高新技术除了在满足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外，还会延伸到传统产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促使传统产业高附加值化，提高企业利润。产业交叉即某一产业的产业链自然延伸至其他产业，在产业边界逐渐出现交叉融合。随着融合度不断加深，模糊乃至消失的产业边界处会出现新的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重组即同一产业内部或联系极其紧密的产业之间实现资源生产资源、生产技术的重新组合。产业重组会产生新的产业业态，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适应市场需求的产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因此，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产业融合，都将引起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这为河南省企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4 河南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与政策建议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河南省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把握产业融合发展规律，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推动产业融合的科学健康发展。
4.1 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融合会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过程还需要良好外部环境，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提高市场效率。因此，河南省政府应当将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纳入“十三五”规划，明确产业融合的重点性、层次性，逐步建立起产业融合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融合能带来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升级。首先，应尽快建立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打破行政垄断，弱化行业界限，加强产业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其次，加大农业的财政投入，转变农业支持方式，对于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予以更大政策支持。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强省，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决定了河南省产业融合度。第三，坚持市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出台相关，引导企业、行业、产业不断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推动产业融合的高端化发展。最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为产业融合的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4.2 调整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融合发展搭建平台
传统产业的相互独立性要求政府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以符合产业分立发展。但是，针对不同产业的多重政策体制将不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原则与要求，必须尽早尽快调整，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一是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管制模式，建立融合性产业管制框架。随着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入，原有管制框架必将成为产业快速发展的阻碍。只有建立更具包容性、更符合新特点的融合性产业管制框架，放开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限制，才能更快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技术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业融合的前提是技术创新与融合，产业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形成技术扩散效应，在不同产业形成统一的技术平台。因此，要推进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政府应当制定鼓励技术创新相关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规模，为产业融合发展搭建良好的技术平台和产业平台。
4.3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产业融合发展创建协调机制
林民盾、杜曙光（2006）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系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产业融合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河南省应当紧跟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调动企业积极性，不断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形式化解现代产业体系在构建过程中的瓶颈。充分利用河南省农业大省的优势地位，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目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进程中，应当充分协调好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这需要打破传统各产业相对独立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起产业融合发展的协调机制，重建利益链条。例如，加大农业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消除农业产业化的隐形壁垒，鼓励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发展，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在资金、政策方面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倾斜，鼓励、支持、引导相关企业的技术扩散，有利于统一产业技术平台的形成。企业是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具体实施者，只有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建立产业融合发展的协调机制，协调好各方利益，才能加速资源自由流动，充分调动经济主体的参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厉无畏.产业融合与产业创新[J].上海管理科学，2002，（04）.
[2]马健.产业融合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2，（05）.
[3]马健.信息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J].产业经济研究，2003，（02）.
[4]周振华.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研究[J].经济学动态，2002，（06）.
[5]严奇春.知识创新视角下的产业融合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
[6]于刃刚.三次产业分类与产业融合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1997，（01）.
关键词: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趋势；发展特点
一、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
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与实体经济快速融合发展，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电子商务平台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下面详细分析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
(一)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服务模式，当前电子商务应用需求不断扩大，改变了销售业的发展模式，其囊括了交易服务业以及相关衍生的行业，为买家和卖家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卖家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来展示自己的产品，同时买家可以从平台上来寻找自己喜欢的商品，电子商务平台出现带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根据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出现的第三方支付牌照超过了250家，电子商业平台已经成为服务业的支撑力量，全国超过70%的业务量来源于电子商务平台配送。
(二)带动就业市场的扩展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带动了新的就业市场发展，由于电子商业网平台与支付业和销售业密切相关，商品的订购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支付和物流配送与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完成销售环节，这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带动就业市场的发展。根据统计显示，网络零售商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图书和数码类商品也延伸到平台交易中，这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以淘宝为例，电子商务平台配置了客服人员和交易调解人员，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
(三)带动传统企业的升级换代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发展以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电子商务平台和传统企业的融合，当前很多零售型企业开始注重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应用电子商务来实现转型升级，协同线上线下的资源配置，同时扩展自身的营销渠道，以客户体验作为首要的目标，加强用户和商家之间的联系，增强客户对商品的认可度。再者，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也改变了企业的采购模式，很多大型企业开始注重原材料采购渠道的扩展，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选择合适的材料，从而降低了自身的经营成本，这也带动了企业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
(四)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助力
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会处于劣势地位，由于其经济实力不足，无法在宣传和营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贸易机会，有助于企业将产品推广到更加广阔的平台中，让用户直接近距离接触到产品，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其产品优势，中小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迅速成长为行业内的有影响力的企业。
二、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趋势分析
(一)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融合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改变了贸易方式，也带动了物流行业的发展，由于电子商务实现网络平台销售，大量的零售企业要依托产品为基础构建销售平台，这促成了电子商务平台和实体企业相结合或者是具有实力的零售企业自建商务平台，这直接促成了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融合。再者，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带动了移动终端应用，为电子商业提供了便利，当前人们常用的移动终端有微信和支付宝，这些个性化的移动终端为营销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也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竞争的焦点。
(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在于其交易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促进了商业交易的跨区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了国际间的商品流通，加快了市场深度融合，电子商务平台不断完善，使其更具有开放性、全球性和高效率的特点，客户可以借助平台来了解国外商品的销售信息，使得国际间的贸易走向了无国界的贸易，引发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跨境电子商务构建的开放、多维和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将极大地拓宽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大大促进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三)电子商务精细化发展
电子商务发展模式逐渐走向精细化方向，借助大数据精准分析来研究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客户需求，从而设定个性化的服务，以科学化的管理理念来建设电子商务平台，从庞杂海量的用户数据中找出具有市场价值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应用到平台战略决策中，更加精准的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态，锁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从而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务。再者，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推动了物流行业、金融行业、广告行业及支付行业的全面发展，行业之间精细化配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为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展现了新的特点，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市场扩展，同时为传统企业的升级换代提供助力。因此，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要逐步实现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融合，走向精细化发展的道路。
作者:朱天宇单位: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参考文献:
[1]项晓娟.电子商务平台的关系治理及竞争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15（30）
[关键词] 印度 中国台湾地区 经贸关系 历史演变 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众所周知,美日是影响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印度是南亚地区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印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目前印台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另有所图,印度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以及未来印台关系的发展趋势,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后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1年前苏联解体,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拉奥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印度开始实行“东向政策”,发展与东盟国家、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系。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李登辉当局推行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所谓的“务实外交”,即通过“银弹外交”拓展国际空间,推行“南向政策”,分散台商海外投资,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陈水扁执政时期,不仅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作为未来两岸经贸政策的“新思维、新作为”,而且再次重启“南向政策”,对抗“西进潮流”,将印度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在台湾当局的诱导下,印度开始逐渐重视我国台湾地区,印台不断提升“实质关系”,经贸交往逐渐密切,主要体现在冷战后印台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贸易合作平稳发展。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数据(参见表1),2007年印台贸易额约为48.8亿美元,较2006年增加79.82%。2008年,台印双边贸易增加近12%,双边贸易量增加到53亿美元,台湾顺差6亿美元。
作者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资料自制。
印台市场和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空间广阔,台湾地区通过印度可以打开中东和非洲市场。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在技术、硬件、管理人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具有完整的硬件制造供应链,是全球重要的硬件产品生产与代工区。台湾的PC产业、半导体产业、LCD产业、手机产业等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印度则是内需型经济的代表,具有国内市场广阔,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印度被誉为“软件王国”,拥有大量廉价的软件技术人才,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中心,在企业全球研局的地位不断提升。此外,印台在纺织业、机械加工、医疗、航空航天、能源的开发等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近年来,台商在印投资增加明显。自2002年印台签署《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以来,台“经济部”每年组织大型经贸访问团赴印度等国参观考察,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推动印台关系发展。2003年底,台商对印投资累计只有1.1亿美元。而2008年印度台商达到67家,累计投资金额10亿美元,散布全印各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印度自1991年推动经济改革以来,平均所得由316美元增至1043美元,涨幅达到3倍以上,中产阶级崛起为印度注入新活力,为台商提供新的商机。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的人才,诸多优惠措施陆续出台,都有利于印台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台湾驻印“代表”翁文祺表示2009年上半年,台印将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将成为台印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近期还将宣布持有美、加签证的印度民众来台可以享免签证。台“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表示为强化台印政经关系,除新德里设立办事处外,将评估另在南印度的台商重镇的清奈(Chenni)设立办事处的可行性,这将有助于扩大发展与印度南部各邦的关系。
一、两岸经济合作关系将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但台当局在两岸政治问题上的痼疾短期内难以克服
ECFA的签署，表明两岸经济合作正式步入制度化轨道。未来通过ECFA落实，两岸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两岸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两岸经过20多年的经贸往来，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民众出境往来最多的地区。ECFA的签署及制度化架构的建立，为两岸经济紧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将使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二是两岸经贸互通更顺畅。过去两岸经贸关系虽然密切，但欠缺完整的沟通平台，再加上岛内对大陆产业与资金的不合理政策限制，两岸经济呈现出“台湾投资大陆”单通道现象。在ECFA保障下，未来大陆资金入台将可在一定程度下避开政治因素的干扰，两岸经贸及各项交流将进一步走向正规并形成双向互动。三是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增强。一方面可强化产业合作，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通过共同的研发、投资和生产，将可在全球产业版图中取得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可通过共同产业标准的形成，对内可深化相互的贸易利益，减少贸易障碍；对外可强化产品优势，占据有利的贸易地位。未来，这种以协议、法律形式为基础形成的两岸经济紧密态势，即使是持“急独”理念的政党上台执政，也将难以打破和扭转。
但是，ECFA只是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双方存在的固有政治分歧和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浮上台面。特别是台当局下列做法值得密切关注。一是执意坚守“中华民国”立场。上台以来多次重申“中华民国”立场，他认为，自1912年以来，“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拥有的独立国家，因此中华民国不需要追求独立，这是海峡两岸的一个事实，也是台湾多数人民包括反对党的共识。”“无论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台湾的未来将不会由任何特定的政党决定，而是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二是刻意控制两岸关系发展节奏。针对大陆拟利用ECFA签署的难得机遇全面快速发展两岸关系的做法，马当局近来多次释放出控制两岸关系发展步调、避免两岸关系发展过快的讯息，8月31日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称，两岸关系发展“现在可以维持这个速度稳健往下走，不必再快了”。三是有意模糊两岸统一问题。对于各界十分关注的两岸未来发展目标问题，马当局刻意避开，仅表示“两岸经过足够长时间的交流合作后，以‘中华文化的智慧’寻求两岸关系解决途径”。这种不正视问题的拖延心态，已严重扭曲了以推动ECFA引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初衷。
二、两岸制度化协商的进程将逐渐加快，但影响两岸政治协商的不利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
未来两岸协商将迈入新的阶段。首先，双方经济协商进一步深化。根据ECFA的规划，在协议生效后半年内，两岸将就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障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深层次经济议题继续进行磋商并订立协议；两岸早收清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双方也将根据实际情况与需求进行深入协商，以寻求双方最大利益。其次，官方交流将进一步强化。ECFA生效后，作为“官方交换意见平台”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也将建立。利用这一平台，两岸官方将合法、公开地进行面对面、直接的沟通与交流，这必将有助于两岸政治互信的建立与巩固。第三，高敏感议题将进一步台面化。虽然现阶段两岸不会立即展开政治对话，但通过这次ECFA协商，双方已经在“先经后政、先急后缓”原则上有了高度共识；并且认以到只有透过和平才能解决两岸长期分治留下的复杂问题。这也说明两岸问的高敏感度议题将会或明或暗、频繁地出现在两岸谈判桌上，通过双方的互动与探讨，逐步形成共识，并逐项寻求解决。
然而，两岸关系迅速融冰回暖，并不意味着彼此关系已经水融。ECFA只是两岸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随着制度化协商不断拓展，一些不利于两岸间深层次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逐步显现。一是干扰活动将不断加剧。尽管改采低捌反对ECFA的立场，并提出“与其每天向执政者狗吠火车，不如好好打选战”的策略，但是为了巩固深绿支持者，其仍将会做出强硬姿态，利用辩论、游行与公投等各种方式极力攻击、放大与激化两岸议题，以虚构的“爱不爱台湾”破坏两岸关系发展。二是谈判要价将不断提升。在选举敏感期间，马当局为巩固根基、谋求连任，势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选战布局，难以像此前推动ECFA协商那样集中全部力量推动后续谈判。不仅如此，如果选举形势一旦出现不利的变化，马当局也有可能选择突显“中华民国”的立场对大陆采取拖延战术，并提高谈判要价。三是两岸经济摩擦将不断增多。在两岸经济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况下，由竞争产业引发的两岸经济摩擦也将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而增加，在两岸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处理不当极易演变为政治问题。外界普遍认为，ECFA签署只是一个开端，后续接踵而来的全面性贸易谈判，才是对双方谈判能力的最大考验；从以往谈判经验来看，完成所有谈判大概需要数年之久，期间也将遇到2012年“大选”，从而更增加谈判的复杂度与困难度，处理不好就将使两岸协商瞬间逆转。
三、岛内主流民意赞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台湾主体意识”日渐强化的发展趋向短期内难以遏止
“三通”开通了两岸交流的路，而ECFA则打开了两岸互通的门。作为一项全面性经济协议，ECFA涉及到岛内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这种以多数人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两岸互动，将逐渐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一方面，将减弱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仇恨心态。两岸分离60年来，数十年的“”、“恐共”宣传，特别是李登辉、长达20年的“去中国化”和“”施政影响，使岛内相当多民众长期以来对大陆存有误解、偏见甚至敌视，担心两岸关系发展会损害其利益。随着ECFA的生效落实，再加上后续经济协议的签署，两岸间旅游、投资与经商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围绕经济发展将展开全方位的接触与互动。这种以经济为起点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必将逐步扩大到文化、生活、政治等领域，有利于减弱大多数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隔阂、反对与仇恨心态。另一方面，将提升台湾民众对两岸合作的认同。很多台湾民众一直以来认为，两岸经济差距较大，台湾可以单独发展，与大陆合作只会拖累台湾，造成台湾财富的流失。在ECFA签署与生效过程中，通过朝野政党长时间、大范围、高密度的宣传与动员，让大多数台湾民众了解到两岸合作对台湾的重要性，特别是南部绿营县
市长的言行，如云林县长苏治芬、台南县长苏焕智、高雄市长陈菊、高雄县长杨秋兴等争着抢食ECFA带来的效益，更让台湾民众感受到两岸合作利大于弊。据台“陆委会”7月6日民调显示，有61.1％受访民众满意ECFA成果，突破了当局设定的6成支持度目标；有高达79.3％的受访者支持透过制度化协商处理两岸交流的问题；59.2％觉得ECFA对台湾经济长期发展有好的影响。即便是内部民调也承认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ECFA签署。
但台湾民意变化是一项长划而又复杂的工作，不能期待一个协议或一个政策就起到根本性的变化。两年多来，两岸关系虽然出现突破性进展，但两岸民众的隔阂、疏离及分离倾向不仅未见明显改善，相反却出现了恶化趋向。表现在国家认同上，“去统趋独”倾向愈趋明显。据“陆委会”2010年5月民调显示，两年多来，主张统一的比例已由15％左右下降至l(1％左右；主张“独立”的比例则继续维持在20％以上；“永远维持现状”上升幅度最大，由20％上升到30％，并有持续增加的趋势。据台《旺报》8月5日民调显示，仍有高达71％的民众认为不了解大陆；超过40％的民众认为大陆对台“不友善”。目前“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在岛内成为主导意识，并极有可能被“”势力放大和利用，在两岸互动中任何一些不利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心态发生波动。
四、国际社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予支持，但美国“以台制华”政策短期内难以改变
国际社会对两岸签署ECFA大多给予高度肯定，普遍认为ECFA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希尔表示，两岸在过去两年里增加接触，寻求共识，缓和紧张关系，应该得到赞扬；美国鼓励两岸继续努力扩大和发展和平关系。欧洲议会亲台小组副主席、德国籍议员克莱瑟尔多夫勒表示，ECFA对两岸关系有正面影响，有助于两岸拉近距离，促使双方展开对话、协商与经贸交流，并且可以大幅降低两岸问的紧张。美国《侨报》认为，在后ECFA时期，台湾“独立”的可能性降低，甚至已趋近于零；两岸合作制度化，使得未来不论谁执政，两岸关系都不易有太大波动。泰国《世界日报》认为，ECFA既让“”失去了吸引力，也突出了两岸具有共同民族血缘和文化基因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