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4月8日～9日，新华三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以“引领新IT 助推新经济”为主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ICT的颠覆与演进等多个角度诠释了一个字――“新”，即新经济、新IT、新生态。
站在数字经济的潮头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7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占我国GDP的比重达30.1%，总量超过日本和英国之和，位列全球第二位。未来，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已经迈入了数字经济新时代。
2016年，“新经济”一词首次被写入“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经济与数字经济是可以划等号的，数字经济是对新经济特征的具体描述，它对信息化技术变革与应用的描述更为具体详细。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具体表现在城市管理、行业变革、民生服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在本次大会上，新华三首发《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通过对中国40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数据和指标进行客观分析、研判，从城市信息基础、城市服铡⒊鞘兄卫怼⒉业融合等诸多角度进行打分，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划分成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领先阶段，处于发展阶段的城市数量最多。新华三通过调研发现：数字化技术在民生、治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部分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促进了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民生的改善和城市治理的优化。
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虽然已经成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数字化手段主要还是用于提升效率，应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再比如，很多城市存在“重规划，轻运营”的问题。
城市的管理者可以参考《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的研究结果，了解自身的问题，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途径，实现弯道超车，贵阳在大数据领域实现突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华三专门成立了数字经济研究院，未来对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还将更加深入。新华三计划在2017年将100个城市纳入研究范围，2018年扩展到300个城市，覆盖国内80%～90%的人口。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对全球产生影响，比如中国在3G、4G、5G网络方面的自主创新，中国的BAT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滴滴打车、大疆无人机、摩拜单车等引领全球的创新潮流。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正加速从消费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数字化成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重要抓手。有机构预测，2020年，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创造数十万亿元的大市场。
技术与应用双轮驱动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表示，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双轮”驱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本次大会以“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为主题，也试图更好地阐释新IT与新经济之间的联系。
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就是新IT。新华三提出的新IT，其实就是IT的“云”化，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大安全四大支柱，其目标是满足各行各业传统应用与新兴应用的需求。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云计算已经从以“应用‘云’化”为特征的“上半场”，进入了以“‘云’生应用”为特征的“下半场”。新华三的主要精力也转向支持原生云应用和相关业务模式的创新。
在本次大会上，新华三宣布了有关云的几个重要项目和新产品：“云筑百城”计划，将在3年内建设100个城市云、10个行业云，招募100家顶级合作伙伴，带动3000亿元投资；同时成立“新城市运营联盟”，赋能合作伙伴，打造新城市运营生态；H3Cloud OS 2.0，全面支持原生云应用和云的超大规模部署。
于英涛进一步解释说：“全面云化是指整个IT体系成为‘云’一般的结构，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与大数据平台紧密融合，同时囊括了由传统网络、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组成的大互联平台，再加上面向全局的大安全防护，并将创新的服务和模式纳入进来，最终构成新IT体系。”
新IT对传统IT是一种颠覆，它拓展了新的市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孕育着新的商机。新市场呼唤新的领军企业。新华三能否担起重任？
2016年5月6日，新华三正式启航，到现在近一年的时间。新华三希望以新IT领航者的角色，以“应用驱动，云领未来”为核心纲领，帮助客户实现IT云化。咨询机构数据显示，新华三在国内政务云市场排名第一，已经建成12个部委级政务云、18个省级政务云和200多个地市区县级政务云。另外，新华三还在行业云和云生态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技术方面，新华三连夺国产虚拟化软件和超融合架构市场份额第一，并且在不久前赢得了OpenStack黄金会员席位。
如今，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而大数据产业也成了数字经济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于英涛表示，新华三致力于成为卓越的数据引擎提供商，为各行各业的开发者提供标准化、端到端的大数据平台。经测试，新华三DataEngine的采集速度是业界平均水平的3倍，开发大数据应用的时间缩短了30%，维护效率提升42%。于英涛强调，新华三是以研发和技术立足的公司，目前公司拥有研发人员5500多人，专利申请总量超过7200件，研发投入占公司总收入的15%，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的增长将达到34%。新华三将驾驭技术与应用的“双轮”，推动数字经济的增长。
新IT怎能没有新生态
数字经济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生态经济。无论从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IT创新的维度和速度来看，没有任何一家厂商可以大小通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提供齐全的产品线，或者不依靠合作伙伴而单打独斗。尤其是在云生态中，每个厂商与生态圈中上、下游的厂商其实都是互补关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竞争，但从大环境来看还是合作优先。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合作伙伴最关心什么？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根据新华三给出的测算：到2020年，传统IT和CT产品市场的规模为1724亿元，云计算、大数据和大安全这三个新华三重点开拓的新产品领域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600亿元，而生态合作所能达到的市场规模是不可估量的。新华三如果依照原来的“准直销”模式，继续覆盖传统IT和CT产品市场也许不成问题；如果用在云计算、大数据和大安全这三项业务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如果想实现更大幅度的增长，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营销模式。
在大会上，新华三谈到了新经济、新IT、领航者，而实现这些“新”的最有力支撑是新生态。“我们要构建最完整的新IT生态解决方案，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增强OEM和转售的能力。”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王景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自主营销的基础之上，我们更加突出伙伴优先的原则，充分发挥新华三及合作伙伴在技术和业务上的互补优势，为客户提供应用驱动的IT解决方案，共迎新IT带来的新机遇。”
王景颇为新华三的新IT生态战略设立了一个“小目标”：建立完备的生态圈资源池，2017年在每个主要的行业发展5～10家深度融合的方案合作伙伴，与云计算、大数据、大安全领域最具实力的合作伙伴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在销售上，三年内生态合作比重逐步提升到30%。
为了将上述战略目标切实落地，新华三提出了四大行动纲领，可以概括为16个字：边界清晰、规则前置、组织保障、支撑到位。具体来说，边界清晰意味着客户群、营销模式、合作领域、管理边界都要明确，即“耕者有其田”，给合作伙伴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规则前置，遵循行业和市场规则，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组织保障，实现制度化管理，降低合作门槛，减少人为干预，成立专门的部门与生态伙伴对接；支撑到位，提供渠道自主营销支撑平台，制定全方位的激励政策，提供市场拓展资金和品牌方面的支持等。
王景颇特意谈到，新华三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式，为合作伙伴赋能。比如新华三成立了生态实验室，以及新华三大学合作伙伴学院。顾名思义，生态实验室就是向生态合作伙伴敞开大门，实现新华三在基础架构方案层面与合作伙伴的深度对接。
“做大市场，共享生态，共同成长，这是我们秉承的新生态合作理念。”王景颇强调说，“共享生态要优于共建生态。”共建生态是从解决方案的层面说，新华三自主研发的产品与合作伙伴的产品组合成整套解决方案并交付。有资金和技术实力，能够与新华三共建生态的合作伙伴可能只占所有合作伙伴的10%，还有90%的合作伙伴要如何覆盖呢？这就是共享生态的价值所在。大量的共享生态伙伴可以利用新华三的营销平台，以及他们自己的销售渠道，销售新华三与共建生态合作伙伴联合打造的解决方案，让这些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在行业中得到快速复制。共享生态的概念体现了伙伴优先的原则，也让新华三的方案销售事半功倍。
行业客户和合作伙伴为什么会选择新华三？“因为我们的创新投入，因为我们有深刻的行业洞察力，因为我们服务专业，因为我们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于英涛总结说。
遇到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的时代机遇，新华三凭借深厚的研发积累、解决方案的沉淀、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能力、有魄力以新IT、新生态助力客户实现全面云化转型。让用户和合作伙伴更加信任和支持新华三的创新与颠覆。
赋能新城市云运营
云计算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也有人说，云计算步入了2.0时代。如果说云计算的“上半场”还是在谈概念、跑马圈地，那么“下半场”就必须来点真格的，在应用上多下下功夫。
新华三集团副总裁、云计算产品线总裁吴健归纳出云计算“下半场”的典型特征：第一，云原生应用越来越多，以前人们主要谈论的是将应用和数据迁移到云，而现在，更多的企业从一开始就生长在云上，这就要求云计算厂商必须具备更全面的能力，特别是强大的PaaS能力，包括中间件、容器、DevOps等；第二，云计算不是卖一大堆产品，也不是建一些基础设施，而是要真正的运营起来；第三，坚定地执行云优先战略，不论做任何事或采用何种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要先有“一朵云”，“云”就是基础设施，同时“云”与各类新技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作用。
新华三正式启航不过一年时间，它正从容不迫地步入云计算的“下半场”。新华三在中国政务云市场排名第一，建设了数十个部委级政务云、省级政务云和地市级政务云；全面领先行业云市场，在政府、融媒体、电力、教育等众多领域都搭建了行业云平台；积极建设云生态体系，参与国家云计算相关标准的起草，并与腾讯、微软等合作推动混合云的发展，其实，新华三在云计算方面的家底儿很厚。在本次大会上，新华三提出了“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的响亮口号，再次表明了投入云计算的决心和信心。
进入云计算的“下半场”，围绕云生应用进行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是重中之重。新华三已经在技术和应用两个层面做好了时浮U饩褪切禄三反复强调的技术与应用“双轮”驱动的战略。
吴健归纳说：“从技术驱动的角度看，我们的云计算产品已经从底层到上层，全面升级，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大规模云计算应用和运营；从应用驱动的角度看，为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云生应用，我们即将推出3个产品――H3Cloud AE应用引擎、H3Cloud CE容器引擎和H3Cloud OC云运维平台，它们都是围绕云生应用和云运营设计的。”吴健还特意谈到了新华三推出的“双模PaaS”，它既能支持传统应用，也能支持云生应用。
“我们之所以能在云计算领域攻城拔寨，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可以提供场景化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吴健表示，“针对不同行业，我们可以提供定制化的云计算解决方案。”
在本次大会上，新华三有两项重大：第一，“云筑百城”计划；第二，成立新城市运营联盟。新华三雄心勃勃，计划在未来3年内建设100个新城市云、10个行业云。
在新华三之前，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将城市云作为发力点，与各地方政府合作，先在当地建设云数据中心，为政府相关部门或某些行业用户提供云服务，接下来进行招商引资，建立新经济发展产业链。新华三的“云筑百城”玩的是不是相同的套路？
记者猜测，既然新华三敢提出建设100个“新”城市云，成立“新”城市运营联盟，那么这个“新”字应该蕴含着新意吧！
吴健的回答证实了记者的猜测：“ 我们所说的‘新城市’不同于以往的智慧城市的概念。未来的‘新城市’应该有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最基础的云平台，可以实现数据共享，且拥有完备的合作伙伴生态，从而更好地支撑上层应用和新的商业模式。”
过去，一提到智慧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盖新楼，兴建数据中心，跑一些应用。新城市云从应用出发，围绕云计算、大数据构建新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平时，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地面上的各类城市建筑和设施，而支撑这些设施运转的就是新城市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云，就是新城市基础设施。”吴健的话掷地有声。
从新华三的基因来看，它最擅长的还是基础架构，提供端到端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和设备维护。但是，吴健反复强调，“云”最重要的不是建了多少数据中心，而是真正让“云”运营起来。
“云计算必须能够长久地运营，否则就有成为烂尾工程的可能。”吴健表示，“以前，新华三只是提供云基础设施，最多参与系统的运维，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云的运营。新华三现在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平台和经验，赋能云运营的主体，可能是行业用户，也可能是合作伙伴。”
4月8日，新城市运营联盟刚刚宣布成立，便在当日举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据吴健透露，联盟伙伴讨论热烈，会议很有成效。新城市运营联盟的首批发起单位主要包括紫光集团、新华三、紫光云数、微软（中国）、科大讯飞、国美集团、东软集团等共16家。其中，紫光云数特别值得关注。众所周知，紫光集团正在逐步完善“从芯到云”的战略布局，新华三是紫光集团云网业务板块的核心，而紫光集团旗下的紫光云数同样是云板块的一颗重要棋子，其主要职能是为企业级用户提供融资、建设、运营的一体化新IT解决方案的运营服务。
紫光云数注册地在南京，注册资本10亿元。它将在IT投融资、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提供新IT运营服务，也将承担新华三的融资项目，为新华三提供新的运营类商业模式。“新华三负责建设城市云、行业云，提供基础的云平台，而紫光云数负责运营。这也是我们赋能云运营的一个具体体现。”吴健表示。
新华三通过开放自己的平台和能力，赋能云运营。作为新华三的合作伙伴，又要肩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其实是相互选择。首先，双方要有相同的战略目标和合作意愿，致力于新城市云的运营，从以前主要销售产品转型为服务和运营；其次，合作伙伴自身要有一定的运营能力。”吴健表示，“我们会给合作伙伴留出充足的空间。新华三不仅不会碰数据和应用，更不会直接参与运营。我们提供的是平台，协助合作伙伴进行运营。”
新华三提出赋能云运营，也是公司文化的一种延续和体现。“我们一直抱着合作、包容的心态，基于分享机制，愿意与合作伙伴一起做大市场，协调整个生态的发展。”吴健告诉记者。
新华三云计算产品线业绩每年翻番增长，去年带动其他产品线的销售收入总额达到40亿元左右。
新华三云计算的业务在快速成长，团队规模也在不断壮大。2016年12月12日，新华三与成都高新区签署了《成都高新区新华三集团云计算运营总部及研发中心投资合作协议》，其云计算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新华三将在当地建立云计算研究院，开展相关人才培训，打造百亿元云计算生态圈，项目规划总投资约50亿元，首期投资约10亿元。
吴健透露，新华三在成都设立的云计算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目前200多名员工已经到位，预计今年底将扩充至300人，明年达到五六百人，后年突破1000人。今年4月底，该公司将正式运营。
前不久，新华三获得了OpenStack黄金会员资格。吴健表示，新华三将积极拥抱开源，为OpenStack开源社区多做贡献。
“行业云+”金融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新兴的技术似乎都具有一种魔力，在“+”后面的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会带来旧貌换新颜的惊喜体验，零售业O2O带来消费的便捷，农业与互联网、大数据结合可以实现精准扶贫，医疗与大数据对接可以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率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果是“行业云+”金融呢，又会产生怎样剧烈的化学反应？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数金）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在IT圈，兴业数金经常被当成金融服务创新、云计算应用创新的样板来宣传，但是当笔者在4月8日举行的新华三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上听兴业数金总裁助理李山河介B，截至2017年3月底，兴业数金金融云业务已签约超过300家银行客户，主要包括村镇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以及民营银行。这一情况还是有些令人意外，毕竟兴业数金从2015年12月正式开业到现在只有大约一年半时间。
在OpenStack领域，兴业数金还拥有一个更闪耀的招牌――第一个OpenStack金融行业云。如此种种，到底是云计算成就了兴业数金，还是兴业数金让金融行业云名声在外？你是不是和笔者一样好奇，兴业数金是不是有独特的“炼金术”，它背后的“贵人”又会是谁？
在新华三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上，行业云、城市云是提及最多的名词。新华三在“云筑百城”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3年内建成100个新城市云和10个行业云，金融行业赫然在列。
何为行业云？行业云是指由行业内或某个区域内起主导作用，或者掌握关键资源的组织建立和维护的，以内部或公开的方式，向行业内部组织和公众提供有偿或无偿服务的云计算平台。
作为兴业银行探索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排头兵，兴业数金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建设银行云、金融行业云，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的应用。兴业数金依托金融行业云、互联网和来源于兴业银行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优势，通过整合资源和数据积累，为金融同业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型金融企业提供服务。
兴业数金可以为同业提供IaaS、PaaS、SaaS等多种不同的服务，甚至还有容灾服务、针对非银机构的专属的虚拟数据中心（VDC），以及融合了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云端服务等。“凭借我们的专业性，以及对IT风险的管理能力，我们可以帮助同业加快新业务上线的速度，降低IT成本，避免业务风险等。”李山河表示，“我们输出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金融管理能力和经验。背靠兴业银行多元化的业务，我们与中小型银行合作，将自身丰富的金融产品输出到二、三级城市和农村的金融机构。”兴业数金与新华三从2016年开始合作，看中的就是新华三在IT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包括计算、存储、网络等，特别是网络方面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在各行各业，基础设施云化都是大势所趋。行业云是金融行业未来几年主要的发展方向。”新华三中国区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杨文胜告诉记者，“新华三非常重视行业云的建设与发展，但新华三自己并不参与行业云的运维，而是与战略伙伴合作，提供云的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兴业数金选择新华三帮其构建数金云平台网络，在保证业务安全、可靠的同时，还要满足业务快速迭代和应用创新的需求。
面向数据中心生产系统的SDN对性能、安全性等的要求非常高，成功的应用并不多，而兴业数金算是其中成功的代表。“新华三软硬结合的解决方案兼具高性能和灵活性。”杨文胜表示，“新华三在金融行业的SDN实践是领先的。”
报告首次审视了来自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证据，这些证据说明数字化支付给付款方和收款方提供了哪些直接的好处，以及数字化支付如何增强公民使用可负担的金融工具的能力。
报告还强调指出数字化支付通过使妇女摆脱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经济的限制而与金融主流挂钩，有助于增强妇女的金融独立。
此外，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建立汇款的数字化支付取代现金支付，对于新兴市场的贫困人群极具好处，并可推动金融发展，也可有助减少对汇款透明度和可追踪性的担心。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莱奥拉・克拉珀博士说：“数字化支付的好处远远超出发达经济体的许多人所认为的技术带来的便利。数字化金融服务可降低汇款、支付和收款的成本，提高其安全性，由此而增强金融包容性，对于妇女赋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G20金融包容全球联盟该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的优于现金联盟和盖茨基金会强调指出，在数字化支付与G20各国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这意味着应迅速和有目的地采取行动。这两家机构敦促政府在2014年11月G20布里斯班峰会上讨论如何采纳基础广泛的数字化金融系统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妇女经济参与和拓宽包括汇款在内的支付服务渠道的有效路径。
盖茨基金会联兼首席执行官的首席经济与政策顾问杰弗里・蓝柏说：“政府必须率先和推动数字化金融发展。有证据表明，私营企业会创新，民众会很快掌握和欣赏数字化支付方式。但我们需要政府设定愿景、建立数字化平台和提供监管保障，以使亿万目前还被排斥在外的民众能够充分参与到现代经济中去。”
“政府有权成为数字化金融发展必要条件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有私营部门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在规管改革等领域带头鼓励发展，推动电子化工资支付和数字化社会福利发放。”
报告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实现数字化支付效益的行动方案，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推进政府支付和收入、包括社会转移支付的数字化，籍此创造一个私营部门可利用的基础，包括个人间支付，如国际国内汇款。
2. 积极参与推动监管议程，政府需要鼓励监管部门通过鼓励竞争、确保消费者教育和扶植商业模式创新，为数字化金融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3. 联合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一个基本的技术性支付平台设施，使提供方赖以竞相开发产品。公共和私营部门可围绕一个支付平台汇合，并推动额外金融服务的创新与竞争。
4. 创造有利环境扶植私营部门创新。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愿景和实在的激励，确保私营部门成为一个卓有成效、具有竞争力、透明高效的合作伙伴。
5. 承认汇款服务提供机构的作用，汇款服务提供机构为汇款人和收款人提供了一个使用正规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入口点。例如，收款人无须取现，汇款汇入银行账户、电子钱包或智能卡的汇款即可进入保障安全储蓄的账户，也增强了透明度和可追踪性。
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张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标签。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大数据时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深度影响和融入我们的生活。以大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强调，要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进新发展，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把“拥抱大数据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内容，把握了世界趋势、顺应了时代需求，丰富了我省弯道取直、寻找“蓝海”的现实路径。六盘水市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深度融入全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坚定不移发展数字经济，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不断提供新动能、注入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坚持战略引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战略胜于雄兵，方向决定未来。数字经济是新兴领域，没有模式可供借鉴，必须坚持战略引领，始终把准战略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着力在技术创新、协调推动、绿色环保、开放合作、共建共享五个方面下功夫，确保数字经济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我们将重点聚焦“五大新发展领域”，着力在新制造、新零售、新金融、新技术、新资源五个方面求突破，确保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明晰的目标发展；我们将紧密结合“五大战略行动”，着力在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大生态五个方面抓融合，确保数字经济沿着科学的路径前行。
突出资源优势，促进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产业聚集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的核心是竞争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聚集大数据产业，重点在于六盘水资源优势上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将充分发挥气候生态优势，突出宣传天然降温节能、宜居宜业宜游和远离地震带的得天厚优势，以“天然大空调”“生态大氧吧”“数据安全岛”三张名片吸引大数据产业落户凉都。我们将充分发挥煤电资源优势，突出中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和“西电东送”主战场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煤炭、电力、电网企业合作运营，有效降低煤电成本，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廉价的能源供给。我们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突出“三线建设”人才积淀、国有大企业人才聚集、与知名高校合作人才培养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随着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六盘水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我们将进一步夯实信息平台基础，加快实施光纤到户工程、城市公共免费WIFI工程，建设“光网六盘水”“满格六盘水”，搭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交换平台、“双创”平台、“三变”大数据信息平台等，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夯实智能支撑基础，实施北斗大数据产业项目、建成智能通讯终端产品基地，建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能支撑。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市场主体基础，注重引进国内外大数据优强企业，积极培育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重点推进与华为、华三通信、江苏集群等行业领军企业洽谈合作，支持百纳威、垦鑫达、中国网络菜市场等企业发展壮大。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产教融合；市场营销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的7．3%。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80．9%，占GDP比重的31．2%。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呈现“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三次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40．7%，同比分别增长0．7、1．6和2．9个百分点。数字时代下，培养新一代国家建设人才已迫在眉睫［1］。数字化产业的发展，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工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服务、区块链、数据安全、数字消费等各种数字化技术所用的新基建和数字化设备，使数字产业快速发展并得以应用。这些数字化企业的成长和壮大是支撑起产业数字转型的砥柱。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5G等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席卷行政服务系统、教育系统、金融系统、医疗系统等所有领域。高校传统专业教育已不能满足产业数字化新需求，唯有顺应时代和产业的变化不断更迭，才能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新技能型人才。
二、数字经济新业态产教融合现状
美国能诞生如此众多的互联网巨头，与其职业教育的“合作教育”模式密不可分。“合作教育”模式是将专业人才培养学校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训练相结合的一种高等教育策略。2009年，美国将“合作教育”模式更名为合作与实践教育（CEED）。该策略由于较好实现了企业、学校、学生等多方共赢，得到了美国相关政府机构、教育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2］自英国脱欧以来，欧盟经济支柱主要来自德国和法国。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强国，虽然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但是，其成功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双元制”，却值得学习和借鉴。［3］我国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处于刚起步阶段，相比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亟需探索出适合我国“两化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模式。近些年“数字”成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但是，由于我国数字化人才较为缺失，暴露出高职技术型人才培养工作存在诸多缺陷。目前，关于高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关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产教融合成果更是比较少。通过研究目前关于数字经济新业态产教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解决的方法。产教融合存在的困境与解决对策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二是如何依托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例如，钮雪林结合苏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了专业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专业建设必须要以协同化对接、数字化改造以及融合化转型等方面入手，提升专业建设水平；三是关于国内外不同育人模式的比较与实证分析。
三、“数字化转型”下的产教融合新挑战
（一）目标企业选择难题
合作企业的选择，需经过慎重甄选。企业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软硬实力都不及大型优质企业，在承担校企合作的教学育人中，人力、培训、设备、场地、技术、管理、运营等各方面的成本和投入会成为其主要制约因素。同时，产业数字化也使得行业“洗牌”加剧，涌现出一批顺应数字化转型的优质企业，这批优质企业在产教融合中对人才培养方向更能把握时代脉搏。在目标企业的选择问题上，需要高校对目标企业进行有效评估和谨慎甄选。
（二）企业课程与传统教学内容不相符
在产教融合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企业课程与传统教学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以及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低导致课程内容陈旧两大问题。首先，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形势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仍然存在沿用陈旧人才培养方案和原有知识体系的情况，教材和教法，都没有融入最新数字信息技术，专业建设停滞不前。课程负责老师不愿与企业深度融合，改革课程内容，导致最新的企业标准、企业操作规范、理实一体化课程及企业实训实践类课程无法顺利推进。其次，当目标企业选择不当，或企业发展速度大大低于产业变革，导致企业开发课程内容较为陈旧，尤其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企业需要最新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做支撑，才能在产教融合中开发和融入产业最新数字化技术内容。因此，新时代下的产教融合和产业人才培养，不仅对教师、教法、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合作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企业投资巨大，回报不稳定
首先，从课程的开发来说，需要校企的共同参与，针对学生群体，在现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开发一套既囊括现有知识体系，又符合企业标准的教材和课程。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企业上层战略决策的支持和大力投入，需要有经验的专职人员与课程负责老师积极双向沟通，因此，人力成本的投入必不可少。其次，从实训基地建设来看，校企双方前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实训室、实践基地、教学设备、网络设施等，合作期间产生的水电、培训、师资等一系列费用，以及后期对实训基地和设备的维护保养等成本，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校企合作不稳定，合作最终不了了之，企业投入将无法收回，也会造成高校国有资产流失。最后，从人才培养过程来看，校企达成产教融合意向，设置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校企合作教材，开设各类实践实训项目，最终完成学业，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期间会存在人才培养的时效性，就业双向选择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并且对于企业来说人才培养周期大大加长，难以满足企业短期人才紧缺的需求。
四、基于“数字”的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产教融合过程中叠加产业数字化转型，给校企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下文将以市场营销专业建设为例，研究和探索基于“数字”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一）“数字”发展背景
2015年阿里巴巴首次提出概念，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数字发展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例如，2018年我国数字规模为22．2亿元，预计2022年将达到179．4亿元。由此可见数字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引擎。“数字”是企业级的业务能力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其通过对业务、数据以及技术的抽象化，将业务按照领域进行拆分，以服务化的形式输出共享能力。数字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数据层面上，数字有效解决了企业系统间数据孤岛的问题，有效解决了数据“汇管用”的问题；在业务层面通过对各业务线的模块去除，让前台业务走向市场，提升了企业的市场响应力；在技术层面，具有可扩展性，能够让整个网络架构更加开放，避免了重复开发［4］。
（二）“数字”+产教融合模式“数字”产教融合模式，使市场营销专业建设的教学广度和教学深度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契合了高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将企业数字服务于教学，实现深度产教融合，如图1所示。数字对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起到核心关键作用，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涉及从生产制造、采购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制造环节，到客户服务、数字营销、门店调配等流通环节，再到结算中心、供应链管理、人资管理等企业运营管理环节。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教育教学的视域更开阔，理念更趋全局化，对于市场营销专业来说，教学广度随着数据的延伸，不仅涉及数字化营销，而且延伸到了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门店运营、成本控制等多个领域，教学广度得到了大大提升。从教学深度来看，从课本的理论知识为主，营销策划实践为辅的传统模式，转变为更深层次的基于数据的数据采集清洗、可视化报表制作、公（私）域运营、大数据品牌营销、内容营销、算法和AI提升人效等基础上的营销战略和营销策划，教学深度增加，专业深度增加，更适合数字时代人才培养需求。
1．数据采集
如图1所示，产教融合部分包含两大内容和一大条件。根据上文数据来源分类，企业数据分为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两大类，数据的采集过程主要从离线采集与实时采集两方面进行。首先，内部数据是指在根据企业内部经营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筛选，主要包括不涉及商业机密的企业以往数据：营业额达标率、客单价、人效、毛利、进销、损耗等数据。具体数据包括日（月）营业额、日（月）营业指标、日（月）完成率、客单数、客单价、人效、每日（月）同比、每日（月）增长率、客单增长率、采购、销售、毛利（率）、陈列（样品）报损、报损率、日销前十等。其次，外部数据是指通过网络爬虫获取的互联网数据、第三方接口数据等产生的相关数据。最后，对于上述用于教育教学的数据，其数据量相当庞大。在互联网环境下，客户数据来源比较广泛，既包括客户办理各项业务的数据。例如，客户的基础信息数据、客户消费数据、订单业务数据等等，还包括客户位置移动范围数据等。基于日益繁琐的数据，需要系统要具备数据收集和储存的系统作为支撑。因此，基于数字将数据进行整合，并通过全过程的数据采集才能获取动态全面的数据，并最终筛选有效数据用于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
2．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是“数字”平台建设的核心，传统的数据系统只是简单地存放或者展示难以有效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不能达到数字资产的应用价值。基于数字产业的发展，构建产教融合必须要将所有的数据纳入到同一套系统中，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DNA”数据视图，整合系统的所有资源，让平台系统内的成员都可以使用数据资产，以此达到支撑整个智慧运营体系的数据要求［5］。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的数据应用，主要是利用智慧运营体系中数据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客户精准画像、企业科学决策、AI（算法）预测、制定营销战略、撰写营销策划方案、个性化学习等，通过校企产教融合，将数据应用环节共同开发成各类数字营销实践课程。
3．基础工具及条件
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应用的过程中，校企共建实训场地提供软硬件保障，硬件设施包括本地机房、互联网设备，物联网、互联网等，软件设施包括数据采集分析工具（python、excel）、云平台、数据共享数据等。通过云平台和数据共享数据，服务器将操作实践内容共享至学校机房，同时物联网实现万物互联，校企指导老师在线指导和评估，前置课程中可加入一些基础的工具课，或在实训课中加入有针对性的工具操作模块。数据是领先行业的共同选择，构建了企业进行应用开发的新一代平台型基座，通过数字赋能变革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文秉承科学性和先进性原则，兼顾时展特征，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对基于数字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希望能对高校实现新时代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所帮助，希望能对各专业建设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希望能对地方经济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常春，张晓丹．职业教育中的产教融合模式分析［J］．电子技术，2021（12）：200-201．
［2］汪福俊．美国应用型高校的合作教育机制——以德雷塞尔大学为例［J］．教育学术月刊，2018（12）：57-67．
［3］陈保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18（5）：40-46．
［4］胡翰林，沈书生．基于技术的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9）：78-86．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近年来，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国早期的金融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是从国内金融向国际金融延伸；而在国外的金融学教材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来看，后一种理解可能更为合理——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国家承担的角色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产生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个大的视角之下，需要对传统国际金融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领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研究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过去国际金融重点研究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制度等，但发展到今天，研究侧重点可能应做出调整。
二、国际金融重点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应当抛弃在短期内会产生超主权货币的想法，仍应以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为研究对象。多元货币体系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也存在各国货币政策应如何协调配合等问题。
第一，应关注近年来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对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产生的冲击。在数字货币1.0时期，创造单一国际货币的设想迅速遭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抵制，例如，美国、英国、欧盟等。原因在于创造超主权货币对其他国际货币会形成挑战。货币代表着权力，而且代表了国家主权。在2021年举办的博鳌论坛上，有专家对中国数字货币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是发展数字货币不应冲击货币主权，二是数字货币使用领域应限定为消费和零售。这是符合货币本质的。
数字货币2.0版本则基于不同的主权货币创造了一个稳定币。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类似SDR的一个货币篮子，基本维持了现有的货币格局，只是运用了新的货币载体，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对研判国际货币的未来以及人民币今后的发展都将非常有价值。虽然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个超主权货币，但是当主要储备货币以一个篮子的形式组合起来，在实际运行时，就出现了一定的超主权货币的特征。这些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例如，在欧洲使用美元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意味着数字化的美元在欧洲也可以使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
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存在被孤立的可能性。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和国际化步伐，否则在疫情结束、数字货币普遍使用之后，人民币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应关注国际收支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过去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例如，不可能三角理论等。但实际经济运行不像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特别对于中国来说，很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多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在这个大架构下，资金的流动承载着实体经济因素的流动。而根据IMF的研究，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各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在逐渐缩小，但国际投资头寸在增加，其原因是需要研究的。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且正在发展，那么国际收支和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需要重新探讨。
第三，应关注国际金融的治理体系问题。世界在不断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世界银行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架构已不再有效并需要改变。改变的方向可从近年来各国倡导的提议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推出时是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机制，是基于价值观相同、互相认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即成员经济体对人权、竞争中性等问题看法相同。而这一特征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并不突出。
类似的协定层出不穷，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国已表态参与，美国也表态参与，这代表着一套新的体系，与二战后形成的体系不同——从美国主导转变为由多个国家和多项因素共同决定。虽然美国在其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之前近乎一家独大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上推广了代表中国心目中“良治”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具体内容仍需不断充实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理念要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要与现有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相协调。目前，我国所做的阐述还不够，未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加快构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动能
7月9日、15日，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委领导班子成员、厅级干部、委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委属事业单位班子成员以及离退休老干部160余人，分五个批次参观了“数字云南”展示中心（以下简称数展中心），并在参观结束后开展深入讨论，找差距谈体会抓落实。
通过参观学习和讨论交流，大家认为，数展中心联通了省内最具特色、最先进的生产系统、实时数据和一线现场，配合讲解员详实而生动的解说，真实、直观、生动地展现了我省贯彻落实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呈现了“数字云南”建设的最新成果和亮点。在现场解说员的指引下，通过参观水电智能生产和智能调度、云内动力数字化发动机、农产品质量追溯、云花交易、边民互市、跨境物流以及一部手机办事通、办税费、游云南等数字化应用平台，大家深刻感受到我省数字农业、智慧旅游、数字政务、精准扶贫等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与进步，倍感鼓舞和启发，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大家纷纷表示，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是云南经济换道超越、换道领先的关键风口，要及时转变思路、开阔视野，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做“数字云南”建设的响应者和参与者，要以只争朝夕、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数字云南”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开动脑筋、深入思考、潜心研究、合力推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省发展改革委将秉持“奋斗不停步，实干开新局”的工作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好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强化协调，主动服务，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抓落实。
一是推动全省“新基建”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基建”既是立足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更是面向长远，构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之基的关键之举，抓不住“新基建”的机遇，就没有云南的未来，将坚持以市场为主体，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聚焦建设国际通信枢纽、补齐传统基建短板、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围绕谁来实施、钱从哪里来、效果是什么、什么时限完成等环节精准发力，推动云南新基建“4新”工程的4大重点领域22项具体任务665个项目落实，为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打造新引擎。
二是推动“双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标“双十”重大工程中有关“数字云南”建设要求，集中全力抓好智能电网建设和5G网络全覆盖建设工作，加强与电力、通信和信息技术等部门和相关企业沟通衔接，推广“云大物移智链”和5G技术在电网中的应用，实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网项目，加快5G网络建设和网络提速，“十四五”期间实现全省州市、县区5G网络全覆盖，深化5G技术在民生领域、跨境电商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三是推动“上云用数赋智”。深化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紧密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搭平台、聚合力、优服务，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动机制，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以及供给需求、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营造“携手创新、共抗疫情、转型共赢”的生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入心入脑，积极邀请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发展、5G和区块链技术应用及推广等方面，结合国际、国内各省市的经典案例和云南经济发展需求，对全省各级相关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开展线上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