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关 键 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其次，批判的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意识到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归结到对它的世俗基础的批判，但怎样批判这个世俗基础，费尔巴哈恰恰又回到了抽象的“人”之中。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生活的经济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可能趋势，使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当新的唯物主义澄清了现实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在历史生活中的定位时，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获得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而且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意识，具有了反思历史与反思现实的力量，这样的反思才是一种现实性的批判，并在实践中促进现实革命化。正是理解了这一点，霍克海默才说：“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唯物主义总是在面对着历史本身，并在这种面对中获得批判历史的张力，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本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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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斯特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宣言》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04-04
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美国的福斯特十分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在福斯特看来，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无法回避与各种生态观的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也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福斯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例，既切实地考察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又充分地挖掘了蕴藏于这些著作中的深刻的生态思想。
一、四大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
为完成正面论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任务，福斯特首先注重马克思生态观的批判逻辑前提的确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建构必须至少完成五大理论逻辑的批判，而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展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解构。
马尔萨斯的理论集中表现在人口理论上。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食物供给只能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则按照几何级的速度增加，因此食物总是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马尔萨斯提出只有解决穷人人口过剩，让穷人阶级切实地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生育，才能解决最后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与结构。在他们看来，这一论调实质上不仅是一种粗暴和野蛮的学说，而且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谬论。福斯特表达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赞同，认为他们的批判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悲观主义，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做出了集中的分析。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本质之一就在于竭力反对农业家庭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就在于竭力反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进步。当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情绪已经被人类后来的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否定。恩格斯反复论证了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能够使生产按几何级增加的积极作用，当然，“人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
关于马尔萨斯学说的宗教自然观。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存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上的调和主义错误，认定马尔萨斯使这两者逐步堕落并在经济学上获得了相应的表现。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深入地剖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新宗教神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合谋的企图。恩格斯认为，实质上，私有制才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不能将人和土地合二为一，那么两者的对立将会永远存在。
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恩格斯也做出了批判。这一点，福斯特同样做出了高度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认定所谓自然法则造成穷人境遇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赞同欧文的观点，认为人口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造物主准备不足，而是在于人类法则的谬误，倘若将之归结为因素，那么这就否定了这一制度的任何改造的可能。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创立的第二大逻辑前提就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过程正是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乃是为了完成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必备的理论准备。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同的谬论，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福斯特强调，这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费尔巴哈不能容忍存在和本质矛盾的谬误；另一面，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对自然的抽象概念不能发现现实异化的弊缺。福斯特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原话，认为费尔巴哈忽视了鱼的存在被人所改变的事实。因此，消灭存在和本质不一致的根本方法也需要从实践中寻求。 福斯特认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为一谈的批判为消除人与自然异化关系找到了出路，也为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里，无论是人化自然，还是历史的自然，无论是人，还是历史与社会，都得到了真正的统一。福斯特强调，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福斯特由此总结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是马克思的理论重点绝不在于自然历史的推进，而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肯定，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本体论。
福斯特认为，对鲁道夫·蒙特等人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构建的第三个逻辑前提。福斯特提出，马克思一贯认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的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概念，从来充满了非历史、非实践和神秘主义的观念。福斯特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属的范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层面上针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相对科学的规律性理论，其具体的原理内容主要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原理内容引申而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内容则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形成先进的社会意识;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列宁曾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相吻合的，在时代的演进发展中，历史唯物主义不断获得更新与发展，其基本理念始终与时代的现实情况保持一致，为我国进行国家建设提供了科学化、先进化的理论指引。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展中的真实意义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重视个人自由的发展与价值的体现，是一种能够将历史与客观、整体与个体、社会与自然相融合的科学观点，在我国强调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国家建设事业的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更需要我们的深入探讨。
(一)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当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通常会谈到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人道主义，在很多观点中认为这两种思想是不能够并存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时，有的学者过于重视结构与体系的构建，认为个体的自由意志、价值体现和自身需求并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涵盖范围中，导致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结构、发展规律与矛盾探究的思想观点存在，但却缺乏一定的主体，甚至是对具有个人主义的论述展开批评，没有和人类社会建立起必要的、密切的联系，而这样做明显是将马克思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人学本质和具有与时俱进特点的生命状态给忽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在认识上存在偏差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完整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思想，而存在缺失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够对国家建设提出全面化的指导。1845年后马克思在其中思想中没有再通过抽象主义论述个人，而是通过自然与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来更加形象的阐述个人本质，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可以说这种重视个人存在价值与发展的思想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为本质与核心的存在，在此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延伸出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理念，从更加完整、全面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论述，使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引导整体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作用，也在引导个人实现价值呈现方面展现了突出的效用，成为真正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有利于更加透彻的、全面的认识人的本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凸显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也就是说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对全面掌握人在社会实践中价值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推动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人是实在的生命存在，社会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保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只有物质文明得到满足社会文明建设才能够有序开展，历史唯物主义中将社会与自然相统一，这是因为作为人类社会构成的人需要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自然的存在是人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前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生态文明核心理念的体现。第二，人与动物存在的重要区别就是人是通过劳动而存在的，除了表现在人能够通过劳动创造满足存在需求的物质基础，还表现在人能够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的价值、满足精神需求。这一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重视创业在发展民生工程中的重要价值。第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彼此之间是存在依赖、互助关系的，这种依赖关系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实现持续的发展，而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社会中才得以彰显并被承认，这一点就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中社会关系的协调、矛盾的解决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有利于辨证认识人民主体能动性和历史客观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中对人和社会的论述存在着一定的内在性张力，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因此在制定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时需要能够在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设，整体来说只有将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相结合才能够实现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使我国能够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丰富和完善，联系实际、稳步推进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的变革。
一、从“四处变化”说起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颁发了《课标2011年版》，两年多来，对其解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尤以谈《课标2011年版》相较于《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新变化的居多，包括《课标2011年版》修订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在《人民教育》（2012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10期）上两度接受采访或著文，但均对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作低调处理甚至没有提及。
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一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总体目标”中，指导思想用“唯物史观”取代了原来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课程性质”中，用“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取代“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四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取代“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作出客观评价”。
显而易见，以上“四处变化”实际上是因《课标2011年版》把指导思想统一为“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第一处变化略去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其他三处变化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一为“唯物史观”。
二、透析“四处变化”的哲理
首先，“四处变化”是对近年来关于是否要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教育与研究进行指导的争论的一个明确回应。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课标实验稿》后的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指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还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这无疑是一方巨石落入原本就不平静的史学理论研究湖面，击起千层浪。吴英、庞卓恒、王锐生、陈先达、郭小凌、于沛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指出：“当代仍要坚持、弘扬、发展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唯物史观。”[1]更有杂志社邀请国内顶尖的理论专家在同一期杂志同时发表八篇文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2]在持续的激辩之后，2010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发言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次，“四处变化”是对几十年来“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关于“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迟至2011年仍有学者在论述二者的细微不同。但正如张奎良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淆并用：几乎所有的哲学辞典或哲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3]所以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是“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全部解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四处变化”是对即将开始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的很好昭示。
教育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原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意见》进行深度解读时指出：“从今年开始，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近十年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4]这就意味着颁发于2003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将出新的版本，“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5]
第四，“四处变化”是对国家文本的呼应和教学实践中重视不足的提醒。
新中国第一个历史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标”是 “逐步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革命的战斗意志”，[6]随后在“教材编选要点”和“教学方法要点”中两度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科（江苏卷）的命题也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考试说明为依据，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统一的考核目标，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作为国家文本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都对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似乎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人员或教科书编者的事。因此，尤其是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视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中学课程设置，明确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内容等，通俗易懂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检索中学教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
首先，中学历史课程中有三处与唯物史观紧密相关的内容。
一是在必修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知识点中，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应该也产生了。二是在必修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点中，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表明唯物史观此时已传入中国。三是在选修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知识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其次，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有一处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的内容，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到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主要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指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776
再次，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四单元第十一课“寻觅社会的真谛”概括了唯物史观（课文中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三是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和曲折的、自然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所以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四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四、借力“学术争鸣”明晰唯物史观
首先，明确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何种时间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8]而标志历史事件是构成历史时序的重要关节点，故作为以探讨历史事件来龙去脉为要务的历史课堂，首先应结合史实明了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更何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意义尤为重大！
《辞海》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引者注）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此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强调的是“主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标志”，[10]更有学者将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一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11]基于在整个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直至1872年，恩格斯才首次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209因此，“时期说”应该更合乎学理，也更容易被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师生接受。
其次，明晰史观中的“山”与“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解读，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社会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纷至沓来，令中学历史教师目不暇接，以至于部分中学教师甚至专家学者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有所动摇。专家学者的争鸣在上文可见一斑，高中教师则表现为教学中只强调新史观、新视角，忽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讲授，甚至以唯物史观中某些过时的观点（如阶级观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整个理论体系，二者的共性是否定唯物史观作为宏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地位，以片面的史学研究范式替代或否定整个唯物史观体系。
实际上，明确史观中的孰是“山”、孰是“角”一类的争论或彷徨可休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的体系，具有博大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承认这些史观有其精华，有其长处，因而对其持吸收、借鉴和改造的态度……吸收现代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的科学精辟的观点和论述……借鉴诸多史观的视角、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源观等……转换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史观的哲学基础，让其成为奠定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史观，让其与生产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等中观史观一起，成为构成现代唯物史观体系的中观史观”。[12]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山”，是宏观的史观，其他史观则为“冰山一角”，是中观史观。也正是因为“山”在人们思想中的伟岸、强大和震撼，所以西方史学家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3]
再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如何培养？
纵览1950年至2011年新中国颁布的每个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学大纲），行文都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14]
作为资深的教育科研专家，白月桥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列出了20个他认为的历史教学中的一级观点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对应（见表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正在修订中，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在进行中，笔者撰写拙文，希冀能给修订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给忙碌于文山题海中的历史教师捧上一杯透心的凉茶，以解对唯物史观的求知之渴，从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渗透到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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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定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提法完全违背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整块钢铁”的旨意，列宁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可能的。[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这里重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性、整体性、统一性，并不能由此判定还存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这一定位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两者有时间上的先后；二是两者相提并论，平行并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个组成部分共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这两种情况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一个现实，就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看法与关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看法是完全割裂的，分门别类地把它们装入两个不同的框架中，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和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这势必造成人所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的断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截然分开，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本身就生存在统一成体系的世界中，而对于自然界形成的一般规律与看法并不是与存在于历史中的主体无关的消极对象，其中必有人的历史活动参与在内。因此，这一提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对象性活动，会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自然地割裂开来，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一定位在逻辑上隐含的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混淆，科学与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研究的是存在者，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对自然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思维规律的总结，就是对存在者的表述，这种表述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科学的表征；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在哲学的意义上，世界观并不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是对存在的把握，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是人生活于世界其中的批判性反思，是对科学思维的超越，这一过程不是规范地表述，而是能动地表征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称之为带有新世界观意义的哲学。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厘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才能真正体会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这一提法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的著述中从未有过单独或专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篇章和著述，他们从年轻时就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且终生致力于通过与社会现实接触的途径来把握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了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经济根源，表现了其哲学体系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恩格斯著的《自然辩证法》也是在总结和揭示自然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分门别类到综合体系直至到辩证科学思维方式的过程，这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晚年著的《资本论》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证，依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站不住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隐性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践唯物主义”的定位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改变了以上提法的直观性和片面性，且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样系的多样性，展示了以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理论内容。但其中隐含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体系，而实践本体论是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究，如果弄不清两者有区别，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在这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没有找到世界的真正本体，而只是把本体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进行理解，或者可以说是忽视了人对世界的能动性把握，唯心主义恰恰夸大了这一环节，又缺少了现实社会中的感性确定性。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和实践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把事物和现实世界看做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才真正把握了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在长期的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思考中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针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空场的批判，这一批判在哲学上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对象性活动”，亦即“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8页]。他表述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这是对实践较早期的理解和表述，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等“实践”纲领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纲领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实践开始展开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一新世界观的拱心石。马克思就是把实践活动看做是世界本体化的展开过程，从而探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如果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区别，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
二是没有区分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的哲学理论体系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实践性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无非是没有真正搞清以实践为内在思维方式的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也不能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性变革，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两千年的哲学变革，无可厚非地是使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转向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使西方哲学理论从理性霸权、概念宰制逻各斯统治的独断世界即传统哲学建构的“本体论世界”回归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真实世界，马克思否定追求永恒原则、绝对真理的哲学妄想，否定与现实相脱离、由概念建构起来并加以实体化的所谓独立的本体世界，否定了绝对化的哲学传统，使哲学找回了属于人自己的哲学。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一再强调哲学的世界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哲学的现实化。马克思在对传统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揭示了脑力劳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思维的抽象作用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随着思维抽象能力的发展，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规定，现实的一切运动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106页]，在纯粹理性完全脱离了现实或感性确定性之后，逻辑、意识的确定性只能在纯粹理性自身之内建立终极基础，“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反倒成了一切现实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本质上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其任务就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 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9页]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页]随后，又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7页]这一系列的表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向，把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变革为人自身生存视域内的实践思维方式，以此来探究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这种新世界观所面对的已不是传统哲学的问题和领域，而是开辟了哲学的新视域。依此看来，可以这样说，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在这里实践的意义是广泛的、无限定的，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中介，以此为基础，进而从物质生产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来理解人，揭示人的本质。因此，如果对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唯物主义不能很好区分的话，就会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论证
1、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关键。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还不能把握，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 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自《哲学研究》，2007.03]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和机械性，不能呈现出现象背后隐藏的真正本质；对于唯心主义来说改变了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历史的思辨思维方式，而真正能够从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根源，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实现人类的本体论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以历史的原则或解释方式形成的哲学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那也就必然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历史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而这个自然界又与人类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难道人类社会历史会脱离开自然界而单独存在吗？很显然，这只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不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说，这一理解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其理论体系就是以历史的眼光或视角、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历史为理论根基而进行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论学说，这也恰恰验证了后来恩格斯得出的论断，“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这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好解释，也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意义所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绝不是一个现成的结论，而是有其论断的理论依据。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中的以一定的物资资料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具体的联系，这依然是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历史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和经典的集中表述，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表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从事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主体必须是有历史性的人，他们要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不是任意抽象的规定。马克思又说：“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这足以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世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通过人类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深刻阐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这种新世界观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献中到处显现着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一种颠覆性的新世界观，而不再是以往“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模式，这里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这种新世界观就是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通过实践这种否定性活动而得到发展，人的自由、价值、发展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展现，这是人类生存的展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逻辑理路来建立其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一过程的展开和发展必须以历史的解释原则和理论根基来加以说明，而作为“直接的生命活动”、“感性的物质活动”等实践活动是构成这一过程的起点、根本前提以及存在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完成这人类历史活动的使命的，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的关注点应该是人类社会历史，他所关注的实践只不过是其完成使命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因此，其最终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3、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把握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象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机械性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提出来的，那么这两种称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本质的体现，都是在与它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提出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作为自为存在才是自身本质的体现，这种自为存在是排斥别物之物的。事物真正的本质不是在恶无限的与它物比较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而是一种单纯的自身联系，是回复到自身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一种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定性是不能在与其他哲学体系的比较中来体现的，这只能体现出他的某些特性，只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不能将其归为本质。其本质应是在其自身中呈现出来的，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本质内容的内在显现。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出发点和旨意，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总结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重视的应是生产关系，其基本结论应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表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制约关系，而不是决定关系，而这一理解也是忽略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应该说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有一定的联系。马克思始终把生产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反对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能动的、客观的、物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理解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脉络，不会造成彼此分裂的局面，澄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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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针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合法性”问题，柯亨便开始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柯亨采用了功能的解释方法使得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而这种功能解释的方法能够发挥效用是因为柯亨自己重新地定义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定义。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本质上是对哲学框架进行了重新的构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更加地清晰。
【关键词】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理论重建
柯亨是英国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学家。他的作品最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柯亨想要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简单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对其原理并没有深入的讲述。可是因为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很好地解释了他自己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使得有人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造成误解和扭曲，这些误解并没有能够正确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有些已经完全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了。所以柯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面进行探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可以得到化解。
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
1.1 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含义
首先，柯亨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生产力的概念。他提出，生产力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作品中词语的译文，而人们对译文已经深深接受甚至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可是柯亨同时指出，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是没办法真正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他认为生产能力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柯亨觉得生产能力这个词译得更加地确切，可是他同时也觉得生产力这个词的译文是依据马克思的作品语境来使用的，所以不可以把马克思作品中的所有的“Produktivkr powers”都译为生产能力。其次，柯亨认为生产力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使用原料，通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东西。也就是说，柯亨认为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物质性作用的东西是不能看做生产力。所以可以从中看出，柯亨的生产力是除去了社会特性的部分，让生产力变为纯粹的物质性的东西。
1.2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含义
柯亨对生产关系的组成和组成部件之间的联系进行重新的界定，从而阐明和澄清了生产关系的含义。他认为生产关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通过这两个部分来相互联接。要知道，如果只有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个生产关系就只可以联接至少一个人和最多一个生产力。柯亨指出，对生产关系的重新说明是为了剔除法律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定义。
1.3 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样，柯亨将经济基础界定为是生产关系的加总。他强调，马克思中的经济基础是没有包含生产力的。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澄清，柯亨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只是指出，上层建筑是由一组非经济的制度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法律这方面。那么，可以看出，柯亨是将艺术、道德等这些内容从上层建筑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话就大大地缩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2 功能解释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柯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域澄清是为了建立以功能解释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地位可以重新得到确立。这里讲的功能解释是指由解释它东西的作用来决定呗解释东西的特征。柯亨之所以在功能解释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要牢牢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联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保持这两部分的协调一致，从而保持了联系的稳定。柯亨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解释性的说明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使用的这些说明方法的深入分析与探究，柯亨猜测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构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要解释的东西分成两部分，然后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是，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马克思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对这种方法的结构进行一定的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影响机制，导致人们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产生误解与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方法，在柯亨看来，这些种种的解读方法都没办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做出一定的确切的阐明。他强调，功能解释在研究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柯亨的功能解释主要是以解释为基础，规定了被解释东西在解释中的排位顺序，从而保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可以更加地明确。在这样的前提下，柯亨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把人类历史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时代。柯亨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阶级社会必然包括了生产性和不是生产性这两大部分，而所谓生产性就是能够生产处超越自身价值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从而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在较前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仍然处在不是很高的水平下，而这种水平仅仅只能够维持人们的生存，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剩余产品可言的。而在较后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可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剩余价值，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这些剩余产品还是不够用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的。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中，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接下来的第四阶段就是后阶级社会，在这个阶段中不存在原始性，同时存在大量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了，而是可以将自己的剩余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生产财富的活动上去。
3 结语
到如今，柯亨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他通过使用功能解释的这个方法来清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矛盾与冲突。要知道，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可以发挥效用是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对基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柯亨的这种重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范围的新的界定，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得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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