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一、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内容是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内容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党的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1.产业兴旺是基石
发展现代农业属于产业兴旺最重要的内容，重点是通过产品、技术、制度、组织与管理创新，提升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制度化以及组织化水平，推进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大力发展以新型职业农民、适度经营规模、作业外包服务与绿色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推动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给农民创造更多就业与增收机会。
2.生态宜居是保证
生态宜居是提升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其内容包括了村容整洁，村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以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纠正单纯以人工生态系统替代自然生态系统的错误做法，等等。它提倡保留乡土气息、保存乡村风貌、保护乡村生态系统、治理乡村环境污染，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让乡村人的环境变得更加美丽。
3.乡风文明是灵魂
乡风文明建设既包含推动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改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又包含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传遵规守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乡村优良习俗，努力实现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还包含充分参考国内国外乡村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乡风文明与时俱进。
4.治理有效是核心
治理越有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就越好。因此，应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村民自治实践，建设平安乡村。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协调农户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性利益，保证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5.生活富裕是目标
一、强化基层业务培训
统计工作是计生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开展计生工作的仪表，为强化计统工作，我们按照计统规范的要求，做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一是对村、组计统人员开展了二次集中业务培训，培训专兼职计生干部人，培训内容主要是村级统计台帐一卡六册。中心户卡册的管理设置；二是采取深入基层，重点指导的办法对基础差的基层统计人员重点培训；三是坚持统计月例会这一有效形式，把村级统计人员集中到一起，集体办公，采取以会代训，分类指导的办法，加大业务培训的力度；四是坚持统计质量抽查制度，全年共组织村级互查六次，查出统计误差笔，由于措施得力，方法有效，促进了全镇计统工作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加强了统计数字、药具数字、节育技术数字、流动人口数字一致性。。
市计生委组织了统计、药具、节育技术、流动人口四家业务部门进行了联合办公，对我镇的土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城子、王兰旗两个村的台帐管理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指导，从而使统计数字、药具数字、节育技术数字、流动人口数字做到了四家一致，也形成了一套内业指导模式。根据计生委的指导，我镇计生办组织四人对其余的个村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内业指导，使我们对各村的内业管理做到心中有数，更上一个档次。
三、迎接了朝阳市乡级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化建设达标
××年月日，我镇迎接了朝阳市乡级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化达标，这次达标我镇计生办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市计生委的要求，我们做到制度上墙，软、硬件齐全，使我镇计划生育信息化管理更上一个台阶。
四、开展优质服务
统计工作开展优质服务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力求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而易的原则为广大生育对象提供服务。一是在办理生育登记单上开展服务。我镇共有二十个村，个中心户，每年有近人生育，我们采取服务上门，定点定时下乡的办法，为育龄群众办证服务。仅此一项全年就能为群众节省往返开支近千元。二是为迁出、迁入、婴儿入落户提供优质服务，计统人员下乡带着相关手续，就近办理，这样即方便了群众，对拉近了干群之间的关系；三是马上就办，对来办事的人员只要手续齐全，证件真实我们马上就办，对缺少手续来办而不能给办的我们都做了明确的解释。
尽管我镇的计生统计工作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帮助下，经过全镇计统人员的努力，在××年取得了一点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但与上级的要求，群众的期望与先进乡镇对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改进和提高，我们决心在新的年度进一步使统计工作上质量、上水平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对村级统计数字质量抽查的报告
市计生委：
我镇年第季度的统计数字质量抽查，已于年月末完成，共组织了计生办人参加，现将抽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成立了抽查小组，由计生助理任组长，计生办全体人员为成员的抽查小组。我们利用天时间，对五间房村、西沟村、庄头营村、东高楼村、城子地村的情况进行了抽查。对这几个村的中心户进行抽查。一个中心户抽查全部当年出生婴儿。听取中心户长汇报，查看中心户的信息月报卡，育龄妇女登记册，把中心户的信息月报卡与村级七册逐一进行核对。
二、抽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当年出生婴儿是否漏报、错报、瞒报。
（二）初婚是否漏报、孕情是否漏报。
（三）育龄妇女人数乡、村、组三级是否一致。
关键词:语文 实践 社会 活动
记得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个节目,叫《谁不说俺家乡好》,所以,我想能不能开展一个热爱家乡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于是,我决定开展一次题目为“爱家乡――村名大搜索”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从寻找村名,到编写材料,再到调查访问,组织学生进行调查等等,总算在预定的时间里,我完成了这节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课的课堂展示。下面,我结合自己上这节课的感受将自己如何确保这节课的语文“味”,明确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方向,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谈以下几点。
一、扩大参与面,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我的这节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汇报课上得还算成功,学生充分的准备超过了我的预料,我想,很多学生参加了之后,一定会多了很多启发和思索。这对于我而言,即使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了。看来,只要我们努力去想,努力去做,就一定能推出很多受学生欢迎的、肯定的教育活动。最后,也离不开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同学们的热情参与,因为有了这些前提条件,我才可以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这节课。此次综合性学习开展以后,校园一直沉浸在热烈的气氛当中。我陆续收到了几十份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搜集材料。细细地品读其中的材料,深深地为一些同学、老师、家长的举动而感动。此次参加人员不仅有学生、更有教师与家长,人员参与面广,活动得到了学生、教师、家长的广泛认可。
二、体现学习的探究性,满足学生的智力期望
新课程改革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素质,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提倡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就要求学生积极参与,亲身经历,在各项活动中去“做”“考察”“实验”“探究”“体验”“创作”,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时,通过学生活动前的收集资料、制订方案等,让学生先尝试、自学,或者在课堂上先交流方案,在收集与交流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教师再将学生的问题分类,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就会围绕不同的话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不仅个性化、生活化、多样化,而且学习效率高。
我这节课的重点,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搜集和使用证据上,根据学生的搜集程度向学生提出问题,这就要他们自己决定哪些材料是相关的,并能对材料做出解释。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细心观察和全面分析能力,正如探究科学的作用一样。学生在收集、筛选和分析证据并进行论证过程中,需要指导、鼓励和实践。然而,如果不想让这些活动枯燥乏味,就必须使活动在智力上满足学生的期望。
三、关注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特点,切合学生的心理体验
为了防止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热闹,忽略了活动的语文内涵,以至于模糊了与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的界限。变成一次普通的社会实践,我充分了解了学生的家庭环境,家庭所在村庄环境,以便进行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设计。在设计中,我处处引导学生从语文的角度分析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既尊重学生的劳动,又不忘把语文教学融入其中。如我提出让学生尝试用一句话概括村名的由来,为自己的村子设计文化牌等问题。学生个性的多样化,要求我们的思想具有开放性,提出的问题既符合语文的主题又能切合学生的心理体验。
四、关注不同情境,实现课堂语文教学的灵活迁移
语文综合性学习主张综合运用语文知识解决跨领域学习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这就要求老师要关注学生开展活动的不同情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设计好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题目,实现课堂语文教学在课外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中的灵活迁移。如学生在活动中,原本想通过摄影、搜集老照片等展示事物的原来面貌,我就鼓励他们形成书面材料,用文字展示自己收集到的成果。对原始材料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也是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有效整合的过程。学生在实践中改变原有的设想,在活动中学会用文字对材料进行归类、展示。我把现实社会作为了语文向外延伸的第二课堂,现实社会也是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课最好的教材。
在这节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课教学中,从方案确定、内容安排、流程设计等方面我始终坚持引导学生们紧跟“语文”这个活动方向,在教学中“体现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让学生的语文素养在整个活动中得到发展,这是提高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效益的目的,也是发展学生开拓自我,发展整体素质的美好前景。
本次语文社会实践活动教学设计如下:
探究村名文化实践活动课
【教学目标】
1.调查村名的由来,了解村名背后的传说故事、时代背景、风土地貌、诗经典故等,能根据村名创建村文化牌。
2.学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深入研究村名的由来,引导学生主动关心社会生活;提高收集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文化的感情。
【教学重点】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村名的由来,并创建村名文化牌。
【教学难点】
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透过村名了解历史,感受农村文化的魅力。
【教学资源】
学生准备:
1.收集成长地区的村名,了解村名的由来,做好笔记,了解每一个村名的来源并做好记录。
2.自制的村名小书签。
3.卡纸、彩笔。
【教师准备】
自制课件,村名由来等。
【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1.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查、看、听、问”等多种方法大量收集附近村名或听说过的村名。
2.了解全班收集的村名情况,并进行鼓励评价。
3.激励、指导学生做好记录,并编进《家乡村名文化》小册子。
第二阶段
1.引导学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村名重点研究。
2.学生根据所选村名进行分组,深入研究这个村名的由来。
3.指导学生把研究过程和研究所得写成调查日记,并附上相关材料。
第三阶段
1.了解广告创作的方法。
2.在学生了解村名由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就村名由来进行村名文化牌的创作。
【教学设想】
一、激趣导入
今年刚开学时,有个同学问我:“老师,你的家在赵庄,赵庄这个村子是不是因为老百姓姓赵的特别多才叫的这个名字呀?”这个问题问得多有价值呀!同学们都觉得很有意思!都想知道没一个村名的里都蕴含着什么呢!于是,我们就“双高”“刘高”“大田家”等这些村名进行了研究。
二、汇报村名研究情况,学会收集信息的方法
(一)前期,我们就周围的村名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请同学们把你们收集的村名举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说说你一共搜索了多少个村名。
1.请一个组说说收集的村名个数。
(1)鼓励本组收集个数最多的同学。(你目前创造了你们组的最高记录,给你加上一颗星)
(2)还有没有同学从数量上超过他?鼓励刷新他记录的同学以及创造我们班收集村名的最高记录的同学,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
2.展示学生收集到的各个村名,让大家看到优秀同学的收集不仅搜集的多,而且书写也美观大方。
3.汇报村名。(师提示:“家乡的村名有很多,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得到展示,每人只说一个村名,后面同学说的不能和前面同学说的重复。一定要听清楚呀!)
(1)强调学生吐字要清楚。
(2)强调学生声音要洪亮。
(3)强调其他学生要认真听,不要重复。
(4)顺便用一句话介绍一下一个村的显著特点
(二)这些村名你是怎样搜集到的呢?(引导学生学会收集信息的几种有效途径)
1.查一查
上网、看利津地图、查《利津县志》
2.问一问
问长辈、问当地警察、问出租车司机
(动手、动脑、动口都是好办法)
3.看一看
看《利津新闻》,看乡村公交车站牌
4.听一听
听《凤凰之声》,听街坊聊天
5.走一走
和家长一起走亲戚
(师边归纳,边板书方法“查、问、看、听、走”等方法)
师小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想到你们用了这么多种方法搜索村名,真可以建一个《村名大全》了!”
(三)村名的由来
1.我还记得,在调查中,有个同学曾高兴地告诉我,每个村名都有个由来呢!
就这个方面,我们展开了深入地研究,下面就来展示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吧!
(1)建议同学们选择你最感兴趣的,用彩色笔清楚地写在卡片上,向本组的其他同学说说它的由来,听的同学要帮他说清楚呀!说完后,咱们让几个同学向全班展示一下。(师巡视,用笔记下好的内容和同学)
(2)汇报。学生汇报到哪个村名的由来,各组长进行归类和拓展。同时关注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各种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
(3)为什么有的村名叫“家”,有的村名叫“庄”呢?
明代及以前所建村庄多以居民姓氏命名,如冯家、于家、刘家、潘家、贾家等,总计达10多个村,其中由同姓亲族几户同时迁居立村的多带有“庄”字,户数略多的带有“村”字,如赵家庄、赫家庄、于家庄等。次之以地形地物取村名,如“三岔、南楼等。还有以姓氏结合地形地物命名的,如赵家夹河、刘家夹河、马家夹河等。此外,还有以下几种命名形式:以方位命名的,如南宋、北宋、西宋等;以村庄周围生态环境命名的,如枣园、崔林等;以户籍编制命名的,如十六户、六户等;以村庄原有建筑物命名的,如塔庄、房屋、楼村、南西屋等;以居民职业命名的,如簸箕刘、药刘等。
还有一些单一亲族村落因姻亲关系变为多姓亲族联合村庄,后因“坐地户”居民迁走或绝嗣,或后迁居民姓氏人众而更名,如北部乡镇集贤原名刘家,后更名集贤。还有一部分聚居相邻的单一亲族村因村庄的扩展相互连接一起,而合并为多姓氏联合村庄,如十里堡即为原几个不同的单一姓氏村庄扩展为多姓氏联合村庄。
教师小结:同学们,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们家乡的村名多有意思呀!有的怀揣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有的表达着一种思想或愿望,有的标示了一处特别的建筑……
三、关于家乡村名文化牌的创作
(1)既然村名的由来里包含着许多有趣的知识,那我们就从村名的由来考虑,或从村子现在的特色产品、加工产业考虑,给这个村打个广告,做个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家乡,来我们的家乡做客!
(2)你可以独立创作,也可以邀请伙伴合作,把创作的广告写在卡片背面。
交流几个孩子的作品,重在从以下几个方面点评:
①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②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③形式多样,小诗、对联、顺口溜。
④通俗易懂。
⑤语言形式优美。
四、总结
同学们,你们可真不简单,用咱们学过的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接下来,你们可以继续开展活动,并把你们的研究结果上报给文化部门,说不定村名文化牌上还能看到你的作品呢!
最后,把你们制作的村名小书签,送给亲朋好友,希望他们能通过我们的研究,更加了解我们可爱的家乡,热爱我们可爱的家乡!好,下课!
关键词：家族记忆乡村记忆工程家庭建档
乡村记忆工程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日趋明显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各文化单位发起的对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乡村历史和乡村变迁采取的保护传承。[1]在此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档案部门顺时而动，组织开展乡村记忆工程，保护抢救乡村记忆。如威海市环翠区档案局开展“城乡记忆工程”、浙江省档案局发起实施“浙江记忆工程”、上饶市档案局开发“上饶记忆”网、天津市档案局组织实施“天津乡音记忆工程”等等，凸显出档案部门积极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主体责任和时代意识。乡村记忆工程的持续推进需要依托各种文化媒介才能得以保护传承，无论是有形文化媒介如祠堂庙宇、家谱村志、渡口桥梁，还是无形的文化媒介如、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等都可以成为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载体。从上述由档案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乡村记忆工程中，笔者发现家族记忆是乡村记忆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基于此，本文希望借助家族力量，丰富乡村记忆工程建设途径，深化乡村记忆工程的建设内涵，在国家――乡村――家族的“记忆连续体”中，建构和谐、共赢的乡村记忆。
一、家族记忆及其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一）家族记忆的概念
“聚族而居”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一种传统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是以家族为产生的自然基础的。因此在界定家族记忆概念之前，笔者首先对家族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家族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商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代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2]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则发端于改革开放之际，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修谱祭祖、建祠等家族活动的日益增多，不仅说明家族成员对家族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而且反映出近年来村落家族复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3]
随着家族复兴、家族活动的增多，家族记忆随之生成和重塑，这种家族记忆的生成和重塑为乡村记忆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乡村记忆空间。换句话说，乡村记忆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祖先拥有一套独特的存储记忆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家庭记忆，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一旦被社会群体所认同，便会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社会习惯’”。[4]具体而言，上述行为方式主要有编修家谱、祭祀仪式与祭祀活动、修建宗庙与祠堂、立石碑与牌位、制定族约族规、讲述祖先的传说故事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族记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记忆，还包括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记忆。如果说古代所形成的家族记忆是为了缅怀先人，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家族记忆内涵更广，既包括对祖先的记忆，又记录着自身“小家庭”的记忆。“小家庭”的记忆一旦被家族推崇到一定地位时，便会被打上家族记忆的烙印，如挖掘出的各种杰出人物的手稿、日记、信件、旧物件，旧住址等。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记忆形式和内容外，现代家族记忆还来源于照片、录音、视频，各种家庭聚会、家规家训、家庭优秀人物的事迹等等，这些记忆经过提取、编码最终内化为家族记忆。
（二）家族记忆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1.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存在互构关系。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重塑家族记忆需要从乡村记忆中提取相关记忆资源，重构家族记忆；二是家族成员在乡村范围内展开的记忆活动，间接构建了乡村记忆。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这种互构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利用该村的刘公祠建成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将原来用来保存家族记忆的展览室改建成“乡村记忆馆”，对外宣传该村的历史文化。此外，档案部门、村委会还向村民征集各种家谱、老照片、老物件等，利用既有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实物影像等包括家族记忆资源在内的众多记忆资源，来反映村落发展历史，构建乡村记忆。在乡村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互动过程中刘公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鱼圻塘村地标性建筑，该村也成为将家族记忆保护与构建乡村记忆充分结合的典范。
2.家族是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乡村具有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家族观念深深植根于广大乡民的心中，家族文化活动甚至会在一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中提到，近年来编修族谱者一般是本族一些辈分高、热心公益事业且有较高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医生和基层干部。当家族精英参与编写村史、村志，以多种途径参与记录乡村记忆文化时，乡村记忆保护传承工作所遇到的阻力会大大降低。
二、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乡村记忆工程作为延续乡村文脉的文化保护传承工程，不仅是地方政府或档案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笔者在阅读大量中国传统家族延续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中，选取出较具代表性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两种家族行为方式，并创新性地提出家庭建档、数字家书等方式，将其作为重构家族记忆的实现路径。
（一）重构家族记忆的传统路径
1.编修家谱。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档案传承后世。“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的观念从古至今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作为有着丰富文化积淀的徽州古村落，保存了自明清以来的族谱、宗谱、祠谱，包括堪称孤本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清乾隆版明经胡氏统宗谱、民国版龙井派宗谱，这些宗谱真实地记载了宅坦村明经胡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和地方风情。村长胡维平完成了反映宅坦村历史变迁的村志《龙井春秋》，在内容上形成了志谱结合的“特殊体例”。可以说，编修家谱对村史、村志的编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乡村演变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为此，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档案部门需要对编修家谱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如吸纳文化部门以及历史学家、档案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等参与，为家族修谱和保存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档案馆、文物部门接收民间族谱进馆保存，为家族记忆的保存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2.重修祠堂。祠堂是一个家族乃至村落发展的内核和象征，它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承载了深厚的乡村记忆。同时，祠堂也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家族的很多仪式活动都需要借助祠堂来完成。正因为此，保护祠堂文化也成为村落文化保护的重点。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保护、传承和利用好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建筑风貌、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彰显乡村建设特色，并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后世。浙江省档案局亦围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针对性地将村落中原来的家族祠堂进行修缮并改建为文化礼堂，使其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场所，吸引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
（二）重构家族记忆的创新路径
1.家庭建档。家庭是构成家族的基本成分，家族是以核心和扩展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建档是家族记忆流传后世、继承家族记忆的创新形式。比如，《徐霞客游记》《鲁迅日记》《曾国藩家书》等文学作品就是将家庭档案中的日记、书信等收集整理成书。同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制作一份家庭档案，其实就是留给未来的一份宝贵记忆。随着乡村记忆工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建档的观念会日益加强，它不仅会成为一种保护家族记忆和乡村记忆的新形式，而且将是乡村记忆工程保管乡村记忆的新形式。
2.数字家书。传统的民间家书被认为是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号。为了抢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了“抢救家书活动”，并在十年间征集家书四万余封。为了方便家书的信息服务与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还启动了“数字家书”项目，以便留存家庭记忆。“数字家书”项目不仅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传统纸质家书的数字化与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建设数字家书管理和利用服务平台为每一个家庭提供“记忆账户”。
此外，为了鼓励家族成员可以深度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承办各类活动或创办电视节目，来吸引家族传承者主动分享家族故事。其中，这个故事可以是一个老物件、一段传奇经历、一组家训或家族礼仪等。如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类节目《我有传家宝》便是以传家宝为载体，讲述家族传承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家族文化，进而实现了重构家族记忆的新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ATD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华东.论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性质与特点[J].档案，2016（2）：14-19.
[2]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
[3]郭南南.宗族势力复兴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D].安徽大学，2013.
城市话语中的农村
以此作为思维的起点，就能更完整地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图景。当以城市人的口吻提出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念被普遍认可的时候，农村反而容易被当成一个临时的居住地，一个大城市“摊大饼”运动完成前的一个容留所，而不是一个让人安土重迁的家乡。
按照城市话语的逻辑，转移农村人到城里来工作是解决农村 问题 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各种各样的城市化和 工业 化主张及争议不绝于耳。但这种偏执于一端的单线思路既存在逻辑漏洞，也正在遭受各种现实的挑战。
从常识来说，完成分布广泛的数亿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绝非一两代人可以实现的目标。既然如此，那么居住在农村的人在完成转移之前是不是就必须要忍受落后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环境与城市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大多数赚了一点钱，但还不足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人，或许只能选择不顾一切涌向城市，进一步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降低城里的工资水平。
并且 经济 增长不可避免存在周期性，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的消化能力也必须遵守边际递减的 规律 。在改革26年之后， 目前 水平的城市们为农村劳动力留下的空间已经不会很大。“民工荒”或许只是工资涨幅低于通货膨胀时，就业市场一个供给不足的假象而已。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也可以从当前的贸易状况中体现出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出口所累积出来的巨大贸易额的背后，就是多年来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军。在转移压力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对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性难以减低，所谓的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也就难以实现了。
回到农村看农村
没有人会反对城市化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农村将长期作为很多人的家乡的现实。忽略这一点，或许就失去了破解上述农村难题的良机。
“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占58.2%，即使到2030年，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收入，我估计也至少还有30%的中国人将留在农村。”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说。作为一个对中国农村 发展 问题有着系统 研究 的经济学家，他一直是新农村运动的坚定倡导者。
在其以比较优势 理论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倡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关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和道路网化的新农村运动主张一直并行不悖。“如果五六亿人没有 现代 化的生活，我们就不能说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林毅夫说。
概括起来，新农村运动倡导者的主张就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村的基础生活设施，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同时，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并在建设过程中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
除了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之外，倡导者们还 总结 出这一策略的两大特征。一是从投资来看，城市里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农村里面的投资是劳作力密集型的。在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投资时，都是用的当地的工人，当地的材料，因此投资能转化成农民的收入。二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买得起马买不起鞍。”林毅夫教授在形容基础设施落后对农村消费的抑制时说。他在1998年时便提出了存量需求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存量需求是指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性或者是政策性的原因而无法实现的需求。
针对当时通货紧缩的状况，他认为有四块存量需求是：FDI、民营 企业 的投资、城市白领的消费需求以及农村的消费需求。其中农村的存量需求是最大的一块。据悉，到2004年底，我国70.8%的人以农为生， 58.2%的人还是居住在农村。他认为，限制农村消费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收入水平低外，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至于农民有了钱就只能盖房，而不是用来消费洗衣机等电器。
据统计，由于实施村村通电视、电网改造和同网同价等措施， 农村 的电器消费量已经迅猛增加。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台；而到2004年，数字依次变为了75.1、 17.8和37.3台。林毅夫认为，这两组数字一方面证明了存量需求 理论 的合理性，同时也表明农村的消费需求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通往新农村的荆棘
新农村运动主张贡献或许就在于把解决农村 问题 的视野从城市一极拉回到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局面中来，让农村既可以恢复作为众多人家乡的诗意面目，也可以让其成为释放产能的必要空间，从而推进 经济 发展 进程，为自身的城市化助力。
这个产生于本轮经济周期初始时期的主张，在新一次过剩或将来临、劳动力转移形势更加复杂之时，的确有重新提起的必要。不过，在1998年时困扰这一主张的那些客观因素似乎也还存在着。
比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支持究竟应该来自中央还是地方，双方各自应承担的比例是多少？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如何保证相关财政投入的有效使用？在部分地区基本生产设施建设尚且欠缺资金的情况下，展开新农村运动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在农村医疗卫生以及 教育 投资的需求面前，农村公共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的意义又有多大？
关键词：乡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110-03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是苏区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据统计，自1978年至今，发表相关论文38篇，出版了相关的专著或资料汇编25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研究的，缺乏从基层政权建设视角来看待教育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来探讨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期望能对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所助益。
一、教育乃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同志为领导的革命者看来，革命与建设两者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故而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的同时也肩负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担。乡苏维埃（简称乡苏）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村的基层政权，与农民最接近，它的巩固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红色政权的成败。从乡苏政权建设的角度而言，它既需要与政权建设相匹配的有能力和水平的组织领导者，也需要受到相应知识教育的广大农民群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乡苏政权建设之初，两者的水准与政权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政权建设的相关教育显得极度迫切。
认为：“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事。”[1]343可是，当时的中央苏区乡苏干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缺乏，二是素质不符合政权建设需要。乡苏作为基层的政权，需要众多的基层干部，但是，当时的基层干部极度缺乏。1929年10月，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向省委报告说，农村基层干部“应付不来，而且不够分配，处处感觉人力（少），这是闽西目前的普遍现象”。[2]1511930年4月，巡视员张怀万在巡视赣西南根据地时痛感农村“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南唯一严重问题，因为工作的开展，—时创造不出来这样多干部，现在各乡委工作大都建立在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亦是新提拔的工农分子”。[2]210更为严重的是，就连这极为稀少的现有乡苏干部状况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政治水平低，工作上事务主义，干部只做行政的技术的工作，忽视政治上的联系，处理问题简单化，导致工作上错误和造成损失；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肤浅，工作能力提不高。尤其是工农干部略为识字或能写普通信件的为数不多。[3]111-112乡苏干部的稀少和素质低下对于政权建设极为不利，人员少使得某些最基本的工作也无法进行，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农村“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2]5更遑论别的职责了。而素质低下更是对乡苏政权产生不良的影响，“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4]72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乡苏政权最基本的选举活动都走了样，有的乡苏把吃鸦片烟的民众一概剥夺了选举权，有的把45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乡选举委员会分会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和第二次选举运动中，许多地方农村干部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1931年12月，中央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指出“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70-72
在乡苏政权建设过程中，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群众的状况无法跟上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首先，农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如闽西地区250万人口，只有几十所中学，几所农校和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几百所公私立小学或学堂。[6]3由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众多的文盲，据在寻乌县的调查，该县不识字的人达百分之六十，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不超过三百人。[1]224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央苏区农村群众普遍没有民主参政议政意识，对政权的相关活动不甚热心。在乡苏的民主选举中，农民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涵义都无法理解；在中央苏区的许多地方，农民们认为不管谁掌权，最终还是老百姓吃亏，对乡苏态度漠视，甚至不参与选举。[7]102其次，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封建落后观念根深蒂固，农村群众间隔阂较深，比较突出的有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等。由于社会组织宗族势力强大，“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4]74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阻碍了乡苏政权建设。最后，农民还具有满足现状、不思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尽管由于农村贫富差距严重，农民在现实中也有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但许多农民没有强烈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愿望。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认为湘赣边界的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有很多人颇觉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气象。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8]49
要改变乡苏干部缺乏、素质差的状况，需要对干部进行培训和教育，而要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组织庞大的政权建设队伍，也必须进行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让广大群众识字、读书和明理，使其砸碎精神枷锁，摆脱愚昧状态，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从而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政权建设中。认为，许多乡苏之所以名不副实，是因为缺乏对于新政权和新制度的宣传和教育。[4]7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大会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的重要作用，建设工农阶级的文化事业使群众的智识增进，政治水平提高，以发动阶级斗争，坚强阶级意志，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9]70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要用教育与学习方法……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10]29
二、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革命和建设为核心，是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是开展农村干部教育，以培训乡苏政权的基层干部；大力发展儿童教育，以培养革命的新后代；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造就根据地建设的各类技术人才；发展师范教育，以输送红色学校教员。此外，还辅之以工农业余教育。
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11]200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农村干部教育，将其当作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来抓。苏区干部教育有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党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央干部学校有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等，地方上的干部学校主要有湘赣省委党校、闽浙赣省共产主义学校等。在培训班和干部学校学员中，乡苏干部占较大的比例，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建设、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乡苏革命和建设等，力图用简明的道理，启发干部，提高革命和建设觉悟，造就了大批领导农村革命和建设的各级干部人才，积极参加乡苏革命和建设工作。[6]671934年4月10日，为了教育干部，指导乡苏工作，撰写了《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对乡苏主席团的工作、代表会议工作、村的组织与工作、乡与村的委员会、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革命竞赛与突击队、区苏对乡的领导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
苏区的儿童教育，是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小学以培养“目前参加阶级斗争的新后代”和“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作为自己的任务，布局比较合理，为儿童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除了全日制小学外，还有半日制小学，招收年龄较大、家庭负担重、全日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入学。这些学校后来统称列宁小学。小学主要的课程有国语、算数、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劳作实习等，课程的特点是，每周上课时数较少，劳作实习、社会工作作为正式课程列入教学计划，重视游艺课。每学期有两周以上的空余时间，以便组织儿童的长途旅行、参观等活动。[3]172
苏区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女子职业学校和短期职业中学为主要办学形式，以青年女子和青少年为主要培养对象。中央苏区农村的青壮年男子要参加红军，从事军事斗争或外出工作，大批的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是活跃在农村建设和各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办全日制普通中学和大量发展中等专门学校。因此，广泛地兴办女子职业学校，招收16岁至25岁左右的青午女子入学；发展短期职业中学，招收列宁小学毕业后的13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入学，以培养后方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专门技术人才，就成了苏区中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办学形式。[3]140-141比较著名的女子职业学校有闽浙赣省立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莲花县赤色女子职业学校等，一般都根据社会需要，设有缝纫、染织、编物、看护等专业。学生免费入学，在校实行半工半读制度、教学联系实际，学习期满后，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短期职业中学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重视教学实践环节，以农业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为了适应教学、生产技术实习的需要，当时强调农业中学要靠近农村或红军公田，棉业中学要靠近棉田，纺织中学要靠近机织工场等等。
中央苏区的农村师范教育，是从办教员训练班开始的。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打破常规，举办训练班，把粗通文墨的工农群众召集起来，经过短期培训，充当教师，以应急需。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红色政权的稳定，才逐步办起比较固定的列宁师范学校，在这同时，仍然不定期地举办训练班，以培训教员。[3]199当时把培养农村师资的学校统一规划为四种类型（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分别制定了师范学校简章，对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领导体制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师范教育制度化。
当然，中央苏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农业余教育，也有论者称之为扫盲教育。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闽浙赣省提出了“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让一个工农不识字”的口号。少先队、共青团也提出了“不让一个团员是文盲，也没有一个少先队员是文盲”，“每一个团员负责消灭一个文盲”等口号。在业余教育中，广大工农群众创造的夜学、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组）、识字牌等多种教育组织形式和俱乐部、墙报、戏剧、报刊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使业余教育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6]73-76
三、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绩效
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有效开展，极大地促进了乡苏政权的相关建设，大体看来，主要体现在：
首先，改善了乡苏干部的工作作风，使得乡苏政权得以较好地运转。在党和苏维埃的培育下，广大乡苏干部不仅有亲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优良品质，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出高度的民主精神。在著名的兴国县长冈乡，以乡苏主席谢昌宝为首的乡苏干部长年累月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自带饭菜去办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深入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们时时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带头”、“四模范”。由于长冈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任何号召，布置的任何工作，在这个乡都能很快得到落实。1933年12月，在《长冈调查》中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12]505-506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13]141的山歌开始在中央苏区广为传唱。
其次，随着农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积极参政，推动了乡苏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苏区的兴国、胜利、公略、长胜、博生等县，选民的参选率普遍高达70～80%，兴国的部分乡甚至达到了90%以上。[14]283事实上，农民群众已经能够对乡苏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了，如在上才溪乡75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21人，新选代表54人。下才溪乡91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50人新当选代表41人。[15]178
第三，有力地加强了乡苏的教育体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农村教育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由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组成的教育体制，极大地改变了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以义务教育为例，中央苏区基本上实现乡乡有小学。据1934年1月“二苏大会”统计，闽浙赣苏区有列宁小学280多所，在校学生9000多人。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万余人。其中兴国县学龄儿童总数有2.0969万人，进入列宁小学学习的就有1.28万余人，入学率达到61%。而在统治区，1930年全国接受小学教育的儿童只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2%。[6]66
参考文献：
[1]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袁礼华.论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J].农业考古，
2008，（3）.
[6]汤家庆.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6.
[7]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8]吴晓荣，何斌.土地革命与江西苏区农民心态的变迁
[J].农业考古，2009，（6）.
[9]叶春.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M].银川：宁夏人民出
版社，1999.
[10]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卷）[Z].北京：教育科
学出版社，1981.
[11]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12]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苏区党的建设与政权
建设（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13]危仁晸.江西革命歌谣选[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14]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5]李根寿，张逸云.中央苏区乡选的作法及启示[J].农业
考古，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